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以關稅施壓金磚國家,反而被視為對全球南方崛起的焦慮反應。進而促使發展中國家尋求替代機制,削弱美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而中國大陸則可趁勢強化領導角色,推動多極治理與南南合作。
2025年7月6日,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開幕,然而,川普卻於該日對外放話:「與金磚國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任何國家,都將被額外徵收10%的關稅」。巴西總統魯拉隨即進行反駁,痛批川普在網路上到處放話威脅全球,這是不負責任和錯誤的行為」、「世界已經改變。我們不需要一位皇帝」。結果引起川普極度不悅,進而於美東時間7月9日公布第二波新關稅名單、包括菲律賓、巴西等八國上榜。其中,巴西關稅稅率更由原先的10%大幅提高至50%,為目前所公布國家中最高者。
川普的舉措不但震驚國際政壇,更被視為美國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崛起的焦慮反應。表面上是貿易手段,實際上卻流露出對金磚國家的集體抗美力量感到忌憚,甚至恐懼。
川普對金磚擴容的反制
金磚國家(BRICS)原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大陸與南非組成,2024年起擴編至BRICS+,新增了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等成員,使其從五國合作機制,升級為涵蓋多個地區的全球性聯盟。成員國占全球約26%的土地面積和逾45%的人口,30%的GDP,其新興經濟力量被認為有望抗衡以美國為首的G7國家。
該集團試圖打破美元霸權,強調多極秩序與南南合作,從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到去美元化倡議,都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形成挑戰。面對這樣的聯合陣營,川普選擇以一貫的手段「課關稅」來反制。但值得玩味的是,這種關稅威脅不再僅限於傳統貿易逆差國,反而擴及「意識形態」與「地緣選邊」。只要一個國家對金磚國家釋出善意,就可能會被川普貼上「反美」的標籤,進而成為關稅制裁的對象,巴西的案例顯然極具代表性。
平情而論,金磚國家近年的反美傾向,並非單純的敵對姿態,而是對美國主導國際體系的霸權手段,失去耐心與信任的結果。從伊朗長期遭受制裁、到俄羅斯被排除在SWIFT系統外,再到大陸面對科技封鎖與出口限制,這些被排除的經濟體,逐漸形成了制度性的互助合作。
川普政府無視這些國家合作背後的制度性動機,卻將其簡化為「反美」,進而以關稅懲罰來壓制該集團的壯大。這種戰略非但無助於拆解金磚聯盟,反而可能會強化其內部團結。
中國大陸乘勢擴大影響力
在2024年金磚國家峰會上,俄羅斯提出「金磚之橋」倡議,擬建立一套與SWIFT抗衡的BRICS DCMS跨境訊息系統,以及BRICS PAY共同支付系統,主要藉以加強成員國間的貿易訊息交換及支付,避免過度依賴SWIFT。此舉讓川普在今年1月上任後就警告金磚國家,不要以其他貨幣取代美元為儲備貨幣,否則要課100%關稅。這種恐嚇霸道的作法如今再度上演,只是由100%降為10%罷了。美中雙方於5月12日在日內瓦達成「休戰協議」後,6月9日在倫敦舉行新一輪高層經貿會談。歷經兩天的談判後,雙方就落實兩國元首通話共識及日內瓦會談共識達成了「框架協議」。意謂著美中關係亦是為彼此利益合作,也因利益衝突而相互競爭。
另一方面,川普於美東時間7月7日起陸續向各國發送關稅通知信函,截至14日已有包含日本、韓國、歐盟、墨西哥及加拿大等在內的23國陸續收到通知,最新關稅稅率大部分集中在20%至50%之間,且新稅率將於8月1日生效。有不少東南亞國家或金磚成員被提高關稅,未來應會加強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連結。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呼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南方「第一方陣」,應堅持獨立自主,努力成為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先鋒力量,並推動以和平手段化解爭端,足見中國反而有機會強化領導角色。
全球南方的集體轉身
「全球南方」是一個用來描述世界上多數開發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政治與經濟概念,涵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部分國家。這些國家普遍具有殖民歷史背景、經濟發展不均,在全球治理中相對弱勢。雖然地理上不全然位於南半球,但「全球南方」已成為批判全球權力失衡、呼籲公平發展的重要代名詞。這個概念也體現對現行以西方為主導之國際秩序的質疑與挑戰。金磚國家正是全球南方中具代表性的新興勢力之一,近年來積極主張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體系。
透過擴大南南合作與推動去美元化等措施,金磚國家希望團結全球南方國家,強化其在貿易、金融與外交上的集體談判力,進而改變由少數已開發國家壟斷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與金磚國家的互動,不僅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對公平與自主的追求,也正逐步重塑21世紀的國際格局。
近年來,包括印尼、阿根廷、尼日等多國雖未正式加入金磚,卻都在朝向非美陣營靠攏。一方面這些國家對美國過度干預內政有所警惕,另一方面也逐漸發現金磚國家所提供的資金支持、科技轉移與市場互通,未必比IMF或G7來得差。川普的關稅恫嚇若持續下去,將使得這些搖擺的發展中國家,更傾向尋求金磚機制下的「替代性制度選擇」。
結語
綜言之,川普的關稅威脅看似強勢,實則暴露出美國面對新興多極秩序時的戰略焦慮。金磚國家並非以意識形態為主導,而是基於現實利益構築出的合作架構。當全球更多國家開始質疑美元霸權、抵制單邊制裁、尋求多元夥伴,川普若持續用關稅作為萬靈丹,終將失去更多盟友與制度信任。若然,美國對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逐漸式微,而中國大陸影響力將舉足輕重。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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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沃牆
- pages 58
- 標題 川普關稅抗金磚反成助力
7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生效的所謂「大而美」法案,是一項減稅與支出法案,主要涉及降低稅收、削減開支、增加軍費、增加國債四個方面。美國是影響中國外部環境的最主要國家,更是影響台海局勢的最大外因,這要求我們盡可能客觀理性地分析,包括該法案在內的美國內政與外交動向,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料敵從寬、禦敵從嚴」原則,對該法案的潛在影響進行綜合研判。
法案的主要內容
一、降低稅收方面:主要是降低個人和企業所得稅、遺產稅、兒童稅等稅種,這對幾乎所有美國公民和企業(新能源除外)都是利好,將有助於鞏固和提高共和黨在選民中的支持率。
二、削減開支方面:主要是削減用於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助學貸款、新能源產業等方面的支出,對非法移民、赤貧和低收入群體及新能源產業不利,對製造業和傳統能源產業有利。據測算,其中的醫保削減措施到2034年,將對大約1180萬赤貧和低收入群體造成嚴重衝擊,約占美國總人口(3.43億)的3.44%,因此至少在短期內,對川普和共和黨支持率的負面衝擊不會太大。由於削減對新能源產業補貼的措施,損害了以馬斯克為代表的新能源企業的商業利益,導致他與川普的關係破裂。他憤而組建「美國黨」,但該黨的黨綱黨章和組織架構迄今仍未揭曉,未來能有多大的政治發揮空間、對明年的中期選情會造成多大衝擊,都有待進一步觀察。但需要指出的是,新能源產業在美國並非強勢產業,影響到的企業和利益團體數量較為有限。
三、增加軍費方面:主要是增加用於研發、採購、培訓和邊境管理方面的開支,這顯然有利於軍工複合體的利益。
四、增加國債方面:主要是提高美國的債務上限,由目前的36.1兆美元提高到41.1兆美元。這項措施從短期來看,有助於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從長期來看,有可能提高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利息負擔。但如果減稅措施能帶來預期的經濟繁榮,從而擴大稅基,也可能反而降低美國未來的財政赤字和利息負擔。
經過算計的實施節奏
許多論者未提及的是,該法案中的眾多條款並非全部立即實施,而是分階段實施。通俗地說,該法案帶來的「甜頭」,都將在2026年中期選舉前生效,而大多數「苦頭」將在2028年大選後生效。共和黨這個作法,明顯帶有選舉政治的算計。
首先,關於減稅的條款幾乎全是立即實施。生活在紐約、加州等高稅負州(同時也是民主黨主政的地盤)的美國人,將享受到更大的減稅額度,拉攏民主黨選民的意味明顯。未來一段時間,共和黨將大力宣傳這些減稅措施,符合減稅條件的民眾在中期選舉前,就能感受到減稅帶來的好處。此外,小費稅、兒童稅、老年人抵扣額度減免等減稅措施,也從今年就開始實施。
其次,關於削減醫療補助和食品援助的條款到2028年才開始實施。這意味著,那些本來就占比不高的赤貧和低收入群體,要到2028年後才能切身感受到負面影響。這些條款是法案中最具爭議性的條款之一,推遲實施意在盡可能降低它們對共和黨2026年中期選舉的衝擊。
第三,削減新能源產業補貼的條款分情況逐漸實施。例如,對改善家庭住宅能源效率的稅收優惠措施,要到2026年才會取消,實際上是給予尚未完成改造的家庭,以更多的時間緩衝。今年起將終止旨在為地方減排專案,提供融資支援的「溫室氣體減排基金」,但現有項目下已生效的合同將繼續履行。對新能源產業的直接補貼,則是從今年9月底開始取消。這些安排再次顯示,共和黨對政策目標的精準算計。
此外,針對各階段(本科、碩士)學生的助學貸款上限都有下調,且新規定將於2026年7月生效。這對在讀高等院校的學生群體是一個負面衝擊,但影響人數較為有限。
綜合研判
總體來說,「大而美」法案基本反映了川普團隊的執政理念,其實施節奏經過精準算計。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克服中文輿論界「唱衰美國」的情緒干擾,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其潛在影響進行客觀理性的綜合研判:
首先,從選舉政治角度看。該法案在總體上將有利於明年中期選舉共和黨的選情。馬斯克創建的「美國黨」如何影響該選舉尚有待觀察,但考慮到美國歷史上已有過兩次富豪組黨參選,最後都歸於沉寂的先例,不宜高估馬斯克和「美國黨」對美國政黨政治的影響。
其次,從社會穩定角度看。該法案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美國社會貧富分化效應,但受到最大負面影響的是,占人口比例很低的赤貧和低收入群體,以及本來就沒有投票權的無證移民,對其他絕大多數人群的負面影響很小,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壯大中產階層。因此,不宜高估其貧富分化效應。
第三,從國際政治角度看。該法案有可能再次啟動美國的企業創新力和經濟增長潛力,就像1980年代的雷根改革,使美國在1990年代迎來一個新的增長週期那樣,壯大美國的綜合實力,從而強化其未來實施國際干預的物質基礎。
第四,影響美國社會穩定和內政外交的因素很多,該法案只是較為重要者之一。未來不排除其他重大因素(如執政團隊的貪腐醜聞、重大政策失誤、重大外交失敗等)對川普和共和黨的政治行情,造成重大衝擊,從而對該法案形成對衝效應。須知,歷史進程是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向前推進的。
(作者係是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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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王偉男
- pages 56
- 標題 不宜低估美國的「大而美」法案
「兩制」台灣方案關於台灣司法是否保持自主一事,筆者認為在不違背既有的審級制度下,兩岸司法界應以特殊救濟模式銜接整合。
中國大陸自香港回歸後,為尊重香港的法制傳統,除繼續使用英美法系外,還允許聘僱外籍法官,法律中許多港英殖民法律用詞也未廢除。香港2019年爆發「反修例」暴動,才促成「涉港國安法」通過,以巧妙的「中央立法後併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形式,賦予特區政府維護國安及選任特定法官等權力。
從香港的例子可說明,「一國兩制」承諾台灣「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並不等於放任台灣司法權與大陸徹底割裂。何況兩岸都遵行大陸法系,長期來兩岸法學交流十分頻繁,兩岸司法機關的統合並非不可能。但若直接修改法律,動搖台灣「三級三審制」,把「終審權」交給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恐將造成台灣人民的相對剝奪感。若賦予最高人民法院類似「裁判憲法審查」這類「超審級救濟制度」的特殊救濟,則可提供台灣人民更多法律救濟的權益,有助於對大陸的正面形象。
台灣的法院制度為「三級三審」制,大陸允諾台灣擁有終審權及司法自主權主要內涵為「不派遣大陸法官」、「將終審權留在台灣司法系統」等。然而,台灣當前憲法訴訟法第59條提出:「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法院即非傳統的審級制法院,這個超審級制法院的救濟程序即德國憲法法院之「裁判憲法審查」,即終審判決確定後仍有一個最終救濟程序,以憲法法院針對判決進行實質審查,只有受到不利判決的人民才可請求對個案判決之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政府機關不得使用。
綜觀國外,這類「超審級救濟制度」並不罕見,最有名的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它自1833 年成立至今,依舊是大英國協諸國名義上的終審機關。如紐西蘭在2003年設立獨立的最高法院前,在紐西蘭上訴法院敗訴的一方,可以向樞密院提起上訴。但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並不會無限制受理紐西蘭所有上訴案件,一年只會受理不到10件案件。
此類「超審級救濟制度」的特殊之處在於:(1)機關有權依金額、刑度、案件的類型進行限制。(2)法官可以用更為客觀且公正的角度,對特殊案件之法律問題進行剖析。(3)這種「不多卻存在」的超審級救濟,是彰顯對該地主權的最好依據。相較於行政權賦予人民義務,司法權救濟則讓人民自主選擇是否要提出救濟需求,給人民的觀感不同。
設立「超審級救濟制度」對兩岸統合有多種好處。(1)該制度並非司法必要程序,不影響傳統審級法院制度,與「保留終審權」並不衝突。(2)對於受到不利判決的台灣人民而言,這是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3)如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審理,讓大陸司法機關以柔軟的「救濟者」,而非強勢的「控制者」,與台灣司法整合銜接,可彌平台灣法律界的牴觸與抗拒。若要節省台灣人民的訴訟成本,可考慮在台灣設立「分院」,便利台灣人民進行司法救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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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戚嘉林
- pages 54
- 標題 「兩制」與兩岸司法整合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80周年,回望8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狂歡慶祝回歸祖國,所以僅是兩個世代前,「台獨意識」是不存在的。然而,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異化,分離主義者虛構「台獨史觀」,用以催生「台獨意識」。
「台獨史觀」從「外來殖民論」到「原民史觀」,從「去中國化」到「反中國化」,與日俱進「獨化」台灣社會的認同,甚至形塑部分民眾敵視大陸,歷經70年的虛構,為台灣分離主義提供了思想基礎。既然「台獨史觀」是虛構的,那為何能使人相信,還能蠱惑部分人認同,這涉及兩大因素,一是內容上的建構,一是政治上的推廣。
內容上的建構。「台獨史觀」是一概括性詞彙,其具體要點如後。
(一)建構「原民史觀」,將台灣與南島語族連結,稀釋台灣的漢族主體性,藉「原住民族」史觀占領台灣主體性的道德制高點。(二)抹煞荷蘭人對「原住民族」的殘酷屠殺,美化荷蘭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視澎(湖)荷(蘭)初會是台灣全球化的歷史開端,為台灣開啟了先進的海洋文明,視大陸文明為封閉落後,再據以對比的污蔑歧視大陸。(三)抹煞鄭成功對「原住民族」的友好政策,誣指鄭成功屠殺「原住民族」,摧毀台灣閩南漢族對其歷史本源連結的認知,甚至使其對「原住民族」產生原罪感。(四)縮減明鄭與清政府治理台灣的歷史,並將明鄭、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簡稱國府)都打成「外來政權」,建立其台獨建國「內在政權」的正當性。(五)誣指清政府治台時期壓迫「原住民族」,抹煞清政府體恤「原住民族」的惠台政策,誣指清政府是「殖民台灣」,製造台灣民眾對北京的歷史怨懟。(六)抹煞日據時期台灣曾遭日本大肆屠殺的悲慘歷史,反而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七)將光復後「二二八事件」定義陳儀政府的失政,深化所謂「外來政權」的不義,挑撥族群歷史仇恨,誤導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後的負面想像。(八)批判國府的白色恐怖,據以製造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後的恐懼感。
政治上的推廣。自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到賴清德,都親自披掛上陣大肆虛構「台獨史觀」,並指派台獨學者擔任各公立大學歷史系和研究所的主任、所長。文化部及綠營執政的各縣市文化機構,則常年舉辦各式大型活動,從紀念「澎荷初會四百周年」,台南市政府大肆紀念「台南400年」,後者竟稱荷蘭據台是「台灣人種的混合」,自我否定莫此為甚。
展望未來,首應以歷史真相為依託,夯實「統一史觀」的具體內容,據以對台灣400年信史各個時期虛構扭曲的「台獨史觀」,逐一反擊批判,尤其是徹底揭發現階段2.0版「台獨史觀」原民化的虛假性,從根刨起「台獨史觀」的理論基礎,使其敘事坍塌。其二應加強對台灣歷史的學術研究,以往多著重宏觀原則性的抨擊,微觀具體敘事不足,致使反擊力道遭到稀釋。其三是於兩岸交流,加大恢復歷史真相的歷史敘事,奪取「歷史正義」的道德制高點,恢復失憶的兩岸歷史記憶。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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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戚嘉林
- pages 54
- 標題 「兩制」台灣方案首需恢復歷史記憶
台灣的命運即將攤牌,戰爭或和平時間已經倒數讀秒。如果將台灣的主體分為官方與民間,經過簡單的排列組合(窮舉共8項),馬上可以看到即將面臨的選項與抉擇。
台灣官方明顯希望和平獨立(第1項),所以想要結合所有反中的力量,尤其寄厚望於美國。然而,以前可以寄望美國撐腰,現在美國已力不從心,自顧不暇,其盟友也各有難題,所以這個選項不能成就。台灣官方退而求其次,掀起全民皆兵,韌性巷戰,意圖以戰爭贏取獨立(第2項),其實自知就算有再多韌性,也沒有足夠實力與大陸開戰,所以這個選項也不現實。目前台灣官方恨透了統一,所以和平統一(第3項)或武統(第4項),都不存在其心中。
至於民間,心知肚明不能和平獨立(第5項),客觀上知道不可能,主觀上也知道得不到什麼好處,國父(母)不會是自己,也分不到好處。對於戰爭獨立(第6項),看到以巴、以伊、俄烏的戰爭慘狀,獨立的紅利輪不到自己,應該是避之唯恐不及。
民間對於武統(第7項),應該有「戰爭沒有贏家」的認知,戰爭只會摧毀家庭與企業,必須想盡辦法避免以戰爭方式來實現統一。看看戰爭步入第四個年頭的烏克蘭,富人逃光,窮人的小孩快死光,軍隊在街頭抓人充軍,國家資產快打光、賣光,我們要步這個慘痛後塵嗎?就算不是俄對烏的拖延戰法,而是閃電斬首式,也會有許多誤傷與破壞,留下傷痛與仇恨。
最後的選項應該是支持和平統一(第8項),並應努力爭取統一後,台灣的權益與紅利,例如自己的旗、歌、土地、人民、政黨、外交、軍隊、貨幣、稅收、債務、產業、族群、團體、字體、教育、歷史等「兩制」台灣方案的內涵,延續富裕繁榮光環,加上融入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足以消弭多年來的內耗與消磨,經濟得以向前奔騰,成為中國各省、各區的發展標竿。但和平統一的聲音目前仍十分微弱,媒體認為和平統一沒有市場,所以吝於發聲, 政黨認為和平統一沒有選票,所以躲避此議題,此為當局厭惡的選項,當局及其側翼當然打壓、誣陷,貶之為投降論、舔紅、賣台,並以國安檢調脅迫,恐嚇說台灣統一後,人民會被監禁流放,財產會被沒收充公,台幣與股票會成為廢紙。
台灣社會尚在等待引爆點,等待「反中」與「反反中」的反轉。台灣人民應該挺身而出,若再不公開表態,極可能造成大國博弈的誤判,遭殃的是自己,毀滅的是自己的家園。有識之士更不能保持沉默,成為主戰獨立派的棋子。政府一意孤行,往戰爭的方向勇往直前已非常明顯,民意代表只想再次當選,少有願意指出台灣的真實國際現狀。每個人應該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機會,表明支持兩岸交流、和平統一的立場,大力駁斥對和平統一的抹黑、恐嚇及顛倒是非。表達方式當然要有正規管道程序,在民主社會,沉默就是幫凶,也是共犯。
筆者呼籲,所有仁人志士撐起一面大旗,指出台灣社會的正確方向:兩岸交流,和平統一,合作共贏,繁榮富裕。
(作者係中信金融學院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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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韋伯韜
- pages 53
- 標題 戰爭或和平,台灣人民須做抉擇
負責調查韓國前政府內亂叛國案的特檢組,日前向法院聲請批准逮捕前總統尹錫悅,法院認為尹錫悅有湮滅證據之虞,在7月10日凌晨發布逮捕令,尹錫悅相隔4個月再次被捕。
據南韓一家網路電視台報導,尹錫悅夫婦吃不下、睡不好,生病了。另外,尹錫悅很不滿他的前部屬在法院的證詞對他「不利」。他落此下場,只能怪自己一時糊塗,發布戒嚴。
回顧尹錫悅的「政績」,韓人唯一有記憶的是他對美日的外交關係「密切」,尹也親自表示,外交上的成果值得驕傲。然而,尹下台後,南韓與美日的關係也在「變化」中。自李在明上台以來,可以觀察到美韓關係不進則退。不僅至今「川李會」遙遙無期,美國眼中根本沒有傳統友邦國,「對等關稅」照課,也沒有對南韓優惠,讓韓人失望。川普還認為南韓是富裕國家,防禦費應自己負擔。
李在明想透過改善兩韓關係謀求生存之道,李在明主動停止對北韓的心理喊話及空飄氣球,已獲得金正恩的善意回應,尹錫悅政府時期兩韓之間停擺的對話及「李金會」,可以樂觀,指日可待。
尹錫悅不僅害己也害了黨。據韓國蓋洛普7月11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民主黨43%,反對黨國民之力黨只剩19%。尤其,李在明的支持率節節上升至63%。李在明在全韓舉行與人民「面對面」對話,並且要求閣員不僅要「尊重」國會議員,在國會備詢時要誠懇答覆,因為國會議員最直接代表民意。
李在明的高人氣自然有其原因。對內,自7月21日起,全韓人民每人可領到15-55萬不等的韓元,李在明強調這是為振興國內經濟與解決民生問題。
尹錫悅執政期間,因「親美」過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推遲」訪韓。7月14日,李在明親自發函邀請20個APEC會員國首腦參加10月31日至11月1日舉行的領袖會議。正巧中國「九三戰勝日閱兵典禮」也邀請李在明訪問北京。
李在明仍要面對司法改革問題。李認為檢察廳應分為起訴廳與偵查廳,這是因為檢察官不夠廉潔自愛之故。台灣的檢察官也對有權有勢的人輕輕放下,對一般百姓百般刁難;近日發生的一家5口自殺事件,政府至今無人負起「法律責任」。
近來,南韓媒體整天報導尹錫悅夫婦的各種「弊端」,連前國務總理韓惪洙等內閣首長都被認定為「尹錫悅的共犯」。韓惪洙服務公職50多年,沒想到晚年受到尹錫悅的牽累,人生幾乎「交白券」,圍繞在賴清德身邊的檢察官和法官也要小心。南韓最近的例子告訴我們,「權力是一時的」。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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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劉順達
- pages 52
- 標題 尹錫悅再度遭到檢方羈押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公布致日本首相石破茂、韓國總統李在明的信件,表示美國將自2025年8月1日起,對所有日本和韓國的輸美產品徵收25%的關稅。只是,川普的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也許還有變數。
今年4月2日,川普在白宮玫瑰花園發表演說中展示了一份圖表,要對日本徵收24%對等關稅。日本向來對美國言聽計從,所以川普當時就說和日本很快就能達成一致,但這次日本一反常態,屢次忤逆美國的要求。4月16日,日方談判代表團由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率領抵達華盛頓,日本以最恭順的態度,成為第一個與美國舉行關稅談判的國家。但將近三個月時間過去了,雙方舉行了七輪談判,日本談判代表跑了七趟華盛頓,依然沒有談攏。石破茂一再重申,他將在與美國的談判中,要求取消所有加徵的關稅,尤其是針對汽車的關稅措施。
日本為何開始大逆不道?
原因不是不想答應美國的要求,而是真的沒辦法答應,不答應日本還能撐一撐,能苟延殘喘,一旦答應,日本可能馬上崩盤!
在川普看來,日本一直對美國順差,2024年就順差了550億美元,川普認為日本不應該再從美國賺走那麼多錢,要求日本改正錯誤,美日貿易必須平衡。可是日本真的是有苦說不出。因為日本現在幾乎就只對美國順差,整體上卻一直是逆差狀態。
從2020年開始,日本連續5年貿易逆差,最高峰的2022年,日本逆差1503億美元;其中僅在2024年,日本對中國的逆差就達424億美元。看到這個資料實在令人意外,多年前,日本產品曾經橫掃全球,外匯存底世界第一。但日本不是沙烏地阿拉伯、不是俄羅斯,可以賣資源掙外匯,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工業國。無論是礦產還是能源,日本全靠進口。
日本鐵礦石100%需要進口,稀土97%需要進口,銅100%需要進口。能源也是等同於沒有,石油99.7%需要進口,煤炭99%需要進口,天然氣97%需要進口。甚至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也只有37%,最近還在鬧米荒,不進口連肚子都吃不飽。逆差對日本是要命的,如果長期處於逆差狀態,日本的外匯儲備就會消耗殆盡,連進口原材料的錢都沒有了,那還搞什麼工業?現在川普要美日貿易平衡,那等於日本唯一賺外匯的機會都沒了,無異是要了日本的命!日本為何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日本產業曾稱霸全球
在日本產業最囂張的時候,電子消費品、半導體、汽車、鋼鐵、造船五大產業獨步全球,每年為日本賺取巨額外匯。可以說,日本在相當多的製造業領域,都做到占據全球的半壁江山,甚至於壟斷的局面。1980年代「日本第一」的口號響徹全球。隨便舉例:日本彩電曾占全球65%的份額,錄影機占98%,隨身聽占89%,空調壓縮機占78%,微波爐心臟占91%,數控機床占70%,精密軸承占65%,工業機器人占55%,伺服電機占61%。甚至太陽能板在20年前,夏普、京瓷和三洋這三家日本企業,就占據了全球市場的51%。1973年日本造船同樣達到了巔峰,占據全球份額的50%以上。
從1980年開始,日本就是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一直延續到2023年,盤踞王座達43年之久。可惜,到今天,以上的光環,全都變了調!日本高鐵最高峰時占據全球73%的技術專利,現在中國高鐵占全球73%的里程;挖掘機日本曾占全球的58%,現在中國占63%。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現在是中國;全球最大造船國也是中國。日本的家電品牌曾輾壓全球,現在中國空調占據全球82%、冰箱占76%、電視機63%、投影儀89%。日本的產業寶座一個個丟了,而中國一個個走到全球最前列。日本曾經一個松下就占全球電池市場份額的38%,現在則是寧德時代的天下;現今日本各領域無死角地被中國超越。
原來的優勢產業丟光了,新的產業呢,無論是互聯網、AI還是新能源,日本一個都沒抓住。現在日本就剩下三個陣地了。一個是光刻膠,日本信越化學占全球份額72%,但中國南大光電已實現了突破;一個是碳纖維,日本的東麗集團占據全球份額61%,但中國的中複神鷹在加速追趕;這兩個領域日本最多也只能再撐兩年。還有一個是日本的AV小電影,這個沒人和它爭,但也掙不了多少錢。
想想40年前,我們所看到的所謂好品牌都是日本貨,日本製造無所不在,也代表了高品質,在早年,學生有一個日本的SONY隨聲聽就是莫大的榮耀。但中國製造逆風飛揚,用40年的時間徹底輾壓掉了日本製造。不僅日本製造在中國銷聲匿跡,中國製造更全面反攻日本,現在日本有多依靠中國製造?且不說普通的衣食住行,就說一兩個資料,山東曹縣,僅一個縣就供應了日本90%的棺材;福建泉州惠安縣,僅一個縣就供應了日本90%的墓碑。沒有中國製造,日本人死都死不起!
風水輪流轉歷史反噬日本
今天,日本原來的優勢產業丟的已經快沒了,而新的領域無論是互聯網,還是AI或是新能源,日本毫無建樹。2023年東京車展上,豐田章男在比亞迪展台90度鞠躬,身後電子屏顯示著日本對華汽車零部件出口暴跌,而此時此刻中國的零配件已全線反攻日本。這不僅是產業王座的崩塌,更是日本作為工業國最深的恐懼。一邊是向資源出口國乞討原油,一邊又要向製造業新霸主進口零配件,簡直是開啟了產業的死亡螺旋。
現在川普要日本再簽署另一次廣場協定,無異要從已骨瘦如材日本身上吸血,日本如何續命?中國曾差一點淪為日本殖民地,如今風水輪流轉,歷史的迴力鏢反噬日本,天道不欺,確有其道理。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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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莊清隆
- pages 50
- 標題 歷史輪迴下的中國與日本
6月13日,以色列悍然向伊朗發動空襲,斬殺了多名伊朗軍方高官和核科學家後,美國又加入對伊朗核設施的轟炸。正當人們憂慮中東是否會因此大亂時,6月25日,以伊雙方又忽然戲劇般地宣布停火。起先人們一頭霧水,但細細一想,恍然大悟:原來,各方都打不下去了。
以色列也實行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的終極目的是要推翻伊朗現政權。它雖是中東軍事強國,但無奈體量太小,一交手,才發現伊朗不是加薩,蛇吞大象,談何容易?伊朗儘管處於劣勢,但仍有一定的韌性,接連25輪的密集導彈砸向以色列,使得以色列的鐵穹的導彈攔截率從最初的90%跌至65%左右。
其次,每天數億美元的燒錢,也使得以色列很難將這場戰爭打下去。最大的成本是攔截伊朗「分散而飽和」式的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僅此一項每天的花費就高達數千萬至2億美元,若這場戰爭持續一個月,據估計以色列將耗資120億美元。伊朗也不想將這場戰爭打下去,國內經濟困難,政局不穩,也害怕戰爭會使得其神權統治驟然崩潰。
美國雖和以色列目標一致。但也面臨國內國際的一系列難題。何況,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印太,如果長久地陷入中東亂局泥淖中不能自拔,顯然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於是乎,在美國向伊朗三處重要的核設施投下14枚巨型鑽地炸彈後,美以就宣布已完成摧毀伊朗核設施的既定目標;而伊朗也宣布導彈飽和式地攻擊了以色列,還襲擊了美軍卡達基地,挽回了點面子。於是三方均同意停火,各自宣布了自己的重大勝利,皆大歡喜。外界評論道,這場歷時12天的戰爭,特別是後期,具有明顯的「表演性質」。
表演暫時告一段落,卻由此引起人們一些深刻思考。當今世界已愈來愈小,各種變亂交織出現,熱點衝突層出不窮,一點火星都可能引爆全球大戰。而一旦出現衝突,又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評說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訂這個標準?
有人說,以色列攻擊伊朗是合理的。一旦這個「邪惡」國家擁有核武器,就很危險。但問題是以色列擁有核武就不危險嗎(據說它已擁有核武器)?加薩的悲劇已證明以色列反人類的殘暴和無底線性。以色列軍隊連加薩的援助物資分發點都轟炸,醫療機構、新聞記者、聯合國工作人員均成為其導彈下的犧牲品。僅在3月18日一天就炸死了200多平民。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以色列的殘暴絲毫不亞於希特勒。「與我們在加薩看到的景象相比,二戰中最令人震驚的照片和視頻都黯然失色。」據說以色列對伊朗的擁核有極其強烈的危機感。但反過來說,伊朗不也是同樣如此嗎?IAEA是不是也該核查一下以色列是否已擁有核彈?集體屠戮平民,種族清洗,轟炸醫院等人道設施,戰爭罪就是戰爭罪,又何來民主、專制之分?
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在哪?
當今世界,沒有誰喜歡伊朗這樣的神權國家。該國宗教極端,統治黑暗,貪腐叢生,民不聊生。但問題是,伊朗又是一個主權國家,除了它國內的人民,誰有權對伊朗來實行政權更替?如果說,僅僅是因為瞧著某個國家不順眼或聲稱被某個國家嚴重「威脅」了,就可以悍然向其發動攻擊,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豈不也有某種正當合理性?
同理,是不是中國大陸也因受到威脅,就可以對周邊某些國家發動軍事行動?看看大陸東部、南部周遭,幾乎布滿了瞄準的導彈。在韓國有薩德;在菲律賓有堤豐;在日本超過1000枚遠端導彈其中半數瞄準中國,這比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機」不知要嚴重到多少倍!是不是中國也可以向這些國家或地區發起攻擊?以今天大陸的國力、軍力並非難事。
中國向來主張和平解決問題。問題是,像中國這樣自古以來就秉持「和合」理念的大國在當今世界有幾個?如果大家都不受國際法約束,各行其是,恣意妄為,這個世界豈不亂了套?
如何破解千古難題
因此,這個世界哪個國家說了都不能算,只能是某個國際權威機構說了算,包括人類共有價值觀、戰爭的正當性標準等。理論上,這個權威機構應該是聯合國。但聯合國目前很像春秋戰國時期的周天子,有其名而無其實,連小小的以色列都可在聯合國議事大廳裡咆哮公堂,肆意侮辱秘書長。如何使聯合國有名又有實,有責又有權,這是當今全球治理的千古難題。這將是一個凝聚全人類共識的漫長過程。
首先,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要適當地讓渡部分權力,例如行使戰爭權、核武器管控權等等,以服從聯合國的統一管理。聯合國一旦通過決議,就應具有法律的剛性和強制性。
美國必須先想通。回顧1991年的海灣戰爭,不正是在聯合國的授權下,美國才發動了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企圖吞併科威特的懲罰性軍事行動嗎?該次行動甚為成功,也大得人心。但後來,美國不把聯合國當一回事了,肆意違反聯合國憲章,攻打伊拉克,又占領阿富汗,結果如何呢?一敗塗地,一地雞毛。至今元氣都沒有恢復過來。
當然,維護和強化聯合國權威,知易行難。但捨此一途,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作者係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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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楊建業
- pages 48
- 標題 全球治理的千古難題—寫在《聯合國憲章》80周年之際
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對峙,它更是領導階層判斷力的試煉。當決策核心未充分整合多元觀點,低估風險或誤判局勢時,戰爭就可能成為錯誤選項,並將災難推向無辜的平民。今年6月,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軍事衝突,即反映出領導層未能以全局視野衡量安全風險與政治後果,導致災難性連鎖反應。這場由錯誤決策催化歷時12日的武裝衝突,最終在多方壓力下簽訂停火協議,不僅揭示決策過程的結構性缺陷,更對國際安全秩序拋出深刻的警訊。
決策結構中的失衡陷阱
在現代安全與軍事政策制定中,決策錯誤並非單一事件或短期因素使然,而是長期體制失衡與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此次對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行動,揭示兩國政治與軍事決策架構中出現制度性問題。以美國而言,國家安全決策多集中在行政核心圈層,由國安會與總統周邊顧問構成的緊密體制,容易排除國會或戰略智庫的異議。在快速回應威脅的名義下,決策過程往往跳過必要的多層評估,造成戰略行動基礎薄弱。
以色列亦呈現類似的傾向。其安全決策體制雖看似多元,但實際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理與國防高層,在政治危機發生時開戰尤易淪為政治求生工具。此次行動顯示出決策並非源於長期安全評估或區域穩定戰略,而是內部壓力與維繫領導人政治地位的結果。伊朗方面則因其封閉體制與政策透明度不足,導致資訊回報體系斷層,使領導人難以掌握全貌並做出理性應對。三方共同的結構問題在於缺乏制衡機制與多元參與,導致關鍵決策受限於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利益框架,使戰爭成為錯誤政策的延伸。
戰略嚇阻的錯置操作
嚇阻理論在國際戰略中原本旨在維持戰略穩定與避免武裝衝突,尤其是涉及核能議題時,其核心精神在於使衝突成本高於收益。但此次行動顯示,領導人將嚇阻概念錯誤轉化為主動出擊的藉口,破壞其原初目標。川普在無確定證據支持伊朗將立即構成核打擊威脅的情況下,選擇先發制人,不僅削弱美國在全球戰略的自制形象,亦加劇國際社會對其動機的不信任。
以色列則進一步將嚇阻操作為內政動員的手段,透過軍事行動塑造敵我對立來鞏固執政的正當性,其長期效果是對外戰略透明度下降,對內民意操作加劇,並使得國際協調的空間緊縮。
然伊朗的報復行動亦呈現,其對「象徵性打擊」與「維持國家尊嚴」的扭曲理解,忽略了反制行為,實則是對其民間社會構成更大的傷害。戰略嚇阻之所以失效,正因領導人選擇將其當作戰爭正當性的修辭工具,而非國際安全理論的制度化指導原則。當嚇阻不再基於風險管控與威脅對稱,而服膺於選舉動員、民意操作或政權穩定需求時,其所引發的不穩定性,遠超過其能保障的安全假設。
戰場上缺席的人道思維
戰爭之所以令人震驚,不僅在於其破壞力,更在於平民往往被迫承擔其代價。在此次衝突中,無論是空襲造成的基礎設施毀壞,或是飛彈攻擊引發的難民潮,都可見決策過程中,對倫理責任的制度性忽視。美國與以色列於行動前,未就人道影響進行足夠模擬,也未啟動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流程,顯示其戰爭規劃架構中,並未將平民保護納入核心要素。軍事技術雖已可精準區隔軍民設施,但戰場實際執行層面未見同等標準,反映出倫理指導原則在決策體系中,依舊僅止於象徵層次。
此外,伊朗以民用設施為核活動掩護亦違反人道法規定,加劇平民暴露於風險中。此類行為的問題在於,國家層級並未建立完整的戰爭人道風險評估機制,領導階層缺乏對平民傷害承擔具體責任的政治文化。在國際法規存在的前提下,各方卻以主權與安全為由規避問責,實質上破壞了國際體系的合法性基礎。倫理責任不應淪為戰爭後的道歉詞彙,而應成為軍事行動設計初期即納入的制度規範。若領導人持續將人道災難視為戰略成本之一,而非應全力避免的核心目標,則戰爭將會不斷把平民推入苦難。
結語
此次衝突揭示一項根本問題:當政治領導者缺乏制度性自制、無視倫理責任並誤用戰略原則,戰爭便不再是最後手段,而成為誤判與偏執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作為擁有高度軍事資源與決策影響力的國家,其行動模式具高度示範效果;若其錯誤行動不受到批判與檢討,將誘發其他國家仿效,進一步侵蝕國際法秩序與人道保障的機制。伊朗的政策封閉與高風險反應模式,凸顯了威權體制對資訊透明與危機處理能力的局限,亦應受到等比例的檢視。
戰爭從不應是領導人鞏固政權的工具,也不應成為選舉語言的延伸舞台。真正負責任的國家,應透過建立跨部門的決策機制、強化國會與社會監督、納入倫理與風險評估模型等制度性改革,確保政策選擇不再將人民置於不可承受的苦難中。唯有建立起制度性的決策邏輯,並對人道真誠尊重,國際社會才可能從錯誤中學習,走向更穩定且有尊嚴的和平未來。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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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劉嘉霖
- pages 46
- 標題 以伊停火協議掩不住的真相
2025年7月24日,第25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北京舉行。2025年正值中歐建交50周年,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如何總結經驗,開創雙邊關係的未來,深受輿論矚目。
中歐峰會前夕雙方摩擦接連不斷,峰會本身也被質疑乏善可陳。然而,正如習近平在會見中指出的,「中歐之間沒有根本利害衝突和地緣政治矛盾,合作大於競爭、共識多於分歧的基本面和主基調沒有變。」尤其,相較於中國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中歐能夠保持最高層交往與各領域的對話本身就彌足珍貴。因此,第25次中歐北京峰會完成了承前啟後的任務。
中歐峰會曾被看衰
從常理來講,在50周年紀念峰會前夕,雙方應盡力塑造和諧的輿論氛圍,並為峰會的成功舉行積累前期成果。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人們更多看到的似乎是相互指責和彼此制裁。先是今年6月20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實施國際採購工具(IPI)措施,禁止未來5年內中國醫療器械廠商參與歐盟500萬歐元以上公共採購合同的招標。作為反制,中國財政部7月6日宣布,對於4,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醫療器械政府採購專案,排除歐盟企業參與。
7月8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闡明歐盟對華三大優先關切,包括中歐經貿關係再平衡、經濟去風險和全球議題外交。在演講中,馮德萊恩表達了,在市場准入、產能過剩、稀土出口管制等方面對中國的不滿,並指責中國在為俄羅斯的對烏戰爭提供經濟支援。面對歐盟的強勢施壓,中方的回應也毫不客氣—「希望歐方認識到,當下需要再平衡的是歐方的心態,而不是中歐經貿關係。」
就在中方官宣馮德萊恩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即將連袂訪華的同一天,歐盟宣布在第18輪對俄制裁中,將部分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列入清單。隨後,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向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提出嚴正交涉。另據彭博社和《金融時報》報導,歐盟領導人的在華行程,將由原定的兩天縮短為一天,並且歐盟將暫緩與中國簽署氣候行動聯合宣言,這使得輿論對中歐峰會的預期一降再降。
根據峰會結束後歐盟發布的新聞簡報,歐盟領導人果然在烏克蘭問題、貿易不平衡、稀土出口管制、人權、台海等議題上,當面向中國領導人表達關切或施加壓力。在峰會開幕致辭中,馮德萊恩直言不諱「中歐關係正處於轉捩點」。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馮德萊恩又重申「中國如何繼續應對普丁的戰爭,將成為未來歐中關係的決定性因素。」於是一些外媒用「分歧難解」、「未取得顯著成果」,甚至以「聾子對話」、「註定失敗」來為峰會蓋棺定論。
峰會引領中歐關係發展
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中歐競爭不斷加劇,再疊加美俄等第三方因素,歐盟對華認知漸趨負面,中歐分歧被持續放大,這是客觀現實,中國並沒有迴避。中國始終堅持通過對話增信釋疑、管控分歧,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歐盟對外行動署亞太總司長科旺斯特倫在接受中國媒體專訪時指出,「對歐盟而言,我們的兩個核心關切非常明確:一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二是中歐之間的經濟結構不平衡。」對此,中國領導人在峰會上都做出明確回應。
在烏克蘭問題上,習近平強調「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中方一貫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主張勸和促談,宣導標本兼治。」在峰會結束次日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進一步披露,烏克蘭問題不是也不應成為中歐之間的問題,但願意跟歐方保持溝通。事實上,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更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歐盟的事情,歐盟不該揪住中國不放。
在經貿問題上,習近平主張「相互依賴不是風險,利益交融不是威脅,…中歐經貿關係的本質是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應該也完全能在發展中實現動態平衡。」針對歐盟對稀土出口管制的關切,國務院總理李強倡議雙方可以打造「升級版」中歐出口管制對話機制,保證中歐產供鏈穩定。在出席中歐企業家座談會時,李強還提出,中歐可以進一步發揮經濟互補優勢,聚焦服務貿易、科技創新、綠色經濟、第三方合作等領域,培育更多合作新增長點。
相較具體議題,中歐峰會更重要的價值是為雙邊關係提供戰略引領。習近平總結了中歐建交50年的經驗和啟示,並就中歐關係未來發展提出三點主張,包括堅持相互尊重,鞏固夥伴關係定位;堅持開放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摩擦;踐行多邊主義,維護國際規則秩序。對此,歐盟領導人的反應積極,強調歐方致力於深化歐中關係,建設性處理分歧,推動雙方合作在平衡、對等、互惠基礎上持續取得更多積極成果。歐盟還表態歐中要擔負責任,共同堅持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峰會當天發表的《中歐領導人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就是最好的例證。
雖然中歐之間的確存在分歧或爭端,唱衰挑撥中歐關係的聲音也不少,但承前啟後的中歐北京峰會,標誌著中歐關係平穩過渡到下一個50年,而且中歐關係前景可期。
(作者系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組織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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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胡勇
- pages 44
- 標題 中歐關係下一個50年前景可期
日本政壇跌宕起伏又上演了一齣好戲,一幕日美關稅硬槓、一幕自民黨參議院選舉慘敗與逼宮聲浪,一幕美日談判關鍵性突破,石破茂的首相生涯猶如是在「國難」與「國益」之間反覆躍動。
川普的關稅施壓曾將石破弄得喘不過氣來,出人意表的是,在自民黨參議院選舉重挫後,川普又像「及時雨」般地救了石破一把。
川普關稅加壓,石破頑抗
7月7日,川普在其「真實社群」公布對日關稅稅率25%的信函,挑明美日貿易逆差是由日本關稅、非關稅政策及貿易壁壘所造成的,8月1日起,美國將對日本進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稅;如果日本出於任何原因,決定提高對美產品的關稅,無論日本提高多少,美國將會把該數字加在現行的25%關稅上。看這幾句話即知川普對日本有多狠,而稅率勢必會對無數企業造成重大衝擊。
過去三個月來,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七次赴美交涉,使盡渾身解數,但關稅比4月不降反升1%!石破對此表示「遺憾」,並做出「繼續交涉」的指示。石破不甘示弱,在參議院選舉街頭演講時說,「國家利益之戰,不能被輕視!即便是盟友,也要堂堂正正地維護我們的利益」,對比過去歷任對美國唯唯諾諾的「YES-MAN」首相,石破坦率陳詞令人耳目一新,許多人都沒想到他這麼強硬、有個性。
不過,石破的「硬漢」形象,遮掩不了米價翻倍、通膨加劇、債市不佳、與美談判未果造成經濟、金融的窘迫,乃至自民黨政治獻金入私人口袋的醜聞未能徹底清除,使得石破內閣的民調一路下跌,只剩約兩成。
自公聯盟參議院淪為少數
因此,執政聯盟的自民黨、公明黨在7月20日的參議院半數改選,以及1席補選中大減席位,分別只得到39席、8席:加上未改選的部分,選後參議院自民黨101席、公民黨21席、立憲民主黨38席、國民民主黨22席、日本維新會、19席、參政黨15席、日本共產黨7席、令和新選組6席、日本保守黨2席、社民黨2席、未來團隊1席、無黨籍等其他14席。
自、公聯盟合起來122席,不到參議院半數的125席,淪為少數。另一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右翼小黨異軍突起,侵蝕了自民黨的保守派票源,讓自民黨陷入苦戰,特別是議席增加了13席的參政黨,其創黨人神谷宗幣(去年520曾隨國會議員團來台慶賀賴清德就職)學川普運用煽動性議題,主張「日本人優先」,反對(有色)外國移民,主打反對「外國人受優待」、以免「治安惡化」之類的排外政策,助長了選戰期間的仇外氛圍。今後像參政黨這型的政黨,很可能會成為左右日本政壇的「關鍵少數」,加速日本政治保守化、右傾化和民粹化。
自、公聯盟去年10月眾議院大選、今年夏天東京都議會選舉都輸,這次參議院再輸,三連敗,在參眾兩院淪為「雙少數」,未來施政更困難。儘管石破表示有意「續任首相」,但其領導自然會受到黨內外的嚴峻挑戰。去年總裁選舉時的最強競爭對手高市早苗,選前就說要再出馬、前首相麻生太郎則認為選輸不宜繼續執政,甫被拔擢的小泉進次郎也變臉反對續任,還有一些地方黨部召開會議要求石破下台;在野黨當然更希望石破走人。
問題是,各個在野黨的政策立場分歧,在外交、安保、核電等政策及憲法議題上南轅北轍,根本無法達成共識,所以在野黨要組成聯合政府的機率非常低。日本現在所面臨的美國壓力與國內難題,不論是自民黨或是在野黨,根本無人有足夠的分量和能力罩得住局面,誰上來都恐怕都是短期、過渡性質,當箭靶。
日美談成協議為石破解危
正當一套套逼宮劇本浮出、石破寶座岌岌可危之際,川普7月23日突然宣布,美日完成一筆「史上最大」的貿易協議。日本一般商品的對等關稅降到15%;同時,日本將向美國投資高達5,500億美元(多在製藥、半導體領域),美方可獲得其中90%的利潤,也將創造美國數十萬個工作機會。日本也將對美國開放汽車、卡車、稻米及其他特定農產品進口,並承諾購買數十億美元的美國軍事與工業設備。
日本政府強調,這是赤澤團隊努力談判的結果,能在8月1日截止前達成協議,對維護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石破表示,輸美汽車和零組件稅率降至15%,且不設進口配額限制,為全球首例;關於稻米,日本維持「最低准入」框架,增加美國米的比重,並未損害日本農業利益。赤澤在美補充,貿易協議不涉及國防支出,也不包括鋼、鋁徵收的50%關稅。
原來沒有的關稅現在有了,只是川普基於日本承諾鉅額投資美國「用錢換關稅」,將先前恫嚇的高稅率降了不少,但日本官民普遍給予高度肯定,最直接的反應是,當天日經指數狂飆逾1500點,漲幅達3.5%,創下一年以來的新高。豐田、本田車廠的股價亦上演慶祝行情。因為日美達成貿易協議,減輕了日本經濟的不安前景,也給了央行升息空間。石破在與黨最高顧問麻生太郎、副總裁菅義偉、前首相岸田文雄會面後,順勢否認了先前辭職的傳聞,表示還會繼續擔任首相。早先一邊倒要石破下台的輿論部分翻轉,甚至出現「請勿辭職,首相加油」的聲音,與下台論進行拉鋸。看來石破可暫時喘口氣,但能撐多久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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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中邦
- pages 42
- 標題 日相石破茂的去留如洗三溫暖
當歷史回望21世紀初葉的世界秩序變遷,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置於舞台正中央,作為一個主動瓦解自身霸權結構的主體。川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來,其「美國優先」外交政策撕裂的,不只是跨大西洋聯盟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是更深層地摧毀了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穩定器的信任資本。
在這場看似孤立主義的退卻行動中,中國大陸悄然收穫了一場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勝利—它不需與美國正面對撞,便迎來了國際體系的裂縫。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不再由新興大國發起,而是由霸權國家的自我解構所促成。
川普拒絕有代價的領導權
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赫然屹立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指出,國際秩序的穩定仰賴一個具備意志與能力的霸權國,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與執行。從1945年起,美國主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創設聯合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開始,美國深諳此理論邏輯,藉由資源投射與制度安排重構戰後世界。在這樣的秩序下,即便如中國這樣的後進國家,仍能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體系中逐步壯大。然而,這套系統的代價是高昂的。作為「秩序提供者」,美國必須長期承擔全球軍事駐防、經濟援助與安全保證的成本,並接受來自盟國,甚至對手的制度性搭便車行為。
川普之所以成為秩序的顛覆者,不在於他是否比過往更具攻擊性,而在於他公開拒絕這種「有代價的領導權」。他質疑北約、日本、韓國的安全依賴,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甚至對WTO動手動腳,都是美國不願再為全球提供無償公共財的反射性反應。若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這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復辟,而是霸權衰退的典型症候—霸權國開始感覺其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從而選擇削減國際承擔。
美戰略撤退為中創造機會
這樣的「戰略撤退」為中國大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縫隙。按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中美關係或正處於「修昔底德陷阱」中,即既有霸權與崛起大國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然而,若以川普的秩序破壞為視角來看,這一陷阱正被意外地「繞開」:中國無需像20世紀的德國、日本那樣,與美國正面對抗,它只要穩步擴張其影響力,便可在美國自退後填補權力真空。無論是推動「一帶一路」、主導亞投行、強化金磚機制,抑或在全球南方倡議制度性替代品,中國都展現出「秩序塑造者」的潛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中,誰來承擔秩序更替的成本,是一個長期困擾新興大國的核心問題。過去蘇聯挑戰美國失敗的一大原因,便是它無法提供一套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規則,也無力支撐其全球戰略擴張。中國大陸亦深知秩序塑造的結構代價,因此在許多場合避免與美國直接正面衝撞,選擇潛移默化、分區塊布局。然而,當美國主動退出規則設定場域,這些代價便開始由華盛頓自身吸收,讓北京得以在未付出等價成本的情況下,漸漸推進其全球治理的理念。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崛起可高枕無憂。制度正當性、全球接受度、金融與軍事能量的可及性,仍是中國打造新秩序的瓶頸。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在內政撕裂、極化政治與「後全球化焦慮」下,似乎正逐漸失去過往推動國際主義的戰略自信。拜登雖試圖重建盟友關係,但在川普主義陰影未散的美國政治中,孤立主義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更廣義而言,這場由美國發起的「秩序自肢解」行動,也讓我們重新檢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可持續性。
哈佛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智慧權力」(smart power),主張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來維持全球領導力。若美國放棄這種平衡,轉而訴諸單邊主義與制裁外交,那麼其軟實力將隨制度瓦解而喪失,最終讓全球陷入真正的無政府狀態。
世界進入多邊多層次時代
當今世界不再有單一大國能以一己之力,提供全球治理的所有公共財,而進入了一種多邊、多層次、跨域競合的後霸權時代。在這樣的格局中,歐盟、日本、印度、甚至一些中等強權如印尼、土耳其,也開始尋求在區域或功能性領域中主導議程。而這種權力的分散與權威的稀釋,正是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實質體現。
在結構轉型的時代,地緣政治的比拼,已不僅是國力的較量,更是話語權與制度想像力的競賽。誰能提出更具吸引力、更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全球治理模式,誰就能在碎裂的秩序中重塑中心。而美國若繼續選擇內視、拒絕承擔秩序領導的責任,將非但失去過去的霸權地位,更可能喪失重新建立信任的歷史機會。
從歷史結構的高度看,川普的出現並非意外,而是美國戰略焦慮的症候化身。他並非刻意讓中國更強,而是讓世界更加不需要美國,但秩序轉換恰好可能不在於誰崛起,而在於誰主動退出。
(作者係國會法案主任、新政評論創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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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邱泰達
- pages 40
- 標題 川普讓世界不再需要美國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發動「崛起之獅行動」,率先向伊朗發動攻擊,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伊朗以火箭、飛彈和無人機回擊後,美國也對伊朗進行大轟炸。這一場軍事衝突再度揭開了國際正義虛偽的真面目。
以色列、俄羅斯同因不同果
以色列攻擊伊朗核子設施的理由是,伊朗的核子設施不僅限於和平用途,而是企圖製造核子武器。國際原子能總署曾於2023年3月指出,伊朗福爾多基地的鈾濃縮純度已達83.7%,非常接近製造核武所需90%的濃縮標準。以色列因此認為,必須及時摧毀這項企圖,以免伊朗建造出核子武器,對以色列構成毀滅性的生存威脅。發動軍事攻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權,屬於正義之舉,也因如此,美國不僅未譴責以色列,甚至協助以色列,於6月22日凌晨直接對伊朗採取進一步攻擊。
反觀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則全然不是如此。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發動軍事攻擊的理由是,烏克蘭政府欺壓殘害烏東地區俄裔人口,同時試圖加入北約,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由此看來,俄羅斯發動軍事攻擊,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及烏東俄裔人口的生活權,理應站在正義的一方。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將俄羅斯的行動定義為侵略,不但嚴加譴責,還祭出經濟制裁。俄羅斯與以色列同樣主動對鄰國發動軍事攻擊,西方世界的反應截然不同,其中的差異在於西方國家主觀的認定。
以攻擊伊的正當性不足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世界各國應該一律平等,既然美國等先進國家擁有核子武器,甚至印度與巴基斯坦也擁有核武,伊朗沒有理由不能發展核子武器。以色列憑藉自己單方面的研判,斷定伊朗一旦製成核子武器,將用來攻擊以色列造成大滅絕,因此率先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此舉是否具有正當性不無疑問。
根據刑法原則,必須有確鑿罪證才能處罰,而刑法採取無罪推定原則,基本精神在於「善意始終是推定的」,除非法院經過審判並證明被告有罪確定,否則應推定被告無罪。這意味著原告有舉證責任,而不是被告需要證明自己無罪。 由此看來,在以色列不能證實伊朗已製造核子武器之前,無權對伊朗實施懲罰。以色列此舉有未審先判、未判先罰之嫌。
事實上,伊朗在20世代曾簽署過《核不擴散條約》,已經在這國際規範的框架中。如果美、俄等核武大國認為,其他國家發展核武是威脅和平,那麼手握上千枚核彈頭的國家更該率先裁軍,以身作則。
強權介入助長區域動亂
以色列與伊朗的宿怨來自於國際強權的安排。以色列境內的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徒心目中的聖地。在歷史上,曾經由古埃及帝國、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東羅馬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區交由英國託管。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於1947年11月29日通過181號決議,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託管地成立一個猶太國家。於是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獨立建國。國際強權漠視伊斯蘭人民的立場,將耶路撒冷完全劃歸於以色列,埋下了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衝突的種子。以至於以色列建國至今,至少與鄰近國家發生5次重大的武裝衝突。
1978年埃及與以色列和談後,美國完全將中東及亞西納入勢力範圍。然而伊朗在1979年出現了與美國敵對的何梅尼政府,從此美國就與以色列及沙烏地阿拉伯聯手對抗伊朗。2023年3月10日,在中國大陸的斡旋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邦交,不但加強中國在中東與亞西地區的影響力,也使得美國與以色列頓失對抗伊朗的助力。俄烏戰爭爆發後,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這也是美國決心制裁伊朗的因素之一。
國際強權決定正義
俄羅斯總統普丁與習近平6月19日通話,雙方一致譴責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行動,認為該行動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規範。雙方也都認為,以色列及西方對伊朗核計畫的疑慮,不應該透過軍事手段解決,而應尋求外交途徑取得共識。以色列的奇襲造成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總參謀長、多位將領及多名核能科學家死亡,但美國並沒有譴責以色列,也沒有對以色列祭出制裁。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從加薩走廊向以色列發射3千餘枚火箭彈,引發以色列強烈的報復行動,不但對加薩走廊進行大規模轟炸,全面封鎖加薩,也對加薩走廊發動大規模的地面攻勢,大量平民遭到殺害,另有約230萬巴勒斯坦人及20多萬以色列人流離失所。2024年11月21日,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前國防部長加蘭特、哈瑪斯高級將領穆罕默德戴夫簽發逮捕令,指控雙方犯下戰爭罪。但納坦雅胡依然故我,不僅發動奇襲伊朗,甚至有意刺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推動德黑蘭的政權更迭。
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與價值觀,評斷國際之間的是非對錯,美國與以色列更仰仗強大的軍事實力,直接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這就是世人看到的國際正義。在此國際現實下,執政者必須審時度勢,自謀生路。這是千古不變的鐵律。
(作者係退休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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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徐勉生
- pages 38
- 標題 從俄烏、以伊衝突看國際正義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7/8月一期,刊載了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前國防部助理部長、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提出者奈伊(Joseph S. Nye, Jr.)合寫的文章:《漫長的美國世紀的終結:川普與美國權力的根源》(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奈伊已於5月6日逝世,此文是他最後的遺著。
文章指出,川普既試圖將美國強加於世界,又試圖疏遠美國與世界。他在第二任期伊始就炫耀美國的硬實力,威脅丹麥放棄格陵蘭島的控制權,並暗示將收回巴拿馬運河。他在移民問題上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布對世界各國徵收對等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
川普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的交易夥伴施壓,表明他認為當代相互依存模式增強了美國的實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市場的購買力,以及美國軍事實力的確定性,這些優勢賦予華盛頓對其夥伴施加高壓手段的條件。
川普外交政策將削弱美國
即使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強大的原因,他卻適得其反地運用這種優勢削弱了美國實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實力是基於那些能夠增強美國實力的相互依存模式,包括源自貿易關係的硬實力和有吸引力的軟實力。作者認為,川普現行外交政策的延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對自二戰以來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帶來益處的國際秩序的瓦解。川普為了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力量,誤入歧途,最終可能會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著名的出版商盧斯(Henry Luce)稱之為「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戛然而止。
川普政府忽視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別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賄賂或吸引力來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占上風。
作者認為,川普似乎過分熱衷於脅迫和美國硬實力的運用,但他似乎並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進行脅迫,會削弱美國盟友的信任;威脅巴拿馬,會重新喚起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了吸引力,從而忽略了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源泉。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失敗的策略。
軟實力即使在短期內也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具有吸引力,它就無需過多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這個國家良善且值得信賴,他們就更容易被說服,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作法。面對霸凌,他們或許會順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交易夥伴不可靠,就有可能拖延,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彼此的長期相互依存。
2024年5月,蓋洛普在其調查的133個國家中,發現美國在81個國家中占據優勢,中國在52個國家中占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如果美國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並在國外恃強凌弱,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將在未來4年,因美國政府的過度行為而不復存在。
川普等西方民粹主義者崛起,他們將全球化描繪成一種惡魔般的力量。實際上,全球化僅僅指洲際範圍內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實力,而川普對全球化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貿易帶來了德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國民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衝擊,有時是外國政府蓄意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體提高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增強了美國的實力,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以及其對全球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
移民對美國利多於弊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以大規模的跨國界人口流動為特徵,這是另一種主要的相互依存模式。移民豐富了文化,並為接收移民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將擁有技能的人才帶到能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因此緩解人口壓力,也會受益於移民的匯款。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
川普指責移民造成了顛覆性變革。儘管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顯然對經濟有利,但批評者很容易將其定性為短期有害,並可能在某些群體中激起強烈的反對。移民常常被指責是各種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罪魁禍首,移民問題已幾乎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政治議題。它使得川普在2016年當選,並在2024年讓他重返白宮。
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信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旅行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作者認為,這對美國的實力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因為美國過去幾十年因移民的活力和生產力而增強。
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沒有任何一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人類相互依存的必要性。然而,川普政府卻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取消了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持。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實力的關鍵泉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對加速發現和創新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前,科學活動和網路擴張幾乎未引起負面的政治反應。任何衡量全球化對人類福祉的利弊清單都將其納入積極的一面。正因如此,川普新任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政府削減了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包括那些投資回報率高,在推動現代世界創新步伐,將提升美國威望和實力的領域。
儘管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通過取消資助、限制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全球最優秀學生的難度來扼殺它們。這種作法很難令人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的文化戰爭炮火。這無異於一次巨大的自殘。
全球的相互依存不可逆轉
該篇文章最後指出,全球的相互依存不可逆轉。只要人類不斷流動,不斷發明新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這種相互依存就將持續下去。畢竟全球化已長達幾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及更遠的時代。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大航海時代,隨後歐洲的殖民擴張塑造了如今的國家邊界。19-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改變了農業經濟,蒸汽機和電報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服務型經濟。數十億人的口袋裡都揣著一台電腦,其中存儲的信息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
世界大戰暫時逆轉了經濟全球化,擾亂了移民流動,但只要沒有全球戰爭,只要技術繼續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就將繼續下去,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存在,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境傳播。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能帶來惡性影響: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表明這場危機不分國界。
為了重塑全球化,造福共同利益,各國必須協調一致。為了使這種協調有效,各國領導人必須構建和維護聯繫、規範和制度的網路。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得在中心節點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上最強大的國家,從而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不幸的是,川普目光短淺,癡迷於與貿易不對稱,而與制裁相關的強制性硬實力,這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代價,卻忽略了美國才是真正的司機,因此他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
總之,作者認為,川普似乎沒有理解美國的力量來自相互依存,他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押注於自身的軟弱,最終將加速終結漫長的「美國世紀」。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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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花俊雄
- pages 35
- 標題 川普將成為「美國世紀」的終結者
今(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在加薩屠城尚未結束,突然偷襲伊朗,不僅轟炸軍事與核子設施,而且暗殺重要的軍事與政治領袖及核物理學家。西方媒體照樣不譴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入侵主權國家伊朗,更把猶太國的情報機構說得神乎其技,伊朗不堪一擊,大敗虧輸。其實,此戰以色列踢到鐵板,最後看到苗頭不對,拖美國捲入,轟炸伊朗,摧毀其主要核子設施後,主動停戰,草草結束了為時12天的戰爭。
以伊交惡背景
伊朗於1979年爆發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政權,與美國交惡,視以色列為美國在中東的鷹犬。幾代的伊朗神權領導人認為:以色列強占了伊斯蘭人的土地,猶太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者的國家。伊朗負有伊斯蘭教義的責任,破邪顯正,抗拒美以。而以色列指伊朗要滅猶太國為藉口,非除之而不快。兩國雖然相距千里,相視分外眼紅。
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與加薩的哈瑪斯(Hamas),反猶自不在話下,還給予金錢、軍事及政治上所有的援助。伊朗不僅可借由代理人來對付以色列,而且可以鞏固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再加上伊朗有製造核彈的能力,以色列感到如鯁在喉、芒刺在背。以色列雖早已有不對外公布的核彈,但一副我可以有,不允許你有的模樣,所以鼓動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川普居然乖乖照做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仍心有未甘,處心積慮,一直想要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以防其製造核彈。當他遇到川普即感到機會來了。
川普親猶太深入骨髓,不僅視以軍清洗加薩如無睹,而且繼續提供軍經援助,更隨納坦雅胡起舞,想要將200多萬劫後餘生的加薩居民全數攆走,把加薩建成另一座蔚藍海岸。川普還懲罰在美國抗議以色列暴行的美國大學與大學生,甚至要制裁審判納坦雅胡的國際法庭。以色列既有川普撐腰,若不出手,更待何時?
以色列鳩占鵲巢
以色列自1948年5月建國以來不斷擴張,意圖併吞整個巴勒斯坦,建立大以色列國。稱霸中東的野心昭然若揭。以巴戰爭不斷,以色列無往不勝,1948年與1956年的兩次戰爭,以軍輕易獲勝;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僅用了6天就大獲全勝,占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以及敘利亞的戈蘭高地。1973年10月6日,埃及乘猶太假期出其不意突擊以色列,以色列仍然猛烈反擊,遂予季辛吉展其穿梭外交的長才,成功調停以埃,埃及以收回西奈半島,交換承認以色列並與之建交。以、埃各為私利顧不得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了。
以色列繼續欺壓巴勒斯坦人,侵占約旦河西岸土地,建立猶太屯墾區,又把加薩圍困猶如露天監獄,雖然聯合國主張兩國論,但以色列絕不允許巴人建國,而美國一意偏袒、置若罔聞。巴人無助只能打不對稱的恐怖襲擊。哈瑪斯於 2023年10月7日以敢死隊突擊以色列,打死千餘人,俘虜200餘人作為人質。西方世界譴責恐怖攻擊,其實在恐攻前,以色列先在邊境殺害巴人,並封鎖邊境7日,哈瑪斯才被迫動手,而以軍則以反恐為名開始報復,大開殺戒,種族滅絕的情景經由電視展示在世人眼前,不忍卒睹!
以色列更視伊朗為哈瑪斯的後台老闆,不時由特務出手,刺殺伊朗政要與科學家。伊朗前總統萊西(Ebrahim Raisi)2024年5月19日因直升機失事身死,繼任人對以色列的挑釁反應軟弱,更令以色列有恃無恐。
以色列踢到鐵板
以色列對付穆斯林國家不擇手段,更有靠山川普在旁,悍然偷襲千里之外的大國伊朗,號稱先發制人。西方媒體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十惡不赦,嚴加譴責與制裁不留餘地,但對以色列入侵伊朗完全是兩樣情,好像是除暴安良、弔民伐罪,雙標滿滿,在報導上更盡量渲染伊朗被打的慘狀。其實,當伊朗憤而飽和反擊,導彈突破鐵穹,炸到以色列南北及中部基地,包括政經重鎮特拉維夫的空軍基地在內。以軍8200網路間諜部隊的總部也遭到攻擊,以方拒絕並禁止實況報道,但如今媒體發達,欲蓋彌彰。官方強調只有28人死亡,好像是皮肉之傷。事實上,至少有超過3千人受傷,估計有300棟房屋倒塌,13000人無家可歸。以南貝爾謝巴城(Beersheba)的索羅卡大學醫療中心(Soroka hospital)、市內的一個托兒所、以及魏茲曼科學研究學院(the Weizmann Institute)的生命科學大樓,海法港的巴贊石油天然氣廠(the Bazan oil refinery in Haifa)、海水淡化廠、以西的貝內貝拉克(Bnei Brak)市的殘疾兒童康復中心,拉馬甘(Ramat Gan)的鑽石交易中心,以及總理別墅,均被擊中損毀。
以國死傷人數較少是因有很多避難所之故。但經濟的損失難以估計,除每天1億美元的軍費外,重建廢墟的費用更是不菲。以色列先發制人,反而吃了大虧,損人害己!
以色列作家克瑞特(Etgar Keret)告訴記者說:損失慘重!他於停戰之夜,才能在特拉維夫家裡睡好覺,他的許多好友失去了家園,特拉維夫已面目全非,他家鄉拉馬甘的街道幾乎全毀。以色列雖屢經戰火,但從來沒有受到如此重創。伊朗的飛彈何以如此厲害,能夠命中目標,達到摧毀以色列的效果?美國控制的GPS何以沒有發生作用?都拜中國北斗衛星之賜也。
終於草草收場
以色列沒料到伊朗導彈如此厲害,狹小的國土經不起密集攻擊,如果繼續打下去,很可能會圓了伊朗滅以色列的心願。以色列突襲成功是短暫的,因伊朗雖受重創,但未被擊潰,更未投降,反而凝聚了伊朗的人心,擴大悼念死難將領與科學家,引發同仇敵愾,滅以之心益堅。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統治地位屹立不搖,想要改變伊朗政權的企圖,也徒托空言,核武計畫並未胎死腹中,卻很可能春風吹又生。
納坦雅胡以無重磅炸彈摧毀伊朗核子設施為由,強拉美國參戰。川普終於在開戰後第9日,命7架B2 重轟炸機群以重磅鑽地彈,夜襲福爾多(Fordow)、納坦茲(Natanz)與伊斯法罕(Isfahan)三處核子設施。川普未經驗證效果就說已徹底銷毀,然後主動停火,立馬抽身,以免捲入泥潭。實際上,60% 的濃縮鈾去向不明,何況不能排除核設施可能分散到別處。戰況對以色列並不有利,繼續下去,以色列的飛行員很可能會被打落俘虜,猶太人的傷亡也會增加,而伊朗反而會加強國家的團結,經過以色列的羞辱後會出現更強硬的領袖,覺得製造核彈更有必要。德黑蘭的巴勒斯坦廣場立有2040年毀滅以色列的倒數時鐘,以軍入侵時將之擊毀,但重建何難?
兩敗俱傷一場空
納坦雅胡宣稱此戰為「歷史性的勝利」,說伊朗的核子計畫「已付諸東流」(down the drain),殊非由衷之言,嘴硬而已。伊朗已漸恢復,其國土大於以色列75倍,伊朗人口8600萬對以色列的950萬,伊朗不乏可以重建核設施的據點,從濃縮鈾到發展核武器,新的科學家也會冒出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預測,伊朗可於幾個月內重啟濃縮鈾。
以色列不惜工本,長途遠征,想要摧毀伊朗核彈於搖籃之中,但反而更堅強了伊朗的擁核決心,成功云乎哉?川普也自稱成功,全是扯淡!最令人不齒的莫過於:納坦雅胡於停戰後訪美,與川普言歡時大事諂媚。這位在加薩犯了人類罪的以色列總理,竟敢提名助紂為虐的川普競選諾貝爾和平獎,和平何辜!諾貝爾何辜?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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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汪榮祖
- pages 32
- 標題 以伊12日之戰與川普
館長(陳之漢)赴大陸訪問開直播,引發台灣社會諸多爭議。他回台後又大肆批判賴清德及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使爭議持續延燒。
館長自稱「以民間交流為目的」,在大陸訪問時多次發表「兩岸同屬一中」、「我也是中國人」等言論,返台後更稱其遭側翼打壓與輿論獵巫,引發兩極化的爭辯。支持者認為這展現了民間網紅直言的風格,肯定其持兩岸和平立場;反對者則批評其已陷入中共統戰與認知作戰圈套,受其銳實力影響,甚至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而不自知。
館長現象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兩岸關係、統獨選擇、國家認同、公共論壇媒體與輿論操作等議題的複雜性與分歧性。許多台灣民眾希望兩岸維持現狀、避免戰爭,此種集體社會的心理反應,不應被解讀為迎合大陸統戰;而更多是對兩岸日增敵意的集體憂慮,以及一種反戰情緒宣洩。
館長自認為務實派,其政治立場的轉變或許可扭轉激進台獨對台灣的傷害。民進黨主政下從蔡英文到賴清德,台灣的政治環境急速惡化,越來越極化,不僅損及政黨政治、族群和諧及國家認同;也導致中間溫和派的聲音及力量逐漸被邊緣化,失去支持和平發展穩定的中間緩衝地帶。
館長是否受中共銳實力影響
反對館長訪陸者以為:(一)質疑為認知作戰工具:許多台派與深綠陣營批評館長被中共利用,成為統戰樣板,甚至是「在台協力者」。此觀點在網路流傳尤其強烈,批評館長「一下說台獨,一下又說是中國人」,顯示其政治立場搖擺不定,失去誠信。(二)批判背離原有價值主張:館長曾強烈批評中共與支持台灣主體性,如今卻政治立場轉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台獨,這導致部分粉絲感到對台獨的背叛與幻滅,可能更加強化這些粉絲的反中態度。
關於館長是否落入中共認知作戰或被統戰的爭論,若他僅只是個人行為表達反戰立場,應不算被「招募」或「協力」或受誘。若館長有配合大陸特定安排、宣傳性質過強,如配合官媒製作內容、配合特定統戰語言,即可能被界定為受到認知作戰「利用」及被統戰的風險。即使館長的原始動機未必是親中或支持兩岸統一,但卻易被標籤化成「親中」,甚至賣台的象徵。館長則認為自己具有雙重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是中國人」。
台灣社會約有四成民眾具有複雜的國族認同,既認同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文化上承認中華文化,政治上認同中華民國國民。然館長言行反覆、政治立場變化太快,缺乏一貫性與深度思考,讓外界質疑他是否出於個人政治及商業的利益,而非基於價值信念。從其返台的言論判斷,他具備雙重認同:認同中華民國、反對台獨、反對戰爭;支持大陸和平崛起、兩岸和平發展。
儘管館長並非核心政治人物,但他與政黨領袖及政治人物保持潛在的合作夥伴關係,這導致民進黨批判館長訪陸成為中共認知作戰及統戰的樣板。當館長公開支持大陸和平崛起、批判民進黨政府的言論時,立即激起反彈的聲浪,尤其在年輕世代與本土派中,館長更被批評為「投共」、「為敵宣傳」、「淪為統戰樣板」。
館長現象具有多重意涵
館長訪陸引發熱烈討論具多重意涵及影響。首先,加深了台灣社會對兩岸政策的爭辯及衝突。台灣社會討論熱烈但分散,尤其網路各方觀點相當對立,這顯示公眾對名人政治立場的審視提高,且各政黨間及其支持選民立場迥異,館長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台獨,以及倡議用大陸而非中國稱呼對岸。這固然有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此恐深化藍白及綠營、反中及和中、交流促進者與限縮者之間的對立與衝突。
其次,促進台灣社會對大陸統戰的認知更新。民進黨政府可能從加強教育及強化對境外敵對勢力的警戒,防止代理人、同路人及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安全,積極進行法制規範及制度建構。
再者,對未來兩岸互動模式的影響。民進黨政府對兩岸民間交流可能採取更嚴格的審視,尤其是高知名度人士如網紅、藝人、企業家、社會知名人物的兩岸互動。大陸當局也可能基於館長的經驗教訓,調整其對台策略,更加具隱蔽性、精準性及針對性。
最後,館長現象體現中共銳實力的影響收效。「軟實力」側重文化吸引力,「銳實力」則更強調通過信息操控、輿論引導等方式,塑造政治氛圍與社會認知。大陸在館長事件展現的統戰手法,可能被認為是運用銳實力的案例。
館長事件具有雙面刃效應
作為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網路紅人,館長的言行與立場的轉變將對其粉絲產生示範效應。部分年輕人可能受到館長的影響,對兩岸交流持更開放的態度,反對台獨、認同中國人及反對民進黨;但也有部分年輕人可能因反感館長的立場轉變,從而更堅定「反中」立場,甚至認為館長受到中共統戰、銳實力的影響。
台灣自詡是一個民主社會,館長應有表達政治立場的自由,即使是親中言論,也不應簡單被標籤化為叛國、親中賣台。台灣社會需要建構一套具辨識力的媒體素養、公民教育與戰略思維。館長敘事固屬個人言論自由表達,既是一種政治表態著重其個人政治及經濟利益;但同時也是一場大陸結合統戰策略、認知作戰與銳實力運用的社會實驗場域。就此而論,「民間自由交流」正常化有其必要,只要不存在兩岸國安風險,任何人都不應被標籤化「中共在台協力者」。綜言之,網紅人物應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政府不應在開放社會中尋找敵人,反而失去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形象。
(作者係佛光大學副教授兼學生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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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柳金財
- pages 30
- 標題 館長是兩岸交流促進者或中共協力者
賴清德以團結國家為由,發表系列演講。已發表的四講不僅無法團結國人,反而造成社會分化,原因在於認為不同意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者,就是不愛台灣、不要民主。換言之,賴清德若真要團結台灣,就應該接受民主的多元聲音,處理好穩定台海的兩岸關係,不要讓普羅大眾陷於兵凶戰危的風險中,這才是真的愛台灣。
賴團結演講不利於團結
正如大罷免由民間團體主導的講法,賴清德說他是應民間團體之邀,展開「團結國家十講」系列演說。由於這個宣布是在中央選舉委員會確定大罷免投票日期的隔天出現,難免被質疑是對罷免國民黨立法委員的造勢,也是對在野黨主席不願參加國安簡報的回馬槍。
賴的第一講「國家」,表示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不容質疑、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講「團結」,主張中華民國派反共、台灣派護台,反共護台團結力量大;第三講「憲政體制」,認為台灣經過七次修憲,已形成台灣為主體的民主共識;第四講「國防」後,原訂還有外交、兩岸、民主、和平、繁榮、均衡台灣等議題要講,卻藉颱風過境停頓了。
專業是公共衛生、醫學的賴清德,對於政治、歷史相對不熟,加上意識形態的糾葛,系列講話內容屢屢出錯,所以在野陣營戲稱,賴若繼續講下去,恐怕是幫「反罷免」添柴加火,而執政陣營反而希望他少講少錯。
賴清德認為,台灣面對大陸日益嚴重的威脅,需要讓國家的主人有知的權利,瞭解當前嚴峻的局勢及政府的立場與因應作為,凝聚民眾共識、團結國家。但他在第二講脫口而出,民意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罷免,一錘又一錘,打掉「雜質」,台灣派和中華民國派要團結反共,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併吞。這種說法儼然將不同於民進黨的大陸政策意見者視為賣台的雜質,應該要透過一錘又一錘的選舉罷免打掉;這不正是表明民進黨選輸了,就推動大罷免,破壞民主精神嗎?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願賭服輸,尊重多元民意,尋求最大共識,而非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是雜質,就想要去之而後快。
應正確理解兩岸關係
民主貴在制度的建立,民主是保護自由的一系列原則與行為方式;正確的民主制度就是要能容納多元聲音,透過彼此的充分溝通協商,達成相對良好與能夠接受的共識,當前台灣處理兩岸關係時更應如此。因為兩岸關係是台灣發展要素的重中之重,能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的憲政體制、國防、外交、兩岸、民主、和平、繁榮、均衡才能有所本。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無一不與兩岸關係連結,硬想「脫中入北」,既不現實、也不應該、更無可能。
兩岸是什麼關係?台灣的定位是什麼?法理上(de jure),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乃至於《舊金山和約》後的《中日和約》,已確認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事實上(de facto),中國從1945年10月25日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1949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統治大陸38年,這些都證明「兩岸同屬一中」。
「兩岸同屬一中」既是法律,也是事實,兩岸現在的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內部矛盾,絕非國與國的外部矛盾。中華民國憲法的第四條、增修條文前文與第十一條,將「兩岸同屬一中」的兩岸關係、台灣定位寫得清清楚楚,賴清德的第一講「國家」就應該以此為基礎。
若從歷史、地理、民族、治理等觀點來說,大量考古發現,台灣與大陸原本連在一起,移民從大陸東山路橋到達台灣,南島文化也起源於大陸。史書文獻顯示,中國歷朝政府最早開發建設台灣,宋元之後逐步管轄台灣。明朝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後,台灣還是清朝治理下的現代化省份。日本經由不平等條約取得台灣,但二次世界大戰後將台灣歸還中國,台灣在1945年回歸祖國的懷抱,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處理好兩岸關係才能保台
台灣的發展、國際環境,離不開兩岸關係,美國川普政府縱使發起關稅大戰,拉高中美貿易爭端,但還是不希望台海關係起波瀾;即使想用台灣作為與大陸叫板的籌碼,但仍不輕易出手,所以川普還未全力使用台灣牌刺激大陸,畢竟美國知道早已崛起的大陸比俄羅斯難對付。美國對其他國家頤指氣使指定高關稅,對大陸則前倨後恭,賴清德當局若想要團結國人,就需要好好應對兩岸關係,絕不是硬碰硬的「抗中保台」,才能真正保台。
進而言之,台灣可以善用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同文同種同血緣的共同基礎,處理好兩岸關係,為台灣同胞謀福祉。何況,兩岸憲法都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與事實,兩岸曾經在「九二共識」下建立起制度性協商。
民進黨可以指稱「九二共識」係國民黨人所取的名稱,但不能否認民族、民權、民生,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正是民主制度的目標;也不應否認「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一中」與「統一」是穩定兩岸關係的關鍵,台灣在這兩個重點下才能進一步發展與壯大。總而言之,擺脫唯名論的迷思,走向唯實論的正道,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才能真正團結。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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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黃清賢
- pages 28
- 標題 處理好兩岸關係才是團結正道
台灣網路盛行一種說法,認為在7月26日對24位藍委舉行罷免投票前,美國一直不公布對台關稅稅率,是「幫民進黨解套」。反駁者指出,當局早就得知美國對台灣的關稅稅率為25%,與日、韓相同。之所以刻意隱瞞,是擔心大罷免受到衝擊。
本文認為,美國對大罷免警言慎行、避免表態,這種精於算計一向是美國看準機會再投機的本色。此外,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高,美台關稅談判,台灣的定位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不必大驚小怪。何況,台灣民主政權出現大崩盤,美國一手培養的「民主優等生」,突然間轉變為「劣等生」,這種失控不僅將損害台灣的民主形象,也將成為美國的負擔。
民進黨發動罷免戰以來,其製造暴力、上演衝突鬧劇等「政治獵巫」現象,說明民進黨的目的就是要繼續搞選舉。而選舉政治離不開外部干涉的支持。因此,本文提出,關注大罷免,更需要警惕美國可能強化對台灣的「民主輸出」,以推動民進黨採取更激進的策略。若如此,有利於美國掌控兩岸形勢。如民進黨進一步製造台灣身分混亂,製造台灣國家認同,威脅打公民投票牌等。其危險性遠高於大罷免。
「民主輸出」與美對台戰略
罷免機制是西方政治中的一種民主工具,被民進黨濫用為政治武器。同理,民主輸出也是美國的民主工具。台灣的政治動盪,民眾的抗議,事實台獨掌權下,兩岸關係的起伏都與美國對台的民主輸出相關。「民主輸出」是美對台戰略的重要部分。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CRS)的《2021報告》,近年來,美國對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從戰略布局出發,進行了「長期而有力的支持」。如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的《強化台灣韌性法案》(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 TERA),不僅聲稱要為台灣制定具體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加快台灣武器採購速度、制定訓練計畫、提升台灣防衛、加強美台合作,還要求美國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等聯邦機構,就所謂「大陸侵犯台灣」,制定「完整制裁策略」。
在地緣戰略上,美國借維護民主,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反對外來干涉,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合理合法權利,歪曲為「侵犯」(參議院通過的法案名稱,是《保護台灣與國家韌性法案》)。該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從2023-2027年,按此法發展美台關係。其中,法案提到台灣438次、中國266次、俄羅斯237次、烏克蘭159次。對照法案,美國對台灣干涉立場的強化清晰可見。
美國「民主輸出」的虛偽性
從2016年民進黨二次執政以來,美國對台政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通過對美國國家制度的使用,如國家網站、美國操控的國際組織等,對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分裂勢力,進行各種「實質性的扶持」。這種打著民主輸出旗號,以挑釁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為目標的對台政策特徵,間接地對民進黨的國家認同進行扶持,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充分證明了美國民主輸出的虛偽性。
如川普第一任期時,總統國安事務助理波頓(John Robert Bolton),利用其政治身分,公開宣稱美國應承認「台灣的獨立國家地位」。如拜登政府時期,國會通過涉台法案、政要的講話、眾議院議長出訪台灣、智庫的公開報告與輿論等,多方對民進黨當局的分裂行動進行扶持。更典型的是,美國國防部網站曾刊文,稱「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官網也曾將台灣列為「國家」,以及在地圖上用顏色區隔「標明台灣為國家」等,後來又拿下。如此反覆出現多次。
川普入主白宮後,在對台灣民主輸出方面引起關注的是,「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公告稱,出生在台灣的申請人可在提交美國N-400申請表上,「將台灣列為出生國別」,美國發放的公民證書上,出生國將顯示Taiwan(台灣),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Taiwan, PRC),或中國台灣(Taiwan, China),或中華民國台灣(Taiwan, Republic of China)或中華民國台灣(Taiwan, ROC)的字樣。公告還特別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是出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申請人,所使用的國家名稱」。這是以國家行政制度的執行為幌子,對民進黨當局「事實台獨」的政治正確化,提供行政法層次的支持,但行文上卻又咬文嚼字,企圖遮掩其踐踏「一中紅線」。
USCIS這項注明是在2017年增設的,但最後更新時間是2025年1月15日。川普正式就職是在1月20日,看起來與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似乎無直接關聯,但民進黨當局對此大加宣傳,用來蒙蔽台灣民眾,用來「親美反中」。
結語
與大罷免並行的「事實台獨」的「政治正確化」,是否能得到美國進一步的加持,有待觀察。從被賴清德自己中斷的《團結十講》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在前四講中,賴清德口口聲聲強調:「台灣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都是對國家認同的表達方式」、「台灣認同跟中華民國認同有交集」,並強調「不僅美國,歐盟七國也承認台灣人民主體」 。
以上顯示,賴清德已不再對其「事實獨立」閃爍其詞,同時也顯示,民進黨想藉大罷免整肅在野黨, 一方面是要維持其執政穩定,另一方面是要確保台灣「事實獨立」,而這兩方面都極需要美國的「民主輸出」。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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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周忠菲
- pages 26
- 標題 美國的「民主輸出」與民進黨的「國家認同」
賴清德上任至今已14個月,其表現完全未落實他在競選時提出的「十大主題政見」,也和他在今年5.20執政滿周年談話,強調「民主台灣、韌性精神、訴求團結」三元素背道而馳。
政府不開放人民無法作主
賴競選政見中首先提及「民主自由、維持現狀」,又稱要「人民作主 開放政府」。不料,民進黨今年初就搞出大罷免,令全世界民主國家為之側目,不過,也正好讓台灣民眾認清民進黨是一個輸不起的政黨。賴清德日前邀請藍白兩黨主席參加「國安簡報」,但議程中缺了兩黨主席的發言及問答時間,非邀請函裡所謂的「坦率真誠交換意見,共商國事」,所以朱立倫及黃國昌均拒絕出席。
民進黨一天到晚喊「抗中保台」,唯恐中共不被激怒而動武,而事實上,台灣軍力遠不及中共,花大錢向美國採購的武器又都老舊;三軍招生不易,願意服義務役的又寥寥無幾;現役軍人只要一到退役時機就申請退伍。種種現象導致台灣兵力薄弱。
賴清德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面對現實擬藉美國強大的聲威,達到獨立建國的目的,所以充當美國的馬前卒,若民進黨政府真走到這一步,台灣人民豈不都將成了戰爭難民?賴清德強調「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但他只獲得40%的選民支持,怎麼能代表台灣全體民意「抗中」呢?
經濟政策錯誤且缺乏靭性
賴競選政見提出「四大支柱 追求和平」,具體作法包括「與全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目前卻只有11國與台有正式外交關係;他又稱要「強化經濟勒性」,結果14個月來只見百業蕭條,民生物資價格節節上昇;廢核政策迫使外資怯於在台投資;政府卻支助綠友友,使之獨享建設綠電之超高報酬所得;支持其他各類行業的專案補助,例如高端疫苗及超思雞蛋案,自蔡英文執政時代拖到賴清德執政一年後的今天,其中的弊端想必早已不了了之?
其實,台灣民間的經濟根本就明顯缺乏靭性,老百姓只有感受到自己的經濟承受力,已快到令人窒息的階段。在野黨阻止民進黨政府每年補助台電1千億元,經濟部郭智輝部長便回應說,如此電價勢必調漲,變成全民為台電虧損買單,而台電的虧損其實是因民進黨政府錯誤的非核家園政策所導致,所以按理民進黨應該對台電虧損負全責。
目前各國均聚焦在川普的關稅議題上,民進黨政府為巴結美國,早於2020年間就要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動工設場;美國向台強行推銷萊豬牛及其內臟,民進黨執政後也不得不順從,還得向美國採購波音飛機,向美採購天然氣及頁岩油,並且打算逐步將國防預算增至GDP的5%。若川普這次對台關稅訂在日、韓的25%以上,民進黨的顏面會盡失,甚至直接影響到7月26日的罷免結果。這種種現象顯示,賴政府的經濟政策缺乏靭性。
「均衡台灣 在地希望」本意是要重視糧食及食品安全、農民福祉,可惜綠營人士利用發展綠電,享魚肉人民之樂;綠電又殘害生態環境、破壞農漁業用地。最近丹娜絲輕度颱風過境,一來就將政府補助1.35億元予「旭東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屏東佳冬、枋寮沿海所搭建的「離岸光電系統浮台」,吹得不堪一擊;立法院是否應該清查一下政府濫發補助款的關係鏈?
目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頻傳,破記錄的高溫、在盛暑猛下冰雹、暴雨成災使美國德州中部因突發洪災奪走100多人的生命、失蹤173人;成都及台灣南部均因強降雨而產生洪水,除損及人民財產,又造成土壤侵蝕及流失。至於乾旱、野火、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情況的劣變,都與氣候變遷有關,所以聯合國要求各國需減少碳排,主要的因應之道就是發展核電,以取代火力發電,而綠電只適合在地域寬廣的地方發展。台灣並不適合開發光電,但如今農耕地及養魚場都因太陽光電板的遮蓋,而危及農漁業的正常發展。
社會不公義 台灣不溫暖
賴競選政見提出「公義社會 溫暖台灣」,本應照顧弱勢民眾的生計,例如內政部應負責包租代管、租金補貼、以及裝設電梯或升降機,結果內政部卻要地方政府自明年起參與分攤補助經費,即中央明年的租金補貼為300億元,台北市就需負擔40%,其他縣市則分攤10-15%的經費,等於行政院支付各地方政府的分配稅款後,地方政府必須從中繳回部分經費予內政部。
最近賴清德將這種套路應用到「敬軍」上,即軍人搭乘飛機可享商務艙禮遇,前往餐館用膳可享折扣優惠,而這些優待所滋生的價差,要企業及商家自行吸收。這不就等於賴只要出一張嘴,大小商行就必須照辦,其他國家可有這種便宜行事的作法?
缺乏民主素養製造分裂
民進黨立意不正的大罷免,起初還惺惺作態,推託是民間團體發起,6月中旬後賴清德及林右昌認為大罷免已到了收割期,公開要求全黨配合推動大罷免,就連三立、民視等電視台及《自由時報》也來幫嘴,以獲得政府數十億元的補助,難怪「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舉辦的國際媒體信任度評鑒,此三家媒體連續多年都被評為台灣最不被信任的媒體。
賴清德為推動「大罷免大成功」,推出「團結十講」,結果一開腔就錯誤百出,又指在台96%的「其餘人口」中,有不少是「鑄鋼時必須去除的雜質」,引起社會強烈反彈。
7月26日,罷免投票結果是25:0,24名國民黨立委及高虹安一個都沒被罷掉,民進黨慘敗,現在已有不少人說「賴清德才是應該被去除的雜質」。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吳文希
- pages 24
- 標題 賴清德施政與其政見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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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人類經驗的基石,塑造個人信念與集體認同,進而影響政治抉擇。歷史事件的親身體驗或代代相傳的故事,勾勒出不同世代對政治的理解。2025年6月,網紅「館長」陳之漢赴上海,期許扮演「和平大使」,直戳民進黨「抗中保台」的虛假敘事,揭露其對大陸的刻意污衊,更凸顯世代記憶差異如何形塑政治認知。本文探討全球各國的歷史記憶如何影響當代政治,並分析世代差異如何重塑政治格局。
記憶與政治認同的交融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調查,50.5%的美國人低於40歲,顯示他們對冷戰(1947-1991)的記憶多來自教科書,而非親身經歷。冷戰確立了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但年輕世代對此認知淡薄,對國際干預政策持懷疑態度,他們更關注國內議題,如經濟不平等或氣候變遷,而非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
這種記憶斷層影響政治選擇。2020年美國大選中,年輕選民支持強調社會正義的候選人,而非延續冷戰思維的外交政策。缺乏歷史事件的直接記憶,使年輕世代的政治優先序列與老一輩不同。
個人記憶也塑造政治立場。年長的美國人可能記得伊朗人質危機(1979-1981),這場事件讓他們對外交政策更謹慎。卡特總統在1981年的卸任告別演說中強調,美國需捍衛人權,並面對核武與環境挑戰。年輕世代則因缺乏這些經歷,質疑軍事干預,並且支持和平外交。
全球記憶的多元影響
聯合國的數據顯示,43.3%的德國人低於40歲,未經歷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時刻。年長的德國人記得東西德統一的喜悅與挑戰,對歐洲一體化充滿熱情。年輕世代對統一的記憶較間接,比較關注國內經濟與移民問題,對歐盟的態度更務實,甚至對全球化持懷疑態度。這影響德國政壇的歐洲政策,顯示世代記憶差異如何重塑政治。
聯合國數據指出,45.9%的俄羅斯人、42.4%的烏克蘭人低於40歲,未經歷蘇聯時期。普丁以「歷史權利」主張對烏克蘭領土擴張,年長的俄羅斯人因蘇聯記憶較支持民族主義,年輕人則質疑此敘事。烏克蘭年輕世代因獨立後的成長環境,對俄羅斯的主張更具抗拒,強化民族認同。這種記憶差異加劇兩國的緊張關係,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聯合國估計,69.4%的南非人低於40歲,未親歷曼德拉1990年獲釋的時刻。對年長的南非人而言,非洲國民大會(ANC)是解放的象徵,曼德拉的自由標誌種族隔離的結束。年輕世代僅能從歷史書或長輩口中了解那段過去,對ANC的執政表現更挑剔。南非年輕人較關注腐敗與經濟問題,削弱對ANC的忠誠度,推動了新興政黨的崛起。
台灣人對民主的記憶
據台灣內政部2024年的人口統計,約47%的人口低於40歲,未親歷1970-1980年代的威權統治與1987年解嚴的歷史轉型。年長世代記得戒嚴時期的政治壓迫與民主運動的艱辛,如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對民主得來不易有深刻體會,他們傾向支持捍衛民主價值的政黨,並對兩岸關係持謹慎態度。
介於年長與年輕世代之間的館長陳之漢(1979年出生),成長於解嚴前後,對威權統治記憶模糊,但更熟悉民主化後的自由環境。他赴上海,以直播戳破民進黨對民眾灌輸大陸的刻板印象,首日直播吸引了27萬人同時上線,顯示年輕世代對大陸很好奇,可能會掀起更多兩岸的互動與認知轉變。
年輕世代成長於民主化後的台灣,對威權統治的記憶多來自課本或長輩敘述。他們更關注社會公平、經濟發展與台灣主體意識,對於大陸的歷史主張與政治壓力多持懷疑態度。
這種世代記憶的差異影響著台灣的政治格局。年輕選民在2020年與2024年選舉中,傾向支持強調台灣認同的政黨,推動政策向本土化與國際化傾斜。年長世代則因歷史記憶,更重視兩岸的和平穩定。
數位媒體改變記憶傳播方式。年輕世代透過社群媒體接觸歷史,但這些平台常簡化或片面地呈現過去。陸委會自2024年6月起調升大陸及港澳旅遊警示為「橙色」燈號,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旅行,限制了台灣人民對大陸經濟發展的了解,導致記憶斷裂,強化政治宣傳的影響。兩岸唯有放下意識形態,促進多元交流,讓年輕世代相互了解,才能打破刻板印象,開啟對話。
當前全球挑戰深受記憶影響。卡特提及的環境危機成為年輕世代關注的焦點,以至於推動了全球氣候協定。冷戰記憶則影響美俄的關係,限制了他們的合作空間。理解記憶差異有助於化解政治分歧。台灣年輕人與長輩分享民主化的記憶,可促進對兩岸政策的共識。跨世代對話促進對歷史與當前的理解,是解決全球挑戰的關鍵。
結語
世代之間的記憶差異創造多元政治視角,也帶來挑戰。從美國的冷戰遺緒到台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的重新審視,歷史烙印在當代政治中無處不在。館長陳之漢的上海行,吸引數十萬人同時觀看直播,啟發了年輕世代對大陸的好奇,預示更多台灣人會親身探索兩岸的真實面貌,促進交流與理解,緩解政治對立。在數位時代,記憶的傳播更複雜,影響未來抉擇。我們需認識記憶的力量,以包容的視角理解政治分歧,共同塑造具共識的未來。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蔡鎤銘
- pages 22
- 標題 館長的記憶烈焰:歷史如何點燃政治激情
已故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出版《高思在雲》至今屆滿10年,該書中對「民主變形」與「國家能力衰退」的深刻警示,如今逐步浮現為政治現實,令人不寒而慄。民主原應是集體理性與制度治理的展現,在台灣卻演變為民粹操弄、政黨內耗與治理癱瘓的代名詞。
「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這個問題,在2025年、政壇惡鬥不止、社會信任斷裂的今天,不再只是理論探問,而是社會警鐘。從立法院的衝突暴力,到媒體與財團間的共生結構,從執政黨為一己之私的角力,到治理品質的持續下滑,民主的本質與價值正遭遇深層侵蝕。人民的失望早已不只是對某一政黨或政治人物,而是對整體制度的失能與信念破產。在此時刻重讀《高思在雲》,不僅是回顧一位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批判省思,更是對台灣民主未來的重新審判。
民主形式化、治理空洞化
朱雲漢在《高思在雲》第四篇〈為台灣民主把脈〉指出,台灣的民主並非是有機成長的結果,而是高度外來制度的「強行移植」。從90年代初期快速推進的選舉制度、多黨制、言論自由到政黨輪替制度化,形式上雖接軌西方民主制度,但其政治文化、社會結構與治理能力卻無法同步提升,導致「民主形式化」、「治理空洞化」的嚴重落差。
朱雲漢所提出的「後民主時代」與「民主變形」概念,是對當代民主實踐失靈的深層批判。他認為當民主淪為政客競逐權力的舞台,民粹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工具,民主制度雖仍存在,但其內涵與功能卻已偏離初衷,甚至反向運作,導致社會撕裂與治理癱瘓。在此狀態下,選舉不再是政策選擇的過程,而是「族群動員」與「仇恨宣洩」的競技場;政黨不再追求治理理念,而是沉溺於奪權與利益分配。
第四篇特別強調台灣的民主轉型之路並不順遂,反而呈現出漫長且崎嶇的「解體與重組」歷程。他指出在政黨輪替背後,其實隱藏著制度不穩定與權責模糊的問題,加上政務人才斷層、媒體變質、社會對政治的不信任日益加劇,民主理應帶來的制度創新與社會進步反而未能實現。他將這種現象稱為「民主耗損」,意即民主制度在形式上持續存在,但實質功能逐步退化,最終導致治理能力與公民參與雙雙萎縮。
朱雲漢將台灣當前的狀況歸因於「制度複製與本土現實的落差」。例如,台灣引入西方式三權分立與自由市場機制,卻忽略本地政治文化中仍根深蒂固的家族政治、派系分贓與權責不對稱現象,形成「有制度無治理」的畸形現象。當政治菁英難以內化制度價值,民主便成了空殼,甚至成為掩蓋政治墮落的表面工程。因此,他指出:民主若缺乏文化的支撐、社會的參與和治理能力的建構,其最終將淪為形式正義的幻象,這也正是今日困局的根源所在。
2025年席捲全台的「大罷免」,執政黨掌握各種政治動員和大量資源,操作群眾情緒、製造敵我對立,讓原本的民主保障淪為執政黨報復在野黨的民粹實驗室。選民已不再討論公共政策或立場合理性,而是簡化為「你挺哪邊」,這正是民主異化—制度工具化。
政黨惡鬥愈演愈烈
政黨惡鬥是台灣政局的長期病灶,近年來愈演愈烈。朝野政黨都陷於一種「否定對方即為正義」的邏輯,導致政策審議與法案難以推動。治理目標與民生需求逐漸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取而代之的是話術競賽與情緒動員。這種僵局不僅造成人民對政治冷感,也削弱整體治理的持續性與專業性。
媒體作為民主的第四權,原應扮演監督政府、啟發公共理性的角色,但在台灣卻淪為資本與政黨利益的延伸工具。無論是報系、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其背後多為特定財團或派系所掌控,新聞議題的選擇與論述方向往往服務於政治目的或商業利益。媒體內容膚淺化、標題聳動、立場極化,使得社會輿論被操控,最終導致理性討論的空間萎縮。資訊流通雖比過往自由,人民卻困於認知泡泡與情緒回音室。
人才斷層問題日益嚴重
長期政黨惡鬥導致政策短視,政務官任期縮短,專業官僚制度缺乏養成,致使重要政策規劃與行政執行效率不彰。優秀人才不願進入政治體系,造成技術官僚與政策專才流失;基層公務員缺乏激勵與支持,導致執行端效率不彰。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與產業變遷,台灣的政策回應能力與危機處理速度明顯滯後,反映出治理能力正逐步下滑。
《高思在雲》強調,台灣的民主是「制度複製」,而非「文化內化」的產物。在快速引入選舉、多黨制、言論自由等制度後,台灣社會未能同步建立成熟的民主價值觀與政治行為規範,導致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之間出現巨大斷裂。政黨運作的邏輯進一步加劇這一惡性循環,朝野政黨均把政治視為「奪權的遊戲」而非「治理的使命」。政策討論日益被選舉策略、民調操作與媒體形象所取代,政黨更傾向關注短期的政治得失,而非長期的整體發展與社會整合。在此背景下,民主制度本應促進共識與改革,卻因缺乏誠信、專業與責任倫理,而淪為治理失能的溫床。因此,台灣的民主危機並不只是制度設計上的瑕疵,更深層的問題是:當制度沒有被內化為穩定的文化,當政黨與公民間失去互信與對話,民主就無法生成治理成果,人民開始對虛假民主深刻反感。
面對當前台灣民主的結構性危機,首要的改革認知是:民主不等於選舉。選舉僅是民主的手段之一,真正成熟的民主須建立在制度回應、公民信任與治理能力上。台灣必須擺脫「政治全有全無」的政黨邏輯,轉向政策專業化與治理去政黨化。可考慮推動跨黨派治理委員會、政務技術官僚培訓機制與官民協作平台,將治理重心從鬥爭轉向解決問題。避免民主破產的關鍵在於恢復制度效能與社會信任,而非更頻繁的選舉或更激進的動員。當民主回歸務實治理與理性參與,台灣才有可能走出當前的政治僵局與民心裂解。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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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謝雅卉
- pages 20
- 標題 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
立法院在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資格時,有立委觸及遭「兩國論」搶灘攻進的兩岸關係法制,但被提名人往往能輕易地閃躲掉這些問題。民進黨執政後,行政機關就常在適用法律時偷渡「兩國論」,近年來更用「行政解釋」把「兩國論」強行攻進一個中國法理原則的法規體系中,正是因有大法官作為「鞏固政權的護法」。
亂套政治問題不審查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詢問大法官兼副院長被提名人蘇素娥,憲法中的兩岸關係是「兩國」或「兩區」的關係?蘇素娥亂套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發展出來的「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不審查原則,回答關於憲法中的領土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28號解釋,認為因屬「重大的政治問題」,而不應由釋憲機關解釋。然而,憲法增修條文和《兩岸關係條例》皆有明文規定,國家統一前的現狀分成「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
事實上,憲法的法理如何界定兩岸關係,與國土疆域的範圍並無關係。釋字第328號解釋認為,憲法所定中華民國「依其固有之疆域」,並無明確可資判斷的依據,且當時尚有代表人民主權及修憲機關的「國民大會」,故領土範圍屬重大的政治問題,理應由政治性機關決定,大法官才在該案做出「不予解釋」的解釋。
蘇素娥或許未必清楚,美國最高法院發展出的「政治問題不審查」理論與原則,係大法官對於審理中的訴訟案件,若案情涉及「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通常會基於「三權分立原則」和「無審查判斷的標準」為由,不受理該部分案情的審判。簡言之,大法官若認為,該案情涉及的判斷標準非憲法明定,憲法也規定應交由立法和行政兩個「政治性部門」決定,司法部門就不應代為做出判斷與決定。
例如,美國1946年涉及選區劃分,造成選舉不公平的Colegrove v. Green案,最高法院的判決即指出,此案的爭點具有「特定的政治本質」,且憲法對此問題已規定應交由國會來處理,故不宜由法院做出決定。主筆判決書的大法官F. Frankfurter還特別指出,「法院最好不要進入此一政治的叢林中」,由此可理解,「政治問題」不審查的意義係指案件的本質,應由國會立法權和總統覆議權的政治運作來決定。
大陸來台定居者缺乏保障
陸委會要求來台定居超過20年者,「補繳」實為新繳「喪失原籍證明之公證書」,在限期內未補繳就會被剝奪身分。大法官被提名人詹鎮榮在立法院應詢時表示,這些人的人權當然受到侵犯,但又說「還是要看個案中的公益和私益情況」,顯示其對大陸來台定居者的人權保障,「法感」不足。
然而,陸委會稱此案是因2004年《兩岸關係條例》增訂第9條之1,但該條增訂的理由,卻是2001年修法,刪除了「台灣地區人民前往大陸地區繼續居住逾四年之人民」亦為「大陸地區人民」,致使台灣地區人民「產生雙重戶籍情事」。詹鎮榮顯然並未了解,所謂的「補繳」,是先把適用於台灣地區人民的規定,硬用在來台定居者,繼而再「移花接木」到應適用於正在申請來台定居的規定。
《兩岸關係條例》在2004年始規定「提出喪失原籍證明」,此前只須繳附「大陸地區證照及銷毀同意書」,且係因如《兩岸關係條例》修法說明中所言,依據大陸的法規和手續,來台定居出境前,須先辦理註銷戶籍。事實上,須繳附「公證書」,也是《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於2009年才有的新規定。陸委會的濫權要求,無非是要「忠誠查核」。
行政解釋實質修法修憲
行政院在2023年以「行政院秘書長函」規定,因「中國大陸地區人民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要求各機關停止適用及修改涉及「中國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的函釋。這種刻意簡化的說法,就是「兩國論」的搶灘行為。事實上,制定《兩岸關係條例》的立法說明中寫明了「大陸地區人民與台灣地區人民,同為中華民國人民」。
今年4月,陸委會為廢止台籍青年張立齊的台灣戶籍,又以「令釋」將《兩岸關係條例》第9條之1第1項「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擴及包括「持有定居證」。而且,令釋無視張立齊雖領有定居證,但未於六個月內辦理戶口登記,定居證依規定即自動失效的事實。這兩項「行政解釋」既逾越了憲法和立法的原意,還增加了法律所無的限制,已為實質上的修法與修憲,應屬違憲違法。然而,行政機關之所以敢肆無忌憚,以行政解釋實質修憲和修法,正因為有大法官作為民進黨政權的護法。
7月25日,立法院會進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投票,在藍白及部分綠委投下不同意票的情況下,7位被提名人全遭否決。這是否能暫時阻擋兩岸關係法制「兩國論化」的趨向,還有待觀察。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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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桂宏誠
- pages 18
- 標題 不應靠大法官為政權護法
外交部長林佳龍7月中旬率領企業家訪問中南美邦交國巴拉圭,總統貝尼亞親自會面接待。在歡迎會上,貝尼亞不經意透露,賴清德將於8月初造訪巴拉圭。媒體為此幾乎炸了鍋,因為此前並無任何出訪訊息,友邦元首率先揭露並不常見。更不常見的是,這場之後被總統府公開承認的過境之旅,在7月28日晚間取消了。
貝尼亞的發言見報後,總統府立即對外澄清:「總統府沒有相關說明,若有確定安排將會對外公布」;外交部也隨後召開記者會表示:「目前並無元首出訪的相關資訊」。然而,根據媒體求證與外電報導,賴清德早就確定將在8月4日出訪中南美三個友邦國家,途中會過境美國停留紐約與達拉斯。故而,林佳龍7月中的中南美「榮邦之旅」,根本就是扮演賴清德出訪的「踩線團」,外交部不敢承認,反而顯得有些欲蓋彌彰。
國際形勢不利賴出訪
總統出訪是大事,過往在啟程前一個月必然就已敲鑼打鼓,無非希望藉著出訪,提升總統拚外交的形象。歷史紀錄顯示,歷次總統出訪確實也都對聲望有拉升的效果,但距外電揭示的出發日期僅剩二周,何以總統府卻依然諱莫如深,反而是受訪國家元首搶先揭露?合理揣測,執政當局應該是理解,目前並非賴出訪的恰當時機,故而儘量放低姿態,以避免曝光後各方勢力迫使賴改變行程。
就國際情勢而言,任何人都看得出賴清德現在出訪確實有諸多不宜。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盟邦,但美國目前正努力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賴挑選此時過境,勢必引發北京強烈的抗議,可能使美中改善關係的努力付諸東流。而美國若為討好北京而對賴的過境冷處理,則又可能讓日、韓等盟邦對美國失去信心,影響美國在亞太的布局,甚至造成第一島鏈的破口。賴清德堅持過境必讓美國左右為難,不無可能暗示賴主動取消。正因這些混沌不清的訊息,使得賴在出發前一周都還舉棋不定。
從外電報導研判,美中關係在過去一周出現明顯改善的跡象。川普在4月2日宣布對中國產品課以145%的超高關稅後,中國大陸立即進行報復,對美國產品課以125%的關稅,雙方關係曾降到冰點。但幾經談判後,美國在4月中放軟將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降到30%,中國也隨即回報調整美國關稅為10%。如此大幅度的降稅,連歐盟、加拿大都感到吃味。
接著,中國開放部分稀土輸美,美國也將H20晶片輸陸解禁,展現了雙方關係解凍的跡象。過去半年來,川普更口頭上多次稱呼習近平為「老朋友」,習也籌劃邀請川普出席9月3日的「抗戰80周年紀念」閱兵活動,人民日報特別稱許中美「歌唱和平,共同書寫中美友好的新故事」。如此熱絡的互動,賴堅持8月初過境美國,豈非自找沒趣?
而且,「美國在台協會」(AIT) 理事主席自今年1月便懸缺迄今,賴若過境,恐怕連個稱頭的代表接待也沒有。過往總統過境美國時,美方最低的接待規格便是由理事主席代表美國政府登機歡迎,但現在主席出缺,美方要找到具有份量的人物出面接待,既讓中共不跳腳,又可滿足台灣的自尊心,顯然不容易。
尤其令人擔心的,賴可能為了換取美國「舒適、安全、便利、與尊嚴」的接待,而對正在進行中的台美關稅談判做出讓步,傷害台灣利益。
島內政治氛圍不利賴出訪
除了國際情勢不利賴出訪,台灣政情也明顯不適合賴此時出遠門。
首先,美國對台關稅預期將在7月底公布,多數預測稅率可能落在與日韓看齊的25%。在此一稅率下,台灣農工產業勢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衝擊,屆時各行各業哀鴻遍野已可預見。身為執政最高領袖,賴此時應坐鎮首都,致力安定人心共度危機,而非在許多人徬徨不知所措時,選擇出外進行非必要的「榮邦之旅」。尤其,此次出訪已安排大批工商界人士隨行,名為強化與中南美洲國家的經貿交流,實則是為了搬錢去美國擴大投資。
其次,在民進黨主導726大罷免全盤皆輸後,藍白氣勢目前達於頂峰。民進黨用盡力量竟然連一席也罷不掉,無非是因民眾不信任民進黨的治理能力與一面倒的親美政策。此時,賴堅持過境美國,必將引發各界重新審視民進黨的內外政策,對聲勢低迷的民進黨顯然相當不利。在此風雲詭譎的情勢下,賴急流勇退取消出訪,雖然顏面盡失,但至少有降低爭論的效果。
賴想一意孤行最終受阻
儘管賴清德已取消出訪,原因眾說紛紜。但回顧賴當初提出的出訪理由,據聞是為了出席8月14日在達拉斯揭幕的「2025台灣形象展」。這樣一個地區性的展覽,卻可以讓賴大張旗鼓地籌備出訪,不能不佩服賴的個人意志居然超越了台灣的尊嚴。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雖然客觀情勢不佳,賴清德出訪卻幾乎能醞釀成功,顯然與賴個人的「態度堅決」有關。然而,賴這種特殊個性,使得理性分析者在民進黨高層幾乎沒有空間。荒腔走板的大罷免就是在此情況下發生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出訪,又何嘗不是?
(作者係中美文經協會理事、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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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楊泰順
- pages 16
- 標題 史上最糟的過境之旅破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