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舊金山灣區,世人皆知。東方也有個灣區,就是中國珠江口。從香港起,經深圳、東莞、廣州、中山、澳門,至珠海橫琴島,無疑是一個生機勃發、錢潮湧動的灣區。不同於美國舊金山,中國灣區有東岸、西岸兩個區塊,東岸之發達已為世人稱羨,西岸亦有長足進步,但較之東岸差距不小。拙文據此提出「灣區西岸」概念,並就其崛起的相關問題略述陋見。
首先應明確,所謂灣區西岸,大體上以虎門大橋為北端,包括廣州市南沙區、中山市翠亨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珠海市橫琴新區,地理上共處西江入海八門之內,歷史上曾同為香山一縣(今日南沙北部舊屬番禺,南部則多為十數年來填海新造之地),文化上均以嶺南為主,兼有客、閩二系,近代以來開風氣之先,接世界之軌,一路相伴而行,以上諸多共性相連相通,確為一相對單獨與完整的區域。
灣區西岸有良好基礎
從發展角度看灣區西岸,該區域有許多優勢。
一有良好基礎。位於西岸的廣州、中山、珠海三市部分地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天然的區位優勢及自然資源,現有的經濟規模、社會發展及人文精神,為該區跨越式發展,提供了豐沛的資源和條件。
二有戰略空間。不同於東岸幾無土地可用,西岸仍有大片可供規劃、發展的土地,為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城市移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
三有後發優勢。有差距者亦為有潛力也,可後來居上。僅以南沙、翠亨、橫琴三個開發區而言,其占地之廣,投資之大,實力之強,在中國大陸各地皆屬罕見,足以支撐西岸20年的強勁發展。國家「一路一帶」戰略的實施,2016年底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和即將興建的深中通道,更為西岸騰飛安裝上了翅膀。
要以新思路發展灣區西岸
灣區西岸的發展處於歷史關頭,其規劃從一開始就應有新理念、新思路。
首先,要用「全面深化改革」六個字統領思想和行動。勿庸諱言,西岸發展也面臨一些瓶頸,如: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依賴粗放型增長的路徑相當嚴重;轉方式、調結構任務十分艱巨,內需乏力問題愈見突出,以及面臨城市升級、產業轉型的雙重壓力和經濟下行的現實難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只能靠全面深化改革找出路,探新路。正因如此,就不應該照葫蘆畫瓢,而應該創新地、大膽地先行先試。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嘴上唸的是佛經,心裡想的卻是酒肆。
其次,要良性互動,整體聯動。西岸各市雖然有行政區劃上的分際,甚至有「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但經濟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不應因市界、關口,而人為地分割。廣州作為省城,中山作為強市,珠海作為經濟特區,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各有優勢,合則共贏,彼此之間皆應樹立互利共榮的理念,打破一切阻礙發展的藩籬,以深度合作、融合,求得整體聯動,攜手跨越。
再次,應該走資訊化、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發展的新路子,萬不可再走30多年來各地常見的工業區、開發區之類的老路子。尤其不宜承接高耗能、高污染的產能和傳統產業,不以房地產為心理依靠、以GDP為追求目標。值得思考的一個方向是深化改革,科技創新,激發民間活力,扶持星河燦爛的中小企業,壯大民營經濟,催生龍頭企業,帶動新興的產業集群。
澳門可發揮重要作用
在灣區西岸崛起的進程中,澳門以其獨特地位,且正尋求多元發展,可以發揮以下重要作用。
一是補強。從經濟實力來看,澳門人均所得位居世界第四,其民間資本充裕姑且不論,政府每年可動用資金高達2,000億美元。不僅對於澳門參與橫琴新區建設保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對於翠亨新區和南沙開發皆可視情況擇項投入,實現強強聯手,發揮1+1>2的效益。
二是聚合。澳門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在行政、立法上,人員、物資、資金、技術流動上,與灣區西岸諸市鮮有矛盾,更無衝突,因其超然,更多的是合作互利。有些事,有些項目,甚至有些開發構想,由於體制機制、政策法規、行政區劃管理等原因,某市如一時不易起步,不妨借與澳門合作以構成支點,進而吸引周邊,各發其力,共襄盛舉,求得做大、做強。
三是牽引。澳門有500年中西交流的歷史文化,有中國與葡萄牙語系國家聯繫的紐帶,有與香港、台灣及東盟各國的交往管道和合作基礎,在灣區西岸崛起的過程中,當可先行一步,利用既有的條件,實現無縫對接,帶動西岸諸市的產業、企業,如生技、觀光、會展、文創、海洋等,一同步入快速通道。
海峽兩岸是命運共同體。30多年來,數以十萬計台商在珠三角創業,對他們而言,灣區西岸是一個新概念,但對位於西岸的諸個城市並不陌生。在新一輪改革大潮裡,南沙、橫琴兩區新近掛牌自貿區展開新前景,翠亨新區作為兩岸交流基地注入新元素,八門啟航,五桂勢湧,顯示灣區西岸崛起正式鳴槍。可以預見,這裡將再度成為台商投資的熱土,尤其是台灣中小企業、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創新、創業、創人生的理想之地。
隨著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台灣與灣區西岸之間的交流將會大步開展,經濟將深度合作,民眾往來將走向深度融合,人文精神交匯和社會和諧建設亦必寫下新的篇章。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辦事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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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賀之軍
- pages 16
- 標題 東方的「灣區西岸」正在崛起
國民黨九合一慘敗,傷得不輕,弄得不好,有可能淪為虛胖大塊頭的小黨。自古迄今,無論專制或民主,一個王朝或政黨最後的憑藉都在群眾的支持,眾在權在,眾去權落。是故,國民黨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找回群眾。
國民黨敗選主因不外乎兩個方面。「捧權貴、親財團、遠小民」的路線,令人懷疑國民黨政治人物的清廉度。同時,對關係到台灣生計最密切的兩岸關係,國民黨採取「不統不獨不武」,這種充滿投機性質、兩面討好的作法,最後只能依靠現實的財團與派系,而放棄了國民黨寶貴的歷史資產。連祖宗都能背棄,還有什麼蠢事做不出來?
常言道:「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但它有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痛定思痛」。而人者,心之器也,要痛定思痛,必須從人心開始下大功夫,誰的人心呢?當然是國民黨自身的心,這又不得不以黨內掌權高官與政治人物的心為首要治標的對象。從改革高層之心出發,國民黨應要有層次地先做幾件事:
一是慎選價值理念、建立論述。處今日之大勢,對台灣最重要的價值理念有幾項:在兩岸中為台灣獲取「真正的」實質利益、民主、公正、均富、反腐、政府優良治理的責任。每項價值理念都可以展開很多實質的內涵。無論價值理念如何吸引人,如果無法身體力行地持續實踐,必會被感覺受騙上當的民眾加倍奉還地報復。
二是人世間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在教育普及的時代,能力不足者稍加訓練即可迅速提升其能力,惟德行非一朝一夕可快速養成的,而德行的號召力勁道強韌,哪怕具有虛假性,都很能迷惑群眾,1990年代初期的新黨、2000年興票案前的宋楚瑜、2000年的陳水扁、2008年的馬英九、2014的柯文哲即是顯例。
國民黨要「選」、「用」、「育」好且對的人,並對其施以訓練,強化素質,所憑藉的訓練素材就是黨的論述與實踐。遇事要有人才可選可用,平時就要培養人才,這也會提高黨的整體競爭力。在選舉中,人選好且對,既省錢又省力,勝率又高。反之,則否。振衰起敝,年輕的力量不可少,但也不該排除年長才德兼備者。
三是要攘外以帶動安內,而不是以安內驅動攘外。要以是非競爭求「真團結」,而不是泯滅是非求「假人和」。能攘外者易令內部服氣,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反之,未有戰功卻一味地安內,常常會為求表面人和或團結的假象,失去調動人心的是非公義,力道必然不足,且會留下後遺症。有是非的黨內競爭,可以帶動新陳代謝的良性循環,無是非則良性競爭之路阻滯,必然會逐步產生無人敢碰的沉疴積弊,也總有爆發的一天,一旦爆發,便無救藥。2000年與2014年皆是如此。
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各方競爭求取掌權執政機會的制度,國民黨內公開競爭是必要的一步,而且務必以此方式「斬絕因黨內落敗便勾結外人的作法」。斬斷這種勾結外黨人士在黨內興風作浪之路,才會真正地團結。只要這種人還在黨內位居要職,國民黨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
四是拋棄黨產,與歷史的不公不義徹底切割,令對手永不再有攻擊的話柄。同時,盡快與民進黨通過合理的《政黨法》,此法應照顧到小黨的生存空間與利益,博取多數的認同與支持。國民黨以後應靠國家的預算與私人捐輸的收入做為黨的運作基金,改變黨的體質、競爭方式與競爭力。還應以中小企業與私人為主要募捐對象,並清楚向捐款企業或個人表達,希望是因認同黨的理念與作為,寄望國民黨能有益於國家社會而捐款,而非有所圖謀與交換而捐,卸除黨的負擔,是黨未來廉能執政的良好起步點。
五是要直接與群眾對話,而不是透過派系與樁腳,才能正確理解民心,反映民意,「從群眾中來」才能起到作用與發揮有利效果。「到群眾中去」必須是去傳播黨的價值理念與具體政策,做好根據事實基本面的論述,才能真正發揮教育群眾的效果。做群眾工作的人不可心存僥倖、投機行險,要有駐地扎根,與群眾生活在一起的精神。黨中央對這種人不能放任自生自滅,應給予定期的補給,否則沒有人有勇氣做下去。黨中央亦應常有人到地方與群眾交流,才能接上地氣,擬定出的政策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
朱立倫被稱為「十年來最弱勢的黨主席」,他則以「我可以最弱,但國民黨要最強」作為回應。可以確定的一點,沒有夠格的領導人,國民黨永遠不可能最強,靠嘴皮子是翻轉不了局勢的。永遠要記得「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作者係政大國發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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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朱駿
- pages 14
- 標題 國民黨的前途怎麼走?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陸續批評前市長郝龍斌任內推動的大巨蛋、三創園區(秋葉原)、文創館等BOT案都不對,引起郝龍斌、鴻海及遠雄的反彈。

BOT指的是在政府財政不濟或欠缺專業經營能力時,由政府出租土地,委由民間企業投資興建(build)、營運(operate)一段時期,再轉移(transfer)給政府。
近年來房價高漲,政府於2010年起全面禁止國有土地出售,因此,要推動市政建設,就不得不採用BOT方案進行。若非這些BOT開發案,今天台北市市民大道沿線,從松山到建國南路都還是一片破舊凌亂。設想不採用BOT,台北市龐大的建設就要由市政府編列驚人的預算來興建;市政府也必然會背負「賤賣土地給財團炒作」的罵名。
精華地段的公有地若要開發,不是標售,就得採BOT。信義計畫區內的凱悅飯店、101大樓、南山廣場,以及尚在計畫中的仁愛路空軍總部都採BOT。
BOT案的幾個特質
BOT的本質就是投資風險與經營成敗都屬同一業主,故無需擔心是誰承包工程,或承包商是否有偷工減料,或成本浪費、官員有貪污之虞,也不必擔心工程進度會否延宕。因為這些因素造成的損失,都要由特許廠商概括承受。但是台灣錯在只學到BOT精髓的一半,政府的決策與民間的批判都是一知半解。
柯市長批評大巨蛋,工程拖延的罰款太少是「割地賠款」,卻不瞭解遠雄投入數十億元在大巨蛋工程中,對工程進度的焦急更甚於市政府。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護樹行動延阻了工程施工,責任並不在特許廠商。
BOT除了支付地租外,還要付權利金,投資硬體設備。如三創園區,權利金10億,興建廠館投資40億元,每年再付租金1.4億元,並要維持日後營運。大巨蛋投資更高達280億元。
BOT營運期間有限制,如大巨蛋契約50年,台灣高鐵35年。BOT在營運期間,財團要自負盈虧,合約期滿後資產即轉給政府。因此,特許廠商要確保在營運期間能回收投資成本。大巨蛋若只做運動用,營收是無法維持日常開支的(大巨蛋據稱一年維護費高達6億元),更遑論回收資產投資,因此必須將部分空間作為商業用途。三創館也不能只經營停車場。又如台灣高鐵場站開發利益尚未實現,至今不僅嚴重虧損,甚至有破產之虞;即使營運最好的101,投資資金也尚未完全回收。因此談「財團暴利」,尚言之過早。
高鐵與高捷是失敗案例
台灣成功的BOT案不少,屏東的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就是由海景世界公司BOT 25年,經營非常成功。其次是101大樓,營運多年後,目前已轉虧為盈。甚至台大、成大學生宿舍改建也採用BOT。早年沒有BOT之名,但台北君悅飯店也是比照BOT的精神,政府提供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由新加坡豐隆集團興建、營運,一定期間後還給政府。英法海底隧道更是世界最著名的BOT案。
引起社會輿論及民意代表批評最多的BOT案是高捷與高鐵。
台灣高鐵最為人詬病的是由「政府零補貼」,變成泛官股投資381億元及政府保證貸款3,083億元,合計占高鐵投資總額的61%,而民間主導經營者只投資5%,這完全違背了BOT的基本精神。
從政策面檢討高鐵,應檢討1997年交通部長蔡兆陽罔顧財務可行性,逕依台灣高鐵的「政府零補貼」就行決標。其次是1999年高鐵融資困難時,不該由政府保證在貸款無法償還時負責買回。三是民進黨執政8年,用政府公權力促成泛政府機構投資高鐵381億元的特別股。
高雄捷運當初運載量推估很不樂觀,民間投資意願不高。但民進黨市長謝長廷堅持要蓋,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為爭取選民的支持,不能不配合,結果是政府出資佔八成,結果成了一個不三不四的BOT案。
高捷與高鐵BOT承攬者的風險與利益不對稱:風險集中在政府,而工程採購利益則屬BOT承攬者。歸結兩個BOT案的失敗主因,都是泛政治化,不能以一般BOT案視之。
不能因噎廢食
BOT是一種政府公共工程籌資的方式。但是,在運作時應在商言商,首先要評估市場潛力夠不夠,其次是財務可行性分析。
BOT公共工程開發案投資金額龐大,營運回收時間長,因此風險特別大,也只能由財力雄厚的財團承包。
一般的工程承包,最多3至5年即可完工、結帳,且工程款邊進行邊進帳,承包商風險容易估算。BOT則大不相同,其特許廠商契約多長達20年以上,要先投入大筆興建資金,再分年回收。BOT案的風險在於長期經營的環境變化莫測,難於事前掌握。台灣高鐵實際運載量就比當初政府估算少了一半,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等經濟因素確定影響了運載量。場站開發也因為台灣經濟成長停滯,投資意願降低,資金不繼,而無法進行。
再者就是政治風險,如台灣高鐵興建期間,政府因外交考慮,把機電系統從德系,改為日、德混合系統;後來又因921地震,要提高防震係數設計;營運後再應民意機構的要求,貼補老人票價,光是這些改變就多花了100億元。更有甚者,目前大巨蛋工程已進行多年,年底即要完工,新任柯市長又要求重新議約,頭已洗下去了,遠雄能不從嗎?
依筆者看,台灣著名的幾大BOT案,高捷是穩賠不賺,台灣高鐵營運期若不能延長,甚至會破產,因此原股東多不肯增資,新投資人也多在觀望。台北市的文創、三創及大巨蛋是否為「暴利」,則言之過早。
政府財政赤字龐大又百廢待舉,結合民間力量,可加速發展建設。吾人千萬不要因高捷、高鐵BOT案失敗,引起爭議,而因噎廢食。
(作者係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資深產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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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張忠本
- pages 11
- 標題 從大巨蛋認識BOT
發生在2月11日下午的高雄大寮監獄6名重刑犯集體行動,搶奪槍械挾持人質,企圖越獄事件,經傳媒(主要是有線電視)披露後,立刻震撼全台灣,也很快的引起包括美、日、陸、港等地媒體的關注,予以顯著報導。去(2014)年九合一選舉之後,台灣便同步陷入多事之秋,重大事故接二連三密集發生。而最近才重創台灣人心的慘劇,復興航空公司客機墜入台北市基隆河,造成慘重傷亡,以及緊接著爆發的高雄「監獄風暴」槍響,更撕裂台灣社會迎接春節的假象,把長期被制度化暴力深埋在黑暗角落裡的真相,血淋淋地展露在每一個台灣人眼前。6條人命有如獻祭的犧牲,是對台灣社會步向徹底沉淪,為非人化世界的最後棒喝。
事件過程驚悚駭人
從11日下午3點多開始,6名重刑囚犯以會客與赴醫務室看病為由,成功地挾持未及防備的人質,奪得鑰匙後,順利侵入放置槍枝彈藥的(戒護)軍械室,擄獲10把長短槍枝與超過200顆子彈,並進而將典獄長及另一輔導主管扣為人質。6人在展開與獄方談判的期間,也間歇地與包圍的警力駁火,警方火力或有乏力壓制的情況。
事態發展至此,呈現兩難局面。一方面,迅速趕到現場為數上千的大批警方,與軍方特種反恐精銳武力,很快地部署封鎖占領重點、構成火力網,起事人犯6人乃淪為困獸。另一方面,大寮監獄的一把手主官也落入人犯之手,形成政府在危機處理上投鼠忌器的難局、僵局。從現場電視直播,可以清楚看出第一線人員在因應突變時顯得慌亂失措。
但是,在官方履行人犯要求,諸如公開宣讀其5項訴求,提供高粱酒等之後,6名人犯竟在12日黎明前,分兩波,在30分鐘內舉槍自盡。選擇這種死法,顯然早已想好成竹在胸,不失痛快淋漓乾淨俐落,凜然而有古風。人質因此安全脫險,警報解除。如此震撼的大事結果是一場虛驚,戲劇性到無法形容。
事件凸顯兩個問題
針對這一超級驚悚駭人的事件,本文試圖分兩個層面勉為申論。
其一,這次集體幹出台灣有史以來未曾發生過的「監獄風暴」的6名人犯,概括地說,都涉及暴力取財、殺人、重傷害,以及煙毒等犯罪行為,由於是累犯,因此按新修正的刑法條例審理後,均獲判從25年到無期的長期徒刑,而且服刑期間假釋機會相對渺茫。通常,在監獄中以這類囚犯較「不穩定」。
這6名人犯還有另一共通點,他們多出身台灣中南部的(基層軍士)眷村,自幼清寒,相對缺乏社會支援,又因家庭或個性因素,未克循正常途徑升學發展,在青少年時期即走上混幫派、投身黑道營生的歧途,在江湖上打滾,過著刀口舔血朝不保夕、好勇鬥狠爭搶地盤,或以販毒吸毒為業的生活,當然也就不免不斷地被警方、司法追捕與進出牢獄。他們與現實世界的政府體制與法律秩序形成敵對關係。
在這種關係裡面,他們仍然是人,但是面對的卻是整個現存的(抽象)制度與其權力。亦即他們是制度與權力構成的巨大暴力,對不服從者或侵犯者,施加強行壓制的對象。在這個情況裡面,不論他們被描述為多麼凶悍殘暴、怙惡不悛,但他們仍是相對脆弱、孤立的。
以台灣的例子來說,長期以來,這種被「強行壓制」關進監獄的「壞人」,一直都人滿為患,而且他們是被廹遭囚禁於一個與我們的世界平行的另一(附屬)世界,而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秩序境遇中。因此,他們承受的各種可與不可想像的痛苦,皆被視為理所當然、應該接受的懲罰或犯罪的代價。人性中不可或缺的憐憫同情和基本人權,因他們的囚犯身分而被剝奪抽離。也因此,不能幻想把大量人口放進與「正常世界」平行的另一個這樣的「附屬世界」,能對他們產生任何正面的意義或「改良」影響。
在這裡,我們看到監獄的無效與無益本質。這也是何以某些西方社會的監獄,必須配備與人犯比例非常接近的管理人力的原因。由於無效與無益,它只得以近乎一對一的人際監控,維持監獄內部必要的「安全與秩序」。而台灣目前所有監獄管理人力的嚴重不足,則構成極高與可能爆發「監獄風暴」的充分條件。高雄大寮監獄的悲劇是毫不意外的。
其二,政府以及所謂學術界與各類傳媒,可以佯為不見台灣已惡化到隨時會爆炸的「監獄超載」問題嗎?可以不慎謀終止/減緩這種惡性循環之道嗎?把「壞人」快捷地統統送進監牢,其實是吃止痛藥治療癌症,人體(我們的社會)遲早要面臨恐怖的後果。大寮監獄慘劇只是率先引爆的一枚炸彈。
人們應已看到被公開宣讀的5點訴求。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們對馬英九的評價與期望。這也使得這個重大的問題應該被更嚴肅地檢視。
馬英九早期以其優秀的法學素養,與細膩正直的治事形象,扮演了司法/刑獄的改革者,大獲人心,促成他個人由台北市長直取總統大位的光榮成就,但是公平地說,他在兩任總統任內,幾乎完全未在這個問題上著墨。可以推想,大寮的「監獄風暴」槍聲,應該是台灣獄政被負責主管卸責放任,致敗壞到某一程度而激發的冰山一角。已無人可以保證,類似恐怖慘劇不會再發生。
台灣政壇官場的「不負責任」歪風劣習,悲哀地說,已是上自總統以降的各級公務員的通病大病,這個自吹自滿的「台灣民主」,特色就是「台灣人民投票選出為自己作主的官員」,但他們上行下效,都勇於不負責。這就構成一整個圖利、卸責的台灣官僚系統。但是,已經自己了斷徹底解脫的那6個人犯,仍然在死前懷抱著對馬總統的良好記憶與誠摯期待。真是天啊!
蓋棺論定六條亡魂
本文甘冒不諱地指出,與當今台灣遍是勾心鬥角、機關算盡、爭權奪利的政界,以及所謂社會菁英/名流等有頭有臉的官商巨賈相較,這6個「黑獄亡魂」,有一些值得正視的作為:
一,6個沒有明天,被主流社會拋棄在人間地獄的重刑犯,私下計議合作,精準行動,完成搶奪槍械彈藥,挾持典獄長的越獄計畫,雖終告失敗付出生命,但亦可謂智矣。
二,敢於實踐反抗,果決有序行動,並挾持最高主官,同時悍猛無畏地跟執行封鎖圍困任務的軍警優勢武力交火,可謂勇矣。
三,在起事的14小時間,主動與外界互動表達心聲,擁強大火力,但只作虛張發洩不平,未傷無辜一人,包括扣在手上的人質,最後慷慨吞槍自我了斷,以死負完全責任,瀟灑而去,誠可謂仁也。
台灣監獄中竟囚押有這種人物的重刑犯,亦祖國的寶島哉。
(作者係本刊主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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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毛鑄倫
- pages 8
- 標題 高雄大寮監獄慘案的原因與責任
柯文哲譏諷英國懷錶是破銅爛鐵之後,又口沫橫飛說30歲還嫁不出去的女人已超過30%,會有國安危機,如此胡言一出,發覺不妥,隨口又改。他隨時都會亂七八糟講話,信口雌黃、亂造口業,並非一時失言,而是他的人格特質。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人物稱道德是吃人的禮教,而「現代性」(modernity)的特性之一是鄙棄道德。柯氏天天胡言亂語,時人只視之為一位言行怪異、性格特殊的市長。但是,中國古訓並非如此,儒釋道三教都正視為政者基本的心性,儒稱之為「信義」、道稱之為「清淨」、佛稱之為「空性」,證之柯文哲,實無一樣合格。換言之,柯文哲現象的根本性質是其人格傲慢無悔、狂妄無度,其言行無惻隱、無仁義。這不是知識問題,是良知問題。
然而,柯氏言行不是個人現象,而是一種文化和政治的特別性,他把現代政客的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不道德、反道德之主流直白地暴露出來。不同類型的不道德和反道德的政壇小人、奸人不是充斥台灣嗎?最典型的例證是:藍營的國會議長替綠營的黨團總召犯法脫罪而關說,關說者和罪嫌者聯手將司法者判罪,他們卻仍穩居高位,權力愈見穩固,此即是老政客的不道德和反道德。可以如是說,即柯文哲現象是照妖鏡,通過這面凹凸鏡,可以照映不分藍綠的台灣政客嘴臉。再者,學界如黃國昌者流,大學生如陳為廷者流,以及「電視名嘴」和「媒體名記者」的敗壞人心,亦多如過江之鯽,可謂「西山一窟鬼,今日何其多」﹗
柯文哲現象會直接關係到台灣命脈的核心是「兩國一制論」和「殖民進步論」。前者是李登輝「兩國論」的另一說詞;後者則是歌頌擁抱殖民主義的「被殖民的自虐狂和被虐狂」的表述。前者假若立刻制憲實行,當然就會在兩岸掀起戰火,讓台灣人塗炭,後者則徹底表現出無恥。
「兩國論」和「被殖民的自虐狂和被虐狂」,眾所周知,是台獨的骨血,並非墨綠柯氏的獨沽之味。由於柯氏暴得市長大位,還沒有老政客的狡詐奸滑,因此,粗糙直率地吐出台獨的心中祕藏。「兩國論」和「被殖民的自虐狂和被虐狂」是皇民化台灣買辦幽靈的兩根支柱,是李登輝苦心孤詣確立下來的典範和戒律,其門生和奴從這些年學會以虛為實的戰術,默默地進行台獨革命戰略。
蔡英文在政治爛泥巴中打滾翻攪多年,她就不會像柯氏如此不知隱藏地將內在陰險本質道出,蔡某才是李登輝主義最正確忠實的實踐者。她在領表登記爭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時,宣告她代表「台灣人民」,要進行一個「新」的政治改變,要讓國家有一個新的開始,鞏固「國家主權」。她口中吐出來的「新」,其實在多年前已由長老教會的高俊明講出來了,就是要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也就是消滅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國。
台灣國固然可以說是新而獨立的國家,但其靈魂卻一點都不新,是歌頌擁抱日本帝國主子的皇民化買辦階級的漢奸主義。出賣自己的靈魂去支持日本帝國主義,全心一意地頌讚「殖民進步論」,其實一點都不新,而是非常陳舊的、腐敗的臭東西。
「殖民進步論」是「被殖民的自虐狂和被虐狂」發自其幽暗生命的鬼話囈語。在全球殖民和反殖民鬥爭史中,唯有台灣的皇民化買辦階級,以及其徒子徒孫,才會有此鬼話囈語。但不可諱言,柯文哲直率地說出台獨的「國王新衣」,其實就是「被殖民的自虐狂和被虐狂」,柯氏肆無忌憚地大聲說出來,而蔡某則是默默地做出來,前者表演大頭呆魯莽劇,後者表演空心菜撒嬌劇,都是虛偽做作的惡劣戲碼,其主戲是徹頭徹尾將台灣出賣給美日安保軍盟的「被殖民喊爽主義」。
清朝積弱而被列強侵略割據,甚至列強已有分割中國為七塊之論,中山先生沈痛地悲嘆中國已成次殖民地,他遂領導國民革命救亡圖存,辛亥一役終於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民主共和的建立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而言,就是反殖民主義的聖戰。從民國建立以來至今,中華民族沛然莫之能禦的努力和心志,就是要求國家大一統、民族大復興。基於儒家《春秋經》所言「只有以夏變夷,未有以夷變夏者」的大一統原則,當代的中華民族豈能容許有任何賊人向21世紀的美日殖民霸權投懷送抱,而將國土分割出賣?
台獨分子無論使用何名目來分割出賣固有國土,一時或可欺騙蠹惑台灣人,但其骨血裡的「兩國論」和「殖民進步論」,不可能逃過兩岸秉持的內求國家統一,外抗殖民帝國的銳利眼力檢視。台獨分子在道德上不忠於國族,在知識上背棄了理性,此輩只能以「被殖民的自虐狂和被虐狂」欺誘台灣人民,又妄想依附美日現代帝國主義來分裂國家。此一群背祖賣宗的逆子,何時才能幡然悔悟,重新為人?
(作者係師大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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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潘朝陽
- pages 6
- 標題 駁「殖民進步論」、「鞏固國家主權論」
太陽花學運已結束一年,但其影響不僅猶存,還在繼續擴大中。
在政治方面,太陽花鬥臭了馬英九、國民黨,造成綠營在去年底九合一選舉中大勝,目前有六成以上的選民認為蔡英文將當選總統;號稱超越藍綠的柯文哲罵盡天下人,卻總能安然無事;公民團體紛紛組黨、組政團,搶奪2016立委席次,造成民進黨人人自危,但不論結果如何,綠營政治版圖顯然將更為擴大、意識形態更傾向台獨。
太陽花讓國民黨輸了選舉,丟了執政優勢,換了黨主席,黨內鬥爭卻有增無減,失敗主義讓同志出走、低迷氣勢讓黨員惶惶不可終日。親民黨力圖再起,不惜與柯文哲合作,卻有失去黨格之嫌。新黨得票率始終未見起色,要在2016一舉跨過政黨門檻,恐怕得經過一場硬仗。有人說,藍營應另外組黨,宣揚核心理念,不過,坦白言之,除非主流民意轉向,否則藍營根本沒有能力組織第三勢力。
兩岸關係方面,太陽花讓服貿協議至今未能生效,ECFA後續談判幾乎停頓,但它更深層的影響在於讓「捍衛台灣的主權和民主」更深入人心。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蔡英文表示要「鞏固國家主權」,柯文哲公然提出「兩國一制」,而國民黨除了繼續堅持「不統」外,還強調「尊異」。
「兩國一制」一語道破柯文哲的核心理念:海峽兩岸是兩個國家;大陸應像台灣一樣實踐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只是,這兩點都站不住腳。
首先,不僅兩岸各自的法律都明文,兩岸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下,國際上更始終嚴格執行一個中國原則。除非台灣能完成制憲、正名、建立台灣國,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應信口開河,提出違憲違法之論,誤導台灣民眾走向一條危險的不歸路。
其次,經過一年,吾人對學運領袖們的為人及政治動機,太陽花所帶來的社會暴戾之氣,以及對台灣民主法治的破壞,有了較全面的瞭解,也更不認為太陽花有資格大打「民主牌」。何況,台灣憑什麼議論大陸該實行的制度?民主的ABC在於尊重不同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大陸方面已一再強調,尊重台灣民眾選擇的現行制度及生活方式,吾人難道還要加入西方國家打著民主旗號,到處搞顏色革命的行列,等著遭到嚴厲反撲嗎?
當然,太陽花有其土壤,非一夕長成。它在李扁20年的「去中國化」下生根發芽,過去7年馬政府雖很努力地改善兩岸關係,卻因堅持「一中各表」、「維持現狀」,始終無法導正民眾積非成是、混淆不清的國家認同,加上美日為強化其「以台制中」的戰略,不時對台獨運動推波助瀾,供給養分,使其更加茁壯。
歷史一再證明,兩岸命運休戚與共,兩岸關係決定著台灣的前途,吾人必須走出太陽花的陰影,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並尋求合情合理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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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紀欣
- pages 1
- 標題 一年後 太陽花陰影猶在
深受台灣樂迷喜歡的俄羅斯實力派大提琴天后顧德曼(Natalia Gutman),又將於3月30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行獨奏音樂會。這次來台,顧德曼將演奏史特勞斯、辛德密特、普羅科菲夫的大提琴奏鳴曲,以及斯特拉溫斯基寫給大提琴與鋼琴的《義大利組曲》。再以動人音符,勾動樂迷心絃。
今年73歲的顧德曼,是現今世界樂壇大師級演奏家之一。她總是頂著一頭濃黑捲髮,罩著一件寬鬆禮服,沒有濃妝塗抹的樸實穩重氣質,恰如她的演奏風格,不以華麗的舞台效果吸引樂迷。當她舉起粗壯的臂膀,充滿熱情的拉弦功底,自然展現深厚的音樂素養。
獨特音色表現如女皇
大提琴名家麥斯基曾在英國《衛報》表示,「顧德曼演奏最了不起的就是獨特的音色表現,她的神技讓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是當代大提琴家中的女皇。」顧德曼從2003年起,幾乎每年都會來台演出,可見得她也十分喜愛台灣的樂迷。
顧德曼1942年出生於蘇聯的音樂世家,祖父阿尼辛博林是俄國著名小提琴家奧爾的弟子。她5歲時得到一把大提琴作為生日禮物,長大後曾經師承已去世的大提琴名家羅斯托波維奇。羅斯托波維奇曾經說,顧德曼是他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她後來嫁給名小提琴家卡岡,並與已故鋼琴大師李希特長期搭檔室內樂,李希特生前讚譽顧德曼是「音樂真理的化身」。另一位大提琴名家卡沙多則形容她「如同一朶嬌嫩的花朶,卻擁有橡樹般堅韌的根莖。」
顧德曼才華洋溢,是各大比賽的常勝軍。她在1959年拿下第七屆維也納青年音樂節金牌,1964年獲得柴科夫斯基大賽第三名、1966年又在「布拉格之春音樂節」上的「德弗乍克國際大賽」獲獎,1967年拿下慕尼黑ARD大賽冠軍後,從此聲名大噪,這項殊榮也開啟了她的國際演奏事業。在那之後,顧德曼就不斷地在五大洲與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倫敦交響樂團、慕尼黑愛樂、聖彼得堡愛樂、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等合作。
齊瑪曼小提琴界紅星
顧德曼雖然聞名樂界,但是不喜錄音,她曾說灌錄唱片時,不斷著墨於細節,讓自己的心情處於緊張狀態,相較之下,音樂是活的,有屬於自己的對話及抑揚頓挫,現場的演出可以恣意揮灑,能在自己和觀眾之間試探多種可能性。
除了顧德曼,柏林廣播交響樂團於3月10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韋伯歌劇《奧伯龍》序曲、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小提琴名家齊瑪曼(Frank Peter Zimmermann)則將獨奏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
齊瑪曼,1965年出生於德國杜伊斯堡,5歲開始學習小提琴。10 歲就上台演奏協奏曲。曾經合作過的樂團包括柏林愛樂、維也納愛樂、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紐約愛樂、倫敦交響樂團等。
黃金組合樂迷有耳福
齊瑪曼現在演出所使用小提琴,出自史上最偉大的弦樂器製作大師之一:生於義大利的史特拉底瓦利(Stradivarius)。人稱史特拉底瓦利製作樂器時「肩上有天使」,作品音色絕美。他畢生完成樂器逾千件,現存約600件,許多由頂尖音樂家演奏。齊瑪曼演出用的小提琴製造於1711年,曾經屬於小提琴家克萊斯勒。齊瑪曼曾說自從2001年開始使用後,演奏曲目時都會重新拿著樂譜仔細研究,忘掉過去並重新尋找適合這把琴的演奏方式,同時不斷測試這把琴的極限。
齊瑪曼曾在1990年隨德國邦貝格交響樂團訪台,以及在2007年隨倫敦交響樂團來台。他也曾與EMI、Sony等唱片公司發行數量可觀的錄音,幾乎所有小提琴協奏曲他都錄過,在國內樂迷心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柏林廣播交響樂團成立於1923年,和柏林愛樂並列柏林兩大頂尖樂團,2002年起,由波蘭籍指揮大師亞諾夫斯接下樂團藝術總監暨首席指揮。亞諾夫斯基曾指揮過無數世界知名的歌劇院與交響樂團,包括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波士頓交響樂團、費城管弦樂團、德勒斯登國立管弦樂團等。
《柏林日報》報評指出,在亞諾夫斯基的帶領下,柏林廣播交響樂團所成就的音樂質感,蘊含著樂團無限的活力,足以與 1960 年代卡拉揚在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時的光景相提並論。
指揮大師亞諾夫斯基、當紅小提琴巨星齊瑪曼與頂尖的柏林廣播交響樂團的黃金組合,再加上膾炙人口的經典曲目,將讓台灣古典樂迷們大飽耳福。
(作者係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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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劉祥伶
- pages 87
- 標題 俄天后顧德曼訪台 動人樂音獻古典樂迷
2014年10月15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文藝工作座談會時,特意向花千芳與周小平兩位網絡作家發問,再一次讓大陸網絡文學出現在民眾的視綫中,也顯示大陸政府對網絡文學的重視。
大陸網絡文學受到重視
大陸網絡文學從出現至今僅只有短短十幾年,但無論是作品的數量、作家的社會影響,還是行業的發展,都顯示它已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發展的階段。
從邢育森、甯財神、李尋歡、當年明月到目前當紅的唐家三少、我吃西紅柿、天蠶土豆、跳舞、血紅、辰東等,大陸網絡文學已形成玄幻、仙俠、科幻、穿越、都市言情、青春勵志、職場、官場、靈異、歷史等相當固定的創作類型,每天都有難以計量的作品,發布於相關文學網站。
自2003年「起點中文網」在原創文學網站引入市場化概念,推行VIP收費閱讀制度以來,市場力量在大陸網絡文學的發展中不斷增強。當前,大陸網絡文學的贏利點除了付費閱讀、印刷出版之外,更轉向影視拍攝、網遊改編、漫畫轉寫等作品的延伸,它帶動的是一整條文化創意產業鏈的發展,網絡文學作品這個鏈條上游源頭的價值日益顯現。而這正是近幾年大陸政府高度關注其發展,以及資本大力進駐的一個重要原因。
早在2007年底,中國作協就召開首屆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討峰會,針對網絡文學行業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等一系列問題展開研討。2009年,中國作協開始吸納網絡作家入會,並成立「中國網絡文學重點園地聯席會議」,接著,又在魯迅文學院開辦網絡文學作家培訓班,關注和引導網絡文學創作;2010年在其年度重點作品扶持項目中增加了網絡文學。
2013年第七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上增加了網絡作家的席位。2013年9月《光明日報》開闢「網絡文學面面觀」專欄、2014年4月《人民日報》開闢「網絡文學再認識」專欄,專門討論網絡文學的性質、特點、現狀與走向。與此同時,各地作協紛紛成立網絡作家協會等機構,逐漸把網絡文學納入工作視野。這些都顯示大陸政府對網絡文學的高度重視。
資本大舉進入網絡文學
資本更是聞風而動。2004年,盛大網絡就看到大陸網絡文學中蘊含的商機,收購了「起點中文網」,接著又收購晉江原創網與紅袖添香網,2008年更在這三個網站的基礎上成立「盛大文學」,成為大陸網絡文學第一家。
2013年是大陸網絡文學界資本逐鹿、硝煙瀰漫的一年。騰訊高調推出「騰訊文學」,並宣告網絡文學成為其核心業務。騰訊文學下設「創世中文網」與「雲起書院」,又簽下莫言等多位中國重量級作家為其護航。
百度繼2011年成立「多酷書城」成為大陸領先的移動互聯網平台之後,又向完美世界收購「縱橫中文網」,顯示出其向網絡文學進軍的雄心。而政經色彩濃厚的人民網亦收購古羌科技旗下的「看書網」,想要分得其中的一杯羹。其餘如新浪、網易、鳳凰網等莫不有相關的動作。另外,由於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培育第三方閱讀平台成為行業發展的共識。三大電信公司的「移動閱讀基地」、「亞馬遜」、「京東LeBook」、「當當多看」等都加入新平台建設,甚至大陸手機第一品牌小米手機也加入這一搶奪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盛大文學與騰訊雲起書院的經營理念都強調產業鏈條的整體運作。盛大文學宣稱要「打造全球華語小說夢工廠」,遂於2013年、2014年分別與唐家三少、吳奇隆簽約成立工作室,標示著欲通過與娛樂產業鏈不同板塊的深層次合作,落實全版權開發經營的決心。雲起書院也表示,它的目標是聯手騰訊視頻、華誼兄弟等,打造優質小說及劇本的影視改編平台。
當然,必須看到,大陸政府對網絡文學的重視除了產業發展的需要之外,更在於網絡文學這樣的大眾文化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大陸政府目前是從中國文化整體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待與引導它。
遺憾的是,與大陸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相比,相關研究卻顯得相當沈寂。面對這種新的文學形態,絕大部分的大陸文學、文化批評家都處於失語的狀態,甚至網絡文學的本質是什麼都還爭論不休,這阻礙了大陸網絡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光明日報》與《人民日報》開闢專欄討論網絡文學,希望以此推動網絡文學的批評,使之納入主流學術的研究視野,並促進網絡文學健康、持續地發展。
網絡文學就是通俗文學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在2014年7月25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網絡文學:文學自覺與文化自覺》一文深具意義。李敬澤為網絡文學做了定位。他認為,網絡文學就是通俗文學,應將其放在中國通俗文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中來考察,而且它也與中國共產黨大眾化、通俗化的基本文藝訴求是一脈相承的。他充分肯定網絡文學的意義,並指出,雖然通俗文學有消費性、娛樂性的特點,但任何時代包括通俗文學在內的大眾文化,整體上都是有文化志向的。因此,他希望網絡文學也要確立自己的文化志向,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放在首要位置,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充沛的正能量。
當前大陸網絡文學雖然擁有眾多的作家與作品,但還未能產生出一部像《啼笑姻緣》、《射雕英雄傳》這樣的通俗文學經典。經典的出現在於提升大陸網絡文學的整體水平,它也將是大陸網絡文學走向成熟的標誌。李敬澤「文化志向」的說法,也是向大陸網絡文學提出「出經典」的要求。
當然,我們也欣慰地看到,在經過喧囂紛擾的草創階段之後,一批網絡作家正沈潛下來,力圖在創作上有更大的突破,大陸網絡文學經典作品出現在不久的將來值得期待。而它們的出現也必將帶動影視、網遊、動漫等一系列中國大陸文化往更高層次發展,並使之在國際文化競爭中呈現強大的中國文化軟實力。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海峽兩岸文化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協和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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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袁勇麟
- pages 84
- 標題 盤點大陸網絡文學發展
台灣東部山巒起伏,景色清秀,無西海岸之人口稠密、車馬喧囂。月前與老妻及友人王君駕車由台北沿東海岸南下,逍遙二日,一路暢遊,流連忘返。
王君駕車,沿北宜高速公路而行,過石碇、坪林,不久進入長約13公里的雪山隧道。一出隧道就到了宜蘭(蘭陽)平原,遠望海中龜山島歷歷在望。過礁溪、頭城、宜蘭、蘇澳就開始沿海攀山,在蘇花公路走了兩三小時,到了花蓮。
花東縱谷
我們由花蓮邊駛過,離開海邊沿著九號公路向南而行。頓時只見稻田滿野,平原開闊,兩旁高山連綿。這就是花東縱谷。
在遠古地殼運動中,菲律賓板塊插入歐亞大陸板塊的底部,擠壓而形成西邊的中央山脈與東邊的海岸山脈,而花東縱谷則是兩板塊交界的低窪峽谷。縱谷南北長約180 公里,東西寬2─7公里,面積約1000 平方公里,海拔50-250 米不等。
花蓮溪、秀姑巒溪、卑南溪及其他許多小溪流從中央山脈海拔兩三千米的高山傾瀉到谷地、落差非常大,造成許多美麗的瀑布與悅目的溪流景觀、也提供了農作物豐富的水源。大部分的溪流在縱谷中都是南北走向,分別由花蓮或台東出海,唯有秀姑巒溪下游河道侵蝕海岸山脈,切割成壯麗的峽谷,在花蓮、台東兩縣交界附近出海;並襲奪了古花蓮溪的河道,形成了現在廣闊的河道。這是縱谷中遊客泛舟的美麗景區。
我們過了鳳林、光復,兩旁盡是一片綠意如綿的秀麗山脈,沿路見到東部幹線鐵路,平原開闊、農作茂盛,到處都是果園、茶園、稻田、牧場;據說在油菜花盛開時期,黃花遍及天邊,與山脈、溪流交織成綺麗的田園風光。
我們到了瑞穗鎮,見到許多溫泉浴的旅店及街邊的廣告。聞名全省的紅葉和瑞穗溫泉均離公路不遠,只可惜我們要趕路,未能停車泡溫泉浴。
赤柯山金針花
過了瑞穗,我們離開九號公路,越過秀姑巒溪,進入海岸山脈,稍時即到了玉里鎮的赤柯山。小路兩旁盡是黃澄澄的金針花,我們進入一個農莊,步行登上一座小山頭的觀景台,一眼望去,滿野綠蔭的山頭被遍布的金針花點綴得綺秀怡人、遠及天邊,令人心曠神怡。
見到許多農民在採金針花,驕陽日曬,十分辛苦。他們告訴我,採收金針,必須花苞成熟、呈金黃橙紅色,而要在沒有開花前採收。成熟的花苞為期只有一天,到了隔天的清晨,花苞就綻放了。開花後就不能製成一般食用的金針,所以一天之內就必須採收完畢。對赤柯山的農民來說,滿野黃花是沒有經濟價值的,但會帶來無數的遠方遊客。
赤柯山原本整座山種滿了赤柯樹。日據時代,日本人將堅硬的赤柯樹砍下運回日本做成槍托,赤柯山因此得名。可是後來赤柯樹被日本人砍光了,早期改種玉米、花生、地瓜,後來才種金針花,讓赤科山變成了觀光旅遊的好地方。
黃昏之際,我們穿過台東市區抵達知本,夜宿於山坡上的孫氏莊園。這個莊園種滿桃子、火龍果、芭樂、蓮霧、木瓜、香蕉等水果,也開滿了各色的鮮花。夜間萬籟寂靜,只見天上的星斗與台東市區稀疏的燈火,還有海上天邊綠島隱約的亮光,這寫意的景色令人陶醉。
清晨起早,天猶朦朧,見四處人家院落,蔭滿園、花綻放;後山環拱,林木蒼蒼。遙望綠島,恰似一艘小舟在天邊搖盪。頃刻,旭日湧起,海天一片染紅,壯哉!
史前博物館─卑南文化
離開孫氏莊園,我們下山去台東市區。這是我第三次來此, 市容雖較以前繁華,但基本變化不大,沒有西部城鎮之喧囂。我們去參觀市內的史前博物館和城郊的卑南文化遺址。
台東史前博物館建於2002年,內有台灣自然史廳、台灣史前史廳、台灣南島民族廳、中庭議題區等。展示了台灣地理的形成及演變、南島民族的遷徙、台灣原住民的生活,以及卑南文化。有許多出土的文物,加上精闢的說明,使得這個博物館水準不凡。
位於台東市郊的卑南文化遺址發現於1980年,現為台灣考古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個遺址,其面積廣達30萬平方公尺。不但聚落龐大,而且大量的頁岩石板建築,顯示卑南文化已經有頗具組織的社會結構。狩獵與農耕是卑南文化中發現的主要謀生方式。除了農具、獵具等石器外,陶器是日常生活最普遍的用具之一。玉器多為族人平常的裝飾品,以及過世後的隨葬品。在那裡發現了1500多座墓葬與數萬件陶器及石器出土。此外,有數以千計的石板棺埋在卑南遺址的建築物底部。棺內有豐富又精美的陪葬玉器、陶器。
卑南文化主要分布於台灣東部的海岸山脈和花東縱谷南段的河階、海階或山區的緩坡地。石刀等農具,可見農耕發達。至於海岸地區的遺址,挖掘到豐富的網墜、尖器等漁業用具,顯示這些原住民也靠海為生。
博物館內還展示花東縱谷為原住民的主要聚集區,孕育了台灣的五個原住民族群: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太魯閣族及卑南族。原住民文化是縱谷區裡最重要及最具代表性的珍貴資產,這些世代在此生活的原住民們,與大自然奮鬥、努力不懈、繁衍至今。
鹿野高台
我們出了台東,遇上烏雲滿天,走了約30公里,來到鹿野高台。這裡位於花東縱谷南端,為一台地地形。其兩側有新武呂溪及鹿野溪,在此交匯成卑南大溪,向南奔流;往東正對都蘭山,舊名「野鹿」,因以前經常有野鹿出沒而得名。此地土質優、氣候佳、日照長,是上好的茶產地,所種茶葉屬凍頂烏龍品種。茶葉每年可採收多次,命名為「福鹿茶」。
我們到達台地,見到頗大的草原,據說每年的「熱氣球嘉年華」在此舉行,人山人海,盛況空前。假日也有許多遊客到此休閒、品茶、眺望壯麗山川。只是當我們到那時正逢傾盆大雨,整個台地只我們三人,不見其他遊客。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打著傘,急步登上瞭望台,俯瞰草原青青、卑南溪蜿蜒而流、對面都蘭山雄偉聳立,風雨雲霧中,朦朧蕭瑟,益顯壯觀雄麗。風雨中整個峽谷寧靜無比,我們流連良久,不覺周身之濕,頗有蘇東坡《定風波》:「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之感。
我們換沿海線北上,過成功鎮不遠,到了三仙台。見到海上有一串火山岩島嶼,島上有三座小山峰,相傳古時鐵拐李、呂洞賓、何仙姑曾於島上休憩,故名三仙台。這裡的海岸是珊瑚礁岩,也有一些沙灘,景色幽雅,據說也是釣魚的好地方。只是海上築了一座多拱的彩色長橋,太過「人工商業化」,破壞了自然景觀。
蘇花公路
我們進入蘇花公路時,又是烏雲密布。路旁有字幕警告,整個公路將在數小時後關閉。我們抓緊時間趕路,也一路領略這沿海公路的險峻、壯麗。
蘇花公路的歷史可追溯到清末,清朝沒有遠見,置台灣東部少數民族於化外,不進行開發。直到1874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日本派兵進軍台灣東南部後,才開始鞏固邊防與安撫原住民。欽差大臣沈葆楨下令開闢蘇澳到花蓮的道路,使能通行車馬,當時稱作「北路」(蘇花古道)。北路沿著峭壁開出,因路況不穩定,時有坍塌,交通不便;又不時受到原住民侵襲,加上首尾間隔遠、駐防兵勇、維護不易、瘴癘疫病等問題,於完工後不及一年半即移紮駐營,任其廢棄。日據時代,多次整修拓寬,於1932年全線120公里完工通車,改稱為「臨海道路」。光復後國府多次整修、加寬、擴建。其後環海線鐵路完成,取代了大部分的運輸、交通需要量。蘇花公路主要作為觀光道路。
我們停車步行到廢棄的老舊道路,的確彎曲、狹窄,可想當年路過此路是十分危險的,以致失事慘案頻傳。2010年10月,受強烈颱風梅姬與東北季風的影響,蘇花公路發生多處坍方,不幸造成一件1人死亡、25人失蹤的悲慘事故,其中有21名是來自廣東珠海的旅行團員,他們也許都被埋在公路懸崖附近的海底。我們參觀了設在路邊的「安魂紀念碑」,為死者哀悼。
黃昏時分,我們出了蘇花公路,沿北宜海線公路, 陰雨中回到台北已是萬家燈火。此行見花東縱谷青山秀水、鮮花綠野、民俗純樸;知本孫氏莊園山海靈秀;台東卑南文化古跡珍貴;蘇花公路峻險壯觀;東海岸海濤澎湃、奇岩秀石,所獲良多矣!
(作者係石油開發管理學者、文史及旅遊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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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卜一
- pages 80
- 標題 綺麗的花東縱谷
依照台灣《民法親屬編》規定,如果夫妻沒有約定財產制,就適用法定的「聯合財產制」,就是婚前取得及結婚前後被贈與或因繼承取得的財產歸個人所有,其他於結婚時屬於夫妻共有的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的財產,為其聯合財產,離婚時各取得一半。
如果特別向法院登記者,可採約定財產制,又分為「共同財產制」及「分別財產制」,「共同財產制」就是夫妻的財產及所得,除了(1)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2)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3)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以書面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外,都合併為共同財產,屬於夫妻公同共有,離婚時各取得二分之一,屬於「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型。
而分別財產制就是夫妻各保有其財產的所有權、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屬於你的就是你的,我的還是我的「涇渭分明」型。
大陸對於夫妻財產規定則大不相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分為「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前者為婚後所得共同制,即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各方的特定收入和以此收入所購置的財產,除「另有約定」外,均歸夫妻「共同所有」。
共同財產包括下列範圍:(1)工資、獎金;(2)生產、經營的收益;(3)知識產權的收益;(4)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第17條)。但如果為一方的婚前財產;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者,則不列入共同財產分配(第18條)。
而「約定財產制」則規定於第19條「(1)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17條、第18條的規定。(2)夫妻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3)夫妻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得的財產清償。」也就是說,何者為共有,何者各自所有,均可以書面約定,債務之分攤亦同,依當事人需求約定,形式多元。
隨著兩岸人民流動頻繁,兩岸聯姻的狀況日益增加,但是怨偶也不少,結婚容易,離婚時涉及夫妻財產的分配,就會產生諸多問題。因此,結婚前應了解兩岸的相關法律,甚至於結婚前以書面約定,以免離婚時產生爭議,造成更多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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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陳麗玲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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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兩岸夫妻財產制之比較
春來兩岸燕歸巢,年去又見雛燕飛。春節,被兩岸中國人看作是一年中最為重要的節日。當這個節日到來的時候,「回家」、「團圓」就成為每個家庭的主題詞,家裡的長輩們總會希望自己的兒孫們聚在一起熱熱鬧鬧地過年。不過,由於海峽兩岸目前的現實情況,兩岸婚姻家庭相互間的往來並沒有那麼方便,有時就會遇到一些和其他婚姻不同的趣事和煩惱。
在哪過年?
當然,在大陸過年還是在台灣過年,是兩岸婚姻家庭首先需要面對的一個選擇。如果是同在台灣或同在大陸的家庭,即使是分居兩地也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只是一張票或者開多長時間車的事。而兩岸之間往來所需要的手續和時間,有些事項必須早早地規劃好,不能夠心血來潮,臨時動議。這也就讓在誰家過年成了一樁必須面對的大事。
大陸台商吳文彬把每年回台灣過年作為家裡不可動搖的「鐵的紀律」。他說,一年都在大陸,過年回台灣是理所當然的。太太張秀芳身兼大連市人大代表,遼寧省婦女代表、全國女企業家協會會員、大連市工商聯常委等多個職務,在大陸也算是響噹噹的人物,但這個時候,她也會拋開自己的工作銳氣、公眾風采,把自己調整為一位純粹的兒媳婦:「哪怕不說話,什麼事也不做,就在客廳裏坐一會兒。」
蘇州金鴻順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陳維禮娶的是年輕美麗的湖南衡陽籍太太蔣蘭倩,平時他在大陸經營公司,太太卻在台灣教音樂,孩子也分居兩地。一家人在春節這個特殊的時候便成為了空中飛人:先齊聚台灣過個小年,隨後女兒回夫家過年,兒子陪媳婦回門,他再在年初四和太太一起回衡陽。
但是,有的時候兩岸夫妻也會因為兩邊不能兼顧的親情和事業被迫割捨,以台灣為生活重心的高雄市新住民經濟發展協會理事長王成濱,之前大多帶太太回大陸過年,但因為岳父大人去年往生,太太要留在台灣照顧母親,王成濱便一個人回大陸,陪同樣年勢已高的父母過年。山東青島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副秘書長李可振以前每年都帶太太戰美晏回台灣過年,看望老父親,但今年他們說回不來了,因為在大陸上學的女兒面臨高考。
很多兩岸婚姻家庭,一般都是平時在哪裡生活,過年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對於女性配偶來說,大多數還是以夫家為根本。在北京外事機構工作的沈素如,先生是北京人。今年是她第七年在大陸過年了:「因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雖然我也很想重溫一下那個溫馨寧靜的過年方式,但是按兩岸共有的習俗,已婚女子就是初二回娘家,除夕和初一都是和夫家人一起過。」
對於大連市中山化工廠銷售經理方瑛來說,「夫妻雙雙把家還」的景象是一個難得的奢望。先生在台灣工作,自己要在大陸上班,她每年春節前就像候鳥一樣,帶著孩子回台灣與先生團聚。
雖說各家有各家不同的情況,親情的回歸總是最重要的考慮。不過,從某種意義來說,一個家庭在哪裡過年,多少也體現了家庭角色定位與經濟地位的問題。家庭情況較好,兩人角色地位差不多的,常常免不了你來我往的拉鋸;家庭經濟情況不是那麼好,地位差距較大的,則常常出現一面倒的情形。據瞭解,在台灣的大陸女性配偶中,有許多是單純的家庭主婦,她們的先生和孩子都在台灣,自己沒有經濟收入,想回家一趟都得伸手向夫家要錢,考慮到來回機票與禮物的成本,往往只能放棄回家的心願,獨自神傷。
訂到機票了嗎?
我們知道,在大陸,過年大家最頭痛的就是買回家的車票、機票,為此,大陸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名稱叫「春運」。那麼,回台灣的機票是不是也這麼難買呢?對於兩岸婚姻家庭來說,他們面對的問題是不是會更多一些呢?雖然兩岸的「三通」直航為他們的回家之路增加了許多便利,但是,過年的時候,他們還是有一些特別的感慨。
首先,搶購機票就是一件重要的事。2014年兩岸人員往來超過900萬人次,其中大陸居民赴台旅遊超過300萬人次,再創歷史新高,除了參觀、旅遊、短期停留的人員之外,台灣民眾穩定居住在對岸的人數也有數百萬人了。每逢春節來臨的時候,在大陸工作學習的台商、台生朋友們大多要趕著回家過年,加上有意赴台自由行的陸客瞄準了這個長假期,雖然有春節包機,但還是一票難求,需要提前兩個月訂。根據兩岸民航主管部門達成的共識,2月5日至3月5日的兩岸春節疏運期,雙方將增開航班,民航局日前已受理兩岸航空公司在定期航線上的第一批加班申請,共計431班。台灣民航部門1月5日核准第一波兩岸春節加班機。台灣的航空公司隨即在各公司網站開放銷售,提供較優惠的價格。
按照2014年9月舉行的兩岸航空運輸第10次溝通工作會議上達成的共識,今年春節兩岸運輸航班除了北京、上海浦東、廣州、深圳、杭州5個繁忙機場之外,總量不予限制,這樣的政策將有助於緩解今年春節航路的緊張局面。不過,現在北京凱文國楓律師事務所任職的陳建宏律師表示,有許多台胞並沒有及時掌握相關的訊息,所以早在核准公布之前就早早地預訂了沒有打折的機票,他自己家就是這樣。
再者,路費開銷還是一筆大開支。春節交通和平時不同,出行往往是全家總動員。除了福建地區的同胞可以比較好地通過船渡返鄉之外,其他地區的台胞還是需要搭乘飛機返鄉。今年,台灣民航部門規定,上海、北京航線不得超過1.5萬元新台幣和1.7萬元新台幣,其中,上海航線紅眼航班的票價不得超過1.38萬元,這對於扼制「水漲船高」的票價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平時機票打折的優惠可能就比較難享受到了。台商吳錡易平時在東北工作,一家四口到過年的時候想回家看看,但來回的經費就讓他搖頭不已。除去自己平時一個人一年的三、四趟行程,春節全家往返又是一個不得了的大開支:一飛就是四個人,一趟就要一萬多元人民幣。再加上帶給親戚朋友的禮物,真是「昂貴的回家路,昂貴的心意表達」。
對於沒有取得台灣身分證,孩子出生在台灣的大陸配偶來說,買票時遇到的母子區別待遇的問題有時也讓他們很糾結。方瑛說,台灣的航空公司有時會視情推出一些購票打折優惠活動,但是優惠僅限於有台灣身分證的台胞,她因為不願意放棄自己在大陸的工作,至今沒有申請台灣的身分證,但是在她攜子回台買票時就會面臨兒子可以買打折票,她自己卻不行的情況,每到這時她就很鬱悶:「沒有我這個媽媽哪有我小孩呢?」
來回路費也讓許多台商選擇將家人從台灣接到大陸過年的方式。一方面是體驗大陸的過年氣氛,一起到大陸走走看看;另一方面,也可以照顧公司企業的留守員工,省去來回路途的龐大開支。在台商聚集的重鎮江蘇昆山,春節期間預計有一半台商留在當地過年。他們說:「如今在大陸過年和在台灣已沒有多少區別了。大陸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過,正好年假的時候請台灣親戚朋友一起去旅遊。相較於全家回台灣的花費,請一兩位家人來過年多少還省點。」這是自春節包機擴大搭乘物件範圍之後,逐年升高的「反向探親」模式。
年過得好嗎?
人們常說,婚姻不僅僅是兩個人的結合,也是兩個家庭的融合,和其他的婚姻不同的是,兩岸婚姻家庭還常常要面對因為兩岸長時間隔絕所形成的一些文化習慣差異。海峽兩岸中國年的過法儘管大同小異,但對於兩岸婚姻家庭來說,還是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就拿春節聯歡晚會來說,這可以說是大多數大陸同胞年三十晚上最一致的活動安排。早早吃完年夜飯,一家人就圍著電視機一邊吃點心,一邊聊天、看春晚。但是,在台灣,似乎就少了這樣一檔能具有如此號召力的晚會,同時,似乎也少了一檔供全家人賞析點評的話題。
雖說海峽兩岸的城市由於對燃放煙花爆竹的限制,「年味」都漸漸淡了許多,但是,許多嫁到台灣來的大陸配偶還是常常會感歎,在台灣過年的味道沒有大陸濃,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記憶裡始終保持著自己對於家鄉年的懷念;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少了許多與家人互動遊戲的集體歡樂。
作為一名台灣女婿,王成濱內心裡總很留戀家鄉的年味,他不習慣年夜飯在外面的餐館裏預訂,不習慣沒有大碗酒的助興,不習慣吃完飯大家各自散去的冷清,他有心把一起留在台灣過年的大陸配偶們組織起來自娛自樂,卻看到大陸女性同胞到台灣之後受制於家庭傳統的封閉:「她們很難出來。大陸女性配偶來台灣之後,為人媳婦,她們晚上沒有辦法在外面待很久。因為台灣還是一個中國傳統比較濃厚的地區,媳婦出來一定要跟婆婆商量好。」
不過,同樣是過年,對於長年在北京生活的沈素如來說,感受就完全翻了一翻,她在台灣的家是四個人的小家庭:爸爸媽媽、弟弟和她,在北京的夫家卻是兄弟姐妹七個人,加上各自的兒孫共二、三十人;她的家鄉在農村,包括過年的生活形態都是比較寧靜,而北京過年則非常熱鬧:「除夕那一天,兒子們都要團聚在一起,一直到大年初三,晚上睡覺都沒有地方可睡,要打地鋪。大家會很熱鬧地自己手工包餃子,做年夜飯、打麻將,而且一定會打到淩晨四、五點五、六點,還會喝酒。但是我們不打麻將,煙酒也相對很少,我們自己家的人從來不喝酒。至少我在北京體驗的過年好像更熱鬧。」
年來兩岸燕回巢,大地回春萬象新。婚姻是緣分也是福分,從兩個人到一個家庭再到兩個家庭、再到朋友圈、社會交往圈,這一裙帶關係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成為社會基礎強化的重要單元。兩岸婚姻家庭跨越了海峽的地理限制,跨越了數十年的兩岸對立隔絕,我們真心希望每一對男女能夠珍惜,以經營愛情的方式,成就心安之外的幸福。
(作者係海峽之聲廣播電台主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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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景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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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兩岸聯姻家庭回家過年三問
柯文哲先前宣布取消市府訂報,隨後更傳出要擴及高中職以下公立學校,使得媒體大肆報導,外界更是群起反彈,不過他解釋,「自己最大的興趣就是閱讀,讀報也是閱讀的一種」,並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否定報紙的功能。他也說教育局是「解讀錯誤」、「學生當然是要看報!」但他又補充,現在學生大多都在滑手機,買實體報紙的不多。
柯文哲最大的特色就是愛講話,因此深獲媒體喜愛,卻也常常講錯話,但說過的話跑不掉。
柯文哲曾在臉書上表示,上任當天走進辦公室就發現,每種報章雜誌都有,這是「非必要的東西」,市長室不需要訂這麼多報章雜誌,而第二天首度進行議會報告時,也向媒體透露,「不曉得訂那麼多報章雜誌要幹嘛!我又不看,乾脆就取消」、「網路新聞看一看,就好了啊!」
上頭長官的政策,身為下屬的教育局自然是照辦,但想不到引發外界反彈後,柯文哲倒自己先轉彎了,並質疑是教育局「解讀錯誤」。正所謂「官大學問大」,上頭的這樣講了,教育局隨後也只好改口,「若是供學生學習、提供民眾閱覽、掌握時事等用途的報紙,會持續訂閱,不受影響。」
退報風波逐漸延燒,除文化界掀起一陣反彈外,身為重大受害者的教育界更是一陣撻伐,有受訪學生就表示,報紙對國字及成語的學習很有幫助,更可以增廣見聞,若是真的停掉會覺得很可惜,以後想看的時候只好自己去買。
不僅學生反彈,老師們也同樣持反對態度,並表示電子報所得到的資訊實在太瑣碎,報紙會有較為完整的論述,希望這項政策還有轉圜的餘地,更有老師直接將矛頭指向教育局說,「今天市長一句話,教育局就停訂,真的不曉得身為教育從業人員的專業在哪裡?」、「別的局處怎麼決議我們不管,但教育就是不能廢!」,從中不難看出該政策確實存在很多問題。
閱報一直是教育及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如今在網路世代的影響下,許多年輕人都缺乏閱讀及書寫能力,柯文哲若想用自身在網路平台上贏得選舉的模式治理台北市,恐怕既不切實際,也不能為大眾所接受。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柯文哲自上任以來陸續實行許多「新政」,卻也引出許多爭議,這都是因他一意孤行,許多政策事前未做功課,沒有了解實際情況所致,也使得自己說出來的話一再改口,若是未來再如此下去,恐怕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市政工作也可能因時常轉彎而難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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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成蔭
- pages 72
- 標題 柯文哲取消訂報被轟
去年12月25日議長選舉亮票風波不斷,而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又於去年11月針對多年前的亮票案做出無罪判決,引起社會譁然。究竟,議長大位為何能讓無數議員競折腰,冒著被刑事制裁的風險也要亮票呢?而法院對議員亮票又有何見解,值得我們探討。
議長參選人為何要買票?
《地方制度法》(地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議長、主席對外代表各該議會、代表會,對內綜理各該議會、代表會會務。」又根據相關地方議會組織章程的規定,議長的法定職權有「維持議場秩序」、「裁決議事程序問題」、「主持議事程序」等等。
看似平凡無奇的議長法定權力,卻因議長綜理會務,掌控了議事程序權,儼然成為地方土霸王。「詐領公款,收受賄賂」的前基隆市議會議長黃景泰,以及「過高屏溪殺人無罪」的屏東縣前議長鄭太吉,都是利用議長職權作惡的例證。
就因為議長大位有如此魅力,所以有意參選者為求勝選,會用各種手段唆使新科議員投給自己。因此,「亮票」就成了檢驗議員有沒有依約投票的手段了。
議員亮票的是是非非
關於議長選舉的亮票到底應不應該處罰,法院的見解不一。
首先,我們需知道議長如何選出。依據地制法第44條規定,議長由議員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所以,議長選舉應該是無記名投票。
既然是無記名投票,有議員亮票,法律不是就該加以處罰嗎?然而,議員亮票沒有直接處罰的規定,導致法院於審理時,必須以刑法第132條的「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加以審理。但如引用該條處罰議員的亮票行為,又會引起一番爭論,例如「議員是公務員嗎?」、「選舉議長算是議員的職權嗎?」、「議長投給誰算是機密嗎?」等等疑問。簡言之,議員亮票是否違法,在法律上是灰色地帶。
各地法院在不同時期審理議員的亮票案件,有不同的判決,差異很大。
民國(以下同)83年可謂是議長選舉亮票的黃金時期,以纏訟10年的台中議員亮票案為例:該案中涉嫌亮票的議員,於選票中之候選人姓名位置有明顯的折痕作為記號,以茲辨識。而後台中高分院於93年度重選上更(四)判決中認為,議員當然是屬於刑法上的公務員,議員選舉議長,而且議長選舉是不記名投票即為秘密投票,因此選票的內容是屬於應該要保守的秘密。因此,議員亮票應該要依刑法第132條加以處罰。
87年的雲林亮票案,被告議員故意在選票自己的姓名處,摺直線摺痕,利用唱票人員,於開票、唱票的過程中,將其摺痕公開暴露。台南高分院於89年度上易字第272號判決中,認為亦適用刑法第132條加以處罰。
其他如83年的南投亮票案、83年的桃園亮票案,判決理由都相同,為省篇幅,恕不贅述。
近年來法院判決則大不一樣。以99年的高雄議員亮票案為例,被告議員走出圈票處後,將選票攤開未摺起、選票正面朝上、緩步行走,而讓他人得以知悉選票內容。高雄高分院於103年度上易字第283號判決被告議員無罪,堪稱近期見解的代表。法院判決的理由是「議員選舉議會議長,只是在選舉議會之代表人、會議主席、處理議會內部事務之首長。所以,議長的選舉與法律賦予議員的職權無關,因此選舉議長不是刑法規範之公務員犯罪」、「議員於議會議長選舉時為亮票行為,並無處罰明文」、「依照議會自律,民意代表其職權行使之程序或行使投票權之議會內部行為,於不違反憲法的範圍內,得依議會自訂議事規範加以進行」、「所以,如果議員有違反議事規則,應該由議會的紀律委員會加以處理,而非由司法機關加以偵辦、審理。」採同樣見解的有99年的台中亮票案、99年的新北亮票案。
應以法律規範亮票行為
由早期及近期的判決,可歸納如下:
(一)早期法院以嚴格的法條文義加以審理。即議員選舉議長,是法定的權限;而議長的選舉結果,對國家也有一定的影響;既然是秘密投票,因此議員們不得亮票。簡言之,早期法院認為亮票雖然沒有直接規定,但是亮票的行為應該依刑法第132條加以處罰。
(二)近期法院則是以議會自律、權力分立的角度加以審理。即議員選舉議長只是在推舉議事主席,並不是法定權限;且議長法定職權僅為議會的代表人,與國家政務無直接利害關係;而亮票行為應該由議會自行處理,並非由司法機關加以偵審。
不過,如果議長的職權僅只是「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議會」,議長候選人還會不惜傾家蕩產來選議長嗎?藍綠兩黨又為何會不計代價,也要保住議長大位?議長的職權真如法院說得如此無關重要嗎?另外,為什麼一般選民亮票得要被處罰,而議員亮票就無罪,難道議員是特權階級?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訴求,近期法院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只許議員亮票,而不許百姓亮票」的謬誤判決。縱使法律無明文處罰,立委們為何遲遲不肯推動修法?是因為怠惰而不為也?還是怕得罪樁腳而不能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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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廖昰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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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論議長爭霸戰的亮票行為
由於長期鑽研禁書問題,收藏禁書及批判查禁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致關心這議題的朋友,大多都知道我的筆名「史為鑑」,每當有關這方面的討 論或展示,朋友們很直覺地就會想到找我,而二二八紀念館、國家人權委員會、中正紀念堂等政府機構,三次有關禁書問題和言論自由的特展,都會輾轉來向我借去數十年的珍藏。而我的筆名「史為鑑」,竟然也與禁書畫上等號,比本尊還要出名,不久前還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在討論,史為鑑是不是石文傑?甚至還有人在網拍拙著《禁》(1981年台北四季出版社),因此似乎應該公開我如何走上研究禁書這條路的始末因果。
記得初中時,因英文老師陳智賢的教導,讓我學會音標,學會自己查字典,學會自己念生字,也講一口標準的英語 。因為他喜歡透過郵購買很多書,每次去找他,就在他書房翻箱倒櫃,他也不以為意,因此我才接觸到李敖、柏楊、王尚義、陸嘯釗、李聲庭等知名作家,也學會了向台北出版社索取圖書目錄,利用郵政劃撥郵購書刊雜誌。記得當時文星書店最火紅,詎料所購買的書籍竟常常遭到查禁,出版社還寄來了「圖書目錄」告訴你哪些書被查禁了,無法寄達,問你要退錢或改買其他書籍?
基於好奇心,於是到附近鄉鎮的大小書局,尋找漏網之魚,往往大有斬獲,每次都如獲至寶,倍加珍惜。當然我們也透過陳老師的引介,認識專門出版英文書籍的虹橋書店,買到不少學習英語的書,如《英語九百句型》等,也知道Chomesky這位語言學大師。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查禁書刊、查禁制度和相關的法規,只是始終不明白這些書為何被查禁?
因為去買文星叢刊和集刊,我還買了《文星雜誌》,記得還買到遭查禁的一期(90期),簡直樂歪了,視為珍寶。不久書店老闆告訴我,該雜誌再也買不到了,因為被新聞局「勒令停刊」了,自此我才又知道「停刊」這一回事,而警備總部、新聞局,也深深刻畫在我的腦海深處。
後來我考上台中一中,這是中部地區的重點高中,人文薈萃,學校附近的公園路有幾家舊書攤,兜售《自由中國》半月刊、《文星雜誌》、《人間世》、《厚黑學》、《性史》等禁書,我和同學段鍾潭、程萬春、趙國慶、唐中南等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諍社,分頭蒐購全套的《文星雜誌》,後來他們都去念自然組,就把全套雜誌交予我保管,至於《自由中國》雖不夠齊全,但也差不多。台中一中的圖書館有豐富的收藏,李敖、柏楊等人的禁書亦多齊備,我們輪流閱讀,幾乎把圖書館的禁書讀遍了。只是不知這些珍藏還保存完好否?以及學弟們是否還有此雅興-閉門讀禁書,不亦快哉?
高二時,經服務於台中一中訓導處的李媽媽-李敖的母親張桂貞─的安排,我們在李敖的家-太平路宿舍,與李敖談了兩小時,對李敖風度翩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印象十分深刻,李敖頓時成為我們的偶像。我下定決心要當李敖的學弟,考上台大歷史系,這個願望後來終於實現,幾年後李敖在所著的《李敖回憶錄》中,曾兩度提及我倆的交情。
到台北念大學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如願以償後,我悠遊於台大的自由學風和豐富的圖書館珍藏,課餘徜徉於牯嶺街、廈門街舊書肆,終日沉澱於知識殿堂,知性、理性又感性,好不快活。
大二時擔任班代表的我,為服務同學,翻印了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出版),因為該書對於歷史研究具有入門功能,為歷史學者所喜愛。詎料竟遭到警總約談,因顧頡剛是「陷匪學人」,依照《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其著作列入《查禁圖書目錄》。所幸班上一位田姓女同學幫忙, 才有驚無險、化險為夷,還受到警總官員的禮遇,因他父親是警總副司令田樹樟。從警總平安回來,讓很多同學鬆了一口氣,我也受贈一本《查禁圖書目錄》,如獲至寶,從此按圖索驥,到處蒐集禁書,才使我禁書一牛車。
當時台灣盛行翻印大陸時期的禁書,以及近幾年大陸學者的學術著作,如明倫出版社、樂天出版社、泰順書局等,一時洛陽紙貴,讀書人書架上若沒有幾本禁書,似乎趕不上潮流。我幫他們自舊書攤、圖書館找書,給他們影印再版,賺取3、5本贈書。我也在宿舍大量批書,轉賣給師生,竟然連生活費也有了著落,而我也被戲謔為「石買辦」、「石老闆」。
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我應高中時英文老師林柏榕校長邀約,到台中一家私立高中擔任國文老師,這對茫茫不知所向的我,的確有安身立命之感,一年之後,結婚生子,在中部定居。課餘我開始注意正蓬勃茁壯的黨外運動,因距離省議會很近,因此結識了黨外人士如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蘇治芬、紀萬生等人,我開始蒐集黨外書刊與政論雜誌,以及各種文宣資料,我也認識了吳哲朗、陳婉真、賴茂洲、陳博文等黨外人士,當時吳、陳利用張俊宏的議會會館,編印一份地下報-《潮流報》,我往往能先睹為快,有了最完整的收藏,30年後我把其中部分收藏送給施明德辦公室,曾得到巨大的迴響。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這些朋友紛紛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逮捕,鋃鐺入獄。情治單位特地到我任教學校的校長室逼供,但因我確實並未前往高雄,加上一個文弱書生,豈能動粗?最後才簽下切結書,暫時放過。在審問的過程中,情治人員一再追問流傳於坊間的兩本書-《明代特務政治》(吳晗著)、《人權論集》(胡適、羅隆基等著)是何人所印?是否為我所提供?(事實上是我拿給陳博文印的),3個月後,為了搜查黃天福發行的《鐘鼓樓》雜誌,我家還遭到軍警人員荷槍實彈,在三更半夜進行搜查,把全家人整得驚駭萬分,不知所措。
課餘我喜歡在黨外雜誌舞文弄墨,其中以探討言論自由和書禁制度者為多,也因此認識了司馬文武、康寧祥、李筱峰、史非非(范巽綠)、劉守成、吳福成諸好友。1981年2月台北四季出版社要我把所寫文章和相關文章集結出書,出版《禁》一書,總結與清算國民黨當局數十年實施戒嚴,戕害、壓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罪狀,據說警總對於是否查禁《禁》一書,傷透腦筋,數次開會討論都沒有結果,畢竟《禁》被禁可是一場大笑話。而「史為鑑」作為筆名,則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由於過去用盡金庸小說的人物作筆名,到最後連自己都弄不清楚,內人因此以音義相近,加以所學是歷史,給取了「史為鑑」一名,從此「史為鑑」為大家所熟知,反而本尊被忽略了。
後來我每年都撰寫一篇「年度禁書報告」,讓警總恨得心癢癢的,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最後一篇還登在美國《台灣與世界》休刊號,其中有兩篇文章後來蒙國史館的青睞,收進該所出版的叢書中,讓我備感榮幸。直到後來因為投入教師人權運動及教育改革行列,我才結束與禁書的不解之緣,近年還有3個單位向我借了珍藏,拿去展示。
如今時空環境大大改變,禁書已成過眼雲煙,年輕一代不易體會當年與禁書官捉迷藏,鬥智、鬥法、鬥耐力為言論自由而拚搏,多次與牢獄擦身而過,那種辛酸血淚、驚心動魄,有驚無險,每當回想起來,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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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石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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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我如何走上研究禁書這條路
《甲午史鑒》是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和中國華藝廣播公司2014年攝製推出的紀錄片。「史鑒」即「鏡鑒」,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長期關注兩岸關係的我,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屆滿兩甲子之際看到該片,感觸良多,特寫下以下感言。
此前,關於甲午海戰的歷史,兩岸已有諸多媒體回顧了甲午戰爭從發動到結束的過程。比如台灣的電視台就做了關於翁同龢、劉永福、劉銘傳、張之洞、林則徐、左宗棠等人的專題。製作人挑選了這些歷史人物較為人知的典故,搭配不同的主題,將歷史場景串聯起來。專題中也採訪了多位知名的專家學者對歷史做解讀。但是,就台灣人民對於割台的反應和他們之後所進行的抵抗運動,特別是乙未年間割台後全島群情激奮、抵抗日軍侵略,以及兩廣總督張之洞和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支持等史實,卻一直未能有一個系統性的梳理,而這恰是《甲午史鑒》在汗牛充棟的紀錄片中,特別關注、着力的重點。
《甲午史鑒》突出了乙未年割台後,台灣軍民殊死抵抗日軍侵略、清朝地方督撫和百姓支援台灣抗日的歷史,並且有針對性地採訪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南成功大學林德政教授,海戰將領丁汝昌後人及台灣退役將領,記錄了他們根據史料的研究,又透過歷史照片、影片、繪圖,把那段慘烈的歷史,以及中國、日本這兩個國家的畸變,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在卷帙浩繁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必須「以小見大」,通過一個事件,看到該事件的前因後果,甚至一個國家民族數百年的興衰。從這個意義來看,「甲午」絕不僅是一場記憶中的戰爭和一次簡單的紀年,它是兩岸人民一起走過的歷史,也是兩岸中國人共榮共辱,命運與共的最佳證明。
去年9月2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說了一句話:「去其國,先去其史」,我心有戚戚焉。該話出自龔自珍的《古史鉤沉》,完整的句子是「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過去多年來,在我與台灣歷史學者向馬英九政府建言,應該針對李登輝、陳水扁的「去中國化」、「文化台獨」教育文化政策進行全面撥亂反正時,也經常引用該話。可惜,六年多過去了,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日據時期、台灣光復的敘述仍有不少偏頗、脫離史實之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台灣年輕人可輕易獲取空前大量的資訊,卻因所受教育的影響,又因眾聲喧嘩、人云亦云,導致思想混亂,近來又因堅持台灣要有所謂的「主權、民主、國際空間」,而逐漸失去正確的史觀及國家民族意識。要扭轉、矯正這些錯誤的認知,除應加強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的融合外,最根本、徹底的方式應是還原歷史真相,讓台灣與大陸被人為切斷的歷史關連再度連結起來,以化解認同上的歧異。《甲午史鑒》紀錄片的攝製,顯然帶有正本清源的強烈企圖心。
這部紀錄片沒有刻意隱藏或肆意渲染製片人的立場、觀點,而是用一種散文式的語言,平穩、循序漸進地陳述事實。在第二部分的「國殤」中,它講到「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當時台灣人民就明確指出割讓台灣將失散天下人心,他們也立即展開了自主保台的行動,丘逢甲等台籍士紳紛紛成立了臨時的抗日機構,例如唐景崧在北部地方,劉永福在中、南部地區,就組織民眾進行抗爭。」
它也提到台灣「很多的詩詞裡都講到『孤臣無力可回天』,台灣落入日本之手,開始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歷史。對於日本的統治,台灣的反感是非常強的,這絕對是異族統治,至少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人有差別待遇,這種差別待遇造成後來不斷的抗日事件。孤兒心態下的一個自保,希望在自保之後,能夠重新回到中國的懷抱。」
還有「(日本)在戰略規劃的時候,明確寫了要佔領中國的大陸,首先要在南面佔領台灣,守住南洋的大門,那是一個屏風。北邊要佔領中國的東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對台灣的問題,它是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的想法。」
這些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不避諱問題的直率陳述,可望讓觀眾不僅挖掘到很長的歷史脈絡,且更加清晰地認識日本這個遠東鄰國拼命脫亞入歐的目的所在,也應對日本至今為何仍在歷史問題上聒噪不休略窺一二。
《甲午史鑒》作為一個歷史陳述者,釐清並還原了諸多歷史現場,喚起我們共同的記憶及省思。當然,要完整詳細地記錄及詮釋甲午戰爭的起因、始末及影響,是一個巨大的工作,遠非一部紀錄片所能承載和完成,兩岸中國人應該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共同努力,發掘更多的史料,加強研究,以真實歷史認清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相、台灣人抗日的歷史,以及台灣光復對中華民族從衰弱走向復興的歷史意義。
影片最後指出:「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起點,我們再次回眸那場戰爭,120年的苦難輝煌,讓我們對待那段屈辱的民族記憶無比坦蕩,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讓我們走出了甲午;而中國統一大業尚未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還未走出甲午。」
甲午戰爭那一場海戰我們敗了,但在全體國人堅毅不拔的努力奮鬥下,70年前我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光復了台灣,洗刷了屈辱衰敗的國恥,並在21世紀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大國,兩岸關係也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不過,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歷史創傷,經台灣島內外有心人士的利用、誤導,讓不少台灣民眾至今存有特定的心態,也成為我們推展兩岸關係時必須面對、化解的心結。尤其,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卻利用西方勢力壓制中國崛起的意圖,繼續不斷對中國挑釁、圍堵,更採取「以台制中」策略,使兩岸關係頻頻受到外力干擾,這些都讓我們不得不提高警覺,也更深刻體會兩岸中國人必須團結一致,才能共謀民族復興。
甲午戰爭對所有中國人都是一個刻苦銘心的教訓。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願今年兩岸當局及人民能共同慶祝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以凸顯兩岸本是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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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紀欣
- pages 64
- 標題 《甲午史鑒》是這樣敘述歷史的
這幾年來,冒出個歷史大冤案,說228中白崇禧是台灣的救命恩人,因此蒙冤受謗,被蔣介石忌恨迫害。
這,完全不是事實。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白先勇在《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一書中,描繪那「在台關鍵16天」,說別人都是草菅人命,就他父親仁慈寬大,清查濫捕濫殺,挽救許多無辜的性命。還有在送往刑場路上又被赦回的人說:「你父親的一道命令,讓我多活了66年。」
但白崇禧卻是最主張對暴徒要從嚴懲辦的。他一到台,就給蔣介石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等,鎮壓最為得力。」
在228中,有兩個大壞人,彭孟緝與柯遠芬,他們濫殺無辜;但白崇禧這個大好人,卻對兩個大壞人有截然不同的評價。白崇禧指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賦性剛愎,不知悛改。」但對彭孟緝則極嘉讚,許為模範軍人:「擇善固執到底而削平全省大亂,誠功不可沒。」
白讚彭,就是他違抗行政長官陳儀的軍隊不出營的命令,獨斷專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斷然下山平亂,殺了近一百人。
白崇禧是1947年3月17日到台宣慰,21日他在高雄召集全台上校以上的軍官講話,就大讚彭孟緝。隨後他到嘉義,這裡是暴民攻打水上機場,攻防最激烈的所在。25日,因到機場談判勸降而被押多日的四名「和平使」市議員潘木枝等,在火車站前被槍決示眾。
白先勇說:「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
白崇禧說:「『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幸經陳長官敏捷及鎮靜處理,社會秩序即告恢復。關於此次事件主動之共黨及暴徒決從嚴懲辦。」
幾年前白先勇出了一本《父親與民國》,第一章就是寫他父親在228中如何寬仁愛民,化解仇怨。事實上,白崇禧功業彪柄,228宣慰在其一生經歷中可謂並不突出,在白的一生行傳中,實在排一章來談都不夠格。而且,白崇禧在善後中並沒有襄公之仁,他的一切作為都是想如何最好地來鎮懾平亂。白也並不寬仁,相較與228,那殺戮更烈的大case,1927年412上海清黨,就是白的廣西部隊主持的,那才是白的「慧眼識破好機」。白絕不是仁慈的人,作軍人,也不能以此相繩。
新復之地需靠兵力維持
說白崇禧要對暴民以司法輕判,完全不是事實,1948年2月25日,事件一年後,白呈蔣電文,仍主張軍法審判:「以茲鎮懾,經職一再權衡,期於切合實際,台灣省特殊環境,請仍維持由軍法審判速予結束因事變所生各案。以維政府威信。」
平亂後,由於台灣防務仍顯空虛,白報蔣說:「必須將要塞充實兵力,應以維持基隆、高雄官兵各6000人,馬公3800人為標準,加強國防實力,以應不時之急。」
蔣介石日記載:「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現時惟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白先勇說他父親,「後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在台灣民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這完全是子虛之言。事實上,當時威權極重的時代,沒有人會去考慮「民間聲望」,也沒人會去誣陷228誰處理不當,只會以平亂有功相勵,連對陳儀都沒以此來公開誣他。而且若說有「名望」就犯了蔣忌,那為何陳儀留下的幹部,嚴家淦、任顯群、柯遠芬等都還受重用?可見228根本不值得再提,更不會以此為論忠衡奸的標準。
白先勇說:「父親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更因徐蚌會戰,國軍大敗,期間父親曾發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蔣須下野,才能和談。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白先勇這裡說得很對,這也是歷史常識,但為了譁眾取寵,白先勇曲筆一轉,竟說:「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對蔣中正政權,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如此防範唯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這,完全是自我抹粉,不合事實,損人不利己,白崇禧地下有知也會啼笑皆非。若「感恩」此理由為對,那陳誠土地改革,在台灣民間聲望更高,蔣為何不忌陳?再說,白對彭孟緝讚許最力,蔣為何不以此猜忌彭,還倚為最心腹將領?
白到台為蔣嫉忌監視,一是因為這位「小諸葛」與蔣一直有隙,二是到台後蔣完全黨政改造,局面是陳誠與蔣太子的天下,白崇禧當然不能再做事,不只白,很多老將,何應欽、顧祝同都是如此。
至於監視,是蔣介石穩定政權的手段,他對誰都如此,連張群都有一大疊起居註,對葉公超當然更是,不單只是對白,這與莫須有的「台人感恩」完全無關。
若要說「宅心仁厚,寬大愛民」,那最如此的是行政長官陳儀,他一再交代懷柔忍讓,3月6日接彭孟緝電報說已下山平亂,急怒,立電責彭:「輕舉妄動,應負此次肇事之全責。著自電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營,聽後善後解決。」
後來知道蔣介石已派兵來台,且暴徒要他投降,陳儀才在8日電彭:「貴司令英明果敢,當機立斷,打破和戰苦悶迅速平定高雄屏東南台嘉義等地,全省因而底定,功在國家,可欽可慰。」
白崇禧是9日接蔣令赴台宣慰,他即與來京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和陳立夫擬定《處理台灣事件辦法》,李翼中把事件全怪到陳儀身上,故白建議蔣:「台灣省主席人選,請主席先行決定」。
本來11日,白崇禧就要啟程赴台宣慰,但陳儀不贊成,當夜致函白:「關於改組省政府及民選縣市長等問題,原宣佈須請示中央核定,一俟二十一師全師到達,秩序大致恢復,隨即電請大駕蒞臨,宣達德意。」
白先勇說:「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此言實係誇大,白來台時全台已恢復平靜,只有埔里一帶的謝雪紅「27部隊」還有點戰鬥,斃匪7人。實在要說極恐慌的,是外省人。
17日白崇禧到台,第二天就赴台灣警備總部,表示「此次台灣發生不幸事變,賴陳長官迅速處置,在台陸、海、空軍以少數兵力,對機場勤務、要塞、倉庫之守護、治安之維持,確已盡忠職。待增調國軍抵台,始於短期內,將變亂大致平定。」、「對此次事變傷亡官兵及深明大義、富於國家、民族觀念之台胞」,予以讚賞。
白對事件原因自有分析
然後白崇禧從北到南,視察全台,前後5天,電蔣報告:「密查此次台灣事變之遠因,乃由台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偏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台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台專賣局緝私事件,藉題發揮,因少數共黨份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台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台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事變係野心者有計劃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非少數奸黨所能全面鼓惑,不過利用台人排外心理,推波助瀾而已。今後治台方針與職在京所擬者確有修改之必要,請俟視察完畢,與陳長官詳商再提具體方案,以供採納。」
27日還在台大法商學對6,000人訓話,指出「毆打公教人員及眷屬,種種殘暴行為,慘不忍聞,此實有過於滿清義和團盲目打外國人的不智行為。」白剴切告喻台胞,說因日據50年,「致光復後不能馬上全都交給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時代連一小學校長都是日本人,各軍政要職中本省人並不在少數。」他認為「即如二二八處委會中均係無政治眼光、無智、無能力的一群,其中實無一人可以辦領導政治工作的,即中央要派來台之公務人員全部離開,以短期間之處委會一切表現及行為,實不能成功。」
白又在廣播中說:「其企圖,直欲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其行動,亦極偏狹殘忍,內地來台幫助台灣建設,及教育台灣子弟的公教人員及其眷屬,被暴徒擊斃、擊傷者,在千人以上。」「按照軍法,對此暴動內亂分子,本當處以極刑,但中央為寬大處理,即予嚴正審訊,除首要主犯以懲辦,以振綱紀外,其情節較輕者,即准具保開釋。」他認為,「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條,要軍隊、要塞繳械,更要接收政府機關」、「充分表現幼稚、無常識、不度德、不量力」。他相信,台灣大多數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義的,「這種罪惡,絕不能加在整個六百多萬台胞身上。」
此時白崇禧已對事件有清楚瞭解,對陳儀的處置也甚為認同,他電告蔣介石,認為「此次台變內容並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目下對被劫之多數械彈,與共黨兇犯之竄匿,正待加緊追繳,清剿一切,善後尚須審慎處理。」建議「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鈞座勿輕許諾,以免增加善後困難。」蔣介石批示同意,說:「陳長官查辦案亦已打消,勿念。」
4月2日,白崇禧飛返南京,呈送蔣台政改進意見。行政方面,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可即改組為省政府。各縣市長民選於暴徒尚未肅清、地方秩序未完全恢復前,可暫緩議。也就是說,白崇禧考察了台灣,知道起亂之因,就是陳儀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開放民主之故,故不宜再蹈覆轍,實行直選。
當時,最慘的是外省公教人員,被毆打殘殺,因此事後紛紛想攜眷離開台灣,白崇禧於3月20日,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公務員講話:「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分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陳儀浩氣磅礡留萬古
事實上,真正該被肯定的是陳儀,其大義凜然,堅持法治的態度,令人動容。柯遠芬就說,暴徒包圍警察局、憲兵團,要求就地槍決前晚查私煙擊殺暴徒的缉私員傅學通,警總軍法處本已被迫同意,但陳長官卻正色曰:「此事完全為一法律事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絕不能接受暴徒要求。人可廢,法不能廢。」
白崇禧在台南謁鄭成功祠,撰聯留贈:「孤臣秉孤忠,浩氣磅礴留萬古;正人扶正義,莫教成敗論英雄。」這幾句話,正好可作為陳儀一生的總結。
白崇禧對二二八的處理大致不差,但是絕非其子先勇所說的是多愛護台灣人,台灣人多感激。事實上白處理的原則是執行蔣的命令。蔣從來主張從寬處理,白也從來沒有一點刻意討好台灣人的意思。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心臟病發逝,有輓聯說:
「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
上聯實係溢美之詞,下聯才是228陰魂不散的關鍵所在,就是後來的政府退居台灣,反攻大陸未成,漢河絕斷,國家分裂之故。白崇禧說的:「台灣為我國國防重鎮,中國不能分離台灣,台灣更不能離開中國。」正是他為228事件所下的結論暨認定起亂的原因,這才是切中實際,高瞻遠矚之見。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附加資訊
- 作者 郭冠英
- pages 60
- 標題 228中的白崇禧
我同父親張我軍(1902-1955)相處,包括孩童時期,不足20年,永別至今已68年矣。我對他的瞭解和認識,主要是通過編輯他的文集和全集,撰寫有關他的文章,收集資料,調查研究而來。現在把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做些回顧。
他的成就從苦讀而來
我們張家開台一世祖,是清康熙年間,從福建南靖渡海赴台,到我父親應當是第7代。先祖們在板橋地區同平浦族人一起開墾、種植和漁獵。18世紀以後,成了板橋大戶林本源家族的佃戶。所以,父親出生於貧窮之家,同他青年時代的摯友,名門之後的連震東(連衡之子)、洪炎秋(洪棄生之子)等人的家境相差懸殊。
父親的基礎學歷是讀完日本人辦的公學校。他越過中學階段,畢業於北京的高等學府,其間還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又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京、津、滬一帶知名的翻譯學者和日文、日語教授。這一切都靠他的奮發圖強、刻苦攻讀。
父親公學校畢業後,開始半工半讀,跟一位叫趙一山的台北老秀才研習古典詩文。到廈門後,就讀於美國人開辦的同文書院,學習英語和現代科學知識,並參加詩社活動。他把所有的業餘時間全部用於讀書學習。
父親的苦讀,引起善於識人用人者的關注和扶持。一位是台灣新高銀行經理林土木先生,父親小學時的老師。林先生見父親勤奮聰明,就介紹他到銀行做小工,一年多後成為雇員。林先生又帶他去廈門分行工作,使他有機會跳出台灣島,來大陸接受五四新思潮的薰陶,成為他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
另一位是吳承仕先生,我父母從台北到北京後就租住在他家的廂房。吳先生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兩校的國文系主任,親眼目睹父親拼命苦讀,出於惜才愛才之心,就幫他由私立的中大,轉學到國立的師大,直到畢業。父親在師大受業於周作人門下,因而在日文翻譯和日語教學方面受到周作人的提拔。
炮轟台灣舊文壇
台灣著名老作家王詩琅說:「正式向(台灣)舊文學開炮的是始自張我軍,繼後懶雲(賴和)、楊雲萍等人的創作,則是其實踐」(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長及發展》)。
父親在新文學運動時發表的數十篇評論文章,毫無顧忌地指出:日本的台灣總督,利用台灣一些舊詩人沽名釣譽的心態,以「賜茶、吃酒、請作詩」為誘餌,推行懷柔同化政策。所以,他炮轟台灣舊文壇,主要矛頭是對著日本殖民主義的。
炮轟舊文壇後,父親遭到台灣舊文人的圍攻和漫罵。如老詩人連衡(連雅堂),他是一位愛國者,力主保持舊漢文,以抵制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但他卻誤以為提倡新文學就是主張「漢文可廢」。父親在答覆他對新文學的誤解時,明瞭新文學就是漢文學。對有的老詩人「以老賣老」、「以老壓人」,父親是毫不畏懼的。在《覆鄭軍我(即舊詩人鄭坤五)書》中,他理直氣壯地說:「在真理面前,我是決不知道有什麼老前輩,什麼謙遜,什麼情分」;即使因主張新文學而「置身於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敵…些小事,於我何有哉?」
對光明充滿期盼
父親一生懷著對中國光明前景的憧憬和期盼,希望台灣早日光復,國家統一富強。他在青年時代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曾寄望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後來他堅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會成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到20天,父親在《華北新報》接連發表五篇文章,為光復後治理台灣獻策。包括清除日本同化政策遺毒,樹立台胞國家觀念;在台實施德政、廉政,撫恤民生疾苦;軍隊要遵守紀律和普及國語國文等。那時國民政府官員正忙於搶占地盤,發「刼收」財,誰會理會這些建議?
待父親回到闊別20年的家鄉,親眼見到台灣在光復後的種種亂像時,他對家鄉前途的理想和願景徹底破滅。1949年台北六四事件發生,弟弟張光直因「共黨嫌疑」的莫須有罪名被捕入獄,父親才感到大禍臨頭。
在1951年那個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歲月裡,父親胸中的苦悶無處宣洩,又無法擺脫,只能用隱晦的詞語,在稿紙上寫下一篇不能公開,也無處發表的散文:《春雷》,以略述衷腸,並向後人表明心跡。在他孤寂無助,愁病交加,面對密布的烏雲之際,他依然翹首等待「春雷一響」,滿懷「對晴天的無限希望」,亟待「一親久別的陽光」。
《春雷》一文中的這些由衷之言,是他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和反抗,是對光明社會的嚮往和期盼,這使我對他深感敬重!
(作者係張我軍公子、筆名何標)
附加資訊
- 作者 張光正
- pages 58
- 標題 父親張我軍逝世111周年感言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15年後成立專責外匯管理機構以來,20年間外匯儲備規模總共成長了78倍。根據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2014年12月底公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對外金融淨資產17,962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則累積達38,877億美元,即將突破4兆美元大關,締造了國際經濟發展史新猷,但也引起世人對超額外匯存底可能肇致對外溢出的衝擊產生莫大的關切。
占世界外匯儲備總量1/3
20多年來,中國外匯儲備一路向上累進攀升,在2006年增達8,536億美元,第一次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外匯儲備額最高的第一大國,當時就已引起全球一片驚歎。但是,更讓國際觀察家意外的是,2006年起,中國外匯儲備竟如脫韁野馬,節節躍升,不斷刷新歷史記錄,且連續8年高居全世界第一名,至2014年3月底,曾一度直抵3.95兆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1/3,比全世界第二位的日本足足高出將近三倍之多,亦即多出達2.85兆美元。
1996年中國外匯儲備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在當時,即使是對於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抱持最為樂觀態度的專家學者,都不會料到如今這般龐大規模的樣態。從整體演進趨勢來看,除2011、2012年,經濟成長率有所放緩之外,中國經濟躍升勢頭,一直迅猛不可擋。而最近,2013年度又大幅度暴增達5,080億美元,一舉成為中國歷年外匯儲備積累增幅最大的一年。
這種發展態勢,最近被專研國際經濟學的學者專家批評是「一種愚蠢式成長」的國家外匯儲備形態。這種論述看法,主要基於兩大重要理由:一是總外匯儲備額的規模太大,遠遠超出一國經濟發展所必要擁有、具備的合理性邊界範圍;另一則是,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成長大勢,迄今看不到有可能中止,甚或暫時稍微停歇一下腳步的任何跡象。
對於長久以來總是饑渴於「外匯稀缺年代」的絕大多數亞洲國家而言,「外匯儲備」一向被視為一個國家實力與社會尊嚴的象徵。在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只不過體現於中國的是「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現代版本。
亞當‧斯密的重商主義理論認為,一國積累的金銀財帛越多,則該國越加富強;而要促使一個國家社會變得更加富強,就應盡量讓其「出口必須大於進口」,因為惟有貿易出超才可能導致更多貴金屬淨流入。這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什麼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都會傾向於採取「出口導向型戰略」,以期能夠更積極有效地發展其國家經濟的根本原因。
外匯儲備應為適當數額
但究竟多大規模數額的國家「外匯儲備」乃為適當,曾經長期任職於美國聯儲會Fed的耶魯大學權威國際經濟學者羅伯崔芬(Robert Triffin)教授,在其1960年出版的《黃金與美元危機》一書中所提的合理國際收支理論,就把國際貿易中的進口作為唯一的一個變數,用國際儲備對進口的比例(R/M)來測算最適度的儲備量,認為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應該與其對外經濟貿易進口需求額度之間,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關係:一國R/M比例應以40%為最高限,20%為最低限。按全年外匯儲備對進口額的比例計算,約為25~30%左右;即一國的外匯儲備總量應以滿足約3~4個月的進口需求額度作為標準,其能滿足2個半月進口需求額度是其最低限度。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國際儲備管理指導》,對於國際儲備的實務標準,就是以羅伯崔芬R/M比例做為通用標準的。
若以羅伯崔芬R/M比例標準為評量,2013年中國大陸總進口額為19,504億美元,5個月進口約為7,800億美元;就此標準看,則2013年的中國3.82兆美元外匯儲備其實早就超標,高出了389%的驚人水準,這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長久以來齊聲要求中國政府放鬆干預,讓人民幣匯率能夠真實依市場機制浮動升值的重要理由。
貨幣危機可能性加大
20世紀末期以來金融危機的頻繁,加上1980年代中期之後全球化運動普及,「外匯儲備」的缺乏,很容易肇致一個國家社會在外部衝擊之下,必須承擔極高的政治經濟調整成本。因此,「外匯儲備」相對於短期外債的比率指標,亦即「外匯儲備/對外債務比例法」,引起高度重視;大量的實證研究也顯示,該比率越低,發生「國家級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
IMF於2000年所公布的《外部脆弱性的外債與國際儲備關聯指標》文件,即建議所有協定國家應該使用「外匯儲備」相對於國家短期外債的比率指標,作為分析國際儲備適足性的基準;「外匯儲備/對外債務比例法」認為,一國的適足外匯儲備總量,以「占全部外債餘額的40%」為宜。以此比例法來評量今天大陸外匯儲備的適足性,則截至2013年底,中國外債餘額為8,630億美元,對應的外匯儲備標準,事實上僅須要3,452億美元即已適足,而此一適足數額根本連現有外匯儲備總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顯見中國外匯存底超額問題確實極其嚴重。
中國外匯儲備過度超額持有,已帶來三方面負向效應問題:
第一是,中央銀行收受大量外匯資產,必須持續擴張「人民幣基礎貨幣」,勢必更為加劇2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體質中原就存在的「嚴重貨幣超發問題」,使銀行業經營失能,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第二,依現行樣態,有超過八成以上的中國外匯儲備,主要投資於美國國債等高流動性「美元資產」,但投資報酬率很低。截至2014年10月,美國國債總額12.8兆美元,中國持有其中1.252兆美元,占比9.78%。儘管今天中國持有的「對外淨資產」高居全球第二位,但是2008-2012年間的國際收益累計淨虧損,竟然超過7,000億美元;究其根本原因,乃中國的對外資產投資報酬率,遠低於對外債務總成本負擔率。更弔詭的是,根據世界銀行調查,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報酬率高達22%,而中國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元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卻只有3%。
第三是,國家政治經濟安全性的隱患增高。一旦發生國家間的對峙,或地緣政經風暴,中國外匯儲備資產遭受凍結或其他意外損失,都勢非不可能。此前,大陸中央銀行總裁周小川深知箇中奧妙,早自2011年起已多次公開表示,中國現行迭迭高升的外匯儲備狀況,事實上,早已超過中國實際總需求的「合理」水準。
人民幣升值與資本開放
要抑止中國外匯儲備超額溢出問題的惡化,避免引申國內「資產泡沫化」經濟危機之爆發,以至構成人民幣強烈升值的基礎變數惡化,則習李體制主政當局,恐怕只有兩條路必須要走:一是撤除政府的干預,讓人民幣依循國際市場法則,做必要的積極升值,二是對外經常帳管制的自由化,擴大資本帳戶的更大幅度開放。
人民幣自2005年開放匯率改革以來,固然已升值19%,但由於採取的不是一次到位的「明快升值策略」,而是小步緩慢走的「單向升值策略」,升值幅度遠低於歐美官方預期至少39.5%以上的水準,以致十年來反而更加誘發熱錢嚴重流入,加劇大陸外匯儲備持續上升趨勢;國際熱錢一邊享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一邊又可同時享受大陸與先進國家之間「顯著利率落差」的利益,可謂是最難以抵抗的「雙重利益」誘惑,豈能輕易就被中國管制法規所驅趕?
今天,大陸經濟已然步入痛苦的「新常態」轉型期,但對外貿易帳戶還是維持30年來的長期順差強勢,以2013年為例,實質貿易順差高達2,598億美元,儘管大陸當局稱此一貿易競爭力,完全建立在「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低估」上,卻無助於化解其在國際市場所承受「人民幣必須升值」的壓力。
跨國金融機構分析認為,2015年中國貨幣政策的持續寬鬆舉措,意欲促成人民幣匯率的「積極貶值」,然就連最保守的判斷也認為,在2015年底前,人民幣固有繼續擺盪在6.1~6.3區間內「微幅波動」的可能;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離岸市場交易的擴大增加,大陸民間企業遠赴海外投資所肇致「對於人民幣需求」的大幅增高,勢將促使2015年人民幣匯率邁向更寬幅雙向波動的「新常態」發展,因此,看到人民幣價位一舉突破5字頭下限的可能性極大。
另一方面,與人民幣升值策略相比,對外經常帳管制的自由化,並擴大資本帳戶更大幅度開放,可能是當前大陸政府可以有效降低外匯儲備超額壓力的另外一項不錯的選擇。
一方面,擴大資本帳戶的更大幅度開放,可以化解國內資產價格過度高估(特別是房地產)的問題,讓境內投資人積極轉向海外市場,擴大資本流出,有效消化超額外匯儲備;二方面,擴大讓個人和民間企業自由決定其外匯的使用,增進資金的更有效率投資營運使用,落實「藏匯於民」,也有助於減少貨幣超發的壓力,讓中國境內資產泡沫的危險性得以積極降溫。
(作者係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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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林建山
- pages 53
- 標題 大陸超額外匯存底可能衍生問題
大陸當下正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腐敗治理和依法治國,分別被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現代國家建設是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一項基礎性、前提性工程。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至關重要,可以從兩個維度來加以透視:
國家能力之維
國家能力是針對失敗國家現象而提出的一個概念,失敗國家現象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尤其二戰後,在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歐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推銷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西式自由民主,結果卻未帶來理想的民主,反而是政治無序、經濟無效和社會分裂,很多發展中國家因此陷入動盪甚至分裂,淪為失敗國家。在這種背景下,國家能力的概念和理論被紛紛提出來。
國家能力是指國家執行目標的能力,包括強制能力、合法化能力、汲取能力、調控能力等。美國日裔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國家能力強,並不代表國家干預範圍廣,理想的國家應該是國家能力強且干預範圍有限的國家。
自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通過新制度和新技術的良性互動,國家能力大幅提升,中國的國家能力則相對不斷下降。尤其在晚清時期,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即便統治者有決心,限於國家能力不足,最終也無力回天。民國時期,雖然中國人致力於尋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在現代國家建設上取得很多成就,但是由於軍閥混戰和日本入侵等原因,國家能力仍然不強,國家貧弱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
1949年後,大陸進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在國家的調控能力、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國家軍事能力等方面成效顯著。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走了彎路,國家能力尤其是國家經濟發展能力和外交力都受到較大影響,並未得到充分發展。改革開放後,大陸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國家能力大幅提升。目前來看,大陸的政治合法化能力、經濟發展能力、軍事能力、國際影響力、外交力等都獲得較大發展,未來大陸將進一步通過深化改革、治理腐敗、推進依法治國等提升國家能力,建立有效國家。通過比較政治研究可以發現,在當今世界的範圍內,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比,大陸的國家能力建設的確十分耀眼。
國家自主性之維
工具主義國家論者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斯考切波、埃文斯等回歸國家學派的學者則強調「國家的自主性」。
國家自主性是指國家制定並不簡單反應社會組織和階級利益的政策,也就是說,國家應成為公共利益,而非個人或集團利益的代表。自主性國家是與依附性國家相對的一個概念,前者意味著國家能夠一定程度滿足公共利益,而後者則意味著國家淪為特定個人或集團的工具。然而,國家或政權的合法性,主要源自國家對公共利益的滿足,而非個人或集團利益。因此,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除要提升國家能力外,還需要強化國家的自主性,二者缺一不可。例如,晚清統治者意識到國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主觀上意圖通過新政、立憲等破除滿人的集團利益,更多地凸顯國家的公共利益性,以換取政權的合法性,挽救統治危機。但是,晚清政府的國家能力太弱,所以終究難以扭轉時局;再例如,法西斯主義國家歷史上國家能力(尤其是軍事力)較強,然而,國家自主性則較弱,國家成為法西斯主義者推動侵略擴張的工具,因此同樣難以避免國家政權解體的結局。
以國家自主性之維來透視大陸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發現,其重要性較國家能力之維更大。原因在於: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大陸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但也形成了很多利益集團。依據利益集團理論可知,利益集團的形成本身具有某種必然性,按照多元主義的觀點,恰恰是多元利益集團通過競爭和平衡,最終實現政治和經濟的均衡和發展。然而,大陸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超越利益集團一般意義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化建設的相對不完善性,獲得較大部分的改革紅利。這些利益集團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阻礙,他們想將既得利益固化,這就破壞了國家的自主性。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進一步強化國家自主性,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獨享國家的改革紅利。以此觀之,大陸強勢反腐,正是在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獨享改革紅利的局面。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將進一步提升國家自主性,使得改革紅利惠及廣大的人民群眾。
綜合上述,國家能力主要是強調國家的效率之維,即建設有效且有限的現代國家,而國家自主性主要是強調國家的公平之維,即讓國家發展的成果公平地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之間分配。從這兩個維度來看,大陸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極為必要,是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重大問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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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龍
- pages 51
- 標題 大陸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二維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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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習式旋風」席捲全球,引起世界輿論關注大陸領導人治國理政的具體做法,也有不少媒體有意探尋中共高層在把握國內外宏觀局勢的經驗之道。為更好地實施戰略決策和引領國家發展方向,大陸領導人注重從多個管道獲取相關訊息,其中集體學習制度就屬於更新知識和開闊視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我們通過對集體學習制度的梳理,來深入理解大陸領導人在政治決策之前的各類準備工作。
運行機制特色明顯
大陸領導人主要是那些擔任副國級以上職務,或者部分排名靠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共高層就嘗試開展集體學習,在起初舉辦過若干次法制講座後,因種種原因而中斷。進入1990年代,為駕馭市場經濟的現實需要和及時研判各類新情況、新問題,江澤民等大陸領導人比較重視集體學習和系統補充各類知識,使得舉行此類集體學習的次數比較頻繁。自2002年中共16大之後,胡錦濤等大陸領導人將該集體學習的地點、人員範圍和政治級別固定化,通常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部委負責人才有正式列席學習的資格(參見表1)。此後,集體學習成為歷屆大陸領導人的一門必修課,形成了機制化的運作方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彰顯團隊合作精神。目前,大陸政治的核心決策圈當屬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其中若干名常委(通常為7人或者9人)則屬於大陸最具實權的政治人物。這些政治局常委之間既有分工,也相互配合,同時也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負責。因此,參加各類集體學習活動本身就是開展工作的現實需要,同時也向外界展現了大陸核心政治精英團結互助的政治姿態,這有利於保持穩定的整體局勢。這種集體學習的最大益處是,能夠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部委負責人共同瞭解特定議題的現況,從而有助於在研判相關議題和凝聚共識時減少各類阻力。
二是涵蓋領域極其廣泛。治國理政需要全面把握國情世情,及時掌握最新態勢,這就要求特定政治人物不僅應具備總攬全局的政治能力,而且也應具有運籌帷幄的政治智慧。是否具備這兩項基本政治素質,除了擁有政治天賦和實踐經驗外,顯然需要大量補充學習各類新知識。大陸領導人各類集體學習活動中所涉及的領域極其廣泛,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軍事、黨建、歷史、科技、能源、環境、衛生、教育、民族、民主、三農等各類議題。正是通過對上述議題的系統學習,大陸領導人更具政治家的風範,在具體決策時的眼界和視野會更為廣闊,所實施的宏觀政策往往具有前瞻性,這對大陸長遠發展是極為有利的。
三是間隔時間相對較短。在知識結構不斷更新的現代資訊社會,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均需要主動學習,否則就可能落後於時代的發展步伐。大陸領導人進行公開學習並無可厚非,但能夠在20多年的時間裡有系統、有規劃地有序進行,是值得肯定的。通過比較中共14大以來的各類集體學習情況,不難發現每一次集體學習的間隔時間並不長,通常是每隔兩三個月舉行一次,有時間隔時間更短。意味著大陸領導人具有主動學習的現實需求,定期就特定敏感議題邀請專家進行系統講授,加深對相關議題的理解程度,進而有助於針對全局高度和整體層面做出政治決策。
精心準備每一次學習
作為最高層級的集體學習,主要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直接承辦和負責。在此,通過區分主辦者、講解者與學習者的不同目標訴求,能使我們較為清晰地把握集體學習的基本過程。
一是主辦者力求萬無一失。目前,大陸領導人的集體學習活動基本上由「中辦—相關部委—相關科研機構」三層共同協作完成。通常由中央辦公廳牽頭,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選題,交由相關部委負責完成具體工作(選擇主講人和編撰講稿)。在此基礎上,以集體備課的方式組建相關課題組,交由兩組不同人選同時準備課題,並進行具有競賽式的多輪試講,進而挑選整體表現相對優異的一組負責講解(通常為兩名主講人),而另一組則處於候補狀態,主要目的是一旦出現意外情況時能夠及時遞補。
二是講解者期望獲得認可。講解者主要任務是將課題組擬定好的選題內容,向集體學習成員系統講授。能否成為正式講解者往往需要經過嚴格考驗,通常會舉行三輪試講,課題組成員、相關部委領導和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領導都會參加試聽講。除講解內容正確無誤外,講解者的聲高、語調、語氣、語速等諸多演講要素均應符合基本要求。只有經過全面充分準備之後,講解者才會被正式安排參加具體講課活動。
三是學習者重視討論交流。自2002年以來,大陸領導人歷次參加集體學習的場所固定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個會議室,參加學習的領導按由外向裡、由後到前順序,依次是各部委領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通常,整個學習時間一般大概在120分鐘左右,兩名主講者按照計畫分別講解40分鐘後,剩下時間就留給大家討論和提問。在此過程中,各學習成員能夠相互交流討論,這對及時研判一些疑難問題是有積極意義的。在全部討論結束後,往往由中共總書記進行總結發言,並宣布相關學習活動結束。
精英政治的可取之道
當今世界,治國理政主要存在著兩種運行模式,即精英政治和大眾政治。前者強調先知先覺的政治精英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大眾只需接受精英領導,即可實現政治發展和社會穩定;後者關注社會普通大眾在重大政治決策中的參與作用,而政治人物只有在尊重多數意見的前提下,推行具體政策主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為了全面提升政治精英的綜合素質,目前大陸實行集體學習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期望這些精英不辜負社會大眾的期望,能夠在決策品質與決策效率之間實現某種平衡。
在目前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國家都要面對內外局勢高度關聯的客觀現實,某一領域或地區的重大問題很可能在短期內波及到整個全球社會,進而引發諸多不穩定因素和潛在風險,這就要求決策機構能夠做出迅速反應。因此,為了及時應對各類現實挑戰,大陸領導人的集體學習制度不僅成為完善精英決策的重要環節,而且也是具有啟發意義的特色制度安排。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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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劉海潮
- pages 48
- 標題 解析大陸領導人的集體學習制度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2015年1月出刊的《名利場》(Vanity Fair)上發表了題為《中國世紀》(The 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文章指出,2014年是美國能夠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中國以第一的姿態進入2015年,看起來還將保持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不是永遠的話。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回到了它在人類歷史上長期佔有的地位。
斯蒂格利茨的主要依據是,2014年4月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統計報告。根據這份報告推算,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法測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14年底就超越了美國。何謂購買力平價法?簡單而言,就是統計時一國的貨幣匯率並非按照實際市場匯率折算成美元,而是通過比較兩國貨幣的購買力確定換算比率。例如在美國一個漢堡包賣4美元,在中國賣16元人民幣,那按購買力平價就是1美元兌4元人民幣,而不再是市場上1:6左右的匯率,也就是說,人民幣的購買力將被人為調高,由此折算的GDP也會跟著變大。
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某種層面上,其實不必擔憂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一的經濟體。世界經濟並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的增長與美國是互補的。中國快速增長,將會購買更多美國商品,帶來繁榮。如果美國以零和博弈的意識形態看待中國崛起,將中國的所得看為美國的損失,那麼美國就會採取遏制中國的政策,而這些行動最終將被證明是無效的,並且會進一步傷害到美國居於領導者地位的自信心。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掉入這一陷阱。
斯蒂格利茨認為,當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時,美國應趁此機會,轉移外交政策,遠離遏制中國。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出現一個穩定的、運行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對雙方都有好處。鑒於歷史的記憶和尊嚴,中國無法接受現有的全球體系,因為該規則是由西方所設定,由西方國家和企業受益,並反映出西方的觀點。不管美國喜歡與否,都必須與中國合作,而雙方都應該希望能達成合作。斯蒂格利茨指出,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形成,這是新經濟現實的結果,如果美國以錯誤的方式做出回應,就會有反彈的風險,其後果是不正常的全球體系或全球秩序,這顯然不會是美國想要的。
斯蒂格利茨並沒有詳細鋪陳中國世紀已經到來的各種跡象,他的論點也不新穎。早在2007年1月11日《時代》週刊的封面文章,標題為〈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開端 〉(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文內用的就是「中國世紀」,通過《時代》周刊駐北京、曼谷、巴黎,甚至包括非洲多個國家共12名記者的聯合採訪報導,為讀者勾勒出「中國世紀來臨」的畫面。該文章指出,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實,21世紀注定是中國的世紀。文章稱,美國應該拋開成見,更加積極主動地與中國合作,這樣才有利於其自身及全球經濟發展。一個影響力不斷提升,但同時也在不斷消除與世界對抗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不受歡迎呢?只要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路線,中國的日益強大根本沒有什麼值得西方國家擔心的。
另外,許多研究機構和金融組織都使用過類似「中國世紀」的說法。但中國對於這個提法,並沒有沾沾自喜,而是戒慎恐懼,深怕高處不勝寒。
首先,中國深知,這種提法固然表明全球對中國經濟實力有一定的認可和尊重,但中國在其他許多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種提法很容易被人誤解成中國要在各方面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從而擴大「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並加深美國的猜疑。中國完全理解美國對當世界第一的執著,並擔憂美國失去這一地位之後會採取的作為。為化解這一點,中國提出了建構「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它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為核心;更想突破崛起大國與守成霸主必然產生衝突這一歷史魔咒。它是以「新答案」解決老問題,其基本共識是在21 世紀的中美關係,必須避免大國對抗和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切實走出一條新路。
其次,中國認為「中國世紀」提法仍局限於過去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是基於歷史上大國興衰的經歷。過去幾百年,新舊大國交替,往往伴隨著戰爭,給人類帶來沉重的災難。中國相信,世界各國應在和平競爭與互利共贏的框架下,共同進步繁榮。中國立足於和平發展,強調堅持合作共贏,建立新型的國際關係,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中國的整體實力肯定可以在21世紀升至世界前列,但21世紀不應該只屬於中國或某一個大國。它應該是全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世紀,是徹底擺脫貧困,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世紀。地球有足夠大的空間,應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
總之,中美應該是解決世界問題最強有力的合作者,美國不需要因為中國成為頭號經濟體而感到不快,相反的,美國應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世界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係。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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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花俊雄
- pages 46
- 標題 斯蒂格利茨:這是中國世紀,美國應放棄遏制中國
梵蒂岡城國的元首、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apa Francis) 表示願意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向北京伸出橄欖枝,北京正式表示願意與梵蒂岡進行建設性的對話,逐步推動與教廷改善關係的進程。
教廷(Holy See)是一個內陸的城市國家,領土包括義大利的羅馬,在全市範圍內的一塊有圍牆的土地,總面積約44公頃(110畝),人口超過800人,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權獨立國家,稱梵蒂岡城國,是習慣國際法的主體。
方濟各積極化解隔閡
方濟各被譽為「人民的教宗」 (The People’s Pope),是義大利裔阿根廷人,耶穌會會士,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及德語。上任以來,他深切關注國際事務、區域衝突和社會正義,主張個人與國家都需要以愛相待,藉對話、寬恕、修好和愛,與人為善,化解人類之間的隔閡和仇恨,並為移民、婦女、青少年、窮人和弱勢普羅大眾發聲,受到全球天主教信徒的愛戴和敬佩。
方濟各上任後,致力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係。2014年8月第一次訪問亞洲選的是南韓,他在南韓忠清南道瑞山市的海美殉教聖地展覽館內,會見來自亞洲各區主教,並發表公開演說,強調「對話」是亞洲區各教會的本質使命,說「對話並非單純聆聽他人所言,還得理出未透過語言表達出的經驗、希望、夙願、苦難及憂慮。」
教宗的此番講話引起外界的廣泛重視,普遍認為是向中國大陸伸出友誼之手,甚至有媒體認為,這顯示教宗把與中國對話和發展關係定為天主教在亞洲地區的首要工作。而所謂的亞洲國家依次是:韓國、中國、蒙古、越南、緬甸、寮國、不丹和汶萊等國。
在訪問結束前後,他兩次發電報問候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人民。在返程專機上,他又表示,如果可以成行,他願意明天就訪問大陸。
2015年1月14日,教宗第二次訪問亞洲,在斯里蘭卡呼籲和解與追求正義,15日訪菲律賓,在馬尼拉灣畔和海燕颱風災區主持彌撒,與貧民共餐。
方濟各向大陸釋出善意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固然是一個奇蹟,而與此相伴的,還有另一個奇蹟,那就是天主教徒人數增長。目前,中國天主教徒已經接近1,500萬人。
工商業日益發達,人們整天忙碌追求金錢,職場競爭愈激烈,心靈益感空虛茫然,這正有利於天主教的傳播。
2013年3月,教宗方濟各與習近平數小時內先後當選,雙雙履新時,方濟各致函祝賀習近平,中國官方也首次對新教宗當選表示祝賀。中梵之間固然開始有函件往來,但習近平上台後,忙於反腐,二者關係並沒有顯著緩和的跡象。
已故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4及1989年訪問南韓時,因北京不同意,教宗專機只好繞開中國領空。而今,教宗專機首次被允許飛越大陸領空,不少觀察家視此為中梵和解的前兆,習主席對教宗捎來的訊息給予答覆,這很清楚,中梵間已形成和解氛圍,雙邊關係已經向前邁進一步。
方濟各在其首次亞洲行程中打破與北京的僵局,當專機往返飛越中國領空時,方濟各按照教廷禮儀,前後兩次拍發電報向習近平及中國人民表達祝福之意。
根據教廷禮儀,教宗一般會向其專機飛越的國家領導人發送問候。這種問候電文很少會成為新聞,但這次顯然有不同的意義,蓋外界都想知道教宗方濟各在對中國領導人的祝願中究竟說了什麼?電文中說,專機進入中國上空之際,他公開向中國表露善意,送上良好的祝願,祈求和平。
但可能是出於技術原因,發送的這份問候電報沒有傳遞成功,飛機的機長向地面控制塔台發送電文,然後由後者負責轉發給正確的收件人。梵蒂岡方面旋即給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電文副件,通過中國使館重新發送,這份電文確實已經傳達。
結束韓國訪問返回羅馬途中,教宗方濟各又特別向習近平和中國人民再度表達衷心的祝願,呼求天主降福給這塊土地。
另外,教宗方濟各訪問韓國時,為124名韓國歷史上的殉道者舉行「宣福禮」,把他們冊封為「真福」,地位僅次於「聖人」。被冊封者中包括韓國第一位殉道者尹持忠,以及在韓國開展傳教活動的中國神父周文謨。
周文謨於1752年出生在中國江蘇省昆山縣,從小信奉天主教,後在北京教區天主教神學院學習神學,並晉鐸為神父。1794年,北京主教湯士選因周文謨神父的外貌像韓國人,故派遣周神父赴韓國傳教。在韓國開展傳教活動後,韓國天主教信徒急劇增加,短短6年內,教友增至一萬人。但在朝鮮王朝對天主教的壓迫之下,周文謨殉教。
近年不少中國天主教教士和教友前往建於1703年的北京西城西什庫北堂參加彌撒,表示感到與教宗的距離更近,並希望不久的將來,教宗也能訪問中國大陸。
北京的態度是關鍵
方濟各在南韓向亞洲主教發表公開演說,他對亞洲地區尚未與教廷建立關係的國家釋出善意,願與中國大陸、北韓、越南等國對話。
教宗說,天主教在亞洲的首要工作是與中國對話和發展關係。這番談話,一般認為是對中國大陸發出善意的訊號,中梵雙方的關係似乎已出現升溫跡象,也讓很多人推測,大陸與教廷關係是否能向前「逐步邁進」?
教宗方濟各展開首次亞洲之行時,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於他並未前往的中國。1951年北京與梵蒂岡斷絕外交關係,梵蒂岡承認「台北」代表「中國」。後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曾經在一段時間內,對地下教會的天主教徒進行打壓。到1970年代末,大陸才恢復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
中國的天主教會現分成兩派:一派是「官方的」名為天主教愛國會的教徒,根據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章程,該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教徒人數大約有500萬;另一派則是「忠於教宗的」地下教會,教徒人數據估計約為愛國會教徒的兩倍,約有1,200萬天主教徒,其中大約一半在地下教會望彌撒。
中梵關係微妙,2014年12月達賴喇嘛請求參加方濟各的私人演講,教宗為了那些忠於教宗的中國天主教徒,拒絕與達賴會面。
梵蒂岡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惟中梵建交的主要障礙有三:一是「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矛盾。二是「天主教愛國會」主張自行任命主教,而不需先行獲得教廷同意。教廷堅持只有梵蒂岡才有權指定主教,中國則自行「任命」、「祝聖」主教。對北京而言,任命主教涉及國家內政,不容干預。三是教廷和台北現有外交關係。
儘管天主教在亞洲的首要工作是與中國對話和發展關係,北京對改善與教廷的關係也始終抱有誠意,但北京對於中梵建交,現階段似乎並不熱衷,而願意繼續努力進行建設性對話,並以實際行動逐步推動雙邊關係。
(作者係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趙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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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教宗方濟各向北京伸出橄欖枝
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凶殺事件,導致12人死亡,8人受傷。該周刊的主要工作人員幾乎悉數被殺。次日一位至今來歷不明的恐怖分子又在街上殺害1名女警,而後又有一名黑人闖入一家猶太人經營的食品店,並殺害了4名猶太顧客。
案發後,媒體焦點集中於第一樁凶殺案,以及該事件所引起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其主要傳達的信息是,法國人民不畏伊斯蘭世界的暴力挑戰,堅決捍衛言論自由與文化價值。與此同時,西方不少國家也舉行了同步的遊行示威活動,以表示他們對法國的支持。
作為觀察者,很難判斷西方民眾有多少能夠認識到:恐怖主義活動始終是一小撮極端分子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也很難揣摩究竟有多少民眾明白:伊斯蘭教世界的絕大多數民眾,都像他們一樣的反對暴力行為?不過,能肯定的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社會之間將更加水火不容,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會,來自伊斯蘭教國家的移民,今後日子將更加如坐針氈。
歐洲早有排外情緒
早在查理案發生前,中西歐社會已不斷提出「船已擠滿」、「歐洲基督教國家不容許伊斯蘭化」的口號。當前歐盟成員國的伊斯蘭教移民人數大約有2,000萬,占總人口的5%左右。絕大多數都是二戰後出於經濟起飛、勞動力不足的需要,而從伊斯蘭教國家引進的外籍勞工。那時,所有歐洲國家對外籍勞工多持著歡迎態度。嗣後,即便在80年代失業問題浮現,右派政黨為了轉移目標而把失業的原因歸罪於「外籍勞工過剩」,開始限制移民人口,但彼時歧視伊斯蘭教少數群體的問題並不嚴重。
80年代國際上發生一個重大事件,即蘇聯為支撐阿富汗的左派政權,而向該國派遣了支援部隊。出於「打擊蘇聯占領軍」 (西方的提法)的需要,美、英、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國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陸續培訓了數萬游擊分子(包括當地民兵與國際激進分子組成、以賓拉登為首的基地組織)。這種「以夷制夷」的策略,最初由美國民主黨設計,而由共和黨雷根總統和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繼續貫徹,直到共和黨小布希時代才改弦易轍。
國際恐怖主義組織起源
1989年蘇聯撤軍之後, 雖然冷戰隨即宣告結束,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卻為了填補政治真空,而利用原先培訓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對一些國家進行騷擾,其中包括俄羅斯、南斯拉夫、中國、伊朗與一些阿拉伯世俗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部分歐洲的伊斯蘭教年輕人由於聽信西方對敵對國家的惡意宣傳,便欣然加入上述的基地組織,並與一些東歐失業軍人、中西歐納粹分子共同組成雇傭軍,到前南斯拉夫進行騷擾。
大體來說,整個90年代恐怖分子配合西方戰略部署的居多,而其中有人由於洞穿西方以夷制夷的策略,突然決定對西方社會倒打一耙,造成破壞事件偶有發生。然而,這些活動,諸如1993年雙子大廈第一次受到定時炸彈攻擊,以及1998年美國駐肯亞與坦桑尼亞的大使館遭到嚴重破壞等等,但這既沒改變西方集團繼續推動以夷制夷的策略,也未嚴重波及歐洲一般的伊斯蘭教群體。
2001年911事件所促發的反恐戰爭可說是一個轉捩點。由於小布希把過去培植的一個個激進組織(包括中國的東突分子)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同時又以反恐為藉口,擴大對伊斯蘭世界的軍事侵略,此外還逼迫伊斯蘭教國家對境內的恐怖主義組織進行圍剿。此政策無異於向前盟友(恐怖主義組織)正面宣戰,並不惜以直接發動戰爭、造成數千美國軍人死亡為代價。除此之外,為「防止恐怖分子的襲擊」,必須加強安全措施、約束人民的自由權利,大幅度增加軍事開支等。於是乎,反恐戰爭一時風聲鶴唳,不僅造成西方人民的不滿,也讓他們一併遷怒於整個伊斯蘭教世界,其中包括對境內的伊斯蘭教移民產生敵對情緒。
2008年歐巴馬當選後,即刻終止反恐戰爭和單邊主義,但又重新拾起小布希放棄多年的以夷制夷政策。具體而言,便是減輕對恐怖主義組織的壓力,重新大規模培訓與裝備恐怖主義組織,並暗地差遣他們前往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伊朗、俄羅斯、中國大陸等地進行破壞。這也是為何在此階段,中、俄兩國原已平息的恐怖主義活動,突然又急劇增加的最大原因。至於單邊主義,除了理解其目的在於「假恐怖主義組織之手打擊敵人」之外,也意味著團結更多的西方盟友(如歐洲聯盟),以便聯合一起對利比亞、敘利亞等國進行軍事干預。
ISIS崛起
2014年,國際局勢再次面臨一個轉捩點,即從年初開始,前往敘利亞進行顛覆的一支恐怖主義組織逐步入侵伊拉克若干地區(主要為西北部),並宣布成立伊斯蘭國(ISIS)。這批人,原來招募自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社會,由於不斷讓西方媒體標榜為「民主戰士」,自然吸引了許多歐、美洲的伊斯蘭教激進年輕人 (單是歐洲就有上千人),其幕後支持者除了美、英、法、以之外,還包括卡達爾、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土耳其(多在土耳其集訓、整編、武裝)。這次他們突然轉移陣地的原因,不外是俄羅斯支援敘利亞的態度突轉強硬,此外,集結於敘利亞的十多個恐怖組織無法協調,甚至互相火拼。
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他們受到迄今靠邊站的伊拉克遜尼派激進人士的熱烈歡迎。至於ISIS是否直接受到美、英集團的指使?是否目的在於伊拉克境內建立一個平行於庫爾德自治區、什葉派勢力的「屬於遜尼派所掌控的第三個國中國」?目前還有待觀察。不論如何,西方媒體陸續展示ISIS的濫殺圖片與視頻,並故作聲勢地「對其進行軍事打擊」的承諾,在西方社會引起一陣「反伊斯蘭」的情緒,也導致各地的遊行示威。
其實,「歐洲伊斯蘭化」根本是無稽之談。原因在於伊斯蘭教人口目前只占歐盟人口的5%。更何況,其第二代子女受歐洲文化影響,生育率急劇下降,完全沒有形成多數的可能。其次,歐洲伊斯蘭教人的處境與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息息相關,而且關鍵在於,早在查理事件案發前,歐洲的排外情緒已在發酵;案發後,該情緒自然會加劇。
不能忽略的是,迄今所有的歐美國家境內發生的重大恐怖主義破壞事件,無一不是疑雲密布。例如,911事件至今,美國官方無法舉出任何「塔利班政府或基地組織幕後指使」的證據。相反的,官方的調查委員會成員紛紛指稱,其調查報告「受到政府的干擾與擺佈」。此次查理案的兇手完全是職業殺手,犯案手法絕非一般恐怖分子所能比擬。更何況,唯一對外展示的視頻竟無法解釋,為何警員頭部遭槍擊卻不見任何血跡?此外,這次破案經過也頗為傳奇,警方竟然能夠在罪犯遺棄的汽車內找到一份身分證,其破案過程與911事件「在廢墟裡找到一本劫機者的完整護照」很是雷同。
作為本文結束語,以下不妨摘錄一段培訓恐怖分子的原始設計人,即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於1998年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的對話:
記者問:你們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使得這些未來的恐怖分子又有武裝,又有技術,你毫不後悔嗎?
布答:就世界歷程而言,究竟什麼是最重要?是塔利班重要呢?還是蘇聯帝國的崩潰?是些瞎鬧的穆斯林重要呢?還是解放東歐和結束冷戰重要?
記者問:瞎鬧的穆斯林?不是一再有人強調當前全球最大的禍患就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嗎?
布答:這是無稽之談!如果認為西方非得採取全球戰略來對付伊斯蘭,則是愚蠢不過。我們只要理性地加以觀察,不要煽情,不帶情緒,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全球性伊斯蘭教運動,伊斯蘭只不過是個擁有15億信徒的宗教。在沙烏地阿拉伯原教旨主義、摩洛哥溫和派、巴基斯坦軍國主義、親西方的埃及、或世俗化的中亞之間,難道會有任何共同點嗎?他們之間的聯繫,決不會比基督教國家之間更多。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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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從《查理周刊》槍殺案看恐怖主義與歐洲的排外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