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回望21世紀初葉的世界秩序變遷，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置於舞台正中央，作為一個主動瓦解自身霸權結構的主體。川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來，其「美國優先」外交政策撕裂的，不只是跨大西洋聯盟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是更深層地摧毀了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穩定器的信任資本。

在這場看似孤立主義的退卻行動中，中國大陸悄然收穫了一場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勝利—它不需與美國正面對撞，便迎來了國際體系的裂縫。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不再由新興大國發起，而是由霸權國家的自我解構所促成。

川普拒絕有代價的領導權

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赫然屹立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指出，國際秩序的穩定仰賴一個具備意志與能力的霸權國，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與執行。從1945年起，美國主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創設聯合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開始，美國深諳此理論邏輯，藉由資源投射與制度安排重構戰後世界。在這樣的秩序下，即便如中國這樣的後進國家，仍能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體系中逐步壯大。然而，這套系統的代價是高昂的。作為「秩序提供者」，美國必須長期承擔全球軍事駐防、經濟援助與安全保證的成本，並接受來自盟國，甚至對手的制度性搭便車行為。

川普之所以成為秩序的顛覆者，不在於他是否比過往更具攻擊性，而在於他公開拒絕這種「有代價的領導權」。他質疑北約、日本、韓國的安全依賴，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甚至對WTO動手動腳，都是美國不願再為全球提供無償公共財的反射性反應。若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這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復辟，而是霸權衰退的典型症候—霸權國開始感覺其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從而選擇削減國際承擔。

美戰略撤退為中創造機會

這樣的「戰略撤退」為中國大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縫隙。按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中美關係或正處於「修昔底德陷阱」中，即既有霸權與崛起大國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然而，若以川普的秩序破壞為視角來看，這一陷阱正被意外地「繞開」：中國無需像20世紀的德國、日本那樣，與美國正面對抗，它只要穩步擴張其影響力，便可在美國自退後填補權力真空。無論是推動「一帶一路」、主導亞投行、強化金磚機制，抑或在全球南方倡議制度性替代品，中國都展現出「秩序塑造者」的潛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中，誰來承擔秩序更替的成本，是一個長期困擾新興大國的核心問題。過去蘇聯挑戰美國失敗的一大原因，便是它無法提供一套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規則，也無力支撐其全球戰略擴張。中國大陸亦深知秩序塑造的結構代價，因此在許多場合避免與美國直接正面衝撞，選擇潛移默化、分區塊布局。然而，當美國主動退出規則設定場域，這些代價便開始由華盛頓自身吸收，讓北京得以在未付出等價成本的情況下，漸漸推進其全球治理的理念。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崛起可高枕無憂。制度正當性、全球接受度、金融與軍事能量的可及性，仍是中國打造新秩序的瓶頸。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在內政撕裂、極化政治與「後全球化焦慮」下，似乎正逐漸失去過往推動國際主義的戰略自信。拜登雖試圖重建盟友關係，但在川普主義陰影未散的美國政治中，孤立主義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更廣義而言，這場由美國發起的「秩序自肢解」行動，也讓我們重新檢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可持續性。

哈佛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智慧權力」（smart power），主張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來維持全球領導力。若美國放棄這種平衡，轉而訴諸單邊主義與制裁外交，那麼其軟實力將隨制度瓦解而喪失，最終讓全球陷入真正的無政府狀態。

世界進入多邊多層次時代

當今世界不再有單一大國能以一己之力，提供全球治理的所有公共財，而進入了一種多邊、多層次、跨域競合的後霸權時代。在這樣的格局中，歐盟、日本、印度、甚至一些中等強權如印尼、土耳其，也開始尋求在區域或功能性領域中主導議程。而這種權力的分散與權威的稀釋，正是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實質體現。

在結構轉型的時代，地緣政治的比拼，已不僅是國力的較量，更是話語權與制度想像力的競賽。誰能提出更具吸引力、更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全球治理模式，誰就能在碎裂的秩序中重塑中心。而美國若繼續選擇內視、拒絕承擔秩序領導的責任，將非但失去過去的霸權地位，更可能喪失重新建立信任的歷史機會。

從歷史結構的高度看，川普的出現並非意外，而是美國戰略焦慮的症候化身。他並非刻意讓中國更強，而是讓世界更加不需要美國，但秩序轉換恰好可能不在於誰崛起，而在於誰主動退出。

（作者係國會法案主任、新政評論創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