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日本眾議院選舉，高市早苗的自民黨以斬獲316席，獲得自「五五體制」以來的罕見大勝。由於高市先前在接受質詢時表示：若「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屆時日方可動用自衛隊介入台海局勢。如此激進表態讓台獨派深受鼓舞，中日矛盾也急遽上升。而高市早苗大勝後，必不可能收回其對兩岸問題的表態。可以說，日本現在成為兩岸關係的一大變數。

高市嗅覺敏銳、手段高超

首先，如果以本次眾議院得票率來看，高市早苗的「大勝」顯得十分異常。自民黨在總數289席的區域議員裡拿下249席、總計占比86.16%。然而得票率方面，自民黨在區域得票率僅49.23%，比例選區更只有36.72%。相較於2024獲得191席的頹勢期（區域38.46%、比例26.73%）與2017年安倍晉三獲得284席的穩健期（區域47.82%、比例33.28%）相比，高市的得票率至多與安倍晉三時期相當。所以她能取得如此大勝，實與日本單一選區兩票制導致「勝者全拿」，以及自民黨堅實的「右翼組織票」有關。

反觀日本在野政營，退出執政聯盟的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整合不順。因此，當高市早苗以近乎突襲方式宣布眾院改選，準備不足的在野黨遂無法應對。可以說，高市早苗抓準最佳時機，打垮了本來聲勢漸長的在野陣營。這與2020年蔡英文利用香港「反修例」掀起綠營氣勢，又利用藍營本土勢力與韓國瑜的內部摩擦，而取得817萬票大勝極其相似。與其說高市早苗立場受日本選民青睞，不如說她的政治嗅覺敏銳，對付政敵手段高超。

高市與蔡英文這類「敢於表態激進觀點」的女性政治人物，已經不是孤例，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以及副主席兼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雅卡拉斯(Kaja Kallas)都屬於同類的政治人物。她們喜歡在言論上橫挑強鄰，極端親美，但在面對質疑時，卻不若過去英國柴契爾夫人，或德國梅克爾那樣，勇於在言論場上應戰。她們面對質疑時慣於閃躲迴避，如高市面對在野黨質疑，自衛隊是否會出兵介入台海衝突時，拼命迴避閃躲。

同時在社交平台X，日本網軍鋪天蓋地攻擊在野黨議員「幫中國質詢高市早苗」，將高市塑造成被迫害的「孤臣」形象。這與蔡英文「慈母守中線」，又何其相似。她們的目的並不是與強鄰硬碰硬的實力對抗，而是用自身形象「醜化」對方，以製造輿論上的道德優勢。以此角度論證高市在政治上的勝利，是否能轉化為施政，尤其是她對華政策的支持呢？必須衡量兩種狀況。

高市務虛遠大於務實

首先，日本上下自甲午戰爭以來的對華優越感，已經在近十年逐漸鬆動。因為，日本在新興產業上著力不足，從IT到互聯網經濟均落後於大陸；傳統強項如汽車、精密機械、半導體等，又面臨大陸的急起直追。高市等右翼勢力將台灣議題納入安保，本質上是利用存在大量親日派的台灣維繫其優越感。然而，日本是否真的願意為此「優越感」，付出軍事協防台灣的代價，大有疑問。

其次，自1945年日本戰敗後，主要防務幾乎全由美國負擔。日本自衛隊雖擁有9兆日圓（約1.8兆台幣）預算，居世界第10，但在日本募兵制的環境下，自衛隊人數不到25萬人，與二戰前日本實施徵兵制，培養出數百萬後備兵員大大不同。承平日久的民間社會固然想維持對華的「優越感」，但要人民為此承擔難以負荷的稅捐甚至性命，可能性極低，因為現代日本人民沒有80年前為帝國的「八紘一宇」付出生命的氛圍。高市早苗熟稔政治風向，務虛遠大於務實，拳架擺足腳步卻虛浮。

日本身為第一、第二島鏈的起點，經濟實力強大，如果讓高市政權狐假虎威，成功串連台獨及韓國、菲律賓等極右翼勢力，必是中國大陸尾大不掉的麻煩。如大陸決定強硬應對，直接衝擊的效果將遠比法律戰、貿易戰，以及追究日本二戰歷史責任更關鍵，這可拿蔡英文時代作個對比。

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來台，民進黨聲望達到最高峰，但中國大陸立刻啟動環台軍演，蔡英文直到任期屆滿，均未敢再對大陸有任何出格的言論。2024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只拿到558萬，比2020年少了將近260萬票，不能說與此無關。高市此刻亦然。

大陸若有足夠實力給予日本類似衝擊，既能重創日本右翼多年來塑造的「安保屏障」，以及其無視地緣現實的「對華優越感」，更能讓「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敘事幻境破滅。台日兩地若能重新反省，並務實面對大陸崛起的事實，不僅全體中國人能徹底克服自甲午戰爭後的「日本心魔」，對東亞地區的長治久安也是好事。何況，兩岸如果真發生武力衝突，不僅同室操戈造成民族悲劇，未來面對廢墟重建、民心向背、制度整合等，更是問題重重。但教訓日本則不然，既不以統治為目的，政策運用可以更加靈活。

懾服日本有助解決兩岸問題  

川普政府重塑孤立主義，關注重點回到美洲。高市政權及其擁躉為讓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保持存在感，極有可能如卡雅卡拉斯或馮德萊恩那般，用語言及行動挑戰強鄰，創造地緣危機，塑造中美矛盾。

日方持續以「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來煽動日人情緒；台獨勢力也見獵心喜，升高兩岸對立態勢，中日台戰略風險已達歷史高峰。但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徹底解決二戰未竟之功的契機。中國大陸若能展現足以懾服高市政權的實力，兩岸問題將迎刃而解，地緣政治將重新洗牌。正如南鯤鯓廟國運籤所言：「早晚看看日過後，即時得意在中間」。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所博士生）

時序進入2026年，國際局勢非但沒有出現平和跡象，反而如同地震的重要成因，在各個政治區塊暗藏板塊擠壓。一旦擠壓的能量超過臨界點，將帶給當今世界巨大的動盪。

以色列點燃分離主義引信

非洲東北角的索馬利亞聯邦在1991年1月爆發內戰，北部伊薩克部落於同年5月宣布獨立，成立索馬利蘭共和國。國際擔心分離主義會引起非洲其他部族尋求獨立，讓非洲陷入分裂動亂，始終未給予索馬利蘭外交承認。但以色列在2025年12月26日創下世界首例，宣布承認索馬利蘭。

分離主義是當今世界的禁忌，以色列此舉不但為非洲地區埋下動盪不安的種子，也可能使其他地區的分離運動死灰復燃。歐盟及20多個中東和非洲國家攜手伊斯蘭合作組織，隨即發布聲明反對以色列承認索馬利蘭。

以色列創下先例宣布承認索馬利蘭，是為了取得索馬利蘭的協助進入紅海，得以對葉門的青年運動叛軍進行打擊。然而此舉引起葉門叛軍強烈反彈，揚言要採取報復行動。以色列不顧全局採取貿然行動，恐怕會為紅海甚至其他地區增添動盪不安。

美奪格陵蘭破壞美歐關係

 川普日前公開表示，美國有意取得屬於丹麥的自治領土格陵蘭，認為只有美國才能確保格陵蘭不落入俄羅斯及中共之手。此話一出，不但格陵蘭極力反對，以丹麥為首的8個歐洲國家也紛紛表示異議。

 格陵蘭位於北極核心地帶，是出入北大西洋的戰略閘口。當年美國買下阿拉斯加後，就有意取得格陵蘭，以便從加拿大的東西兩側進入北極地區。近年地球暖化，北極航道的便利性遽增，引起鄰近國家的重視。美國雖然早已獲丹麥同意，在格陵蘭部署關鍵軍事設施，但租借不如擁有。

丹麥與這些歐洲國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美國若對格陵蘭採取強制行動，勢將對美國與北約的同盟關係造成極大衝擊。川普認為美國過去為歐洲盟國付出太多，歐洲應該對自身安全負擔更大的責任，此一態度令歐洲國家失望，川普若繼續對歐洲國家採取強勢作為，必然會激起一向與美國不和的歐洲國家群起反彈。

基於歷史因素，英國過去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在國際場域堅定不移地追隨美國的步調，也是美國牽制歐洲團結的幫手。但川普此舉也讓英國難以接受。如果川普一意孤行，很可能會讓美歐的傳統關係遭到重創。

伊朗局勢將影響中東

2025年底，伊朗首都德黑蘭發生大型民眾示威活動，群眾走上街頭是因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嚴重影響日常生活。示威活動迅速在其他各地蔓延。由於伊朗政府強力鎮壓，斷網、斷電、斷水，並造成平民傷亡，使得國際人權組織加以撻伐，川普也揚言考慮軍事介入。

伊朗位在波斯灣與印度洋交會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也是回教兩大宗派之一什葉派的領袖，在伊斯蘭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1979年伊朗走向神權體制後，經濟大幅衰退，2025年通貨膨脹飆升至 48%，終於引爆民怨。該次群眾示威雖已逐漸平息，但伊朗未來的走向仍充滿不確定性。川普多次表示，希望伊朗找到新的領袖，並支持抗議者反對現有政權，但伊朗的神權政府一旦瓦解，很可能會出現長時期的動亂。

更重要的是，伊朗與以色列勢不兩立，在中東地區支持加薩的哈瑪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以及葉門的胡塞武裝勢力。若伊朗政局發生動盪，勢必影響這些附屬勢力的走向，為區域安定帶來難以預測的影響。而且，伊朗的秩序一旦崩解，影響的不只是中東遜尼派與什葉派勢力的消長、波斯灣的平靜，更可能一路外延到南亞與非洲。

日本右傾增添區域不安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後，自民黨在2月8日的選舉中獲得316席，不但打破創黨70年來的紀錄，也出現擁有國會三分之二席次的局面。各方對此一罕見的結果議論紛紛。

有人認為，自民黨得利於反對陣營的崩解，由兩個老牌政黨合併而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失去年輕選民的青睞；也有人認為，高市早苗推出的「高市經濟學」主張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大規模刺激方案，並提出約20兆日圓的經濟政策構想，獲得選民支持。但不可否認，高市早苗的強勢作風，引爆日本選民對戰後國際地位低落的不滿情緒，也是一項重要因素。

戰後的日本被迫遵行「和平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不建軍、不發動戰爭」，使日本民眾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這股被壓抑了70年的怨氣，藉著高市早苗的強勢發洩出來。高市鞏固了自己的執政地位，但始終沒有收回「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論，這必然為中日關係埋下不安的種子，也將會為東亞的和平穩定帶來負面影響。

結語

區域安全與和平並非來自於對等戰力或嚇阻力量，而是來自於善意與信任。唯有誠意的溝通與協商，才能解決爭端。相反地，如果彼此間充滿敵意與不信任，再多的軍備或第三方保證，都不能完全消除衝突及戰爭的風險。

（作者係退休大使）

1月7日和24日，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CE）人員在明尼蘇達州（下稱明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下稱明市）執法時，槍殺了兩名美國公民，引發抗議浪潮席捲全美。槍擊案在美國可謂司空見慣，但這兩起槍擊案是聯邦執法人員犯下的暴力事件，而且聯邦政府聲稱是正當防衛，而明州政府則堅持那是執法不當。

古德之死引起抗議浪潮

1月7日上午，37歲的古德（Renee N. Good）女士駕駛的休旅車在街道上低速行駛，一名ICE探員走到車旁命令她下車，古德迅速倒車後開始向右轉，站在車旁的另一名探員跳開並朝車窗和擋風玻璃開了三槍，子彈擊中古德頭部，車輛失控撞上街角另一輛車。現場目擊者證實，ICE人員在喊停車後不到一秒鐘就開槍，根本沒有給古德反應的時間。

國土安全部（DHS）和白宮迅速將古德定性為暴力的攻擊者。川普宣稱古德「暴力、蓄意且惡毒地碾壓了」探員羅斯，並將SUV描述為殺人工具，羅斯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同事的生命安全，在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時，被迫採取自衛行動。副總統范斯甚至將古德定性為左翼意識形態的受害者，暗示其死亡是由其政治信仰驅使的反抗行為所致。DHS部長諾姆則進一步指控，古德在槍擊發生前「整天都在跟蹤和阻礙」ICE探員，試圖用車輛撞擊他們。但現場視頻顯示，當羅斯開槍時，古德的SUV似乎正在試圖右轉並駛離現場；探員羅斯在開槍時竟然一隻手持槍，另一隻手舉著手機拍攝。

古德是一名詩人（曾獲美國詩人學會獎）、作家、妻子和母親。其母告訴媒體：蕾妮非常有同情心，生活中一直在照顧別人，絕不會參與任何對抗執法之事。

沒有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

DHS關於致命武力的核心標準極為嚴格，其首要原則是「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imminent threat of death）。根據政策，只有在執法人員合理地認為自己或他人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或嚴重的身體傷害」時，才被授權使用致命武力。這意味著，僅僅為了阻止嫌疑人逃跑，或僅因對方不服從命令，都不能成為開槍的理由。

更關鍵的是，針對移動車輛的射擊，DHS明確規定向移動車輛開火必須滿足三個嚴苛的條件：(1)車內人員正在威脅使用致命武力，例如從車窗向外射擊；(2)車輛的操作方式本身構成死亡或重傷的威脅；(3)必須是在沒有其他客觀合理的防禦手段存在的情況下。這表示如果探員可以通過跳開或後退來避開車輛，就無權開槍。

在古德案中，視頻顯示羅斯開槍顯然違反了上述三個條件。是一位擁有近20年執法和軍事經驗的王牌教官，其問題不在經驗不足，而在於更深層的心理與制度異化。調查發現，羅斯在槍擊案發生的幾個月前，曾在一次交通攔截中被汽車拖行並受傷。這段經歷可能被用來證明他對車輛恐懼的合理性，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更像是一種「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其次，ICE的激進政策為羅斯的行為提供了溫床。報導指出，川普政府為加快移民執法，將ICE學院的培訓縮短到47天，這釋放出一個信號：數量和效率優於品質和克制。《大西洋月刊》更指出，DHS內部負責防止不當行為和濫用武力的「公民權利與公民自由辦公室」（CRCL）已被實質性停擺；失去內部糾錯的護欄，人員在執行任務時少了一層對後果的顧慮。

最後，執法策略的轉變和政治化的免責文化，使ICE行動重心已從針對性逮捕，轉為具侵略性的掃蕩。這種高壓策略視社區為戰場，增加了發生暴力衝突的風險。而當悲劇發生後，聯邦高層在調查未開始前就急於定性為自衛，傳達了一條資訊：只要以執法為名，即便違反常規，也會得到權力的庇護。

聯邦政府vs.明州政府

事件發生後，聯邦政府與明州政府之間引爆了司法管轄權和司法獨立性的制度性衝突。一開始州與聯邦機構達成協議，由明州刑事逮捕局（BCA）與聯邦調查局（FBI）共同進行調查。然而，BCA無法接觸古德駕駛的車輛，也被禁止訪談目擊證人，最後只好宣布暫停參與調查。雙方在調查焦點上也存在本質的分歧。FBI的調查方向不僅限於槍擊本身，還包括審查受害者古德是否與反ICE的激進組織有關聯。

此外，司法部民權司甚至拒絕調查羅斯是否侵犯古德的公民權利，這導致該司多名高級官員辭職抗議。相反的，州政府的關注點在於羅斯使用致命武力，是否符合明州的刑法標準，以及其行為是否構成謀殺或過失殺人。州長沃爾茲（Timothy Walz）嚴厲批評聯邦高層，在調查未完成前就公開聲稱羅斯是為自衛。

顯然古德事件有兩個面向，一是強調鐵腕執法和對聯邦權威的絕對服從，將任何阻礙視為恐怖主義；另一則是強調公民權利、地方自治和對公權力暴走的警惕。

又一名護理師公民被槍殺

1月24日上午，明市再次發生ICE槍擊事件。死者為37歲的公民普雷蒂（Alex J. Pretti），職業為急診室護士，擁有合法持槍許可。DHS發言人稱，死者隨身攜帶了一把槍和兩個彈匣，事發時他持槍靠近執法人員並暴力反抗，執法人員出於自衛開槍。

但社交媒體一段視頻則顯示，6名聯邦執法人員試圖跪壓制服一名男子，期間響起槍聲，男子隨即倒地，其中一名執法人員又朝倒地男子開了幾槍，普雷蒂送醫後不治身亡。另有視頻顯示，該男子並非持槍接近執法人員，而是拿著手機，似乎在拍攝執法人員的行動。

國民警衛隊進駐明市

明州國民警衛隊（ National Guard）隨後應地方政府請求正式進駐明市，其任務是支援當地員警，並看守關押非法移民的聯邦大樓。明市市長弗雷（Jacob Frey）直言，這是為應對聯邦政府製造的混亂所採取的必要之舉。當州武裝力量與聯邦執法機構形成對峙，已非普通的社會危機，而是一場憲政與權力的衝突，也代表明州與聯邦政府間的矛盾已從口頭批評與政治博弈，升級為武裝勢力的公開對抗。

國民警衛隊是美國各州保留的武裝力量，其指揮權在州長手中。此次應市、郡兩級政府請求部署，清晰展示了地方政權正在動用一切合法手段對抗聯邦政策。沃爾茲將這場衝突定性為聯邦政府對「明州的占領」、「有組織的暴行」。它揭示了在移民執法議題上，聯邦權力與州的自治權已發生不可調和的碰撞；地方政府認為聯邦的突擊行動粗暴踐踏了社區安全與公民權利，而聯邦政府則堅稱是在執行國家法律。

理論上，國民警衛隊是應請求來恢復秩序的，他們身著區別於聯邦執法人員的黃色螢光背心，防止聯邦探員與抗議者之間再度爆發致命衝突。他們既要支援市員警維護本地治安，又要看守關押非法移民的聯邦大樓；他們被置於夾縫中，成為政治系統崩潰後的人質，其存在證明事態已無法通過政治對話與法律程序解決。

明州這場危機暴露出，國家治理鏈條的多個環節已出現功能性障礙。

首先是執法暴力化與治理軍事化的惡性循環。聯邦移民執法從常規行為異化為動用準軍事力量、導致平民死亡的暴力行動；作為回應，地方政府不得不召喚國民警衛隊來維持治安；員警與軍隊的職能邊界變得模糊，武力成為對話的首選或唯一語言。

其次是聯邦制的平衡機制失效。聯邦制本意在於通過分權制衡保護自由，但如今卻淪為不同政治陣營對抗的戰場。州長指責聯邦占領，總統則反控地方違抗法律，川普甚至考慮援引《暴亂法》（Insurrection Act）動用軍隊介入。

美國民主還有多少韌性

當一名州長將聯邦政府稱為「占領軍」，這表明地方政府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已瀕臨崩塌。明州國民警衛隊的螢光背心是一面鏡子，照出一個超級大國在內部治理上陷入困境：當法律被不同政治力量做出完全對立的解釋，當國家機器內部的不同部門開始相互掣肘對抗，這個體系解決矛盾的能力便已宣告枯竭。

國民警衛隊可以暫時隔開衝突的雙方，但無法填補信任的鴻溝，更無法回答：一個需要動用軍隊來防止政府不同部門間衝突的國家，其民主還有多少韌性？這場危機終會以某種方式暫告一段落，但它所揭示的裂痕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持續定義美國的政治面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2月19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一審判韓國前總統尹錫悅發動內亂罪成立、無期徒刑。尹錫悅次日透過律師發表聲明，他當初宣布戒嚴完全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結果連累不少軍警、公職人員，他要致上歉意，但也強調無法接受這項判決結果。與此同時，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也表示，該案尚處於一審階段，應適用無罪推定原則，而且該黨堅持「戒嚴並不等於內亂行為」的立場，譴責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對內亂罪的調查存在違法問題。對於黨內有人主張應與尹錫悅切割一事，張東赫則回應這是在散播分裂種子，真正應該被切割的是那些為了自身利益、分裂政黨的勢力。

此次宣判對於韓國六三地方選舉會產生何種影響，目前還無法評估，只是離選舉只剩三個月多，朝野政黨勢必會利用剛出爐的判決替自己造勢或叫屈。李在明相信自己的民調支持率仍高達63%，但事實上，朝野政黨的支持率越來越接近，這更加凸顯了地方選舉的重要性。

李在明上台一年多年，似乎把施政重點放在排除自己的罪嫌上，對兩韓關係與外交上的建樹並不顯著，甚至有倒退現象。執政的民主黨87位國會議員成立了取消李在明所有罪嫌小組，企圖向大法院長曹喜大施壓，並設立了三審之外的第四審。而李在明祭出的打房政策並未見效，首爾的房價仍居高不下。

在對外方面，韓、美兩國關稅協定至今尚未簽訂，李在明原先允諾的對美投資案還在國會中審議。去年7月與10月李在明和川普在華盛頓的高峰會似乎變成了昨日黃花。川普和國務院、國會三方都紛紛警告南韓，如果再置之不理，將把對韓關稅從15%提高到25%。即使尚未提高，川普的關稅已使南韓的汽車業和藥品業受到重創。

在與中國大陸方面，李在明任內的中韓關係比尹錫悅時期改善許多，但韓國社會的傳統與進步兩派相持不下，是否能全面接受親中、反美，還需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

李在明在改善兩韓關係上釋出不少善意，可惜未獲得金正恩的正面回應。李在明告訴川普，他可以充當美朝之間的和平使者，但川普也顯然不相信李在明有這個能耐。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2026年才過去第一個月，西方國家領導人：愛爾蘭總理馬丁、加拿大總理卡尼、芬蘭總理奧爾波、英國首相施凱爾，便密集訪華，外媒形容中國外交迎來「小陽春」。其中，作為美國核心盟友的加拿大和英國領導人，時隔8年接踵而至，格外引人矚目。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西方國家領導人集體東進並非偶然，而是基於三層動因。首先，在維護國際秩序方面，他們與中國有共同訴求；其次，在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維度，他們與中國有共同意願；再次，在拓展務實合作領域，他們與中國有共同利益。

維護國際秩序的共同訴求

「世界變亂交織、動盪加劇，地緣衝突易發多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大國博弈更加複雜激烈。」這是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對國際形勢的研判。不誇張地說，自2025年1月川普捲土重來以來，美國的西方盟友對上述這段話的體會尤為深刻。

上岸第一劍，先斬自己人。2024年川普勝選後，就肆無忌憚地流露出對加拿大和格陵蘭（丹麥屬地）的領土野心，2025年上台後發動的全球關稅戰，也沒有放過盟友。更令歐洲盟友寒心的是，川普的副手范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毫不留情地抨擊「歐洲正逐漸背離它一些最根本的價值觀」，並在移民、民主等議題上，點名批評歐盟委員會、德國以及美國「非常親密的朋友」英國。

2025年12月公布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將矛頭指向歐洲，赤裸裸地鼓吹，歐洲正面臨「文明消亡」的危機，並且居高臨下地教訓歐洲必須改變發展方向，才能繼續成為美國可靠的盟友。進入2026年，美歐圍繞格陵蘭問題一度劍拔弩張。面對肆無忌憚破壞國際秩序的川普政府，加拿大總理卡尼在2026年達沃斯論壇上，痛批美國的政策破壞世界秩序，呼籲各國不要再對美國「逆來順受以求平安」，號召「中等強國必須聯合行動，因為我們要麼上桌吃飯，要麼擺上桌被人吃。」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過去美國的西方盟友總是指責中國破壞國際秩序，如今才發現，中國才是維護國際秩序的中堅力量。在會見卡尼時，習近平指出「一個分裂的世界無法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出路在於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卡尼顯然和習近平有許多共同語言，他強調「多邊主義是世界安全穩定的基石，習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具有重要意義。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加方願同中方密切多邊協調，維護多邊主義和聯合國權威，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西方國家領導人罕見地當面肯定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

在會見英國首相施凱爾等歐洲國家領袖時，習近平都提到大國要帶頭維護國際秩序，遵守國際法，否則國際關係就會退回叢林世界。其中，與中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英國的作用尤為重要。

習近平對施凱爾表示，「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無論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還是促進兩國經濟民生，都需要加強對話和合作」、「中英都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應共同宣導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實現平等有序的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施凱爾則回應，在當前動盪脆弱的國際形勢下，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英方願同中方就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加強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意願

由於受到陣營對抗、價值觀衝突、經濟安全化等因素的影響，一些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在過去一段時間出現倒退，甚至發生過激烈摩擦。這從加拿大和英國領袖時隔8年才再度訪華這個細節中便可見一斑。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更為理性客觀地認識對方，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成為這些國家與中國的共同意願。

其實卡尼和施凱爾的「破冰之旅」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早有鋪墊。2025年10月31日，習近平在韓國出席APEC峰會時與卡尼會晤，這是中加兩國領導人8年來首次舉行會談。習近平當時表示，「中方願同加方一道努力，以這次會見為契機，推動中加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穩定、可持續的正確軌道，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卡尼也表示，加拿大新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期待抓住兩國關係改善發展的機遇，恢復重啟各領域交流合作，以務實和建設性方式推動加中關係取得更多成果。2026年1月16日，兩人在北京再次見面。習近平強調「雙方要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世界負責任的態度，推進構建中加新型戰略夥伴關係，推動中加關係邁入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軌道，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卡尼則回應「加方願同中方構建強勁可持續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為雙方人民帶來更多福祉。」兜兜轉轉多年後，中加回到戰略夥伴關係的定位，並為之注入新的動能。

中英關係改善和發展的線索，可以追溯到2024年施凱爾上台後不久。當年11月18日，習近平在巴西出席G20峰會時，會晤了施凱爾。當時習近平指出「雙方應該秉持戰略夥伴定位，堅持相互尊重、開放合作、交流互鑒，實現互利共贏，共同書寫中英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下一個篇章。」施凱爾也肯定英中持久強有力的關係，對兩國和世界至為重要。2025年2月，中國外長王毅訪問英國，並舉行第十次中英戰略對話。

2026年1月，施凱爾訪華，中英雙方進一步「戰略對表」。習近平談到「中方願同英方秉持大歷史觀，超越分歧、相互尊重…為中英關係與合作開新局，既造福兩國人民，也惠及世界。」施凱爾則明確「英方本著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精神同中方建立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至關重要。」作為峰會的成果，雙方同意建立中英高級別氣候與自然夥伴關係，恢復舉行中英高級別安全對話。在華期間，施凱爾還用「盲人摸象」與「求同存異」兩個中國成語，來形容英國要全面深入瞭解中國，並與中國妥處分歧、擴大合作。

拓展務實合作的共同利益

除了戰略層面的默契與共識，這些西方國家與中國在拓展務實合作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並通過領導人訪問催生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合作成果。例如，根據卡尼訪華期間兩國簽署的《中國—加拿大經貿合作路線圖》，雙方一致同意全面拓展各領域經貿務實合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加拿大宣布不再對出口到加拿大的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附加稅，並逐步提高給予中國電動汽車的配額。2月5日，卡尼宣布了一項電動汽車新戰略，表示將與中國合作推動加拿大本土生產和出口電動汽車。

施凱爾更帶來了一個由50餘名企業高管及商業和文化機構負責人組成的代表團。訪問期間，中英在經貿領域簽署多項合作文件，覆蓋綠色能源、金融、文創等多個領域。中方宣布將威士忌酒進口關稅稅率由10%降至5%；英國製藥企業阿斯利康宣布，計畫於2030年前，在中國投資逾1000億元人民幣；雙方還將啟動中英服務貿易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這些都是施凱爾訪華的重要成果。

此外，愛爾蘭和芬蘭總理訪華同樣是成果滿滿。事實一再證明，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才是西方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滿清末年山河破碎、國運衰微，知識分子在沉痛中遠赴海外，懷抱科學救國的理想。百年積累理工教育厚植人才，產業集群推動創新，中國製造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高鐵疾馳、柔性顯示屏折疊、智慧廚具自動烹飪、共享單車遍布街巷，工藝新鮮的例子層出不窮。到2025年中國製造已能揚眉吐氣，從昔日的悲哀走向今日的自信，展現民族在科學與工藝中重生的壯闊歷程。本文將從科學救國談起，延伸至理工為核心的高教、台商的給力，再以產業集群與未來探索收束，呈現中國製造的多維成就。

科學救國與厚植理工教育

自滿清末年以來，中國面臨列強壓力與內憂外患，知識分子逐漸意識到「科學救國」的重要性。甲午戰敗與庚子之亂，使人們深刻感受到傳統制度與技術的落後。於是一批批青年才俊遠赴歐美與日本，學習現代科學技術與制度理念。他們不僅吸收了工程、醫學、數理等知識，更帶回了近代工業文明的組織方式與科研精神。這股留學潮既是民族危機下的自救，也是思想啟蒙的契機。

百餘年來，兩岸高等教育在工業生產人才培養上形成了完整體系，培養大量工程師、科學家與技術專才。結合商管學院的組織管理知識與法律經濟學院的產權市場觀念，校園文化強調「實事求是」與「嚴謹治學」。學生在課堂之外，常參與科研實驗與社會服務，形成知識與實踐結合的氛圍。政策鼓勵科研教育，工業化需求提供國內外舞台，社會普遍認為生產是「報國之途」。這種文化共識，使工業生產人才不僅在學術上受到重視，更在社會地位上獲得肯定，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骨幹力量。

台商是製造與市場的橋樑

改革開放初期，大陸工業基礎仍相對薄弱，制度與市場機制尚在摸索。此時，台商的進入成為重要推力。他們帶來成熟的製造經驗、管理模式與國際市場的聯繫，為中國製造注入現代化基因。台灣在戰後已累積了電子、紡織、家電等產業的完整鏈條，台商憑藉靈活的經營方式與對國際市場的熟悉，迅速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建立工廠，形成「前店後廠」的模式：前端接單、後端生產，既能滿足歐美日的訂單需求，又能培養本地工人與技術人才。

台商的影響不僅在於資金與技術，更在於管理理念。他們引入品質管控、流程標準化、出口導向的思維，使中國製造能快速對接國際市場。許多今日的世界級企業，早期都曾是台商與本地合作的成果。隨著時間推移，台商逐漸將研發、設計與品牌經營也帶入大陸，推動了從「代工」到「創造」的轉型。更重要的是，台商在兩岸之間形成獨特的橋樑角色，既熟悉國際市場規則，又能理解大陸政策環境，成為跨境協同的先行者。這種互動不僅促進了中國製造的全球化，也加深了兩岸在產業上的聯結。

從筆電家電到新能源汽車

早期台灣企業在珠三角設廠，生產塑膠製品、玩具、燈飾、五金日用小商品、鞋類、紡織成衣等外銷產品。逐漸的，宏碁、華碩、廣達、仁寶等帶來完整的電子製造流程，其中精密主機板焊接、散熱設計、輕量化外殼讓中國成為全球筆電製造中心。之後鴻海（富士康）、和碩、緯創等，將大規模組裝工藝帶入中國，結合供應鏈快速迭代能力，推動了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這些工藝突破包括高精度金屬加工、螢幕貼合、電池模組整合。另外還有台商在蘇州、東莞等地設立工廠，將智慧家電的設計與工藝帶入中國，例如精密馬達、控制模組、節能設計，讓中國家電能快速進入國際市場。

最近中國精進的工藝，發展更貼近日常的是智慧家電與廚具。智慧冰箱能辨識食材並生成菜譜；智能馬桶具備殺菌除臭與健康檢測功能；智能炒鍋能自動調控火候，智能烤箱能影像辨識食材熟度。共享單車的工藝突破更是典型：高強度輕量化合金車架、免充氣輪胎、智能鎖具結合GPS與物聯網，使共享單車能在城市中大規模運行。此外，新能源汽車的快充技術、超薄玻璃工藝、智能焊接機器人等，都展現了中國製造在工藝細節上的驚喜。這些例子顯示，中國製造的厲害之處不僅在於規模，更在於能在世界舞台上推出新鮮、領先的工藝成果。

全球創新工廠與未來產業

中國製造的獨特優勢之一是高密度的產業集群。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半徑50公里內即可找到完整的供應鏈：結構件、芯片、電機、模具、組裝、包裝、設計、物流、檢測一應俱全。從概念提出到產品出海，往往只需數小時車程即可完成。這種密度帶來持續的創新湧現，工程師分布式迭代，形成了「中國製造藍海」。更重要的是，這種集群效應不僅存在於電子消費品，還延伸到新能源汽車、光電、儲能、工業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中國的供應鏈不再只是「世界工廠」，而是「全球創新工廠」。

舉例而言，未來產業的重要方向之一是腦機接口技術，若與汽車、船舶、飛機等傳統優勢產業結合，將徹底改變人機互動方式。駕駛者可透過腦電信號直接控制車輛，提升反應速度與安全性；船舶與飛機的複雜操作也能簡化，甚至在極端環境下保持穩定操控。這不僅是技術突破，更是人類感知與機械協同的新篇章，將使得交通工具成為「意念延伸」的智慧載體。

具身智能則是另一個令人期待的方向。具身智能可以說是「智慧化機器人」的進化版，不只是能動的機械，而是能思考、能學習、能與人類自然互動的智慧存在。它們將在製造業、醫療、教育乃至家庭生活中發揮作用，成為人類日常的可靠助手。更進一步，量子科技、氫能與核聚變、第六代移動通信等未來產業，若能與中國現有的產業集群結合，將會催生全新的產品與服務形態，並推動全球產業格局的深刻變革。

全球影響與民生改善

中國製造的影響已遍及全球。南亞、非洲等地的百姓，因中國太陽能電池板而用上電燈、電器與電動車，生活品質顯著改善。巴基斯坦的太陽能電池板進口量三年增長近五倍，南非太陽能發電占比已達總量的10%。在拉美，中國智慧手機與家電，成為中產階級的日常選擇；在東南亞，中國的電動摩托車與共享單車，改變了城市交通模式；在中東與非洲，中國的基建設備與工程機械支撐了道路、港口與電網的建設。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製造的全球影響並非單向輸出，而是互動共生。許多國家在引入中國產品的同時，也成為中國製造的合作夥伴。東南亞的電子工廠、非洲的光伏電站、歐洲的汽車研發中心，都與中國形成跨國供應鏈。這種互動，使中國製造不僅是「世界工廠」，更是「世界夥伴」。

結論與展望

回望百餘年的歷程，中國製造從滿清末年的沉痛出發，經由科學救國的啟蒙、理工教育的厚植，到台商帶入的現代化製造與國際市場，再到速度革命與產業集群的力量，以及工藝創新的層出不窮，已走出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響了全球的產業格局與民生。

展望未來，腦機接口、具身智能、量子科技、氫能與核聚變等新興領域，將能為中國製造注入新的想像力。當這些前沿技術與既有的產業集群結合，將催生出更多顛覆性的產品與服務，推動人類生活邁向新境界。中國製造不再只是「世界工廠」，而是「世界創造」與「世界夥伴」，在全球舞台上展現出自信與責任。從悲哀到自信，從追趕到引領，中國製造的故事仍在書寫。兩岸產業互補，合作共贏能夠開創更壯闊的篇章。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台灣民眾黨新任不分區立委李貞秀因為是陸配，上任前就遭民進黨政權以未放棄「中國國籍」發動猛烈攻擊，繼而又稱她仍具「雙重戶籍」而本無候選資格。民進黨砍陸配已有前例，對李貞秀更會窮盡一切扭曲法令的說法，也要拉她下馬才干休。

陸委會主委邱垂正以李貞秀登記成為候選人時，尚未「補繳」移民署要求的「喪失原籍證明的公證書」，指控其候選資格有問題。但不到一天，副主委梁文傑又以大陸公安給李貞秀的證明不合理，故將不予承認。

9條之1係規範台灣地區人民

李貞秀於1993年嫁來台灣，1999年許可在台定居。梁文傑說《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2004年修正施行後才要求單一戶籍制度，故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要求」，所以她「不可能去註銷對面的戶籍」。

事實上，李貞秀當時許可來台定居時，尚未規定須繳交註銷戶籍的證明外，她經大陸當局批准出境來台定居前，即已被公安單位註銷了戶籍。不僅如此，梁文傑稱2004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施行後，才要求單一戶籍制也並非實情，而且作為單一戶籍制，依據新增第9條之1，是規範「台灣地區人民」而非「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來台定居者」。

陸委會網站還可查閱到，2002年9月25日陸委會公布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檢討修正說明」，於其「肆、人員往來」的「一、身分與居停留制度」之「（一）考量兩岸制度之相容性」，明確指出：目前中共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之身分規範係採單一戶籍（身分）制，……。我國對於身分之規定，於兩岸條例原亦係規定單一身分制，俟立法院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刪除該條例第二條有關在大陸地區繼續居住四年轉換身分之規定，致產生雙重戶籍情事。類此法律調整所生之落差，使得兩岸間往來人民之身分及權利義務有重疊或衝突的情事，如雙重服兵役之義務，而有予以適度檢討之必要。又本次修正亦仿中共及一般國家體例將身分與居停留制度作區隔。

從上述陸委會的說明可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2000年12月修正前原即為「單一身分制」，只因其後的修法結果，使台灣地區人民產生「雙重戶籍情事」。故而，2004年新增施行的第9條之1，即是為解決「台灣地區人民」產生「雙重戶籍」的問題，而與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來台定居者無關。

修法和大陸單一戶籍相容

2002年9月30日，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增定了第9條之1，其立法理由先說明，台灣人民到大陸定居所適用大陸地區的何種法規和程序後，接著指出大陸居民出境定居者，「依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七條規定，須到當地公安派出所或戶籍辦公室註銷戶口；大陸人民申請至臺灣定居，其大陸戶籍應被註銷」，並強調此係因「大陸地區對身分之規定乃係採單一身分制」。

基此，2004年施行的第9條之1的修正理由，正是為與大陸當局已採的單一身分制相符。換言之，陸委會作為行政院幕僚機關提出修正草案時，係已知大陸地區人民經批准來台定居者，會被大陸當局註銷大陸地區戶籍為前提。因此，研擬的草案中才說明，我們若對台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定居，仍允許可有「雙重戶籍」，就會使兩岸的制度不相容，而且造成同樣在立法理由中所說的「形成雙重身分，造成權利義務重疊或衝突情事」。

上述提及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實施細則》於1994年第一次修正，正是為因應兩岸開放人民相互往來定居。因此，李貞秀於1999年獲許可在台定居時，正是立法理由中所說「大陸人民申請至台灣定居，其大陸戶籍應被註銷」的具體案例。

當前陸委會以該2004年新修正條文為依據，指控2004年前已來台定居的李貞秀仍具有「雙重戶籍」，實為顛倒因果、撒了個瞞天過海的大謊。

要求補繳公證書違法濫權

事實上，陸配「嫁來」台灣仍須數年後才可能經申請獲得定居，2004年前申請定居，確實無須繳驗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定的「喪失原籍證明」，但基於剛開辦且陸配來台尚不知是否適應生活，故另有收繳其大陸地區證照等的規定。至於去年要求「補繳」的「喪失原籍證明之公證書」，則是2009在《定居許可辦法》中才有的規定。

然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明定，政府機關適用法規的基本原則，亦即「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若在處理程序終結期間並未發生「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自應「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去年被要求「補繳」公證書者皆未有「申請」的行為，多年前申請定居的處理程序也早已完結，內政部移民署要求的「補繳」，實為違法濫權的「新繳」。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1年仲夏，當首批928名大陸學生跨越海峽、拎著行囊走進台灣校園時，正式開啟了「陸生元年」時代，那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時代，學術殿堂的門檻首度有系統地向大陸學子敞開。這項變革不僅是高等教育資源的跨境流動，在兩岸關係的宏大敘事中，它更像是一條極具象徵意義的柔性紐帶，承載著兩岸和平發展期最樸素的願景：讓兩岸青年在同一間課堂裡，尋找共築未來的公約數。

然而，時光荏苒，今年適逢陸生赴台15周年，本該是總結碩果、慶祝交流深化的里程碑，卻呈現出凋零的景象。根據最新數據，2025學年在台陸生註冊人數已跌破百人。從當初的破冰繁榮到如今的冰封轉折，這條由青年學子用腳步丈量的交流之路，正因政治的寒蟬效應與制度的層層枷鎖，面臨著系統性斷裂的危機。我們不禁要問：這15年我們究竟得到什麼，又正在失去什麼？

陸生政策從誕生之初就帶有某種「先天的防禦性」。2011年前後，台灣內部朝野力量激烈角力，最終妥協出的「三限六不」原則（限制採認學歷、限制招生總量、限制醫事學歷；不加分、不影響本地招生、不編獎助金、不許打工、不可留台就業、不可考公職），構成一道嚴密的行政藩籬。這道藩籬名義上是為了緩解社會對「搶奪教育與就業資源」的焦慮，實質上卻在陸生心中築起一道身分歧視的高牆。對於一名懷揣夢想跨海求學的青年而言，這種「制度性區隔」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更是一種尊嚴上的貶抑。在校園裡，他們與外籍生、僑生領著不同的證件，享受著截然不同的醫療保障與工讀權利。

長期以來，陸生被貼上「短期學術過客」的標籤，這種「次等生」的待遇讓許多陸生在四年學成後，帶走的往往是複雜的情感。民進黨若始終將陸生視為統戰工具或社會負擔，而非兩岸溝通的天然橋樑，那麼兩岸教育交流將永遠無法擺脫政治博弈的陰影。當前的招生斷層，表面上是因大陸方面暫停學位生赴台，實則是台灣內部日益濃厚的「去中國化」氛圍與歧視性政策長期累積出的負面回饋。

教室裡的兩岸融合

儘管政策環境嚴峻，但校園內部的微脈動仍讓我們看到希望。社會心理學著名的群際接觸理論指出，消除群體間偏見最有效的方式是讓雙方在「地位平等、目標一致、機構支持」的環境下深度互動，大學校園正是這樣一個完美的實驗室。

這15年來，無數真實的交流發生在圖書館的討論桌、宿舍的宵夜攤與環島的機車行中。陸生與台生為了同一個期末報告挑燈夜戰，在辯論賽中交鋒邏輯，在社團活動中探討社會議題。這種「目標驅動型」的接觸，讓兩岸青年看見了彼此背後具體而微的人性。當一名台生透過大陸同學瞭解到北京中關村的創業效率，或上海的國際化視野，他對大陸的認知也不再受限於政論節目的片面解讀。這種認知轉變是任何政治宣傳都無法取代的柔性力量。

更深層的融合發生在價值觀的碰撞中。陸生的拼搏與韌性往往能激發台生的競爭意識；而台灣學子的創意與對人文關懷的堅持，也常讓陸生深受啟發。當一名陸生成為兩岸資訊的翻譯者，他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真實生活，正是在一點一滴地拆除兩岸間那道無形的牆。如果青年一代失去這種面對面的機會，兩岸關係將只剩下政治對抗與誤讀。

陸生赴台不僅僅是學術交流，更具有顯著的經濟效益。他們支撐了許多私校的財政運作，帶動了高校周邊的民生消費商圈。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慧與半導體競爭白熱化的今天，大陸優秀學子的加入本可為台灣的科研生態注入競爭力與多樣性。但現實充滿了制度性的諷刺。當私立大學校長們為了生源愁白了頭，政府卻依然緊抱著「三限六不」不放。這種拯救學校的政策目標與排斥陸生手段之間的嚴重錯位，體現了台灣教育決策在兩岸博弈下的系統性被動。如果台灣持續將優秀的大陸青年拒於門外，損害的絕不僅是兩岸關係，更是台灣高等教育在全球競爭中的長期壽命。

從「管理」轉向「服務」

站在15周年的歷史十字路口，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突破現狀，這需要台灣當局有「大開大闔」的氣度。真正的自信不應表現在層層防堵，而應表現在制度的包容、文化的吸納與價值觀的開放。

首先，應徹底反思並鬆綁「三限六不」。政府應思考如何讓陸生從單純的資源消費者轉化為價值創造者。在特定領域如科技、農業、文創產業，應開放陸生實習、留台工作的可能性。讓這群瞭解、熱愛台灣的優秀青年成為台灣產業鏈的一部分，這不僅能留住人才，更是緩解敵意的最佳方案。

其次，交流應走向制度化、深度化。兩岸交流不應僅止於走馬看花的營隊或單次競賽。校際之間應建立學分互認、學位共同授予機制。唯有讓兩岸青年在專業領域建立起長期的職業共同體意識，才能讓交流脫離政治的控制。

最後，不能忽視陸生校友的戰略資產。15年來已有數萬名陸生從台灣高校畢業，他們如今散在大陸及全球的各行各業。他們是兩岸最天然的溝通者與緩衝墊。兩岸應鼓勵民間建立校友服務體系，讓這股柔性力量在商業、學術與社會各領域持續發酵，緩解兩岸日益撕裂的社會認同。

當前兩岸政治對抗的喧囂蓋過了理性聲音，但教育的本質始終是育人，而育人的最高境界在於互鑒。青年是未來走向的塑造者，若連青年交流都被迫祭旗，兩岸未來將失去最後的退路。只要兩岸青年還能在同一間教室內，為一個科學真理爭論，或為一個文學意象共鳴，兩岸融合發展的希望就不會熄滅。

台灣當政者更應捨棄意識形態的窄門，以更務實、更具人道關懷的姿態歡迎大陸學子。唯有打破人為的藩籬，回歸教育的本源，陸生赴台這股春江水方能再次暖熱兩岸關係的寒冬，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儲備理性火種。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大陸春晚機器人表演，看在學機械的筆者眼裡簡直是目瞪口呆。沒想到大陸的機器人，在短短幾年內就能表現人類的動作，甚至做出人類都難以做到的高難度動作。

筆者少年時期學過簡單的武術，春晚機器人的諸多動作並非一般人想像那樣簡單，尤其是迴旋踢、後空翻、舞劍及雙截棍，能做到如此絲滑令人震撼。因為這動作比簡單的戰場巡邏、瞄準目標扣板機、追趕，甚至代替人類打肉搏戰，都還要複雜。如果複雜的武術表演都能夠無瑕完成，未來一旦改變指令，勢必可讓科幻電影轉化成人類打仗的場景。

根據最新資料統計，2025年全球機器人總出貨量約1.6萬台，其中中國占約1.4萬台，美國約1500台，日本、南韓加歐盟占數百台，不到5%。所謂經濟，簡單講就是供需，需求代表我們「想要什麼」，供給代表我們「能提供什麼」，而價格則是兩者拉鋸後的結果。當這兩者達到平衡時，社會的資源就能得到分配。雖然現代經濟學延伸出了貨幣政策、賽局理論、行為科學，但底層邏輯始終繞著這供需兩個字打轉，卻有人拿錯誤論述誤導台灣人的觀念。

評劉寶傑的五大謬論

劉寶傑1月底接受王偉忠專訪時，對中國的批評至少犯了以下幾點錯誤。

其一，中國很恐怖，AI、晶片被封鎖，貿易順差照樣達到 1.25兆美元，中國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制，全世界都會向中國傾斜。劉寶傑嚴重忽略了，美國才是一個壓制全世界的霸權，近百年來利用美元的優勢，讓全世界成為美國的奴隸，美國只需不斷印鈔票、舉債，就可以搜刮全球辛苦製造出來的產品。

其二，中國恐怖的地方在於它扭曲了很多東西，光生產這部分就會把全世界搞垮，雖然有1.25兆美元的順差，但國內經濟不好，公司不賺錢。大陸的企業怎麼可能沒賺錢？俗話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劉寶傑願意虧錢做生意？

其三，劉寶傑形容大陸「割肉餵鷹」、犧牲自己國家資源、人力，傾銷到全世界，把世界弄得非常扭曲。如果大陸真是如此，那全世界應該感謝中國才是，怎麼會把世界弄得很扭曲？

其四，劉寶說去美國做生意一定會賺錢，但蘋果在大陸生產、扶植大陸的產業，但當大陸產業起來後自己卻賺不到錢。劉寶傑難道認為蘋果公司是慈善事業，到大陸生產是為了扶植大陸產業？他完全忽略降低成本後所帶來的高利潤，蘋果公司不是笨蛋，如果未到大陸生產，其手機會有過去這十幾年的銷售量嗎？

最後，劉寶傑形容美國是所有帝國中最沒有侵略性的。這真的是睜眼說瞎話，美國到處霸凌別人，截至2025年，美國在全世界部署了約750個海外軍事基地，分布於全球約128至159個的國家與地區。美國利用這些基地蒐集情報、顛覆他國政權，還不算有侵略性嗎？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同是外省二代的主持人王偉忠即時打臉劉寶傑，使得劉寶傑尷尬一笑，不知如何回應。

沒有永遠的台積電

劉寶傑最大的錯誤在於，美國的霸權行為對全世界，包括美國本身所造成的危害視而不見。他竟然天真地認為到美國做生意投資一定會賺錢，卻不知道那個年代早已過去，為何全世界知名品牌過去20年紛紛到大陸設廠，為的就是要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提高獲利及利用中國的人口紅利。這是最基本的產業生存邏輯，但劉寶傑竟完全沒當回事，把國際企業到大陸設廠，當成是對中國的施捨、扶植。

事實上，川普第一任到第二次上任，一連串對中國的關稅制裁，美國人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國人必須承擔更高的物價、生活更加困難。這也是為什麼初次到大陸旅遊的西方人，對大陸的物美價廉羨慕不已。

春晚機器人只是冰山一角。去年除夕夜突然推出開源AI—deepseek，短時間內霸榜全球下載第一，引發全球震盪，而今年字節跳動又在除夕前推出seedance 2.0自動AI影片導演。筆者本身試過無數的AI軟體，seedance 2.0的出現讓創作的條件被壓低到最小門檻，對不熟悉電腦者是一大福音。

台灣人只會用腦詐騙？

有人說，中國在晶片製程上起步較晚，仍受制於人。中國的晶片技術目前的確落後台積電，但台積電總有一天會被超越，而全世界科技能日新月異也非只有晶片這一環。在科技領域，中國企業已展現出強大的工程整合能力與商業轉化速度。當普世願意承認中國已超越美國時，那時候的美國恐怕早已破舊不堪。

反觀台灣在技職教育逐漸崩壞的當下，詐騙變成新興行業，台灣人似乎只會用嘴打架、用腦詐騙，豈不可悲？

（作者係「誠實昇報」節目主持人）

近來民進黨政府主張，依《國籍法》取消陸配當選公職的資格，引發高度爭議。無論是要求民眾黨籍陸配李貞秀立委就任一年內，必須放棄「大陸國籍」；或撤銷花蓮縣光復鄉基層村里長鄧萬華的公職身分，官方皆以「國安底線」作為正當化理由。

然而，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陸配能否參政」，而在民進黨政府選擇了一部不適用的法律，處理一個本應由憲法與兩岸法制規範的問題。當法律選擇本身即已錯置，再多的國安話語也只是為制度失能塗上政治保護色。

依據現行憲法及其增修條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不是「別國」或「他國」。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載「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清楚定義兩岸處於未完成統一的特殊狀態，也預設了國家應當統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則進一步界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兩岸是「一國兩區」，而大陸地區人民並非外國人，而是基於特殊政治關係所產生的特殊身分。正因如此，兩岸人民的權利義務不應由以「外國人」為前提設計的《國籍法》。

《國籍法》的前提在於「外國國籍」。當民進黨政府宣稱「不放棄大陸國籍，就必須註銷公職身分」，其背後的邏輯正是：陸籍是一種外國國籍，這不是務實操作，而是從務實台獨滑向法理台獨。

毋庸置疑，民進黨政府並非依據陸配的行為判斷是否構成國安風險，而僅因其「出生地」與「原屬身分」，將整個陸配族群預設為「潛在國安風險者」。這種治理邏輯已從現代法治所強調的「行為責任」，退化為「身分推定」。一旦國家以出身作為忠誠判準，便已形成制度歧視。其效果將不僅止於陸配個人，更會使其子女在台灣社會被標籤化，淪為次等公民。

各國對雙重國籍與參政權的規範差異甚大。美國承認雙重國籍，雙重國籍者可競選公職，僅對總統等極少數職位設有「自然出生公民」的限制。加拿大與澳洲、紐西蘭大致相同，普遍允許雙重國籍者擔任民意代表，但對涉及國安或具效忠義務的特定職位另有規範。除日本要求公職人員原則上須選擇單一國籍，新加坡全面禁止雙重國籍並限制參政。此外，國際趨勢顯示法律愈來愈重視「職務風險」，而非「身分純潔」，台灣卻在實務上形成「對陸配特別從嚴」的混合體制，與民主潮流背道而馳。

若真以國安為考量，最合理的解方並非要求陸配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大陸國籍放棄，而是回歸《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排他忠誠義務」取代「國籍撤銷」。具體而言，可明確區分一般公職與敏感公職；前者保障參政權，後者要求更嚴格的國安審查與忠誠義務，等於將焦點從「身分判定」轉向「行為依據」。

綜言之，若民進黨政府持續以《國籍法》處理陸配參政問題，無異於將憲政矛盾與制度錯誤轉嫁給個人承擔，這不僅傷害特定族群的基本權利，亦將動搖憲政制度本身。

（作者係佛光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