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兩岸抒懷

日月潭，月牙泉；

兩岸同胞心相連。

阿里山，鳴沙山；

台海正道在人間。

台南府，敦煌城；

華夏兒女共崢嶸。

*題記：2014年8月26日至9月2日，受海峽兩岸研究中心邀請，隨台南市兩岸公共關係協會參訪團重溫絲綢之路，在游月牙泉時隨即譜小詩一首。

玉門關新譜

一條彩虹出陽關，

沙漠綠洲換人間。

借問故人今安在，

春風蕩漾玉門關。

*題記：有感甘肅西部巨大變化，譜新詩一首。中國歷史上有多位詩人描繪西域玉門關的環境與變化。其中，唐時詩人王子渙《涼州詞》云：

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清代詩人描寫左宗棠率軍治理甘肅、新疆情況。有詩云：

將軍西去人未還，

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裁楊柳三千里，

曾任上海民族樂團琵琶首席的楊惟，2013年9月應台灣藝術大學國樂系的邀請來台，擔任一年客座教授，並於2014年5月與藝術大學國樂團在國家音樂廳，以琵琶演奏改編自陳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他的演奏音質純淨，技術熟練，藝術處理細膩激情。

楊惟現居美國，曾任芝加哥藝術學院的駐校藝術家，經常舉辦國際音樂講座。2000年成為絲路合奏團的成員，和馬友友合作；在拉維尼亞國際音樂節、金梅爾中心、林肯中心和芝加哥交響樂的眾多場地表演；他在全世界表演的成功，激發了亞洲、歐洲和美國觀眾對琵琶音樂的興趣。

學習過程漫長艱辛

1960年出生在上海的楊惟6歲時，父母有一位朋友會自製簡單的中國揚琴，見他有興趣，就教他在上面敲著玩。玩著玩著，他對其他樂器也產生了興趣，就這麼靠著靈敏的耳朵，又玩會了古箏、笛子、笙、嗩吶、琵琶和中國鼓。

楊惟在13歲讀初中時，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老師，看到他對音樂有興趣，就教他樂理，且要他指揮全校唱歌。進中學不久後，他開始思索未來的路。當時正值文革時期，高中畢業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到農村種田，但若會唱歌跳舞，就可成為宣傳隊的隊員，不必下鄉。他住家對面剛好住了一位滬劇團裡的琵琶樂師，楊惟就選擇了琵琶作為他專研的樂器。

楊惟13歲正式跟陳宏仁老師學琵琶，但沒有多久陳老師就告訴他已經沒有能力再教他了。

上海民族樂團在1977年重新招收團員，有幾千個人去應考，結果他幸運的考上了。18歲那年，他高中尚未畢業就已開始上班，樂團給了他一把300元的琵琶練習。當時樂團裡有許多如閔惠芬、蕭白鏞、俞遜發等大師級的演奏家，他的老師湯良興也是其中之一。

上海民族樂團每天有許多大師級的音樂家在演練，耳濡目染，音樂要不好也難！湯良興老師很忙，常到各地和國外演出，有空上課時也很少發言，就端坐在那裡練著自己的樂曲，一練可以練很久；楊惟就悶坐在一旁跟著彈。原本跟不上，彈久了，就跟上了。

1981年，他發現自己身陷一個瓶頸，無法突破琵琶彈奏上的一些問題，所以到處尋找老師幫忙，一直到他去了北京跟劉德海老師學習，才豁然開悟。

上海民族樂團在1987年分為兩團到德國和新加坡演出，因為老師輩都去了德國，楊惟就在新加坡被賦予重任。當時兩岸雖未交流，但他在新加坡的演出錄音帶《瀛洲古調》可在台灣發行，他也就成了台灣學生學習的對象。

激發外國人對琵琶的興趣

楊惟一直想去國外看看，以擴大自己的視野。但他終於到了美國後，才發現得從頭學英語，也要適應新環境，讓他一時不知何所適從。

為了生存，楊惟先在兒子的學校參加一些節日表演上演出，他用琵琶演奏許多美國音樂，那些都是劉德海改編給中國樂器演奏的樂曲。他在美國演出就是用劉老師編給中國樂器演奏的版本。許多美國人沒看過琵琶這種樂器，懂音樂的人則稀奇怎麼他會出現在校內演出，之後就引薦他到芝加哥藝術學院作駐校藝術家，並舉辦國際音樂講座。

有了舞台，他就一面用琵琶宣揚中國傳統的音樂，一面尋求更廣泛的曲目。楊惟除嘗試演奏盛宗亮、Huang Ro和Lu Pei等當代中國作曲家創作的新作品，也與現代的、新的藝術團體合作，在2000年參與絲路合奏團，和馬友友合作，在拉維尼亞國際音樂節、金梅爾中心、林肯中心和芝加哥交響樂的眾多場地表演。Sony Classical發行了兩張他的專輯：一是Silk Road Journeys ─ When Strangers Meet，二是The Silk Road Ensemble with Yo-Yo Ma ─New Impossibilities。

楊惟一直想探索出混合東方文化和西方藝術創作的可能性。音樂本身是相通的，關鍵是必須能先掌握自己樂器的性能和技巧，同時又對要改編的樂曲有充分的瞭解和學習，才能在西方音樂裡挖掘到可以讓琵琶表達的音樂，而阿爾汗布拉宮的回憶、梁祝、貝多芬鋼琴三重奏作品第11號，就是他在這方面的探索。

對於他今日在海內外皆享有盛名，楊惟說：「從事藝術別無他法，只有持續地執著追求、勤學苦練、充實自己、博採眾藝。」

(作者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樂系教授）

1895年10月11日早上，日本乃木希典將軍所率領的第二師團，從屏東枋寮登陸，展開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台灣的最後一戰。南部客家人聚居的六堆地區首當其衝，為了自衛，更為了民族大義，左堆總理蕭光明(1841-1911)領導族人與鄉親，在戰鬥中，堅守東柵門的蕭光明次子，也就是蕭道應的祖父蕭升祥，不幸壯烈犧牲；率領大刀隊迎戰於南柵門的蕭光明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於戰役結束後不久去世。在佳冬蕭家古厝的步月樓，譜下一頁悲壯而不可抹滅的抗日史跡。

茄苳腳蕭家

   1786年(清乾隆51年)，蕭光明的祖父蕭達梅 (松源19世，1768-1836)由廣東梅縣渡海來台，是為蕭家來台祖，定居茄苳腳(今屏東縣佳冬鄉)。蕭光明的父親蕭清華(1801-1872)，因襄助當時駐紮大響營的李洸將軍撫番及開拓恆春、車城和枋山等地，聞名於世，並娶台南回民楊氏為妻。

   1841年(道光21年)，蕭光明生於台南府，早在青少年時期便跟隨母舅從商，經常往返茄苳腳、台南之間，從事染布生意，經商有成，奠定基業。1860年(咸豐10年)，他請唐山(大陸)師傅，開始興建一棟五堂六院，雙回字型，具有客家民居所強調的內聚性與防禦功能，而完整封閉的圍龍屋。這棟歷經三代才興建完成的大宅，也就成為今天蕭家的祖屋。

步月樓之戰

    1895年(光緒21年)，清廷甲午戰敗；4月17日，被迫簽下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割日。日軍近衛師團進兵台灣，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據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所載，10月9日，嘉義陷落。10日下午，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下令各部隊集結登陸枋寮。11日晚上9時30分，日軍第二師團18,000人，於枋寮登陸完畢，隨即兵分三路進攻，即令佔領茄苳腳。

    六堆客家庄的各堆領袖得到消息，連夜共商大計；決議以既有的六堆宗社結團為基礎，組織民眾武裝的聯合義軍，誓死抗戰。所有人馬宣誓起義之後，大總理邱鳳揚便指派左堆總理蕭光明與副總理張阿庚、戴登壇，連夜趕回茄苳腳，防守第一線；先鋒堆總理李宜三與副總理鍾順君負責支援前線；其他各堆負責人火速回到各自庄頭，俟機支援。

    茄苳腳原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擁有柵門、城牆、刺竹林等防衛設施。六堆義軍在蕭光明的帶領下，藉著清軍所遺留下來的軍火，鎮守四個主要柵門。日軍上級商議之後，決定進攻位於東柵門的蕭宅步月樓。步月樓樓下有門，日軍必須經過此門才可以進茄苳腳。蕭光明率眾堅守步月樓。

    日軍又派兵增援包圍義軍，從左右兩翼突破，相繼衝進村內，放火焚燒……。義軍終於抵擋不住而敗走，午夜0時30分，日軍佔領了茄苳腳。這場連村裡婦幼也投入戰鬥，史稱「步月樓之役」的慘烈抗戰終於結束，現場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據《警察沿革誌》統計，日軍一共有604人參加這場侵略性的戰鬥，戰死將校1人、士兵14人，受傷57人；義軍則戰死80餘人。

   只要步月樓的彈痕猶存，蕭光明就永遠不會忘記那場犧牲了兩個兒子與無數庄民的生死決鬥。

繼承遺志的蕭道應

    抗日家族的血緣，步月樓的斑斑彈痕，父祖們口述的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戰鬥，以及「台灣文化協會」以來反日民族革命運動的思想啟蒙，決定了蕭道應（1916-2002）日後注定要繼承蕭光明的遺志，堅決地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蕭道應1940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師承杜聰明、森於菟等教授。畢業後，和愛人黃素貞、讀日本明治大學的鍾和鳴（後名鍾浩東）、鍾的愛人蔣碧玉（蔣渭水的養女）、李南鋒5人，先後潛赴大陸的國統區參加抗日，在惠州惠陽遭國軍逮補，誤認為日軍間諜，要被處死，經台籍客家元老丘念台（丘逢甲的兒子）出面保釋，進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從事抗日工作。抗日勝利後返台，1945年末成為最早的法醫學本土師資，以及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第一位台灣人主任。

（作者係蕭光明重孫、蕭道應之子，法務部法醫）

今年是釣島被竊奪的119周年，更是刻骨銘心的甲午國殤120周年。

釣島之失，是日本利用1894年甲午之戰勝利在望，才於1895年1月通過內閣非公開的秘密決議，偷偷拿走的一個戰利品，然後再在同一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作為台澎的附屬島嶼而正式確認。所以，要研究釣島問題就繞不開甲午國殤，要談甲午國殤也必然要涉及釣島被竊。

那麼，我們從這兩個國恥中學到什麼樣的歷史教訓？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條：一是腐敗頹廢固然要挨打，二是落後文弱更要挨打。

釣運與國運、世界潮流

先從釣運講起。釣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運動；「奇」在一座千百萬年來一直孤懸於中國東海之上、方圓不過6.3平方公里的八個無人貧瘠的小島群，居然在1970年代初牽動海內外成千上萬炎黃子孫的愛國熱情，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餘波蕩漾，雖然時冷時熱，但於今尤烈，竟然從民間的學運、社運，上升為中日國家間的對抗，成為當今東亞和國際上的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大國博弈熱點。

「特」在於它的春雷式的爆炸性、突發性；在於它時間的持久性和空間的「蝴蝶效應」，在於它自發的民間性；在於它的先鋒軍台港海外留學生的「知識人」性；在於它的歷史場景是在台、港、美國和世界各地；在於它牽一髮而動全身，在國史、東亞史和世界史的各個層面，引發了連鎖的後續反應，無所底止。

這樣一場奇特的群眾運動，當然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發的；其成因必然是複雜的，其內涵必然是豐富的、多層面的，只有從廣闊的歷史視野方能直窺底蘊。

釣運興於1970年代，這時新中國通過反美、反蘇，顛覆了冷戰以來的二元國際秩序，代之以中、美、蘇三元的國際新秩序；新中國體面地進入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中美關係解凍，拉開了兩岸、東亞和世界大和解時代的序幕。

釣運的直接起因，一般都傾向於資源論，認為日本之所以勾結美國，垂涎釣島據為己有，是由於釣島海域的豐富油氣礦藏。但事實上，早在1885年，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0年，日本就盯上釣島了，當時並未發現什麼油氣礦藏。

所以，充其量這只是個導火線，其深層的原因是明治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的海洋擴張政策；竊奪釣島，不過是日本犯台、併吞琉球等一系列侵略行徑的延續，早有預謀，絕非一時之興。

蓋日本蕞爾島國，地狹貧瘠，得天獨薄，從而衍生了擴張侵略的民族性。早在16世紀末葉，被奉為大和民族英雄的豐臣秀吉(1537-1598)就不但要向西征服朝鮮和中國，還要向南征服南洋各地，建立一個雄踞東亞的海洋大帝國，取中華大帝國而代之。

但是，只要中華帝國一天雄踞東亞，日本的野心就一天無法得逞。然而，風雲際會，19世紀中葉的東亞，正向著有利於日本擴張政策的方向轉變；晚清就像中國歷朝一樣，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循環，由盛轉衰，內憂外患不斷侵削帝國的機體。

這時的中國正像宋朝一樣同時面臨三重危機：王朝的危機、國家的危機和文明的危機。所不同者，那時的文明危機是河洛漢人的農業文明，面臨胡人遊牧文明的挑戰；胡人飄如疾風的鐵騎強弓擊敗了漢人的刀矛步兵。而清朝的中國，則是幽燕胡漢融合的中華文明，面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戰，其強度、廣度，深度，遠非昔日可比；尤堪注意者，曾令漢人敬畏的胡人鐵騎強弓，面對歐美的堅船利炮，也不堪一擊。

抑有進者，東亞大國博弈的遊戲規則，不再是儒家王道的朝貢秩序，而是西方商業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霸道秩序，其標誌性特徵是優勝劣敗的「種族優越論」和「叢林法則」的強盜邏輯。

天變了，道變了，然而世代孤處於東亞大陸的中華臥龍，此時卻似醒非醒，沒有深切認識到世變之大之深，國運之危之急。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仍然一心改朝換代，為亂而亂，天命似有實無。他的對手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對於新的世道，雖然略有所知，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比洪秀全高明不了多少。

據說文武雙全、為官清廉的胡林翼有一天在安慶江畔，猛然看見兩艘西洋新式鐵甲軍艦，鼓輪逆流，乘風破浪，飛速疾馳，將中國木製船舶遠遠拋在後面，簡直差了好幾個檔次。目睹此情此景，胡變色不語，回營途中忽大口嘔血，幾乎墜馬。此後每當有人與胡談起洋人洋務，他總是搖手閉目，神情黯然歎稱：「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也就是說，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部深奧的天書，不但他讀不懂，他這一代人也讀不懂。

不只是胡的同輩人，再可上溯至道咸一代的龔自珍、魏源，以及下延至光緒朝的嚴復、康梁，甚至革命黨人孫中山，對這部天書恐怕也似懂非懂。

日本脫亞入歐    

反觀這時的日本，由於島國的屬性，他們的才智之士卻讀懂了這部天書，走島霸英國的道路。其代表人物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脫亞入歐論》，警示日人西風日漸，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曉示日本今後只有順勢應變，與「西方文明之海共浮沉，興衰與共」。他大聲呼籲日本朝野上下，唯西洋近代文明是尚，並進而要脫出儒道文明軌跡，進入西洋文明軌跡，開創日本主導的皇道新秩序。

這就是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之所以將它在中國和東亞的侵略戰爭美化為「解放戰爭」、稱中日甲午戰爭為「日清戰爭」，死不認罪的根本原因。因為它把自己裝扮成幫助漢人擺脫滿洲外族統治的解放者；美化為幫助東亞各國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剝削統治的救世主。所以，這不是侵略行為，而是解放義舉。

福澤諭吉進而大膽預言：如果中國的有識志士，不能像日本推行明治維新一樣，銳意圖新改革，則中國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中國摘掉落後的帽子

中國近代的歷史軌跡果然被福澤渝吉不幸而言中，此後國難日深，苦難日重。「正德、厚德」載物的古訓，已經無法抗拒堅船利炮，更載不動深重的國難、人民的苦難了。中華農業文明在近代已經走到了盡頭，天變了，道焉能不變？

於是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被迫苦苦尋求打開救國濟民、振興中華真理大門的鑰匙。尋尋覓覓，五四時期正處於「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絕境時，卻忽然「柳暗花明」，發現馬克思手裡握有這把鑰匙。

這時的共產黨人，通過馬克思，終於讀懂了西洋文明的天書。李大釗開其端，揭示了「庶民」的歷史偉力，找到了開啟歷史真理大門的鑰匙；毛澤東承其緒，開創了震古鑠今的「人民之學」；鄧小平收其尾，譜寫了登斯民於安樂之鄉的「富民之論」。於是一部取代儒家帝王之學的人民之學──現代「經世之學」，橫空出世，燦然完備！

中國在世界的東方昂然崛起！從此摘掉了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在歐美人心目中「落後」的帽子。

現在日益勢衰的西風被迫從東亞的半島，退到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島霸時代早已隨著英國的沒落而走進歷史，日本島國也必將步其後塵，是可預卜。在此世運下，安倍政府上演的所謂購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奪島演習等鬧劇，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覆滅前的迴光返照而已。未來的日本，只能在三極的夾縫中討生活，這就是島國的宿命。

但歷史告訴我們，太平洋畢竟四、五個世紀以來曾經是西方歐美的內湖，也是日本島國生於斯長於斯的海洋。正如一步跨出玉門關、進入浩瀚的沙海一樣，如今一步跨出釣魚島，就將進入我們素不熟悉、浩渺無際的藍色海洋。我們祖祖輩輩，背枕歐亞大陸，但卻望洋興嘆，知陸而不知海。在歐美人的眼裡，我們只是這場已經揭幕的海洋大戲的新鮮人。所以要建立強大的海權，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海洋強國，必將是另一次艱苦的長征！

上兵伐謀、文攻武備

有鑒於此，為今之計，莫若「上兵伐謀、文攻武備」，實行「激」、「逼」、「壓」的三字訣。文攻方面，發動大規模文宣攻勢，向國內外宣傳我們海洋的核心利益，並對日本行「激」字訣，激發日人的反戰和平意識，對國人則激發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熱情。武備方面，對美行「逼」字訣，逼迫美國主動退出東亞，退出西太平洋；對日行「壓」字訣，壓迫日本縮回四島，還其蕞爾島國的侏儒原形。

然而，如果沒有強大的政軍經文的綜合國力，強大的海權，三字訣勢必流為空談！

所以我們不妨效法「還我新疆」的左宗棠，「新載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而「新造艦船萬千艘，引得東風度釣關」，而「還我海疆」！

果如此，則甲午國殤之恥何愁不雪，釣島之失何愁不復，萬里海疆何愁不安？

(作者係退休歷史學者)

2014年9月4-7日我有幸受邀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第五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身為黃埔第35代傳人（先父高篤倫少將是畢業於南京時期陸軍官校第11期，抗戰、戡亂無役不與，徐蚌會戰後退守台灣)，我克紹箕裘投身軍旅。在台灣，如我這般同為黃埔子弟又父子先後為將官的例子所在多有，故而黃埔精神是如假包換的血脈相傳。

什麼是黃埔精神？

    論壇中眾說紛紜，但也都說得很有道理。兩岸都有的共識是：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鑑於當時軍閥割據，中國並未完全統一，只有革命黨而無革命軍，遂於1924年6月16日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島上，以國民黨黨立軍校名義所創立的，並派任蔣中正為創校校長，招考的對象是有志革命的青年，基於國情需要，也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取得入學資格及從事創校工作。當時招生的口號就是校門口的那幅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他路」，這是最初的黃埔精神。

    由於入學以後，精神教育就以「親愛精誠」為校訓，發展出「不貪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的黃埔精神；繼之抗戰軍興，一是要求對自己負責、對任務負責、對國家絕續存亡負責的精神；二要有為人民犧牲、為國家犧牲，前仆後繼不怕死的偉大情操；三是要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抵抗外敵的團結精神。故以「負責的精神、犧牲的精神、團結的精神」作為黃埔精神的詮釋，一直沿用迄今未曾改變，這是黃埔精神的歷史進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精神表現，尤其於抗日戰爭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黃埔軍校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俄羅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並稱世界四大軍校。在台灣，承襲黃埔精神的陸軍軍官學校仍然存在，今年6月慶祝建校建軍90週年，同時也是83期學生的畢業典禮，此證黃埔精神得以持續發揚。

    然而在大陸，要由什麼人來承襲發揚黃埔精神呢？在這次「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中，我看到的是建校時期的黃埔老師、抗戰時期黃埔英烈及前輩的後裔，諸如周恩來的侄女、聶榮臻的女兒、董必武的女兒、抗戰英烈張靈甫的兒子、鄭洞國的孫子及這次論壇的主持人，黃埔二期學生胡靖安將軍之女－胡葆琳。

    台灣出席者除許歷農上將是在大陸黃埔軍校16期畢業的，其餘盡是在台灣復校後退役的上將、中將、少將，以及黃埔後代的四位大學教授，合計40人。由此觀之，雙方背景顯然有些不同，論壇有了「黃埔精神、青年傳承」欄目，但與會的兩岸青年對什麼是黃埔軍校，什麼是黃埔精神，如不用心去瞭解，恐一無所知，又怎能苛求他們去發揚黃埔精神呢？

兩岸應共同發揚黃埔精神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全國正待休養生息之際，卻緊接著內戰爆發，自此黃埔師生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國共壁壘分明，兩岸分治達65年。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搖醒了沉睡中的雄獅，10年超英、20年趕美的夢已經成為事實，而且他曾說：「兩岸一家，血脈相連；沒什麼不能談的，包括國旗、國號、國歌等都可以談」。他老人家逝世17年了，兩岸僅止於三通，民間來往熱絡，政治拹商則遙遙無期。今日亞太局勢瞬息萬變，日本興風作浪，美、日虎視眈眈，而人民解放軍八一建軍之初，也是以黃埔師生為骨幹，理應繼續發揚黃埔精神！

    大陸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羅援少將在論壇上指出：「兩岸可在海協會、海基會框架內設立釣魚島事務辦事處，同時在釣魚台和南沙的維權行動中，兩岸軍人或海警人員可進行聯合巡航，或默契策應，共同維護祖權，兩岸也應合資共同開發南海的經濟利益。」

    其實，兩岸海上搜救單位早就在共同設計的一面旗幟下，進行了多次海上聯合搜救演習，我曾被邀請參觀金厦海域的演習，今年在馬祖海域實施。我個人非常贊同羅援的說法，盱衡當前亞太局勢，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急迫感，雖然困難重重，我仍期待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能早日建立；在此之前，黃埔論壇不應僅止於座談、聯誼，我們要執行鄧小平的遺願，有深度地策劃進程，由民間率先發動來談各項敏感問題，敢為人先地引導兩岸領導人盡速坐上政治協商的桌子。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紀念黃埔建校9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黃埔精神是黃埔軍校給後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其核心是為統一中國、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鬥的愛國主義。」

    我當初投考黃埔軍校，就是矢志統一中國，此志至今不渝！期望兩岸陸海空三軍共同發揚「負責、犧牲、團結」的黃埔精神，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以實現開創新紀元的中國夢！

(作者係退役陸軍中將、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長)

遨遊太空，探索宇宙，是人類千百年來美好的願望。

火箭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曾說過：「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裡。他們不斷地向外探尋著生存的空間，起初是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氣層，然後就是征服整個太陽系。」因此，自1957年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進入太空以來，航太科技進步的腳步從沒有停止過。

航太科技新發展

航太科技是一門探索、開發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體的綜合性科學技術。未來幾年在以下領域將會獲得許多讓人意想不到的新發展。

載人航太：雖然美國在1960年代末完成了載人登月的偉大壯舉，但近地軌道載人空間站仍是各國載人航太發展的重點。1993年由俄羅斯和美國主導組建的國際空間站（太空站），已經進駐過400多名太空人和7名太空遊客，取得了眾多的科學實驗成果，鑒於其重大價值和作用，國際空間站壽命計畫從2020年延長至2028年；中國、印度、日本也在努力建造近地軌道載人空間站，預計2020年左右就能夠發射。曾經輝煌一時的美國太空梭，由於其可靠性較低而且維護成本偏高，已於2011年7月全面停飛；為提高載人天地往返運輸系統的可靠性和運載能力，美國和俄羅斯加速了新型載人航天器的研製。

美國正在啟動乘員探索飛行器（CEV）研製計畫，它的主要特點是重約12噸，可乘載6～7名太空人，重複使用10次以上。俄羅斯則是展開「快船號」 載人航天器計畫，其主要特點是可重複使用25次，最多能載6名太空人，自動飛行長達10天～15天，它有飛船型和飛機型兩種返回方式。

深空探測：是在衛星應用和載人航太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向更廣闊的太陽系空間進行的探索。21世紀的五個重點領域為月球探測、火星探測、水星與金星的探測、巨行星及其衛星的探測和小行星與彗星的探測。自2003年以來，美國已經先後將機遇號、勇氣號、鳳凰號和好奇號四輛火星探測車送上火星；2014年美國公布了登陸火星計畫細節，預計於2030年代將人類送上火星。

各國火星探測計畫也陸續曝光。印度政府9月24日宣布，其首枚火星探測器已到達環繞火星的飛行軌道，歐洲、日本也將於2016～2020年陸續發射火星探測器。預計未來幾年世界將迎來火星探測的高峰。

衛星導航：衛星導航系統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主要特點是：四大系統(GPS/GLONASS/Galileo/北斗) 近百顆導航衛星同時並存、互相相容；用戶要根據各個導航衛星系統的不同特點和優勢，針對自己所需的精度、可靠性和費用，選擇最佳綜合利用多系統導航衛星的資訊；導航衛星系統將為導航、定位、授時、測速、測向、測形變、降雨和電離層探測等方面提供多層次、多方位服務；導航精度和可靠性將大幅度提高，並將在各個相關領域取得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目前，美國正在研製第三代GPS系統，GPS III衛星比GPS II的性能進一步增強，精度提高3倍，抗干擾能力提高8倍，並延長衛星壽命25%。新GPS的定位會更加準確，從現在的6米級(20英尺)變成0.6米級(2英尺)。屆時，GPS不但可以告訴你在什麼道路上，而且還能告訴你在道路的哪個部分上，比如是在非機動車道上，還是在機動車道上。同時，GPS III系列衛星還將播發一種新的民用信號，從而可與其他國際全球導航衛星系統進行相互操作，增強民用用戶之間的連接。

微納衛星（NanoSat）：是伴隨先進機械、微電子和新材料等技術發展而形成重量在200公斤以下的一種航天器，其主要特點是可以通過星座組網或編隊提高時空解析度、通過星間通信提高系統自主運行管理能力，應用領域廣闊，這是世界航太發展的趨勢之一。目前，正在發展的典型微納衛星任務有：PhoneSat衛星任務、ORS-3和「戰術衛星」─6任務、「集群」─1系統、天空盒子衛星系統、薩瑞小衛星系列等。2013年，美國薩瑞衛星公司公開了最新一代遙感衛星平台─SSTL-X50。X50採用柔性化機電設計，整星品質不大於70公斤，數傳採用X頻段，數傳速率為Gb/s級，存儲容量為TB級，平台壽命可達5～7年。微納衛星發展趨勢是平台小、重量輕、經費少、功能強、壽命長。

運載火箭：不管是載人航太，還是深空探測，最離不開的是運載火箭。未來幾年，運載火箭主要向無污染、低成本、高可靠、大運載能力等方向發展，使用四氧化二氮/偏二甲肼常規推進劑的運載火箭將逐漸退出市場。

美國航空航天局正在研製新一代運載火箭系統，該火箭被命名為「未來太空發射系統（SLS）」，這是史上所建造的最強大火箭。其初始構型為兩級半，全箭長97.54米，芯一級採用3台RS-25D液氫/液氧發動機，芯二級採用1台RL10B-2液氫/液氧發動機，近地軌道運載能力為70噸；最終構型為兩級半，全箭長121.92米，芯一級採用5台RS-25E液氫/液氧發動機，芯二級採用1台J-2X液氫/液氧發動機，近地軌道運載能力為130噸，比土星V運載火箭大20%。

俄羅斯也在研製新型運載火箭──「安加拉」火箭，它可衍生出輕型、中型和重型三個級別，可將2噸至40噸的載荷送入近地軌道；安加拉5P型火箭將擁有能將17.5噸級太空船送出地球逃逸軌道的能力，足以發射新型載人飛船，作為未來月球與火星載人探測任務使用。2014年7月9日，安加拉1.2型(Angara 1.2)火箭首次成功發射。

軍事航太：發展趨勢如下：

一是建設空間預警監視系統。各國正在大力發展中遠端彈道導彈，為增加預警時間，利於實施快速攻防對抗，提高己方生存能力，航太大國都在發展以空間預警監視為主要目的之軍用衛星系統，例如美軍正加速研製部署天基紅外導彈預警衛星系統。

二是建設空間資訊支援系統。軍用衛星系統將朝網路化方向發展，部署在不同軌道、執行不同任務的航天器及其相應的地面系統將聯接起來，並與陸、海、空的相關系統一起，組成一體化指揮監控體系，從而奪取資訊優勢。美國準備到2025年建成功能完善、攻防兼備的「空間網」。俄羅斯也要建立由115顆衛星組成的、通過星間鏈路將偵察與通信融為一體的「多功能衛星通信與遠端地球監視系統」。

三是發展機動性強的衛星發射系統。陸基固體火箭機動發射平台、飛機空中發射平台和小型衛星以其發射機動靈活、快速反應能力強、成本低等優點，獲得各航太大國的青睞。美國正利用B-52飛機發射「飛馬座」運載火箭，將小型衛星送入太空。

四是建立載人航太體系和天軍。制天權將成為未來戰爭獲勝的關鍵。航太大國正在部署建立完備的太空梭（空天飛機）－空間站－載人飛船三位一體的載人航太體系，並將形成一支可用於控制外太空、奪取制天權的部隊──天軍。

中國航太科技新面貌

航太技術與生物、資訊、材料、能源技術，被列為國家五項重點發展的技術領域，未來幾年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展現航太科技新面貌：

一是繼續實施載人航太工程，提高載人航天器在近地軌道運行的能力。預計2016年發射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2018年開始發射建造載人空間站。

二是實施深空探測，提升空間科學研究能力。在完成月球探測「繞、落」兩個階段的基礎上，繼續實施第三階段「回」的計畫，預計在2017年左右，發射小型採樣返回艙，採集月球樣品返回地球，進行系統深入研究。未來中國將研製和發射火星探測器等航天器。

三是發展導航定位衛星系統，形成自主實用的衛星導航定位能力。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在區域衛星導航系統的基礎上，到2020年左右全面建成由30顆衛星組成的高精度無源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可向全球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導航與授時服務。

四是開發高可靠、大容量的通信衛星，實現通信衛星型譜化。中國將研製並發射長壽命、高可靠、更大容量的地球靜止軌道通信衛星，建立由電視直播衛星、大容量通信衛星、寬頻多媒體衛星等組成的新一代衛星廣播通信空間網，提供衛星直播、互聯網接入、應急通信等廣泛的業務服務。

五是研製新一代運載火箭，提高進入空間的能力。新一代運載火箭將採用無毒無污染的液氧/煤油、液氫/液氧發動機，適應綠色環保的要求，近地軌道運載能力覆蓋10～25噸，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載能力覆蓋6～14噸，預計在2016年左右投入使用。

（作者係大陸航天發射退休專家）

本文是我對曾來逢甲大學研習的西安交通大學四年級學生文祥的提問，所做的答覆，願提供其他年輕朋友參考。

   問：我是學生文祥，曾於上學期在逢甲大學修過您的「全球化領導與決策」的課。我最近有很多疑惑難以解答，反思多次，有兩個問題想請老師指點: 一是我們為什麼要有理想？二是我們為什麼要改變世界？（2013.10.23）

   答：當人想追求理想時，事實上已陷入造物者所設定的遊戲規則，或者說是「陷阱」。人被創造出來時，就具有極大化自我利益的本能，而自我利益的認知，又必須確立在人所設立的社會網絡 (這也就是人的作繭自縛)。如此一來，人為了要在社會網絡中勝出，以取得自我認知的最大利益，也就有了「理想」的建構。

   不過，一般總認為理想的利益內涵在於利己；事實上，也有很多的「自利」內涵是「利他」的，因為這種利他是滿足他自利的認知，譬如：中國的忠義行為乃在於滿足這些人的自利認知。

   其次，當人有了理想，無意識中也失去了心靈上的自由，就好像資本主義提供的物質利益，創造了人的物質性理想觀，卻在物質關係網絡中流失了心靈的自由，連身體的自由也被「自我」所綁架，汲汲營營，卻不知所求為何，美其名曰，追求理想。

   人會想要改變世界，也是想要改變自我認知下社會網絡的遊戲規則，以利於他滿足自我利益（包括利己和利他）的極大化，而達成理想。

   事實上，客觀存在的世界根本不需要人去改變，因為它自己本身就具有改變的本質。易經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之所以要改變世界，是因為不能預測世界的自行改變能否滿足他的「理想」，或是不滿意於既有的遊戲規則，因為既有的遊戲規則不利於他推進其「理想」。

   然而，人們所不滿意的世界，往往不是世界本身自我改變的脈絡，而是受到其他人在推進其理想時所改變出來的世界，換句話說，就是遭人扭曲的世界。就這樣多元彼此的攪和，這個世界就變成了「風險」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測，每一個人卻都想改變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於是，又有更多人想要再去改變它。

   世界上有很多人沒有理想，也沒有意圖改變世界，依然活得自在。當世界本身想要改變脈絡時，自會選擇某些人（世俗所稱的英雄）將世界拉回歷史的主流，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不是這樣隱喻的嗎？只是，世界會選擇哪些人呢？長期有準備的人！看看約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1904-1987) 的神話學，你就會瞭解了。

   問：我想請教以下兩個問題：

   一、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學、社會學思維，或者說，如何培養自己具備初步運用政治學、社會學的核心理論做分析，並理解各國，乃至全球的政治社會狀況？

   二、由於資訊的氾濫，加上自身認知能力有限，社會上有太多對中國大陸政治社會變動、兩岸四地之間的互動及全球政治社會現狀的分析。在這些紛雜的資訊中，我應該如何加強自己的認知？（2014.9.10）

   答：西方在啟蒙時代以前的知識體系，與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是一致的，他們概都從形上學的思維出發，逐漸找出所有有形物質的共同性及背景關係，進而發現其相互的運行法則，之後，才邁入器用規則以及術、法之論；亦即由形而上的神學、哲學而術學。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

   從知識的起源和成果（本體論、起源論和知識論）來看，知識體系的建構基本上還是透過人類對環境的觀察、認知與互動。所以，人的生存機能與活動是人與環境之間的智能活動；其基本能力必須包括四項活動力或稱為競爭力：敏銳的洞察力、系統性的分析能力、明確的判斷力及跨領域的整合能力。

   所有的知識起源於人對環境的敏銳觀察，這就是中國老祖先所說的「仰觀俯察」，西方人則說「研究」，其內涵包括議題背景的認知、選定、研究途徑或觀察角度、研究方法等。在西方的教育體系中，觀察力的培養是從小學一年級起，大約要花十年的時間建立這項基礎。對於任何宇宙的現象，包括自然現象、人的生命現象及人際的社會現象，人必須透過觀察找出其組合的元素。

   接下來，每一個元素是不可能獨立存在而形成現象，它必然會與其他元素維持相互的關係，也就是，任何元素必然在整體現象網路中有某種定位；找出這個網路結構及各元素的定位，就是系統性的分析。有了網絡的結構，就會形成其運作的機能，機能與結構之間會存在一個或多個關鍵網結；掌握網結，就能左右機能、運行結構，這需要有明確的判斷；必要時，也可以改變結構，這就是「改革」。

   最後，由於啟蒙知識的典範是經由化約而建構，當代量子科學的大量運用，現象已很難化約，所有的現象不可能以單一專業的領域知識得到詮釋，所產生的問題，也不可能透過單一專業知識而得到解決。跨領域的整合成為現代人提升文明的重要智能。

   有了上述的智能基礎，你就不難建構整體性的思維了。政治乃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必須先釐清：人（共同性及獨特性）、眾人（部落、社群、種族、民族、社會、國家、結盟國家體系及國際社會）、事（人與人、人與眾人、眾人與眾人之間的網絡關係）及管理（權力形成的方式、權力分配的模式及權力運作的形式）。

   其次，找出這些元素的關係網絡及結構，譬如你認為人性到底是本善還是本惡，隨之而形成的「管理方式（包括共同行為規範、權力的形成、結構及運作）」就不同。

   這就關係到，中國到底適不適合西方的民主體制；以美國的民主體制來說，美國創國者之一，後來又成為美國總統的傑佛森(Thomas Jefferson)，就很明確地指出：民主制度建構的基礎假設是人性本惡，它是以結構及其運作來限制人的惡性，也就是限制人的「極大化自我利益」之本能。當前美國共和黨的主張是以市場機能及不得已的法制作為體制工具，來制約人追求利益的無限擴張；而民主黨認為普世的人權價值不容妥協，所以應該以公平正義的人權價值及法制來制約人的逐利惡性。從資本主義這幾個世紀的發展來看，西方的體制已顯疲態，甚至走向崩解（見2012年Niall Ferguson著《西方的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中信出版社發行中譯本）。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以來的治理模式，則是延伸儒家「人性本善」的基礎假設；中國歷來皆以道德教化的文化價值體系來治理國家，從家庭、家族、宗族、鄉里、縣、郡，而擴大為國家的宗法及倫理體系，從血緣、宗法倫理到社群的共生感情，貫穿其中的是儒家的道德規範及文化。所以，中國傳統以來一直是一個文化國家，而不是主權意涵的權力國家，直到19世紀界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才突然想轉型，問題是能不能平穩轉移？

   當資本主義的意識普遍被華人社會接受後，利益意識得到解放，傳統的治理機能幾乎完全失靈；設想一直以來要靠道德文化來支撐的治理體制，如何去規範一個完全以利益博奕的社會，那當然會導致政府失靈。台灣餿水地溝油的事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蔣經國以威權體制統治台灣時（威權終究是威權，不完全是道德倫理的核心治理價值），多少還能嚇阻黑心氾濫。但是，蕭萬長擔任行政院院長時，只基於經濟發展的短期考量，缺乏前瞻性眼光，開始允許食品的添加物，本來只是開個小洞，但在商人利益意識的作用下，卻變成毒殺千萬人的大洞；真不知道是商人可惡，還是蕭萬長可惡？體制殺人呀！

   由此可見，如果你以人性本善的前提設定，所得出的管理方式，與現實存在的民族性格不相符合，那麼管理體制就會產生「異化」，秩序就會失衡及失控；而人性常常因時空環境的變遷而轉移，這也關係到個人價值觀、社會價值體系及文化的變遷，這當中又存在三個變項之間彼此的相關性。所以，所有的知識都是動態的、多元的及無限的；所謂「學海無涯」即此之謂也。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9月26日上午，我在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代表青年發言，並得到習總書記的回應。

我首先表達，我是1987年台灣解嚴後不久出生的。生於這樣一個歷史的時刻，讓我一直覺得，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必然要肩負起歷史的使命。六年前，在我讀大學四年級時，馬英九取得執政，兩岸終於實現三通，北京奧運順利舉行，全世界的中華兒女都感到中華民族復興在望。然而，近幾年來國際上的反中勢力也隨之強烈反彈，除在東海、南海主權爭端上生事外，更利用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作為分化中華民族情感的切入點。

國共內戰遺留下的情結，台灣近20年的「去中國化」教育，加上西方價值觀的強勢話語權，主導了台灣的主流輿論氛圍。以今年3至4月間的「太陽花」風波為例，多數青年並沒有明確的主張，只是被主流輿論拉著走，而不少人對占領議場不以為然，卻不敢發聲，或無法在主流輿論中呈現他們的意見，最後就演變成「聲音大、拳頭大」的人，主導台灣人民的命運。

可喜的是，由於「不統不獨」的國民黨在這場風波中噤默無語，反而讓挺身而出的統派聲音在主流輿論中占了一席之地。既然上了位，就沒有退讓的道理，只有將這位子坐得更牢、更穩。

習近平在會談中表示，希望能團結所有可爭取的力量，尤其是年輕人，一起致力於兩岸的和平統一及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他也認為，很多參加「太陽花」的青年未必展現出真實的自己。他並特別提到，年輕人的特點就是喜歡求真、探究事物的本質，統派要發展論述，引導青年去思考歷史及未來的命運，讓他們體認：台灣人的前途，與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緊密相連。

事實上，我與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生林明正、台灣大學政研所碩士生侯漢廷等戰友，共同成立了「抗獨史陣線」，就是希望影響更多的同學、朋友及廣大青年，認清台獨分子所謂「台灣人的悲情」，其實是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縮影；台灣人當家作主，就是面對自己本來就是中國人的本質。參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權利。

由於「去中國化」教育，過於教條式、權威式或完全訴諸民族感情的宣講，已經無法帶領台灣青年認同中國。我們應更著重爭取對台灣史的話語權，以及對台灣現實情況的分析，引導台灣年輕人覺醒：我們這代人的命運繫於中華民族的復興。

距離鴉片戰爭200週年，還有不到30年的時間。這30年將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關鍵階段，可以想見，反中勢力的力道必定更強烈。站在台灣，我們拒絕自己的命運被少數偏狹分子壟斷，更不能讓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被反中列強毀壞。我們年輕人要義無反顧地接下民族復興的重責大任，這既是為整個民族的發展，更是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係抗獨史陣線發起人）

今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七七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台灣光復69周年。大陸和台灣均有紀念活動，尤其是大陸，就七七抗戰和抗日戰爭勝利，舉辦最高規格和最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引起了海內外強烈的反響，對凝聚民族力量，提振民族信心起到了巨大作用。

抗日戰爭紀念館建立緣由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認真總結和反思，為了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非常重視歷史教育，紛紛在歷史教科書裡詳細敘述這場戰爭，在重大日子舉行紀念活動，同時修建戰爭紀念館。

    抗日戰爭結束，中國隨即發生國共內戰。1949年後，為了迅速恢復國力，經濟建設優先，中國大陸未能及時興建抗戰類紀念館。直到20世紀80年代，大陸經濟實力增長，才陸續在各地建館。當然，這其中有日本因素。

    戰後的日本，由於美國占領政策轉變，未能徹底剷除軍國主義，加之經濟迅速發展，國內出現了否認、歪曲和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行。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後，新保守主義開始躍動。當時，日本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首相首次以公職身分參拜供奉有14名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二是篡改中學歷史教科書關於侵略戰爭的史實；三是部分閣員發言否認侵略戰爭。

    日本內部的這種變化，惹來曾經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東亞國家的嚴正抗議。大陸一方面加強國民歷史教育，另一方面開始建立紀念館，揭露日本的戰爭罪行。

大陸高調紀念抗日戰爭

    1985年，大陸政府首先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地點的南京，興建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87年在北京盧溝橋興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1999年在瀋陽興建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以上述幾個較大規模紀念館的興建為標誌，大陸加大了抗戰類紀念館和其他戰爭紀念館的建設。據統計，中國大陸共有抗戰紀念館150多座，分布於20多個省市，大部分建在抗日戰爭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

    今年2月27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通過兩個紀念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七七全民族抗戰爆發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紀念」活動，發表了弘揚抗戰精神的重要講話。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按中國的慣例，逢五或逢十會辦規格高、規模大的紀念活動。今年會如此高調紀念有幾個因素：一是國內，要深化改革開放，凝聚民族力量；二是國外，反擊日本否認侵略歷史；三是周邊，需要維和平與穩定。

中國抗日的評價

    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評價存在很多錯誤認識，如「屈原論」和「蘇武論」，即日本投降是屈服於美國的原子彈轟炸和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甚至連日本也不認為敗於中國。

    作為遭受日本侵略最大受害國和抵抗日本最久的中國，每次反擊日本否認侵略歷史，總是被國際社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或被歸為中日歷史問題之爭，甚至被指責是在打「歷史牌」，激發民族主義情緒。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羅納‧米特(Rana Mitter)近年努力為中國在二戰中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做出的貢獻恢復名譽。去年10月，他在美國《紐約時報》上發表《二戰虧欠中國》一文，從西方人的視野闡述了中國的貢獻，引起國際反響。

    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戰爭結束近70年，國際社會究竟虧欠中國什麼？

    第一、犧牲者的尊嚴遭到褻瀆。日德義法西的野蠻侵略，造成二戰期間傷亡一億多人，死亡6000多萬人，僅中國傷亡及高達3500多萬人，死亡2000多萬人。如果對侵略戰爭的頭號戰犯如東條英機、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頂禮膜拜，是對二戰期間為和平與自由而戰的犧牲者和無辜死難者尊嚴的褻瀆。全世界都在譴責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難道中國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和批判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略罪責，不是在維護犧牲者和死難者的尊嚴及伸張國際正義？

    第二、戰勝國的地位不被尊重。中國抗戰是艱苦的，獨自在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與日本軍國主義展開決戰。儘管中國參加了戰時一些重要國際會議，並參與創建聯合國，但是西方一些國家卻不尊重中國戰勝國的地位，在戰後對日處置包括日本的領土範圍、東京審判、簽訂《舊金山和約》等重大事件，均由美國獨自主導，台海兩岸都被美國排除在外。同盟國在戰時或戰爭結束初期達成的共識，被美國拋棄，「冷戰」直接抹掉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果實。

    第三、維護和平的決心不被認可。中國在二戰期間是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中堅力量，現在和未來也是維護歷史事實和捍衛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然而，以美國為首、日本為急先鋒的一些國家卻在散布「中國威脅論」，在亞太地區搞「再平衡戰略」，美日相互利用同盟關係，一邊鬆綁捆住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的繩索，一邊將中國當成「假想敵」，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這樣做，既扯中國維護和平的後腿，也放縱了日本的威脅。

    第四、領土主權屢遭侵犯。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美國《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用黑體字標注：開羅會議剝奪日本侵占的領土，其領土應限定在1895年以前的狀態。美國當時另一家有影響力的媒體《The Springfield Union》也在頭版頭條用黑體字標注：三大國領導人要求日本交出所有以武力攫取的占領地。戰後，美國好像忘記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69年與日本私相授受釣魚台，現又指責中國在南海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正當行為，鼓動一些國家侵犯中國領土和主權。這是美國對二戰期間自己所做國際承諾的背信棄義。

    第五、紀念活動遭無端猜疑。當年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家，以各種形式紀念戰爭勝利，已形成國際慣例，但中國舉行紀念活動卻遭到了無端的猜疑。如美國《華盛頓郵報》7月7日刊登《中國舉行儀式 銘記中日戰爭》一文，指中國舉辦紀念抗戰勝利77周年活動，「是北京反日宣傳運動的一部分」。日本媒體更強調，中國辦紀念活動是加強對日的強硬姿態；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說，中國嘗試挖掘戰爭歷史，將其變為國際問題是不必要的，這對建設和平合作的地區關係毫無益處。

    外國在關注中國舉辦抗戰紀念的活動時，總是將「反日」作為顯要的標題，意在凸顯中國是針對日本。沒錯，中國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一是警告日本，任何企圖篡改歷史事實的言行必然遭到批判，不會得逞；二是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台灣同胞高舉愛國大旗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抗日戰爭，中國勝利。甲午戰敗的最大恥辱是台灣及澎湖列島被日本割占，並被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這50年中，台灣同胞從武裝反割台鬥爭到武裝反抗殖民統治，再到潛返祖國大陸武裝抗戰，始終表現出可貴的民族氣節和濃烈的愛國情懷。

    從1895年至20世紀初，台灣同胞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割台鬥爭，「三年一小戰，五年一大戰」，湧現了一批如簡大獅、余清芳、羅福星等烈士。簡大獅是台北農民武裝起義的領袖，1899年回大陸被清政府拘捕，後被引渡到台灣慘遭殺害。他在廈門曾憤怒地指出：「我是台灣清國之民，聚眾萬人，反抗日本。日本人視我為土匪，清國應當視我為義民。我生為清國之民，死當清國之鬼。交給日本，我死不瞑目。」反割台武裝鬥爭失敗後，台灣同胞又掀起非武裝抗日運動，反抗日本的皇民化殖民統治。一大批台灣同胞在七七事變後轉往內地，與大陸同胞並肩抗戰。

    台灣同胞抗日鬥爭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台灣同胞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抗日鬥爭中，犧牲極大，他們在被清政府一紙喪權辱國的條文出賣下，仍然堅守是自己中國人的信念，奮起反抗，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兩岸血脈相聯的紐帶

    抗日戰爭的勝利，取得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孤懸一隅的台灣寶島及澎湖列島重回中國懷抱。這一勝利是兩岸同胞的共識，也為國際社會所認可。目前兩岸分離，和平統一大業尚未完成，儘管兩岸交往頻繁，但統一的基礎仍需打牢，首先可從抗日戰爭這一段歷史入手。抗日戰爭是兩岸血脈相聯的紐帶。

    今年9月3日下午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指出：「歷史無法重來，未來可以開創」，這句話也適用於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

    兩岸一家親，在一些歷史認知上有共通性，201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光復70周年，也是《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兩岸的民間團體可透過舉辦展覽、學術交流等活動，紮根基層，推出有份量、有影響的文化交流項目，擴大相互了解，促進兩岸的民族記憶和歷史共識。

(作者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

今年是台灣光復69周年，撫今追昔，遙想當年每在仲秋時期，社會各界張燈結彩，歡慶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時光。可是如今，不但普天同慶的場景不復見，更令人驚駭莫名的是，教科書裡竟以「終戰」取代「光復」，國民政府竟變為外來政權，台灣也突然唱起地位未定論，無主的島嶼響徹雲霄，幾百年來，台灣人民所拜的關公、媽祖，剎時間都被打入「外國神」。尤其，別有居心者極力宣揚「仇恨歷史觀」，竟然只因某些政治事件的對立，硬生生將台灣回歸祖國的史實，演繹成國民政府在未能取得台人的同意下，逕自入台統治。完全忘記台灣之所以能夠重見光明，是多少軍民斷頭顱、灑熱血、犧牲生命，才換得台人免於日本殖民、皇民化的荼毒，進而轉變命運，頂天立地邁向自由民主。

不過，回憶歷史，溫厚的台灣人民卻曾留有一首曲子，時刻提醒同胞在那淳樸的社會裡，曾經有一段擁抱如此美好的過往歲月，感念大陸的八年浴血抗戰，這也是閩南社會，源自於中華文化──「飲水思源頭，吃菓子拜樹頭」的良善美俗。1946年由陳波作詞，陳泗治譜曲的《台灣光復紀念歌》，歌詞優美，動人心弦，傳唱數十年不墜，歌詞中有那麼幾句「不能忘」：

張燈結彩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台灣光復不能忘……八年血戰不能忘……民族精神不能忘……常思量。中華民國地久天長，不能忘。

幾句不能忘，發人深省，點出不忘本乃我中華民族屹立不墜的生存法則，無論時空背景如何轉換，這種深層的文化、民族與國家認同，形成絕對無法割裂的「不能忘」。通俗而言，認同猶如DNA，即文化、民族，甚至是國族DNA。

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台灣民眾與中華民族，乃至台灣近現代史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在60年前，這種台灣與中華DNA是濃得化不開的，無論從文化、血源乃至歷史著眼，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認同。在彼時，無人會質疑台灣社會的原生者，源自於中國大陸，那是「鐵桿」的認同，我台灣子民從唐山過台灣，都是炎黃子孫。可是，自從李登輝執政後迄今的20年左右，在所謂本土化的推動與分離的政治意識作祟下，竟然有人從此否定自己所屬堂號的文化、國族，甚至是國家淵源。

細究這些人為何甘願「數典忘祖」，最終目的也不過想遂行一項虛無飄緲的台獨夢想。如此倒果為因，寧願捨棄這塊土地安身立命的文化、民族、歷史的根枝，卻極力擁抱那永不會存在，且猶如毒藥的果實。如此置台灣人民的幸福於不顧，豈不令親痛仇快！惡意切斷兩岸相互依存的共同命運，和相連一氣的血脈關係，豈非自絕於中華民族、文化之外。這與長時期以來，使台灣發光、發熱的歷史發展過程，全然背道而馳，令人扼腕不已！

不能忘，中華民族歷八年的浴血苦戰，由多少大時代的兒女悲歌，血肉長城的構築，方能抵禦日寇的狼子野心，爭取到最後的慘勝。我們除應時刻提醒侵略者日本，昔日的軍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皇民化運動，曾帶給亞洲人民多大的苦難。同時，我們也要勸告美國，二次大戰不僅是中國人民，美國也遭受慘痛的損失。如今切不可因圖謀一時的政治利益，忘卻了歷史的教訓，選擇倒向往日的可怕敵人，而站在昔日堅實盟友──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但紀念光復節最重要的，是絕不能忘記，更要效法「抗戰精神」。何謂「抗戰精神」，那是一種全民團結一致，堅卓奮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戰鬥力。在「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東西南北」的信念下，雖物資極度缺乏，但借由正確的文化、國族與國家觀念引導，凝聚全民力量，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不必自我設限，台灣光復節不僅僅是全台灣人的，也是屬於全體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當台灣人民在紀念光復節，傳唱紀念歌之際，絕不可故步自封。面對未來中華民族的發展，且讓我們大膽地與對岸爭奪中華文化、民族與歷史的話語權，這是一種「問鼎與逐鹿」中原的氣魄，更是胸襟，也是光復節的另類紀念！

(作者係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