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4日公布的憲法訴訟法於2023年施行，使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走入歷史。新制改變了過去違憲審查的法律構成要件，也由會議解釋態樣邁向法庭裁判制。除法規範審查，更可對提請釋憲的裁判本身進行審理。依據憲法第80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大法官理應受其拘束。

另實務上最明顯可見的是，改採憲法法庭裁判制迄今，大法官案件量2022年判決20案、2023年20案、2024年11案，即因2024年底修正公布的憲法訴訟法第30條，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10人，作成違憲之宣告時，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9人，而面臨大法官人數不足的問題。

目前之8位大法官，依憲訴法第30條，參與人數未達規定，無法進行評議時，得經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為不受理之裁定。故目前現有大法官僅能初步做不受理決定。2024年8月及2025年7月之被提名人選，均被立法院反對黨藍白聯合多數否決。此非首例。扁時代提名之大法官，亦曾在立法院因反對黨過半而被否決，但非全部。

民進黨執政久司法受挑戰

觀諸國民黨執政時立法院國民黨亦過半時期，當時的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大法官、獨立機關之委員，都有接受民進黨推薦者，而非如當今民進黨執政不但是少數政府，且國會也少數下之倨傲。尤其大法官的角色，何以憲法增修第5條任期各自計算，此種任期的交錯，可避免任何一位總統完全掌握最高司法人事權。但台灣政黨輪替很明顯，自2000年阿扁後，僅馬時代是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執政已久，監督制衡力量愈不易彰顯，司法超然性備受挑戰。

近期尤為顯然，少數政府不接受國會多數通過的法案，不斷用覆議杯葛，不面對國會少數的問題，更不願面對少數執政的問題。在不斷覆議失敗下，更天真地尋求大法官司法解決，罔顧執政政府須對國會負責的政治態度，更罔顧司法不得跨越立法形成權的界限，致權力分立制衡遭受憲法實施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不思落實憲法中的府會責任制，反思大罷免以為解決，落得0席，灰頭土臉，大罷免大失敗後，至2028年1月底前，民進黨必須面對國會少數的事實。若仍執意堅持少數意志，將使未來2年餘陷於憲政紛擾動盪，置人民利益於何處？

民進黨不面對國會少數問題

憲法法庭的功能，在經由法規範審查以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今日造成憲法法庭無法評議的原因，在於執政的民進黨，除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第141條之1的113年憲判字第9號，由憲法法庭以為解決外，其他如：《憲法訴訟法》第4條、第30條及第95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條、第79條、第80條及第83條；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8條、第16條之1及第30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5條第1項第4款、第2項、第3項及第6項，均係覆議失敗尋求憲法法庭以為解決，不思面對國會少數的政治責任問題。

反觀陳水扁時代，時行政院長游錫堃、張俊雄曾4次提出覆議案，含財政收支劃分法、公民投票法、319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農會法及漁會法等，僅財政收支劃分法第8條及第16條覆議成功，其他均以失敗告終，未曾出現以司法跨越並挑戰立法形成權的問題。

當然，113年憲判字第9號，因對立法院調查權，較釋字第585號更為限縮，而監察院對疫苗、超思蛋等未能迅速反應，司法又遲滯未符社會期待，立法院為民喉舌、為民發聲監督政府之際，執政政府遮蔽後的資料多未能顯現實情，使立法院監督的功能受阻。此情此景，113年憲判字第9號又使釋字第585號已定位的立法院調查權受到更多限縮。

基於責任政治的憲法規範，憲法訴訟法等諸執政黨覆議失敗，再度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釋憲模式，想當然難以成功，更何況一為立法院行使職權的關鍵條文，另一為憲法法庭功能的關鍵條文。

執政黨必須發揮憲政智慧

值此之際，執政黨的憲政智慧攸關憲法法庭功能的彰顯與否，於理至明。至於司法介入立法形成權的後遺症於今已然顯現。由行憲之始的釋字第76號，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的三個國會說，至釋字第325號，終於正名中央民意機關為立法院，實則憲法第62條已明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的立法機關。大法官之解釋及裁判，在憲法體制下，必須謹守權力分立制衡的民主憲政基本原則。

年來因大法官人數不足無法評議的問題，不如視為反思之契機。釋字第371號，大法官更把各級法院違憲審查權解釋拿到自己手中，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的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若大法官未謹守權力分立界限時，立法院可經由憲法訴訟法修法以制約，由大法官手中交還違憲審查權至各級法院，亦不無可能。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所兼任副教授、前監察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