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強調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的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寄希望於台灣1700萬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台海兩岸和平統一方案」的九條方針(俗稱葉九條)，其中包括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

1982年12月，第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讓實行「一國兩制」成了一項基本國策。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東西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針對和平統一提出六條內容    (俗稱鄧六條)：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終審權、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去台，台灣的黨政軍均由台灣自己管。

1989年6月，中共第13屆四中全會公報宣布：「和平統一祖國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這是我們的基本政策。」

1993年8月31日，國台辦和新聞辦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說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它的基本內容是一個中國、兩制並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

2000年2月21日，國台辦和新聞辦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強調「一國兩制」允許兩岸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互不強加於對方，這本身就是民主的；兩岸不同的社會制度不應構成和平統一的障礙。同時，台灣與香港、澳門有不同特點，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可以比香港、澳門更為寬鬆。

2001年9月10日，錢其琛副總理在「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壇開幕式上表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解決台灣問題，可以實行比港澳更寬的政策，他並列舉了七條具體內容（俗稱錢七條）：繼續使用台幣；繼續保有軍隊；單獨關稅區；繼續保持政府架構；大陸不拿台灣一分錢，不會調動台灣資金；台灣人民、企業家保有原有財產；人事自主，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

2002年11月8日，中共16大政治報告概括了實現「一國兩制」對台灣同胞的四大好處：一是台灣可以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不變，高度自治；二是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將得到充分的保障，永享太平；三是台灣經濟可以大陸為腹地，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四是台灣同胞可同大陸同胞一道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

2005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

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內涵有以下三點：一是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二是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三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治理改革在大陸政治體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是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建立，這是大陸經濟持續繁榮的制度基礎。進入新世紀，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繼續推進，但向一些新的方向發展：

法治型政府

中共15大就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新世紀以來，大陸繼續推進法治型政府建設，並在2004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法治型政府建設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

一是執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政府治理的新立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立法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前提，其中與政府治理相關的法律包括《政府採購法》、《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審計法》、《行政監察法》等；

二是政府依照執政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制定系統的行政法規體系。自2003年以來，從第374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開始，截至2014年8月23日通過第654號《企業資訊公示暫行條例》，單國務院令的發布數量就達到280多條。倘若加上各類通知、規定，以及國務院各部會和地方各級政府制定的規章，行政法規的數量將更多。中共18屆4中全會系統提出「依法治國」後，大陸法治型政府建設的步伐將更快。

服務型政府

服務型政府是政府公共性的集中體現，新世紀以來，民生社會建設成為大陸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主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投入總量不斷增加。以2013年中央財政公共服務支出為例，教育支出人民幣21,877億元，增長3%；醫療衛生支出8,209億元，增長13.3%；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4,417億元，增長14.6%；交通運輸支出9272億元，增長13.1%。

其次，更加注重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服務要更多地覆蓋西部、農村、民族等落後地區，這在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和各類文件中越來越多地被提到。再次，重視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制度保障。以教育為例，國務院在2006年提請全國人大制定《義務教育法》，將公共教育法制化。最後，注重政府服務人性化。比如2006年1月1日正式開通的中國政府網以及政府的相關電子化建設，方便了公民辦理相關事宜。

責任型政府

新世紀以來，大陸政府更加重視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及時負責地回應公民的訴求。在責任型和回應型政府建設中，發布會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尤其是針對公民關心程度比較高或影響比較大的個別事件，政府及時通過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公民的質疑進行回應。

例如2011年7月23日，溫州發生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事故發生以後，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承諾依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嚴肅追究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事故調查處理的全部過程要公開透明，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隨後在2011年12月25日，國務院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調查組發布調查報告，就公民的疑問逐一進行了回應。隨著責任型政府建設的推進，系統的領導問責機制基本在大陸建立起來。

廉潔型政府

廉潔政府建設在新世紀以來歷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基本都有論述，足以證明廉潔型政府建設是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從政府廉政建設的基本方式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作風建設。《國務院工作規則》第11章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紀律和作風建設提出了詳細的要求，在作風建設中，模範、表率、先鋒等帶有道德示範意義的廉政建設方式依然非常重要，比如先進人物和事蹟的報告會制度。

其二，法治建設。作風建設僅僅是廉政建設的一個方面，法治建設才是反腐倡廉建設的核心環節，例如《公務員法》的制定。此外，《國務院工作規則》第7章和第8章就監督制度和廉政建設做出了詳細規定，國務院在政府監督方面主要從監督主體的多元化和監督機制的制度化兩方面來進行，集中對一些大案要案進行查處。18大以來，在中共紀檢監察制度下，大陸開啟的強勢反腐是廉潔型政府建設的又一有力之舉。

其三，廉潔型政府建設還需要政府資訊和工作的公開化，提倡「陽光型」政府建設，例如《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的頒布和實施。

公開型政府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公開型和透明型政府又有了新的特徵。新媒體一方面為政府資訊公開提供了便捷的管道，比如2006年1月1日中國政府網正式開通，繼而在2007年8月5日國務院又頒布《資訊公開條例》，將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建設制度化。另一方面，互聯網又為公民參與和對政府製造輿論壓力提供了管道，比如新近流行的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技術，迫使政府公開信息。此外，中紀委、監察部等也利用網路新技術開展監督舉報，配合廉潔政府建設。

在大陸政治中，由於立法、司法、政府內部等主體監督作用發揮還不完善，媒體監督是廉潔型政府建設的重要管道。政府發布會制度也是國務院治理公開化、透明化的重要特徵，可以肯定，互聯網在未來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的過程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參與型政府

大陸政府治理改革更加注重公民參與，中共18屆3中全會也明確提出完善協商民主機制。首先，注重群眾和專家參與政府決策。《國務院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國務院及其各部門要健全重大事項決策的規則和程式，完善群眾參與、專家諮詢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第18條規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必要時應舉行聽證會」。其次，完善政府聽證制度，建立了包括行政處罰中的聽證和公共決策中的聽證兩大模式。

以公共決策中的聽證制度為例，發改委在2008年12月1日開始執行《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要求「定價機關依法制定（調整）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過程中，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採取聽證會形式，徵求經營者、消費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對制定價格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論證的活動」。政府治理過程中注重公民的參與，可以從源頭上消除公民的不信任，以更好地實施政府的公共政策。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幾年來，亞太形勢出現一些重要的新情況，形成以「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為特點的亞太安全新形勢。這一新形勢的形成，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種處於動態平衡中的相對穩定的形勢，將可以在未來較長時期中存在，並且有利於保持亞太地區的發展繁榮。

亞太安全形勢發生變化

1990年代中以後的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保持相對和平穩定。但是，2010年以來，亞太安全形勢出現一些新情況，不僅受到廣泛關注，對於變化影響的評估也出現明顯分歧。分歧涉及多個方面，最關鍵的是：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及其影響是全局性的，還僅是局部性的？即這些變化是否導致亞太安全形勢的根本性改變，亞太地區是否由總體和平穩定變為總體對抗緊張？

一、  局部爭端明顯加劇，造成亞太安全形勢動盪。

2010年以來，亞太地區一些局部爭端明顯加劇，導致相關國家的雙邊關係嚴重下滑。包括：日俄島嶼主權歸屬爭端加劇；韓日慰安婦問題爭端激化；朝鮮半島北南雙方關係持續處於不穩定之中；中日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以及與日本戰爭罪責相關的一系列爭端激化；中菲、中越關於南海若干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等。這些局部動盪，導致中日、韓日、中菲、中越雙邊關係嚴重下滑。

儘管具體起因和內涵各不相同，亞太地區動盪緊張有兩個重要的共同特點。其一，局部爭端的激化十分明顯，有的甚至已達到嚴重程度。例如，中日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的爭端、中越在西沙海域的爭端、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摩擦等等。其二，這些爭端雖已達到嚴重程度，但都在可控範圍內。中日關於釣魚台主權爭端，儘管兩國的船機在相關海空域頻繁巡邏，但並沒有「擦槍走火」而引發軍事衝突；中國981號鑽井平台在中國西沙群島海域作業，遭到越南大規模騷擾，甚至越南國內發生嚴重反華暴亂，但事態最終被控制，中越沒有發生軍事衝突。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這些局部動盪確實導致亞太安全形勢發生變化，但變化又是有限的。但必須看到，這些局部動盪緊張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消除，因為這些局部的爭端都直接關係到當事國的核心利益，而難於退讓。

二、  某些國家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形勢重要的隱患。

近幾年，美日、美菲軍事同盟大為強化。其中，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並不是冷戰時期亞太地區軍事同盟的簡單加強，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新特點。

2012年以來美菲軍事同盟強化的力度很大，雖然還沒有達到冷戰時期美菲軍事同盟的水平，沒有重新簽訂全面的軍事同盟條約，但實際的軍事合作已經廣泛推進，包括：美軍人員以演習輪換為名，實際進駐菲；菲對美重新開放蘇比克灣軍事基地；美菲頻繁舉行聯合軍演，而且規模明顯擴大；美對菲軍援不斷增加等等。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完全針對中國，針對中菲的南海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但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並沒有引起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明顯關注，因而也沒有對亞太安全形勢產生較大衝擊。對菲而言，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實際只具有有限目標，即針對中國而決定的。

美日軍事同盟從未淡化，但2012年底安倍再次在日本執政後，卻明顯地進一步強化。一方面，美日具體的軍事合作，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持續推進。包括：美軍的F-35飛機、魚鷹飛機，以及新型雷達等先進的武器裝備持續調入日本部署；美日各種類型的聯合軍事演習頻繁舉行，而且規模不斷擴大等等。另一方面，美日軍事同盟中的戰略合作出現突破性發展。主要是，在美國首肯和支持下，日本以改變憲法解釋的方式，實現了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由此；日本自衛隊將可不受限制地在全球範圍與美軍協同進行軍事行動。

雖然美日都聲稱，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是為了應對中日釣魚台主權歸屬爭端，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但實際上，美國迫切需要得到日本實際的軍事支持，以擺脫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力不從心的困境；日本則迫切需要得到美國的首肯和支持，以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實現成為「正常國家」的大國戰略。所以，強化美日軍事同盟不僅受到中國及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重視，也從而成為亞太安全形勢變化的突出熱點，是亞太安全最大的隱患。 

三、  亞太地區繼續保持總體上的和平穩定。

儘管局部動盪緊張明顯加劇，但亞太地區總體上繼續保持和平穩定，延續了199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與東歐、中東、南亞、非洲，以及拉美等地區一直處於戰亂比較，顯得尤為突出。

亞太地區能夠持續保持和平穩定，首先取決於，亞太地區存在保持地區和平穩定的強大潮流；其次則取決於，地區內發生的各種局部動盪緊張，儘管長期存在，但始終可控，始終不會在地區內成為主導方向。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曾經發生多場局部戰爭，規模大、延續時間長，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但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經濟合作廣泛推進，成為亞太地區最強有力的主流趨勢。這是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地區的主要保證，地區內各國也深獲其利，故而這一主流趨勢難以動搖。

如上分析，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亞太地區的總體和平穩定是鞏固的；但已經出現的局部動盪緊張，一時難以消除而將持續存在。所以，亞太地區正在形成「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的安全新形勢。這不同於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總體上呈現對抗與戰爭的安全形勢；也不同於過去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不僅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也不突出的安全形勢。

亞太形勢變化的因素

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是多個重要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這些因素中，有的是一直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在近幾年明顯激化；有的則是在近幾年才出現，但迅速發揮重要影響，這主要有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和中國的明顯強大。

一、  歷史遺留問題激化亞太地區局部動盪緊張。

近幾年亞太地區受到廣泛關注的一系列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實際上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其中，俄日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韓日獨島（竹島）主權歸屬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以及中菲、中越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都是1970年代以來出現的爭端遺留問題。此外，日本與中、韓關於戰爭罪責問題的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

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長期存在，近幾年受到內、外部原因影響更加激化，達到從未有過的嚴重程度，從而直接導致亞太地區出現局部動盪緊張。

島礁主權歸屬爭端，直接涉及當事國領土主權完整，涉及各國的核心利益，此為這些爭端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近年來，一些國家出於不同目的，不斷強化對於相關島礁的控制或爭奪，激化了爭端。例如，日本主要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目標，強化對於南千島群島（北方四島）與俄國的爭端，對於獨島（竹島）與韓國的爭端，以及對釣魚台與中國的爭端；越南主要出於維護其所竊占的南海島礁及附近海域，年產量高達2,000餘萬噸石油的巨大利益，大力強化對其控制，從而嚴重激化了與中國的爭奪；菲律賓則主要出於轉移國內政治、經濟困難的需求，強化對所占南海島礁的控制，激化了與中國的爭端。

日本完全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需要，在近幾年，否定二戰罪責的言行，如否定「慰安婦」事實，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解禁「集體自衛權」等，大大激化了與中、韓的相關爭端。這些都屬於爭端激化的內部原因，是爭端和當事國自身發展變化的結果。至於外部原因，則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鼓動和中國明顯強大的刺激。

二、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亞太地區局部動盪的外部原因。

美國是亞太地區國家，但不是東亞西太平洋國家。近幾年來亞太地區的動盪全部發生在東亞西太平洋區域，而美國針對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亞太戰略調整，正是導致這一區域內相關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爭端激化的最重要外部原因。歐巴馬政府於2010年提出亞太戰略調整，而發生於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局部動盪緊張，也正是在2010年以後迅速明朗化。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因果關係。

2010年第一季，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戰略，2011年第四季又相繼提出「轉向亞太」、「亞太再平衡」等戰略，而亞太地區明顯加劇的局部爭端，為美國提供了發揮平衡者、主導者作用的機會。美國把握了這些機會，迅速以平衡者的姿態插手亞太地區各個局部動盪。從各個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到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美國無一不積極插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以平衡為名的插手，實際上很不平衡，美國在宣稱鼓勵和支持和平處理爭端的同時，採取了支持爭端中一方的行動。例如，在與中國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中，美國無例外地支持與中國對立的一方，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在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中，則明顯支持日本。顯然，美國這種「平衡」作用，只會進一步激化這些局部爭端，而且在較長時期中難以消除。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在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企圖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以攻為守」的戰略舉措。但是，美國的「力不從心」，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時時、處處都有清楚的表現。美國試圖通過支持局部爭端中的一方而進行平衡，並稱之為運用「巧實力」，但卻使美國陷於明顯的困局。最突出的就是，由於美國插手與中國相關的局部爭端，並且無例外地支持了中國的對立國，所以，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一著手進行，即被普遍認為是「圍堵」、「遏制」中國。儘管歐巴馬政府一再公開否認這種說法，反覆強調「中美關係是21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曲折，顯示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對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帶來重大損害。

三、  中國明顯強大，既導致局部動盪緊張加劇，又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2010年以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的科技、軍事實力也迅速增強。對於中國明顯強大及其影響，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有著兩種不同的判斷和反應，並從而導致中國明顯強大，既是發生局部動盪緊張不可忽視的原因，又是促進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明顯強大的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一再冒出。亞太地區少數國家，主要是那些與中國之間存在歷史遺留問題的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更迅速增強。他們認為，中國必會憑藉明顯強大的實力，以強硬手段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以武力處理相關島礁的主權歸屬爭端等問題。所以，這幾個國家，一方面各自大力強化他們所占島礁的控制；另一方面，出現聯合對抗中國，並企圖借助美國力量遏制中國的動向。這是近年來，亞太地區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的重要原因。

其實，中國並未因自己的強大而產生稱霸的念頭。「不稱霸」是中國在1970年代就提出的理念，至今40多年沒有改變，而且不斷豐富、強化。近年來，中國以更加清晰的理念、更堅定的行動，向世界，首先向亞太地區國家展現了決不會陷於「國強必霸」傳統邏輯的決心和信心。不論是周邊外交、亞太地區外交或全球外交，中國都展現出「親、誠、惠、容」的理念；爭取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以及落實「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行動等，也因此得到越來越多亞太地區國家的肯定。中國提出的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路線、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更受到亞太地區國家廣泛歡迎。在消除亞太地區國家疑慮的同時，中國積極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合作，從而使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

結論與展望

一、近幾年來，亞太地區出現局部動盪緊張，但他們都具有明顯的局部性與有限性，其影響不會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但這些局部動盪緊張，往往涉及國家核心利益，難以消除。所以，這些局部動盪將在亞太地區長久而局部、有限地存在。

二、保持和平穩定仍然是亞太安全形勢的主導方向。主要原因是各當事國都重視對爭端的控制，防止爭端的擴大和升級。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合作，有效保障了各國的發展、繁榮。所以，未來時期中，總體和平穩定將始終是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主導方向。

三、「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已成為亞太安全新形勢的基本特點。亞太安全新形勢可以相對穩定存在的基礎在於，總體和平穩定有利於亞太地區各國的發展、繁榮，符合地區內各國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

四、中國的明顯強大，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有重要影響。中國摒棄「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始終堅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就一定可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為保持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做出重大貢獻。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美國與古巴經過18個月的秘密協商，並在教宗方濟各的斡旋下，於加拿大進行了8次會談，詳盡地討論了細節和重大的歷史問題。2014年10月，在談判進入關鍵時刻，梵蒂岡作為東道主提供場地讓雙方高層小組密會，敲定協議的最後規定，11月6日，中期選舉之後兩天，歐巴馬總統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宣布新政策 。12月初，美國國務卿凱瑞在梵蒂岡會見教廷國務卿樞機主教彼德羅‧帕羅昂，12月16日歐巴馬與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通了45分鐘電話，12月17日兩人先後宣布兩國關係解凍。由於雙方參與談判的人數有限，加上保密到家，因此讓人感覺事出突然。

拉丁美洲集體左轉

從種種跡象看來，這次是美國採取主動，也是國內外大勢所趨促使美國與古巴修好。而其中最重要的國際因素，非拉丁美洲集體左轉莫屬。

美、古關係是美國同拉丁美洲關係的核心問題。自1998年以來，左翼領導人已經在拉丁美洲四分之三的國家上台；南美洲的3.65億人口中，近3億人口生活在左翼政府的統治下，拉丁美洲正在集體向左轉。左翼浪潮正在席捲美國的「後院」。對美國而言，發生在自家後院的這一重大變局，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美國政府發現，在拉丁美洲它幾乎找不到幾個可靠的盟友；與此同時，跟美國作對或保持距離卻成為一種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相信美國的經濟處方，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政策經常碰壁。布希政府對古巴採取強硬措施，不僅損害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也阻礙了美國同這一地區其他國家開展建設性合作。這個問題隨著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愈顯突出。

菲德爾‧卡斯楚是拉美左派的元老，12屆美國政府對古巴政權的敵視不僅沒有摧毀，反而使卡斯楚政權更鞏固，CIA屢次企圖刺殺卡斯楚未遂更增加了他的聲望。拉丁美洲左翼政權同情古巴是美國50餘年封鎖政策的受害者。正如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所言：「在古巴問題上，美國幾乎遭到所有國家的反對。」美國對古巴長期實施孤立和制裁政策，反而使自己陷入被拉丁美洲國家孤立的境地。

2009年在巴西召開的拉美33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領導高層參加的峰會，沒有邀請美國，反而邀請古巴與會，並且通過一項特別聲明，要求美國嚴格遵守國際法並履行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全面解除對古巴施行近50年的封鎖。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芙表示，加強與古巴在各方面的合作是反對美國封鎖古巴的最好方式。自1992年開始，聯合國大會每年都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制裁的決議。

梵蒂岡起到重要作用

1996年菲德爾‧卡斯楚訪問梵蒂岡，會見了教宗約翰‧保羅二世。1998年約翰‧保羅二世訪問古巴，他批判禁運造成一般百姓生活困難，並要求解禁。他的繼承人本篤16世於2012年訪問古巴。2013年，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總主教豪爾赫馬里奧‧貝戈利奧成為教宗方濟各，這是梵蒂岡第一次選出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方濟各力求在南半球振興天主教的影響力，期望在外交上更獨立，不要受歐洲或美國世界觀的影響。他熟悉古巴事務，在擔任總主教時曾經訪問古巴，與哈瓦那大主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2014年4月，梵蒂岡和古巴慶祝建交79年，並在羅馬一個教堂舉行圖片展。方濟各任命的國務卿彼埃特羅‧巴羅林紅衣主教曾任駐委內瑞拉（古巴最親近的盟友）宗座代表，他充分瞭解拉丁美洲動態及古巴所遭遇的困難。梵蒂岡高層對拉丁美洲局勢有最直接的瞭解，它一貫反對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梵蒂岡在全球有超過10億的信徒，在拉丁美洲具有巨大影響力，它的介入起到了無可取代的作用。

佛州選民組成及立場有變

美國大約有200萬古巴裔居民，其中約有150萬聚居在佛羅里達州，他們流亡美國憎恨卡斯楚，集體投票立場堅定，誓死反對放鬆制裁古巴，他們的勢力曾經足以左右佛州選情，而佛州是美國大選兩黨必爭的大州，很難想像沒有拿下佛州，共和黨可贏得總統大選。高爾競選總統時，就是因為佛州的計票問題，以些微的差距失去佛州而飲恨，而歐巴馬兩次大選都在佛州獲勝。如今流亡的古巴第一代難民逐漸凋零，新一代的古巴裔選民有親屬在古巴，他們更為務實、更為開放，並且隨著波多黎各新移民的大量湧入，他們的影響力超過古巴裔選民。

根據對邁阿密郡的民意調查，68%的人對與古巴恢復邦交持積極態度，30歲以下的年輕人更有88%贊成。佛州的拉丁裔人口越來越多元化，對波多黎各和其他拉丁美洲移民而言，古巴問題並不是首要問題，歐巴馬兩次大選勝利都得益於這種情勢。

根據路透社2014年7月至10月的調查顯示，在3.1萬的受訪者中，大約20%反對美、古建交，43%贊同，37%表示不確定。《紐約時報》10月的調查，美國人中10個有6個支持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2014年年初，佛蒙特州民主黨參議員派翠克‧萊希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傑夫‧弗萊克，在《邁阿密先驅論壇報》合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促請歐巴馬改變對古巴的政策，並聽取全國大多數民眾的意見，放棄冷戰的殘餘。民意讓歐巴馬敢於翻修早已過時的古巴政策。

共和黨議員出面反對

歐巴馬表示，「美國將要結束 過時的作法，開啟美、古關係新篇章」；「我不相信，我們要持續再做已經做了50多年的事情，我期待有一個不同的結果。50多年的禁運並未產生顯著的效果，我們可以同古巴進行更多接觸。」一般咸認為，歐巴馬此舉表明，他並不心甘情願作為跛腳鴨，在未來的兩年裡，他仍然想要有所作為，外交是屬於總統的權力範圍，美、古關係解凍顯示歐巴馬敢於踏進過去10個總統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區，這或將成為歐巴馬僅剩兩年的執政生涯中，最主要的一項政治遺產。

歐巴馬政府需要以改善美、古關係為突破口，全面發展同拉美各國的關係，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但歐巴馬的行動不會一帆風順，首先是來自國會的反對聲浪。目前共和黨在眾議院掌握246席的多數，在參議院掌握54席的多數。眾議院議長博納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已經表示反對歐巴馬的行動。批評最激烈的來自古巴裔國會議員，來自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馬‧魯比奧和德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梅南德斯，他們宣稱將在任命大使和提供建立大使館的經費方面百般杯葛。

恢復外交關係固然屬於總統的職權，但解除禁運卻需要國會通過，以目前參、眾兩院的組成看來，這將是一個冗長艱難的過程。因此，歐巴馬雖然堅持放手一搏，但前路多艱，非一蹴可及。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美國參議院12月4日通過《軍艦移轉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出售四艘派里級導彈巡防艦給台灣，1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簽署該法案，批准售台武器。

據瞭解，美國計畫於2015年淘汰所有派里級導彈巡防艦，取而代之的則是瀕海戰鬥艦。而此次售台的4艘佩里級是泰勒號(Taylor)、卡爾號(Carr)、蓋瑞號(Gary)與艾羅德號(Elrod)，艦齡均已20多年。

此消息一出，立即招致中國大陸外交部門及軍方的強烈反應，並稱將做出進一步反應。台灣則除表達感謝外，還聲稱這彰顯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對《台灣關係法》的具體行動，充分展現台美關係堅實穩固、互信友好。

台灣高價購買美國軍備

台灣國防部2014年10月公佈的年度國防報告書中提到，兩岸形勢雖然緩解，但台灣仍受解放軍武力威脅，且兩岸軍力優勢已明顯向中國大陸方面傾斜。

馬英九於2008年上任後，被指稱未能實現國防預算占總預算3%的承諾，美國則多次發表報告稱，台海軍力嚴重失衡、優勢大幅傾向中國。

小布希總統卸任前夕，通過了總值逾60億美元對台軍售，台灣當時提出的七個軍購項目中包括柴電潛艦。台灣希望取得的8艘潛艇，一直在歐巴馬的軍售批准範圍之外，由於美方並不製造柴油潛艇，美國的軍火公司必須證明有能力設計製造，或找到外國公司合作生產。美國海軍司令部和台灣海軍曾多次反覆討論製造潛艦事務，但一艘都造不出來。馬英九日前向到訪的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台灣已決定自行製造潛艦，希望美方能給予技術方面的協助。

全新派里級巡防艦每艘造價約320億餘台幣，美國占盡台灣的便宜，通過對台出售的這批二手舊軍艦，售價比起出售新軍艦的價格稍低。台北國防部稱，對此採購，已完成建案程序，於2015年編列相關預算，後續將依軍售規定辦理，並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以便獲得符合作戰需求的船艦載台和戰鬥系統。

這批二手軍艦都是美國在1980年代下水服役的，艦齡已近30年，將取代此前台灣從美國取得、艦齡已約50年的諾克斯級軍艦。四艘軍艦中，除2013年已除役的「卡爾號」外，其餘都是仍在服役的美軍「熱艦」，其中包括「蓋瑞號」，該艦是2014年夏天參與美軍環太平洋軍演的軍艦之一，比起從前售台的除役後、已封存的冷艦，「熱艦」可節省保養、重啟的費用，交接程序也更快。

大陸強烈反對美對台軍售

北京政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19日，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台灣問題事關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保留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中方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回應說，對台軍售問題攸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批評美方上述行徑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及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的精神，與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趨勢及中美兩軍關係良好發展都背道而馳。中方將密切關注形勢發展，視情況作出進一步回應。

依筆者所見，中國大陸如何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現實。如果中美關係不佳，華府處理兩岸關係就會變得更困難。

軍售政治意義大於實質

美國對台軍售是一項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並非僅是一般性武器裝備交易，而是涉及中、美、台三邊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因三方各自有其利益考量、各持己見，以致產生利益衝突。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符合中美共同戰略利益。北京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特別是依《八一七公報》，停止售台武器。

華府不論是根據《台灣關係法》或《八一七公報》，都須考量國內外的政治情勢。美方認為，過去兩岸軍力相對平衡，但隨著中國大陸軍事預算的增加，變得越來越不平衡；台灣面臨對岸一系列軍事挑戰，需要在武器方面更新，這不是為了台灣與大陸的軍力平衡，或是提供攻擊性武器，而是保持台灣基本的防禦能力；如果兩岸軍力差得太遠，台灣會缺乏意志。故美國對台軍售的政治意義大於實質，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美國利用軍售或技術移轉、軍力平衡、確認對台灣安全的承諾、支持美國業者參與台灣安全事務，不惜干涉中國的內政。

中美軍事關係有三大障礙

1980年代以來，中美軍事關係基本狀態是走走停停，時斷時續。中斷交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對台軍售。中國大陸曾指出，中美軍事關係發展有三大障礙：對台軍售首當其衝，其次是美國軍用艦、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進行大範圍抵近偵察，以及美國在2000年通過《國防授權法》，禁止中美在12個領域進行交流。

而今，中美兩軍的「三大障礙」依然存在，同時還產生了網路、地區安全等東海、南海、中日、美日聯盟體系都糾纏在一起的新問題。

此前美國曾經批准一批對台軍售後，中國大陸也一度中斷與美國的軍事交流，表達不滿。

美台關係會繼續維持友好，在美台安全關係上，軍方頻繁互動合作，2014年約有2,500名美國國防部人員訪問台灣，比2013年提高25%，台灣軍方訪美也超過1,500人次，花的全是台灣納稅人的錢。回顧歷史，美國總統從沒有超過4年任期不對台軍售的。歐巴馬在任期內對台軍售已逾百億美元。不過，他對前小布希也一度列入軍售清單的F16 C/D型戰鬥機，則始終未予提及。

台灣空軍希望取得F16 C/D型戰鬥機，此型戰機是大陸軍方事先特別點名美國不得售台的武器，中方曾威脅美方若出售將導致「嚴重後果」。

在歐巴馬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被派到台灣進行說明，向台灣稱美方並未拒絕售台F16，但仍在進行評估中。雖然美方沒有明確拒絕出售F16或更多套的愛國者三型導彈裝備，但台灣仍表達對美方以評估為由推遲軍售的擔憂。

美國政府也力圖處理好對台軍售問題及與中國大陸發展關係，因此，面臨困難的選擇：一方面，國內法要求協助台灣自衛，另一方面，避免捲入西太平洋不必要的摩擦和衝突。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2014年12月中旬，就恐怖主義問題方面，連續發生了幾件令人矚目的事件。首先，12月16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塔利班分子武裝攻擊了一所軍方公立學校，至少135人被打死，其中多數是學童。為何巴基斯坦成為打擊目標呢？

巴基斯坦成為打擊目標

早於1980年代，巴基斯坦就與美，英，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一道，以打擊蘇聯占領軍名義，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培訓民兵；同時又由賓拉登出面，從全世界伊斯蘭教文化圈招募激進分子組成基地組織，並令其成員接受游擊與爆破訓練。

從此，這些恐怖分子便在全世界展開顛覆活動，其中以俄羅斯、巴爾幹、印度、中國大陸、阿拉伯世俗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最為激烈。他們也就是後來顛覆利比亞、敘利亞和最近侵略伊拉克的主要成員。

911事件後，美國以「基地組織襲擊雙子大廈」 為藉口，展開「反恐戰爭」，對一系列國家進行武裝侵略，同時又逼迫巴基斯坦政府配合打擊阿富汗、巴基斯坦兩國的塔利班與基地勢力。這就是造成2001年之後，塔利班游擊分子對巴基斯坦採取報復手段的直接原因。

2008年歐巴馬擔任總統後，順應美國民眾的期盼，一度終止了反恐戰爭，由是巴基斯坦與恐怖分子之間的關係也開始有所好轉。然而，繼伊斯蘭國勢力於2014年10月擴張至伊拉克，並再度成為美國打擊對象之後，巴基斯坦便又得面對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攻擊，以至於發生上述的白沙瓦市屠殺兒童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美國眾議院對中央情報局的設立黑獄，以及從事酷刑行為的調查顯示，中情局(CIA)迄今提出的所有證明（即911事件為基地組織或塔利班所為），均是子虛烏有。此外，從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的活動看來，與美國的官方政策根本是息息相關。這點，還需要從其他事件詳細加以介紹。

土耳其翻臉

另一件極為反常的事件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於2014年11月下旬在一個伊斯蘭教國際會議上，突然對西方盟友破口大罵，說是「（西方人）來到伊斯蘭教世界的目的不外是覬覦石油、黃金、鑽石和廉價勞工。他們帶來的只是爭執與糾紛，其動機之不良不容懷疑。他們貌似忠厚，其實卻巴不得看到我們及孩子的死亡。我對遠在12,000公里外的人士對我們提出沒完沒了的無理、自私要求感到厭煩…。」毫無疑問，埃爾多安總統罵的是4天前才造訪土耳其的美國副總統拜登。為什麼土耳其政府突然反目呢？

話說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土耳其便扮演著西方勢力的尖兵角色。無論是支援前南斯拉夫反政府勢力方面，或給予俄羅斯境內伊斯蘭教分離主義支援方面，都表現得不遺餘力。此外，中國大陸的東突分裂主義組織甚至長期在伊斯坦堡建立其海外活動的大本營，因此，對大陸也造成極大的傷害。囂張的時候，其領導人甚至誇口要「建立從中國長城至愛琴海的突厥大帝國」。

2010年發生的一系列阿拉伯之春運動，包括埃及動亂、利比亞的崩潰，尤其是敘利亞的顛覆戰爭，土耳其當局更是明目張膽地把本國當作國際恐怖分子的培訓與集散基地。如今，即伊斯蘭國問題出現後，美國卻突然要求土耳其出面對伊斯蘭國進行打擊，這對土耳其伊斯蘭教政府而言，不只是火中取栗、引火燒身，又不能給本國的伊斯蘭教群體一個妥善的交代。於是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除破口大罵外，還即刻與俄羅斯簽訂了一個石油、油氣協定，允許俄羅斯將資源取道土耳其、最終輸送至歐洲國家。

約旦也參與其中

除土耳其外，眾所周知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爾，是長期以來積極支持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宗極端分子的兩個重要國家。然而，12月24日消息傳來，竟然有一架約旦的戰鬥機在伊拉克為恐怖分子擊落。這事，的確有些突兀，原因是約旦與瓦哈比宗極端組織的關係一向比較疏遠。迄今觀察界所知悉的是，前往敘利亞進行顛覆的恐怖主義分子，不僅獲得土耳其的支持，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約旦經過整編，而後偷運至敘利亞境內。如今，約旦的戰鬥機在伊拉克遭擊落，說明約旦的參與之深，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但是，約旦又圖謀什麼呢？

早在1991年老布希時代攻打伊拉克時，便已私下制定「三分伊拉克」的計畫。該計畫最終由小布希2003年正式通過打垮薩達姆政府而得以推行。但是，美國在伊拉克建立的新局面還不是原來所計畫的什葉派、遜尼派與庫爾德派共同組成的三個「國中國」，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庫爾德自治區與什葉派所領導的弱勢中央政府。換言之，直到伊斯蘭國進入伊拉克之前，伊拉克的遜尼派始終是靠邊站，並形成最大的敵對勢力。

為填補政治真空，2014年10月敘利亞境內的部分恐怖主義勢力成立了「伊斯蘭國」，並且井然有序、毫無阻力地入侵了伊拉克西北部地區。之所以如此順利，當然是伊拉克政府以及庫爾德自治政府不做任何抵抗。除此之外，這股人數不過2,000人的隊伍，還受到伊拉克遜尼派極端分子的支援與加強。如此這般，原來設計的三個「國中國」便就此形式上獲得實現了。

其實，「伊斯蘭國」並非一般性國家，其「國體」的正確譯名應當是「酋長國」，也就是遲早要按中世紀的作法，推出一個望族出身的領導人。這方面，約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與敘利亞共同建立過一個以哈希姆望族為首的聯合酋長國。如今再由約旦王室選派適當人選，填補伊斯蘭國（占領了敘利亞東部與伊拉克西北地區）的領導位置，當是自然不過了。更何況，與其讓極端分子掌控伊斯蘭國，不如讓一向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的約旦王室成員主持其政局。當然，該部署還不一定能夠取得伊斯蘭國各個勢力的共識，這就成為目前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伊斯蘭國發動攻擊的最大原因。

應正確認清恐怖主義組織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認清以下幾點：

一、恐怖主義組織就是美、英集團的戰略資財，只會充分加以利用，頂多剷除部分搗蛋分子，但絕不會悉數消滅；

二、直接打擊部分恐怖主義分子，並藉此擴大為「反恐戰爭」，主要是美國共和黨的策略。利用恐怖分子來「以夷制夷」，則是民主黨的一貫主張。這說明為何最近美國國會共和黨的勢力突然加強，致使民主黨政府勉為其難地做些「打擊伊斯蘭國」的姿態。然而，民主黨政府的最終目的，還在於建立一個易於控制的「伊斯蘭遜尼派自治政府」；

三、美國民主黨的「以夷制夷」策略，嚴格說來，對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其實更加不利。原因在於，2008年歐巴馬上台後為貫徹「以夷制夷」策略，便正式結束了反恐戰爭，轉而加強恐怖主義組織的武裝，以使其顛覆利比亞及敘利亞。同期間，原已大體平息的恐怖主義事件，卻在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又從此激烈增加。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九合一選戰國民黨大敗，除了新北市在內的少數幾個縣市守住以外，國民黨可說是全線潰散，有人說這彷彿是當年的徐蚌會戰，如今綠營已經兵臨城下，馬上就要大舉渡江，國民黨恐怕只能迅速收拾細軟準備辭廟別京了，只是許多人心中都有疑惑，究竟什麼原因導致國民黨敗得這麼慘？為何短短的六年時光，馬英九可以從眾人擁戴的救世主，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呢？

打擊友黨不遺餘力

要了解徐蚌會戰的慘敗，就得從抗戰勝利之初看起，日本宣布投降的當下，國民政府與國軍被壓縮到西南一隅，為了摘下勝利的桃子，避免共產黨搶占淪陷區，國府只得命令日軍、偽軍就地防守等待接收，而八年時間長期在淪陷區打游擊的游擊部隊，也一同協助防備共軍的入侵。沒想到等到國軍部隊到達接收地站穩腳步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裁撤偽軍與地方游擊部隊，令這些在敵後流血流汗的游擊戰士們氣憤不已，甚至傳出乾脆投共去的想法。

當時的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副總長白崇禧就反對裁撤，但軍政部長陳誠則堅持裁撤的意見說：「他們要到共產黨那裡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鍋煮掉」、「打一個也是打，打十個也是打」。最後陳誠的意見被採納，所有的偽軍與游擊隊全部裁撤，這些在敵後奮戰的游擊隊員們悲憤之餘，便「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老子投八路」加入共軍去了。結果游擊隊原本守備的地區變成三不管地帶，共軍乘虛而入，國軍失去了左右協防的友軍與眼線，形勢更顯孤立，最終被各個擊破。

今天的國民黨也是如此，為了勝選不斷訴求「泛藍團結」，壓縮友黨─新黨與親民黨的生存空間，只要稍有不同意見便被扣上「破壞團結」的大帽子，結果新黨與親民黨難以生存，宋楚瑜在氣憤之餘便走向逢馬必反的路，甚至不惜與綠營合作，只為拉下馬英九；新黨雖仍堅守泛藍友軍的立場，但席次嚴重縮水到連要生存下去都困難重重。但是扼殺友黨的結果，並沒有使國民黨更好，在立法院的政黨協商中反倒必須獨自面對綠營多個黨團的掣肘，在議場外也沒有友軍與友好團體能站出來聲援，整個輿論於是一面倒，國民黨只能處於挨打的局面。

南師北調，北師南調

抗戰勝利後對於派誰去接收東北，國民政府內部有許多想法，蔣介石想來想去還是派了非東北籍的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捨棄了放張學良出關主持東北大局的想法，結果許多東北軍的舊部不願受國民政府指揮，轉投支持共產黨的張學思，使得國府只能靠武力維持東北局勢，從緬甸調上來的國府精銳─新一軍、新六軍，在沒有地方的支援下，孤立於大城市的點線中，最後在遼瀋戰役被殲滅殆盡，整個國共鬥爭的局勢因此徹底逆轉。

此次國民黨在基隆市長的選戰也是如此，原本初選過關的黃景泰因為輿論的不支持，硬是被拔掉他的參選資格，並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甚至還動用司法力量將其收押，達到不讓他參選的目的。國民黨另外空降了與基隆淵源不深的謝立功來參選，使得原有的地方勢力大表不滿，加上黃景泰的弟弟黃景南代兄出征，國民黨提名的謝立功在雙重夾殺下中箭落馬，綠營成功拔除國民黨在基隆的執政權，為北台灣多插上了一支綠營旗幟。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抗戰勝利後接收淪陷區可說是一場新的浩劫，許多接收大員被稱之為「劫收」大員，透過威逼利誘侵占淪陷區人民的財產，劫收大員們各個五子登科、荷包滿滿。更慘的要屬偽幣(中儲券)的兌換了，國府用法幣兌偽幣1：200的方式來兌換，造成淪陷區民眾的財產瞬間縮水成為赤貧，連國民黨大老陳立夫都說「我們幫共產黨把人民變成了無產階級。」

馬政府也是同樣的情況，對於軍公教的18%與年終慰問金，綠營一有質疑，馬政府說砍就砍，讓許多軍公教人員感到被羞辱，好像他們真的是綠營口中的「米蟲」與「雜碎」，因此憤而拒絕再投票給國民黨，國民黨自己為淵驅魚，又怪得了誰？

而幫國民黨打仗的戰將，如蔡正元就好比國軍將領張靈甫一樣，孤軍深入打得遍體臨傷，才發現自己陷入重重包圍，友軍們卻各個保存實力見死不救，張靈甫馬革裹屍死得其所，但藍營戰將確落得一身罵名被社會唾棄，這樣的氛圍下還有誰願意為藍營效命疆場？藍營自然只剩隨波逐流之輩，難有對外一心的戰鬥力。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國民黨倘若不能以史為鏡，改變自己的作為模式，那終將會被掃入歷史的灰燼中被世人所淘汰。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國民黨敗選，原因諸多，但歸根結底，即淪為選舉機器，缺乏中心思想。

在全球經濟失落之際，人民對於生活困蹇的不滿反映在對執政者的懲罰。然排除此部分選民，主因在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無中心思想就無戰鬥力，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無戰力則宣傳效果不佳，政績不顯；無戰力則國會控制不力，政策受阻；無戰力則政治鬥爭無能，導致輿論與選舉大敗。

綠營只問立場、提倡戰功

綠營人士的中心思想，即是台獨，或是獨台的兩國論。堅定的信念為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台灣人必須當家作主。姑且不論此信念的荒謬與否，台獨的信仰產生龐大的力量，他們的目的不是要選舉，而是要革命。

革命，便是他們口稱的正當性，因此法律不能拘束；道德不能干涉；是非不能過問；司法要聽其指揮，要抨擊對手，造謠抹黑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護航同志，雙重標準司空見慣。

所以太陽花學運多次違法，稱反抗國家暴力，有正當性；陳水扁貪污洗錢，民進黨鮮有批評，如今更積極營救；陳其邁說「等民進黨執政，把馬英九抓起來關」；游錫堃說「道德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林飛帆說「禮貌不是最高價值」；為陳菊氣爆背黑鍋的副市長能再回來；若有綠營被起訴、被判刑，民進黨從主席到立委到議員，必定齊聲痛批「司法辦綠不辦藍」；霸占主席台近百次、毀損公家機關、毆打政府官員，一個個都是英雄。

綠營人士的成功，概括12字：台獨革命、團結對外、提倡戰功。

因為有了信仰，反國民黨即成了目標，任何利於目標，皆需維護，能征善戰者重用提拔，被敵攻擊者團體支援。不問派系，不問輩分年紀，不問是非黑白，只問立場、戰功，後勤支援不斷，試問：綠營能不強大嗎？

國民黨怯戰又好內鬥

反觀國民黨，山頭林立不說，在主帥「溫良恭儉讓」及「不惹爭議」的主導下，全營瀰漫著一股怯戰、避戰氛圍。馬英九試圖當全民總統，討好及重用綠營人士，一如唐太宗重用魏徵，廣博心胸成大業，卻忘記，古時貳臣效忠，是因只有一個皇帝，沒得造反，而今執政者天生有一個敵人，就是反對黨。適度給予反對者利益，是為了社會和解，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一再和解，就是退縮。

例如教科書，當年李登輝、陳水扁將政治介入教育，全面「去中國化」，教出一代又一代的台獨學生，國民黨當年不乏抗議，然而，馬英九主政六年多不過推出「課綱微調」，強化史實上日本對台灣的侵略；引起爭議後，甚至定調「日治、日據，不宜硬性規定」。此立場其實就是對反對者的鼓勵！

此外，每當有教授學者發表對兩岸經貿看法，支持政府施政、駁斥謠言時，馬英九總擔心對方是來謀取官位，因此不僅不予鼓勵，甚至暗中打壓，請問，哪個學者還要為國民黨背書？

例如服貿，依往例可於立法院盡速通過，被民進黨一再杯葛，變成逐條審查，又被太陽花一鬧，承諾先立法再審查。放任國會被占領、警察驅離受懲罰，當主帥都已投降，還有誰要應戰？曾有國民黨青年希望上街頭、上節目與太陽花對戰，卻因上層怕惹爭議，而遭封殺。又曾有國民黨青年自作主張上了節目，得不到鼓勵，反被黨內圍剿「講太爛」。諸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公共政策及意識形態上，民進黨多次發起行動，國民黨或因不想惹爭議，選擇沉默，於是版面上一面倒地顯現民進黨就等於民意，更加重了國民黨的怯戰心理。

除了怯戰，就是內鬥。在藍綠爭鬥上，但見綠營砲火猛烈，藍營龜縮城內，每人都想保存實力，每人都想別人當惡人，甚至主帥也頻頻投降，於是無人敢戰，偶有一將出城殺敵，後方無援，待該將敗陣，自家人還要落井下石。長此以往，誰要為藍營說話？

蔡正元被割闌尾的理由，便是他力抗太陽花，為國民黨辯護，請問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他有什麼錯？如今除了少數和他一同被列名的委員，竟無人幫其說話，更多的是幸災樂禍、推波助瀾。缺少了信仰與對抗的力量，只會對民進黨唯唯諾諾、喝酒跑攤的選舉機器，當然比不上革命鬥爭的民進黨。

政治人物本應主導民意

或以為，戰鬥過於偏激，選民不喜。此言差矣！攻占立法院、行政院，夠偏激了，但正因無人認錯，反被美化成眾所稱頌的「學運」。政治人物不能依隨民意，要主導民意。

國民黨若想重振，一要找回中心思想，獨台沒有前景；二是黨內放棄排資論輩，採首功制；三是檢討層峰組織，即時作戰。否則國民黨，只會再敗。

(作者係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吳國禎，1947年5月出生於花蓮，1970年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化學系，1971年赴美留學，1976年獲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負笈美國期間，曾參與台灣留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與中國統一運動。1975年首次到大陸訪問。1977年赴大陸定居，任職於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1995年轉任北京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至今。研究領域為分子光譜學與混沌理論，著有《分子振動光譜學：原理與研究》、《分子高激發振動：非線性和混沌的理論》、《拉曼譜學：峰強中的信息》等書。這些書在台灣的書店也有出售。

吳國禎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省代表團成員，1997年後轉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現為全國政協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台灣同學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國禎近年來關注保釣運動史料的蒐藏與研究，推動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成立「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並參與保釣史料匯編、出版工作。同時，勤學書法，筆耕不輟，強調人文與歷史的重要性，相關隨筆文章於2002年集結出版《在歷史面前》一書。

問：您從1977年就從美國到大陸定居工作，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本省人，請您談談在台灣的成長與求學過程。

吳國禎答：我在花蓮出生、長大，中學讀的是在台北建國中學。1970年從新竹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接著就到金門服役。

那時，清華大學學生都是理工科的，抽到步兵的同學很少，我們班上就我一個人，也就我一人去了當時是戰地的外島。我在金門當排長，我們的排就在湖下村的海邊，當時我才23歲，要管排裡那麼多人，就得動點腦筋。部隊裡各色人馬都有，三教九流，不像大學裡的同學那麼單純，學會如何帶領他們，對我而言，是一個考驗及訓練。

金門海岸風景非常漂亮，我當時就感到，如果兩岸沒有戰爭，給大家旅遊，那多好。1971年當完兵，我去了美國留學。

問：您在美國留學時參加了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這個運動是您人生的轉捩點，請問您當時為何投入保釣運動？您又如何評價至今已長達40多年的保釣運動？

答：美國在1945年戰後就代表聯合國託管琉球群島，尼克森時期把琉球劃歸給日本，也把釣魚台列嶼包括在內都交給日本（後來美國說，它交給日本的僅是行政權）。這個事情在留美、歐的台灣學生裡發生很大的觸動，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美國居然要把釣魚台跟琉球一起給日本。所以，1970年底到1971年初，很多台灣留學生參加了保衛釣魚台運動，應該說是那時候的潮流吧。現在籠統稱為「保釣運動」，其實在那個時期，除初期的遊行示威、呼籲保衛釣魚台外，以後相當長的時期裡，大家關注的是台灣的歷史及現況、1949年後大陸的發展，以及一些世界性的熱點問題，如中東、第三世界的問題，中美台關係等等。

當時兩岸沒有接觸，但我們認為，大陸不管怎樣，都是自己的土地，台海兩岸存在的只是政治對立而已。留學生們對大陸的感覺既熟悉又陌生，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在台灣嚴格禁止來自大陸的訊息，193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例如茅盾、魯迅、巴金的作品，在台灣就很難看到。

海外留學生對周恩來總理都非常感佩。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11月下旬有5位留美的台灣學生到了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是白天、晚上都辦公的人，他們從晚上10點鐘談到隔天淩晨4、5點。事後來看，這是兩岸關係一件破天荒的大事，1949年之後的頭一回。

參與釣運的台灣學生多半從小接受國民黨的教育，去美國以後，開闊了視野，看到了整個世界與大陸的情況，感受到歷史的走向，從而改變了態度，重新認識共產黨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這是很難得的。

這段台灣留學生的歷史，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兩岸關係歷史的一部分，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比較遺憾的是，這段歷史現在知道的人並不多。

問：您當初為什麼會決定到大陸定居？在生活上曾有過難以適應的問題嗎？您什麼時候再回到台灣？

答：我1975年第一次去大陸訪問，拍下近千張珍貴彩色照片，紀錄了當時大陸純樸的一面。

1976年在美國完成博士學業，但因曾參加釣運，上了黑名單，回不了台灣，又不想長期留在美國，於是隔年6月到了北京。我先在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工作，一直到1995年，我才到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任教。

我記得，剛到北京時，生活比較苦，冬天老吃大白菜，這與之前在台灣及美國的飲食習慣差別很多。後來，我在北京結婚了，並生了一個女兒。我記得女兒小時候總是說「爸爸真可憐，都沒有親戚」。直到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我的女兒才見到台灣的親戚，而那時，她的奶奶已經過世了。

我一直到1993年，才終於被台灣方面允許回到闊別22年的家鄉。那次回去主要是探望父親，之後我曾多次回台，除了見親人外，也曾在中央大學客座半年。

問：您近年來致力於釣運史料的收藏、整理與研究，請談談相關的過程，以及釣運史料的意義與重要性。

答：當年在美國釣運的學生辦了很多刊物，都很寶貴，人會凋零，但史料應該被保留下來。由於我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書，跟學校一講，他們也很接受我的想法。2007年開始，保釣刊物、資料、文獻就逐步收集起來，捐獻給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我與各地的朋友聯繫，一呼百應，大家都熱心地捐贈出手上的資料文獻。朋友中有回去台灣的，他們也開始把手邊保存的資料文獻，捐給新竹清華大學。但比較起來，北京清華大學收集到的最多。

北京清華圖書館也對「老保釣」做口述歷史的工作。這些年凡來北京的朋友，我們就找機會將他們參與的歷史錄下口述。幾年做下來，竟然做了70多人的口述，有上百小時的錄音。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還成立了「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對收藏的文獻進行研究。

歷史資料、文獻放在那裡不用，是死的東西，利用起來才有意義。大陸上有那麼多的台灣研究機構，但過去沒有人從事釣運的研究。我認為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可以「古為今用」，為什麼呢？因為這段歷史講的就是兩岸關係的突破，而且，不少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人都是70年代成長的，和那段歷史都有關係，把那段歷史搞清楚，對當今民進黨和國民黨的矛盾，應該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是有現實意義的。

我希望收藏、研究這些資料，能夠達到幾個目的：第一，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是愛國運動，保釣資料中心可以作為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第二，大陸對外部門總要有一些諮詢機構，儲備資料能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保釣資料中心可以作為相關部門的資訊機構。第三，保釣資料中心可以作為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平台，台灣的學生、老師來北京閱覽參觀，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們也才會知道，台灣人並非都像今天這樣主張台獨的。

問：您在北京工作定居之後，有了更大的視野，就這個特別的經歷與角度，您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的變化呢？

答：1978年，我開始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省代表團，前後有20年的時間。1997年後，改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同時也擔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到現在已經17年，應該讓年輕人來接手了。

政協委員的工作是關心國家大事，我專注的主要還是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我在80、90年代對台灣問題有過不少發言，留下一些稿子，台灣的朋友覺得這些東西，無論內容對或錯都具有參考價值，因此幫忙集結為《在歷史面前》這本書，2002年在台北出版。

為什麼取名為《在歷史面前》呢？因為我認為80、90年代是兩岸關係變化的一個關鍵期。

當前的兩岸關係變化之大超乎想像。雖然現在台灣社會的思潮有點混亂，但我相信，只要正確的政策能持之以恆，事情總會起變化的，和平發展是歷史的潮流，誰反對誰就走不到歷史的主流上，就會被淘汰。

問：您是一位物理學者，但從您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您非常重視歷史。就您對歷史的理解，您認為台灣的前途與出路在哪裡？

答：台灣的前途，我們得多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如果跟台灣的朋友講這個觀點，他們大概會覺得我說得不對，大家肯定會說現在是民主時代，要靠投票來決定。但是我所要強調的不是投票的能耐，而是歷史的過程與脈絡。

2008年我寫了一個提案，建議國家博物館能開設一個展覽室，把清朝時期，包括戰後民國政府收復台灣，各種有關台灣的文獻、文書都展示給大家看。我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看從康熙收復台灣，到光緒建省，到甲午割讓台灣給日本，再到1945年台灣光復，大陸的政權確實和台灣的命運緊密相關。我們看，如果北京不要統一，台灣不就早獨立了嗎？和平解決兩岸的問題，包括現在對台灣的和平發展政策，都是北京提的，若非如此，兩岸現在可能還在互鬥、內耗。

客觀地說，歷史和現實就是這樣的，只是很多台灣人不願意正視，不願意承認罷了。我認為，大陸的對台工作及兩岸關係的發展，不能夠只集中在經濟層面，而應該在文化、教育、歷史各方面展開全面的交流、連絡。

問：台灣自治同盟是大陸八大參政黨之一，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台盟的歷史及當前的工作？

答：大陸上，除了執政的中共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工商業聯合會和無黨派人士參與全國的政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也是其中之一。台盟是2.28事件後，由謝雪紅等一些台灣人士在香港成立的，主張台灣的自治和民主，後來參與了中共的建國。這些民主黨派都是全國性的政黨組織，唯獨台盟是地區性的，由台灣人士組成，但也參加全國的政治活動。這當然是由於台灣問題的歷史原因所致。

中共中央會由總書記定期召開會議，和八個民主黨派的中央負責人協商各種全國重要的政治事務。民主黨派的成員在國務院及各省、市、自治區、縣等均任有部長，副職的省長、市長、縣長等。因此，這些民主黨派也稱作參政黨，這和外國的反對黨是不同的。

問：您目前也是台灣同學會的會長，請問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自成立以來，辦過哪些活動？

答：台灣同學會是由從台灣到國外留學後來到大陸定居、工作，以及近年來直接從台灣來大陸、工作的學者專家組成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主要功能在於聯繫會員感情，加強會員間的聯繫、交換經驗，我們也會反映會員的意見和建議，並為會員排憂解難、提供服務。每年暑假，台灣同學會會舉辦夏令營，邀請大陸各地及台灣的朋友討論兩岸關係，並到各地走走。

問：您長年在學校教書，接觸的都是大陸一流的青年學生，對年輕人一定有獨到的觀察與想法。您對兩岸青年在學習與生活方面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答：台灣校園報紙《兩岸犇報》請我開闢專欄，每個月寫一篇，每篇約一兩千字，談些人生經歷、所思、所感，以及大學生關注的一些問題，例如科學、物理、社會方面的問題。因為我住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荷清苑，專欄就取名為《荷清苑書簡》。

我的專欄文章無所不談，頭一期就寫怎麼過好大學的生活，文章內容包括對人生、生活的態度。當然，我也介紹一些大陸的情況，但都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讓台灣年輕人學會如何看待大陸的事情。

我平時也喜歡看些文史方面的東西，我覺得一個人只能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年代、相對固定的地方。現在當然可以四處旅遊，不過絕大多數人、絕大部分時間還是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人們是只能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年代，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閱讀文史來瞭解歷史，擴充生活空間，特別是擴充生活時間。有句話說：「上友古人」，確實如此，當你瞭解更多歷史之後，就會增加智慧了。

現在兩岸的年輕人，都缺少歷史的教育和知識，也因此看問題往往「天馬行空」，隨意主觀認定，而不顧客觀的現實。其實在西方、美國的教育裡，中學教育除了重視語文之外，其次就是歷史。我們現在很多教育都走偏了，精力都集中在數理化，我就反對這個。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語文和歷史，特別是歷史，一旦有了歷史感，看問題就會比較清楚。因為今天是從昨天過來的，今天還會走向明天，所以歷史感很重要，歷史教育應該是教育的核心。

行政院早在2013年1月14日就率先提出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Taiwan FEPZ)，採取有限定點港市區域試點策略，推動經濟自由及市場開放，以為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爭取加入TPP、RCEP等，以及擴大洽簽FTA協定作為準備基礎。但是，卻一直受到反對黨派的堅決抗爭，並採取高強度技術性杯葛，加上國會的悖逆民主程序正義，消極遲滯延宕，使整個經濟自由、市場開放計畫方案走不出程序委員會大門，長達兩年時間，至今猶不知何時才可脫困。

然則，對岸的國務院，竟在落後台灣腳步整整7個月之後，快速議訂同樣要競逐對外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計畫草案，且在2013年9月下旬就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方案計畫(China PFTZ)，於10月1日正式掛牌運作實施。

這在程序正義角度上看，光是兩岸同樣都持有推動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企圖下，台灣「先發卻後不至」，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後發先至，且已化為具體行動落實執行」，則已注定這場兩岸競合經濟自由開放的賽局中，台灣已先輸了。

台灣示範區計畫被限縮

從一開始，台灣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目標，就是要作為振興對外貿易輸出，以及打破台灣悶經濟的重要突破口，同時，也要作為啟動鬆綁法規，採行局部試點「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政經改革窗口，爭取更廣泛對外洽簽FTA的機會。此策略立意本身的企圖心，一方面是以製造業商品經濟「外銷出口、突破市場」的效率便捷化及數量擴增為目標，一方面則是為了能有效達成增擴「單純雙邊協定屬性」(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自由貿易協定(FTA)洽簽的新機運。

也就是說，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一開始就跟對岸發展策略思維不盡相同，並沒有針對性地要為服務產業的升級進步、增進全球競爭力，以至於積極改善國家長期服務業貿易赤字問題，從全世界市場競爭關係結構性的角度，來作為規劃設計的主軸思考。也因此，對於極為關鍵性的總體經濟手段工具，包括貨幣政策、租稅政策及勞動力政策，都在「未研商、就否決」下，事先就予以排除。換言之，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計畫早已確定，完全不做「任何範圍或程度上自由開放的配合配套措施」的安排。同時，也缺乏藉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為積極加入「局部多邊協定性質」(partial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區域整合方案，包括TPP、RCEP等，做準備與安排。

也因此，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的初始稿及兩年來陸續修訂的各版本中，幾乎看不到有針對台美TIFA平台、歐美日商會，以及其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方案，包括RCEP、東北亞經濟圈協定等關聯機制，對於台灣政策措施解決僵局的策略方法及改善建議，做過任何「針對性地」的回應或必要的調適。

甚至反倒是，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送審的過程中，不斷遭到來自社會的民粹抗爭，而公民社會瘋狂叫囂的「衝擊影響」，竟然就把既有尚稱完妥的示範區計畫，隨意「限縮裁減」，甚至做出「根本性轉向」的無釐頭調整，使得整個示範區計畫草案連要達到「振興出口經濟」及「擴大雙邊FTA洽簽」的作用價值，都已到了「不會再有可以達成之任何機率」的地步。

因此，即使在2015年馬英九的任期內，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通過立法院審議，成了案，恐怕也只會淪為「馬英九經濟學」的粧點藝術，根本不可能達到讓台灣「經濟自由、市場開放」，以期達到積極參與FTA洽簽及區域經濟整合方案的價值了。

上海自貿區成果斐然

而上海自貿區方案，則打從一開始設定，就立基在WTO架構之上，有效利用「規則異化」的條件空間，一方面要讓大陸服務業產業，尤其以金融服務業、運資通服務業及知識經濟服務業為主軸，積極有效與國際接軌，提高其全球市場競爭力。二方面則要提升上海市的城市經濟宏偉願景，使其轉變成為世界級都會經濟及世界級商務重鎮。三方面才是要拉抬全中國整體產業對外的國際商貿能力與動能。

在這一政策思維下，大陸政府手中可以動員的幾項總體經濟手段工具，包括貨幣規則政策鬆綁、金融服務業創新營運規範鬆綁、人力資源利用政策(含外幹、外勞引進)鬆綁、租稅政策減免、通關便捷化政策加速度，就成為最重要的配套措施了。也由於這些自由化的作為，讓自貿區方案在落實執行14個月不到的時間，已大大激勵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前進步伐，也使得投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服務業有了大躍進的發展，「滬港通」正式開通之後不到二周，上海股票市場就立時轟天而起，每日交易量突破1兆人民幣的爆量。

上海自貿區原本設定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服務業自由開放、國際接軌，並且有效提升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同時，也要讓上海市的城市經濟升級進步，成就為世界級金融商務大埠。因此，自貿區方案中特別著重金融服務業的自由開放、運資通(包括ICT、電信、運輸)服務業的自由開放，以及知識經濟服務業的自由開放，其所設定的格局眼界，都是以世界級的戰略目標為著眼，而不是只限定在亞太區域整合(一體化)及FTA的擴大洽簽之類狹隘有限的戰術層次。

就在這不過14個月之後的今天，讓國際社會從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運作中，所能夠看得到的具體進展成果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進步伐正在因此跳躍邁前，先進金融服務業紛紛擠進來，上海證券場深度廣度的加速擴張   (成為兆元交易量的世界級市場)，多國企業總部的進駐數量倍增，已出現直逼日本東京的氣勢，而世界級電商產業及廠商的群聚結市、國際級醫療保險服務業的搶進、海空航運服務業的密度聚落、知識教育訓練學習產業的高級化發展(全世界高貴的MBA 課程及媲美最先進國家的講師待遇水準)、國際人才的積極搶進，都成為大陸經濟發展轉進「新常態」的最前沿新亮點。

上海自貿區掛牌運作距離「三年檢討成效」初階目標的2016年，尚有20個月時間，但它目前所達成的實質成果，已然令國際社會高度有感、大為側目。這些既見的發展成果，對於大陸內需市場因自由開放而壯大，以及製造業部門被帶動向上升級進步，乃至勞動力市場躍升成長，都有極其正面的促進作用。固然此發展方向會讓中國營商條件成本大幅提高，但也因此為大陸消費購買力帶來蓬勃的新生機。

相較檢視台灣越輸越多

相對地，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開放範疇、內涵及程序，卻是一路淪陷在每走一步就多加限縮一步，每一季每一個月都有不同的因緣事故，而不斷改小改窄改淺，改到成為只見自由開放的表象，卻看不見有內涵的「一片拼湊看板」，根本已看不出在增益台灣對外競爭力與吸引力的實質正義上，究竟還存在多少價值？這讓台灣在此一經濟開放賽局中，輸得更多。

也就是說，台灣先發後不至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同一期間，因為社會民粹及反對黨派的攻擊威嚇下，越發自我限縮與矮化的結果，今天躺在立法院等待審議的示範區計畫內容類項，以及可以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範圍程度，已然驟降至僅及「國內經濟級」及「社區經濟層次」而已，恐怕真正據以付諸實施，竟連有效扭轉當下「悶」經濟的能力都有所不及，更遑論要做為整個台灣經濟社會，參與TPP、RCEP，以及擴大簽洽FTA的基礎了。

最近幾個月，為努力促進台灣能夠早早加入歐巴馬力推的TPP行列，美國政府經濟政策主管單位對於兩岸在積極推動自貿區與示範區之間，究竟會有競爭還是合作關係，對於未來TPP與RCEP的競合發展又會有何影響，展現出高度的關注。

但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競爭態勢與合作可能性，若從前揭的比較論評分析中，無論從格局、策略路向、類項範疇、總體經濟措施手段、配套機制、法規鬆綁調適作為，以及既已落實執行的狀況，當可確切認定：兩岸的自貿區與示範區之間，恐怕並不存在任何具有將來性的相互競爭餘地，也沒有太多可合作關係的空間機會；尤其是，在兩岸服貿協議沒有生效實施的支撐之下，將更是難上加難。

當所有亞太區域主要經濟體都在積極以經濟自由、市場開放手段，爭取占有全球競爭市場的一席地位，即使近鄰主要國家，已然有日本的跨洲際攻勢開放，南韓的新亞洲經濟戰略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全球化開放，新加坡的強化商務行銷重鎮開放，無一不是都要加入積極競爭，以爭得更佳的全球大市場戰略地位；然則，此其同時的台灣，卻仍然陷困在「鎖國自閉」、「絕對屏障自我小小確幸」，讓不過僅有一點點「打得出去」意味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服貿協議，都持續無限期地躺在國會議場門前，這已成為台灣被世界邊緣化「求敗求死」的象徵，確實讓所有知者、識者為之扼腕不已。

真不知道，天天心想、口呼「愛台灣」的民眾，究竟是怎麼看、怎麼想台灣今天這種困窘樣態的發展？真的不會為之憤怒生氣，也不想奮力振作、反擊殺出去嗎？

（作者係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