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盡頭         

田埂盡頭散蕩著蘆葦

再過去就是祖先的墳塚

再過去就緊鄰著軍機場

跑道像一把雪白的利劍

刺穿海岸線向內彎的弦線

墳塚墓碑的皺紋裡

藏著祖先沉默的眼睛

看著逐漸頻繁升空夜訓的戰機

看見戰爭示警的烽煙，在臺灣海峽

像落日燒著升騰的雲絲

剛結婚生子的侄輩

又接到後備軍訓的通知

年齡往後推日期也加長

水稻剛凝漿飽肚，垂頭沉思

像妻子懷孕站在門口等丈夫

機場邊小小的海岸漁港

半張著嘴想喊什麼口號

海浪的泡沬塞滿咽喉

想喊的口號又吞了回去

這不是喊口號的季節

每次戰鬥機夜晚轟然起降

祖先的墳塚就會震動

彷佛墓碑的眼睛都一時張開

擔心子輩男兒將出征

血脈香火不知能延續多久

持香唸求

—聽台東故居大橋村土地廟裡阿美族老婦人的呢喃兼寄友人胡德夫

陽光沒有分別，土地也無私

廟前香樟與羅漢松枝枒交加六十年

廟後牛筋草與鐵綫草，含羞草與燈籠花

魔鬼藤與牽牛花，相互生長

百年沒有斷過香火，這糧食的神

這村住著阿美族閩南人與大陸來台老兵

共同籌建土地廟，沒有計較

帳目清楚，土地公似乎越來越高越胖越滿意

聽見老婦人的咳嗽

咳嗽，人類共同的聲音，從田埂

與第一道晨曦一起走進土地廟

白髮與滿臉皺紋，像土地婆

她用阿美族語持香向土地公呢喃

以土地婆的口吻向土地公叨念

似乎在訴苦著家人的不幸或自己的苦難

這默念的聲調逐漸高昂如阿美族的古調

對初生嬰兒的祝福或亡者的悼詞

她的心念，她腦海深處的光芒

土地公聽的懂，讀的到

他只是那樣沒有增減沒有分別的笑著

今年土地公聖誕請來了卑南族與排灣族

生出來的胡德夫，曾在大陸央視上對億萬人唱

美麗島，美麗的稻穗與太平洋的風

他用卑南族語高唱在阿美族的部落

你看，土地公都站起來猛拍掌又坐下去

位於福建閩江口外的馬祖，是由一連串島嶼組成的列島，隸屬於福建省連江縣管轄。馬祖是福建沿海良好的漁場，卻在1956年被劃為戰地政務實驗區，漁船被管制出海作業時間和地點。如今漁業已經沒落，代之而起的是觀光，遊客可搭船出海觀賞「藍眼淚」等勝景。和馬祖一水之隔的是黃岐，其實兩岸民眾的生活習俗、飲食習慣都很接近。2024年清明前夕，兩岸全面恢復新冠疫情停航前的航班運行模式。

澳口在馬祖話中意指小灣澳、港灣，「一村一澳」是馬祖傳統聚落依海發展的核心。這些沙岸構成的澳口過去是漁民作業、停泊船隻的樞紐，如今多轉型為觀光、觀賞藍眼淚或戲水的景點。位在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的馬港天后宮，其前方的澳口稱為媽祖澳。在清末英國海軍繪製的地圖中，曾指出南竿島嶼西邊的媽祖澳，「其地尤牢而善」。在福澳港未開闢前，此地是馬祖最主要的出入港，既是軍港，也是漁港、商港。

馬祖與對岸航線航班增加

由於這裡傳說是林默娘的墓穴所在地。2001年1月2日，該地所組成赴湄洲朝拜媽祖的513人進香團，搭乘台灣籍台馬輪，從馬祖開抵福州外港的馬尾，開啟兩岸的歷史大門；4日上午，兩岸連江縣長見面握手，留下歷史性的鏡頭。

馬祖小三通航線自該年開通以來，原有馬祖福澳至福州馬尾航線航程需時100分鐘，天候不佳時更達 2 小時。於是，在2019年5月17日福州馬尾琅岐—馬祖南竿福澳港航線正式開通，營運了18年的馬尾客運站則在16日結束營運。兩馬航行時間縮短至80分鐘；馬祖北竿白沙港—福州黃岐港新航線則於2015 年12月23日首航，航行時間約25 分鐘，為兩岸小三通開啟新頁。

2024年清明節前夕，大陸當局為方便金門、馬祖民眾來大陸祭祖掃墓，福州黃岐至馬祖、馬尾至馬祖小三通客運航班由每日4趟增至每日8趟，全面恢復新冠疫情停航前的航班運行模式。前者雖離福州省城較遠，但因黃岐港地理優勢不受潮汐影響，每日固定開航的時刻穩定（分別在早上10點和下午3點從白沙和黃岐對開），促進了福州與馬祖建構一日生活圈。

親自感受一趟小三通

2026年 3月中旬的一個早上，筆者從松山機場搭飛機到南竿機場體驗馬祖小三通現況。生平首次造訪馬祖，想到30餘年前的歲末，筆者在新竹關西的新訓中心抽籤分發部隊時，有弟兄被分發到馬祖，被提醒馬祖很冷，要準備防寒保暖的衣物前往。3月中旬雖已春暖花開，但在海風侵襲下，仍體會到馬祖的冷冽。

中午從南竿福澳港搭乘往北竿白沙港的渡船後，等待下午三點由大陸籍客輪開往黃岐的小三通航班。到了兩點半，帶貨的馬祖鄉親排著一長列等著通關。現在為了便利南竿的民眾，早上近10點由台灣籍客輪開往黃岐的小三通航班，旅客可以不用在北竿下船，直接在南竿辦理通關就可。

下午三點半，來到位居福州市連江縣黃岐鎮馬祖路的福州港黃岐客運站，這是筆者睽違29年後，再次踏進福州市轄區的土地。客運站所在的黃岐漁港面臨黃岐澳，地處黃岐灣，現為大陸國家中心漁港，也是馬祖的窗口。黃岐本地人叫馬祖為外山，黃岐是里山。從康熙45年（1706）《古今圖書集成》和其他明清的古地圖中可以看到馬祖列島裡有「官塘山」（今南北竿）、「東引山」（今東引）、「下目山」（今高登島）等古稱；而位於閩江口的琅岐及五虎門（清代曾和淡水廳八里坌〔今新北八里〕對渡）也分別有「琅岐山」、「五虎山」的古稱。之所以有「山」的稱呼，起源於福建省著名的谷灣式海岸。

由於該省的丘陵直逼海岸，因海平面上升，使得原本海岸附近的海水入侵，山谷變成海灣，丘陵被海水包圍，山頂變成小島，形成谷灣式海岸。特點是海岸曲折多灣澳，岸外則島嶼羅列，附近陸棚廣大，底棲魚類豐富，是近海的良好漁場。

馬祖人常到黃岐補給物資

黃岐漁港所在的黃岐半島，又稱北茭半島，是大陸距離馬祖最近的地方。元代在此設置巡檢司，稱「北茭司」，相當於現在的警察局，為海防前哨。半島最東端的北茭鼻，是大陸南北休漁的分界線，近30年來福建沿海（含閩江）每年夏季都實施近3個半月的封漁期，解封後，滿載而歸的捕撈船在黃岐港靠泊卸貨，各類海鮮琳瑯滿目。筆者看到附近漁市許多魚販兜售新鮮的漁獲，想到昔日為福建省良好漁場的馬祖列島，多數漁獲皆以鹽醃漬，擇期「錨纜」載至福州、泉州等地，批售給當地。前身為黃岐農貿市場（建於1999年）的黃岐馬祖水產品交易中心，是黃岐鎮最大的海鮮農貿市場，也是馬祖民眾買海鮮的第一站。臨近春節時，馬祖民眾也會來此採購年貨。

自兩岸小三通以來，由於馬祖島距離台灣本島較遠，物資匱乏，馬祖民眾很多時候更願意到黃岐鎮進行食物、淡水等物資補給。除了海鮮，黃岐客運站所在的港區周邊餐飲，有南北美食提供選擇；如遇到天候不佳，回馬祖的航班停駛，也有旅舍提供住宿。

筆者在黃岐停留的第三天早上，黃岐港區和馬祖列島起了大霧，因陸方進行交通管制，原本10點兩邊對開的航班取消。到了中午濃霧散去，延至兩點半開航。到達南竿的福澳港後，巧遇一對從福州來的母女觀光客。她們原先安排下午要利用服務自由行旅客與背包客的台灣好行（台灣好行景點接駁旅遊服務）公車服務到島內的景點旅遊，無奈只能將行程延後。我們不約同選擇位於馬祖村的某旅舍投宿，前來迎接的民宿老闆用道地的馬祖話和老母親閒話家常，原來他講的馬祖話就是福州話，兩邊都可以通。加上馬祖當地的特產─當年由民間供應給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大軍食用的乾糧「繼光餅」(是一種中間穿孔的燒餅，簡稱「光餅」)，也是福州那裡可見到的美食。

迎陸客觀光可以促經濟活絡

雖然陸方自2024年8月22日起，開放福建省戶籍居民及持有居住證者，可透過「小三通」（馬尾、黃岐港）申請自由行前往馬祖旅遊，簽證最長停留15天；但去年大陸「十一長假」馬祖未獲觀光紅利。據統計，10月1日至8日黃岐、琅岐共1364人入境，其中陸籍乘客334人，與金門小三通盛況相差甚大。原來廈門是高經濟發展城市，民眾更願意消費高成本前往外地旅遊，福州居民則較為保守，通常在周邊縣市觀光。如近期陸方恢復上海居民赴金門、馬祖旅遊，將會給當地帶來觀光榮景。

2001年曾經擔任兩岸破冰之旅的台馬輪，近年功成身退。由新台馬輪擔任馬祖到基隆的航線，船上設備可謂美輪美奐。筆者從停靠在福澳碼頭的新台馬輪上遠眺從碼頭開出經北竿到黃岐的客輪，回首來時路，也回想百餘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前從上海、福州駛往台灣本島的淡水和基隆的斯美號（SMITH）客輪。原本兩岸是一家，卻因政治因素分隔。台灣除了迎接赴馬祖、金門旅遊的陸籍觀光客，也可釋出善意，恢復昔日福建平潭到八里台北港的渡船客運航線，及大陸其他城市直航台灣的航班，讓大陸觀光客造訪寶島，促進經濟活絡。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航太產業涉及的範圍相當廣闊，與先進複合材料的應用密切相關。隨著中國大陸科技日益發展，新一代C919客機試飛成功獲得好評，緊接著C929客機的研發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這不僅讓人對大陸的航太產業增添更多期待，也證明了中國在全球航太產業的激烈競爭下，能逐步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C919客機性能

中國商飛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COMAC）於2015年開發的C919客機，是中國大陸首次開發的客機。它是大陸政府於2003年提出「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的計畫之一，2006年確定未來將發展大型民用飛機，2008年中國商飛正式成立。

2017年C919客機試飛成功，2022年獲得中國民航局的合格證照。該機採取「窄體單通道」設計，最大航程約4075-5555公里，適合中、短途亞洲航線。機身長度為38.9公尺、翼展35.8公尺、高度11.95公尺，座位數在158-192之間，其中8個為公務艙（商務艙）座位，巡航速度約0.82馬赫，最大飛行高度約12,100公尺，起飛跑道2,000公尺，降落跑道1,800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約75,100公斤。機身約60%零附件具備自製能力，C919機身鋼材是台廠「榮剛材料科技」所生產的特殊鋼材，可以看出，兩岸關係在特殊、高壓的政治環境中，台廠與陸方仍有合作的機會。

目前，有33架C919在中國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與中國國際航空服役。海外市場部分，目前大陸已獲得1300架訂單，年產架數將從原本的50架，至2029年提升到200架。

發動機技術

在機體設計上，C919客機融合了大陸與西方的技術，機體為碳纖維複合材料設計，大幅降低油耗，也符合環保趨勢。引擎採用「美法」兩國合作的LEAP-X1C渦扇發動機，單具發動機最大可產生13,608公斤力，C919配備2部發動機，和早年波音公司4具發動機相比，2具發動機的營運、操作與後勤成本較低，且在油耗表現上適合目前全球暖化及起伏不定的油價。

雖然C919客機的核心技術仍受到西方國家箝制，並非純中國製的客機，但隨著中國航發公司的「長江CJ-1000A」新型引擎逐步成熟，預計在2026-2027年將逐步裝設在C919客機，規劃在2030年大規模使用，顯現中國正試圖擺脫對西方國家核心技術的依賴。

航電技術

航電系統是一架客機的核心，C919客機採用美國通用動力公司和中航工業合資的公司－昂際航電研製，飛行控制系統由「漢尼威爾」公司（Honeywell）提供，導航與通訊傳輸系統由「洛克威爾柯林斯」主導（Rockwell Collins），即使客機部分系統由西方企業協助，但電傳操控系統則由中國商飛公司負責，駕駛艙的多功能彩色螢幕也由「昂際航電」公司主導。

以C919的技術與機體設計，其最大的競爭對手為美國波音公司的波音737系列與空中巴士的A320系列客機。不可諱言，歐美國家長期主導、壟斷全球民航機市場，這也是為何全球的航空工業使用的機種不外乎為這兩家公司的飛機。根據國際市場的報價，一架C919客機價格約1.08億美元，而波音客機約1.3億美元，空巴約為1.1-1.8億美元，C919有著價格上的優勢，加上C919從營運以來飛安紀錄優良，這會是吸引買家的動機之一。

C929客機

C929是一款寬體客機，起初由中、俄兩國在2016年簽約聯合開發，原先計畫在2024年進行首飛，但因疫情延宕、俄國因俄烏戰爭遭到歐洲制裁等因素中途退出，原本的代號CR929（C代表中國，R代表俄國）也就順理成章修改為C929；一系列的阻礙導致C929客機預計延展至2030年舉行試飛，2035年執行商業飛行。

目前規劃，C929客機能搭載280名乘客，航程延伸至12,000公里。在發動機部分，C9292採取大膽嘗試，將配備2具中國大陸自製的CJ2000渦輪扇引擎，單具推力達35.2噸。該數據將超過空巴與波音公司同等級機種，隨著民航機渦輪扇引擎的自主設計、製造，中國未來有機會完全擺脫歐美國家的限制。尤其當今美中科技戰仍未停歇，美國對中國的打壓與限制仍未消失，在此情況下，唯有提高自製率才是大陸立足航空界的方法。

未來C929寬體客機瞄準中國旅客前往北美、歐洲地區的需求。更重要的是，C929需要獲得更多認證才能具備飛往歐美的資格。商飛公司目前正在向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歐洲航空安全空域申請相關證件。

未來展望

中國大陸的航太產業從無到有相當不易，面對未來競爭激烈的市場，大陸除應積極落實發展大飛機的夢想外，也寄望透過C919、C929客機拓展更多的海外民用客機市場。大陸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在大型民航機領域持續發表新作，與北京2014-2015年提出的「軍民融合」戰略有關，無論是網路科技、航太產業、人工智慧（亦稱人工智能）等，均為大陸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領域。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2026年以來全球政經局勢猶如一場劇烈的地緣政治海嘯，多項變數在短短數月內交互衝擊，徹底重塑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運行規則，從美國司法體系到中東戰火的震盪，再到AI技術與貿易限制的拉鋸，台灣半導體產業正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分水嶺上。

事實上，2026年是一個規則被暴力重組、權力被重新分配的轉折點；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而言，最惠國待遇是防盾，技術不可替代性是長矛，而地緣政治的合規敏銳度則是生存的關鍵；等同在算力被行政許可鎖定的新時代，台灣若能成功從單純的生產中心轉型為全球算力生態系的合規樞紐與效率引擎，則這場風暴將不僅是挑戰，更是台灣半導體霸權再延續的歷史機遇。

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交錯

美國最高法院於2月裁定川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徵的全球性關稅違憲，這是上半年最具震憾力的法律轉折；雖然川普隨即改以《貿易法》作為替代手段，將關稅稅率拉高至15%，但司法體系的介入顯示出美國內部對激進貿易保護主義的制衡力量。

台灣在2026年1月正式取得美國「232條款最惠國待遇」，這確保了台灣半導體及其衍生品輸美享有對等且較低的稅率，且不與其他關稅疊加，這份待遇將台灣從全球關稅戰的流彈中抽離，賦予台廠在美系客戶眼中無可取代的成本競爭優勢。然而，美、以聯手發動「史詩怒火」行動突襲伊朗，導致中東局勢全面失控，荷姆茲海峽的封鎖風險直接推升了全球通膨壓力。戰爭引發的油價飆升與航運中斷，對於高度依賴穩定電力與全球化物流的半導體製造業而言，構成了潛在的能源成本威脅與供應鏈延遲風險。

AI浪潮與全球許可制

在技術端，AI浪潮在2026年並未退燒，反而隨著邊緣AI與矽光子技術的成熟，進入下半場。但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研擬將AI晶片出口改為全球許可制，試圖建立一套以總算力為標準的分級審查機制，這項政策的本質是將半導體出口從技術封鎖轉向資源配給，等同未來大型AI運算叢集的建設將不再僅取決於企業的財力，更取決於該國對美投資的對等承諾。這對全球半導體格局產生結構性的扭曲，即算力成為一種新型態的外交貨幣，Nvidia與AMD的先進晶片出口必須經過白宮點頭，這雖然可能延緩全球資料中心的擴張速度，卻也迫使各國更急迫地尋求替代方案。

在2026年AI算力即國力的時代，美國商務部推動的全球許可制看似是一道行政枷鎖，但在技術底層，矽光子術的全面商轉，正演變成一場足以改寫遊戲規則的技術對抗，這不僅是傳輸媒介的變革，更是各國企業在行政許可與運算極限之間，尋求突圍與生存的關鍵戰役。

矽光子成為算力倍增器

傳統以銅線互連的電學架構已面臨物理極限，散熱與能耗成為AI資料中心擴張的隱形上限，而矽光子技術在2026年正式進入共封裝光學（CPO）量產元年，其核心意義在於將光電轉換直接整合在晶片封裝內。也就是矽光子技術成為算力效率的倍增器，透過光速傳輸，資料中心的互連功耗可降低50%以上，而頻寬密度卻能提升數倍，代表在同樣的晶片許可數量下，採用矽光子技術的資料中心，其實際產出的運算效能與訓練效率，將遠高於傳統架構，此將形成一種以技術密度抵銷行政額度的對抗策略，誰能率先掌握矽光子，誰就能在固定的許可額度內，跑出比對手更強大的AI模型。

台灣在這一場矽光子與許可制的對抗中，扮演關鍵的仲裁角色，其中台積電與其領頭的矽光子產業聯盟，掌握全球最先進的CPO與異質整合技術（如COUPE）。畢竟矽光子技術是打破封閉系統、重新定義算力價值的技術手段，2026年兩者的對抗細節，將集中在光學I/O標準化與軟體定義光網的爭奪上。

台灣半導體業的因應之道

在這場複雜的多邊博弈中，台灣半導體業雖享有最惠國待遇的優勢，卻也面臨著高度的合規壓力與產能去中心化的需求，因應之道不在於單純的產線擴張，而在於以下三項核心戰略。

首先是從「製造核心」轉型為「韌性節點」，即台灣廠商應善用零關稅配額與產能投資倍率的優惠條件，有節奏地加速在美部署後端封裝與服務據點，這不僅是為了符合美方的對等投資要求，更是為了在全球算力配給制度下，確保美系雲端巨頭能穩定取得台灣生產的硬體。

其次則是深化技術不可替代性以抗衡政策波動，即面對AI晶片出口許可制的挑戰，台廠應加速發展矽光子、異質整合與節能架構，將台灣的地位從代工者的角色提升為標準制定參與者，而當全球算力獲取受限時，能提供更高每瓦效能的台灣方案，將成為各國在許可額度內最優先爭取的對象。

再者，建立地緣政治風險的動態對沖機制，等同中東戰火提醒供應鏈的脆弱性。台灣企業需建立更靈活的全球倉儲與原材料多元化來源，並利用目前關稅違憲裁決帶來的政策空窗期，重新審視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布局，避免在下一波貿易制裁或區域衝突發生時，因過度集中而產生的斷鏈風險。

綜言之，2026年是個規則被重寫的年份，台灣半導體業若能善用政策紅利、穩住技術優勢，並在算力霸權的遊戲規則中找到生存與擴張的新縫隙，便能將地緣政治的逆風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

（作者係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研究員暨總監、APIAA院士）

近年來，標榜「全套放鬆」的洗頭與頭皮護理服務逐漸成為熱門體驗。從洗髮、頭皮按摩、臉部美容，到全身舒壓，甚至還包含掏耳服務，整個流程被形容為彷彿搭乘頭等艙般的享受。對許多人而言，這不只是掏耳，而是一種身心放鬆的儀式，然而，看似療癒的過程，卻潛藏著經常被忽略的健康風險。

據媒體報導，已有不少患者，在接受掏耳服務後的短短一到兩周內，耳朵開始出現悶塞感、搔癢、聽力變差等症狀。進一步檢查後，醫師赫然發現耳道內布滿霉菌，甚至長出肉眼可見的「毛狀結構」，幾乎把將整個耳道堵住，這樣的畫面讓人震驚。問題並不僅僅只是「沒消毒乾淨」，而是不當掏耳確實可能造成耳道皮膚受損，增加細菌或霉菌感染的風險。

霉菌感染為何特別麻煩

耳朵的感染大致可分為細菌性與霉菌性兩類。相較之下，霉菌感染的處理難度更高，原因在於霉菌一旦在適合的環境中定殖，往往會反覆生長、不易完全清除，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對香港腳、灰指甲的印象深刻，治療它們的時間特別長，而且容易復發，使得生活品質受到影響。

耳道本身溫暖、濕潤又相對封閉，一旦掏耳造成微小傷口，將外來霉菌帶入，就等於替霉菌打造了一個理想的生長空間。霉菌在耳道內繁殖除了會造成悶塞與癢感外，也可能會影響聲音傳導，讓人誤以為聽力出了問題。

風險不只存在於特定服務

很多人看到相關新聞時，第一個反應是「那我不要去那種地方洗頭就好了」，但事實上，掏耳朵並不是接受某一種服務才會發生的行為，而是廣泛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街頭掏耳、家人互相幫忙、父母替孩子清耳朵，甚至自己拿棉花棒處理，都是極為常見的。

掏耳朵的出發點都是善意，覺得耳朵「不乾淨」、擔心耳屎影響聽力，或只是單純覺得癢、不舒服，但多數情況下，這些理由不足以成為自行掏耳的必要原因。

耳屎其實是耳朵的守門員

耳屎長期被視為需要清除的「廢物」，但事實正好相反，耳屎在耳道中扮演著多個重要角色。首先，它能阻擋灰塵、細菌與外來異物進入耳道深處；其次，它具有潤滑功能，能保護耳道皮膚，避免過度乾燥與龜裂，再者，耳屎本身也是耳道自我清潔系統的一環。

耳道具有自我清潔的機制，耳道上皮會逐漸向外移動，配合咀嚼、說話等動作，讓耳垢慢慢移向外耳道口。一般情況下，不需要人工協助，身體本來就知道該怎麼做。

越掏越塞問題出在棉花棒

許多耳朵悶塞、聽力下降的情況，並不是因為耳屎太多，而是掏耳方式錯誤造成的結果。

當棉花棒伸進耳道時，往往會把原本附著在耳道側邊、正準備被自然推出的耳屎，硬生生推向耳道的中央，一次、兩次或許影響不大，但反覆操作後，耳屎會被壓得越來越實，形成厚厚一塊卡在深處，反而造成真正的阻塞。這也是為什麼在耳鼻喉科門診中，醫師有時會一次夾出一整塊耳屎，這樣的狀況並非正常代謝，而是長期自行掏耳的累積結果。

耳朵愈少掏愈安全

從健康的角度來看，耳朵的保養原則其實相當簡單。第一，不主動掏耳朵，沒有明顯不適、不影響聽力，就不需要去碰觸耳道。第二，若有耳悶、持續搔癢、聽力變化的情況發生，或本身容易推積耳垢者，應由耳鼻喉科評估是否需要定期追蹤，必要時醫生會以專業方式處理。第三，短暫出現癢感時，避免立刻動手，短暫的癢感忍一忍，常會自行消退，過度刺激反而可能讓皮膚更敏感。第四，避免深掏與用粗頭棉花棒，頭部過粗或螺旋設計的棉花棒，容易把耳屎推向深處，應避免使用。

為什麼忍不住想掏？

從行為層面來看，掏耳其實常與三種心理因素有關。第一是癢感的即時反應；耳道稍有不適，就會引發想處理的衝動，但這往往只是短暫感覺。第二是家庭與文化習慣；從小被家人幫忙掏耳，容易把這件事視為必要清潔。第三是壓力下的自我安撫行為；就像咬筆、轉筆、咬指甲一樣，掏耳有時只是下意識的舒壓動作，並非真正的生理需求。

掏耳不該以健康為代價

掏耳朵帶來的舒適感，往往只是短暫的感官刺激，一旦造成感染，後續的不適與治療，反而會讓生活更加困擾，當「不動它」成為一種選擇，耳朵反而能維持長久的清爽與健康。耳朵本身具備完善的自我保護與清潔能力，真正該做的是減少干預、尊重身體原本的設計。

與其反覆掏耳，不如依年齡、慢性病與個人狀況安排定期檢查，平時在住家附近建立熟悉的醫療關係不僅方便，也更安全。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世界氣象組織」（WMO）報導，2015-2025年是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11年；同時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災害也日益頻繁，如高溫、乾旱、野火、水患、生物多樣性的銳減等。「數據中的世界」（Climate TRACE）2016年報導，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490.4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農業、森林及土壤的排放量，就占總排放量的18.4%。2025年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已高達606.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目前所有的氣候指標都亮起紅燈，所以地球表面温度已比工業革命前增加1.43±0.13℃。

「地球能量不平衡」（EEI）現象自1960年代以來愈發不平衡；其中91%的熱量被海洋所吸收，因此海洋熱量於2025年已達到歷史最高峰，海平面自2012至2025年止，每年平均上升4.75毫米。此結果都是人類所造成，而農業生產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

農業生產的前因後果

為因應世界人口不斷增加，而採用大規模機械化的耕作養殖， 因大規模的常年耕養同種生物，以致使耕養的生物極易遭受病蟲害的侵害，並且降低土壤地力，於是耕養者不得不採用農藥及化學肥料補救。可惜，農藥使用後導致病原微生物、害蟲、雜草產生抗藥性，於是農民又必須使用更多農藥，造成食品安全及環境汙染的嚴重後果；過度施用化學肥料會造成農田中的有機質銳減，且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同時也會汙染地下水，嚴重影響到人的健康，以及水質（包含近岸海水）的優養化。

綜合而論，廣義的農業生產，和其他先進科技及民生企業發展一樣，均滋生許多弊端，必須仰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士、企業、及國度共同關注，並設法解決。

農業排放的溫室氣體（GHG）

一、化學肥料。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氯氟烴、氫氟碳化合物及六氟化硫等6種氣體，是大氣中主要的溫室氣體，和農業生產有關者為前三種，而且算成二氧化碳的相等當量時，也是以前三者所累積的量最大。就生成氮肥而論，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相關氮肥產銷運送的38.8%，約為4.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而氮肥的核心製程主要是透過「哈伯法」（Haber-Bosch process）合成氨，因過程需在高溫高壓下結合氮氣和氫氣；氮肥在田間所釋放的溫室氣體的量占58.6%，而運輸所排放的量占26%，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於2018年為11.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若包含糞肥（有機肥）的產製，氮肥可達2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5%，並超過全球航空及航運業所排放溫室氣體量的總和。

總之，生產一噸氮肥、磷肥及鉀肥，依序會產生2.6噸、1.7噸及0.6噸溫室氣體，其中當氮肥施用到田間後約有60-65%會因土壤微生物而分解成氧化亞氮。氧化亞氮的「暖化潛勢」（GWP）是二氧化碳的265-298倍。現代慣行農業於田間施用氮肥後，會促進微生物繁殖生長，等同加速分解土壤中的碳匯，即有機質；相反地，有機農業則可每年增加每畝農田中2千磅的碳，慣行農業者則是損失300磅碳。

二、化學農藥。慣行農業中所施用的農藥，99%是經由石化燃料所製成，截至2020年，全球農藥製造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估計約為67.2億頓二氧化碳當量；農藥生產約占農耕作物能源消耗的9%；生產每公斤有效成分的農藥會排放11.9-29.2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生產一公斤農藥所需的能量，大約是生產一公斤氮肥的十倍。不同種類的農藥有不同程度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如殺草劑是18-26公斤、殺蟲劑是14-18公斤、殺菌劑是11-29公斤二氧化碳當量。若干燻蒸劑在農田中會排放氧化亞氮，農藥尚可破壞土壤健康、降低土壤的固碳作用，導致溫室氣體更多的排放。使用農藥明顯地增加作物的「碳足跡」，其中殺草劑通常占到「碳足跡」總量的45%以上。殺蟲劑硫酰氟（sulfuryl fluoride）排放一噸「暖化潛勢」，相當於排放5,000噸的二氧化碳。

三、甲烷及氧化亞氮。除二氧化碳外，甲烷及氧化亞氮是農業重要排放的溫室氣體；甲烷的排放主要源自溼地、化石原料開採、水稻種植、畜牧業、農業廢棄物及其掩埋、燃燒植物物質、白蟻與野生動物，其中全球牲畜飼養、廢棄物及其掩埋及水稻種植所排放的甲烷，依序為103、72.9及34.2（百萬噸/年）；其中種植水稻占2.0%，牲畜養殖占6.14%。

氧化亞氮的直接來源是耕地、施肥及放牧，間接來源則經由水將氨或氮氧化合物的成份，排放到地表及地下水，沉積在其他地方，導致氧化亞氮的產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1999年召開研習會，史密斯（K. Smith）等三人報告氧化亞氮占溫室氣體排放量的6%，其中約3/4源自農業，主要是因為氨鹽及植物殘體在土壤中經由水解、硝化作用，會降解成氧化亞氮。此外，所生成的硝酸離子再經反硝化作用，生成亞硝酸離子再電解成氧化亞氮、氯氣及一氧化氮。

以上這些和農業施作排放的溫室氣體，尚不包含收穫前後的損失、食物浪費及林木砍伐等所造成的份量。根據牛津大學「數據中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2018年報導，食物從輸送鏈中損失的量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為食品生產時所排放量的15%，相當於9%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結語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25年報導，農糧系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5-34%；去年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濃度是423.9±0.2 ppm，甲烷濃度是1942±2ppb，氧化亞氮的濃度是338.0 ppb，依序比工業革命前的濃度增加了152%、266%及125%。甲烷及氧化亞氮依序也是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這種數據令人憂心忡忡，我們決不能再長此以往，否則將自毀前程！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美國部分福音派神職人員公開為川普的軍事行動辯護，甚至為川普按手禱告支持，認為這是「保衛自由」、「對抗邪惡」之舉，引發爭議：教會是否應該為戰爭背書？宗教與政治結合，信仰是否可能被利用？

基督教神學曾提出「正義戰爭理論」，最早由神學家聖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提出，後由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進一步發展，認為在某些條件下，例如防衛侵略或保護無辜者，國家可以使用武力。一些美國福音派牧師便以此為基礎，主張川普對伊朗的軍事攻擊是為了防止核武威脅，具有正當性。因此，識讀美國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的影響極為重要，它不僅是個宗教團體，更是影響全球的政治團體。從冷戰時期的政治化，到1978年後對大陸地下教會的支援，再到對台灣長老教會的影響，福音派形成一套政治神學，其「敵我二元邏輯」影響著全球的政治文化。

福音派的信仰核心

美國新教福音派起源於18、19世紀的宗教復興運動（Great Awakenings），其信仰核心包括：（一）福音派強調個人信仰的直接經驗，信徒透過禱告與聖經理解上帝的旨意，這種個人化信仰模式促使宗教活動具高度自主性；（二）福音派堅信聖經權威，並將倫理行動延伸到社會實踐，包括教育、慈善與公共政策倡議；（三）從早期反奴隸運動、禁酒運動到現代社會服務，福音派信仰與社會行動緊密結合，形成宗教與政治互聯的基礎。1945年後東西方陣營冷戰興起，福音派為抵制共產世界的擴張，形成「自由世界 vs. 共產世界」的「敵我二元邏輯」，將世界分為「朋友 vs. 敵人」，在政治上有效動員信徒。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佈道家葛理瀚（Billy Graham）在全球巡迴佈道時，不僅傳播福音，也強化反共政治立場。1970–1980年代，美國福音派形成「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積極參與教育、家庭價值觀、選舉與公共政策上，彰顯宗教信仰與政治結合的高度。尤其，福音派的資金、教育與神學培訓，在冷戰後加速對全球輸出，其中包括美國內陸、以色列、中國大陸、台灣基督教等網絡。

福音派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福音派與共和黨緊密聯盟，在20世紀後甚至影響到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美國的福音派信徒多達25%，猶太信徒約2%，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最大群體其實是基督徒，而非猶太人。例如美伊衝突升高時，有福音派牧者認為川普雖然人格不完美，但如同大衛一樣，是「被神揀選」的領袖。但這種類比存在多重問題。

神學上，「揀選」不等於「認可」，世人普遍質疑的是：川普聯手以色列入侵伊朗，他的雙手已沾滿無辜百姓的鮮血，上帝會聽他的禱告嗎？

福音派對以色列的影響

福音派透過神學與政治互聯加盟「錫安主義」。「錫安主義」是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與民族運動，最終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建國。福音派推動美國軍援以色列、承認耶路撒冷為其首都，以及反對對以色列施壓。

以色列本質是猶太教國家，無論是其法律、節日與社會制度皆奠基於猶太教教義，而非基督教。目前，以色列人口中，猶太教信徒占73%-74%、伊斯蘭教信徒18%-19%、新教基督教信徒僅2%。但世人卻認為以色列是個基督教國家，因為福音派相信以色列在末世中具有神學角色，以色列重建國家是聖經預言的應驗，因此透過軍事、政治、經濟、媒體，以及大衛之星、聖經故事、電影等向全世界輸出，混淆了世人對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認知。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與中美建交後，福音派福音傳入中國大陸，對地下教會提供資金、教材與神學教育，加速地下教會的發展，使得大陸的宗教管理事務複雜化。尤其，福音派的援助伴隨著「敵我二元邏輯」，導致地下教會信徒將國際、國內事件理解為「二元對立」。

另外，福音派將美國政治文化輸入，加深大陸族群對立與社會分化，引起中共官方的警覺，一再要求地下教會依《宗教法》辦理登記，但部分地下教會堅持不登記，導致中共針對未合法登記的地下教會進行取締。

對台灣長老教會的影響

19世紀末，長老教會由蘇格蘭與加拿大傳教士引入台灣，強調教育與社會服務。1970年代後，美國福音派透過資源、教育與神學理念影響長老教會，增強宣教活力與社會參與能力。福音派強調個人救恩與積極布道，使長老教會在青年事工與社會服務上更具活力，造成台灣教會間，多元化派與保守進步派之間的緊張張力。

尤其，部分長老教會以「敵我二元邏輯」傳道，影響信徒對兩岸關係與民主議題的認知；部分長老教會傳道人更活躍於環保、人權與教育運動，被質疑過度政治化，為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背書。例如，發表人權聲明、支持本土文化等，這使其在公共領域具有高度影響力。但也因此被批評：部分牧者的政治參與已超出宗教範圍，是長老教會持續萎縮的原因之一。

結語

基督教會可以選擇扮演三種不同的的角色：一是動員型角色，支持特定政治立場，強調價值對抗；二是和平倡議角色，鼓勵對話、反對戰爭，促進兩岸民間交流；三是中立角色，專注信徒心靈關懷，避免政治立場。

總之，政治神學可以成為和平力量，也可能成為對抗動員的工具。關鍵不在於是否參與政治，而在於宗教是否能保持包容與謙卑。若宗教將政治絕對化，社會將更分裂；若宗教強調和平與和解，政治神學則可能成為降低衝突的力量。

（作者係大學教師）

玄奘法師的歷史與學術地位，遠遠超過一般人對「取經和尚唐三藏」的認知。他不僅對中國宗教、哲學、翻譯學具有重大貢獻；而且還是一位「世界級的跨文明學者」。

玄奘絕非單單只是一位宗教人物，他在7世紀沒有鐵路、公路、通訊器材的時代，就從新疆到印度，跋山涉水穿越了140多個國家、民族，走了一趟西域，可堪稱是探險家了。而他攜回的廣博知識學問，更橫跨了歷史、地理、人類學、語言學、外交與哲學各領域，猶如一位綜合型學者，甚至可以說，他是古代東方極罕見、真正具備「全球視野」的人。

《大唐西域記》是一手資料

先從歷史地位來看。玄奘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留下了《大唐西域記》這部作品。這本書不是一般的遊記，而是非常有系統的紀錄，詳細描述了他從唐代都城出發，經過中亞，一直到達天竺（印度）的整個過程。裡面記錄的不單是路線，還包括各地的政治制度、城市規模、人口狀況、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換句話說，他其實是做了一件在當時極為少見的事—用中國學者的角度，去理解並記錄整個「西域世界」。這讓後世學者在研究7世紀的中亞與印度時，有了一份極其珍貴的一手資料。

如果沒有玄奘，我們今天對當時印度與中亞很多地區的認識，會出現空白和斷層。即使在近代，許多考古學家在界定一些古國位置時，也會參考玄奘的記錄。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歷史地位，已經不只是中國的歷史人物，而是「世界級別的史地見證者」。

再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玄奘的價值同樣驚人。在沒有地圖、沒有衛星、沒有精密儀器的情況下，他卻能把從長安到印度的整條路線，親自跑一遍，且記錄得相當清楚，包括沙漠、高原、河流、氣候變化等。他對距離與方向的描述，後來被證明具有相當高的準確性。這代表他不只親自走過，而且是有意識地在「觀察與整理空間資訊」。因此，他可以被視為中國古代少數具有科學精神的地理記錄者之一。

具跨民族、文化外交手腕

接著談人類學。玄奘在各地停留時，不只是學佛經，他還會觀察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他會記錄當地人吃什麼、如何辦婚禮、辦喪事、社會階層如何分布、不同宗教之間如何互動等等。這些內容如果放到今天，其實就是典型的「民族誌」資料。換句話說，在西方人類學還沒出現的一千多年前，玄奘已經在做類似田野調查。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他讓我們看到古代中國曾經出現過具有「跨文化觀察能力」的學者。

再來是外交層面。玄奘並不是官方使節，但他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外交角色。他走訪各國，與當地統治者交流，建立信任，並且展現出唐代的文化與學術水平。這種影響不是軍事或政治力量，而是一種「文明影響力」。他讓外界認識到唐代政權不光是強盛，更是一個有思想、有學問的文明中心。這種非官方的文化外交，實際上比正式外交影響更深遠，也更持久。

宗教、哲學、翻譯影響深

語言與翻譯方面，玄奘的地位更是無可取代。他在印度學習多年，精通梵文，回到長安後，主持了大規模的佛經翻譯工程。他並非單純的翻譯，而是建立了一整套嚴謹的方法，包括如何對應詞義、如何保持原意、如何讓中文讀者理解等等。他翻譯的經典，如《瑜伽師地論》，對後世佛學發展影響極大。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大量佛學術語，這些詞彙一直沿用到今天，影響整個東亞文化圈。可以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翻譯學奠基者。

宗教與哲學方面玄奘也具有開創性。他把當時印度最成熟的佛教思想帶回中國，特別是「唯識學」，並在長安建立學派，對中國佛教進行了一次理論上的升級。他強調理性分析、邏輯推演，讓佛教不只是信仰，也成為一套可以討論、可以辯證的思想體系。這對整個東亞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把以上幾個面向整合起來看，就不難發現玄奘這個人非常特殊。他不是單一領域的專家，而是一個跨領域的整合者。他同時兼具宗教信仰、學術研究、實地考察與跨文化理解的能力。這種人才在任何時代都極為稀少。

那麼，玄奘在歷史上的定位應該如何看待？如果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說，他大概可以被歸類為「文明橋樑型人物」。他連接了中國與印度，連接了東亞與中亞，也連接了不同的宗教與文化體系。與馬可波羅相比，玄奘的紀錄更具有學術性；與哥倫布相比，他沒有殖民動機，而是純粹追求知識；與14世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相比，他的記錄更有系統及理論深度。

更重要的是，玄奘所代表的不只是個人的成就，而是一種方法—如何面對陌生的文明、如何理解差異、如何把外來知識轉化為本土可用的體系。這種能力應用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可益發凸顯其價值。

總結來說，玄奘的歷史地位可以說是「世界級的跨文明學者」，而他的學術地位則可以定位為「多學科整合的開創者」。他既把佛教經書帶回中國，又把一整套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方法帶了回來，這些才是他真正影響中國千年的原因。

（作者係民間文史工作者）

3月17日，「中華文化總會」召開大會，將其英文名稱由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GACC），改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NCAT），中文名稱未改。文總會長賴清德表示，「唯有深刻理解土地的過去，才能真正深植台灣的文化實力；唯有更細緻的爬梳歷史脈絡，才能賦予多元傳統新的時代意義；唯有清楚知道我們是誰、經歷過什麼，才能夠帶著自信，加強台灣文化與國際交流。」這清楚顯示調整文總的英文名稱，正是民進黨政府正名工程的文化謀獨。

當文化機構透過符號調整試圖重新界定自身位置，不可避免涉及歷史脈絡、認同建構與政治詮釋。此類操作若缺乏一致的邏輯與完整配套，容易導致文化從多元累積的歷史結果，轉變為服務當前政治需求的工具，進而削弱其原有的脈絡及延續性。從整體分析，文總此次「正名」，將英文名稱Chinese改為Taiwan，爭議涉及三個面向；第一，文化與政治是否被刻意混淆，導致論述錯置；第二，名稱調整是否只是符號操作，缺乏內容支撐；其三，去除特定文化標誌，反而造成自我否定與文化空洞。「正名」工程已淪為一場自我說服的集體幻想。

論述錯置下的歷史斷裂

中華文化本質被簡化為單一政治符號，形成跨越政權更迭與地域界線，忽視了長期累積的實質特性，而被當作排除對象的短線操作，導致文化被迫服從於當前的政治正確。這種將文化屬性等同於政治意識的淺碟思維，不僅忽略了複雜的歷史，也可能導致認同的過度限縮。台灣文化發展本就呈現多重層次，從中國漢代文化的語言禮俗，到日本殖民時期的制度影響，再到戰後社會轉型與全球化的衝擊，各種元素交織成今日文化樣貌。文總若將中華表象的詞彙視為「切割對象」，等於主動拆解歷史的結構，導致歷史斷裂。

語言使用是典型的文化延續，如今台灣人日常仍然用漢字書寫、用國語講話；文總僅更改其英文稱號，這類字面處理就會顯得缺乏一致性。換言之，文化若被重新定義為可裁剪的「元素集合」，結果往往不是重建，而是淪為一種裝飾性的文化符號。

文化轉型下搞文化切割

此次更名說穿了，就是一種符號操作，加入Taiwan英文背後的文化內容為何？文總表面上完成了識別轉換，卻未同步建立文化敘事，這樣如何說服大眾？

「中華文化」的敘事往往較為宏大且具歷史性，更名Taiwan不應僅只是地理標示，而該定義為獨樹一格的「台式文化」，包含民主自由的創作元素、多元並存的海島性格，以及對移民文化的兼容並蓄。文總需要說明的是，更名到底是在做文化轉型，還是文化切割？

文化機構的名稱應該承載歷史延續，台灣排除中華文化，想定調台灣文化僅來自台灣，根本是天方夜譚。2026年台灣燈會，文總邀請了日本青森知名睡魔師諏訪慎與林廣海一同創作。其實，元宵燈會的歷史典故來自中國漢朝的元宵節傳統。文總一方面強調刪除Chinese，另一方面又把源自中國的節慶視為文化象徵。不可諱言，把文化源頭泛政治化，一味推廣「台灣文化」的政治工程，說穿了，只是形式上的符號操作，讓台灣文化陷入自欺欺人之境。

去中華後將陷入失根困境

台灣文化的本質就是一種複合體，從多重歷史文化交織而成，例如語言、宗教、飲食與生活方式，皆受到不同時期歷史的影響。若將其中的重要來源淡化甚至排除，不僅會削弱文化的深度厚度，也將失去結構支撐。換言之，文化認同建立在「不是什麼」，而非「是什麼」，在定位上恐怕將會莫衷一是。回過頭來看，文總完成符號改造的階段性任務，後續文化資源又該如何配置？更深層的「在地扎根」及「文化敘事」在哪裡？恐將陷入自我否定的文化空洞。

文總更名不能只是視覺上的翻新，必須具備靈魂的品牌重塑，從「歷史深度」與「轉譯能力」兩大面向著手。首先，要從「史料整理」到「故事脈絡」建立，展現出對台灣土地的「詮釋權」；讓「在地文化」能夠呈現「文化辨識」，在賦予符號生命之外，也要獲得在地人的認同與共鳴。但就目前英文更名後並沒有見到任何實質配套，也未引起社會共鳴來看，這次台灣品牌重塑，已陷入「史料轉譯」與「文化判讀」雙輸的局面。

結語

綜觀中華文化總會更名，表面上看似一場單純的識別調整，實則牽動的是歷史脈絡、文化定位與政治意圖之間的深層張力。從文化政治的混淆、符號操作的空洞，以及去除中華元素後的認同困境來看，這次文總的更名，顯然難以掩飾刻意製造歷史斷裂，最終將導致中華認同陷入「排除」，而非「重建」的單向困境。這正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作者係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行政院於2026年通過《虛擬資產服務法》，正式將穩定幣納入監理，推動許可制與十足準備。穩定幣具備即時清算及降低貿易成本的優勢，在此法源的基礎上，發行穩定幣有望向前邁出大步。

隨著全球進入 Web3 與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深度整合期，穩定幣（Stablecoin）已從早期的加密市場避險工具，演變為支撐全球數位清算與跨境支付的關鍵基礎設施。今年4月2日，行政院通過《虛擬資產服務法》草案，明定穩定幣發行人的監理框架與許可制，標誌著台灣在全球數位貨幣的競逐中，從觀望轉為積極布局，即將邁入新的里程碑。

全球穩定幣發展如火如荼

據統計，2026年初，全球穩定幣總市值已突破 3,000億美元。市場高度集中於以美元為儲備的資產，其中USDT與USDC 兩者合計占比逾八成。這反映出在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架構下，市場依然高度依賴具備高度流動性與透明監管的數位美元。美國2025年通過的《GENIUS法案》，是全球金融史上的分水嶺。該法案將穩定幣正式納入聯邦監管，並要求100%以美元現金與短天期美債作為儲備。這項舉措本質上是將美元霸權延伸至區塊鏈，透過創造龐大的「制度性美債買家」，進而鞏固美元在數位世界的清算地位。

除了美國，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也展開了「制度輸出」的競逐。歐盟透過 MiCA 法案建立了詳盡的發行人規範；香港則於2025年通過《穩定幣條例》，實施穩定幣發牌制度，試圖建立「非美元金融區塊鏈網絡」，利用離岸人民幣、穩定幣對接東協與中東市場。新加坡與日本也已將穩定幣納入支付及監理體系，視其為提升金融效率的標準配備。

穩定幣對經貿助益大

台灣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經濟成長端賴國際貿易。然而，傳統跨境結算的高昂手續費與冗長的清算時間，始終是企業競爭力的隱憂。而穩定幣帶來的變革，首先體現在「近即時清算」（T+0）的能力。再者，穩定幣在區塊鏈上運作，資金可在數分鐘內完成跨國結算，且全天候運作，徹底打破了傳統銀行營業時間與國定假期的限制。

對於台灣龐大的出口導向產業而言，穩定幣能顯著降低貿易成本。透過智能合約，企業可大幅縮減中轉行（Correspondent Bank）的層層轉匯費用，且每筆資金流向皆可在鏈上驗證，降低貿易欺詐風險。

此外，在供應鏈金融中，當應收帳款與物流資訊代幣化後，穩定幣可作為即時撥款工具，大幅提升中小企業的融資效率與現金流的穩定性，為製造業轉型提供金融動能。

台灣發行穩定幣的迫切性

台灣為何迫切需要發行新台幣的穩定幣？核心原因在於：一、可防止金融服務與資金的流失。目前已有台灣企業開始接受以美元穩定幣支付貨款，若台灣銀行體系無法直接收受、轉換或清算這些資產，企業為了營運便利，勢必得將資金與帳戶轉往新加坡或香港等金融友善市場。這種「金融活動外移」將削弱台灣本土金融業的競爭力。

二、可支撐「實體資產代幣化」（RWA）。金管會推動的RWA代幣化小組正嘗試將基金與債券數位化，若缺乏合規的「本地法幣穩定幣」作為計價與結算工具，交易流程仍需回歸傳統銀行匯款，將使代幣化的優勢減半。

三、可在極端地緣政治的情境下，具備自主監理、不完全依賴境外基礎設施的穩定幣清算體系。能為台灣提供額外的金融韌性，確保必要物資採購與資金流動的連續性。

虛擬資產服務法戰略布局

台灣對虛擬資產的監理正從「洗錢防制」演進到「產業發展」。行政院通過的「虛擬資產服務法」草案，確立了管理穩定幣的三大原則；第一是許可制與十足準備，要求境內發行須事前取得許可，且儲備資產須100%分離保管於境內金融機構。第二是收益禁令，發行人不得支付利息，確保穩定幣維持「支付工具」屬性，避免與銀行存款產生惡性競爭。第三則是境外對接規範，要求境外穩定幣若要在台上架，須經金管會同意並符合司法查緝標準。

金管會強調，不會限制只有銀行能發行穩定幣。雖然初期由銀行先行能確保最高安全性，但未來會朝向支付業者與金融科技公司逐步開放。這種「先求穩、再求快」的策略，反映了政府在維護金融穩定與鼓勵產業創新之間的平衡。

發行與監理要與國際接軌

持平而論，要讓台灣穩定幣真正發揮效用，尚需多方面配合。首先，政府需建立虛擬資產的資安標準規範，並由公部門或第三方公會建立「即時審計平台」，讓大眾能隨時在鏈上驗證儲備資產的充足度，而非僅依賴每月的書面報告。其次，央行與金管會雙頭協作。穩定幣與貨幣政策息息相關，當發行規模達到一定門檻，央行應考慮將其納入準備金繳存範圍，以維持貨幣供應的穩定性。同時，穩定幣應與未來的央行數位貨幣（CBDC）保持相互操作性，形成公私協作的數位貨幣生態。

最後，台灣必須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在國際層面，台灣應參與穩定幣相關的跨境對話，避免在未來多體系並存的國際金融環境中被邊緣化。金融機構也需從傳統的「帳戶管理者」轉型為「區塊鏈驗證者」與「數位資產保管人」，才能在新一代的金融服務中扮演關鍵角色。

綜言之，推動「虛擬資產服務法」，代表台灣正從過去以防弊為主的消極監理，轉向以發展為導向的積極治理。展望未來，台灣若能結合深厚的半導體科技底蘊、成熟的金融法治，以及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以「台版穩定幣」為支點，不僅能大幅提升經貿效率，更能讓台灣在新一代的全球金融地圖中，占據一個具備話語權、安全且具彈性的戰略節點。這一步雖然充滿挑戰，卻是台灣金融轉型必須走的路。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