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老師走了，享年95歲。得知他往生的消息，讓我不禁回憶起61年前，1964年第一次上許老師中國上古史課的情景，他拄著拐杖費力地上了講台，但一開口介紹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課業要求，聲音有力而堅定，同學們立刻全神貫注起來。許老師32歲從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就返台任教，那個時代台灣還沒有博士課程，許老師還是個洋博士，令人崇敬。老師結合考古研究成果和文獻授課，不僅介紹一些社會科學方法，還指導我們閱讀期刊論文。

首開風氣的歷史系所主任

許老師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 中譯本2006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鄒水傑譯），就是用社會學理論探討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當時老師的第一本書《心路歷程》剛由文星書店出版，其中《介紹何著〈明清社會史論〉》，介紹研究社會流動的先驅何炳棣（1917-2012），運用進士、舉人題名錄及同年齒錄中的三代履歷做統計分析，開啟了我研究社會史和社會流動的興趣，後來我譯注何炳棣老師的《明清社會史論》時，運用了比何老師多近三倍的樣本，研析明代社會的向上流動，即源於此。

此外，許老師鼓勵學生去社會科學系所選課，我因此選修了鄉村社會學家楊懋春老師（1904-1988）的中國社會史課，又在張漢裕老師（1913-1998）的指導下，研讀他翻譯的韋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協志工業叢書，1960）。另外，老師又從美國延請陶晉生教我們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他是陶希聖的公子，宋遼金史專家。

1965年，余又蓀主任因車禍去世，許老師接任台大歷史系和研究所主任，開展許多改革與建樹，台灣的第一個史學博士班就是許老師創辦的，第一個研究生組成的定期論文發表研究會，以及定期出版刊物《史原》，也是在他指導下促成的，而且他還向有關單位籌措經費支持。當時台大歷史系老一輩老師年事漸大，尤其世界史師資有短缺之虞，許老師為此向哈佛燕京學社爭取到資助，送年輕老師到英美日等國學習世界史。許老師認為中國現代化要向西方學習，要瞭解西方如何興起，學習西方歷史是重要途徑。

留下重要遺產且愛護學生

1970年以後，許老師去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但一直關注台灣史學界的發展。1985-1991年，我接任主持台大歷史系和研究所事務，在許老師的協助下，取得史語所、近史所的同意，每年與台大歷史系合辦為期一個月的研究生暑假研習營。許老師主持社會經濟史研習，另請余英時主持思想史，除主持人講課外，又常請海內外專家學者作短期講座，各校研究生聞風而至，講堂場場滿座，討論時發言盈庭，是史學界一大盛事，當今台灣史學界的主流人物大多參加過這個暑期研習營，當他們取得主導地位後也沿襲了此一傳統，如史語所與新史學社即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研習營。這可以說是許老師留下的重要遺產。

許老師不僅協助台灣史學界的發展，在學生學習和寫論文遭遇困難時，他總是盡力幫助，知無不言。許多同學能赴美名校深造，都是經過許老師的推薦，甚至爭取到獎學金。我在台大歷史系任滿系主任，轉赴香港科技大學任講座教授，參加創校工作，建設人文學部，以及後來到暨南國際大學參與創校，建設歷史系所、出任教務長，許老師的從旁推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許老師是我在史學生涯中的貴人。許老師相當看重研究上古史的杜正勝，但對杜後來主導中學歷史課綱改革並不認同；當《亞洲週刊》記者詢問此事時，許老師只說了杜是「身不由己」，而不願公開指責，足見他對學生的愛護與厚道。

我懷念許老師不只於此，許老師堅韌不拔的精神令人敬佩。他雖不良於行，但上課時不會一直坐著，有時也會拄著拐站起來講，一站就是一整堂課。後來他改裝了一輛三輪摩托車方便出行，在台大校園經常會看到他駕車的身影。許老師自行克服了許多生活起居的困難，例如他堅持自己洗碗，即便經常打破碗。更了不起的是師母孫曼麗女士，陪伴、照顧他58年。師母和內人王芝芝是同班同學，又是好朋友，這加深了我們兩家人的關係。

離台卻從未停止關心台灣

1970年，長期任台大校長的錢思亮（1908-1983）卸任，閻振興（1912-2005）接任校長。相較於錢校長承繼北大注重學術自由的學風，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閻振興黨派色彩濃厚，校園氣氛隨之變化，許老師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史所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台灣一些政學界人士紛紛指責台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身為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老師，由於和美國學界及相關基金會的牽連，成為被指責的重點對象之一。這應該是許老師決定赴美教書的原因，但赴美並未影響許老師對台灣的關心。

1970年以後，台灣進入政治轉型期，許老師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發表時政諍言，想協助國民黨民主化轉型。蔣經國總統去世後，許老師向企業界募款成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時值美國學界缺乏研究經費，蔣經國基金會的成立，尤其北美分會，資助了美國多所中國研究機構、學者的研究，這使得美國對蔣介石的研究從負面轉為正面。基金會對推動台灣的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研究幫助也很大，例如1990年我代表台大歷史系申請到收集、整理台灣史研究文獻的計畫，完成了《清代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編目，彙編現存清代檔案中的台灣史料，編譯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明代鄭成功家族與荷蘭史料目錄，也收集到美國國家檔案館珍藏的台灣光復初期照片。

2024年許老師又將他所獲得的「唐獎」5千萬獎金全數捐給蔣經國基金會，用以成立「許-孫獎學金」，鼓勵青年投入漢學研究。

「中國」刻在許老師的心裡

許老師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的苦難。誠如何炳棣老師所說的，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許老師不贊成錢賓四和張蔭麟以中國人為中心的立場，他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的視野做研究。杜正勝等人濫用了許老師的歷史解釋，在建構中學歷史新課綱時，把中國史放到東亞史、世界史中來講，進而在中學課本中去掉中國史，這完全誤解了許老師的立場。許老師是希望我們不要以狹窄的民族主義來看世界，但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歷史當然應該是主體。許老師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台北英文漢聲出版社，2006），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的闡釋，讀者應該不至於會錯意。

許老師一直堅決反對台獨，這一點從他對李登輝的態度可以觀察到。他早年曾支持過李登輝，但後來愈來愈不認同李的很多做法。許老師曾告訴我，有一次李登輝託人轉告希望見面，就在李安排的見面時間前他飛離台灣，他說他不願意見到李登輝。

許老師早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台灣，沒訪問過大陸，也沒回老家探親。但大陸改革開放後，他常有機會接觸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生和教授，也看了很多相關報導，對大陸的印象逐漸改觀，尤其在對李登輝失望後，他開始到香港、大陸講學，親眼看到大陸的改變與進步。近年來，他在美國又看到美國日益衰敗、原形畢露，中國情懷在他心目中不斷加強。這應該是許老師在接受許知遠先生採訪時，說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時，有那麼大的情緒波動之故吧。

許老師和何炳棣老師長期在美國生活，也先後入了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希望百年後將自己遺體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何老師已歸骨金華老家，許老師也在無錫築好墓園，就等著「九州同」的那天到來，我們去祭告了。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台大歷史系前系主任）

大陸外長王毅7月4日在柏林向德國總理梅爾茨表示，希望德方像當年中國無條件支持德國統一一樣，支持中國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作出的努力。德國是否支持中國統一？德國的經驗能否成為兩岸統一的借鏡？都值得探究。

德國由分治實現統一

王毅除希望德國支持兩岸統一，也相信德國新一屆政府會尊重大陸的核心利益，繼續恪守一中原則。德國外交部發布的消息避重就輕，僅強調台海問題只有雙方協商才能找到解決方案。但德國政府根本沒有理由反對中國統一。

眾所皆知，二戰後德國遭到列強硬生生地分成東西兩地區，通稱東德與西德。1972年，在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的努力下，西德與東德簽訂「基本條約」，大幅改變兩者之間的敵對關係，這是自分治以來雙方首次建立正式關係。儘管東西德相互承認，但彼此不能將對方視為外國，這是一項極為關鍵的基本原則，奠定了東西德日後統一的基礎。

二戰後的蘇聯及東歐國家在治理上偏重政治，輕忽經濟，未顧全人民的生活，使得經濟衰退，終於引發人民追求改變的決心，也致使柏林圍牆倒塌，兩德實現統一。充分驗證生活幸福才是人民追求的最高目標。

越南統一模式未成慣例

越南在二戰後，同樣遭到列強分成南北兩個地區。1959年9月26日，北越共軍與南越正式開戰，展開長達約15年的越戰。美國投入大量軍力協助南越，但美軍與南越久戰無功，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迫使美國逐步撤軍，再加上南越政府未能贏得民心，最終讓越共在1975年攻陷西貢，以武力方式實現越南統一。

歷史上以武力實現國家統一的不乏前例，但必然會造成大量建設破壞與人員傷亡，並不是實現統一最理想的方式。越南以武力方式統一，雖與其他國家無關，但此一結果並未得到普遍認同。西德的實力勝過東德，但仍堅持以和平方式謀求統一，此一態度值得高度讚賞，德國和平統一的實例也成為國際間公認的理想模式。

統一以增進人民福祉為旨

越南統一前，北越實施社會主義一黨專政，越南統一後依然如此，但政府各項施政仍旨在促進國家進步，改善人民生活。德國統一前，西德實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執政者也以增進人民福祉，營造有秩序的社會為目標，德國統一後也依然如此。兩國相比，統一的進程截然不同，統一後的政治體制也不相同，但政治體制的差異並不妨礙統一，只要執政者的施政目標在於增進人民福祉，便能得到人民的認同，集中力量共謀國家發展。

兩岸分隔後，台灣的領導階層高瞻遠矚，使台灣的經濟突飛猛進，社會和諧，人民生活獲得大幅改善。雖然有異議人士指稱當時政治不民主，但政府卻創造了經濟奇蹟，各項發展均遠勝中國大陸。可惜好景不常，自從李登輝執政後，基於台獨意識，集中精神於政治鬥爭，使得台灣逐步向下沉淪。短短20年間，台灣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跌落至敬陪末座。尤其是民進黨執政後，精於政治算計，卻施政無方。使得台灣道德淪喪，是非不辨，政治與社會亂象叢生，有識之士無不對台灣前景擔憂。

反觀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後，各項建設突飛猛進，頗有經濟起飛的勢頭。果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至今日一線城市的進步已超越台灣任何一座城市。尤其是交通建設及年輕族群的科技創新屢創世界紀錄，人民的生活環境獲大幅改善。

一中政策是國際主流

王毅7月2日在布魯塞爾與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舉行「第13屆歐中高階戰略對話」。歐盟在對話後發布的聲明有兩個重點：（1）重申歐盟遵循自己的一中政策；（2）歐方反對任何一方透過武力或脅迫手段片面改變現狀。民進黨當局的回應刻意忽略第一點，強調第二點，試圖讓台灣人民誤以為歐盟無條件地支持台灣。

歐盟對台海和平表示關切，主要是擔憂如果台海發生戰事，會影響現有的國際秩序，打亂歐洲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如同俄烏戰爭爆發後，造成若干歐洲國家能源供給短缺，導致物價上漲，使人民遭受無妄之災，也造成政府的困擾。歐盟希望台海和平其實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兩岸和統是大勢所趨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句寫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中國歷史學家幾乎一致認為「魏晉以降，由北制南之勢已定」。從兩岸分隔迄今各自的發展趨勢來看，兩岸人民未來的幸福指數已經清楚地呈現，更加印證歷史學家的論斷。

大陸堅持兩岸統一，但追求兩岸人民心靈契合。換言之，會尊重人民既有的生活方式。可惜台獨人士執迷不悟，一心倚美謀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言：「台灣與大陸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李登輝發起台灣化進程，希望脫離中國。但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只能使台灣人在統一過程中更加痛苦」。新加坡支持兩岸統一，一方面是認為從歷史、文化、傳統的角度觀察，看不出台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看清台獨運動不可能成功。事實上，人民追求的生活目標是安居樂業，以兩岸發展現況及未來前景而論，何者更具吸引力不言而喻。

坦誠協商是最佳途徑

文化部前部長龍應台4月1日在《紐約時報》論壇版發表專文，聲稱台灣的時間不多了，必須及早研擬對策，而不是毫無作為以拖待變，更不能坐等強權決定台灣的前途。然而，最令人憂心的是，台灣政客和人民遲遲未針對什麼是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進行全面性的反思和探究。

大陸提出「兩制」台灣方案後，遭到台灣全面排斥，但斷然拒絕並不能解決問題。兩岸關係剪不斷，台灣不可能永久自外於中國大陸。面對兩岸注定走向統一的態勢，台灣必須冷靜思考應如何應對。務實面對問題、進行理性思考才是當務之急。為了自身的幸福，台灣人民應該認清歷史的洪流無法阻擋，及時選擇正確的道路。

（作者係退休大使）

在全球各地舉辦紀念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國際民調機構如皮猶（PEW）等顯示，幾乎有高達九成的日本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也有多個網紅去日本街頭訪問年輕人，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及二戰時日本曾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戰。日本成年人則僅知道有南京事件，但完全不知曾發生大屠殺。

已故華裔學者、《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作者張純如，在上世紀訪問了上百位受害人，她得到的結論是，每一名受害人在死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屈辱、虐待，有的是幾分鐘，有的是幾小時、有的甚至長達幾天遭到飢餓和身心的虐待。而慰安婦的受害者則是數年，細菌戰的受害者則因皮膚潰爛終生受苦。讀者在閱讀受害人的遭遇或照片時，都有不忍卒睹之感，便可以想像，受害者當時的身心多麼疼痛。

1937年12月南京到底有多少受害人，一直是個有爭議的未知數。當年南京審判官方的數字是30萬人，但經過幾十年各方資料的查證仍有很大的分歧。日本一直狡辯只有幾萬人，以降低其罪惡感，中國大陸則保持30萬人，但有些研究則認為有高達40萬人之多，中間差距就是不確定的失蹤人口。對家屬而言，親人失蹤造成的痛苦往往比死亡更難耐。

和二戰後德國政府主動提供資料的作法，日本在戰後卻極力掩蓋公布事實的真相，造成中日雙方在戰後有更大的認知分歧，也使得中國人至今沒有辦法接受及原諒日本。而日本政府最近幾位首相都不再發表二戰結束的演說，但卻對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大肆宣傳，也定位自己才是二戰的受害人。

多年來，日本政府及學術界都認為，自己會戰敗是因在軍事上輸給美國，最後投降是因為美國投下原子彈。對於中國戰場，日本認為他們是碾壓式的勝利，所以從來不願意跟中國道歉、賠償。其實，日本在22次，超過10萬人以上的會戰中，有逾半數曾經使用毒氣，而且在台兒莊、萬家嶺、芷江、崑崙山及幾次長沙會戰，也遭到軍事上的挫敗。由於使用了化學武器及細菌戰，日軍就算打了一些勝仗，也不是光榮的。

對於日本政府幾十年來對二戰不負責任的態度，日本人民根本是無知，兩岸中國人則應在悲痛中找到有效的反制措施。在關心日本的戰爭責任時，我們必須了解日本發動對中戰爭的動機和目的；在做二戰總結時，我們一定要從高點切入，掌握宏觀及微觀，見樹且見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正確的方法，讓這個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暴行得到撫慰，以慰當年受難的軍民同胞在天之靈！

（作者係退休軟體設計師）

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約》，日本向中國勒索了2億3千萬兩的賠款，約等於當時日本兩年的財政預算。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中國卻沒拿到一分錢的賠償，主要原因是中國分裂為兩個政府所致。

多年來有一種傳言，說抗戰一勝利，蔣介石就倡導「以德報怨」，放棄對日索賠，這並非事實。所謂「以德報怨」是國民政府為力拼國際地位，爭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不惜一切與日本簽約，因而放棄賠款後的遮羞之辭。抗戰勝利時，蔣介石發表的談話用了「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沒說「以德報怨」，也沒說放棄賠償。

國府並未放棄對日本索賠

1946年10月29日，《賠償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一條規定：「行政院為調查統計抗戰公私損失，規劃對於日本責令賠償及審議、支配賠償物資，設立賠償委員會。」該委員會即開始從事中國損失的計算。1947年2月行政院公布的損失為：直接損失311億美元，間接損失204億美元，戰費損失41億美元。總損失為555億美元。同時，外交部與盟國商討拆遷日本工廠及物資作為賠償。有關各國分配問題，美國主張中、美各占30%。外交部認為中國犧牲最大，至少要占40%。1948年外交部擬訂了《對日和約草案》，其中領土條款規定日本將台灣、澎湖及琉球歸還中國，日本在10年內向中國賠款350億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韓戰爆發後，美國要培植日本為反共基地，立場完全轉變，一手導演了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既排除了兩岸的中國政府，違反戰時所簽「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的華盛頓聯合宣言，又讓日本逃脫了主要的賠償責任。以「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為理由，反對拆遷日本物資作為賠償，而以「透過日本人的勞役以恢復生產、打撈沈船與其他相關作業」代替，而且規定「此項賠償不得加諸額外負擔」，譬如日本不負擔原料製造。

日本後變卦拒付任何賠償

美國為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舊金山會議，在表面上，主張讓日本自己選擇與兩岸哪一邊簽約，但暗地裡施壓要日本選擇國民政府。蔣介石要用與日本簽約來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在中共反對《舊金山和約》下，同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約。但日本看穿了蔣介石患得患失的心理，在談判中、日和約時，拒絕支付任何賠償，也拒絕直接講明歸還台灣、澎湖給中國。國民政府在簽訂《中日和約》時，實質上同意了《舊金山和約》。《舊金山和約》裡與中國有關的條文，尤其是領土和賠償的規定，都在《中日和約》裡引用。

兩個和約有兩點主要的不同。《舊金山和約》第10條：「日本放棄，一切有關中國之特別權利與利益，包括源自1901年9月7日簽署於北京之最後議定書條款、其附件、書簡與文件所衍生之對中國的利益與特權；同時，同意放棄前述議定書條款、其附件、書簡與文件。」《中日和約》引用了這一條，但加上「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30年即1941年12月9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明確表示廢止《馬關條約》。這是一個進步，廢除了《馬關條約》，也就間接承認歸還台灣給中國了。

另一點是有關賠款。《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應用「透過日本人的勞役，以恢復生產、打撈沈船與其他相關作業」來賠償盟國的損失，但日本在《中日和約》不肯承擔。國民黨政府要以簽約來表示自己是正統，怕日本選擇與中共簽和約，不敢堅持立場，在簽訂的《中日和約》議定書裡寫明：「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14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為了一黨的利益，把14年中國人民的國仇家恨、巨大損失一筆勾消。這是一個退步。

日本終承認台灣歸還中國

日本能對國民政府持強硬態度，除看穿蔣介石的用心外，更重要的是有美國的支持。1951年8月23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轉給國府美國國務院的文件，表明美國促使日本與國民政府簽約的條件是「中國政府不尋求對多邊條約作重大的修改」。9月17日更對外交部長葉公超說：「國務院並請余明告閣下，在研擬任何草案時，貴方須注意避免使用技術上的詞句，以暗示台灣已因該條約之簽定而在法律上成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葉公超沒有爭辯地遵從了美國的要求。賠償議題也因日本不肯承擔，而用「自動放棄」來遮羞。

1978年8月12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規定「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而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合聲明》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則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開羅宣言》宣稱「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所以在此和約中，日本終於正式承認台灣與東北一樣，歸還了中國。

放棄對日索賠固然出於蔣介石的私心，但歸根結底是中國分裂所致。如果當時中國只有一個政府，日本就無法以戰敗國的身分，用選擇簽約為餌，威脅引誘國民政府放棄賠償。即使日本有美國撐腰，中國可以拒絕簽訂沒有賠償的和約，而以沒有終止戰爭狀態、日本仍是侵略國為由，採用否決權阻止日本進入聯合國。從這個歷史教訓可知，中國的分裂為國家和人民帶來極大損失。中國只有統一，一致對外，才能防止外國從中取利的悲劇。

（作者係旅美評論員）

今年9月3日，是日本在美軍密蘇里艦上正式向同盟國投降屆滿80周年的日子。中國戰勝日本80周年，但民進黨政府卻說這是「終戰」，中國人才說「光復台灣」。民進黨政府無視日本以戰敗國的身分，卑微地在軍艦上簽字，代表日本向同盟國恭敬投降的歷史事實，至今日本的降書正本仍在台灣保存，怎麼能說日本戰敗是中國人的立場？既然如此，台獨民進黨政府又有何資格竊占這份重要的歷史文件？

民進黨政府對於抗戰勝利80周年的態度，無非就是台獨兩國論作祟，因為他們始終認為中國抗戰與台灣國無關，台灣國依戀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華民國只是台獨借殼上市用的招牌，已經不是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的那個中華民國。

1945年中國戰勝了日本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不是什麼中華民國台灣，憲法裡面的國名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兩個字，台灣只是一個省、一個地區。二次大戰期間的中國所指的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軍隊就是中國軍隊，與日軍周旋8年，這是舉世皆知的歷史事實。中國的內戰造成兩岸分裂，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北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國分裂成兩個政權，冷戰期間，大家叫中華民國是自由中國，稱大陸為共產中國。

從黨外走到民進黨，其間變化不小，原本黨外是兼容並蓄，但組黨後只剩台獨，台獨何以接受中國的政權呢？這與一次大戰結束前的德國一樣，社民黨捨棄革命路線，也沒有經過選舉，直接繼承政權後再推行選舉，只不過威瑪共和後來失敗，造就了納粹當家。民進黨的手法更高明，因為李登輝已先設好局，1988年掌權後就不斷地掏空中華民國的中國意涵，將中華民國與台灣變成同義詞。這樣一來，民進黨即使有台獨黨綱，也可以在這個政權當中生存，因為中華民國已虛有其表，而不再是與日軍抗戰8年的那個中國了，它只是台獨的保護傘。

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民進黨政府過去取消台灣光復節，就是個陽謀，要讓大家忘記台灣如何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如果沒有抗戰，日本天皇會允許台灣這個經營了半世紀的殖民地獨立出來嗎？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在二戰後，多半要靠武裝鬥爭，經過幾年的戰爭後，才能爭取到獨立，台灣能自日本殖民地解放總有個原因吧，那就是中國抗戰勝利，難道台灣永遠想當日本的殖民地，甘為奴隸嗎？

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因中國戰勝日本，中國政府1941年宣布廢除1894年中日《馬關條約》，日本在1945年無條件接受這個立場，才將台灣主權歸還給中國，民進黨為了台獨刻意要抹煞這段歷史。

戰後1951年《舊金山和約》與1952年《中日和約》中，日方都沒有明文提及台灣主權歸還中國，所以認定「台灣主權未定」，這是狡辯之詞，當時因中國內戰造成兩岸分裂，這就出現兩岸誰能代表中國的爭論。當時是冷戰初期，美國為了與蘇聯對抗，自然支持台北的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和約，美國雖又為了向蘇聯妥協，排除中華民國參加《舊金山和約》，蘇聯最後還是缺席了。

日本政府為了自身的外交利益，根本不願意在中國主權問題上面押寶，不願意表明究竟是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台北的中華民國，哪一方能代表中國。可是日本是戰敗國，為了趕快完成和約，回復主權，就必須順從美國的想法，但日本既無法承認北京，又不願認同台北，才會出現模稜兩可的文字。不過，即便未載明，日本選擇與台北簽和約，就是接受無條件投降，同時接受《開羅宣言》中主張的「台灣主權歸還中國」的立場，這一點從未有模糊之處。

更何況，蘇聯在戰爭末期占領了本為日本控制的庫頁島與千島群島，至今仍是俄羅斯的領土，日本也從未在任何條約表明放棄過。日本雖不願承認，卻也無力改變這些已成為俄羅斯領土的事實。

切割抗戰歷史、前後矛盾

民進黨就是要把兩岸關係搞成兩國關係。事實上，蔣經國死後的國民黨已經有許多立委推動「一中一台」，只是當年時機未成熟，李登輝也不太敢明目張膽，但類似的言論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盛行。當年的年輕學生現多在民進黨政府任職，自然要繼續切割兩岸，視中國為另一國，這個中國的戰爭歷史與台灣國無關。對台灣國來說，他人批評日本殖民壓迫，台灣國視其為美好鄉愁；對日本戰敗，民進黨甚為哀痛。但是，台灣能夠脫離日本殖民，就是日本向中國政府投降，現在台北的政權來自大陸南京，憲法也是來自南京，且從未消失。

民進黨政府在抗戰紀念這件事情上，根本前後矛盾。既然不願意承認這段歷史，那它就跟民進黨沒有任何關係，可是民進黨又不准人去參加大陸的紀念抗戰活動，豈不莫名其妙？既然認為說日本戰敗是中國人的立場，台灣人的立場是終戰，那麼北京紀念抗戰，民進黨又怎麼能說是中國在爭奪話語權？要爭奪某件東西，一定是有兩個人去搶同一樣東西。民進黨政府自己不要的東西，其官員又不准別人珍惜尊重，根本就是自陷矛盾、語無倫次。

抗戰就是中國對日戰爭的勝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失去了中國的歷史意涵，已經不是當年在南京受降的中國，台灣切斷了中國的淵源，自然就不在乎這段艱辛歷史，現在台灣民進黨政府的一切作為，就是遮遮掩掩地推動曲線台獨。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法西斯主義是20世紀民主政治的一種病態「意識形態」。瞭解法西斯主義，有助於瞭解20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進而提昇民主政治的素養，更有助於人們在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了解二戰的背景。

「意識形態」（ideology）與「意念」（idea）不同，因為意識形態不是單純擁有「理念」而已，它堅信自己的「理念」絕非空談，必須組織群眾，成立政黨，交由有能力與毅力又具領袖魅力的至高領導人，輔以精挑細選、嚴格訓練有行動能力又忠黨愛國的精英團隊，負責有效率快速實踐黨的政治理念。作為黨的執行單位，在落實黨的「理念」時，可以暴力或非理性的手段，排除妨害黨發展的政府組織、保障人權的法律、社會約定俗成的禮俗、道德價值、文化精神傳統等障礙。20世紀的歐洲法西斯主義，就是以黨組織縱橫天下的。

歐洲意識形態源於啟蒙運動

歐洲政治意識形態發展，源於啟蒙運動追求理想社會的思想。1776年美國獨立成功，建立美利堅合眾國，證實以理性建立理想社會的訴求不是空談。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便出現革命分子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建立「美德」共和國。這創舉將狂熱中的法國大革命推向恐怖暴力，遭到歐洲六大強國的圍剿，革命政權在救亡圖存的奮鬥中，最終迎來拿破崙的軍事統治，憑著保家衛國的民族情操，在一代名將領軍下橫掃歐陸，稱帝專政，謊稱實現革命建立法蘭西帝國。

「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在拿破崙滑鐵盧大敗後的維也納和平會議上，遭到戰勝國保守勢力以穩定國際秩序為理由無情鎮壓。然則，經過法國大革命洗禮的人民，在19世紀無懼保守政權包圍，不斷發動革命，前仆後繼地推動法國大革命的理想，將「自由、平等、博愛」三大革命口號，化解為更具行動力的「意識形態」，隨著19世紀由產業革命推展的全球資本市場傳播全球，成為全球共同的政治理念。這三個由法國大革命口號轉化成的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分別是（1）自由主義（Liberalism）： 護衛Liberty（有別於Freedom，指的是法律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2）社會主義（Socialism） ：護衛的是Equality（建立貧富均攤平等互惠的人道主義福利社會）；(3) 國家主義（Nationalism，或譯為「民族主義」）：以群體團結實踐「博愛眾」（Fraternity）建立和平共濟、富足安康的社會。

這三項意識形態在基本價值上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以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為例，人生而才能高低不同，即使有法律保障人權，人的一生際遇和成就必定不同，實踐社會齊頭平等豈是容易的事？再者，在經濟基礎不平等的社會裡，推展博愛眾的理想，勢必要輔助弱勢，居優勢者必須讓利予弱勢者，不也是另一種不平等？因此有意建立「美德」共和國的人們，就不能不在三個共和價值之間做先後排序，不同的抉擇衍生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歷史學家通常稱19世紀為「意識形態的時代」，但不論哪一種論述，都必須以「建立有主權的理想國」為首要。

建立富強安全主權國家的「國家主義」，遂成為19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而窮兵黷武與帝國擴張，也就成為國家主義論述的首要議題。沉溺在國家主義論述的歐洲國家，陷入帝國擴張的迷思中，理所當然地步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

一戰結束後國際局勢混亂

四年的壕溝消耗戰，斷送了歐洲的世界霸權。好不容易挨到停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訂下結束大戰的《凡爾賽條約》時，卻背棄了當初協商停戰時提出的「公正和平」許諾，嚴懲戰敗的德、奧，訂下足令戰敗國萬劫不復，永無償還日的戰爭賠償費。在不公平的《巴黎和約》枷鎖中，戰敗國難以面對國人，政府在民怨四起中遭到推翻；缺乏從政經驗的新政府更無力處理龐大的戰爭賠償與戰後重建工作，國家陷入永無安寧的命運。

戰勝國在戰後也同樣無法實現戰時國家主義和平宣傳許諾人民的「美好未來」。同時，由於無力完成戰後龐大的重建工作，往往造成政黨更替頻繁，幾近無政府狀態。尤其令歐洲國家難自處的是戰爭後期參戰的美國，這個支撐協約國最有力的戰友，各國的戰債債主，竟然回歸孤立的政治傳統，退出巴黎和會，拒簽和約，也不參加戰後的「國際聯盟」。一戰後，除美國實施孤立主義外，戰爭後期1917年10月的俄國大革命，也帶來國際政治大變亂。

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推翻沙俄專制後，於1919年成功地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由社會主義工人專政的政權，並於建國之際同步向資本主義世界宣戰，成立「國際共產」組織，向世界輸出俄國大革命的經驗，號召各地無產階級揭竿起義，從此世界又增添了另一類的政治危機 。

一戰後法西斯在義、德崛起

歐洲民主陣營在布爾什維克政黨的恐懼症牽制下，各國出現以愛國為名的極右派，推展所謂「反革命的革命運動」，以反共為名對抗「共產國際」，進一步平添一戰後世界政局的混亂。

一戰爆發之初，1870年方建國的義大利，在人民尋求「國家光榮」的驅使下勉為其難地參戰，戰爭期間由於國力不足鮮有表現，在巴黎和會裡遭到協約國家的輕視，義大利因而無法由戰敗的奧匈帝國手中取回阿爾卑斯山區「義大利未贖回的土地」(Italia irredenta，此乃義大利參戰的主要訴求）。義大利遭到這樣的國恥，讓義大利人民的愛國心受挫，民眾厭惡政府無能，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年輕人受社會主義的影響，想效法蘇聯推翻政府。1923年，退伍軍人出身的墨索里尼，先以反無能的政府、反國際共產黨，號召民眾捍衛國土，批判民主政府無能起家，其後又以象徵團結愛國的羅馬戰團旗徽 – fasci（中文音譯法西斯）為名，創建「義大利法西斯黨」，呼籲取回阿爾卑斯山區「義大利未贖回的土地」，重建「羅馬光榮」。

法西斯黨以極端國家主義建黨，以反共產為名，利用老百姓的「布爾什維克恐懼症」取得社會大眾的支持，以不法手段操控選舉得勝，迫政府延請法西斯黨的最高領袖組閣，主持政局。1933年希特勒仿墨索里尼的方式高票入主政府，由德意志總統興登堡將軍親自授權希特勒組閣，不久後興登堡將軍病逝，希特勒順勢成為終身最高領導人，直到1945年盟軍攻入柏林，希特勒偕情婦自殺身亡，才結束納粹統治。在此前，墨索里尼亦於戰敗後為民兵處死，曝屍廣場示眾。

從1919年一次世界大戰中止，到1939年德國納粹政權侵波蘭前後20年，歐洲一直處於混亂失序中，尤其在1929 年美國股市崩盤引發的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後，重建歐洲的希望蕩然無存。在消沉的社會中，一群由壕溝戰場還鄉的無業退伍軍人，無法面對自己曾經努力護衛的祖國竟淪落為腐敗無望的地獄，悲憤之餘興起再度以身救國之心，投效野心家以救國為名的極右派行動隊伍。以反共產、反腐敗無能政府為名揭竿而起，以高度革命熱情順應黨與領袖的命令，遊走於合法與非法間，民眾從不質疑領袖與黨的決定，包括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等滅絕人性的罪行，但求不辱使命，死而後已。這種心態缺乏理性，藐視自由民主價值，坐實法西斯主義者被列為「非理性缺乏自由思考能力」的罪名。

要檢討、警惕法西斯再起

隨著時光流轉，歷經二戰後80餘年的反法西斯情緒沉澱，以及日本除外的大部分戰敗國的真誠反省認罪，與長期補償贖罪努力。21世紀的大部分學者基本上已接受歷史事實，證明法西斯運動是民主政治的畸形發展，與各民族的民族性無必然關聯，屬於普世性發展。也就是說，只要是有人群政治發展的地方，如面對一戰結束後至二戰前夕的國家動亂、社會失序，以及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等挑釁時，飽受戰亂驚嚇的人群，即使在民主政治傳統堅實如英、法等民主國家，也會出現法西斯運動和法西斯政黨。

事實上，法國在19世紀末便出現摩拉士（Charles Maurras ）創立的極端愛國右派「法國行動黨」（Action Francaise），力主以實際行動，重返中世紀王政時代，甚至不惜以流血暴力，推翻無能的民主共和政府，重塑中世紀強盛的法蘭斯王國。摩拉士的主張和組黨方式，相當程度影響墨索里尼創立的義大利法西斯黨，就是以黨內精英組織操控無知群眾，遊走在合法與不合法邊緣，推動群眾暴力政治。其後，這些作法便成為歐洲法西斯運動的定調。希特勒組織納粹黨初期奉墨索里尼為先行者，多方求其指點，其後雙方更共建軸心聯盟，在歐陸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社會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The Escape From Freedom）裡提出，人生而具有「尋求認同」、「放棄自由」的天性，亦即說一般人在危難時會放棄理性思考，妄信所謂智者或賢君所提出的萬全解決捷徑，做出「逃避自由」的非理性決定。他認為一戰後，歐洲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暢行，純屬混亂失序社會集體非理性的病態，無所謂「必然」或「非必然」，只要時機合適，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今日在台灣，回首檢討歐洲戰爭期間的法西斯運動，豈能不心存警惕？如何珍惜台灣多年來所培育出來的民主生活，實為人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係輔仁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浙江大學中西書院特聘教授）

美國川普總統的對等關稅朝令夕改，導致各國政府不知所從，各國企業觀望不敢投資。美國曾經是自由貿易的最強支持者，如今卻是破壞全球自由貿易的元凶。

在美國製造晶片可免稅

半導體和其他關鍵科技產品的稅率，一直是美國國家安全調查的主題。川普總統表示，在美國公布對來自數十個貿易夥伴的商品徵收10%-50%的稅率後，近期會針對進口晶片課徵100%到300%的關稅，但他說該關稅不適用於正在美國生產或已承諾在美國生產的公司，這是川普希望將製造業帶回美國的努力之一。蘋果公司宣布將在美國本土市場追加投資1,000億美元，川普說像蘋果這樣的公司不必繳交任何關稅。

美國國會2022年創立了耗資527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與研究補助計畫，拜登領導的商務部2024年成功說服五大尖端半導體公司將晶片工廠設在美國，成為該計畫的一部分。美國去年生產的半導體晶片約占全球的12%，比1990年的40%為低。川普今年上任後鼓勵晶片在美國生產，預估美國在晶片生產的投資將非常龐大，在美國生產晶片的大部分企業也將獲得關稅豁免。中國的中芯或華為製造的晶片則不能獲得豁免，但這些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的晶片，大多被整合在大陸組裝的產品內。

歐盟同意對絕大多數歐盟出口的產品，包括汽車、晶片和藥品，徵收15%的單一關稅。日本亦表示，美國同意不給予日本比其他國家更差的晶片關稅率。

美歐在特諾伯里達成協議

8月7日紐約午夜剛過，幾乎所有美國貿易夥伴的關稅都提高了，此意味著，曾經主張去關稅與貿易自由化的最大經濟體美國，將關稅提高到自1930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以來的高稅率，該案當年加深且延長了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並使得美國與盟友、競爭對手的關係進入新的緊張局面。許多人憂心，川普的懲罰關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但川普認為關稅收入是一筆意外之財，甚至可以抵銷國會在6月延長減稅措施所減少的收入，而且他認為科技龍頭和許多國家都做出新的巨額投資承諾，因此其政策最終會創造美國的就業機會。

另外，川普上任短短6個月，就改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全球經濟秩序。今年7月底，美國和歐盟在蘇格蘭特諾伯里（Turnberry）的高爾夫俱樂部，達成一項重置貿易協議。協議內容包括降低美國對歐盟進口商品的關稅至15%，這比川普政府早前提出的30%關稅降低不少，但歐盟承諾會向美國購買總值7500億美元的能源產品，還承諾對美國額外投資6000億美元。

估計川普對各國加徵對等關稅，將把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推高至15%以上，遠高於去年的2.4%。據估算到2027年底，全球GDP將減少2兆美元。來自英國和新加坡的進口商品受到的影響最小，稅率為10%，來自歐盟和日本的商品為15%。瑞士的商品面臨39%的關稅懲罰，巴西產品也面臨高達50%的關稅。印度可能是受到關稅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美國已對印度加徵25％關稅，另外25％關稅則從8月27日開始執行，累計加徵關稅高達50％。

印度需付50%高關稅

印度被課的關稅，是美國對各國實施的最高關稅率之一。除了印度不願對美國開放其農產品與乳製品等龐大市場外，印度增加採購俄羅斯石油，也是被課高關稅的理由。在美國貿易代表團取消了8月底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行程後，印度原先對美國可能降低和延後加徵關稅的期望落空了。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表示，為了守護國內農民與小型生產商的利益，在對美談判裡，必須捍衛和堅持一些底線。蘇傑生也形容川普的政策「異常」，因為其執行的對外政策，違背過去要跟全球做生意的傳統方式。例如美國以採購俄國石油為由，加徵關稅來懲罰印度，但包括中國和歐盟也是俄油的重要買家，尤其歐盟採購的規模比印度更大，美國對此卻視而不見。

美國與印度之間雙邊貿易額逾1,900億美元。據「凱投宏觀」公司（Capital Economics）估計，在美國加徵關稅措施全面執行後，印度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將因此縮減0.8%，長期的傷害可能更大，因為高關稅可能令印度想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期望落空。

De minimis確定8月底終止

川普對各國課徵的對等關稅大部分已於8月7日生效，但也有例外，像是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若不在「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 (USMCA) 的涵蓋範圍內，將分別面臨35%和25%的關稅。此外，川普也對被視為「轉運」的貨物加徵40%的額外關稅，意指這些貨物改道通過另一個國家，以逃避更高的關稅。對完全組裝的汽車進口徵收25%的稅率，但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車例外。汽車零件進口25%的關稅將在兩年內分階段實施，但符合USMCA的零件可獲豁免。

另外，美國將在8月29日終止「小額包裹關稅豁免」（De minimis），取消原本允許零售價值低於800美元的小型包裹免稅進入美國，對不少國家產生影響。8月23日，印度政府就表示，將暫停向美國寄送包裹。其郵政部門表示，8月25日起將暫停受理寄往美國的「各類郵政物品」，但價值不超過100美元的信件、文件及禮品除外。其實，歐洲多國郵政及快遞業者先前也採取類似舉措。例如法國郵政日前即宣布，8月25日起將暫停向美國運送包裹。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數十億美元—主要來自多年來一直占美國便宜的國家，將開始流入美國。」8月7日午夜時分，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寫下上述文字。經過三個多月激烈的討價還價，川普向全球徵收對等關稅的行政令於當天正式生效。根據美國海關的公告，美國開始對60多個貿易夥伴，徵收10%到50%不等的關稅。

在自詡「關稅人」的川普看來，他熟練運用交易的藝術，脅迫一些國家和地區做出重大讓步，不僅增加了美國的稅金收入，也助推了製造業回流，自然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階段性勝利。然而，川普收割全世界也讓美國付出慘重的代價，更何況並非所有國家都願意屈服於美國。川普現在開香檳慶祝恐怕還早了點。

川普式的勝利

川普在關稅談判中，仗著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市場優勢，警告談判對手若採取關稅反制，美國將在原定稅率的基礎上，再提高同等額度的關稅，從而恫嚇對手不得反抗。再例如，川普先漫天要價，拋出超過50%的驚人稅率，直接突破對手的心理防線，迫使對手評估如何應對最壞的情況。然後川普再順勢降低要價（比如降至25-40%），對手的意志就會嚴重動搖，從而成功地將對手的決策框架從「是否接受關稅」轉變為「接受多高的關稅」。至於瓦解陣營，各個擊破的戰法，川普更是駕輕就熟。

為了獲得較低的對等關稅，美國的貿易夥伴被迫擴大對美投資和採購、向美國開放國內市場等。例如，根據美歐協議，歐盟將對美增加6000億美元（下同）投資，並購買價值7500億的美國能源產品。根據美日協議，日本承諾向美國重要產業領域提供總額達5500億的投資、採購100架波音飛機、立即將對美國大米的採購量增加75%等。根據美韓協議，韓國將向美國投資3500億，同時還將採購價值1000億的液化天然氣或其他能源產品，並且對美國全面開放貿易並接受美國汽車和農產品等。

東南亞小國更是沒有招架之功。越南、印尼、柬埔寨將對美全面開放市場，對美商品徵收零關稅，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也擴大對美免稅的商品清單。馬來西亞更承諾將投資高達700億。至於尚未與美國達成協議的國家，川普就獅子大開口了，例如印度和巴西被徵收的稅率為50%、老撾和緬甸40%、瑞士39%、南非30%。隨著美國關稅政策的不斷調整，其平均有效關稅稅率目前已達18.3%，是1934年以來最高水準，也遠超過川普上台前的2.4%水準。今年7月8日，財政部長貝森特在白宮內閣會議上表示，美國今年以來已收取約1千億的關稅收入，這一數字到年底可能增長到3千億。與此同時，美國貿易逆差同比下降16%，為近兩年來的最低水準，其中與中國的貿易差距縮小了三分之一，為2004年以來的最小差距。

誰在為貿易戰買單？

川普的關稅訛詐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除了美國的貿易夥伴被迫割肉，美國自身也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首先是物價上漲，美國消費者被迫為關稅買單。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全球市場戰略分析認為，高關稅帶來的成本有大約60%的比例將轉嫁給消費者。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測算，美國物價將在短期內上漲1.8%，相當於2025年每個美國家庭平均要承受2400美元的損失。其中鞋類和服裝價格短期內可能分別上漲40%和38%，長期漲幅高達19%和17%。電腦、電子及光學設備價格短期上漲18.2%、長期上漲7.7%；汽車、藥品等商品亦受波及。

其次，作為進口商的企業也承受極大壓力。今年第二季度，美國汽車業巨頭福特汽車出現了自2023年以來的首次季度虧損，業績損失8億，利潤淨虧3600萬美元。美國銷量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第二季度利潤驟降三分之一，虧損超過10億，公司明確將虧損歸因於關稅，並預測關稅影響可能導致全年利潤減少40-50億。日用品巨頭寶潔宣布，從8月開始，對在美國市場銷售的約四分之一的產品漲價5%左右，以抵銷關稅的成本壓力。今年第二季度，食品業巨頭好時公司(The Hershey Company)的關稅成本達到約1500-2000萬，而在關稅和產品銷量的雙重壓力下，好時公司將通過產品容量縮水來實現變相漲價。

再次，美國經濟可能低迷不振。同樣來自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數據，受關稅政策拖累，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今明兩年將分別下降0.5%。另外，關稅政策將導致美國失業率到今年年底上升0.3%，2026年年底失業率將上升0.7%。8月1日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非農業部門新增就業崗位表現也不及市場預期。同時，5月和6月非農業部門新增就業崗位數量，較此前公布的數據大幅下調，顯示美國就業市場明顯降溫。川普還因此下令解雇了勞工統計局局長。

好戲還在後頭

更重要的是，並非所有經濟體都屈服於美國的淫威。中國從一開始就以125%的反制關稅並輔以稀土出口管制，使得美國高端製造和軍工體系在核心原材料供應上的脆弱性暴露無遺，最終迫使美國請求談判並大幅調低關稅稅率。經過三輪談判，中美之間的關稅進入階段性凍結狀態。

選擇抵抗的還有印度和巴西。7月30日川普在社交媒體上指責印度對美關稅稅率太高，宣布從8月1日起對印度輸美商品徵收25%的關稅。8月6日，白宮又以印度進口俄羅斯石油為由，對印度輸美產品再加徵25%關稅。巴西輸美產品的稅率被提高至50%，8月7日巴西總統盧拉和印度總理莫迪通了電話，討論美國關稅議題。莫迪8月19日在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時表示，將出席在天津舉辦的上合組織峰會。

另外，即使是已達成的貿易協議，一些細節仍有待澄清。例如，美國與越南等國達成的協議中，多次提到將對轉運商品徵收40%關稅，但並未公布「轉運商品」的定義與識別方法。再如，歐盟關於增加對美投資6千億的承諾如何兌現也是問題。看來，川普對關稅戰的收穫沾沾自喜，但好戲還在後頭！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自從8月7日賴政府「被動」坦承：美國對台關稅是對等關稅20%「疊加」該項產品既有稅率為實質稅率之後，造成社會各界譁然。雖然8月11日賴政府公開表示，將持續對美談判已調降至20%的「暫時」稅率，希望取得更合理的稅率；但因政府於美國再度公布20%對等關稅的同時，並未公開說明實質稅率需要「疊加」，使得迄今爭議持續延燒。

儘管個別產業對美國市場因依賴程度不同，而受到關稅的衝擊不同；然而對美關稅談判團隊並未針對其相關疑雲，提出各種數據，而以「機密」為由始終三緘其口，導致各種版本流言散布，讓產業各界呈現前所未有的焦慮。由此顯示，政府在處理關稅的態度上選擇避重就輕，此乃社會各界認為「黑箱」談判的關鍵。

美關稅政策旨在「復興製造」

無庸置疑，川普政府在關稅政策上，並非秉持彼此長期合作所建立的互信制度，而是以追求美國「利益優先」為原則，逕自撕毀自由貿易精神，透過高額對等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迫使對手必須「服從」大幅讓步開放市場，在減少貿易逆差的同時，將企業的生產基地移至美國，藉此落實其「復興製造」憧憬，進而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夢想。

台灣受到歷史因素的糾葛，更是無法倖免。長期以來，除了在軍事安全上因面對中國大陸威脅，而必須依賴美國協助外，在國際經濟上也因受到政治糾葛、打壓，不易簽署雙邊或多邊貿易協議，而更加需要獲得美國支持，甚至與美國維持頗為緊密的貿易關係。這可從台灣對美出口占整體的比重，從2017年的17%，成長至2024年的23%、2025年預估的三成以上，以及對美貿易順差從167億美元，增加至753億美元，2025年預估超過千億美元，發現其端倪。

面對政府再三表示，目前僅是「暫時」關稅；不過，美國貿易署代表葛里爾（Jamieson Greer）在接受電視節目「面對全國」訪談時表示，美國對貿易夥伴的新版關稅稅率，基本上已「定調」，說明「在短期內」不太可能調整稅率。此意味著，如果未來無法獲致較合理的稅率，一旦稅率超過競爭對手，加上匯率大幅升值的壓力下，極有可能對台灣部分產業的出口造成致命衝擊，亦即此刻不需要「安撫式」的口號，而期待政府能提出擺脫經營困境的「務實性」政策。

難期待在短期內調整稅率

也就是說，隨著美國對等關稅上路，台灣產業在出口減緩、消費走弱，加上氣候變遷、減碳淨零等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因素的接踵威脅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政府與其期待未來與美國的貿易談判獲致降低稅率，不如揮別關稅衝擊，積極找出產業脫困之路，避免波及經濟成長。這些較可行的政策選擇包括：

其一，協助傳統產業進行再度升級轉型工程。隨著近年以來外在環境急劇變化，造成傳統產業逐步喪失競爭優勢，政府應該針對遭受關稅衝擊廠商提供低利融資，以及透過優惠租稅、補助、科專計畫等政策工具，全面協助產業鏈結AI、 5G，同時落實自動化、ESG等，如此始能避免產業衰退、崩壞，造成失業人口、衝擊社會安定。

其二，推動科技產業建立投資路徑地圖。面對全球高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下，政府應該加強與民間半導體、資通訊等屬於優勢產業科技大廠的協調，重新探索台灣科技產業在「全球戰略體系」中所存在的價值，與時俱進規劃全球供應布局，進而藉此不斷累積台灣高端科技產業的能量，以作為對外貿易談判的籌碼。

其三，落實產業數位、綠色轉型發展潮流。因應資訊科技發展及節能減碳時代來臨，亦即在美國高額關稅衝擊下，政府應該配合全球產業發展脈絡掌握市場最新資訊，例如歐盟市場極為重視淨零排放及需求少量多樣產品，全面協助產業加速轉型，積極拓展包括歐盟、日本、新興國家市場，落實分散對美國市場過度依賴的風險。

擱置「脫中入美」政策

其四，重啟ECFA談判接軌中國大陸新興產業。過去九年以來，在避免「西進」政策下，雖達到降低對中國大陸市場之依賴，但卻又同時忽略其透過「2025中國製造」計畫所崛起領先全球的新興產業，在接軌取得市場機會的同時，協助台灣產業升級轉型，甚至藉此延伸其他國家市場，以彌補不易洽簽自由貿易協議的限制，殊為可惜。

其五，利用產業優勢布局多元對外貿易。受到國際政治現實的糾葛，台灣洽簽雙邊或多邊貿易協議難以操之在我；不過，從過去以來全球供應鏈的發展軌跡觀察可發現，促進供應鏈連結的重要因素是效率。因此，台灣產業可以利用過去以來所累積建立的效率優勢，在全球因應美國關稅重組供應網絡的環節中，充分發揮關鍵角色。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所羅門群島總理馬內列（Jeremiah Manele）8月7日在國會宣布，今年9月將在所羅門群島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PIF）領袖會議，已確定不會邀請包括台灣在內的任何「對話夥伴」參加。台灣外交部呼籲，所羅門群島及主辦年會的PIF會員國政府，應秉持「太平洋之道」（The Pacific Way）的多元與包容精神，維護包括台灣參與會議的權益。

PIF拒絕台灣參會

索羅門群島2019年與台斷交、轉與北京建交，如今是中國大陸在太平洋島國最大的盟邦，將於9月主辦PIF。索國總理馬內列日前告訴國會，內閣已決定不邀請任何對話夥伴參加今年峰會。PIF會員國包括澳洲、紐西蘭、台灣的太平洋友邦及其他太平洋島國，共計18國，另有副會員、觀察員，以及包括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和歐盟等對話夥伴。美國國務院一名發言人表示，所有PIF夥伴，包括台灣，都應受邀參加PIF。

擴大辦理凱達格蘭論壇

不過，最近外交部與遠景基金會舉辦了「凱達格蘭論壇：2025印太安全對話」，邀請到英國前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及法國前國民議會議長戴扈傑（François de Rugy）在會上發表專題演講，另邀請了美、日、歐洲、印太地區等10個國家的12名政要及專家出席論壇。

8月5日上午，賴清德出席該論壇開幕式，並發表演講。他表示，台灣的位置是印太和平穩定的重要支點，會積極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確保台海和平穩定，並持續深化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夥伴關係；也會積極強化全社會防衛韌性，提升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大陸國台辦稱賴的此番講話「是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和倚外謀獨、以武謀獨錯誤路線」、「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壞者、戰爭販賣者、麻煩製造者的真面目」。陸委會則回應，國台辦「重複同樣的話，會讓人很厭煩」。

論壇具半官方半民間色彩

凱達論壇是討論台灣外交政策、區域安全與國際合作的政策論壇，背後係由民進黨政府與具政府性質的民間智庫、基金會共同協辦，其架構與運作模式具有明顯的「半官方、半民間」色彩。該論壇邀請的層級持續升高，歐、美、日、韓、加、澳、印等重點夥伴穩定參與，但由於參與者幾乎皆是卸任的政要及官員，無法改變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孤立地位。以下說明該論壇的性質及功能。

其一，論壇分為公開講座與閉門會議。閉門會議多半是針對戰略、安全的對話。多年來，論壇議題清晰，具有一致性及延續性，皆聚焦於台灣安全、區域穩定、全球民主價值鏈等議題，透過國際媒體報導與直播，對內凸顯政府對突破中共外交壓制有所成效，對外形塑台灣為全球民主價值同盟、印太戰略的成員，提高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其二，論壇持續辦理顯示民進黨當局有拓展台灣國際戰略及安全對話的意圖。論壇搭建迄今已建立外交戰略平台，台灣雖難以進入國際組織，但論壇為「另類多邊平台」，無正式國家主權爭議的包袱，交流自由度高；結盟擴展性強，結合印太、歐洲等民主國家戰略對話；增強台灣國際聲量，塑造台灣「地緣關鍵角色」的形象；強調台灣為民主價值共同體的成員。

其三，論壇僅發揮了形式性及象徵性的效應。由於該論壇為非正式論壇，欠缺穩定機制與持續追蹤；而且一向與特定政黨、智庫、學者連結較深，學術界與年輕世代參與比例不高，這影響了論壇的廣泛性、中立性及權威性。尤其在中國因素的制約下，即使有不少卸任政要參與，但他們仍須「保持低調」，或以神秘嘉賓的方式出現。

其四，論壇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例如應建立制度化常設運作機制，設置常設秘書處全年運作與議題追蹤，提升持續性與影響力；應拓展中立平台的形象，切勿過度或僅邀請特定政黨及色彩學者參與，而應納入跨黨派或民間中立智庫、獨立學者參與；也可鼓勵青年世代參與，培養年輕外交與戰略人才。同時，該論壇並未整合台灣社會民間智庫的研究能量，也無法積極擴大國際連結合作，如與韓國的釜山論壇、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等建立平行合作機制，擴大論壇的國際能見度，形成所謂區域民主夥伴同盟的效應。

其五，台灣的國際角色未被制度化。論壇雖想提升「非國家形式」的參與，但台灣仍未能制度性參與區域安全架構，被排除在「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東亞峰會」、「印太經濟架構」等實質安全平台之外，故扮演角色仍屬「邊緣性參與者」。換言之，論壇對台灣發展國際空間與安全對話，僅具象徵性與策略性意義，在實質影響力、參與層級與制度化上仍然很有限。該論壇若無法轉化為更具實質合作或雙邊安全機制的對話平台，將難以協助台灣在印太安全格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民進黨政府企圖將論壇作為突破外交困境的重要平台，然因其運作仍偏短期性、非官方性與外宣性質，且台灣內部的智庫參與有限，也未擴及其他政黨，其發展性及影響力仍相當有限。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