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人心弦的蘇格蘭公投終於落幕，結果統派獲勝。倫敦政府解除了燃眉之急，拊掌稱幸，不在話下。與英國有關的美國、歐盟、北約、國際金融市場等也都鬆了一口氣。非僅如此，與蘇格蘭毫無瓜葛的各國分離勢力，對蘇獨未能成功雖不無遺憾，但也深感鼓舞，覺得蘇格蘭公投是一個好榜樣。

公投帶給英國諸多麻煩

無論蘇獨公投結果如何，蘇格蘭都贏，英國都輸，差別只在小贏大贏，輸多輸少而已。何以如此說？首先，為了爭取蘇格蘭留在英國，卡麥隆在公投前承諾，如果蘇格蘭不出走，政府將下放更多權力。事實上，1997年英國通過擱置了近20年的《蘇格蘭法》及《威爾斯法》，實施了權利下放。該二法已讓蘇格蘭取得許多權利，有自己的議會，可對個人所得稅做3%幅度的調整，可在授權領域制定獨立的法律等等。現在為了兌現承諾，卡麥隆勢必得進一步在財政、經濟、社福上對蘇格蘭釋放更多權利。英蘇談判馬上就要啟動，明年初就會有協議。

其次，在上述情況下，不僅威爾斯、北愛爾蘭要求倫敦當局援例將權力下放，英格蘭地區也有如此要求。保守黨內部不滿卡麥隆對蘇格蘭讓權太多，迫使卡麥隆表態，未來英格蘭也將獲得權力下放，像蘇格蘭一樣掌握自己的法律、稅制和衛生等議題，擁有自己的「第一大臣」，享有「自治權」。甚至主張未來英國國會下議院中，討論到英格蘭議題時，應該只有來自英格蘭選區的國會議員有權參與投票，但這又會引起蘇格蘭工黨議員的反彈。總之，情勢一片混亂。照這樣發展下去，英國的體制將根本改變，英國將從單一國制度往聯邦制轉移，中央權力勢必削弱。

說蘇格蘭是贏家，是因為如果公投過了，獨立如願以償；說未過也贏，是因為許多蘇格蘭人都意識到，獨立其實冒著很大的風險。獨立後，蘇格蘭免不了經濟動盪，英國不同意蘇格蘭繼續使用英鎊，銀行與外資放話要撤出蘇格蘭，歐盟、北約、美國擔心蘇格蘭獨立削弱英國實力，會波及到它們，因而對蘇獨持反對態度，而北海油田又能開採多少年呢？最終理性戰勝感性，蘇格蘭人選擇留下。留下雖與獨立夢相違，但卻少了風險，並獲得更多的自治權。

美國與歐洲國家不支持

卡麥隆這次偷雞雖未失手，但也少了許多米。對這步險棋，英國的友邦顯然都不以為然。別看西方這些國家打著各種旗幟，如自決權、人權等，對東歐、前蘇聯、中國等地的分離運動頻頻插手，甚至軍事介入支持(如對前南聯)，但一旦輪到它們自己碰上同樣的麻煩，態度可就完全不一樣。

西方國家內部不乏主張分離主義者，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巴斯克，法國的科西嘉、義大利的北義聯盟、加拿大的魁北克等，甚至連美國內部的若干州，如德克薩斯，也都有分離運動。對這些分離運動，西方國家立場一致，全力反對杯葛。

卡麥隆是西方國家領袖中的一個異數，居然同意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其實這並非因為他具有民主素養，而是卡麥隆原來認為蘇獨尚不成氣候，與其等其成了氣候，被迫舉行公投，不如提前舉行，釜底抽薪。哪知道情勢變化出人意表，險些陰溝裡翻船。其他西方國家打壓內部分離運動本來就不遺餘力，有了英國的教訓，反對立場當更不會動搖。

蘇格蘭公投效應擴散

蘇格蘭公投引起各地分離運動興奮莫名。據報導，公投前有29個歐洲與北美的分離運動組織齊赴蘇格蘭觀摩，簽署共同宣言，聲稱它們也有權自辦公投。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獨派份子決定效法，不顧馬德里當局的反對，要在今年11月9日舉行公投。

台灣獨派對蘇獨公投的關注，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因為年底選舉逼近，民進黨內部又有「凍獨」之聲，所以選擇比較委婉的方式表達。蔡英文表示，「這場公投的過程和結果，體現了民主的價值；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就是唯有更成熟的民主，才能確保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確保台灣的安全與利益。」弦外之音還是支持台灣公投。

香港泛民主派拿蘇格蘭公投做文章，讚揚英國民主，中國反民主。台灣朝野兩黨也在香港問題上表態。8月31日北京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普選的決定揭曉後，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山會報」強調，「民主與法治是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與長期以來追求的目標，我們會持續關心香港情勢的發展，同時表達我們對香港人民追求民主法治的支持。」蔡英文則在臉書上指出，「當前香港正遭逢數十年來少見的政治衝擊，人民一直希望能落實民主改革的普選，最終仍被施以重重限制，這個結果，讓人非常遺憾。」呼籲北京與香港當局，尊重、接納並積極回應人民對「真普選」的要求，民進黨將繼續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追求。

事實上，港獨打著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反對要求候選人具備「愛國愛黨」的條件，威脅「占中」，跟當年台獨打著「本土化」、「民主化」的訴求爭取組黨，實現台獨願望的本質是一樣的。蔡英文也承認太陽花事件期間，許多香港年輕人到立法院來，跟台灣的學生們站在一起。太陽花領頭學生也積極與港獨青年領導人聯繫，交流經驗，兩獨合作匯流的情勢明顯。

不可能在台港複製

蘇獨公投有其特殊性，複製的可能性甚小，在兩岸三地更是等於零。

首先，在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締約，由君合國走向政合國之前，蘇格蘭已有900年左右獨立的歷史，英蘇之間在歷史上打打殺殺無數次。套句台獨人士愛說的話「蘇格蘭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300年後蘇格蘭想公投獨立，沒有什麼不合理。反觀台灣、香港，歷史上一向就是中國的領土，因戰敗而被割讓。回歸中國版圖，何來公投獨立之權？

其次，當年英蘇合組聯合王國，正是英國國力鼎盛之時，英蘇能盡棄前嫌，合而為一，就是因為蘇格蘭意識到，只有搭上英格蘭巨鷹之翅，蘇格蘭才可以享受到號稱日不落國的榮耀與經濟利益。今天所以鬧分家，也正是因為大英帝國已經不再，聯合王國只是一個中等強權，留在裡面好處有限。但即使如此，在精打細算之後，蘇格蘭還是決定留下。

反觀中國大陸正以巨龍之姿，快速崛起，為了經濟利益，世界各國都爭先恐後，競相走進中國，台港分離勢力何能逆其勢而行？

再次，北京面臨內部數個分離勢力的困擾，除台獨、港獨之外，還有藏獨、維獨、蒙獨。對任何一股分離勢力鬆手，必將引起其他分離勢力的效尤。加上美、日、英等國的從中撩撥，若不站穩立場，後果恐難以收拾。北京豈能鬆手讓這股逆流壞了其崛起的勢頭？2005年針對台獨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今年8月底針對港獨的《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表明了北京對分離勢力的絕不妥協。因此，台港兩地獨派想複製蘇格蘭式的公投，絕無可能。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今年3月，熱播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的大結局裡，女主角為鼓勵患重病的男主角要堅強撐下去，對著他說「明年我們去張家界看落葉」。這句浪漫台詞讓觀眾掉下眼淚，同時讓張家界衝上熱搜第一。

據報導，每年至少有超過20萬韓國人到張家界看山。張家界除了有很多山，還喊出「送父母來張家界看山，是一趟盡孝之旅」，讓張家界成為韓國人到大陸旅遊的首選。

今年9月在長沙舉行的第17屆湘台會即在張家界舉辦了專題活動，分享該地的發展成果。

搭高山纜車隱身山水畫中

張家界位於湖南省西北部，境內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是天然的綠色海洋，避暑勝地、健康氧吧。坐擁世界自然遺產、大陸第一座國家森林公園、首批5A級旅遊景區。有夢幻仙境武陵源、武陵之魂天門山、雲天飛渡大峽谷，天空之城等景區景點300多個。

武陵源景區是好萊塢科幻電影《阿凡達》和古典名著《紅樓夢》、《西遊記》等實景拍攝地。景區內有「世界第一梯」百龍天梯，這部戶外玻璃觀光電梯緊貼崖壁，運行高度300多公尺，運行速度每秒5公尺，只要一分鐘咻一下，就能從山下到達山頂，被譽為「世界上最高、運行速度最快、載重量最大的電梯」。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也是必遊。天門山被譽作「湘西第一神山」，曾入選網絡平台「2024全球100必打卡景點」。天門山有全長7455公尺，水平高差1279公尺的高山索道纜車。單程一趟約30分鐘，遊客即可從現代城市直接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很有「一步登天」的感受。在纜車裡望向窗外變化萬千，會感覺自己隱身在壯麗的山水畫中。

天門山傳奇核心景點「天門洞」，驚現於天門山海拔1300公尺峭壁上，世界特技飛行大師、俄羅斯空軍勇士、法國冒險家蜘蛛人都曾在此創造奇蹟。另幾處被稱為東方「天空之路」的玻璃棧道，建在海拔1430公尺高峭壁上，雖然只有幾十公尺長，但腳踩懸崖上還是十分刺激。

走人行玻璃橋如漫步空中

張家界大峽谷有世界最高、跨度最長、凌空建在峽谷兩側峰頂上、氣勢恢弘的雲天渡－人行玻璃橋。整座橋長430公尺，寬6-15公尺，橋面由100塊全透明三層鋼化玻璃加上兩層夾膠鋪設而成，玻璃厚度約5公分，每塊玻璃承重至少40噸。橋面距谷底300公尺，站在透明的玻璃上俯視危岩險谷，走起來則如漫步空中。玻璃橋是世界首座斜拉式的高山峽谷人行玻璃橋，很多國家模仿建造，但未能超越。

張家界除了風景夠硬，旅遊服務管理也夠強。為因應年年攀升的的遊客，維護「國際張」金字招牌，景區監控人流，有效分流高峰期人潮；執行「有問必答、有難必幫、有訴必果」等「三個必須」服務遊客，期望每個人都玩得放心、舒心、開心。

現代文旅流行「場景＋文化＋體驗」，張家界民宿業者與時俱進，提供「情緒價值」服務，精心建造多款房型，滿足遊客「躺在床上看雲海日出」、「打開酒店窗戶手捧第一場初雪」的需求。今年十一假期，還推出非遺文化展演與體驗活動，展示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讓遊客沉浸式感受先民狩獵、耕作的古老生活景象。

孫開華故居見證民族自信

張家界不只展現中華地理風光，位於慈利縣的「孫開華故居」還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與自信。

孫開華1840年生於慈利，是晚清抗法保台的名將、中國近代史100位民族英雄之一。他16歲投身湘軍，因作戰勇猛升任總兵，33歲組建「擢勝軍」，屢建奇功。1884年法軍侵占基隆港，進攻淡水，孫開華奉命駐守，他嚴整軍紀修建炮台、招募鄉勇，積極備戰。在淡水戰役中成功擊退登陸法軍，取得「淡水大捷」，粉碎了法軍海陸夾擊淡水的圖謀，更重要的是，守住了台灣北部門戶，使中華領土得以保持完整。

孫開華及其擢勝軍與台灣關係密切。位於淡水中正東路上的「湖南勇古蹟園」內有湖南勇古墓6座，碑首刻有「擢勝左營」字樣。淡水地方人士為感念當年守台戰死的勇士，希望能重現歷史價值，在1998年將「滬尾湖南勇古墓」公告為市定古蹟，之後在地方耆老民代等協助下，2020年修復成為「湖南勇古蹟園」，並對外開放。

張家界累積至今的境外客源地廣達183個國家和地區，2024年接待的入境遊客近200萬人次，「張家界山上『長』滿了老外」成為網路熱議話題。雖然境外客源地及遊客數持續增長，但為分享兩岸旅遊資源，張家界於今年9月舉辦「山盟海誓・情融兩岸」首屆海峽兩岸（湖南）旅遊高品質發展大會，希望兩岸業者能把握商機，共同為兩岸融合發展盡一份心力。。 

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是近代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徹底地洗刷外來侵略恥辱、重塑世界大國地位、開闢民族復興前景的重大標誌；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粉碎軸心國邪惡勢力，建立戰後世界和亞洲國際秩序的典型象徵。

台灣光復構成中國版圖

近代以來，中國邊疆危機日甚，主權和領土完整屢遭破壞，其中收復台灣和澎湖就成為中國在抗戰中最堅定的主張。1936年7月，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時直接指出：「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全面抗戰爆發後，光復台灣成為全國各界的共識。

1940年4月，董必武與張瀾、許德珩等28位各黨派人士，在國民參政會聯名提出《策進台灣朝鮮革命使敵益速崩潰案》，「我與敵為交戰國，應即宣布馬關條約無效，認台灣亦在應收復之失地範圍。」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表對日宣戰布告，「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布告。」這意味光復台灣和澎湖已成為抗戰標誌性成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國政府即公告：依照規定，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本府即將派行政及軍事各官吏前往治理。10月25日，陳儀將軍代表中國政府在台北公會堂接受駐台日軍投降，並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雖然兩岸出現分離的狀態，但作為國際法主體的中國並未分裂為兩個，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國際法地位並沒有任何改變，這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權和版圖的基本樣貌。

台灣光復標誌國際秩序

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逐步形成，中國收復故土失地的主張成為同盟國的共同立場。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分別在重慶、華盛頓、倫敦同時發布《開羅宣言》，宣布「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蘇聯參加的《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同年9月，日本當局簽署《日本投降條款》，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在中國政府宣告「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後，沒有國家對此結果提出異議或反對，使之成為亞洲結束戰前舊秩序、開啟戰後新秩序的標誌。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承認新中國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得到確認。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183個國家，都在涉及台灣地位的問題上給予過明確的政治承諾。可以說，一個中國原則的確立，既是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內容和標誌，又構成當今台灣定位的國際法基礎。

「主權—霸權」聚焦台灣問題

台灣光復被納入中國的主權範疇是戰後秩序的體現，但美、蘇借助「雅爾達協定」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劃分勢力範圍，而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打破了美蘇圖謀，美國利用朝鮮戰爭介入國共鬥爭，並將陣營對抗枷鎖置於中國，造成台灣問題的形成。之後，美國為鞏固其霸權擴張，不斷強化台灣當局的角色地位，對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1972年中美關係出現轉圜，「主權—霸權」矛盾有所緩和，但台灣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冷戰結束後，美國出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考量，不僅將台海局勢與其單方面構建的地區秩序掛鉤，而且將台灣問題作為對華博弈的籌碼。近些年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立場日漸空洞化，甚至以言行實質性否定對華政治承諾。正是由於美國出於霸權私利而策動台灣問題的性質發生轉變，使之從中國的內政問題演化為中美之間的矛盾問題，企圖利用戰略形勢的變化，架空甚至推翻台灣光復作為戰後秩序的實質，這是造成當前中美關係及台海局勢持續緊張的原因，而島內台獨勢力也利用中美戰略矛盾的持續與深化，而與外部勢力勾連。

需要看到的是，中美在台海的力量質逐漸走向均勢，這意味著美國霸權越來越難單邊塑造和維持秩序，其在冷戰後所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台海局面正在走向解構，維護涉華戰後秩序的責任越來越依靠中國。

解決台灣問題能維護秩序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的變局，一方面全球和區域各層次大國間的權力關係不斷變動，局部的舊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戰後秩序仍是確保世界總體形勢和亞洲區域穩定的關鍵要素，反對世界大戰仍是各國的共識。在此變亂交織的複雜局面下，中國作為世界秩序主要的參與者和塑造者，就必須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在亞洲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有效確保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周邊安全環境的總體穩定。

「統則強、分必亂」是一條歷史規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也是對於涉華戰後秩序正本清源之舉。台灣光復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抗戰的成果和歷史榮耀，在面對新時期更大的霸權時，我們不僅要維護這一成果，更要通過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塑造有利於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秩序條件，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慶齡的一生有許多光榮偉大的事蹟，作為一名長期在黨外工作的同志，她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中做出很多重要貢獻。她始終不渝地以民族解放大局為重，力促國共第二次合作，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愛國人士的抗日救亡運動，並團結海外僑胞共赴國難，協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展，同時也對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卓越的歷史貢獻。

堅定信念力促國共二次合作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這一決定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宋慶齡展現出卓越的政治遠見。她與何香凝、柳亞子等著名愛國人士率先簽名回應《八一宣言》，堅定支持瓦窯堡會議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與此同時，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也有所鬆動。蔣介石通過多種管道嘗試與中共建立聯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委派宋子文與宋慶齡溝通。1935年末受蔣介石委託，宋子文請宋慶齡協助向中共中央轉達，國民黨方面關於重啟談判、重建兩黨合作的意願。這一歷史性舉動，為後續國共兩黨接觸埋下了重要伏筆。宋慶齡和宋子文商議，決定請董健吾前往陝北。他是宋子文在聖約翰大學的校友，當時正以牧師身分在上海從事中共秘密工作。

宋慶齡既堅持原則立場，又展現靈活智慧，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段歷史充分展現在民族大義面前，愛國人士超越黨派分歧、共赴國難的高尚情懷。可以說，宋慶齡為國共合作抗日立下了頭功。她的這種破冰之舉，完全是基於對國家前途、民族安危的考慮，以及對共產黨的信任。就這樣，宋慶齡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推動了國共兩黨中斷近十年的聯繫重新建立。

深明大義推動抗日統一戰線

面對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宋慶齡率先發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代強音。她旗幟鮮明地主張「全體武裝總動員、全體人民總動員」。1936 年11月10日，宋慶齡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時，進一步提出建立國際國內「兩個統一戰線」的構想。在營救「七君子事件」中，宋慶齡再次強調：「救國會是不反對政府的；它也不袒護共產黨；它要促進全國人民不分政治信仰、黨籍不同的區別，以成立聯合戰線，從事民族解放戰爭。」這一立場說明她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認識，為全民族抗戰的形成做出思想貢獻。

宋慶齡堅定地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其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她力主恢復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聯合部分國民黨人士提交相關提案。這些主張與後來中共在國共合作宣言中強調「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的立場高度契合，充分彰顯了宋慶齡的政治遠見。她還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幫助各階級、各政黨和政治勢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團結起來，共同抗日。

堅定立場抵制破壞統一戰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立後，宋慶齡堅決擁護和支持統一戰線的發展，並堅決抵制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宋慶齡發表了《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旗幟鮮明地支持團結抗戰的立場，總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歷史教訓，並語重心長地告誡兩黨，要珍視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

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並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宋慶齡隨即撰寫了《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抗戰到底》一文，從戰略高度提出堅持抗戰的七項具體主張，充分展現了一位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這一時期，宋慶齡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既堅定維護統一戰線的大局，又對破壞團結的行為保持高度警惕。她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和實踐活動，不僅在當時產生重要影響，更彰顯了愛國主義者在民族危難關頭的責任擔當。這些歷史經驗深刻啟示我們：在國家民族利益面前，必須超越政黨分歧，團結一致共克時艱。

身體力行發動支持抗日戰線

眾所周知，宋慶齡與蔣介石在政治理念等許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在民族存亡之際，她以大局為重，對蔣介石領導的抗戰給予正面評價和必要支持，充分體現了一位愛國者的寬廣胸懷，也充分說明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她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發動社會各界積極擁護和支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方面，作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宋慶齡在團結中間力量方面充分發揮了獨特作用。1936年，她全力支持沈鈞儒、鄒韜奮等發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物質和精神上給予重要幫助。許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將她視為精神領袖，尤其是在「七君子事件」後，宋慶齡與何香凝等愛國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不僅成功營救了被捕的愛國民主人士，更提升了她在社會各界中的威望。這種特殊的政治影響力，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重要支撐。

另一方面，宋慶齡憑藉其國際視野和影響力，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做出了突出貢獻。她發起成立並擔任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為連接中國抗戰與國際援助的重要橋樑。1939年7月，她發表了《展望戰後—抗戰紀念日致美國友人》，向國際友人表達對抗戰形勢的樂觀態度。她指出，「如果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沒有我們的兩大政黨的合作，沒有我們的軍隊與民眾抗日運動的結合，以及對日本侵略的堅決抵抗，我們的民族革命發展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下，宋慶齡與姊姊宋靄齡、妹妹宋美齡共同亮相政治舞台的場景，成為抗戰時期最具象徵意義的政治景觀之一。儘管三姐妹在政治立場和個人志趣上存在顯著差異，但民族危亡的歷史時刻使她們超越了個人分歧。據《宋慶齡年譜長編》記載，僅從1940年3月末到5月初的40天裡，三姐妹在重慶、成都等地，共同參加的抗戰活動就多達30餘次。她們生命中的短暫相聚，既有家庭層面姊妹情深、團結合作的因素，也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更生動詮釋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民族大義。

積極發聲增強民族抗戰信心

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打敗日本侵略者寄予無限希望。在抗戰初期，儘管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使中國軍隊在戰場上遭受挫折，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援。宋慶齡敏銳地認識到，這種政治上的團結，比單純的軍事勝利更具戰略意義。她在對美國民眾的廣播演講中，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人民的團結抗戰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正是因為宋慶齡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重要貢獻，她在國內外舞台上聲望極高，當之無愧被稱為「國之瑰寶」，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歷史證明，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信念和不懈努力，為中國抗戰的最終勝利做出了特殊貢獻。她以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看到了統一戰線所蘊含的巨大力量；以愛國者的赤誠之心，凝聚起全民族抗戰的磅礡偉力。這種超越黨派立場，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為重的政治品格，至今仍給我們深刻的啟示。在新時代的征程上，我們紀念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貢獻，更要繼承和發揚她的愛國主義精神，堅持大團結大聯合，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彙聚起更加磅礡的力量。

（作者係北京中華文化學院教授）

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不僅是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倫理挑戰。在思考人機關係的倫理框架時，我們需要超越單純的技術邏輯，回歸到人類文明數千年來積累的智慧寶庫。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與西方哲學中的德行倫理、義務論、功利主義等學說，共同提供了建立「以人類為主體性」的AI倫理觀的堅實基礎。

儒家五常與AI倫理的契合

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為AI倫理建設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精神資源。「仁」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共情，在AI設計中體現「仁」的原則，意味著技術發展應當以增進人類福祉為最終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倡的德行倫理學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關注行為對人格與社會的影響。在醫療AI的應用中，不僅要考慮診斷的準確性，更應該關注通過技術手段增強醫患之間的情感連接，而不是用冰冷的算法取代人性的溫暖。

「義」要求AI系統的設計和使用，必須符合社會正義和道德正當性。這與康德的義務論倫理學相呼應，強調道德法則的普遍性和對人的尊重。在實踐中，這就要求對訓練數據的選擇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將社會中存在的偏見和不平等編碼進入算法中。例如在招聘領域使用的AI系統，需要通過技術手段和制度設計雙重保障，確保不會因性別、種族、年齡等因素產生歧視性結果。

「禮」為AI時代的人機互動，提供了行為規範的指導。儒家認為「禮」是維持社會和諧的必要規範，這一思想啟示，需要為AI系統建立相應的「數字禮儀」。這不僅包括對用戶隱私的尊重，也涉及AI與人類交流時應當遵循的規範。例如社交機器人的設計，應避免過度擬人化造成的倫理困惑，也需要建立明確的界限，防止技術對人類社交關係的過度侵蝕。此外，尚書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基本原則，也可提供AI倫理的發展渠道與主要目標及方向。

諸子百家的多元視角

除了儒家思想，中國其他學派也可為AI倫理提供思想資源。道家的「無為」思想為技術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視角。老子強調「道法自然」，提醒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保持對自然規律和人類本性的尊重。在AI發展的過程中，應避免陷入「技術萬能論」的迷思，而是以審慎的態度評估每一項技術創新的長期影響。在環境保護領域，AI技術應當幫助人類更好地理解自然系統的運行規律，而非成為人類試圖征服自然的又一工具。

法家思想強調制度建設和權力制衡，這對AI治理體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韓非子關於「法、術、勢」的論述，提醒需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來規範AI的發展。特別是在自動駕駛、醫療診斷等高風險領域，必須明確界定開發者、使用者和監管者的責任歸屬。同時，法家思想也警示需要防止AI技術過度集中於少數團體的手中，應當通過制度設計，確保技術發展的民主化和透明化。

墨家的「兼愛」、「非攻」理念，則可從社會公平角度為AI提供指導原則。墨翟主張無差別的愛與利他精神，這與邊沁、密爾等人的功利主義倫理有相通之處，但更加強調利益的公平分配，而非簡單的效用最大化。這一思想啟示，AI技術的發展應當注重縮小而非擴大數字鴻溝，確保技術進步的紅利能惠及所有社會成員。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AI技術應當成為促進社會公平的有力工具。

中西倫理思想的融合、創新

東西方倫理傳統的對話與融合，可為建設AI時代的人本主義倫理提供更加豐富的思想資源。亞里斯多德的德行倫理學與儒家的仁學思想，都強調追求人類的繁榮與完善，這提示我們，AI技術的評價標準不應僅限於效率提升或經濟效益，而應當關注其對人類德性發展和幸福感提升的貢獻。一個值得追求的AI系統，應當是能幫助人類更好地實現自身潛能、培養良好品格的技術伴侶。

康德的義務論倫理與儒家的義禮觀都強調人的尊嚴和自主性，這要求在AI系統設計中必須確保人類始終可保持最終的決策權和控制權。即使在高度自動化的系統中，也應當保留人類介入和推翻AI決策的機制。這種「人類在迴路中」的設計理念，是對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主體性的基本尊重。

功利主義與墨家思想的對話，則幫助我們平衡效益追求與公平分配。邊沁的「最大幸福原則」、墨家的「交相利」理念都關注行為的社會後果，但後者更加強調利益的普遍性。這提醒著在評估AI技術的影響時，需要特別關注其對弱勢群體的影響，避免技術進步導致新的社會不平等。

構建以人為本的AI未來

綜合東西方智慧，可以勾勒出以人類為主體性的AI倫理基本框架：技術發展應當服務於人類整體的繁榮與福祉；AI系統的設計必須尊重人的尊嚴、自主性和基本權利；技術創新的收益應當得到公平分配；同時需要建立適當的法律規制和社會監督機制。在這個框架下，AI技術不再是一個可能脫離控制的異己力量，而是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工具。就像過去的各種技術革命一樣，AI技術的倫理意義最終取決於如何選擇使用它。

中國的「中庸」思想提醒我們，在技術發展中需要保持平衡與節制，避免過度樂觀或悲觀的極端態度。未來AI倫理建設的關鍵在於發展出一種既能擁抱技術進步，又能保持人類價值主體性的新智慧。這需要技術專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

最終，AI技術的倫理問題不僅關乎技術本身，更關乎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希望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只有堅持以人類為主體性的發展道路，才能確保技術進步服務於人類文明的延續與繁榮，而不是導致人的異化或邊緣化。在這個意義上，AI倫理建設不僅是一項技術挑戰，更是一次重新思考人類價值和命運的文化機遇。

（作者係中華兩岸人民文經交流促進會副秘書長）

在全球人工智慧（AI）的競賽中，中國大陸正以驚人的速度躍升為不可忽視的強權。從日常辦公到產業轉型，從技術研發到治理框架，AI正在重塑大陸的社會經濟格局，但同時也伴隨著諸多挑戰與隱憂。這場科技革命帶來效率提升與創新機遇，但更引發對倫理、隱私與社會結構的深刻反思。面對這場變革，大陸如何平衡發展與風險，將決定其未來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地位。

大陸AI發展現況與全球地位

根據最新發布的《全球人工智慧信任、態度與應用調查報告》顯示，大陸用戶對AI的信任度、接受度、期待值及樂觀度領跑全球。更令人矚目的是，大陸職場中的AI工具使用率高達93%，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58%）。這種高度接受性反映的是，大陸為AI高水平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以及對AI技術推廣的積極政策支持。

作為「中國製造2025」計畫的一部分，大陸過去十年來一直在累積包括AI在內的高科技產品專業知識。倫敦國王學院發展經濟學專家龔雲丹（Yundan Gong）表示：「中國製造2025總體上非常成功。在許多行業中國正在趕上領先地位，在某些行業中國甚至處於領先地位」。在無人機領域，大疆創新在全球擁有70%的市場份額；在再生能源領域，大陸占全球太陽能板供應鏈的80%至95%；在電動車領域，大陸也超越了德、日、美等傳統汽車生產中心。

政策推動與技術應用

2025年大陸正式全面啟動「人工智慧+」新時代。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慧+」行動的意見》為大陸抓住AI歷史機遇、培育新生產力提供了行動指南。國家數據局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2025年行動方案》也重點部署了「人工智慧+」行動，一方面將深度挖掘AI應用場景，積極開展AI高質量數據集建設；另一方面將著力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AI手機和電腦、智能機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終端及智能製造裝備。

在應用層面，AI已深入大陸社會的各個角落。在北京一家醫院內，AI在肺癌早期篩查中的準確率高達80%以上，能在很短時間內幫助醫生區分低危、中危、高危病灶，大大縮短患者的等待時間。在製造業領域，大陸已建成1200多家先進級智能工廠和230多家卓越級智能工廠。全球172家「燈塔工廠」中有72家建在大陸，占比超過42%。這些數字顯示AI技術正快速融入產業核心，生產效率顯著成長。

技術發展的挑戰與隱憂

儘管發展迅速，大陸的AI技術應用仍面臨諸多挑戰。信任度問題是其中一個關鍵挑戰，全球僅46%的受訪者願意信任AI系統。更嚴峻的是，應用失範導致雙重隱患：66%的使用者未建立輸出校驗機制，56%因此引發工作失誤（在大陸分別為78%和73%）。此外，57%的受訪者隱瞞AI使用痕跡，並冒認AI產出為個人成果，在大陸該比例甚至高達85%。

AI高能但非萬能。一些居心不良的用戶試圖通過AI來獲取非法資源。一位從事AI訓練的算法工程師表示：「人類在正話反說或陰陽怪氣的時候，AI並不一定能準確識別人類的意圖，進而影響其判斷和學習」。此外，數據污染和投毒也是一大問題，一些不法分子在與AI助手互動時，有意加入一些粗鄙語言或侮辱性觀點，污濁了AI的訓練環境。

過度依賴AI是人類面臨的另一個潛在風險。一位記者透露：「自從使用了AI功能之後，他幾乎很少會人工逐字閱讀參考資料，雖然有時候AI讀出來的總結內容會相對片面，但自己已無法靜下心來認真閱讀和總結了」。在此情況下，人們不禁擔憂：質檢員是否還會仔細檢校流水線上的產品質量，醫生是否還會耐心研判每一張醫學影像上的不明斑塊，老師是否還會精心設計每一次的小測驗。

監管治理與未來展望

面對AI帶來的風險與挑戰，大陸正在積極構建治理框架。2025年3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聯合制定了《人工智慧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要求服務提供者對AI生成合成內容添加標識，以促進AI健康發展，規範AI生成合成內容標識，保護公民和各種組織的合法權益。

全球70%受訪者呼籲加強AI監管治理框架，但僅43%認為現行法規具備充分約束力。這種認知落差催生了強烈的改革訴求：87%的全球受訪者（大陸為86%）要求構建跨國監管體系，遏制AI虛假信息，敦促媒體與社交平台建立更嚴格的事實核查機制。這顯示全球對AI治理的共識正在形成，但落實仍需時間。

在技術基礎方面，大陸也正在努力築牢算力基礎。在2025年人工智慧計算大會上發布的《超節點智算應用「北京方案」》，正是構建集約化、普惠化的「人工智慧+」算力底座的重要成果。該方案以「開放多元、全場景賦能、普適普惠」為核心理念，整合晶片、整機、模型、服務與應用等關鍵環節，打造全國產化產業鏈，形成「技術創新-AI產業升級-社會經濟智能化轉型」的良性循環。

結語

大陸在人工智慧領域已取得顯著成就，然而，信任缺失、技術濫用、數據安全、過度依賴等問題也如影隨形。未來，大陸須在促進AI技術創新與應用的同時，加強監管治理框架的建設，確保AI技術在安全可控的軌道上發展，才能實現「人工智慧+」行動的潛力，培育新生產力，塑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

正如專家所言，「人工智慧+」行動是大陸首次以技術革新和應用實踐引領者的身分，參與全球生產力重構的歷史機遇。只有在技術紅利與風險防範之間找到平衡點，大陸才能在這場全球AI競賽中脫穎而出，實現從技術追趕者到創新引領者的歷史性轉變。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什麼樣的建築違建，居然可以驚動蔣介石出面干預。1950年代的圓山飯店憑藉著與士林官邸的特殊關係，濫用特權，警察局長依法取締圓山飯店違建，反而被蔣下令撤職查辦，違建重建的工程款還要由台北市長私人墊付。

這件違建糾紛是因媒體發現警察局長被關起來了，才引起注意，但外界並不清楚過程，直到近年來政府公開檔案，可查閱到當年台灣省警務處的調查報告，以及黃杰擔任警備總部總司令時期的日記，才能拼湊出整起案件的始末。

黃杰日記還原圓山違建

國府名將黃杰自越南撤退來台後，曾擔警備總部總司令。他在1959年9月20日的日記提到蔣總統關說違建拆除的秘辛。他寫「前日奉總統令召見，以圓山飯店新建鋼骨水泥車間，警察第三分局長趙品玉，以其無建築執照，強迫拆除，但該處既不妨礙交通，又無礙市容，何得令其拆除？奉總統諭，限三日內將趙品玉撤職，並予監禁，以示懲罰。」

在那個年代，圓山飯店憑著與士林官邸的特殊關係，幾乎無人能管。圓山飯店沒有任何申請核准，就自己架鐵絲網，把早起運動的台北市民趕走，不允許靠近圓山飯店，販賣未稅洋酒更是屢見不鮮，各級政府單位想管也管不動，圓山飯店動不動就抬出孔令偉、宋美齡等頭銜，讓外界知難而退。

圓山飯店因私自蓋違建，被台北市政府查報，警察依法執行，圓山飯店反過來指控是警察募款未遂，挾怨報復，一狀告到士林官邸。蔣介石律下甚嚴，但常常亂發脾氣，沒有搞清楚違建始末與建築法規，就下令將這位盡職的警察局長撤職查辦，不僅是移送法辦，還關了起來。台灣省警務處與警備總部都清楚圓山飯店違法的事實，但只能順著蔣的意思，把取締違建的警察局長趙品玉免職，但沒有法辦趙品玉。

警察首長對趙明打暗護

黃杰9月21日記錄了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長潘敦義為趙品玉求情，「台北市警局潘局長敦義來見，圓山飯店自行興建汽車間案，被本局第三分局趙分局長品玉勒令拆除，受總統嚴斥，認為既無礙交通秩序及市容，而予拆除，使人民受損，則屬違法濫權，必須嚴懲，先行免職禁閉，並移送法院審判，本局自當遵令辦理，不悉總司令尚有轉圜餘地否？」

潘敦義知道無法忤逆蔣的旨意，只好口頭把趙品玉批評一番，但潘其實是想要問黃杰，趙品玉獲罪是否有無起死回生的機會。21日下午，潘敦義再次求見黃杰，向黃杰報告已將趙品玉撤職，並將趙品玉扣留在刑警大隊，完成法定手續後，再移送法院。潘敦義向黃杰含蓄地說明，台北市任何建築物沒有事先向工務局取得建築執照，就是違章建築，依法必須拆除，趙品玉執行命令沒有違法，但蔣總統認為趙品玉曾是總統府侍衛，擔心他是仗勢欺人，下令嚴懲，但蔣對違章建築定義未必完全明瞭。

1959年9月22日黃杰記載，「戰略顧問俞濟時同學來訪，談圓山飯店汽車間被拆除問題，濟時兄表示，車間重建約需款3萬元，希望由台北市政府支付。余表示不可，由於該飯店未向市政府請領建築執照，即屬違章建築，凡屬違建，必須依法拆除，否則管區員警將受撤職處分。圓山飯店如需要重建車間，必須先申請建築執照，請轉知該飯店總經理李景耀，務必先申請建築執照，始可動工，倘再擅自營建，仍將予以拆除。」

掩蓋圓山飯店違建真相

9月24日，圓山飯店逼迫執法警察局長免職一事終於上了報紙，這時蔣介石試圖掩蓋爭議。黃杰當天的日記記載，總統府侍衛長吳順明向台灣省警務處處長郭永轉達蔣介石的指示，應對外宣稱趙品玉去職與取締圓山飯店違建無關，趙品玉曾向圓山飯店募捐1萬元，以助警民協會籌建警員宿舍殊屬不當，總統府侍衛官任外職者不得有任何違法亂紀行為，否則加重其處分。

蔣的指示顯然與實際情況有所差距。台灣省警務處在1959年9月26日向蔣總統送交了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首先引用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說明，圓山飯店違建是由工務局9月12日首先查報，然後通知圓山派出所，並不是由趙品玉查報。趙品玉12日傍晚到圓山派出所查勤時，聽到員警報告圓山飯店違建遭取締，當場指示員警依法拆除。次日，士林官邸斯紹愷打電話向趙品玉表達關切，趙品玉告知違建拆除是工務局的權責，警察人員未便過問，絕對沒有挾怨拆除的事情。趙品玉也向調查人員承認，確曾向圓山飯店提及募捐事，但未收到任何回音，從此也未再提及，圓山飯店亦對調查人員證稱，沒有受到警察不法要求或勒索敲詐。

趙品玉逃過法辦但丟了官

郭永在這份報告說明，經調查，趙品玉沒有涉及任何刑責，但為了平緩士林官邸的壓力，報告中稱趙品玉應該協助圓山飯店申請程序，而不是任令拆除，趙品玉因無涉刑責，免職處分已足夠儆戒，希望就此結案。黃杰日記1959年9月26日記載，台北市長黃啟瑞出面協調，准許圓山飯店重建違建，但要先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准予備查處理，圓山飯店損失的建築費用三萬元由黃啟瑞私人解決。

黃杰電請吳順明向蔣介石報告，趙品玉案偵查結果並無刑責，已予釋放。這時蔣大概也終於搞清楚圓山飯店違建始末，下令圓山飯店建造車庫需先請領執照，始可動工，市政府不能付款重建，請市警局通知圓山飯店一切依法行事。趙品玉因此事丟了分局長的官位，直到整起事件平息後兩年，才又重新在警界任職，但分配到偏遠的南投地區工作。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目前全球最受關切的問題，就是糧食生產及貿易、食品安全、氣候異常變遷、生物多樣性的劣變、以及生活環境的惡化等，而這些問題其實皆與農業直接有關，所以減輕農業威脅生物生存方面的負擔，並負起農業可產生正面果效的責任，是國際間農業從政人士與硏究人員應積極面對的課題。

農業生產應重視的課題

一、維護土壤健康。土地乃孕育萬物之母，所以土壤的良莠與否直接影響到萬物的種類與多寡。霍華德（Albert Howard,1873-1947）及麥卡理森（Robert McCarrison，1878-1960）兩位英國爵士的研究清楚道出，從自然環境中生產出的糧食是長壽健康的決定性因素；英國土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的創始人貝爾福女士(Lady Evelyn B. Balfour, 1899-1990)，經由連續30餘年的田間土壤試驗，親身體會到土壤健康會直接影響動植物及人的健康。

土壤的健康取決於土壤中所含有機質的多寡。有機質含量多的土壤是健康的，含量少的一定是貧瘠而生長不出營養健全的食材；添加堆肥可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含量，其間的活性碳明顯（p<0:01）比慣行農業中的多，此乃因為有機農田所含有機質顯著（p<0:05）比慣行農地中的多，因為慣行農田施用較多化學肥料及耕犁之故。化學肥料會使土壤中的各種微生物活躍生長，但會消化土壤中存在的有機質；相對的，有機農田使用堆肥或綠肥、或覆蓋作物、或種植伴作作物、或實施輪作，增加土壤中的碳含量，所以有機農田每畝土地中每年可固定住2000磅的碳，而慣行農田中則反而流失300磅的碳。有益生物會將有機質分解，轉變成腐植質，腐植質中的腐植酸、黃腐酸、烏敏或腐木酸會改良土壤結構，而便於作物根部生長、營養吸收及發育，尤其是它可增強土壤的保水能力。土壤中微生物多，可以代謝產生對植物有益的物質。

二、減緩氣候變遷效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氣候行動2021年版」報導，現行之慣行農業所衍生的溫室氣體占全球所排放溫室氣體的1/4-1/3，並消耗全球70%的水資源。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UNFAO)的全球土壤有機碳封存圖（GSOC）顯示，全球34%的溫室氣體會因土壤永續性的維護而減少，相當於每年經由土壤可封存20.5億噸的碳，但目前農業耕地33%的土壤已退化，其中25%的土壤遭到破壞，所以提議將20億公頃土地恢復原狀，並將保護區面積擴大到全球陸地面積的50%，使全球碳排放量減少13%，農作物產量增加10%。換言之，只要將1.5億公頃被破壞退化的農地恢復原狀，就可創造出850億美元的收益，並增強近2億人的糧食安全。

三、生物多樣性的復原。單就植物而言，根據「英國皇家植物園」2020年結合210位專家的調查，全球已有2/5的植物面臨滅絕風險，主要原因是氣候變遷及原生物種的棲地遭到破壞。根據《應用生態學雜誌》（J. of Applied Ecology）的一篇報告，將慣行農地轉變成以有機方式應用的土地，可營造出46-72%的半自然棲地，結果孕育出的動植物種類較之前的多30%，以及多50%的植物數量。2020年出版的第11卷「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也報導，植物的數量在有機農田中比慣行者多95%；計入所有生物的種類及數量，有機農田中的比慣行者中的多58%。

四、自然環境保護。慣行農業大量使用的化學肥料，水溶性的硝酸鹽及磷酸鹽會經由雨水、灌溉用水，滲入地下水中，地下水的品質於是降低；而有機堆肥基本上並不會造成如同前述的情形。慣行農地土壤滲出的氯化物和硝酸鹽的濃度，比有機農田高；人從飲用水中吸收到的硝酸鹽，和癌症、甲狀腺疾病、不良生育後果及高鐵血紅蛋白血症（藍嬰症）等有關；除化肥外，化學農藥的濫用同樣會惡化地下水的品質，根據「世界水資源評估計畫署」的報告，38%的歐洲水體正承受著來自農業汙染的壓力，法國政府2011年計算過清淨境內地下水需付出5,221億歐元。總之，實施有機農業不但可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狀，而且不會在地下水中累積各種有毒的化合物質及重金屬。

五、農民收益較大。在乾旱的2016年以有機方式生產的玉米產量顯著地（p<0:05）高於慣行方法種植的同種玉米，尤其是施用堆肥種植的結果，每畝田所生產的玉米為180-200英斗（bushel，每一英斗等於35.24公升），而以慣行方式在有或無耕犁的農地收穫的產量為110-140英斗。根據1986-2014年間的綜合資料，使用堆肥的有機玉米產量，每畝田為74英斗，而慣行玉米為76英斗；農民以有機方式生產作物，其產量未必一定優於慣行農民，但所獲利潤卻是慣行生產者的3.3-6.2倍！

結論

氣候變遷影響全球生物，農業也不例外。目前全球土壤中所含有的碳存量約計1兆7,400億噸，所以從事農業生產過程中切忌再實施如慣行農業所實施的方式，即經常性的耕犁土壤、大量施撒農業化學品、大面積地種植同一種作物、連作及任何觸及危害生物多樣性的作為等。其實，全球在二、三十年前表土就已損失了1/4，土壤及有機質流失，作物的產量及品質一定下降，於是農民使用更大量的化學肥料，土壤便加速氧化更多土中的有機質，排放出更多的溫室氣體。改變這種惡性循環的方法，就是趕緊制訂務實的推廣方法與獎勵辦法。

羅德爾（Rodale Institute）研究所以田間試驗證實，有機農業比慣行農業少消耗45%能源，而且少排放40%的溫室氣體；並且單就產量而言，轉型成功的有機農田所產出的作物幾乎可與慣行農業者並駕齊驅；在遭遇旱季時，有機農業的產量甚至比慣行農業者多40%；有機農民所獲的報酬是一般慣行農民的3-6倍。實施有機農業有這麼多優點，相關政府單位豈能墨守成規而不怦然心動？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2025年10月2日，苗栗市社寮街一條寧靜的小巷，驟然變成血腥的刑案現場。48歲的嫌犯邱某在街頭持刀隨機襲擊，致使兩名女童和一名見義勇為的市民受傷。小女孩驚慌失措地逃入便利店尋求幫助，店內滿是鮮血，現場目擊者無不感到驚恐和不安。新聞畫面播出後，社會陷入憤怒與恐懼中：如此暴力行為再次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毫無預警地撕毀了人們對「日常」的信任。

然而，這起事件不僅僅是一起殘酷的暴力行為，更是一個早已醞釀的系統性災難，嚴峻地質疑了台灣整體社會治理與風險預警體系的有效性。因為這名行兇者並非毫無前科、突發奇想的「突變者」，相反的，他的名字早已在司法系統和媒體上出現過。十年前，他曾在超商持刀傷人，重傷四人，甚至攻擊員警。經過近九年的服刑後，他本應受到嚴格的監管與輔導，然而卻如同消失在社區中，無人追蹤與關注。直至再次揮刀，鮮血再次流淌。

血跡從來不會說謊

面對此案，公眾最無法接受的是：在這個自詡為「強化社會安全網」的體系中，一名曾經犯下嚴重暴力罪行，且具備精神風險與毒品前科的高風險個體，竟能毫無阻礙地再次融入公共生活，甚至無需定期報告或心理評估，亦沒有任何人主動關注他的適應狀況。政府多年來引以為傲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自2018年首次推出，2021年升級至2.0版本，而2025年將是五年計畫的收官之年，期間投入了407億元，建設「152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28處心理衛生中心、4609名專業人員及500多個民間團體」，最終卻無法識別和阻止一名有暴力前科的慣犯再次作案，令人感到無奈。

邱姓嫌犯並非「看不見的幽靈」。根據鄰里的描述，他在社區中的行為頗為異常，情緒時常失控，甚至被稱為「不定時炸彈」。他有毒品記錄、有服刑經歷，曾因攻擊無辜路人而入獄。然而，在層層疊疊的社會安全網機制中，他始終沒有成為「應該被處理的個案」。其中的原因在於制度規定：「他並未被正式診斷為精神病，缺乏身心科就診記錄，因此不符合通報標準。」此回答令人心寒。顯然風險並非未曾存在，而是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無能為力或不知如何應對。制度選擇以醫療標準來界定風險，用行政邏輯來決定介入，而非依據人命的價值與社區的感受來判斷「值得關注」的個案。

這恰恰是社安網最核心的缺陷：表面看似嚴密，實則漏洞百出；資源雖豐富，卻失去效用；部門眾多，彼此間卻缺乏協作。一個網路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編織了多少線，而在於這些線是否能夠真正互聯。如今所見的，並非能支撐脆弱與危機的安全網，而是一本繁瑣卻缺乏協作的官僚手冊。制度看似完備，實際卻如孤島般割裂；看似數據亮眼，卻無人願意對一個又一個滑出制度縫隙的人承擔責任。

「整合」只存在於簡報裡

翻閱社會安全網的政策白皮書時，會發現「整合」和「協力」這兩個詞頻繁出現，如「跨部門整合」、「公私協力」、「垂直橫向聯繫」、「資源共用平台」等，似乎在構建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社會保護網路。然而，這些詞語一旦離開會議室與簡報，在現實生活中竟淪為空洞的口號，甚至形同虛設。

我們不禁要問，過去5年投入的407億元預算，到底產生什麼效果？雖然資源看似充足，但因制度設計不良而無法流動、無法及時介入，最終淹沒在部門間的推諉中。人力雖然有所擴充，卻被困在填寫表格與績效報告的無盡迴圈中。公私協力在紙面上暢談，實際執行時卻發現：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缺乏平台，更沒有明確的責任歸屬。

台灣的問題並非沒有行動，而是行動緩慢、分散且官僚。各部門都「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卻沒有人關注這「整體」是否真正運作。結果是：每一張表格都填寫得非常完整，但危機依然悄然滑出我們認為完備的網路。

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承擔

社會安全的本質並不在於預算或數字，而是一種「責任倫理」。這涉及到每一個制度環節，是否能勇敢地對面臨風險的個體說：「我看到你，也會支持你。」

當高風險者出獄後，誰來負責跟蹤、報告？誰有權進行干預？這些問題不應再被模糊化、技術化或責任推諉。政府不能再以「個案」、「偶發」或「難以預測」作為藉口來逃避責任，因為我們都明白—這些悲劇的背後，從來不是突如其來的怪物，而是一系列被忽視的信號所導致的過程。

苗栗無差別砍人案件並非一場不可預見的突發事件，而是制度選擇不願承擔後果的體現。它假設了「只要刑期滿就意味著風險解除」、「沒有醫學診斷就不是精神異常」，更假設了「我們已經盡力，責任到此為止」。然而，社會並不需要一個努力過但無能為力的制度。我們所渴望的是一個能夠真正支持那些最邊緣、最危險、最需要干預個體的活體系。

社會安全從來不是「零風險」的承諾，而是一種集體對風險誠實回應與制度設計的能力。這要求我們放下那些假裝萬無一失的口號，勇於承認制度的缺陷與人性的脆弱。希望我們不要等到下一個隨機突發砍人事件，才再次回頭審視制度。因為每一次悲劇都是對上一個「整合失敗」的清算。而台灣的社會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代價。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在討論經濟增長時，我們常常依賴一些看似客觀，但實際上可能是誤導的數字，比如GDP增長率、平均薪資和基本工資的漲幅等。這些數據看起來令人振奮，似乎在暗示正朝著普遍富裕和公平的方向邁進。台灣就是一個例子。

根據官方統計，自2015年以來，台灣的人均GDP穩步上升，預計到2026年將超過4萬美元；基本工資也連續提升了十年，預計到2026年將達到29,500元。在對外宣傳中，這些成就被視為社會進步和勞動者保障改善的象徵，是政府推動包容性增長的重要證明。

台灣實際總薪資負增長

然而，問題在於，這些數字雖反映了台灣經濟的整體情況，卻未能揭示台灣人民生活的細節和差異。根據主計總處發布的2023年薪資數據，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為58,545元，但薪資中位數卻僅為約43,000元。這並非統計上的誤差，而是揭示了一個嚴酷的現實：超過一半的勞動者收入低於整體平均水準。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的「平均薪資創新高」不過是少數高薪階層所推動的表象，與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毫無關係。更令人擔憂的是，在過去十年中，平均薪資增長了24.99%，而中位數薪資僅增長了16.73%，這表明高薪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遠超過普通勞動者。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學問題，更是經濟結構向上傾斜的表現。資源與收益愈發集中於特定的行業、區域和階層，形成了一種「雙軌社會」，而大多數人則被困在低薪和高生活成本的日常生活中。

此外，物價的上漲進一步侵蝕了民眾的生活感受。儘管名義薪資看似增加，實際購買力卻反而下降。2023年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台灣出現了7年來首次的實際總薪資負增長（-1.04%）。這意味著，儘管許多家庭的帳面收入有所增加，但他們實際能承擔的生活支出卻在減少。民眾常常用一句話來總結這種無力感：「什麼都在漲，就是工資不漲。」

最令人憂心的是，政府與媒體持續對「平均」指標的迷信與操弄。當官方高調宣布基本薪資再創新高，卻對多數人真正的「薪情」避而不談，這種「好消息」與「壞感受」的反差，不只造成集體焦躁，更加深了人民對體制的疏離感。正因如此，愈來愈多台灣人開始懷疑：這場經濟成長的盛宴，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位子？

被剝奪的未來與夢想

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嚴重階級分化，不僅僅體現在收入差距上，更在於是否擁有資產所引發的生活條件差異，而住房問題則是最具代表性和最為殘酷的例證。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過去五年間，全台住宅價格指數從2018年的91.24激增至2023年的136.20，漲幅超過四成。同時，房價所得比也達到9.86倍，這意味著一位中位數收入的勞工，需要將近十年不吃不喝才能購得一間普通住宅。這一計算並未考慮通脹、物價上漲、生活開支及持續上升的房價。對於大多數年輕人而言，買房已不再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個站點，而是一場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場住房危機使得許多年輕人放棄購屋的念頭，並進一步影響他們對未來的規劃。「不婚、不生、不買」並非代際叛逆，而是一種對現實的理性反應和心理自我保護。當生活無法穩定，愛情、家庭及安定的生活也無從談起。這不僅導致生育率下降，也是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

更為矛盾的是，這輪資產通膨所帶來的紅利，幾乎全數流向那些已擁有房產的中上階層。這部分人群無需辛苦工作，只需持有不動產和金融產品，就能在市場利率低迷和資本利得暴增的情況下，實現被動致富。而新進勞工和年輕人則只能看著房價飛漲、租金攀升，卻無法入場。為了在這場財富遊戲中追趕，有些人選擇高槓桿投資，背負巨額負債，面臨更高的金融風險，成為市場波動的受害者。

2024年主計總處發布的家庭財富報告揭示了驚人的差距：財富最上層的20%家庭，平均淨資產達到5,133萬元；而最底層的20%家庭則僅有77萬元，整體差距高達66.9倍。這種資產懸殊並非自然形成的貧富現象，而是政策、稅制和市場結構共同造成的「制度性剝奪」。過去「不買房就永遠是租客」的生活選擇，如今已演變為「沒有資產就永遠無法融入社會」的殘酷現實。

當擁有資產變成財富的分水嶺，當租屋與買房意味著人生安全感的天壤之別，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便不再存在。此時，年輕人對努力翻身的懷疑，就不再是情緒性反應，而是一種對結構性困境的冷靜評估。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努力，而在於這個社會是否給他們一條能通往未來的路。

該如何定義「成功社會」？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辛勤工作應當帶來基本的生活保障及向上發展的機會。然而，現今台灣的現實卻讓這條道路變得異常艱難。許多年輕人感慨「努力無果」、「買房成了奢望」、「工資無法支撐體面生活」，這並非個人的能力問題，而是制度性障礙與資源分配機制的崩潰所致。回歸根本，如何衡量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功呢？如果政府和媒體僅僅關注GDP、出口量、股市市值和平均工資，將永遠無法察覺大多數人逐漸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只有將關注點轉向中位數工資、房價與收入比、財富差距，以及生活滿意度等能真實反映民生的指標，政策才能符合社會的需求。

改善現狀並非無計可施，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具備政治意願與社會共識。在稅制上，應讓資本和資產承擔應有的責任，而不是一味鼓勵房地產和金融投機。在住房政策方面，政府需積極推進社會住宅建設並限制囤房行為，而不應僅靠市場機制來調節。在薪資制度上，應獎勵願意與員工分享利潤的企業，強化工會和勞動談判的權利。在教育與福利方面，必須建立跨世代公平的機制，以打破階級再生產的惡性循環。繁榮不在於統計數據的光鮮亮麗，而在於每個人是否能夠充滿希望，並保持尊嚴地生活。

（作者係北京大學傳播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