11月是個選舉月；但對喜愛京劇的戲迷來說，卻是個看戲的大好時節，上海京劇院與台灣國光劇團即將接力尬戲。先登場的上京院演出海派藝術代表作《狸貓換太子》（上、下本）、改編雨果《巴黎聖母院》的創新京劇《情殤鐘樓》，及經典老戲《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國光則集結京劇首席老生唐文華與崑曲藝術家溫宇航，推出清宮大戲《康熙與鰲拜》。聽厭選戰話題的民眾，不妨進劇場看表演藝術家如何用戲曲詮釋歷史故事。

上京院《狸貓換太子》曾在1990年代來台演出。台灣大學戲劇系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表示當時就曾看過。她回憶，那時全套演來長達十幾本，「劇情曲折離奇、過癮至極」，不過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難免拖沓」。

時隔20年，上京院深知當代觀眾喜歡情節緊湊，已將十幾本的《狸貓換太子》精修為上、下兩本演出。王安祈認為，新編劇本更精鍊、好看，人性刻畫更深刻，眼看壞人就要遭到報應了，劇情卻突然大逆轉，難怪可以成為海派代表作，傳唱不歇。

用京劇演《鐘樓怪人》

雨果《巴黎聖母院》曾被改編成音樂劇《鐘樓怪人》，上京院則創新改成京劇版《情殤鐘樓》。著名旦角史依弘在《狸貓換太子》裡飾演寇珠，到了《情殤鐘樓》，搖身一變為「異國的歌唱精靈」。

王安祈說，史依弘原本攻刀馬旦，以武戲《火鳳凰》走紅，因身手矯健、敏捷，有「彩色旋風」封號。她說：《情殤鐘樓》裡的史依弘「不是安靜的青衣」，戲裡不只有京劇的唱念與身段，還融合了民族舞蹈，轉起圈來，真是名不虛傳的「彩色旋風」。

王安祈表示，看過音樂劇《鐘樓怪人》的觀眾，可在《情殤鐘樓》看到不同於西方，取材無顧忌的海派風格。「海派藝術的特點在於勇於追求創新，劇情高潮迭起，演員表演生動，情感淋漓，不管是老戲迷或是年輕觀眾，都能得到不同的看戲樂趣。」王安祈說，相較於北京的京朝派規範嚴謹，講究「不食人間煙火氣」的意境及演員的氣度；海派藝術更接近現代的戲劇觀，一定能滿足戲迷的聽覺及視覺。

康熙、鰲拜人物立體化

國光大戲《康熙與鰲拜》，則一改國光過去幽微細膩的女性主題，展現豪強的雄性風格。王安祈特選原由大陸編劇家毛鵬所創作的清裝時事京劇《康熙出政》作為原創藍本，但是交由劇團助理研究員林建華，進行大幅度的重新修編。

一般史書記述康熙與鰲拜的故事，多描寫少年天子康熙親政後，與權臣鰲拜展開的君臣之爭。這兩位歷史人物在史書記載下各有形象。康熙，曾被譽為史上四位「千古一帝」之一；而鰲拜有說是「老臣謀國」，迫於形勢逼人而謀篡；也有說鰲拜就是傳統形象中結黨營私的跋扈之輩。不過，林建華認為，若以這種角度詮釋此兩位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太過平板化、窠臼化了。」

林建華指出，才14歲的康熙，面對老臣鰲拜有意謀反，政局陷入驚濤駭浪，堪稱「沉著以對」，在心機方面屬「天縱英明」型。康熙吸收鰲拜安排的「間諜」虎爾哈，一路操弄臥底、反臥底於掌中；並假遊戲之名組織「布庫戲」、暗中備武，均出自其心機算計，最終得以如願扳倒權臣鰲拜。

女人的心機常用在感情控制，男人的心機多用在爭取外在權勢。」林建華觀察表示，男人耍心機最常用的兩招，一招是如香港黑幫電影《無間道》，深入刻畫了臥底及反臥底；另一招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他以康熙、鰲拜為例，「兩人都想扳倒對方，表面客客氣氣，甚至互相請罪，就像馬王一樣。」

「朕知道了」添趣味性

導演李小平強調，鰲拜不是一開始就想謀朝篡位，而是在周遭眾人慫恿下，才踰越君臣界線。因而特別要求林建華為鰲拜加寫一段｢勇士歌」，呈現其戰功彪炳、被封為「滿洲第一巴圖魯（勇士）」，身為三朝元老、最終英雄末路的悲劇感。

王安祈也表示，林建華除寫透男人心機，也深度體現出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例如描寫鰲拜奪權的出發點，其實心存穩住滿人的政局，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處，跳脫傳統奸臣「壞到底」的一貫窠臼。

康熙、鰲拜分別由小生溫宇航、當家老生唐文華詮釋。唐文華在表演上揉合老生與花臉行當的特色，呈現出更為立體的角色情感。溫宇航為戲瘦身，以求內外在皆能表現少年有志的天子。

康熙與鰲拜相鬥故事，曾被金庸改寫為小說《鹿鼎記》，後更改編為電影。林建華除加深鰲拜的戲分與心理變化層次，還特地增加一名小太監「小桂子」角色，讓丑角上場插科打諢，連電視劇經典台詞「朕知道了」都將在戲中出現，沖淡全劇的嚴肅感、悲劇性。 

（作者係文化工作者）

上海京劇院《狸貓換太子》（上、下本）、《情殤鐘樓》、《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

11月3日至7日（台北國家劇院）

國光劇團《康熙與鰲拜》：

11月28日至30日（台北城市舞台）

104年1月3日（台中市中山堂）

104年1月10日（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 既是一部制度演進的歷史，也是一部人自身不斷進步、完善的歷史。講究「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決策文化中，決策者的作用一直為人類所重視。自古以來，中西方在自己特有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識人、用人機制。但由於其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最終形成不同的用人制度。

選拔人才的標準不一 

識馬vs.賽馬

馬克思指出，地理環境是孕育人成長和制約人活動的舞臺和地平線。不同的地理環境孕育不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政治傳統。

中華民族生存繁衍於相對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較少受到來自大自然的壓力，複雜的地形和多樣的氣候，形成了具有東方特色的治水文化。治水文化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注重群體意識和集體觀念，培育著古代中國人謙恭、內斂的人文氣質，中庸、莊重、謹慎的行為戒律。從春秋戰國直至隋初，「伯樂」們通過「養士求賢」、「察舉征辟」方式來實現對「千里馬」的選拔，最終實現利人、利國、利天下的統一。

西方國家大多處於開放的海洋型地理環境，發達的商貿業和航海業，鑄就了冒險、競爭、自強自立的民族性格，高度開放的海洋文化特質，有利於各民族博採眾長，融會貫通。如果去尋找哲學、藝術、文學、數學、科學、醫學及政治思想的源頭，所有的這些知識都會帶到西方。由於追求社會天秤上的平等競爭，個人價值的實現被視為最高目標。在崇尚自由、獨立、平等的氛圍下，在識人、用人上多主張群眾「賽馬」。

道德vs.才華

中西方對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對德和才的要求有不同的側重點。中國以儒孟學說為圭臬，要求以修身為基礎而完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提倡「君子以厚德載物」。在傳統文化的滋養下，形成「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政事，其次藝能。」雖然存在軍功賞爵、九品中正制，但更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從隋唐以來，這種思想通過科舉制進一步推廣，與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由於科舉制的實施，中國的用人制度也第一次具有公開性和廣泛性。

消融和淡化的血緣主義傳統，造就了西方人強烈競爭意識和表現欲，在崇尚科學、注重思辨的社會氛圍中，強調以智為先、平等競爭，以知識性的考查為主要內容，最大限度地選拔深富邏輯、靈活敏捷的聰敏人士。

忠誠vs.利益

中國自古以來，以宗族、血緣為基礎的倫理關係構成了社會關係的細胞。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觀基礎上，形成仁義禮智信的政治倫理哲學，「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的社會倫理取向。當忠誠與利益發生衝突時，提倡重義輕利、甚至捨身取義。這種價值倫理取向深刻地影響到國家用人制度，以至於後期宗族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關係雖有所淡化，以政治忠誠度來衡量選拔人才的原則並未消除，反而成為中國用人制度最有特色的地方。

從古希臘羅馬的文明起，西方就剪斷了血緣關係、姻親、宗族關係的臍帶。以「人性惡」為基礎的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和人、財、物的高流動性，使社會中的民眾結成了以利益為紐帶的共同體。而源起於西方的工業革命，並由此建立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進一步放大人的逐利本性，道德愈加處於相對從屬的地位。在道義和利益的權衡上，西方率先承認了利益的合理性。從而在用人原則上，默認「合理的利益」前提。

產生及選拔方式不一

地理大發現以後，世界各國選人機制隨著各國頻繁的交流，不斷融匯發展。工業化時代，民主政治成為新時代的必然產物。在民主體制的框架下，人才選拔制度是現代國家政治發展中的重要課題。

以德為先vs.價值中立

雖然現代社會優勝劣汰的考核標準已融入當今中國的用人理念當中，但中國自古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政治秩序，「人性之善」的倫理觀，使道德為先的價值導向得以沿襲保留；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依然是現代中國選拔幹部的優先原則。在德與才的取捨中，首先注重的依然是思想品德，其次才是工作能力和才幹。

與此同時，對忠誠和才能的取捨，也考驗著西方政治制度用人模式。為避免19世紀政治體制曾經陷入政治分肥的混亂，西方最終形成政務官和文官並存的用人機制。其中，政務官以政治忠誠度為衡量標準，文官以業務考核為優先。沒有任期限制的文官在秉持技術屬性優先的同時，保持政治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

民主推薦vs.票決考核

中國對人才的選拔「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在選拔過程中，公平、公正、競爭、擇優原則正不斷推廣，但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使民眾延續了權威主義的制度崇拜，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堅持選舉、考核等公平競爭的方式時，將執政黨的考察，委任、民主推薦引入人才選拔的環節，再次體現了延續千年的治水文化傳統。

在西方今日的政治實踐過程中，用人制度在傳統基礎上繼續推進。在堅持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基礎上，以投票來篩選政務官，通過技術考核文官，既體現公平競爭，又避免政治分肥，成為西方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票決與考核所體現的競爭原則，也是對西方保留歷史傳統的表現。當然，西方現行選拔人才的方式尚不能有效地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精英，而只能依靠不同的選拔標準加以取長補短。

應取長補短、相互借鑒

構建「唯賢是舉，不拘一格」是新時期國家建設的前提，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是保障人才品質的根本。中國用人制度承襲了先賢之見，並對當今用人之利弊加以衡量，最終形成了由執政黨統一領導管理人才體制，不但使這一進程具有權威性、統一性和協調性，更符合傳統價值內涵和中國的政治屬性。同時，科學的用人制度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支撐了民眾信賴和支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近代工業革命使逐利的本性進一步膨脹，市場經濟行為的失調，滋生了權力尋租的土壤。為遏制人性之惡的蔓延，制度設計中如何規避利益侵擾，成為民主政治制度設計的重點。而以權力制衡為根本設計，在實踐中催生出日漸完備的法律文本。由於對人性合理的把握，制度設計由於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權力、人性之惡在此都不能肆意妄為，從而完成制度環境與人性的理性結合。

不同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思維方式、政治體制決定了中西方用人文化的差別：東方求穩，西方思變；東方重倫理，西方重才智；東方重經驗，西方重實證。而近代以來，用人制度的演變使東西方所深蘊的用人之道，出現不同的發展脈絡：西方沿著「理性、民主」的道路演進，而中國則在和諧、包容、穩定方面向世界展示其獨特的魅力。

用人制度作為當今先進的人事管理制度，如同科學一樣是沒有國界的，它凝聚了人類智慧，蘊含著科學的成分，屬於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共同財富，對此，我們應取長補短，相互借鑒，共同發展。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相對於地球其他地區而言，冰天雪地的北極特質迥異。若以空間而論，謂之荒遠；若以氣候而論，謂之嚴酷。因紐特人、薩米人等原住民在北極生存的歷史可以上述到數千年。在最近幾個世紀，北極曾經是捕鯨者獵殺鯨魚的場所，成為探險家測試自己生存能力和無畏精神的天地。在冷戰時期，這裡也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戰略核武器對峙的前沿。近幾十年來，氣候變化使得北極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北極對地球有重要意義

多年前，北冰洋是地球上唯一的白色海洋，表面絕大部分終年被海冰覆蓋。冰雪覆蓋的北極就像一面大鏡子，可以反射絕大部分的太陽光照和熱量，保持地球的涼爽。可以說北極發揮著全球氣候調節器的作用。當冰面因為氣候變暖而融化，意味著更多的陽光會被吸收，進而加速冰層消融。氣候變化將使北極從持續千萬年的海洋冰蓋，變為季節性的無冰海洋，從一個遙不可及的荒原，變成一個擁有開闊水域的大洋。其演變之劇烈，發展之迅速，遠遠超出人們先前的預計。

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北極氣候反應：全球性影響》研究報告認為，北極地區的氣溫升高速度將是地球上其他地區的兩倍，這會影響到大氣環流，影響到歐亞大陸和北美地區的氣溫和降水變化，從而嚴重影響到這些地區的農業、林業和供水系統。該報告還得出結論，到2100年，因為南北極的冰化，地球海平面很可能上升1米以上。這對於所有沿海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挑戰。因為全世界約一半的人口居住於沿海地區，世界經濟的中心城市大多是港口城市。美國電影「2012」所描繪的場景並不僅僅是科學幻想。

除氣候問題外，北極升溫也帶來人類經濟活動增加的問題。海冰消融後，商業航運、油氣開發、礦產開採、捕魚及旅遊等活動逐年增多。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北極資源的利用和航道的利用。根據美國國家地質勘探局2008年7月發布的報告稱，北極圈以北地區可開採的石油儲量和天然氣儲量，分別占世界剩餘天然氣的30%，以及世界未開發石油的13%。歐洲的一項研究表明，從歐洲鹿特丹到上海的商船，如取道北極北方海航道，會比取道蘇伊士運河的傳統航線，在時間上從30天減為14天，距離上減少約5,000千米。

航運時間和距離的減少意味著成本的下降，而且圍繞航線建設，很可能在北極形成一個世界新的經濟帶。北極蘊藏的豐富油氣資源和其他礦產資源，吸引各國企業進入北極，為大規模開發做先期準備。北極資源和航道的開發，會形成一個全球化的產業鏈和利益鏈，北極的環境保護也會構成一個超越北極地區的責任鏈和貢獻鏈。

中國與北極淵源很深

2013年5月在瑞典基律納召開的部長會議上，北極理事會通過了接納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義大利、新加坡、印度等國成為正式觀察員國的申請。其實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25年。當時段祺瑞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加入了《斯匹茨貝根群島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的船舶和國民可以平等地享有在該條約所指地域（挪威現稱其為斯瓦爾巴群島），以及其領水內捕魚和狩獵的權利，自由進出該條約所指範圍的水域、峽灣和港口的權利，從事一切海洋、工業、礦業和商業活動，並享有國民待遇。

此後，由於中國戰亂和科學能力的限制，一直沒有在北極地區開展實際活動。1982年中國大陸作為簽約國，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的船舶和飛機從此享有在環北極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內航行和飛越的自由，北冰洋公海海域的航海自由，以及公約所規定的船旗國的權益。上述兩個條約，保證了中國在北冰洋和斯瓦爾巴群島地區從事相應活動的權利。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在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同時，積極投入極地科學研究，在極地治理和海洋環境治理中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在南極科考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大陸科考隊於1999年開展首次北冰洋科學考察，進行綜合性海洋調查。截至2014年9月底，共進行了6次北冰洋科學考察。主要在白令海和北冰洋東側（楚克奇海、波弗特海、加拿大海盆等區域），開展北極氣候系統與全球氣候系統相互作用科學的調研。2004年中國大陸在斯瓦爾巴群島地區建立了固定的科學考察站—黃河站，常年連續開展北極高層大氣物理、海洋與氣象學觀測調查。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北極考察活動獲得了一定的冰區海洋活動能力、知識和經驗，極地科學家通過廣泛的北極科技合作，積累極地知識，為中國大陸參與北極事務起到了先導作用。

中國大陸對北極的貢獻，還在於參與涉北極活動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全球層面，中國大陸參加的涉北極多邊條約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國際捕鯨管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斯匹茨貝根群島條約》等。國際海事組織（IMO）近年來正在制訂《國際極地水域營運船舶安全規則》（極地規則），該規則即將正式出台，成為規範北極航運行為、保障北極航行安全、保護航行海域環境和生態平衡最有約束力的法律檔和技術標準。中國大陸也積極參與涉北極國際組織或論壇，其中包括北極理事會、北極研究之旅、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極地研究亞洲論壇、北方論壇等。

按照歷史進程的時間座標來看，中國參與北極事務首先通過國際條約締造和簽署獲得北極活動的權益，然後在全球和地區層面參與制定北極治理規則，再然後是投身北極科學考察活動，直到現在才開始參與北極經濟活動。中國大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經濟發達、對國際貿易高度依賴的重要經濟體，中國大陸的航運、造船、港口等產業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作為占全球人口六分之一左右的新興大國，中國大陸是世界能源利用、產品生產和消費的所在地，以重要市場的身分與北極經濟相聯繫。2012年中國極地科考船「雪龍號」穿越東北航道進行北極科考。2013年夏，中國遠洋公司「永盛號」商船滿載貨物，從大陸港口出發，經白令海峽，穿越北極東北航道，順利到達荷蘭鹿特丹港。

北極治理與中國的責任

中國大陸北極事業的目標是：在北極快速變化之際，著眼於環境問題對全球發展的重要意義，以科學考察和環境技術為先導，以航道和資源利用為主線，以國際合作為平台，遵從和利用國際機制確立的責任和權益，加快實現由單純科考向綜合利用、局部合作向全面參與的轉變，積累極地研究的知識和儲備人才，實現技術領先，減少中國大陸參與北極事務的技術和環境壁壘，也為地球環境、人類和平及技術進步做出貢獻。2011年，大陸國務院成立跨部委的北極事務協調小組，從國家層面來進行跨部門的協調，以新的決策機制，適應變化的北極形勢和需要。

作為近北極大國，中國大陸在享有相關國際法賦予的權利和權益的同時，也承擔起維護北極地區和平、保持環境友好、促進發展的責任。北極的地區和平、有效治理、環境友好、綠色開發、科技進步，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利益，中國應為此做出貢獻：尊重北極國家的主權和主權權利；加強與北極國家、北極地區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按照互利共贏的原則，為人類和平、為經濟發展攜手共進。

圍繞氣候變化的北極環境保護是人類共同的課題。2012年第三次「國際極地年」（IPY）大會的組織者，向全世界科學家提出「從知識到行動」的號召，鼓勵各國科學家投身解決極地問題的各種應用研究。中國大陸科學家團隊已經成為北極研究的重要的方面軍。中國大陸極地研究中心主任楊惠根博士，目前擔任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的副主席。

筆者於2014年6月隨著大陸北極黃河站科考隊，一起深入北極斯瓦爾巴群島開展科學研究，在新奧爾松地區實地考查了各國科學家通力合作，殫精竭慮地為解決氣候、環境、生態問題，為保證人類生存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努力。身處北極科學村，感觸良多，當時吟賦小詩一首，現附於此，作為文章的結尾。

荒海冰川融雲下，

苔原玉指染塵沙，

五洲齊憂冷暖變，

觀冰化。

萬里追日及北涯，

道法自然天地察，

應記西湖柳常綠，

數歸鴨。

山一程，海一程，

冰融水下寄浮生，

洋流越關城。

群英聚，新傲松，

萬語千言同一夢，

物我共長存。

（作者係本刊主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歐洲《北極年鑒》國際編委）

在10月23日結束的中共18屆四中全會上，大陸在時隔17年之後，重新以全會形式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詳細描繪了法治建設的新圖景。縱覽全會公報全文可知，依法治國與改革難題密不可分。

新形勢面臨新挑戰

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度發展，大陸社會積累了不少亟待解決的矛盾衝突，已經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表現突出。

在政治領域，隨著大陸反腐運動的深入推進，抓捕「外逃貪官」成為反腐鬥爭的新任務。不過，由於不少西方國家，例如美國，認為大陸法治建設不健全，擔憂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因而並未與大陸簽署引渡條約，使得此類抓捕行動面臨重重困難。因此，從增強法治透明度和國際接軌來考量，大陸的確有必要盡快提升法治建設水準。

在社會層面，大陸近年來出現貧富差距過大和有錢人奢靡之風蔓延等現象，這需要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治。同時，受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影響，大陸經濟增速放緩，不僅直接導致就業率和消費水準相對偏低，而且間接引發社會領域的諸多不穩定因素。近年來，不少地區發生暴力襲擊和社會報復事件，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因此，為確保社會的整體穩定，法治成為大陸領導層謀劃治國理政的新舉措。

在經濟層面，儘管大陸的法律體系已大幅改善，經濟各個領域基本上都有法可依，但在解決矛盾糾紛時，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執法違法現象，比如各地因強制拆屋引發的暴力衝突，被羈押人員在看守所內離奇死亡等，反映當前大陸的法治建設還有待加強。因此，全面實現法治具有緊迫性，這也是中共在本次全會上多次強調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

此外，迅速發展的資訊技術，對大陸法治建設提出新挑戰。在各類商業門戶網站和社交網站的推動下，社會發生的各類負面事件，都會在第一時間，被民眾以圖片或貼文的方式傳上網，造成「小事件大影響」的群體化效應。例如，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糾紛，往往被人以預設受害者的心態進行集體抗議，在寧波、昆明等地爆發的「反PX」事件，就是擔憂化工產業可能產生環境污染而進行抵制；再如一些民眾故意散布地震預報、城市自來水污染等假消息，造成社會的局部恐慌和人心不穩等等。這些事件在網路媒介的帶動下，對大陸社會治理造成挑戰，加強這方面的法治建設也勢在必行。

舊問題需要新改革

如何規範和約束權力，始終是中共面臨的棘手難題。為此，大陸新一屆領導人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腐鬥爭。

據報導，自中共18大以來，在不到兩年時間的「打虎拍蠅」戰役裡，超過18萬黨員幹部被處分，其中包括56名副部級以上的高官（統計資料止於今年10月25日）。而交通、房地產、礦產資源、發改委系統等壟斷程度高、權力集中的領域，無疑是反腐的「重災區」。

面對已初顯成效的反腐運動，反腐成果需要獲得制度保障，而依法限權、依法問責、依法治貪是中共執政的必然選擇。本次會議公報指出：「堅持依法執政，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因此，面對大陸官場人人自危的現狀，實行法治能夠為權力運行提供基本邊界，這意味著，常態反腐和制度反腐將會逐步實現。

近年來大陸司法不公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諸如「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等冤假錯案，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對涉及人命案草率宣判，結果造成受審者無辜蒙冤多年。因此，在本次會議中，大陸將司法獨立和完善審判程序，作為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並提出一些新的改革舉措。

一方面，推動審判與執行相分離的試點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等措施，這一改革有助於減少司法不公的現象。另一方面，針對重大案件，「實行辦案品質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這將對降低誤判概率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為增強司法公正的社會公信力，大陸將加強社會參與司法活動的制度化建設，完善人民陪審員和監督員制度，這些都將有助於增強司法領域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理念建設任重道遠

經過30多年的法治建設，大陸仍然存在著以法治面目出現的人治。其實，法治理念的形成，需要整個社會都能夠產生敬畏法律之心，而不能存在以僥倖心理規避法律制裁。為逐步消除人治，中共有意識地強化執政黨自身的監督和約束，運用黨內法規，促進黨員幹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將法治建設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這必然會對權力產生制約作用。

總之，只有當法律成為懲惡揚善的準繩，並實現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才能在整個社會形成遵從法律的良好氛圍，也才能扭轉迷信權力的傳統思維。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儼然在世界體系中快速竄起，毫無疑義，最耀眼的成果就是經濟領域的擴張。然而，如果從一個更廣、更遠的視野來看，海峽兩岸的發展路徑走得相當類似。中國大陸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充其量也不過是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蹟，另一個則是台灣經濟奇蹟；也就是勞力密集的依賴型產業資本主義。

顯然，沒有任何個人、企業、組織、社會或國家，可以永遠活在「奇蹟」當中；奇蹟終究會幻滅。中國大陸因為幅員廣大、人力充沛、天然資源豐富，其奇蹟必然可以維持得更久，但奇蹟還是奇蹟，如實體基礎不足，終究還是會幻滅。細究當中最主要的衝擊，乃在於主觀的思維慣性與客觀的文明發展脈絡產生本質性的斷裂；「物競天擇」的效應下，奇蹟必會走上幻滅。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人類文明在量子科學衍生的電子科技帶動下，資訊無遠弗屆地快速擴散，每個人幾乎都能夠無限制地接觸和收容各種訊息，配合了個人獨特性的解放。新的世代將在個人創造新資訊的規則下，建構新的結構及秩序；舊的均質化秩序及結構必會逐漸崩解，新的資訊整合規則及向心力的形成，將成為下一世代的新秩序。

未來所有新的訊息力將同時擁有願景的「想像力」、「規劃力」及「執行力」。譬如未來能夠迎合知識文明的新都市，必然是全球城市網絡中智慧機能的都市系統，融合科技、環保及文化的智慧型生活都市，包括食品安全、治安、交通、商品生產、交易和消費、育樂…等。

未來兩岸的共榮，必須以時代性的前瞻視野，建構新的知識典範，超越思維慣性，激發個人想像力、規劃力及執行力，順著量子科學的時代巨輪，推動社會經濟體制的創新。只有如此，兩岸才能將華人社會各文化領域的獨特性推向世界舞台，進而建構普遍性的價值。兩岸攜手合作，而不是相互猜疑，才能攜手邁入全球化市場，共創一個安心、和平、和諧、喜悅的文化中國；這才是一個具有「質感」(qualia) 的文化社會。

這個願景必須立基於個人的知識能力；其知識能力也要能夠有助於個人在全球網絡中尋求定位，這種「個體全球化」的推動，只有透過現代化智能教育才有可能完成。海峽兩岸如果想抓住既有的奇蹟，跨越奇蹟，則深究科技體系及社會體系的量子典範將是不二法門；教育亦將以此為宗。

台灣年輕世代在當前全球化的浪潮下，競爭力普遍衰弱 。這種窘境之所以形成，年輕人不努力是一個原因；但真正的關鍵則是老師根本沒有提供具有競爭力的智能。 再苛求一點說，大部分老師都不夠敬業，所傳授的教材概都是幾十年前的資料(談不上知識)，升等或升職所靠的要不是「良好的關係」，就是靠著投機取巧，剝削學生的研究成果來成名，更離譜的是制度性作弊；在這樣的體制下，老師怎麼會敬業？過去，國科會以裁判兼球員的陋規運作下，現在很多檯面上赫赫有名的學者概都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每年幾十個研究計畫，報告大都是助理或研究生從網路資料彙整出來的，只是過時或現況的描述，根本談不上「跨越現況」。這樣的結果是台大、清華的碩博士到了國外   (如澳洲、新加坡、美國)升學或工作，不被承認其專業智能，只能當背包客模式的勞工；這就是體制崩壞的典型例子。難道我們還不知道反省嗎？我們下一代的未來在那裡？政客和奸商只會把責任推給年輕人，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再以12年國教失敗的例子來看，本來政策是要讓所有高中都成為明星學校；這是明智的教育改革方向。可是，改革的對象錯了；改革對象應該是老師，而不是學生。事實會證明，你把學生操死了也沒用，八股的老師還是八股，唸唸資料，解解題，數十年如一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考考試，還可以，走出校門，沒能力，就是沒能力。

歷史的經驗及智慧告訴我們，任何時代的變革都必須從教育改革開始。往前看的話，可以看德國社會學大師貝克 Ulrich Beck 寫的《全球化危機》；如果往回看，可以參考19世紀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俄羅斯的工業化改革。當年日本一方面派出菁英至歐洲先進國家學習新知識，返國後再以此為種子擴大，另一方面則高薪聘請國際知名專家至國內傳授；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甚至放下身段，化裝成工人隨團到歐洲學造船。想一想，面對困境時，我們都只是回頭看及往下看，主張要發展技職教育。不過，以當前的技職教育職能來看，其傳授的內容很可能還把重點擺在製造模具的技能；問題是，幾年之後，這種技能將在3D列印的科技運用下遭致淘汰。

總的來看，台灣到底有多少技職的老師，能夠教導學生迎合當代的科技潮流？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在行政管理及企業管理的領域，世界先進的潮流明明已經進化到量子科學的典範；組織型態、結構及運作都已經量子化了，可是，台灣還停留在舊典範的科層組織，或平面結構的組織型態。在運作上，績效管理只能搭配量子型態的組織，我們則硬是把它套上舊典範的組織，導致自從引進績效管理制度之後，各部門的績效每況愈下，於是頻頻做假資料，政府效能逐年下滑。關鍵還不在排名，更重要的是國家缺乏實質的競爭力，相應也就無法提升人民的福祉。

說真的，如果真要把12年國教政策落實，所有的老師必須分梯再教育。教育部應該要求各學校每年抽出3至5名老師，送至國外再教育一至二年，返國後打散建制，重新分配到各校。如此一來，至少學校的明星味道會逐漸淡化。很可悲的是，台灣什麼都政治化，因為老師有選票，尤其大學教師會影響輿論和學生，所以，教育改革都不敢動他們；其實，他們才應該是被改革的對象！

說實在的，台灣的教育不變革，學校很難生存，學生也很難再過著文明的生活；同樣地，中國大陸的教育也應隨勢變革，駕馭知識而騰飛。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2008年以來，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格局不斷深化，兩岸教育交流也取得重大進展。2010年8月，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陸生三法」修正案，正式承認大陸學歷，並定於2011年正式開放大陸學生赴台攻讀學位。從2011年開放陸生赴台攻讀學位迄今已四年，但在「三限六不」等限制的影響下，陸生赴台就學情況不如預期，放寬限制已成為兩岸教育界關注的重點。

開放陸生赴台求學的背景

台灣通過「陸生三法」有諸多內部因素的考慮。

（一）解決台灣高校生源缺口大與教育資源過剩的矛盾。台灣大專院校數量從1994年的130所，增加到目前的161所。而台灣每年出生人口數卻由60年前的40餘萬人，下降到如今不足20萬人。教育市場的供大於求，再加上受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衝擊，台灣規模較小、資質不佳的後段私立大學面臨關閉邊緣。根據台灣教育部的規定，若學生不滿3,000人，或兩年新生註冊低於6成的高校，將列入名單被輔導轉型或退場，目前全台約有20所學校被列入其中。

（二）因應台灣人才「淨流出」形勢，提升台灣的競爭力。台灣近些年由於經濟不景氣、薪水偏低，亞洲各地企業都前來挖角，加上大陸就業機會對台灣中高階人才形成極大吸引力，使得台灣人才大量外流。此外，學生升學壓力小，學習積極性不足，而大陸學生面臨嚴峻的升學競爭，普遍刻苦上進，吸引大陸學子就讀有利於產生「鯰魚效應」，帶動台灣學子的學術熱情，提升台灣高校學術科研水準和競爭力。

（三）希望通過兩岸青年交流及建立互信，展示台灣核心價值和軟實力。台灣將開放陸生赴台視為「教育和文化輸出」的重要一環，期盼陸生能對台灣的價值觀、社會、文化產生認同。行政院南部中心執行長更明確表示，兩岸文教交流政策是為「推廣台灣核心價值與軟實力」。

陸生赴台就學現狀

目前，在台攻讀學位的陸生總數約6,000人，加上參加短期交換生項目的陸生，在台陸生總數約25,500人（詳見表一）。不過，陸生赴台就學也面臨著重重困境。

(一) 赴台意願不足，致台高校陸生缺額比率居高不下。2011年，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653名，最終錄取233人，缺額率高達64%。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488名，最終錄取742人。2012年情況依舊，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575名，最終錄取310人。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566名，最終錄取679人。2013年情況稍有好轉，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1,118名，最終錄取631人。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732名，最終錄取1,234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首度開放的二技招生中，73所技術學院核定招生名額955人，僅174人報名，最終錄取93人。2014年，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1,712名，最終錄取849人。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988名，最終錄取1804人。

（二）院校、專業「紮堆」現象嚴重。陸生報考台灣高校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應屆高中畢業生赴台攻讀學士學位，可報考台灣私立校院和金門大學、澎湖科技大學兩所公立大學；二是應屆或歷屆的大學畢業生赴台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不僅可以報考公立大學，也可報考私立大學。從連續4年的報考情況看，大多數陸生填報的志願都集中在北部頂尖公、私立大學。赴台攻讀碩博士學位的陸生最青睞的為台大，連續4年報考率第一，其次是政大、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等知名院校。而報考學士班的陸生也將志願集中鎖定在輔仁、淡江、逢甲、銘傳、中國文化大學等私立大學。另外，陸生報考最熱門的專業當屬財務金融，其次是企業管理、外語、電子工程、大眾傳媒等。

（三）「三限六不」成為陸生赴台就學最大障礙。「三限」是指限量、限校、限領域。島內每年僅開放大學招生總量的1%招收大陸學生(約2,850名)，開放初期僅承認大陸41所一流大學學歷。「六不」是指陸生赴台就學或考試不給予加分優待、不影響島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學金、就讀期間不允許打工、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畢業後不得在台就業。上述政策造成以下影響：

第一，對陸生畢業院校、報考專業進行嚴格限制，限制了赴台陸生規模。同時，不允許陸生在台就業的規定，也影響陸生赴台就學的意願。許多畢業生一邊要撰寫論文，一邊又要趕回大陸面試，甚至還有陸生提前一年著手，往返兩岸五六趟，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

第二，不編列獎助學金和不允許打工的規定，使得大陸許多家境貧寒的優秀學子望而卻步。依台灣教育部規定，陸生學費不得低於私校收費，台灣私立大學每年學雜費約合人民幣2萬多元，住宿費約合人民幣8,000元，加上吃飯等其他生活費用，每年共需人民幣約5萬元。面對龐大的開銷，陸生不僅無法拿到獎學金，也無法打工兼職，甚至連校內研究助理也不能擔任，造成家境貧寒學生根本負擔不起，而負擔得起的學生也寧可選擇歐美、新加坡或香港等陸生政策更加開放的大學深造。

第三，陸生被定義為處於僑生和外國學生二者之間的特殊群體，享受不到二者各自享有的權益。在醫療健康保險問題上，由於陸生被定為短期「停留」身分，不符合納入健保的要求，只能買商業保險或學生團體險，而外籍學生只要在台居留時間超過4個月，就可享受健保。不少陸生在病痛時「望著高額醫藥費而在醫院前卻步」，備受煎熬。

此外，台灣規定年滿20歲才能申請手機卡，而學校又不願為其擔保，不滿20歲的陸生只能用為遊客設計的易付卡，費用比手機卡高出數倍，亦對陸生造成困擾。

台灣逐步調整陸生政策

台灣陸生政策與先進國家釋放優惠、搶奪人才的作法大相徑庭，自然無法吸引人才，也無法填補生源和財源的空白。在各方施壓下，台灣教育部終於做出調整，比較明顯的變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擴大大陸高校學歷採認範圍。2013年3月台灣教育部公布最新「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獲得學歷認可的高校，由原先41所頂尖的「985」院校，增為包含「211工程」院校在內的111所；今年2月宣布自8月起將開放公立大學學士班招收陸生，每校限額5人；4月又擴大採認大陸15所系屬音樂、藝術、體育獨立專業大學校院及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社科院等3所機構學歷，合計認可名單達129所。同時，在限量方面，之前限制在當年全台招生總額的1%（約2,850人），今年的目標是倍增為2%（約5,700人）。另外，台灣還於2013年開放大陸應屆專科畢業生赴台就讀可授予大學學位的二技，挽救瀕臨倒閉的私立技職院校。

（二）降低收費、增加學校和系所層面獎學金設置。2011及2012年，報考學士班第一個志願須繳納人民幣350元，每多報一個志願增加200元；碩博士班每報一個志願要分別繳納300元和550元。2013年，台灣對報名費做調整，報一個志願300元，報兩個以上志願統一為600元。

在降低報名費的同時，台灣還積極協調大學運用自籌經費，仿效提供給外國學生及僑生的獎學金，成立優秀陸生獎學金，並讓學校自籌成立「優秀表現或成績」獎學金，讓台灣本地生及島外學生共同爭取。2013年，聯招會官網首度設立「優秀陸生獎學金」專欄，以方便陸生查詢。

此外，台灣還將「不能打工」的規定改為，如果為課程、論文研究的一部分，或是畢業條件、所有學生一體適用，陸生就能擔任研究或教學助理，且可領鐘點費。這樣一來，既可讓陸生在實習的過程中得到更好的鍛煉，又能減輕其經濟負擔。

（三）建立健全陸生健保機制等配套措施。台灣當局已於2012年10月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案，將大陸學生的「停留」身分修改為「居留」身分，以配合健保法規定。教育部門也已協調相關部門，開放陸生考證不考照，即在證、照分離原則下，陸生可以報考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資格證書，但仍不能在台換照、執業。此外，台灣教育部日前預告將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草案，刪除原條文中陸生「不得降轉」的規定，以增加陸生轉系、轉學彈性；同時，陸生的學雜費規定也將比照外籍生，不需要報教育部門備查，但仍維持收費下限，即台灣公立大學收費標準的兩倍。

未來展望

目前看，台灣放寬陸生相關政策法規的社會氛圍已經成熟，教育部門也已逐步調整其陸生招生政策。未來，除應進一步放寬大陸高校學歷採認、陸生打工兼職、獎助學金的限制外，也應在以下方面加以調整：

第一，今年開放公立大學招本科生，確實吸引更多陸生報名，而公立大學志願數約占全體志願數17.6%，比率要高於招生名額所占比率，未來可考慮增加名額，進一步放寬公立大學的招生限制。

第二，今年科技校院錄取人數大幅成長，可能跟大陸開始重視技職教育有關，因此可藉此機會加強宣傳，為考生提供更多報考指導。

第三，雖然國、民兩黨黨團都對陸生納入健保表態支持，但相關法案仍卡在立法院未能通過，日前又有立委提出附帶決議，增添變數，應盡快將陸生納入健保體系，保障其權益。

第四，陸生由於缺乏相關資訊，在選校、選系上沒有方向，只能靠學長口碑、上網查詢；進校後發現報考的學校不合適想轉學，卻僅有東海、逢甲等少數私校允許陸生轉學，最受陸生青睞的私立大學如輔仁大學卻沒有舉辦轉學考。未來應考慮建立更成熟的陸生轉系轉學機制，以滿足陸生入台後的求學需求。

開放陸生赴台是兩岸文教實現雙向交流的重大事件，大陸年輕一代和台灣社會都正在藉由這個政策更好地瞭解對方。期盼台灣當局能夠盡速取消各種限制，順應開放交流的大趨勢，深化兩岸教育交流，使之更加健康、熱絡、富有成效。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實習員）

習近平9月底強調，兩岸的和平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然而，台灣卻有些媒體為達「反中」目的，不斷以不實報導，刻意分化兩岸的民眾。

10月15日，花蓮有5名女子在馬路上小便，這本為台灣人缺乏公德心的小事，而《自由時報》卻以〈真的在台灣！5女集體蹲地尿尿〉為標題，大篇幅書寫「台灣人常不齒中國人愛隨地小便」、「台灣準備跟中國接軌了嗎？」等語。不文明的事舉世皆有，台灣人犯錯，改進便是，然《自由》偏要將此事與大陸牽扯，讓陸客為此事墊背，險惡之心昭然若揭。

無獨有偶，10月20日，《蘋果日報》以〈沒公德心 101又見陸童桌邊尿尿〉，大版面抨擊，甚至以「動新聞」報導此事，廣泛散播陸客胡來。隨後，當事人澄清，她是台北人，男童也非當眾尿尿，是因男童打翻玻璃杯的水，弄濕了褲子，當事人在幫男童更換褲子。《蘋果》之後小篇幅道歉。但倘若當事人果真是陸客，同樣是換褲子，未看到《蘋果》的扭曲，能來得及澄清嗎？即便陸客投訴《蘋果》，《蘋果》會願意花同樣版面，幫陸客還原真相嗎？

從此二事件，可推想過去種種醜化大陸人的報導有多少不是真實的。在所有將陸客塑造成不文明的惡人，或未經查證便大肆渲染，企圖挑撥兩岸人民對立的報導中，《蘋果》及《自由》二報可居首位。

媒體可以有立場，但必須基於事實、善盡查證義務。《自由》主張台獨、《蘋果》強調「反中」，互相唱和，不僅以各種偏離事實的報導妖魔化中國大陸，更經常成為特定政黨及政治人物的打手，以抹黑、栽贓手法，鬥臭政治人物。

10月2日，《自由》引用《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指稱「香港抗爭衝擊傾中馬政府」，隨後被國民黨證實，《自由》胡亂翻譯、加油添醋，原文中不僅沒有「傾中馬政府」的字眼，還嘉許了國民黨支持香港民主的態度。《自由》極盡所能地抨擊執政黨，便是吃定不會有人去查《外交家》原文，縱使被查出，也不能怎麼樣。《自由》對國民黨的要求道歉，根本不屑一顧。

10月19日，《自由》以大版面炒作〈權貴不吃地瓜？連勝文遭爆料亂丟民眾愛心〉，指「連勝文身為市長候選人卻沒有辦法了解弱勢，竟然將地瓜媽媽們對孩子的愛，不屑地丟進垃圾桶裡。」連營立即澄清，決無此事，並透過錄影及照片還原真相。其實，《自由》也拍到連勝文吃地瓜的畫面，卻又抨擊連勝文沒吃，簡直是自打嘴巴。原來消息源自柯文哲公民顧問團的成員，柯陣營是否下令蓄意抹黑，不得而知，可是《自由》使用不實消息亂批連勝文是事實，最後連個道歉都沒有。

這便是惡劣媒體抹黑的最佳示範。刻意扭曲、無從查證；網友爆料、事發切割；焦點抹黑、角落道歉(或拒絕道歉)。箇中高手，尚有《壹週刊》，以下聊舉數例。

10月21日，最高法院宣判民進黨及梁文傑必須賠償180萬給馬英九。肇因於2011年11月《壹》封面報導的不實內容─〈馬英九踩黑金地雷，密會地下賭盤大亨陳盈助〉，議員梁文傑緊接著批評馬英九，收取3億元政治獻金。三年後法院證明馬英九是清白的，旦只有可憐的梁文傑受罰，《壹》卻毫髮無傷，連道歉都不必。

今年5月，《壹》以封面報導〈恥辱！台灣總統要向美國納稅〉，指控馬英九有綠卡、必須向美國納稅。結果先有網友以「張無忌」之名，證明週刊胡扯，再有美國在台協會(AIT)直接駁斥，證明馬英九「已放棄其先前所擁有的永久居留身分」。可惜，媒體不重視澄清的新聞，國民黨要求《壹》道歉，《壹》置之不理。

《壹》向來態度強硬，縱使敗訴賠錢頻繁，也不願刊載道歉聲明。《壹》報導連家、馬家多次失真，前後賠償了700多萬給連家，100多萬給馬家，卻從未致歉過。

難得獲得澄清的是吳敦義和郁慕明。《壹》多次抹黑吳敦義，從2012年5月開始，每兩個月就以無證據之事砲轟吳敦義一次，嚴重傷害其人格及尊嚴，卻到2014年才刊載道歉聲明。而《壹》曾報導新黨主席郁慕明偷渡香菸、利用特權獲取暴利，經郁慕明提告，《壹》才發表道歉聲明。

台灣尊重新聞自由，卻讓抹黑文化當道。等到事實釐清後，當事人被損害的名譽卻換不回，媒體甚至不用道歉，且繼續賺取黑心錢。

10月所發生的幾件媒體極盡煽情分化兩岸、鼓動政治鬥爭，假言論自由之名，行造謠抹黑的事件，值得我們省思。大選將近，未來必定有更多逢迎或抹黑特定候選人的卑劣造假事件，我們應該更加警惕。

另外，對於不肖媒體的處置，或許可以像處置黑心油及黑心食品廠商一樣，不僅應依法罰款，也應要求其停止不實抹黑，對於持續惡意栽贓的累犯，則應要求其退出市場，不再經營媒體事業。

(作者係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台灣歷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湧的新時期。就在那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參與了關於2.28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小組。他的作品以2.28事件及之後的50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回溯被遺忘的歷史，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歷史/政治爭議的台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面對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兩岸分治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需從兩個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由於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內戰進入兩岸分治格局，從1949年5月19日戒嚴令頒布可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台灣戒嚴令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距離國民政府於當年12月遷台約半年時間。前一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第一次戒嚴令，台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範圍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頒布第二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退守台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的內容，1935年1月1日頒布後備而不用，至1950年台灣戒嚴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戒嚴令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係，共同反映了中國的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命運。

其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伴隨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琉球成為美軍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台灣、韓國、南越成為美國推行亞洲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戒嚴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由於這一陳映真稱之為「雙戰構造」的歷史條件，兩岸形成了對峙，但不存在類似朝鮮半島那樣雙重承認的國際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兩岸的和平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戒嚴令頒布後，國民政府又頒布《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1952年頒布的《出版法》第一條規定停止集會、結社、請願，取締被認為對軍事有妨害的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書、標語及其他出版物。白色恐怖蔓延整個戒嚴時期，但1950年代的鎮壓最為慘烈。

如何解釋戒嚴時期，特別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本應是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關調查並沒有像2.28事件那樣成為震撼性事件；實際上，50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編織在2.28事件的相關敘述中，導致一般人分不清楚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繫。同樣，伴隨兩岸關係的轉變，大陸和台灣如何面對中國革命及其在兩岸的不同情勢，勢必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問題，但同樣沒有成為反思的焦點。

在藍博洲沿著楊逵、陳映真的左翼文學道路前行的時刻，黨外運動漸成聲勢。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迎來巨大變化，並在台灣引發激烈震盪。就在這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一併被美國交由日方管理的，還包括在歷史、地理上均不屬於琉球的釣魚台。這一事件在北美台灣留學生中觸發了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就總的趨勢而言，這是在60、70年代反戰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中產生的青年運動，它揭露了台灣對於美國的依附地位，衝擊了50年代以來的兩岸冷戰格局，或許可以視之為兩岸冷戰狀態走向終結的一個開端。

1978年12月16日，美國通知台灣即將與大陸建交。隔日，蔣經國頒布緊急處分令，宣佈終止一切選舉活動。12月25日許信良、余登發等人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在此前已有人提出「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從1979年1月起，黨外運動與國民政府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黨外運動達到高潮，國民黨戒嚴體制受到嚴重衝擊，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到來了。

在討論解嚴問題時，多數學者將大批留學生返台、文化討論的活躍及蔣經國的開明姿態作為主要因素，少有人意識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澤東為突破冷戰兩極構造而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打破國民黨戒嚴體制的關鍵因素之一。若無中美、中歐關係的巨變，保釣運動、解嚴及此後台灣的政治變化，能否以這樣的速度和方式發生，是不能確定的。然而，解嚴後不久，歷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時期；在美國霸權體系之外，尋找社會變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縮小了。

李登輝從制定和頒布國統綱領到完全棄之不顧，只用了3年時間(可以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為依據)，恰是這一雙重變遷的結果。在「歷史終結」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獲得新的定位。

如今，當人們試圖梳理學生運動和民主思想的變遷時，多半會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的《文星》、《大學》及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這個脈絡的外部，或許是較內部更為決定性的因素，那正是由美國傳入的自由主義，其特徵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號召的同時，共用反共的意識形態。

在經歷白色恐怖的鎮壓後，台灣左翼又面對政治生態的巨變和1989年後社會主義的衰落。1990年代，台灣經濟發生轉型，資本向大陸轉移，勞工力量下降，階級性社會運動尚未成長便面臨衰落之勢；由於李登輝國族打造工程的收編作用，儘管環境運動、農運和學運等仍繼續活動，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變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兩岸的勞動分工及不平等的勞資關係，而更傾向於從統獨的角度讀解兩岸關係。

圍繞統獨問題，民族認同、族群關係、國家建設，以及以此為中軸而編織新的台灣史，成為支配現實政治和歷史想像的基本要件。在新的語境中，以左翼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是由後結構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後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等武裝起來的、以留學歐美的青年學者為主的新生代。無論是思想資源，還是置身的情境，均與前幾代人完全不同。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論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綜合了泛左翼、自由主義和其他社會力量，開啟了民主變革的歷史潮流，但從1990年代初起，伴隨藍綠體制的鞏固，台灣社會運動已被統獨問題所裹脅，連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及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雖是對台灣社會內部矛盾的回應，包含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及代議制民主的批判，卻也反對兩岸三通和服貿協議。這些運動向新方向的突圍尚未展開，便在不同力量的驅使之下，再入老圍城。換句話說，從1950年代肅清以後，台灣左翼傳統始終處於邊緣地位。

藍博洲的現代史考古和文學史鉤沉便誕生於這一語境中。在對2.28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等歷史事件進行調查的同時，他鉤沉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脈絡，重建這一文脈與以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傳統的內在關係。在他的筆下，30年代左翼文學、40年代文學抗爭、70至80年代鄉土文學的展開，如巨石壓迫下的野草，命懸一線，不絕如縷。這一文脈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長的生命之樹，也是在台灣政治生態巨變、左翼文學傳統邊緣化的境遇中逆風向前的車輪，其前仆後繼，宛如悲壯的史詩。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