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美國部分福音派神職人員公開為川普的軍事行動辯護，甚至為川普按手禱告支持，認為這是「保衛自由」、「對抗邪惡」之舉，引發爭議：教會是否應該為戰爭背書？宗教與政治結合，信仰是否可能被利用？

基督教神學曾提出「正義戰爭理論」，最早由神學家聖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提出，後由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進一步發展，認為在某些條件下，例如防衛侵略或保護無辜者，國家可以使用武力。一些美國福音派牧師便以此為基礎，主張川普對伊朗的軍事攻擊是為了防止核武威脅，具有正當性。因此，識讀美國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的影響極為重要，它不僅是個宗教團體，更是影響全球的政治團體。從冷戰時期的政治化，到1978年後對大陸地下教會的支援，再到對台灣長老教會的影響，福音派形成一套政治神學，其「敵我二元邏輯」影響著全球的政治文化。

福音派的信仰核心

美國新教福音派起源於18、19世紀的宗教復興運動（Great Awakenings），其信仰核心包括：（一）福音派強調個人信仰的直接經驗，信徒透過禱告與聖經理解上帝的旨意，這種個人化信仰模式促使宗教活動具高度自主性；（二）福音派堅信聖經權威，並將倫理行動延伸到社會實踐，包括教育、慈善與公共政策倡議；（三）從早期反奴隸運動、禁酒運動到現代社會服務，福音派信仰與社會行動緊密結合，形成宗教與政治互聯的基礎。1945年後東西方陣營冷戰興起，福音派為抵制共產世界的擴張，形成「自由世界 vs. 共產世界」的「敵我二元邏輯」，將世界分為「朋友 vs. 敵人」，在政治上有效動員信徒。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佈道家葛理瀚（Billy Graham）在全球巡迴佈道時，不僅傳播福音，也強化反共政治立場。1970–1980年代，美國福音派形成「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積極參與教育、家庭價值觀、選舉與公共政策上，彰顯宗教信仰與政治結合的高度。尤其，福音派的資金、教育與神學培訓，在冷戰後加速對全球輸出，其中包括美國內陸、以色列、中國大陸、台灣基督教等網絡。

福音派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福音派與共和黨緊密聯盟，在20世紀後甚至影響到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美國的福音派信徒多達25%，猶太信徒約2%，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最大群體其實是基督徒，而非猶太人。例如美伊衝突升高時，有福音派牧者認為川普雖然人格不完美，但如同大衛一樣，是「被神揀選」的領袖。但這種類比存在多重問題。

神學上，「揀選」不等於「認可」，世人普遍質疑的是：川普聯手以色列入侵伊朗，他的雙手已沾滿無辜百姓的鮮血，上帝會聽他的禱告嗎？

福音派對以色列的影響

福音派透過神學與政治互聯加盟「錫安主義」。「錫安主義」是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與民族運動，最終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建國。福音派推動美國軍援以色列、承認耶路撒冷為其首都，以及反對對以色列施壓。

以色列本質是猶太教國家，無論是其法律、節日與社會制度皆奠基於猶太教教義，而非基督教。目前，以色列人口中，猶太教信徒占73%-74%、伊斯蘭教信徒18%-19%、新教基督教信徒僅2%。但世人卻認為以色列是個基督教國家，因為福音派相信以色列在末世中具有神學角色，以色列重建國家是聖經預言的應驗，因此透過軍事、政治、經濟、媒體，以及大衛之星、聖經故事、電影等向全世界輸出，混淆了世人對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認知。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與中美建交後，福音派福音傳入中國大陸，對地下教會提供資金、教材與神學教育，加速地下教會的發展，使得大陸的宗教管理事務複雜化。尤其，福音派的援助伴隨著「敵我二元邏輯」，導致地下教會信徒將國際、國內事件理解為「二元對立」。

另外，福音派將美國政治文化輸入，加深大陸族群對立與社會分化，引起中共官方的警覺，一再要求地下教會依《宗教法》辦理登記，但部分地下教會堅持不登記，導致中共針對未合法登記的地下教會進行取締。

對台灣長老教會的影響

19世紀末，長老教會由蘇格蘭與加拿大傳教士引入台灣，強調教育與社會服務。1970年代後，美國福音派透過資源、教育與神學理念影響長老教會，增強宣教活力與社會參與能力。福音派強調個人救恩與積極布道，使長老教會在青年事工與社會服務上更具活力，造成台灣教會間，多元化派與保守進步派之間的緊張張力。

尤其，部分長老教會以「敵我二元邏輯」傳道，影響信徒對兩岸關係與民主議題的認知；部分長老教會傳道人更活躍於環保、人權與教育運動，被質疑過度政治化，為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背書。例如，發表人權聲明、支持本土文化等，這使其在公共領域具有高度影響力。但也因此被批評：部分牧者的政治參與已超出宗教範圍，是長老教會持續萎縮的原因之一。

結語

基督教會可以選擇扮演三種不同的的角色：一是動員型角色，支持特定政治立場，強調價值對抗；二是和平倡議角色，鼓勵對話、反對戰爭，促進兩岸民間交流；三是中立角色，專注信徒心靈關懷，避免政治立場。

總之，政治神學可以成為和平力量，也可能成為對抗動員的工具。關鍵不在於是否參與政治，而在於宗教是否能保持包容與謙卑。若宗教將政治絕對化，社會將更分裂；若宗教強調和平與和解，政治神學則可能成為降低衝突的力量。

（作者係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