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豪年，1935年生於廣東茂名（現改隸吳川市）世家，自幼喜愛繪畫，畢業於嶺南藝院。17歲在香港師從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1970年來台定居，任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藝術研究所專任教授，台灣藝術大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歐豪年作品講究寫生造境，注重內在人文氣質和情趣，繼承了嶺南畫派的傳統風格和精髓，又具獨特創新的面貌，被稱為嶺南畫派之翹楚。作品不斷應邀在全球各地展出，備受國際藝壇肯定與推崇，1990年至1991年在歐洲七國博物館巡迴展，獲台灣新聞局國際傳播獎章。1993年榮膺法國國家美術當局，巴黎大宮博物館特別獎譽，為中國畫獲此獎之第一人。1994年韓國圓光大學頒授榮譽哲學博士；1995年美國印地安那波里大學頒授藝術學博士，並被譽為「堅持東方人文精神之代表畫家」。之後又陸續獲中興大學、輔仁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2000年設立歐豪年文化基金會，2002年被聘為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永久榮譽館長，2004年美國印地安那波里大學成立歐豪年美術館，2005年中國文化大學設立歐豪年美術中心，2013年北京及上海歐豪年藝術館先後成立，2014年安徽博物院設立歐豪年美術館。  

問：您出身嶺南世家書香門第，17歲就拜趙少昂為師，請跟我們談談家庭背景及趙少昂對您的影響？

歐豪年答：幼時家境猶佳，父母請了老師教讀經史國學。因為居住在沿海城市，很容易看到介紹西方藝術的文章，例如當年的《東方雜誌》就是我必讀的刊物；而家中收藏的文人字畫，我也經常瀏覽，八、九歲時，就因酷愛繪畫，崇尚自然，日夕寫生，逐漸投入美術，大量時間學習字畫。

1949年，我家移居香港，沒多久，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遊歐回港，17歲的我前往拜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在老師創立的「嶺南藝苑」讀書畫畫。

由於我當時已有繪畫基礎、也會寫生，因此，趙老師讓我幫忙指導小師弟的寫生習作。四年後，我就開始參加東南亞巡迴畫展，之後便陸續在日本、香港、美國、德國等地開畫展，將中國書畫的風貌帶到世界去。

少時的庭訓師誨、少昂老師的導引，以及數十年間在國學上的自修，對我的畫學創作與美術教育影響深遠。少昂師曾以高人譽我，足見他的高懷脫俗，正如他所喜畫的輕蟬，時人難望背項。他墨濃筆強的臨池揮灑之情，也令我一輩子印象深刻。

問：是什麼樣的因緣促使您在1970年回台定居？也請您談談來台後的美術教育工作。

答：我1960年首度到台灣訪問，就獲得于右任大老書贈「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為勉。當時，張其盷先生正在籌辦中國文化學院，他懇切邀我來台任教。

1968年，因葉公超先生的推介，我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約舉辦個展。當時陽明山中山樓已落成，蔣宋美齡夫人看到我畫的巨幅《八駿圖》，十分欣賞，特別交代陽明山管理局的人員，將我的大幅畫作運到官邸，給蔣公看。之後，中山樓買下《八駿圖》、《群馬圖》與其他八幅不同題材的畫，永陳在中山樓的大廳。

中國文化學院（後改為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在我來台期間，多次勉勵我回台培育下一代，而葉公超前輩也勸我說：研究中國畫還是要回到中國人的地方，在有根的地方容易成長。我遂於1970年回台定居，那年我36歲，隔年，妻兒也搬到了台北。

我在中國文化大學教書教了幾十年書，退休後，學校還要我繼續開課。我都是自己開車上陽明山，一直到十幾年前，年紀大了，才不再跑陽明山。目前，我是台灣藝術大學的講座教授，美術研究所的學生經常來我家上課。 

問：作為嶺南畫派當代的代表畫家，您怎麼看嶺南畫派的風格，以及您如何融合中西繪畫之長，讓作品更創新、更具時代感？

答：中國傳統繪畫有許多流派，但大多從臨摹古人畫作入手。嶺南畫派在晚清出現，主張「折衷中西、融合古今」。「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好朋友，自始即參加國民革命，思想開通。他們認為，世界在改變，中國也要改變，他們主張以寫生代替臨摹，為中國傳統繪畫注入了新血。

大家都愛說嶺南偏向西方，其實嶺南畫派畫家只是較早認識到，任何學派要生存、發展，就必須掌握時代的精神。嶺南畫派有見識的當代畫家除堅持中華人文精神，如哲學、文學，以至書法，有與畫相通的筆墨趣味之外，還要兼融世界藝術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在保持傳統中國畫的筆墨特色的同時，還主張引進西洋畫法，融合中西繪畫之長，創造出有時代精神、有地方特色、氣氛酣暢熱烈、筆墨勁爽豪縱、色彩明亮、水分淋漓、暈染勻淨的現代繪畫格局和創新作品。

16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西方美術對物體與空間具備準確的表達力，也可以說是西方繪畫的基本功。20世紀東西文化交流，中國繪畫也注意到物的實體與空間兩者之間的關係。當中國畫家對大自然的實體與空間，都有充分的掌握後，自然會有超越的力量，因為西方不懂的，我們原來就懂，我們懂了西方藝術後，就能兼具東西方所長，並且在題材上也更開闊多元。

問：您作品中的題材十分廣泛，從山水，到人物，到動物都有特別的表現方式，請問您是怎麼取材、構思的？您自己認為您的畫作有何特色？

答：我主張畫家應當不限題材作畫，因為知識分子對天文、地理、歷史都應該涉獵。孔子認為君子應該六藝都懂，能精通一藝，猶應未足。

在還沒有師承前，我就已開始寫生，而且慣以水墨或彩墨直接對景寫生。我不獨寫生，更強調造境，即使是寫生，也不只是靜態的景物。舉動物園中為獅虎寫生為例，我都等獅子出洞散步，趁機捕捉動態下筆，每次見到對的角度，就下三兩筆，獅子、老虎來回散步個三、四十趟，畫已經完成。

我畫過的東西就像腦中有了底片一樣，不易忘掉，這是很好的練習。我的動物畫是以運轉自如的水墨法，表現出相對於空像的物像所作完美設計。動物也有人格，我把老虎看作是山上的君子，我曾寫下詩句：「狐鼠依城社，山君嘯嶺皋；物情喻世態，感此動吟毫。」

我畫中有許多古人，包括屈原、鍾馗、李白、蘇軾等，或國劇人物如李逵、武大郎等，也有許多以古代故事，例如張僧繇的「畫龍點睛」，或以詩詞入畫。畫古人是交朋友的一種方式，讀古人的書，模擬古人的神貌，重溫古人的思想，可以體會更多，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修養。

另外，我有廣泛的旅遊經驗，台灣開放探親旅遊後，我遍遊大陸各地，山水成了我畫中的主題。中國人與西方人對自然所持的看法有所不同，西方人以積極的態度試圖征服自然，但中國人則強調與大自然保持和諧親密的關係。古諺「天人合一」，即是一證。我山水畫的特色是用充滿元氣的主題事物、強弱互補的布局，表現出實像與空像的共鳴，用活潑有力的落筆方式及創意的結構，讓畫面不僅達到強調實體，同時也展現空間及適當安排距離的巧妙效果。

說到繪畫特色，我習以拖泥帶水法，以健豪筆沾，使山水畫中岸壁的層次，自沉鬱轉至紋理清晰分明，展現出微妙的墨彩和墨色的「濃、淡、乾、濕、多變」效果。我也經常使用中國傳統的留白，來傳送畫中虛無的精神面涵意，使作品充滿啟發性，更充滿生命力及情感，讓觀者易於共鳴。另外，我也將代表詩詞、書法融入畫中，讓作品不失東方色彩。

問：您的作品長期在國外各大博物館展出，請問在中西藝術交流的過程中，給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您認為中國書畫在世界藝壇能占有主導地位嗎？

答：過去數十年間，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國博物館展覽，得過無數獎項，我個人也獲頒五個榮譽博士學位，但那些都屬私人榮辱，不足掛齒。我比較感到光榮的是，曾於1993年與大陸前輩畫家吳作人，同時獲得法國大宮博物院首次對東方水墨畫所頒的大獎，我認為那是西方藝術中心對中國水墨畫的高度肯定。不過總體來看，世界畫壇至今依然以西方為主軸，中國藝術仍被貶視，這讓我不能釋懷。

追究理由，這當然與西方國家始終是世界強權，而其文化及藝術也隨之成為世界主流有關。不過，物極必反，西方畫風現已雜亂無章。而中國近三十多年來的崛起壯大，極可能改變這種西方獨霸的局面。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很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及弘揚工作。我認為，中國書畫在過去一百年間已取得相當大的進步與成就，我們應以中華民族文化自豪，再取西方文化的精華，融會貫通，在現代環境中更好地發展中華文化。我也希望透過兩岸四地藝術界的共同努力，促使世人以開明的眼界，重檢今日藝壇的秩序，使東方主導的契機提早來臨。

正因對此抱持樂觀態度，所以雖年過80歲，我還在作春天播種插秧的工作，希望中國繪畫有一天能到秋收的時候。

問：請問您何時開始從事兩岸文化交流？也請您談談與大陸藝文界接觸後的感想。

答：1970年代，我就開始與大陸畫家黃冑書信往來，當時炎黃美術館尚未成立，但黃冑已擁有高知名度。兩岸開放後不久，我與陳奇祿、楚崧秋、尹雪曼等文化界人士應邀聯袂同往大陸訪問，我還記得當時是中國文聯出面接待。

我與大陸畫家一見如故，不論兩岸政治局面如何，中國藝術家身在何處，對藝術都有著同樣的理念，也藉作品表達出同樣的心聲。我認為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讓彼此之間，沒有隔閡，心與心緊緊相連。 

從2000年開始，歐豪年基金會每兩年舉辦研討會，探討中國水墨畫藝術的發展，也進行兩岸國畫藝術交流對話。2007年，我們促成了廣州藝術博物院將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人三家百幅畫作運到台灣，在國父紀念館中山畫廊舉辦了嶺南畫派創派三家百年大展。2013年6月，我們又促成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廣州藝術博物院，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行「溯源與拓展－嶺南畫派特展」。2014年5月，兩岸郵政合作以《鴻雁傳書》主題發行郵票，大陸方面由范曾執筆創作，台灣方面則由我執筆。

問：近年來您在大陸畫壇的知名度及影響力更加大幅提升，請問您何時開始在大陸舉辦個展，並設立多個美術館？

答：2000年我在深圳美術館舉辦個展。2001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歐豪年半世紀水墨創作展」，2002及2003年又先後在浙江西湖美術館及南京博物院展出「歐豪年半世紀水墨創作展」，我也受聘為南京博物院藝術顧問，2004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個展，同年受聘北京第10屆全國美展評審委員，並應邀在廣東省美術館辦個展。

2010年我在上海舉辦了「迎世博」特展。 2013年9月29日至10月15日，大陸的黃金檔期，我在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辦個展，北京歐豪年美術館也在同一時間揭幕。2013年11月，上海歐豪年藝術館成立，展出我不同時期的繪畫、書法作品100多件。2014年3月「歐豪年美術館」在安徽博物院內設立。

我希望藉著各地美術館的設立，讓更多中國人能欣賞我們自己的藝術作品，也能以畫會友，拉近兩岸人們彼此的距離。 

問：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人，您怎麼看兩岸關係的前景？

答：我當然希望兩岸能和平、發展，讓中國人的地位提升，讓中國的藝術能成為世界的主流。其實，我早把我的願望寫在詩裡面了。

2005年宋楚瑜訪問大陸時，以我的《海宇清濤》當作見面禮，送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我在畫頂親筆題字：「清濤晏海宇，清議福斯民，風雷今宵酒，明朝日又新。」2013年6月吳伯雄將我的畫《河清圖》送給習近平總書記，我在畫上題詩：「中華兒女景河清，台北欣今淡水平；山麓松高梅竹茂，寒歲耐雪作嘉盟。」這兩首詩都表露出，我這位台海的文化人，真心期盼兩岸政治清明，造福全體中國人，讓中國人的國際地位提升，而兩岸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如何理解國際社會一個中國政策？台灣的國際空間是否被大陸打壓？

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一個中國是長期以來的客觀事實。聯合國和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都實行一個中國政策，按照一個中國的政策處理與台灣的關係，以及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等問題。因此，在當今世界上的所有國際關係和國際組織中，沒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的現象，也就是國際上不存在所謂「雙重承認」、「兩個中國」的問題。

在邦交國問題上，1949年以後，世界各國與中國建交時，都在海峽兩岸兩個政權之間就「政府承認」做出單一性的選擇。自1970年以後，大多數原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陸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中華民國斷交。

2008年馬英九執政，主張兩岸外交休兵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多年維持在23個，但2013年11月14日甘比亞總統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11月18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宣布與該國斷交並撤館（該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尚未宣布復交），致使中華民國邦交國降為22個，分別散布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2)、亞太地區(6)、非洲(3)及教廷。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有172個邦交國。

國際組織方面，聯合國大會於1971年通過第2758號決議後，聯合國體系各專門機構即相繼通過決議，排除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體系的會議、機制及活動。2008年馬英九上任以來，在「活路外交」的架構下，自2009年起連年獲世界衛生組織(WHO)邀請衛生署長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2013年民航局獲邀以貴賓身分出席第38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

關於台灣國際空間被打壓問題，大陸反對的是李登輝及陳水扁在其執政時期，不斷推動以「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之「擴大國際生存空間」政策，破壞國際社會一個中國的格局，又以其分離主義外交政策在國際社會一再碰壁時，刻意扭曲為「台灣國際空間被大陸打壓」，激起民眾對大陸的仇視，以撈取其政治資本，而這樣的操作，嚴重破壞了兩岸關係。

大陸當局一向強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這當然包括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近年來，大陸更提出，兩岸應協商涉外事務，以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兩岸在統一前可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前提下，通過務實協商，就台灣的對外關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此外，大陸也強調兩岸應在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上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2013年更走向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的歷史機遇；但是去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讓兩岸關係出現挑戰，九合一選舉更出現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國民黨重大挫敗，兩岸關係似乎陷入一片陰霾。

來台交流的大陸官員雖在太陽花學運後稍微延緩，但不久後即恢復原狀，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也在6月第一次來台參訪，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也於12月來訪。可是大陸官員來台交流確能深化兩岸關係？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對中小企業、中南部民眾、中低收入階級、青年的三中一青政策是否能逐漸強化？

去年3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原訂4月要來台的貴州、安徽、江蘇、福建等省級參訪團均傳出延緩計畫或縮小規模；但學運落幕後，5月起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安徽省委書記張寶順、江蘇副省委書記兼省長李學勇、上海副市長翁鐵慧、湖北副省長王曉東、吉林副省長陳偉根，海協會前會長陳雲林等陸續來訪。

在學運後，大陸官員來台除仍爭取台灣企業前往投資、採購農工商品外，三中一青的成分也加重了；例如增加到中南部參訪的行程、與中小型企業互動，同時也盡量與社會團體、學生、陸配、陸生等各類族群接觸。

同樣的，張志軍6月來台時，雖是國台辦主任首次踏上台灣土地，但政治儀式性的見面不多，除體現親民作風外，更拜會了地方的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托育中心、中小型企業、宗教寺廟，並加入了與農漁民及勞工、青年學生見面溝通等三中一青行程。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去年12月行程也著重基層，不但定位生技、養生、精緻農業為主要參訪對象，還走訪東部與南部的鄉村或部落，在兩岸企業家峰會上演講時也講到中小企業的合作計畫，可見三中一青是核心內容。

但是這樣的交流仍有負面看法。例如對三中一青的採購、契作，可能被否定為統戰、買辦從中賺一筆、訂單無法持久、大規模利益者壟斷市場，甚至大陸與台灣競爭同樣市場、將相關生產技術複製到大陸。因此，雖簽下大筆訂單採購、契作，仍被質疑三中一青不見得能從中獲利、普羅大眾不見得可均霑利益。

筆者建議，大陸官員來台應展開長期性、系統性、全面性的交流，讓經濟的基礎影響上層建築，讓三中一青能真正獲致經濟利益，進而有效推動兩岸之間的認同。

上述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的作法，正符合「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這個詞彙可追溯自1900年代初期，美國教育學者漢尼凡(Lyda Hanifan)提出，社會資本是影響人日常生活的資產，也就是組成社會的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意、友誼、相互同情、社會交往等。

讓社會資本一詞聲名大噪的美國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研究義大利的不同地區，探討地方政府機關的行動速度、工作效率、民眾觀感等，結果發現預算多少或政策架構不是重點，關鍵在於社會資本；他強調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網絡等可促進合作行為，提高社會效率。

總而言之，社會資本意指透過持續性的人際網絡，包括相同的血緣、地域、興趣、職業等關係，在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與價值等規範下，進行互惠性合作。這種社會資本有利於降低行動成本，達成行動者的目標，促進社會發展。

應用到兩岸關係上，大陸官員來訪時，應透過持續性的人際網絡，利用兩岸同文同種的優勢，基於兩岸簽署了21項協議且已實施18項協議，以及彼此往來的良性互動，建構出長期性、系統性、全面性的交流平台，發展出兩岸相互信任的社會資本。

基於此，大陸官員來訪時，除應提出國民待遇、創業基金、產業園區等利多，吸引前往大陸發展外；也應建立台灣出口大陸的更便捷管道，讓相對弱勢的三中一青能分享兩岸經濟紅利。例如ECFA早期收穫清單的綠色通道應該落實，包括製造業的認證標準統一、物流網路便捷，農產品的檢疫標準統一、通關程序簡化，服務業設分支機構與承作業務的審核可以更便捷。

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包括已施行的上海，以及審批通過的天津、福建、廣州等四個自貿區，可成為對台實現優惠的先行先試地點，尤其是包含福州、廈門、平潭的福建自貿區，在地緣、血緣、文緣、商緣、法緣的五緣關係下，更應發揮對三中一青的吸引力。

大陸官員還可考慮在能力所及的範疇內，盡量遵循市場機制，增加銷售管道、降低運輸成本、擴大交易會展、成立批發中心、協助建立品牌、鼓勵電子商務、簡化審批程序，甚至開放國有企業的供應鏈與採購項目，讓台灣的三中一青有機會參與，夯實兩岸的社會資本。

一旦兩岸社會資本積累增加，經濟的基礎漸次影響到上層建築，兩岸認同就會隨著互利共榮的深化而提升，心靈趨於契合，兩岸一家親的目標將可大步邁進。

（作者係成大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成大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1949年國府遷台，因為兩蔣堅決反共，而將台灣納入冷戰體系，在某層意義上，成為美國霸權反中的前線戰堡，但兩蔣畢竟是中國人，所以只是反共，絕不反中，而國民政府的國民教育也信守中華文化傳統，弘揚儒家倫理。

台灣以中華文化和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精神和內容，對照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批孔反儒，突顯了當時中華民國是以中華文化傳統為國家、社會的文化方向。此方向，與400年來的台灣文化意識與方向吻合。

日據時期日帝豢養出一定數量的「皇民台灣人」，彼等依附日帝而擁有豐厚資源且壓迫同胞，是特權買辦階級。但是無論如何，日據台灣的文化主體仍是漢文化，雖然非常艱難，彼時台灣的良知菁英，譬如蔣渭水、賴和、葉榮鐘、陳逢源、蔡惠如…等先賢，都是立基於中華傳統而又學習歐西新學的台灣庶民，他們承繼了父祖德教，以中華人文之學為核心，再增益世界新知，是具有現代知識的中華之人。

台灣雖然只是東亞一個海島，是中國的邊緣，更是日帝的殖民地，可是台灣人民的人文品性及知識觀念，卻表現出高度的新創性和進步性。

光復之後，國民教育的文化和倫理之教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並及於經史子集的內容。此中華傳統文德教化，在文、史、地、公民課中推行，再加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教育。台灣人即在此脈絡中完成其人格和生命之養成，我們是台灣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

然而「皇民化幽靈」一直未死，老蔣禮聘侵華的日本軍頭在台成立「白團」，專門對抗共軍，這是一種徵兆，即因反共之故，竟忘記日本百年侵華割台殺戮國人數千萬的國族大恨，卻倒轉過來親切事仇，國家領導人以親附日寇的今日之我，取代領導全民浴血抗日的昨日之我，此是民族和國家風骨的大墮落，台灣在政、經、社以及文教方面的數十年媚日親日，實屬必然的結果。「皇民化幽靈」當然趁勢而屍活地重返台灣，並占有各個領域的重要位置。

在此大背景下，大皇民李登輝終能在最關鍵時刻攫取大位。李氏深習德川幕府的鬥爭學，深知武士刀不可隨便出鞘，要先韜光養晦，貌似敦厚老實，扮演忠臣良士，以此博得信賴，在國民黨內部逐步深入直至中樞而巧取君位，再以國民黨措手不及的方式，在中樞之地直接拔出武士刀，幹掉中華民國的黨、政、軍、特、教、文的神經動脈。

李氏是皇民化特權買辦階級復辟革命的首領。自其一出，台灣的中華性從此急遽衰退，此後，綠營大小政團及其學術、教育、文化、藝術、報刊、網路等領域，以及青年訓練部門，都在以李氏為馬首的皇民化集團台灣復辟運動大戰略藍圖中，依步驟而分進合擊地展開革命，蔡英文和柯文哲是此大戰略中的兵棋，太陽花黑島青是此大戰略中的卒子，皆經「李登輝學校」及「李登輝學校分部」精心培養。

去年三一八學運及九合一大選政治版圖消長的深層意義，應如是觀。而相對於李氏的復辟復仇記的深沈性和規劃性，國民黨及廣泛的藍營若仍麻木不仁、無心無肝，或提不出高層次思想且可實踐的戰略，則往後的政權保衛戰，亦是具中華性的中華民國保衛戰，必然潰敗而終將喪亡。不管台灣的國號是什麼，都將是日據時代打敗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甚至台灣共產黨的皇民化特權買辦階級，在21世紀屍變還魂，替殖民帝國主子壓迫台灣人民。

這20多年來的台獨鬥爭是台灣總體結構性的全面革命，不止是政權爭奪而已；表面上看似民主的選舉，骨子裡卻是皇民幽靈的復辟和復仇。海峽兩岸反台獨、反殖民主義、反漢奸主義者，是否有所警覺？唯有復振中華正道，且建構大戰略藍圖，才能對抗，並將其徹頭徹尾消滅，若已自棄中華正道，又一無革命方策，則亡無日矣。

（作者係師大東亞學系教授）

台灣對於中國大陸最近在緊鄰台海中線兩側開闢四條新航路相當意外。基本感覺是，怎麼沒協商？怎麼沒先告知？兩岸不是已有協商的管道？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希望台灣多一分理解，少一分疑慮」，因這些新航線是依著兩岸虛擬的空防邊界開闢的，基本上不會對兩岸和平相處的台灣空防有影響。但台灣當局因感覺未受到尊重而不舒服。 

筆者對這件事的基本看法和理解是，這四條新航線照道理大陸應該研討和規劃了一陣子了，對台灣應當不會有挑戰的針對性。那麼為什麼不先和台灣協商呢？或許是因這四條新航線對大陸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如果先和台灣協商，不知會搞出什麼名堂和意外？說不定，立法院、公民團體也要來軋上一腳，那要協商到什麼時候？反正是在虛擬中間線的大陸這一邊，台灣又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又有什麼好疑慮的？

我們觀察到的是，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府院及國民黨當局對這事件的處理，充分暴露出無能、無知、無力。不僅情治系統起不了預警作用，在第一線維持秩序的警政人員，也得不到上級主管的強力支持。此外，在第一時間就應將學生排除出立法院的動作，也沒斷然處置，導致事態惡化，讓市井小民及朝野政客更看扁了馬英九政府。

這件原本很單純的兩岸服貿協議，只要總統有魄力，逕行送立法院「備查」即可。美國歐巴馬總統不就一直這樣做！馬英九執政團隊偏偏不信邪，硬是要將已經不是能掌控的立法院吞下去？又難道不知道立法院是王金平的？這樣一來，服貿協議儘管兩岸兩會已談出結論，也等於沒談。這個責任，以事後諸葛亮來看，馬英九及其府院應負最大責任，國民黨也因此在九合一選舉大敗。

如果站在北京政府來看這件事，一定會搞不清楚馬英九在幹什麼！也搞不清國民黨占大多數席位的立法院在做什麼？台灣既然存在如此的不確定性，如此地無法擺平、統一內部的矛盾，那陸方為什麼還要等台灣的立法院、行政院來同意北京的「善意」？

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以後兩岸的諸種問題，北京政府仍然會依照往例願意和台灣協商，但肯定是有一定的時間底線。

北京會更主觀、更積極地看待兩岸互動，只要北京政府認為對台灣民眾是不錯的，它肯定直接拍板。基本原則是利人利己的，一定做；利己不損人的，也可以做；損人損己的，不做。這次北京宣布的新航線，就是這樣拍板定案的。

總之，台灣去年的「太陽花學運」，讓北京的對台政策有了相當的改變，筆者認為這個改變對兩岸未來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

（作者係佛光大學未來學系教授）

2015年1月8-9日，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簡稱中拉論壇）在北京召開，這被媒體解讀為2015年中國「主場外交」的開門紅。值得注意的是，參加此次論壇的拉美國家中，有12個尚未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屬於台灣的邦交國。對此狀況，引發了兩岸媒體和輿論的各種猜測，問題集中在中拉論壇會對未來兩岸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

中拉關係乃水到渠成

中國大陸和拉美地區之間的互動已經持續多年，反映了彼此有意強化雙邊和多邊合作的戰略意圖。在正式召開中拉論壇之前，雙方已進行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

早在2011年12月「拉共體」（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成立之際，時任中國大陸領導人的胡錦濤就表示，從戰略高度看待中拉關係，願同拉共體及地區各國加強交流、協商與合作，這一政治表態反映了大陸希望利用這一新平台，與拉美國家展開高層交往活動。隨後在2012年8月拉共體「三駕馬車」（包括智利、委內瑞拉、古巴等三國外長）代表訪華時，受到大陸的高度重視，雙方就建立中國—拉共體「三駕馬車」外長對話機制達成一致，這意味著中拉雙邊交流機制的初步建立。同年9月，中國大陸與拉共體「三駕馬車」在紐約舉行首次外長對話會，彼此就深化中拉合作和構建中拉整體合作機制達成若干共識。2013年9月，中國—拉共體「擴大的三駕馬車」在紐約舉行外長對話會，雙方進一步形成諸多共識，其中包括成立「中拉合作論壇」。

2014年1月，在拉共體第二屆峰會上，雙方正式同意於年內召開論壇首次會議。經過持續互動交流和前期準備，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巴西期間，實現了中拉領導人會晤，並集體會見拉共體「四駕馬車」成員國領導人（主要由拉共體的前任、現任和後任輪值主席國，以及加勒比共同體輪值主席國組成）。在這次會晤中，雙方宣布建立中國—拉共體論壇，並盡早在北京舉行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可見，在上述相互交流的過程中，中國與拉共體均具有強化交流合作的共同意願，屬於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必然結果。

同時，除了拉共體「四架馬車」之外，中國大陸主要與拉共體這一區域性合作組織進行對等交往，所涉及議題多具有區域戰略高度，並未刻意與拉共體內部成員國保持特殊聯繫。換言之，中國大陸在發展中拉關係時，採取不直接接觸特定國家的作法，體現了無意趁機動搖台灣在拉美地區的「邦交國」，也說明大陸不願刺激台灣方面的敏感神經。

論壇旨在討論經濟議題

此次「中拉論壇」召開首屆部長級會議，並就中拉未來合作規劃與論壇的機制設置等議題達成共識。相較而言，論壇主要目的是謀劃中拉經濟合作的大局，強化雙方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互通有無和相互扶持合作。我們應看到，該論壇有意避開與兩岸相關的政治議題，而折射出強烈的經濟合作意圖，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順應大陸企業和資本對外輸出的必然趨勢。進入21世紀後，大陸經濟實現了十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不僅各類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而且也積累相對充沛的資本。鑒於大陸內部出現產能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現狀，以及大陸經濟整體放緩的客觀現實，大陸資本迫切需要走向海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促進自身發展。而拉美地區資源豐富，工業基礎較好，人口規模和市場潛力都比較巨大，因而比較符合大陸對外投資的現實需要。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大陸對拉美投資累計超過800億美元，2014年估計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這種態勢使得不少拉美國家意識到必須與中國大陸加強經濟合作。

二是打破美國在經濟上孤立中國的戰略意圖。近年來，美國經濟並無太大起色，與中國大陸經濟繁榮發展相比，顯然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衰退趨勢。在處理與拉美國家的關係時，美國政府主要依靠美洲國家組織來整合西半球的經濟，並不看好拉共體的未來發展前景。然而，受自身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與拉美國家的雙邊貿易有所下降，而同期中拉經貿額卻大幅增長，這為密切中拉關係提供了契機。據統計，21世紀以來，中拉貿易年均增速在30%以上，2013年雙邊貿易額達到2,616億美元。這種狀態打破了美國試圖利用TPP等經濟手段孤立中國大陸的戰略企圖。

三是部分拉美國家應對當下出現經濟困難的現實需要。近年來，受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拉美經濟發展狀況並不樂觀，尤其是近期石油價格和礦產等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導致部分產油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不確定性。因此，中國大陸主動擴大進口上述國家的原油和礦產資源，並積極提供貸款來幫助其緩解暫時的經濟困境，具有現實意義。目前，中國大陸成為拉美地區各類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主要買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拉美地區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也促使他們將克服經濟困難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大陸身上。

對兩岸關係可能產生衝擊

近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相對較好，並未明顯受到外部因素的負面衝擊。對於這種態勢，大陸有意主動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條件，在涉外事務上，盡可能合情合理地考慮台灣方面的實際需求，比如同意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不挖取台灣的邦交國等等。

對此，馬政府在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上相對保持低調姿態，這種作法也獲得大陸方面的認同。在此次中拉論壇召開的過程中，大陸媒體有意避免提及台灣邦交國的名字，也沒有過度闡述論壇所蘊含的政治意義。這種作法體現了大陸充分考慮到目前馬政府聲望較低的現實，不願使馬英九在執政的最後一年多時間裡處境更加艱難，否則對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是相對不利的。

在去年11月底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的慘敗使得2016年選情不被看好，這為兩岸關係發展增添了新變數。由於目前民進黨仍未徹底放棄台獨黨綱，一旦在2016年選舉取勝，就很可能使兩岸關係出現波折。因此，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大陸將在2016年選舉之前，繼續維持「互不挖對方牆腳」的兩岸政策，不會主動去結交台灣邦交國。

但是，倘若2016年民進黨上台執政後，繼續像陳水扁時期一樣，在國際社會大搞台獨，從事實質外交活動，大陸方面未必會袖手旁觀，不會任憑台灣當局擴大邦交，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屆時，不排除大陸方面會利用中拉論壇的現實影響力，將台灣在拉美地區的邦交國拉進自己的麾下，從而使台灣邦交國數量直線下降，甚至跌到個位數。

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的唯一辦法是，即便民進黨2016年上台執政，也不要從事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行動。其實，大陸與遙遠的拉美地區國家並無根本性的利害關係，兩岸之爭，無須波及到大洋對岸。只要能夠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大陸將盡可能地創造條件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這種作法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元旦雙橡園的升旗風波，至今餘波盪漾。台灣內部的反應雖然大體上相當正面，但也有人質疑。如民進黨立委蔡煌瑯批評沈呂巡好大喜功，造成台美關係倒退，倒也並非無的放矢。台灣需要有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但更需要穩定的實質關係，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對台政策影響舉足輕重的國家，我們更得罪不起。

多年前，在討論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孰重孰輕時，錢復就主張前者重於後者。這一說法可能不符台灣人的情感，但卻是事實，台灣人須看清，前線的外交官更要放在心上。

雙橡園升旗一事，不是沒有前例，但是，由於此前台方低調處理，未引起媒體報導，大陸與美國都可以裝作不知道。這次升旗典禮，台駐美代表處高調通知媒體，出現大篇幅文字與圖像的報導，總統府也廣為宣傳，視此舉為對美外交的突破。種種作法當然惹起大陸與美國的反彈，美國對台一再打臉，聲稱升旗一事不符美國政策；大陸也表態反對，並向美國嚴正交涉。小小一個升旗事件，卻對兩岸與台美關係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台灣外交官在邦交國工作，需要積極進取，爭取報導，激勵國人士氣。但在無邦交國，無論與駐在國的關係多好，都要忍得住錦衣夜行的寂寞與遺憾，多做少說。在無邦交國高調處理帶有政治色彩的議題，結果一定是求榮反辱。美國對升旗事件不滿，不僅是由於此事牽動美國與大陸的關係，給美國帶來困擾，也是因為台灣違反了台美之間「零意外」、「相互知會涉台或涉陸政策動向」的承諾。

馬英九上台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關係豁然開朗，雙方也有了「外交休兵」的默契，持續多年的兩岸外交肉搏戰終於偃旗息鼓。台灣因此保住僅存的22個邦交國，並以不同的身分參與WHO及ICAO等組織大會的活動。

台灣外交能維持目前的這個狀態，是拜大陸「不爭」與「容忍」之賜。在2013年11月甘比亞主動與我斷交，想轉投大陸，大陸也未接受，以示嚴守外交休兵默契的誠意。升旗事件破壞此一默契，大陸豈能無感？對兩岸關係焉能有利？

在大陸實力節節上升的今天，美國與日本都不得不顧忌他三分，只有台灣敢捋虎鬚，以小欺大。台灣在國際空間上對大陸多所要求，出於懷柔，大陸對這些要求也優予考慮。台灣目前所處外交情況相對良好，但此一情況能否維持，要看台灣未來如何處理兩岸關係而定。如果兩岸關係停滯或倒退，則前景堪憂。台灣必須了解，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互為表裡，至少需要同等對待。

台灣對國際空間的飢渴感未曾一日稍減，不斷要求大陸鬆手。大陸並不排斥討論此一問題，並一再呼籲，在一中原則下，台灣的法律地位與國際空間可以透過政治談判解決。但台灣朝野視政治談判如毒蛇猛獸，避之惟恐不及，深怕一旦坐上談判桌就矮了一截，就會觸及統一問題。台灣只想透過隔空放話，要求大陸片面讓步，這顯然不切實際。

台灣應嚴肅面對的事實有：

一，自身經濟實力衰退，在區域經貿整合中不斷邊緣化；

二，大陸全方位崛起，綜合實力不斷上升；

三，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以不損害美國利益為前提，不可能盡如台灣所願；

四，台灣內政持續虛耗，執政者無能，在野者無理，惡鬥不知伊於胡底，談判籌碼不斷流失而不自知；

五，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之後，元氣大傷，2016年勝選機會不大，有望取得政權的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看不到有改弦易轍的跡象，兩岸關係前景空前渾沌，連帶的，台灣的對外處境也危機重重。

升旗事件一舉兩失固然是由於沈呂巡求功心切，也是由於台灣朝野在外交上一向務虛，慣於捨實質而就表象的偏好所導致。此一出格作為雖不至於動搖現有兩組雙邊關係的根基，但若不斷出現類似的小動作，終將產生實質損害。

此時此刻執政者應該從大方向來思考如何因應變局，不應搞小動作徒生困擾。升旗一事所掀起的漣漪雖然會慢慢平息，但台灣若不思突破窠臼，啟動與大陸的政治對話，從根本解決兩岸的分歧，則邦交國與國際空間的現狀都難確保，談何提升？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雙橡園升旗事件之所以具有事件性，在於它的非常態性，即它對既有秩序與規則的挑戰。2015年元旦，台灣駐美機構在其駐地雙橡園舉行台美斷交36年來首次升旗儀式，事件雖小，但著實令人震驚。如果沒有此事件的發生，相信許多大陸民眾根本不知道雙橡園的存在，更不知道自2011年以來該機構已在台美無官方關係的情況下，舉行過多次雙十國慶酒會。

這是一個可小可大的事件，或許經過各種解釋、表態、抗議之後復歸平靜，雙橡園從此再無升旗儀式；或許發酵、延燒，並與2016年的台灣政局變遷相連接，進而影響到兩岸、中美、台美等關係。對於馬英九政府及其駐美機構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時間、以這樣的方式，來宣布其「外交休兵」政策的終結，人們的解讀漫無邊際又充滿擔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台灣視為背後大哥的美國如何看待或利用這一事件。

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莎琪在記者會上表示，該升旗儀式違反了台美非正式關係的基本承諾，美國表示失望，但否認事先知情。在回答有關升旗儀式是否使台美關係更加強化的提問時，發言人的回答耐人尋味，她表示台美間的互信及關係並沒有因此改變。沒有因此改變的台美關係，個中意味有幾許？以此為起點，美國又將如何部署2016年的台海及亞太戰略？

因現實台美關係未被強化

事件發生後，台灣官方發表新聞稿，表示此事件意味著台美友好關係更上層樓，但似乎忘卻了，這一事件對台美非官方關係的破壞，以及美國必然會面對的中國大陸的抗議。果不其然，數日後美國國務院便正式表態，認為此行為不符合美國相關政策；美國在台協會更發表了包括事前不知情、沒有批准此活動、對此活動感到失望的三點聲明。且不論外交辭令背後的真實行為是什麼，美國還是公開否認了台美關係會因此單獨事件而強化，也間接否認了台灣憑單方面的作為來強化台美關係的可能性。

眾所周知，台美關係從屬於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對台美關係的約束力毋庸置疑。台美關係之強化或弱化，主導權握在美國手中，而美國的對台決策又取決於中美關係的態勢。因此，台美關係無論如何強化，必然要以中美關係為參考軸，這是美國的現實主義外交戰略決定的。當前，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再加上美國在全球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美國對中美關係更加重視並有所忌憚，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目標甚至排除了台海地區；儘管美國不情願使用「新型大國關係」的字眼，但中美關係無疑正朝著「不衝突、不對抗」的方向發展。美國很清楚，要爭取中國大陸的合作，就必須認清台灣關乎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

促使美國不刻意強化台美關係的另一個現實因素是，兩岸關係的現狀。2008年至今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客觀上符合美國東亞戰略利益的需要，一個低調而有所約束的台美關係，可以避免破壞這種有利的戰略環境。畢竟，台海地區一來並無戰事威脅，二來暫無統一或獨立的現狀改變，相反的，兩岸關係平穩發展，各項交流機制穩步建立。對於美國而言，台灣的籌碼意義已經有所下降，強化台美關係並不是一種現實主義的選擇。美方在台方大肆宣傳「外交突破」時，之所以拼命撇清關係，想必是深知此舉踩踏了中美關係的底線，如果不採取規避的動作，很有可能會傷及中美關係，進而致使美國戰略利益受損。

為求均勢台美關係未惡化

話分兩頭，「沒有因此改變」的台美關係還有一層意味，即它也沒有因此而惡化。以斯諾登使之聞名於世的美國情報能力，以及台美之間特定的溝通機制，所謂美方事前不知情的說辭只是說辭而已，連葛來儀也承認台美之間的溝通沒有問題；而且2011年以來雙橡園一直在舉辦雙十國慶酒會，美國也是默許的。此次活動美方事前不制止，事後僅以下不為例為懲戒，並承認台美關係未改變，只能說明美國有慫恿之意。美國一如既往地需要台灣在中美之間扮演的角色，這是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均勢主義所決定的，美國在台海一貫堅持的戰略模糊政策、歐巴馬力推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等，都是這種均勢思維的結果。

所謂均勢主義，是以「權力平衡」為目標，保障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戰略。在兩岸關係中，美國從來不希望被排斥在外，而是意圖「作為一個離岸操盤手，對兩岸同時施加影響，防範兩岸單方面改變現狀」。但美國要維持的台海平衡並非真正的兩岸之間的實力平衡，而是中國大陸和在台灣背後的美國之間的權力平衡。美國需要利用台灣來平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是美國均勢平衡戰略的傳統版本，這一版本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已成為歐巴馬亞太再平衡的重要構成。當前中美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競爭態勢，且缺乏足夠的戰略互信，美國對中國大陸提出的「相互尊重」不情願，對「合作共贏」則不相信。

此外，由於兩岸和平發展，客觀上，使得台灣對大陸的依存度不斷增加，美國擔憂這種改變會導致台海失衡、導致台灣脫離美國的軌道。由於台灣仍具有權力平衡的戰略價值，美國對台灣的某些犯規行為便有較高的容忍度，台美關係因升旗事件而惡化，並不符合美國當前的需要。在美國找到新的平衡抓手，或者乾脆放棄均勢戰略之前，傳說中的「棄台論」恐怕沒有太大的空間。

美國未來的盤算

2014年春，兩岸服貿協議受阻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出現停滯。由於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停滯之勢將延續到整個2015年，而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的緊張可能會重現。基於對這種兩岸態勢的判斷，美國將會相應調整其策略。從美國對雙橡園升旗事件的處理可看出，一方面美國的台海政策大方向不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因民進黨可能重新上台，兩岸關係議題將重新浮現在美國的議事日程前列。

2015年是美國規劃後馬英九時代對台政策的關鍵時期，會做出一系列政策微調。但無論如何調整，美國盤算兩岸關係的思路離不開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鑒於對民進黨上次執政的體驗，會特別防範台獨問題給美國帶來的麻煩。若蔡英文上台，美國首先要研判其兩岸政策與對美政策，分析台獨議題出現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包括中國大陸的反應方式與強度。

其二，由於民進黨可能上台帶來的不確定性，美國將有意在兩岸間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更多地涉入兩岸關係。美國強化與台灣兩黨特別是民進黨的溝通，而由於兩岸關係可能重新緊張，主動與中國大陸進行的有關諮商也會加強。

其三，分析中國大陸可能重新被台獨問題困擾的後果，在防範台獨方面會選擇與中國大陸合作，但相應地可能在中美關係的其他方面表現更為強勢。從更長遠的戰略利益來說，美國希望2016年後繼續維繫台海既有的平衡，以免妨礙其整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1月17日，朱立倫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第一時間致電祝賀，冀望兩黨秉持民族大義，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前行，共成民族復興之偉業。隨後朱立倫覆電強調「九二共識」外，特別指出，兩岸人民雖同屬中華民族，仍應「求同尊異」，持續努力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

1月21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國事務委員會會議，完全未觸及核心的「九二共識」問題，卻成功地博得媒體版面，輿論也對其寄予厚望。其中，《聯合報》社論呼籲：民進黨應捍衛「一中各表」來穩固「九二共識」；把「一中」向「大屋頂中國」、「大一中架構」推進；將「中華民國是台灣」的違憲論述，向「中華民國加台灣」的合憲論述移動。

該社論有不少令人錯愕之處，例如何謂「中華民國加台灣」？為何它就不構成違憲？恐怕無幾人知道，但它適時地提醒了國民黨，若不能在兩岸政策上往前走，與民進黨有更明顯的區隔，強化自己的優勢，與民進黨一較高下，恐怕很難在2016年贏得選民的信賴及支持。

今年適逢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在北京展開歷史性會談屆滿10周年，國民黨應善用國共兩黨建立起的交流平台、彼此之間凝聚的互信，以及目前仍為執政黨的優勢，重新再起。

馬英九自2008年以來開創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局，自應在最後任期內繼續努力，完成多項尚未實現的競選承諾；另一方面，則應避免再發生類似雙橡園升旗的「意外」，以免兩岸互信受挫，無助於台美關係，也影響其歷史定位。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穩定發展之錨，大陸不可能在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之前，開展民、共交流。國民黨應把握時機，保持國共兩黨良性互動，更應發揮立法院多數黨的影響力，促使ECFA後續協議及早過關，以行動展現推動兩岸關係的誠意與實力。甫兼任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的朱立倫，則應藉該智庫平台參與國共論壇，彰顯其有溝通的善意及誠意。

朱立倫去年6月就對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表示過，兩岸交流不只要「求同存異」，更要「求同尊異」，大陸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想法及決定，這次回覆習近平信中又再度提及「求同尊異」，他顯然認為，大陸進一步正視兩岸分治的現實，才能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其實，不論是「求同存異」或「求同尊異」，國民黨都必須要先認真對待「九二共識」的核心─「一個中國」原則，並以此影響、引領民意，才能在求得「大同」後，爭取「大異」。

吾人應該認清，在沒有解決國家認同與主權統一之前，去談政府結構（治權）只能流於空談，也容易造成兩岸之間的猜疑；唯有等台灣社會建立起「兩岸一中」的共識後，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台灣製糖會社以交通、用水便利等原因，將大型新式工場設立在橋仔頭，期間遭到當地民眾反殖民的抗爭。後向糖業大國夏威夷取經，建立第二工場，其成效造成其他製糖會社也紛紛仿效。台灣製糖會社還在旗下各製糖所推廣棒球運動，成為台灣南部棒球運動的搖籃。

橋頭糖廠所在的橋頭區位於高雄市西北部，北抵岡山區，西鄰梓官區，東連燕巢區，南接楠梓區。今有台鐵和高雄捷運紅線分別在今橋頭糖廠附近，設橋頭火車站和橋頭糖廠站。橋頭糖廠為日本在台灣設立的第一座新式製糖工廠，是台灣邁向產業工業化的火車頭，也被譽為糖業文明的發祥地。其濫觴起於日本對台灣糖業的覬覦。 

據1891年來台考察的日本駐華外交官上野專一在《台灣島實踐錄》裡描述， 輸入到日本的打狗（高雄）砂糖一年為三、四十萬擔（一擔為100斤），由打狗港的富商陳中和及王雪農經銷該糖的販賣。歷史學家戴國煇評：「對明治20年代（1887-1895）的日本來說，因該砂糖的進口而導致外匯流失而苦惱不堪。」當時，二層行溪（今二仁溪，為台南市與高雄市的界河）以南至恆春為打狗砂糖的產區，阿公店（今岡山）、楠仔坑（今楠梓）、阿緱（今屏東市）、東港等地生產量為43萬擔，占全台總產量94萬擔的近一半。這也是日本1895年打敗中國、強索台灣的原因之一。

新式製糖工場的建立

1899年年底，台灣總督府將原來輔導二、三十噸小型工場的政策轉為大型新式工場的政策，並列入企業獎勵項目。遂派台灣總督府殖產課農務股技手山田凞前往東京，與在明治政府初期「殖產興業」政策發跡的三井財團接觸，期盼能很快在台灣創立一個新式的大製糖工場。於是在三井、日本皇室、台灣糖商陳中和、王雪農等的支援下，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以下稱台灣製糖）。1900年10月1日，社長鈴木藤三郎等從東京出發，先赴台南麻豆實地勘查工場用地，由於和當地人談判時土地取得不順利，遂南下到打狗聽取陳中和的意見和情況分析，最終以交通、用水便利等原因確定將工場設立在橋仔頭，並立即著手在橋仔頭及阿公店附近收買土地，以購一千甲為目標。

隨後，由三井旗下的三井物產會社協調當時獨占日本與台灣間海運的大阪商船會社，降低製糖機械的運費。橋仔頭製糖第一工場遂於1901年2月15日開始動工興建。同年，該工場興建社宅事務所，由於製糖所內除工場機房外均為木造，抗日軍攻擊時放火易燃。鈴木社長遂建社宅事務所此棟堡壘式建築，首開台灣混凝土建築工程的風氣。1902年9月，台灣製糖與三井物產締結了製品總經銷契約，負責輸往日本本土及外銷。

反殖產興業的抗爭

由於工場附近有當地人經營的糖廍34個，為了確保甘蔗原料的供應，台灣製糖從1901年6月下旬起就向附近各村落交涉原料買賣契約，開啟了台灣人「第一憨種甘蔗互會社磅（種甘蔗去賣給糖廠）」的序幕。由於橋仔頭工場一帶為抗日軍重要的反抗基地，從工場開始動工興建，到隔年1月，正式壓榨製糖後的2月中旬，廠區不斷遭到襲擊，當局不得不暫停工場的運轉。抗日軍義首林少貓，早在1895年就以「林義成」之名北上響應雲嘉地區製糖業大亨簡義（簡精華）的乙未抗日。和柯鐵、簡大獅並稱為「抗日三猛」。

林少貓退守打狗後，在鳳山廳（今高雄市）轄區內追隨其抗日的就有數千人之多。台灣製糖除了在工場設有常備百名「戰鬥人員」，並建立觀音堂以昔日婦人視為尊貴的良質銅鏡鑄造觀音像供人膜拜，成為從業人員及住民的精神堡壘。1902年9月，林少貓的根據地鳳山廳下後壁林莊一帶（今高雄市小港區）被日軍徹底剿滅後，約有三千甲之地，由台灣製糖經營，成為台灣總督府的模範甘蔗園。1905年6月7日，總督府發布製糖場取締規則，規定新式製糖工場的原料採取區域內，不許開設舊式糖廍。台灣製糖開始大肆收購土地為自營農場，以確保原料供應的穩定。當地人大多數都被警察押著強制廉價出售土地，不肯賣地的人皆遭毆打、拘留。台灣製糖隨後在阿緱、後壁林分建第三工場、第四工場；三菱財團投資的明治製糖會社等，也從1912年起競相收購土地，規劃自營農場種蔗。

橋仔頭第二工場的興建

橋仔頭第一工場建廠初，以北海道紋別製糖所的糖業舊機械配置英國製壓榨機。自1904/05年期起，工場改裝水壓式三重壓榨機，提高壓榨能力為日壓650噸；並首創工場與遠距軌道沿路架設電話線，便於控制原料供應量。由於當時的原料甘蔗，是當地農民一向耕種的竹蔗，只有如人的手指一樣的粗細，會從壓榨機的縫隙完整的跑出來；加上工場每批產糖品質不穩定帶動銷售困難，於是有第二工場興建的計畫一引進夏威夷式工場與技術。製糖機器設備由夏威夷火奴魯魯鐵工廠設計安裝，引進鐵架亞鉛板屋頂結構。 並向夏威夷引進高產糖率的「玫瑰竹蔗」（Rose Bumboo）新品種，很快就普及了。

為了讓輸送原料車在廣大的原料蔗園區快速行駛，以維持甘蔗新鮮度，台灣製糖考察人員在夏威夷茂宜島（Maui）迎風面陸地西南岸端的一所歐露瓦（Olowalu）糖廠，發現蒸氣火車在30吋（762mm）的軌道上行駛運搬原料甘蔗，認為此項運輸系統可以搬到橋仔頭工場。1907年開始向美國寶達（H.K. Porter）會社購進馬鞍形蒸汽機車，同年9月15日於橋仔頭工場舉行第一條糖業用鐵道通車典禮，成為台灣糖業使用「五分仔車」的濫觴。

1907年10月1日，台鐵縱貫鐵路鳳山支線（屏東線的前身）通車到下淡水溪（今高屏溪）岸的九曲堂。在總督府連續三年補助一萬元的條件下，台灣製糖乃於九曲堂鋪設輕便鐵道，架跨越下淡水溪的橋樑，連接阿緱並聯絡東港（原靠該港之海運運輸）。在阿緱的第三工廠正式製糖前，東港一帶的甘蔗原料藉由五分仔車運到九曲堂，再轉由台鐵運輸到橋仔頭糖廠壓榨製糖。由於橋仔頭第二工場製糖的成績不同凡響，同會社的阿緱、後壁林工場也相繼自夏威夷引進建立起來；隨後創立的其他會社，如鹽水港製糖、明治製糖也紛紛仿效採用。另外，為讓糖廠員工有健康的休閒活動，台灣製糖乃在旗下的工場成立棒球隊，其他製糖會社也紛紛仿效，各會社間舉辦對抗賽，成為南部棒球運動的搖籃。

光復後的發展

光復後，橋仔頭糖廠先後更名為橋頭糖廠、台灣公司高雄廠，自有農場計有仁武、後勁等12個農場。約耕方面有岡山、楠梓、土庫、阿蓮、梓官 燕巢、仁武等十個原料區。1967年6月籌備成立畜殖場，興建種豬舍10棟、肉豬舍8棟，年產肉豬10,000頭。同年10月底，將第一、二工場正式合併及中央控制系統工程完工，每日壓榨甘蔗能量提高至3,400公噸，直至1999年因製糖成本節節升高與國際糖價低迷下才停閉。

今日橋頭糖廠已轉型為糖業博物館，有製糖工場、糖業文物館、歷史館等；並利用廠內通往仁武、僅到達土庫，長達2.2公里的輕便鐵道，作為觀光鐵路。遊客可搭乘五分仔車從高雄捷運橋頭糖廠站，到台糖高雄花卉農區中心（前身為台糖畜殖場）。除了文物觀光，當局也應把先民反殖民的血淚史列入教育範圍。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