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5）年4月7日是鄭南榕（1947-1989）為爭取100%言論自由，自焚26周年。

鄭南榕是我所尊敬的台大學長，從小生長在宜蘭，我則是宜蘭女婿，他從小住在羅東中興紙廠宿舍，我老丈人一生在該廠上班直到退休。鄭南榕台大比我高兩屆，他念哲學系，我念歷史系，但彼此並不認識，直到1984年3月他辦《自由時代》系列雜誌時，才交往密切，由於他堅持不解嚴就不出國，因此我有兩次秉持他的旨意，代表他到新加坡、香港和美國，與政論雜誌界同行打交道，兩次來回機票都是他買單的。

《自由時代》點滴

1968年時，大學二年級的鄭南榕轉學到台大哲學系就讀，在大學時期開始閱讀胡適、殷海光、李敖等自由派思想家的著作，並且在二年級時每周前往當時被軟禁、受到監視的殷海光家拜訪。就讀哲學系期間，鄭南榕主要研讀邏輯，同時也開始對於古典自由主義有所研究。這使得他之後稱自己為「行動思想家」，造就他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追求100%言論自由成為他人生最高的目標。

1984年3月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李敖擔任總監，陳水扁擔任社長，林世煜當發行人，鄭南榕當總編輯。當時他一直想物色一位執行編輯，來分擔他的工作，他要我每周截稿日去幫忙，但因我時任台中一所私立高中教職，加上無獨家新聞來源和政壇秘辛，只好作罷。

經不起一再催促，我之後終於答應他每周完稿日北上幫忙，一方面幫忙看稿校稿，一方面籌劃出版叢書事宜。我與他有三年多的近距離接觸，每周完稿後，我就應邀與他回錦州街的私人住宅，頂樓加蓋的日式閣樓，借住一晚。隔天早晨一起床就有熱騰騰的早點招待，我見過鄭爸爸、鄭媽媽，就是從未見過葉菊蘭，因為她很早就出門上班去，當時她還在聯廣廣告公司擔任重要職位。鄭南榕從不叫我本名，不是史為鑑，就是Stone。記得張春男投奔中國大陸前夕，我倆還在閣樓抵足同眠、徹夜傾談，可是他絕不漏口風。

1985年6月1日香港《百姓雜誌》刊出陸鏗的「胡耀邦的訪問記」2萬多字 ，我拿到該文全文影印稿，偷偷地交給他，毫不遲疑，一周後《自由時代》用掉半本雜誌的篇幅，一次登完。這篇文章有助對中共總書記正面形象的塑造，對獨立運動卻沒有太大助益。

他並非不知道我一直被標示統派標籤，但仍要我每周北上幫他編輯「自由時代系列叢書」，甚至兩度為我出機票，到星、港、美國尋找密笈，直至1987年7月因籌組教師人權促進會我才離開。

鄭南榕對李敖執禮甚恭，我曾多次陪他去李敖敦化南路的家催稿，李敖的文章一個字都不能改，也不拿稿費，出刊後鄭會小心翼翼地把原稿珍藏。鄭有一次短期身陷囹圄，我見到李敖出面到雜誌社當貨真價實的總監，為穩定雜誌社的軍心士氣，李敖還自掏荷包為大家加薪。1985年4月李敖50大壽，鄭要每位同仁寫一段祝賀贈言，我寫了「伴君如伴虎」，祝賀李大師生日快樂，李敖的統派色彩早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反之，我從未在雜誌社見到陳水扁社長的身影。

替鄭南榕兩次出國考察

因計畫出版叢書，加以我廣收各種密笈、禁書，鄭南榕希望我跑一趟香港、美國，因此才有1984、1986年兩次「銜命」出國，尋覓密笈。

1984年暑假，我第一次去香港，除了逛遍各大小書店外，還與《九十年代》李怡、《百姓》胡菊人、《廣角鏡》李國強……等雜誌負責人餐敘，特別要感謝的是《讀賣新聞》駐港特派員戶張東夫，由於他的穿針引線，得以認識對岸的朋友（如《人民日報》駐香港特派員袁先生），還與內人到左派試片間觀看《西安事變》電影，返台後全部一五一十地向鄭報告。

同年10月發生江南（劉宜良）命案，起初鄭南榕對旅居美國的江南不瞭解，誤以為他是專門寫文章拍蔣經國馬屁的風派文人，因為當時台灣的報紙刻意「大題小作」，矮化醜化，為此我盡所能，一連在雜誌上大加報導（取材自外文雜誌、香港報章、大陸廣播等等），才逐漸引起各方注意。

1986年7月，我到舊金山，短暫脫隊代表鄭南榕，去向江南的遺孀崔蓉芝女士慰問並致意，隔天上午在她安排下，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舊金山總領事館，還接受唐樹備總領事夫人在一家餐館熱情款待，雙方交談了一個上午，才又跟團到洛杉磯。回台北後，我詳盡地向鄭報告，鄭聽後，只提醒我不要再告訴第三人，連我內人都是幾年後才知悉。

該行後來又去了洛杉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結識了左右派的朋友，如蔡建仁、王義雄、紀欣、《美麗島週報》的胡忠信、《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台灣與世界》的葉芸芸、中資色彩極濃的《中報》與俞國基、李旺台兩位餐敘，也見到甫自《美洲中國時報》失業的周天瑞學長，以及正在芝加哥大學深造的吳乃德等人。

鄭南榕自焚以明志

鄭南榕個性十分率性，在雜誌社最忙碌時，最愛找我外出吃飯聊天、喝咖啡，聊是非，鬆弛情緒，他還經常帶著臉圓滾滾、胖嘟嘟的女兒鄭竹梅在旁。因為我負責的工作較有彈性，竟成為他長期的座上賓。他可以和我談得很深入、很投機，但隨時打斷話題，請我離開他房間，他以雜誌社為家，裡邊長期擺著一套行軍床，也是唯一的吸菸室。大家都說他反覆無常，甚至有人造謠說他神經有問題，其實他很惜情，譬如第二次出國時，正逢黨外律師張德銘告他誹謗罪，國民黨落井下石，進行政治迫害，於是被拘留在台北看守所，他還不忘交代葉菊蘭，讓我順利成行，前往美國。 

1989年4月7日，誓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的鄭南榕，終因國民黨的司法系統下達逮捕令，自焚於他創辦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內。出殯前夕，我前往他的靈堂祭拜，大體經過火焚，十分淒厲，但其音容猶在眼前，我內心萬分不捨，眼淚不禁汩汩而下，然而想到他求仁而得仁，火化成仙，卻又感到可敬可佩！            

出版叢書全部遭查禁

由我一手策劃編輯的「自由時代系列叢書」共21本，查禁率100%，其中近半數以上都可歸類為統派書刊，而鄭南榕認為正符合100%言論自由的爭取，他義無反顧，支持到底。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了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認為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了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作者係專欄作家）

從社仔移居到天母地區的平埔族原住民發現了溫泉，稱為八芝蘭；以慈諴宮（媽祖廟）為中心發展的八芝蘭新市街，後發展為遠近馳名的士林夜市；被譽為「台灣教育發祥地」的芝山巖，曾是殺戮戰場。

2025年5月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宣布，輝達總部將落腳於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簡稱北士科）的原新光人壽的「AI水岸智慧園區」。北士科是屬於北投區南側洲美一帶的科學園區，洲美舊稱洲尾，在1990年劃歸北投前，屬於士林區管轄。在該月底的端午節，洲美的屈原宮在雙溪所辦的龍舟比賽，地點便是在該園區所居雙溪和磺溪交會處。

雙溪上游的芝山巖，除了是士林的教育發祥地，也是軍事重地。附近除有軍情局、國安局，還有紀念情報頭子戴笠的雨農、雨聲路名、橋名和校名。而鄰近的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一帶，則有國學大師錢穆、幽默大師林語堂、畫家張大千的故居。士林地區可謂地靈人傑，激起筆者探訪它的前世與今生。

清代先民的拓墾

雙溪發源於大屯火山群擎天崗附近，原於（頂）八仙附近注入基隆河（今於洲美注入處有遊艇碼頭）。乾隆年間（1736-1795），來自福建漳州的移民以祖籍的名勝「芝山」名為芝山巖（岩），並在芝山巖上興建了奉祀開漳聖王的惠濟宮；後殿則建起奉祀觀音佛祖的芝山巖、以及奉祀文昌帝君的文昌祠，道光7年（1827），士紳潘定民於文昌祠設館教書。而士林舊稱「八芝蘭」其地名淵源的三角埔，在芝山巖北方約2公里處，位居磺溪上游，鄰近草山（今陽明山）即今天母地區的三玉里、天玉里、天母里及天山里一帶。乾隆19年（1754）台北大地震，凱達格蘭平埔族所居的社仔「陷為巨浸」，被迫舉族遷居三角埔。但也因禍得福，發現了硫磺和溫泉，後者平埔族語為八芝蘭（Pattsiran）。

據同治10年（1871）陳培桂修《淡水廳志》記載該溫泉：「番井沸泉：在芝蘭堡，其源自三角埔山下。一線如溝，深尺許，多沙，流泉騰沸，冬煖夏涼。」該井後被業戶潘宗勝及農民開闢為番仔井圳，「灌溉田一百餘甲，無水租」。這口百年古井湧泉如今在位居天母東路新光三越斜對面的天和公園裡。1931年，宣稱日本天照大神與台灣的天上聖母（媽祖）是同一個神的不同表現，而創立「天母教」的中治稔郎獲得三角埔湧出的溫泉權利，命名為天母溫泉。此後「天母」成為此地的代稱。

清乾隆51年(1786)漳州人林爽文策動全台反清復明的天地會武裝抗清。八芝蘭一帶的漳州人也響應，賴水、郭穩等「樹立大旗，招匪千餘人」，當清軍攻八芝蘭時，「殺賊五十餘名。義民血戰，餘賊逃散，奪回大旗四桿、馬一匹。」事後，由居民募款將死難勇士、鄉民安葬於芝山巖，稱為「大墓公」。加上咸豐年間（1851-1861）的漳泉械鬥，無法辨認或無眷屬的死者又合葬於此。經此械鬥後，士林神農宮附近一帶芝蘭舊街的房屋焚毀。當地仕紳潘永清等提議至靠近劍潭的基隆河畔建立「芝蘭新街」，重建家園；而居民奉祀天上聖母的慈諴宮（1796創建）也在光緒（1874-1895）初年，在今士林市場範圍的中心點建立。

因芝蘭新街當地讀書風氣興盛，科考人才輩出，遂別稱「士林」，有「士子如林」的涵義。清光緒6年（1880）年，從桃園移居八芝蘭的學者陳登元替士林慈諴宮正殿左右楹柱題寫對聯，落款曰：「檢選縣正堂丙子（1876）科舉人陳登元傳並書」。光緒16年，陳登元到北京參加恩科會試，成為唯一應殿試獲得進士及第的士林學子。榮歸故鄉後，適逢台灣巡撫劉銘傳開設西學堂，延攬其為漢文科教習。

乙未保台的努力

光緒20年（1894）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陳登元乃響應另一進士丘逢甲「台人守衛台土」的號召，一道創辦義軍，自己用「良」字作為軍隊的符號。在八芝蘭自募鄉勇近千人，於是，丘逢甲向台灣巡撫唐景崧推薦陳登元為「良」字統領，成為儒將。澎湖淪陷後，台灣全島震動，陳登元率良字兩營和丘逢甲的軍隊，分防桃園外海的南崁港等處，除了保衛鄉里，也可兼顧台北省城的後路。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有志之士結合組織台灣民主國，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並設議院，延攬板橋林家的林維源為議長，陳登元為議員。林維源知事不可為，堅辭不就。陳登元見林維源不出也辭職，後隨著唐景崧、丘逢甲內渡中國內地。

日軍占領台北不到一個月後，根據逃往廈門的大稻埕、艋舺、八芝蘭、板橋等處五、六百口難民所述：「倭人淫虐不堪，無夜無明，縱令兵丁至百姓人家，見有婦女之流，即恣行無禮，即十三、四歲童子，亦必按倒輪姦」。之後，日本人看中士林的文風，硬在芝山巖惠濟宮內建設台灣「國（日）語傳習所」，以推行奴化教育。

1896年元旦，北部義首陳秋菊及新竹義首胡嘉猷所率義軍進襲台北城。士林、板橋、錫口（今松山）、金包里（今金山）等地也趁機響應。在士林一帶蜂起的數百義民，進攻了芝山巖，殺害學務部員楫取道明等6人。事後，日人特在芝山巖上撰書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後基於此地為「台灣教育發祥地」，祭場應神格化，1930年建立芝山巖社。

殖產興業和光復後的發展

士林街因地處基隆河（今士林市場外的基河路是當初之舊河道）汽船和帆船河運的便利，又接往北投、淡水的鐵路及大道（今文林路），利於運輸，從清代開始就提供了重要的轉運功能。加上街分東西南北、店屋整齊排列，設施可說冠於全台北。來自大台北地區周邊區域如社子（仔）、金山、野柳等的小販，帶著農產品及魚貨聚集在此士林街的市場進行批發。

另外，要運往艋舺及大稻埕（即今萬華區與大同區一帶）的貨物都在此處轉運。1959年士林商場建成後，有些腦筋轉得快的小販，白天賣菜，晚間收攤後兼賣小吃或雜貨賺錢，不少人隨之跟進，於是夜市的範圍愈擴愈大，演變成國際知名的士林夜市商圈。

1918年日本商人發起籌組「台灣製紙株式會社」，因士林街所在「所需的清水豐富，加上在士林驛（火車站）附近」。隔年在基隆河畔，現今的士林福德路一帶，興建了全台首座機械紙板廠，廠房以紅磚砌造。1939年，紙廠附近興建了連結士林街和社子間三跨距式吊橋。1997年通車的台北捷運劍潭站的外觀，即是以士林吊橋的模樣為藍本而設計的。吊橋興建期間，正是日殖民者實施皇民化時期，嚴禁台灣本地方言，只能說日語，傳統民俗也受到限制。士林的民間團體便以祝賀日本「海軍記念日」為名，每年5月27日中午到傍晚，在吊橋附近的基隆河舉行龍舟競技會，兩岸均有眾多觀覽者。

1951年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台灣銀行分別於陽明山山仔后的文化大學周邊，以及天母的台北美國學校原址興建美軍眷舍，再加上美國學校（原址設於輝達總部預定地的磺溪對岸）、日僑學校的移入，這一帶逐漸成為中西文化匯流的據點，更促使天母成為充滿國際特色的商圈。

1950年蔣介石以日據時期士林山子腳的園藝試驗場作為其官邸，2009年修復完成以「蔣中正、宋美齡士林官邸」之名對外開放。蔣經國1986年以中國青年救國團創團主任身分，在劍潭成立了青年活動中心，其銅像至今仍在中心內。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屢屢被改編為戲曲、戲劇、電影、話劇等各種藝術門類搬演。江蘇大劇院於2021年將之演繹成舞劇，迄今巡演海內外各大城市、逾300場。該劇6月19日首度來台，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大劇院連演四天，場場爆滿，佳評如潮。

4場6千張票銷售一空

江蘇大劇院這次來台演出，在未廣為宣傳情況下，4場6千多張票銷售一空。很多人在臉書票券交易版「求票」，說「只要有票，任何日期、任何價位、任何位置都可以」、「只求圓一個夢就好」，由此可見舞迷們是多麼期待欣賞這場藝術盛宴。

每晚演出訂7點半開演，北藝中心特別於6點50分開放入場，7點整安排12金釵插花的暖場畫面供觀眾拍照。還不到進場時間，大劇院入口處已排起長長人龍，原來人手一本節目冊，排隊等著蓋上演出紀念章；不僅如此，巨大的宣傳海報前更是聚攏人潮，耐心依序至展板前拍照打卡。仔細一看，人群中有不少年輕女孩穿著美美的漢服，來赴這場紅樓之約，也有許多舞蹈系的老師帶著全班學生來欣賞。

6月21日，早早進入劇場等待開演的觀眾難掩興奮心情，其中包括國民黨秘書長黃健庭、陳怜燕夫婦，名廣播節目主持人尹乃菁，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石靜文、《觀察》雜誌發行人紀欣等，陳怜燕更興奮地告訴筆者：「我在無錫大劇院看過一次，太好看了，這次是第二刷」。

青年藝術家舞出新紅學

江蘇大劇院原創舞劇《紅樓夢》以賈寶玉與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為主線。在尊重原著的原則下，由富有想像力、力求創新精神的青年藝術家，為其注入現代審美觀和意義。因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於2023年獲得大陸舞蹈界最高獎項「荷花獎」。

綜觀這部舞劇，由黎星、李超兩位青年藝術家共同執導，崔磊及李宜橙兩位青年聯手編劇，主演班底皆為「90後」舞蹈界新生代傑出代表。敘事上，採取傳統章回體小說特色，分為〈入府〉、〈幻境〉、〈含酸〉、〈省親〉、〈遊園〉、〈葬花〉、〈元宵〉、〈丟玉〉、〈沖喜〉、〈團圓〉、〈花葬〉、〈歸彼大荒〉12個舞段，舞出賈寶玉與12金釵的聚散情緣。除了黛玉入賈府、元妃省親、劉姥姥逛大觀園、黛玉焚稿等知名劇情在舞台一一呈現外，編導群還以年輕人的視角重新解構了經典文學，創新加入12金釵合體新場面〈團圓〉、〈花葬〉，縱情舞出12金釵的綻放和凋謝。

原創舞劇《紅樓夢》用肢體書寫新紅學，沒有任何台詞，觀眾卻都能看懂每一個角色的性格。例如王熙鳳的「手指」，懲戒下人的指尖，銳如刀；讚美時伸出的蘭花指，暗藏心機。黛玉〈葬花〉時，以水袖為筆，在空中勾勒出花瓣紛飛的景象，結合現代舞地面動作與古典舞技巧，展現出角色對生命的感悟與隱憂。〈花葬〉舞段，12金釵褪去鮮艷華服、放下長髮，以撕扯翻滾的現代舞姿演繹女性的覺醒，傳遞出每一個人物的心思變化。

謝幕歡呼迴盪劇院內外

服裝、燈光、布景、音樂等也都很有看點。層層疊疊的幕布，不斷起落的帷幔，既實又虛。最後12金釵以椅背為碑，腳不著地，整個舞台佈滿白花，更是將光影用到極限。音樂以民族音樂為基礎，融入西洋管弦樂，即便年輕觀眾未讀過原著，都能感受到超過經典的榮華似水的藝術情意。

舞劇《紅樓夢》將一部120回的章回體小說，濃縮成130分鐘的演出，每一幕場景都令人目不轉睛，讓人心有所感。當布幕落下、大燈亮起時，觀眾情不自禁地報以熱烈掌聲，全體舞者一次又一次地謝幕、返場、再謝幕，再返場、再謝幕，歡呼聲迴盪劇場內外，至少持續十幾分鐘。這真是一場再次認識古典名著《紅樓夢》的難忘演出，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傲的夜晚。

在抗日勝利與台灣光復80周年之際，台北政軍人士與昔日侵略者一同舉行了台海兵棋推演，形成罕見的歷史奇觀。

日本迄今未對侵略戰爭反省、道歉過，甚至不停地宣傳戰後的東京大審不符合正義。在當前特殊的台海環境下，台灣讓日本軍方直接介入，不僅不能保障台海和平，甚至可能會升高兩岸的政治疑慮。

台北的兵棋推演上，有美國與日本的退伍將領參與，共同高舉「反共保台」旗幟，其實是東施效顰汪精衛。1938年中國還在與日軍奮戰之際，汪精衛卻忙著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在汪精衛發表的《艷電》中，他說明甘為漢奸的理由之一，是想與日本共同防共。台灣現在有人要為汪精衛翻案，大概也是以為只要反共就可以合理化一切的荒謬行為。

國共內戰使兩岸分隔對峙，冷戰隨之興起，日本與撤退來台的國府簽訂了和約，同時在美國的主導下恢復與國府的邦交。但沒想到，日本基於國家利益，搶先在美國之前與北京建立關係，放棄台北。1952年的《中日和約》提到「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其實就隱含著還有台灣當局沒有控制的地區，顯示日本早就準備承認北京當局，只是在冷戰初期礙於美國的壓力，一直等到尼克森1972年2月訪問大陸後才動手。

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後國力大增，亞太政治形勢改變，日本又馬上與美國一同轉向，將北京視為潛在敵人至今。日本從二戰前到二戰後的外交演變，充分反映出該國的投機本質，而短視的台北卻以為可在台海問題上拉攏日本對抗大陸，並爭取台灣獨立的空間。

面對抗戰勝利80周年，台灣官方未有任何積極紀念活動，反倒忙著拆除全省各地的蔣介石銅像，還與美、日合作搞兵棋推演。這種特殊現象顯示，台灣許多勢力想遺忘或抹除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更妄想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兩岸關係錯綜複雜，台灣又出現與昔日侵略者合作的奇特現象，這必然使得兩岸關係更加嚴峻難解。日本有形的軍事物質力量，不見得能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但對兩岸政治互信方面的傷害卻無比巨大。

蔣介石生前曾秘密與日本二戰軍人合作，但他們只限於提供參謀作業意見及作戰計畫研擬，這次兵推卻是模擬日軍如何介入台海情勢，意義完全不同。中美曾經共同抗日，今日卻與以前的侵略者雜處一室，明著是以台海安全為口號，但加入了日本退役將領，其中的政治陰謀也就不證自明了。

自國府遷台以來，台美之間的軍事活動已是常態，北京政府當然不滿，也已一再提出警告。現在再加入日本軍方勢力介入台海，似乎是台灣刻意想要營造出美、日、台軍事同盟的印象，讓北京更加猜忌台灣的意圖與動向，這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與光復台灣80周年的此刻，更顯得荒謬與不可思議。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939年2月10日拂曉，侵華日軍突然在海南島的海口登陸，蔣介石認為這是日本法西斯「蓋已決心向民主世界開戰矣！」2月11日，他接見外國記者，提出與盟軍聯合作戰的意見：「日軍之進窺海南島，即等於1931年9月18日之占領瀋陽；換言之，日本之進攻海南島，無異於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地區容有海陸之分，影響卻完全相同。」

蔣介石呼籲西方要防日本

蔣介石這個看法引起各國注意，外國記者請蔣詳加敘述，蔣說：「海南島日軍登陸問題，吾人應就遠東海洋整個局勢上觀察，乃可認識其意義與影響之重大。蓋海南島在東亞為太平洋印度之間戰略上主要之重心，敵軍若占領該島，不僅可以完全阻斷香港與新加坡間之交通，切斷新加坡與澳洲間之聯絡，而且使菲律賓亦受其控制。此不僅直接威脅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實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權之發軔。」他竭力向美、英等國呼籲，西方國家不要忘記九一八事變後西方推行的綏靖政策，造成侵華日軍獨霸東亞的形勢，稱讚時任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看出問題的嚴重性，他高聲疾呼：「故日本之突然南進，並非欲借此以求中日戰事之結束，而實證明其不惜最後之冒險，以造成太平洋戰局之開始也。」

蔣介石見日本派特使野村赴美談判，便指示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加強對美外交，特別把中國情報部門獲悉的可靠情報告訴美國：日軍已大部南移，海空軍都在擇捉島附近加緊攻擊訓練，估計不出半個月，日本進攻美國的戰爭即將爆發。                    

蔣介石還讓宋美齡在11月10日、12月4日通過無線電廣播，向美國各界人士發出強烈呼籲：反侵略的各國、各民族，為了共同的目標分擔責任，尋求和平與自由的目的。宋美齡的演說打動了千百萬美國人，使他們走出孤立主義，支持中國抗日；也促使羅斯福總統下了與日本開戰的決心。蔣介石又通過羅斯福派給他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向羅斯福表達，如欲求太平洋以後長期之和平，唯有輔助中國獨立，而不被他國侵略之一途。

日本襲擊珍珠港後，1941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重慶蔣氏官邸隆重召開中美英三國軍事會議。蔣介石對美、英、荷、澳遠東戰線最高司令官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說：「中、英兩國不可有一國失敗，因此，如果貴國有需要，我國可以派8萬人進入緬甸作戰。」在一戰中失去一隻眼睛的魏菲爾傲慢地說：「如果由中國軍隊解放緬甸，實在是英國人的恥辱，我們只要請貴國惠允撥借美國援助物資就可以了！」這是指英國不久前搶走美國援華的150輛卡車和一船彈藥，總參謀長何應欽、宋美齡都當面指責英國人，蔣介石卻極有風度地說：「我們中國有句格言，叫作人無信不立。中英兩國現在算得上是患難之交，理應彼此互諒互讓。運給中國的援助物資，像前次的卡車，貴國如需借用，不妨與中國商洽。」魏菲爾臉漲得通紅，無言以答。三國軍事會議使蔣介石露了臉，但使他真正露臉的是第三次長沙大捷。

第三次長沙會戰打得極其頑強，其中楊森麾下第27集團軍第2營營長王超奎率部與日軍反覆血戰，最後全部壯烈犧牲。恰逢《紐約時報》記者在重慶採訪，宋美齡受蔣介石之託，在該報發表：「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其表現的實例，多得不可勝數，我只要舉一個最近的例子，有一位營長王超奎少校率部在河南省新牆河作戰，敵人在數量方面，占著壓倒的優勢，當王營長被敵軍重重包圍的時候，他與500個部下，每一個人都戰至最後犧牲生命為止。這樣戰至最後一人，在中國士兵中是極其尋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  

蔣被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第三次長沙大捷和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得到世界各國領袖和人民的廣泛同情與敬佩，羅斯福邀請英、中、蘇等國協商發表《聯合國家宣言》問題，中國獲得四大國之一的國際地位。            

1941年12月31日，羅斯福看到中國取得長沙大捷，而麥克阿瑟兵敗菲律賓，美、英在東南亞一敗塗地，感觸尤甚，便致電蔣介石稱：「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敵力量之聯繫與合作起見，應在南太平洋戰區成立一個最高統帥部，指揮全部美、英、荷軍隊。此項聯合國在中國戰區之共同活動也需有同樣統帥部，事屬當然。余今徵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議麾下負指揮現在或將來在中國境內活動的聯合國家軍隊之責。余等並建議，該戰區包括聯合國家軍隊可以到達之越南及泰國之境。」羅斯福還向蔣說明：「欲使此統帥部發揮效力，應立即由中、美、英三國政府代表組織一個聯合計畫作戰參謀部。倘麾下認為可能而蘇聯表示同意時，蘇聯代表亦應參加，此參謀部應在麾下服務。」

這時候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向蔣介石報告，他「在美國，有一種使人煩惱的內疚感，認為對於幫助一個在珍珠港事變以前，單獨英勇作戰長達4年以上，並付出巨大代價的國家來說，我們過去做得太少，即使現在也是一樣。在美國公眾眼裡，蔣委員長完全是中國抗戰的化身，你作為四巨頭之一的地位得到國際承認。」

蔣介石由此明白了羅斯福讓他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原因，欣喜地回電羅斯福稱：「承囑擔任聯合國現在與將來在中國戰區以及越南、泰國境內聯合國軍隊可能到達區域一切軍隊最高統帥之責，深知此項任務對有關各國及其人民與我中國本身所負責之重大，然念此統帥部成立之後，足使中國戰區與聯合國間得統一其戰略，促進其全盤作戰之功效。既經閣下徵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出建議，自當義不容辭，敬謹接受。」

為向羅斯福表示感謝，蔣介石通過宋子文請美國人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美方便派史迪威擔任此職。這時候，美、英軍隊在東南亞連吃敗仗，欣聞中國政府能派部隊到緬甸作戰，自然十分歡迎。蔣介石剛就任便一口答應準備派軍入緬作戰，也想以戰區最高統帥身分視察印緬。

蔣介石視察印度見甘地

1942年2月4日，蔣介石乘飛機離開重慶，經緬北重鎮臘戌，飛抵加爾各答，再轉乘火車抵達新德里。當時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和駐印軍總司令哈特來到行轅拜訪蔣介石，寒暄過後說起甘地和尼赫魯為爭取印度獨立正與英國鬧矛盾，甘地被捕入獄，一旦日軍攻入印度，後果不堪設想。詢問如果日軍和印度人兩下夾攻有何良策？蔣介石說：「中國能堅持抗戰，全憑舉國抗日情緒高漲，萬眾一心，共禦強敵。貴國若能力爭印度人抗日必然能勝；如印度人袖手旁觀，單憑英軍抗日就不可樂觀了！」

兩個英國人以中國發生皖南事變予以搶白，但為求蔣介石辦事，只得請蔣介石運用影響力說服印度人與其共同抗日。蔣介石提出要求：「為抗日大計，我想會見甘地，勸印度民族領袖與英軍共同抗日！」隔天，蔣介石果然到監獄探望甘地，說服甘地與英軍共同抗日，此事立刻轟動新德里，印度人把蔣介石當作印度的護法真神。

蔣介石派兵進入緬甸

第3天，蔣介石剛回到重慶，就有美英荷澳盟軍遠東部隊最高指揮官魏菲爾派聯絡參謀馬丁謁見求救。

第4天，為保衛滇緬公路，阻止日軍入侵印度，蔣介石曾主持美中英三國軍事合作會議，決定中國派軍隊進入緬甸北部和中部，與英軍共同對日作戰。

第5天，根據這個決定，蔣介石命令第6軍派三個團開赴緬甸，豈料中國先遣團剛到達緬北孟養，便被英軍蠻橫阻擋；後面兩個團只好停留在雲南邊境，等到英軍在緬甸被圍困打敗，萬般無奈，才又求蔣介石發兵救援。

第6天，蔣介石急命第5、第6二軍開入緬甸，協助英軍扼守仰光至臘戌一線。蔣介石見仰光形勢危急，又從昆明乘飛機趕往臘戌。日軍得此消息派飛機轟炸，蔣介石因事晚起飛40分鐘，幸運地躲過災難。

第7天，魏菲爾、緬甸總督史密斯趕到機場迎接，為蔣介石壓驚，蔣介石若無其事笑笑說：「日本人特狠毒，幾次派飛機要置我於死地，不知比今天要危險多少倍！為抗擊倭兵，鄙人對此全不在意，你二位也不必擔心！」

第8天，蔣介石便與魏菲爾商討中英在緬甸的作戰方案，並鼓舞士氣道：「這場大戰是一場持久戰，一城一地得失不能決定大局，關鍵是同心協力同日軍奮戰。雖然中國重要城市幾乎全部淪入敵手，但我們還有廣大農村，只要同盟國家齊心合力，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最近的長沙大捷就是有力證明，可以看出日軍敗相已露！」

第9天，魏菲爾歎口氣說：「我們在緬甸作戰的最大困難，在於緬甸人處處持不合作態度，甚至希望日本人來支持他們獨立！」

第10天，蔣介石出謀劃策道：「目前世界人民普遍覺醒，要求獨立的呼聲響遍全球，為戰勝日寇，你們最好向緬甸人保證，在適當時間讓他們獨立！」

第11天，魏菲爾苦笑說，這事要由英國政府決定，仰光難保是最急迫的，蔣介石當機立斷說：「那麼，我們就以仰光為第一線，臘戌為第二線，首先要準備在仰光打個勝仗，再從容撤退，好在臘戌做充分的迎敵準備。」

第12天，魏菲爾答應尊囑而行，蔣介石又會見緬甸總督史密斯，勸英國當局與緬甸革命黨人昂山、奈溫等人合作抗日，防止緬甸人與日本侵略者合流。

第13天，蔣介石從臘戌飛往中國遠征軍總部，日軍派出飛機前往截擊，蔣介石洞悉其奸，提前40分鐘出發，早已到達目的地，與杜聿明等長官商討對日作戰方案。蔣介石在戰地會見美國飛虎隊總司令陳納德時風趣地說：「陳將軍，你為抗擊日寇立下赫赫戰功，也贏得了中國姑娘的愛情，陳將軍就是中美合作抗日的集中體現！」

第14天，這是指陳納德的抗日功勳引起中央日報社記者陳香梅的崇敬，兩人發生感情，經蔣介石、宋美齡大力促成喜結連理，中外輿論稱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徵。第15天，蔣介石對陳納德及其將士的抗日功勳稱讚不已，陳納德報告殲敵戰果，兩人談得十分融洽。

第16天，蔣介石在緬甸瞭解到中英在緬甸的抗日形勢，繼續選調新的遠征軍司令官，恰好史迪威到職，主動請纓擔任駐緬遠征軍前線指揮官，蔣介石欣然同意，並任命衛立煌為遠征軍司令長官。

（前者係時事出版社編審、後者係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近年來，由於戰場生存性考量，空射型遠攻武器系統逐漸受到重視。這類武器系統配備彈翼和發動機，投放後可長距離飛行並精準命中陸上目標，大幅降低戰機本身被擊落的風險。此外，其彈頭（戰鬥部）也可依目標需求，配備高爆彈頭（HE）或集束彈藥（子母彈），以增加摧毀效果。金牛座和風暴之影即是歐洲遠攻武器系統的代表作。

金牛座遠攻武器系統

金牛座（KEPD-350）是德國和瑞典合作研發的遠攻武器系統，由金牛座公司製造生產。金牛座公司是歐洲跨國飛彈研發製造商（MBDA）、瑞典飛機公司（SAAB）、博佛斯動力（Bofors）的合資公司。目前金牛座的客戶計有德國、西班牙、南韓等國。

金牛座全重1400公斤，彈徑為1.0公尺，採用匿蹤外型，最大射程500公里。發射後便自動展開彈翼，並由渦輪扇葉發動機（Turbo Fan）提供動力，最大航速1.0馬赫。目前金牛座可由龍捲風戰機、F/A-18、F-15K、JAS-39、歐洲颱風戰機等攜帶。

金牛座配備多效應高精度穿透器-目標優化（Mephisto）的500公斤高爆彈頭，有預備裝藥和串聯裝藥。首先以預備裝藥先清除目標上方的土壤或穿透加固掩體；再引爆可變延遲引控制的主彈頭，以摧毀內部設施。其主要目標是加固碉堡、機場、港口、橋樑、彈藥庫、指揮所、控制室、通訊室等陸上設施，也可攻擊港內或海上航行的船隻。金牛座具備多種反制手段，以避免被敵方防禦系統攔截。

金牛座可預設路徑，途中可使用影像導引、慣性導引、地形比對、全球定位系統（GPS）等，進行超低空飛行。若在飛行過程中無法接收到全球定位系統訊號，也可利用內部的導航系統，飛行到目標附近。金牛座到達目標區附近便會開始爬升，以達到可獲取目標影像和最佳攻擊角度的高度，並利用內建的熱成像裝置辨識目標進行攻擊。若未發現目標，則會自動循著預設路徑到達墜毀地點，以免誤擊或造成不必要的損害。

除德國採購金牛座飛彈外，西班牙也採購了45枚金牛座，並整合至西班牙空軍的F/A-18大黃蜂戰機上。2009年5月，金牛座於南非試射後通過戰術測評。

南韓也採購了200枚金牛座，以強化F-15K的對地打擊能力。2016年10月，南韓再增購90枚金牛座，以應對北韓的威脅。先前南韓空軍已完成試射，但因試射場地周邊環境和安全考量，南韓空軍將其最大射程限縮在400公里。金牛座從南韓中部泰安郡附近的半島西部海域上空發射，在南韓南部群山市的無人島射擊場上空盤旋二圈後命中目標。

南韓透露，若空軍F-15K戰機在南韓中部空域發射金牛座，可精準打擊北韓首都平壤的戰略設施。若北韓決定開戰，南韓空軍將動用各型精準打擊武器還擊。而金牛座是南韓「殺傷鏈系統」的主角，它不僅可躲避雷達探測，也可迴避電子干擾，並精準打擊目標。

風暴之影遠攻武器系統

風暴之影（Storm Shadow）是英、法、義大利合作研發的遠攻武器系統，由歐洲跨國飛彈研發製造公司製造生產。風暴之影可取代勝利者式戰略轟炸機上的藍鋼飛彈，和幻象IV式戰轟機上的ASMP飛彈。風暴之影為其英文名，法文名為SCALP-EG。風暴之影內部的結構，是由阿帕契飛彈改良而來，彈頭也從集束裝藥改為高爆彈頭。風暴之影分為二種型號：空軍型和海軍型。空軍型由戰機和戰術轟炸機攜帶，海軍型則裝填於船艦的Sylver垂射系統（VLS）。目前，風暴之影的客戶計有英、法、埃及、希臘、義大利、印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

風暴之影全重1230公斤，彈徑0.48公尺，採用匿蹤外型，最大射程250公里。發射後便自動展開彈翼，並由渦輪噴射發動機（Turbo Jet）提供動力，最大航速0.8馬赫。它可配備450公斤高爆彈頭，其主要目標是加固碉堡、機場、港口、橋樑、彈藥庫、指揮所、控制室、通訊室等陸上設施。它可預設路徑，途中並使用慣性導引、熱成像、全球定位系統等，進行超低空飛行。

英國提供給烏克蘭一批風暴之影，作為對抗俄軍的重要手段。烏克蘭空軍Su-24M戰轟機一次可攜帶2枚，並用來攻擊盧甘斯克、克里米亞地區的俄軍重要目標。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公布有英國國防大臣華勒斯簽名的照片，顯示該架Su-24M戰轟機已攜帶2枚風暴之影。不過，外界認為應該是Su-24MR戰術偵察機。

風暴之影約1230公斤，而MiG-29戰機、Su-25攻擊機的掛架承重上限僅500公斤，均無法攜帶，因此由載量較大的Su-24M攜帶發射。烏克蘭展開大反攻，俄國軍方傳出重大戰損。據傳，俄羅斯第35集團軍參謀長少將戈里亞喬夫遭擊斃，可能就是烏克蘭發射風暴之影進行斬首。近日，印度、巴基斯坦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巴基斯坦成功攔截了印度飆風發射的風暴之影。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捷克雖然為中歐小國，但在整個歐洲地區卻是少數擁有航太工業的國家，冷戰期間為整個華沙組織重要的軍火來源之一，教練機的發展更受到各方肯定。隨著時代變革，各國空軍對於新一代教練機需求甚殷，Aero Vodochody（沃多喬迪）航空公司特地研發出L-39系列高教機，供該國及國外客戶使用，最新的改良型號則為L-39NG（Next Generation）天狐（Sky Fox）高教機。

研發背景/型號

1960年代，捷克率先開啟L-39信天翁（Albatros）高教機的研發之路，該款飛機由早期的L-29海豚噴射教練機衍生而來，並於1968年進行首度試飛。她是首架配備渦輪風扇動力的飛機，總生產數量約2,800架，客戶遍即東歐、中亞、北非、東南亞等地區的空軍部隊，L-39高教機的生產線最終於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關閉。進入21世紀後，該公司為延續該機種的生產線，以及利於國際市場的競爭，最新改良版為L-39NG高教機，與美國T-7A紅鷹、義大利M-346、南韓T-50、中國L-15同為第五代高教機，目前也正逐步打開國際教練機的市場。

L-39高教機最大特徵為兩個進氣口位於駕駛艙後方，大幅降低發動機吸收跑道上的異物而造成損壞，這種設計與早年義大利空軍的MB-339高教機類似，由於起初的設計為訓練用途，故後座教官的座椅比前座高，利於目視前方學員操作/學習的狀況。

起初教練版的L-39並未配置任何武裝，但其機翼下方能配置副油箱與訓練用的武裝，若為攻擊版本，機翼與機腹下方配備四個武器掛點，能攜帶傳統炸彈、火箭彈與機砲對地進行打擊。

改版後的L-39NG

2014年該公司正式推動L-39NG高教機的開發計畫，2018年12月首架試飛成功，成為冷戰時期L-39信天翁高教機的繼任者。據原廠設計，L-39NG同時產生兩種版本供客戶選擇，「第一階段」（Stage 1）的版本為針對舊款的L-39高教機進行發動機與航電系統的換裝；「第二階段」（Stage 2）的版本則為全機重新打造，並取消原有翼尖油箱的設計，多數的買家傾向直接購買新機。新版的L-39NG高教機除具備訓練用途外，因機體設計的複雜度低，操作成本相對低廉，故能擔負訓練、偵查、對地攻擊等任務，吸引到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趣。

2020年L-39NG開啟所有的測試，包括靜態疲勞測驗，主要的目的在於檢驗該機種在不同環境下機身的反應，包括對溫度、酸鹼度的抗耐測試；因發動機效率的改善，在不攜帶外掛油箱的條件下，可使得L-39NG的最大航程來到1900公里，超越老一代的L-39。

外觀上，L-39NG高教機與原本L-39的差異不大，由兩名飛官操作，採取「縱列」座位，若為「訓練模式」，學員乘坐前座，教官乘坐後座，前後座艙皆配備馬丁貝克公司的CZ16H型彈射座椅。機身長度為12.03公尺，翼展長度為9.56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為5,800公斤，配備一具「威廉斯國際公司」（Williams International）生產的FJ44-4M渦輪發動機，推力為3,800磅，在6,000公尺高空的最大速度為每小時900公里，內載油料能使該機飛行約1,900公里，續航力達3.45小時，若是攜帶外部兩個重為1,250磅的副油箱，續行距離約2,590公里，最大實用升限11,500公尺，機翼與機腹共有5個硬點（hardpoints）掛載武器，能攜帶火箭彈、炸彈、機槍莢艙、空對空飛彈等。

在機艙的內部設計中，前座配備捷克SPELL Praha公司的HUD-39抬頭顯示器，同時採用GENEYS公司的兩個IDU-680大型彩色螢幕，加上其他電子儀表系統，利於學官與教官操作使用。

根據該公司所透露的資料顯示，L-39NG仍是一架低單翼的飛機，堅固耐用是它的最大特色，飛行壽命時間為15,000小時，能在負4G至正8G的環境下操作，大幅增進學員於高階機種轉換前的訓練。

海外用戶

雖然早期的L-39高教機生產架數及用戶遍及全球，相形之下新款的L-39NG仍有發展潛力。越南空軍為首個海外用戶，於2021年正式向捷克採購12架L-39NG，並於2023年底接收首批6架L-39NG，2025年3月接收最後一架。匈牙利空軍為第二個海外用戶，該國空軍2022年向捷克採購12架L-39NG，其中8架為教練機型，4架為偵查機型，目前已交機3架，預計於2028年全數交機。非洲的迦納空軍向捷克採購6架L-39NG，主要是用於偵查、對地攻擊。法國空軍則是將原先的L-39升級至L-39NG，並未採購新機。

全球高教機的市場仍有3,000架的需求，縱然L-39NG是一款相對年輕的機種，所面臨的競爭對手包括美國、義大利與南韓等，但不能否認的是，捷克身為歐洲小國，在航太工業的發展上卻早有全球競爭力，後續表現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民進黨三度執政以來，從教育、文化到媒體宣傳實施「去中國化」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近日賴清德從刪除漢人表述，強調二戰歐洲勝利，以及公然宣布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均可看見該黨構建「新台灣史」的論述逐漸升級。從當年李登輝宣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到現今中小學教科書盛讚日據時期的行政官員與各種建設，這種「抑漢揚日」論調的目的昭然若揭。

1949年國府撤台後仍以中華正統自居，1952年修訂國小和中學課程標準，明訂歷史科的目標是：明瞭中華民族演進及各宗族間融洽與相互依存關係，以及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等趨向，特別注重光榮史實，以啟示復興民族的途徑。這個課程標準之後雖經三次修訂，但教學目標仍是培育青年學子的中華民族史觀，認同中華民族文化，以維繫兩岸同屬一中的憲法基礎。

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在中學推行《認識台灣》社會科教材，民進黨執政後杜正勝以「同心圓」理論，全面更改歷史教科書內容，迄今台灣小學社會科課本已無中國史，只學台灣史，而初中歷史三年分別上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中國史內容簡略且以旁觀的立場敘述，台灣史排除歷代兩岸之間的往來，以「本土」立場為核心進行論述，成功顛覆了年輕一代的史觀。

綠營推動「文化台獨」工作，經數十年發酵，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2024年政治大學的問卷統計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占64.3%，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30.4%，認為自己是純正中國人的僅剩2.2%，可見大學生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益發嚴重。

獨派早就知道要在台灣搞分離主義不容易，畢竟兩岸之間血緣與文化的紐帶難以切割，因此，1948年黃紀男、廖文毅呈送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就提出「台灣民族」說，讓民眾從血脈和文化上感受與中國區隔，再加上同時期美國外交官員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形成台獨理論的核心。兩岸統一後，教育政策須做較大變革。

筆者對未來歷史教育有以下幾點建議。（一）歷史教育本身伴隨著施政屬性，無可避免。台灣過去曾以「三民主義」實施思想教育，但取消已有很長時間。台灣的教育強調多元，課程內涵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相對隱晦，未來如何撥亂反正歷史課綱內容，須進一步探討，也須逐步緩行。

（二）在確保國家民族的立場下放寬歷史研究的尺度。民進黨執政期間在中研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成為新的史學龍頭；國史館派任獨派學者張炎憲主持，史觀頓時改變；2016年後該館檔案更明令限制中港澳學者申請閱覽。未來如何建立合乎歷史事實的中國近代史論述，需謹慎為之，且不能操之過急。

（三）在確保學生不踰矩的前提下調整高校管理。由於台灣廣設大學，加上少子化，學生只要不追求名校，升學的壓力不大，因此缺乏對學校規範及老師的敬畏。這種情況當然應全面整頓，但必須提出全盤規劃，以免造成教育環境洗牌，引起社會恐慌。

不管兩岸及國際局勢如何變化，兩岸終將統一的歷史大勢難以改變，吾人應預做準備，嚴肅對待台灣青年的史觀與國家認同問題。

（作者係湖北漢江師院台籍講師）

當前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由於大氣候（美國「台灣牌」）與小氣候（賴清德執政）雙重影響，「支持統一」與「中國人」認同度呈現雙重低谷的現象，連「九二共識」都成為政治人物眼中的票房毒藥，更遑論「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不過，筆者認為台灣社會民意已進入鬆動期，「終局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nd game）已然浮現，特別表現在「疑美論」的攀升，以及針對解放軍武器尖端科技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如此微妙的心理變化，與香港1997年正式回歸前有著類似的脈動。儘管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本質不同，前者乃國共內戰遺留之歷史問題，後者則為殖民統治結束、回歸祖國。但從史料可以發現，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見，香港前途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後，香港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提出了「維持現狀論」，並受到多數香港民意的支持。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意味著香港回歸祖國大勢底定，香港社會的「維持現狀論」開始動搖，進入「回歸過渡期」。而以知識界、媒體界、大學生為主要代表的「香港前途討論」，在客觀現實的作用下，自然由此展開。例如曾任民建聯主席的馬力及其團隊，以「辛維思」為筆名，撰寫了大量涉及政制改革，以及針對《基本法》（草案稿）的討論。《辛維思政論集》收錄了當時香港針對未來政制構想的12種方案，分別就「一國原則」、「兩制原則」與「港人治港原則」，圍繞在日後「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立法機關選舉方式」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關係」三方面提出各自的主張。這說明香港社會在確定「回歸」後，在輿論場出現了對「一國兩制香港方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積極議倫。更令人訝異的是，當時「香港回歸運動」的主體，竟是「香港兩大」（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

進一步探究，「香港回歸運動」絕非僅有單純的民族主義，還帶有積極進步價值的一面，「民主回歸」論即為其中的中流砥柱。「民主回歸」論者還關注到香港問題的解決，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具有示範意義，「台灣問題必定要一併解決」。

「民主回歸」論的核心要旨，莫過於倡議回歸是在面對殖民統治與穩態社會結構中，進行本土社會改革的契機。論者已看到當時港英政府「諮詢式民主」的虛偽性，從而強化了主張民主化的決心，也為結束殖民統治，開啟民主改革提供一扇窗。當《香港基本法》草案陸續通過，於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前，香港回歸的準備工作已有序開展，包括公務員平穩過渡，臨時立法會秘書處在深圳工作，以及香港新華社轉型為香港中聯辦等。

綜上所述，1982-1997年這段「香港回歸前史」，能看到台灣社會今天民心動盪與各種思潮、政治勢力拉扯的「既視感」。不同的是，美國因素的高度介入，使台灣問題解決的前景討論，被推到傾向「戰爭」的一端，使得台灣內部討論空間更加窄化。無論如何，「香港回歸前史」中的香港前途討論，是「兩制台灣方案」啟動的重要借鏡。簡言之，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場又一場的「兵推」，而是在「終局意識」下的前景大辯論。

（作者係時評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