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8月中旬，陸委會前特任副主委張顯耀，因不滿在毫無預警的情形下突然遭逼去職，展開一系列反擊，引發台灣政治風暴，也連帶波及兩岸關係。

張顯耀去職案迅速轉為洩密案，他本人也從證人轉為被告，不論未來是否被定罪，其「洩密」內容傳得沸沸揚揚，其中又以「馬習會」的底線，最引人議論。

其實，大陸對「馬習會」的立場很清楚，也從未改變過，就是希望「馬習會」早日成局，但不接受馬英九以官方身分參與APEC，以免破壞一中框架。

一中框架是國共兩黨，在歷經六年的和平發展期，逐漸建立政治互信的情況下，才終於去年6月在「吳習會」上達成的共識：「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如此攸關兩岸政治基礎的重大共識，若因在APEC舉行「馬習會」而損及之，豈不得不償失、因小失大？

APEC是一個國際性大型正式會議，從未出現一個國家有兩個元首或授權代表出席的先例。何況，台灣領導人不親自出席，這是APEC 涉及兩岸問題的遊戲規則，行之多年，兩岸對此亦皆無異議。「馬習會」若選在APEC同時舉行，確實極可能會予人兩岸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印象。即使馬英九刻意謹言慎行，但現場會發生何種狀況，既無法事前預防，當場也不見得能迴避得了。再加上，國際社會將如何解讀，在野的民進黨又將如何扭曲、渲染，都是未知之數。

平心而論，「馬習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標示著兩岸對峙長達65年後，當前在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主席願意面對面，化解因國共內戰延續至今的政治對立，使中華民族從分裂走向統一之路向前邁進一大步。馬英九以執政黨主席身分與大陸新一屆領導人見面晤談，自然比2005年連戰以在野黨主席身分展開「破冰之旅」，意義更為重大，也將對兩岸政策產生實質的影響。此外，「馬習會」無疑用行動昭告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及國際社會：台海問題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必須，也只能，靠雙方協商解決。

馬英九若能體認到「馬習會」以上的重大意義，就應該會同意，首次「馬習會」是不是要在APEC期間及會場見面，他是不是要以官方身分前去，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兩岸，乃至國際社會，沒有人會否認，他代表台灣執政當局，在決定兩岸的前途上有充分的發言權，而歷史也一定會記下這一個讓國家走向完全統一，中華民族走向真正復興的里程碑會議。

隨著時間逼近，兩岸目前又處在張顯耀事件所引發的政治氛圍下，要在11月APEC實現「馬習會」，困難度的確愈來愈大。所幸，馬英九的任期還有一年多，仍有時間在卸任前選擇雙方都滿意的時間、地點實現「馬習會」，而大陸高層也充分瞭解馬英九的任期所剩不多，應好好抓緊難得的機遇，盡早促成「馬習會」。

對「馬習會」，我們樂觀其成、翹首以待！

近300年來，關渡曾是和大陸往來的重要商港，也是軍事重鎮和抗日基地。但由於淡水河口淤淺，關渡失去河運中繼站的地位。北投因有温泉，日本人將其發展為休閒度假中心，並有鐵路、公路聯絡，迅速成長為新市街，其早期嗄嘮別的陶瓷文化足以和鶯歌媲美。

從台北捷運淡水線到（舊）北投站轉往新北投站的車廂內，列出了「來北投必做的五件事」。其中出新北投站步行約5分鐘，可來到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它是台灣首座綠建築圖書館，座落於林木茂密、生態環境豐富的北投公園內，與溫泉博物館比鄰而居。溫泉的閩南語是磺水（含有硫磺的水），北投公園內就有一磺港溪（上源為硫磺谷）的支流北投溪可上溯至地熱谷，是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地熱谷因終年硫磺煙霧濔漫，景色如夢似幻，是日據時代台灣八景十二勝之一。北投公園另有一「手湯公廁」可讓遊客泡泡手湯，親身體驗浸潤北投特有青磺泉的溫暖氣息。

台灣光復後，北投設鎮，曾一度隸屬於台北縣，最終在1968年與士林鎮一併劃歸升格後的台北市，成為北投區。對於在地人來說，新北投在溫泉區塊，舊北投在市場區塊，磺港溪區分了新舊北投。而現今捷運石牌站站前廣場有清乾隆10至13年間（1745-1748），淡水廳同知曾曰瑛為避免漢、番爭端並確定雙方界限所立台灣北部現存最早之石碑，成為現今「石牌」地名的由來。可見北投曾是台北市最早開發的地方，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有挖掘不盡的寶藏。

水運與關渡之興起

今屬於北投區之一的關渡，位於台北市西北角，南鄰士林的社子島。其東鄰的關渡平原，由於地處台北都會區的邊陲之地，穿越其中的大度路一度成為苦悶年輕人飆車的聖地。也因這裡有遼闊的土地，當局有建立「副都心」、台北大巨蛋、亞運場館等開發計畫，今有提供當地生態保育的關渡自然公園供民眾遊憩。

關渡地處基隆河與淡水河二大河匯流處，其臨淡水河的關渡門，又稱干豆門，水道狹隘，獅頭山與象鼻山（又稱關渡山或嗄嘮別山）夾峙，被稱為「獅象捍門」。據1717年的《諸羅縣志》載：「大遯（今大屯山）八里坌（今觀音山），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雙港南北匯，北港內北投【社名】，磺氣噴天起」。又載：「磺山在干豆門之左，山產磺…山之下有磺溪，深可丈餘」。由於硫磺是漢人所需的重要商品，產地磺山所在之北投就在關渡近鄰，漢人為了該番產交易，必須經由關渡方能進入。

18世紀後，漢人大舉入墾台北盆地，產業發達，聚落興起，平埔族原住民的北投社轄下的奇（淇）里岸社（今台北捷運唭哩岸站一帶）、嗄嘮別（今捷運復興崗站一帶）等漸由番社轉化為漢庄，只有今新舊北投一帶，因有磺水流過，不適合種稻米，漢人較稀少，仍保持北投社的稱呼。關渡口旁的靈山，也於康熙51年（1712） 建北台首座媽祖廟─靈山廟（今關渡宮）。另外，在乾隆23年（1758），平埔族人曾獻象鼻山一片地為公墓，叫「嗄嘮別義塚」，位於現今捷運關渡站南側的隧道上方，日人建鐵路、公路時予以切開。

 關渡門除了形勢險要，又位於大屯山西緣，地勢高而背風，成為較佳的避風內港。《諸羅縣志》載：「干豆門能容數百巨艦」、「干豆門內有大澳，分為二港，西南至擺接社（今新北市板橋一帶）止…番民往來俱用蟒甲 （即艋舺，獨木舟）…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亦到此。」關渡除了是商船、漁船的停泊港，因關渡宮聳立山頂，乃船隻之指標。所以與大陸對岸的廈門、福州也可往來。乾隆24年（1759），淡水營都司移駐艋舺，為了和滬尾（今淡水）聯絡，於陸路官道的關渡設置北投汛（明清時期的基層軍事單位或駐地），由此可反映出關渡軍事地位的提升。

嘉慶10年（1805）海盜蔡牽等一度攻陷艋舺、焚新莊，因此在嘉慶13年，為增強北台防務，於艋舺設水師游擊，所設置的艋舺營汛，兼管北投汛防務。北投汛設外委一員，兵十名。據同治10年（1871）《淡水廳志》記載，此時的北投汛位於磺(港)溪旁，可見北投街區已發展成商業重鎮。

乙未保台的努力

1858年淡水正式開港後，關渡於1863年設置「檢驗關卡」，以防走私逃稅，並成為淡水河口的第二道防線。除了駐軍，並修築砲台，位置在今關渡大橋東北約1公里的關渡埔頂。1885年中法戰爭後，關渡恢復原有渡口及「檢驗關卡」的功能。1895年乙未割台之役前，當局除了派銳字軍二營統領、官階游擊（少校）的李文忠統關渡砲台各營，並招募當地廣東籍的粵勇─忠字兩營駐守。 1895年6月8日，日軍據有台北城後，由台北派出的偵察隊進軍淡水途中，把關渡另一稱呼的「干豆」以日文發音為「江頭」。

日軍占領淡水後的6月13日，台北、淡水間恢復開設定期交通船（小汽船），位於中間位置的關渡，依然成為河運的重要通道與中繼站。隨後，關渡因被認為是抗日據點之一，日軍派憲兵20名駐屯於關渡埔頂原清軍兵營。該年8月又派憲兵10名駐屯於「關渡媽祖廟」(今關渡宮)内。12月16日，又在廟內設置憲兵屯所，常駐40名憲兵，並聯絡關渡保良支局，大舉搜索「附近土匪」，共檢舉21名，在媽祖廟附近斬殺，同時將認定為「土匪之民屋」200餘戶燒毀，約占關渡全街的四分之三，可說元氣大傷。如此暴行，激起該年底台北近郊義軍反攻台北城。

日據至光復後的發展

1901年8月25日，日本人在江頭站附近的象鼻山，開隧道通往淡水的淡水線鐵路通車。隨後為發展北投溫泉觀光產業，興建了新北投支線，於1916年設置「新北投乘降場」，後改稱為「新北投驛」，新北投地名由此而生。

1920年10月1日，日本人以北投、石牌、奇里岸、嗄嘮別、頂北投（位於北投的北方高處）、竹子湖六庄併為北投庄，庄役場（今區公所）移轉至今北投光明路與中央北路交界處的新址。北投街區成為士林以北地方的新行政中心，經濟重心亦逐漸轉至此。隸屬嗄嘮別庄的關渡反而成為其管轄下的小村。

日據末期，北投街區成為北淡線的大站，可與士林街相抗衡。嗄嘮別庄，因轄內有條生產優質白黏土的貴子坑溪（經關渡自然公園自關渡匯入淡水河），自日據初開始發展陶瓷業，直到光復後。這使得昔日的北投鎮得以與鶯歌並稱為北部兩大陶瓷重鎮。

舊北投街區由於較少開發，至今保留一些古蹟。例如，在鄰近北投捷運站不遠的豐年路一段，藏著一座1861年建的三級古蹟─周氏節孝坊，位於當年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淡北古道」（台北到淡水陸路的官道）上，讓所有經過的人景仰。此牌坊再往前走一點就會抵達以前稱「中街仔」的中正街，與頂店（大同街、豐年路一帶）同為北投最早興起的街市，店鋪商行林立，非常繁榮。

此外，中正街49巷口一片唭哩岸石的牆面讓人驚艷。而新北投捷運站，除了在1991年首開台北捷運先河；2017年「新北投驛」的老車站日式建築重返北投，於七星公園內重組，遊客來北投可不能錯過。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近來隨著台海局勢逐步升溫，賴清德政府對兩岸政策絲毫不願調整，美國基於美中兩強的競爭與對抗，台灣被迫成為對抗大陸的棋子，在內外環境交錯之下，兩岸是否會發生衝突成為各國輿論、專家共同討論的話題。兩岸是否會開戰，有著複雜的主客觀因素，但美軍是否會介入台海戰事，則是外界另一個觀察指標。

美軍在印太地區的主力

台灣位於印太地區，因此本文將焦點放在印太地區美軍的部署。陸軍部分。位於夏威夷的美軍第25步兵師是太平洋美軍主要的陸軍部隊，各種作戰車輛約2240輛，各型攻擊/運輸直升機為115架，夏威夷恰好位於太平洋中央，自二戰以來為美軍在太平洋指揮、調動部隊的中心，雖然距離台灣相對遙遠，但因具有完備的海空軍港口，使得夏威夷也是該區域重要的軍事據點。

印太地區前身名為亞太地區，以美國海軍來論，美軍長年以海軍第七艦隊駐紮，其基地位於日本橫須賀。第七艦隊為美國海軍「防禦範圍」最大的艦隊，同時也是美中雙方競爭與對抗最為激烈的區域，該艦隊下轄約50-60艘戰艦，兵力約27,000人，配備150架戰機，其中以華盛頓號航艦（CVN-73）為主，配備數十艘神盾巡防/驅逐艦，加上一些支援艦隻，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艦隊。

位於美國本土西岸的第三艦隊，下轄超過100艘戰艦，擁有尼米茲號（CVN-68）、卡爾文森號（CVN-70）、羅斯福號（CVN-71）與史坦尼斯號航艦（CVN-74），是美軍在印太地區「最大的艦隊」。於歷次的海上軍演，第三與第七艦隊皆以合作形式出沒於太平洋的海域、島嶼，同時也出沒在歷次的區域軍事衝突中。

美國空軍向來以全球打擊、部署聞名，在印太地區，太平洋空軍下轄第五航空隊，該航空隊的部隊分別部署在琉球（沖繩縣）嘉手納空軍基地的第18聯隊，配備F-15C/D戰機、F-35C戰機、KC-135R電戰機等；青森縣三澤基地的第35聯隊，配備F-16C/D戰機；東京都橫田基地的第374空運聯隊，配備C-130J運輸機。

為因應朝鮮半島的局勢，美軍在南韓部署第七航空隊，下轄第51戰機聯隊與第8聯隊，兩個聯隊配有F-16C/D戰機；根據韓戰的紀錄，地面部隊是抵禦北韓的主力之一。美陸軍第八軍團長期駐紮南韓，美軍第二步兵師是陸上主力，也是肩負監控北韓的主力部隊。

客觀而言，美軍在印太地區部署的陣容相當扎實，但隨著解放軍近年快速發展，尤其中國從聚焦於本土防衛的方向，到逐步擴張至第二島鏈，解放軍海空軍不但演習次數增加，其距離更體現出，大陸發展區域拒止/反介入作戰的能力與決心。

中國解放軍的軍力加強

想定的台海衝突中，解放軍海軍三大艦隊皆會出動，陸軍、空軍分別從五大戰區抽調精銳部隊進行作戰任務，同時火箭軍（前身為二砲部隊），對台常規飛彈的部署數量約900餘枚、長程火箭彈超過400枚，值得一提的是，若美軍執意介入台海爭端，解放軍已有能力針對美軍在第一、第二島鏈上的海空軍基地進行遠程打擊。依照美軍在海外基地的防禦能量，無論是愛國者防空飛彈、陸基神盾雷達系統，當面對解放軍飛彈飽和的攻擊時，將超越美軍的防禦能量，最終很可能會以失敗收場。

回顧1995、96年台海飛彈危機，當時美軍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前來干預，最終解放軍因能力不及於美軍的打擊能力，飛彈危機暫時告一段落。這起歷史案件促成解放軍開發更多的超音速巡弋飛彈、長程超音速反艦飛彈。目前解放軍在此方面的開發、部署相當完備，若美軍以航艦戰鬥群前來干預台海問題，雖說神盾驅逐/巡洋艦的相位陣列雷達相當完備，但若面臨解放軍的飽和攻擊，並搭配電磁脈衝彈，美軍戰力有可能瞬間歸零。

雖然2025最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指出，將會以強大的威懾力嚇阻台海發生衝突，但五角大廈淨評估辦公室指出，美軍在科技上仍有相對優勢，但面對解放軍已擁有高達600枚超高音速飛彈、同時又有數量最多的海軍艦隊，無論是第一島鏈的美軍基地，或是第二島鏈的關島、馬紹爾基地，在解放軍優勢的飛彈數量下，終將遭到摧毀的命運。

結語      

隨著中美軍力的差距逐漸縮小，美軍固然在全球軍力的部署、投射方面仍有相當優勢，但若將潛在的衝突點限縮在印太地區，美軍航艦、水面艦、大型固定基地的存活率不僅堪憂，也將面臨失去大國霸主的地位。

雖說美軍本身有強大的反制力，但是否因台海局勢向解放軍開戰，背後的政治、軍事成本會是優先考量。因此無論是從兩岸局勢或美中軍力對比，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才是主流，任何分離主義或美國鷹派試圖挑戰解放軍的意圖，最終仍將遭到陸方強而有力的打擊，而台海若發生衝突，美國很可能以介入成本過高而選擇袖手旁觀。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2027年被許多地緣政治觀察家視為台海局勢可能突變的關鍵節點。伴隨大國競逐加劇，台海早已脫離區域衝突的範疇，而成為牽動全球經濟、科技與安全秩序的核心風險點。2023年10-12月，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CIGS）首席研究員峯村健司彙整多場以「2027台灣有事」為假設情境的兵棋推演，發表了四篇文章，內容不僅涉及軍事攻防，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檢驗了決策鏈條、法制限制、社會韌性、後勤保障與全球經濟體系的脆弱性。

推演顯示，即便美日台聯手最終成功阻止解放軍登陸，這場「慘勝」所付出的代價將是全球性的。國際供應鏈中斷、金融市場崩跌、能源糧食流通停擺、日本國內制度癱瘓等結果，凸顯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推演的警示遠超軍事本身。

決策迷霧與法律空洞

推演的開場並非砲火轟鳴，而是從無聲的混合戰開始。202X年5月，在正式導彈攻擊前，日本便遭遇大規模網路癱瘓：供電與供水時斷時續，鐵路航班停擺，股匯市崩落，政府與企業網站被竄改為充斥簡體字標語的畫面。與台灣最近的南西諸島更因海底電纜遭切斷而瞬間成為資訊孤島。

然而，日本政府在此情況下卻遲疑不決。部分閣僚認為已構成「武力攻擊預測事態」，但更多人擔憂「過度反應會刺激中國大陸」，或堅持必須取得「無可爭議的證據」。這種被稱為「和平痴呆」的政治文化，使政府在最黃金的應變時刻無法下令動員，自衛隊北方與本州部隊因行政猶豫而無法南調。

推演揭示，日本現行法制與現代戰爭的落差極度巨大。面對不明武裝人員或基礎設施攻擊時，政府必須先界定事件性質是「恐攻」或「戰爭行為」；前者由警察處理，後者才能由自衛隊介入。模糊的界定，讓前線指揮官面對敵軍時，仍處於「無法依法開火」的荒謬狀態。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政府終於下達防衛出動命令後，命令傳達與部隊實際接收之間仍存在時間差。這段空窗期內，自衛隊即使遭遇攻擊，也缺乏合法反擊權，形成推演中最窒息的畫面：明知面前是敵軍，卻無法依法反擊。

後勤崩解與社會瓦解

戰事升溫後，推演重心轉入更為關鍵的領域—後勤與社會支撐。現代戰爭講求整體國力，而日本的民間系統卻在危機中全面鬆脫。

日本民間物流高度發達，但也因此高度依賴民間意願。一旦動員命令下達，地方政府與業者卻紛紛拒絕配合：港口工會宣布罷工、機場管理方拒絕軍機降落、土木工程業者以「無法保障員工安全」為理由拒絕修復道路。仙台港甚至出現自衛隊艦艇抵達後，因無拖船可協助而無法靠岸的荒謬情境。部隊只得以低效率的空運方式補給，戰力迅速下滑。

資訊戰亦成為強大的壓力來源。以宮古島為例，當大陸特種部隊登陸並發生交火後，大陸迅速丟出大量假影片與假消息，指控自衛隊「槍殺平民」或「占用避難所作為指揮所」。然而，自衛隊缺乏戰場攝錄設備，加上海底電纜被切斷，無法上傳影像澄清，使國際輿論迅速傾向大陸，外交與道義空間瞬間被壓縮。

推演同時揭露了更黑暗的情節：遺體無法處理。法規雖允許自衛隊員於戰時不受《墓地埋葬法》限制，但實務上缺乏冷藏設備、化學處理能力，遺體堆積引發衛生危機。平民死者則因法規束縛，無人處理，形成極度殘酷的場景。

更令人震驚的是，日本動員民間技術人員時，竟未提供《日內瓦公約》保障。推演中，一名協助維修軍用設備的民間工程師被俘後，因無軍人身分證而遭定性為「恐怖分子」或「間諜」，生死未卜。

戰火將使全球焦土化

若軍事衝突還能分出勝負，經濟戰場上則無人能倖免。CIGS推演指出，台海戰火將引發比2008年更嚴重的全球經濟崩潰。台海為全球最關鍵的海運走廊之一，一旦遭封鎖，日本能源與糧食進口90%以上將立即受阻，經濟運作瞬間停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斷則將讓電子、汽車、航太產業全面停產。股市連環暴跌、各國貨幣劇烈貶值、企業倒閉潮席捲全球，世界經濟恐重回大蕭條時代。即便美日能在軍事上取得「慘勝」，戰後將面對一個供應鏈破碎、全球需求崩潰、國際金融秩序蕩然無存的焦土。

推演同時強調敘事戰爭的重要性。中國大陸對自身的行動解釋為「反干涉、反殖民」，成功吸引了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同情，使美日的制裁體系難以建構。若無法取得國際道德與經濟支持，戰後的重建與外交空間將更加艱難。

避免戰爭才是國家戰略

CIGS兵推最深刻的啟示是，台海戰爭一旦爆發，將是全球性的敗局，日本尤甚。真正的重點並非「如何打贏」，而是如何讓戰爭永不發生。

日本若想建立可信的威懾力，並非只靠提高防衛預算或購買先進武器，而在於徹底修補自身結構性的脆弱：包括能迅速判定灰色地帶威脅的決策機制、貼近現代戰場需求的法制、軍民協作的後勤體系、社會面對危機的心理準備，以及面向國際的敘事能力。這份兵推就不只是日本的警鐘，也是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深層現實。2027不必然會有災難，但要避免災難，從今日起就正視脆弱、補上破口，才能真正守住和平。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過去一年，科技界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既亢奮又令人窒息的詭譎氣氛。這不僅僅是AI技術迭代的一年，更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豪賭時刻。矽谷的資料中心正日以繼夜地發出低頻的運轉聲，那是數以萬計的圖形處理器在燃燒能源，試圖煉成那個被稱為通用人工智慧的聖杯。

這場競賽已經不再單純是商業利益的角逐，而演變成了一種搶進未來的賽跑。我們正處於一個危險的臨界點，速度成為了唯一的信仰，而安全與倫理則淪為這場急行軍中被拋下的輜重。

當前的局勢呈現出一種極度不對稱的狀態，一方面是AI算力的指數級爆炸，模型參數的規模每隔幾個月就刷新一次紀錄，機器所展現出的推理能力與創造力，已經從單純的驚艷轉變為讓人感到深沉的畏懼。另一方面則是人類認知的落後，我們對於這些巨大神經網路內部的運作機制依然知之甚少，這種不可解釋性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黑箱，我們在黑箱外頭歡呼雀躍，卻不知道箱子裡究竟孕育的是天使還是惡魔。研發者們在資本與地緣政治的雙重鞭策下，被迫拆除了原本應有的安全護欄，因為在這個贏者全拿的遊戲裡，落後不僅意味著被淘汰，更被視為一種戰略上的自殺。

科技公司的囚徒困境

這種瘋狂的加速主義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存在主義焦慮。科技公司陷入了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即使明知前路凶險，在對手沒有停下腳步前，誰也不敢率先踩下煞車。這種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正在將整個人類文明推向未知的深淵。「發明了船，也就發明了船難。」我們在全速建造超級智能這艘巨輪時，似乎完全忽略了它可能帶來的毀滅性沉沒，甚至連最基本的救生艇都尚未配備齊全。

這場競賽最令人擔憂的本質，在於其將複雜的倫理問題簡化為單純的工程問題。許多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只要透過更多的數據訓練和更精巧的獎勵機制，就能讓超級智能與人類的價值觀對齊。但事實證明，這種對齊在技術上極其脆弱。當機器智能超越人類理解的範疇時，我們用來約束它的規則，可能就像螞蟻試圖用費洛蒙來指揮人類一樣無力。更遑論在人類社會內部，對於何謂正確的價值觀本就存在巨大的分歧與衝突，我們又該如何要求一個超越性的存在來仲裁這些矛盾。

資本的邏輯在這裡扮演了極具破壞性的推手角色，為了追求更快的上市速度與更強的市場主宰力，安全測試被壓縮到了極限，許多潛在的風險被輕描淡寫地標註為可修復的漏洞。但人工智慧與傳統軟體不同，傳統軟體的漏洞頂多導致系統崩潰或資料外洩，而超級智能的漏洞可能導致現實世界的災難性後果。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極度傲慢的態度，認為人類有能力在飛行途中修復飛機的引擎，而完全無視這架飛機正以超音速衝向人群密集的城市。

這場競賽加劇全球不平等

除了安全風險，這場競賽還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掌握算力與演算法的少數精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財富與權力。他們成為新時代的造物主，能定義什麼是真實、什麼是知識。而絕大多數普通人則淪為被動的資料提供者與演算法受體，在就業市場被替代的恐懼中瑟瑟發抖。社會契約正在崩解，因為勞動與價值的連結被切斷了，當機器能比人類更高效率地完成所有認知工作時，人類存在的尊嚴與意義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技術的中立性在當前競爭下只是一個謊言。每一行代碼、每一個權重參數，都滲透著開發者的偏見與意圖。當這些帶有偏見的超級模型成為社會運作的基礎設施時，歧視與壓迫將被自動化、系統化，並隱藏在客觀理性的外衣下變得難以挑戰。我們正在構建一個由矽基智慧統治的數位監獄，而鑰匙掌握在極少數不受監管的科技寡頭手中。

或許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快的晶片或更強的模型，而是一場全球性的冷靜與反思。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跨越國界、超越商業利益的監管框架，這不是為了阻礙進步，而是為確保進步的方向是朝向人類福祉而非毀滅。這需要政治家、哲學家、科學家及公眾的共同參與，打破科技圈封閉的決策迴路。我們不能將人類的命運交由少數幾個實驗室來決定，這是一場關於全人類未來的公共辯論，任何人都沒有缺席的權利。

真正的智慧不僅僅是計算速度與邏輯推演的能力，更包含了對後果的預判與對生命的悲憫。當前的人工智慧發展恰恰缺乏這種維度，它是一種冰冷工具的極致擴張。如果我們繼續放任這種失速的發展，最終等待我們的可能不是烏托邦的降臨，而是人類主體性的徹底喪失。我們創造工具是為了延伸人類的能力，而不是為了讓工具取代我們成為世界的主人。

在速度與智慧間找到平衡

此刻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分岔路口，一條路通往無盡的加速，那裡有令人眩暈的科技奇觀，但也伴隨著失控與崩潰的巨大風險。另一條路則顯得崎嶇且緩慢，需要我們時刻停下來審視腳下的路，需要我們在某些時刻為了安全而犧牲效率，但這或許才是通往永續未來的唯一路徑。我們不僅要問人工智慧能做什麼，更要問它應該做什麼。

時間已經不多了，這場通往超級智能的賽跑，不應該是一場只有終點卻沒有規則的狂奔，而應該是一次謹慎的探險。我們需要找回對未知的敬畏之心，承認人類智慧的局限性。在按下那個啟動最終模型的按鈕之前，我們必須確保這隻被召喚出來的巨獸，其韁繩牢牢地掌握在全體人類共同的理性與良知之中。這不是對科技的恐懼，而是對文明的負責。唯有在速度與智慧之間找到平衡，我們才能避免成為自己創造物的受害者，才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技術海嘯中，守護住人類文明最珍貴的火種。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以1683年清代康熙帝時期的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軍在澎湖海域擊敗明鄭水師為背景的大陸電影《澎湖海戰》，即將在2026年上映。不料，該片預告片於2025年台灣光復紀念日前後在大陸首播，竟引起輿論高度爭論。

由於預告片最後打出「統一台灣，勢不可擋」的口號，許多大陸網友批評該片「把中共比作滿清，把民進黨政府比作明鄭」實屬不當，進而引發明清史觀的激辯。

大陸輿論興起「悼明」風氣

在一些大陸網友看來，既然要以「統一台灣」為主旋律，為何不選擇鄭成功擊退荷蘭人為主題，反而去宣揚「叛徒」、「漢奸」施琅的功績。論辯進一步被上綱到清朝的定位，一部分網友認為清朝乃「異族統治」，且入關後對漢人大開殺戒，及至孫中山先生革命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號召，以此證明清朝非中國朝代之「正統」，一股「褒明貶清」的風氣旋即興起。

再往前追溯，2025年7月底，大陸遊戲商推出《明末：淵虛之羽》，讓明史清史的爭議正式「破圈」，再到《澎湖海戰》電影的推波助瀾，致使所謂「皇漢史觀」一夕大行其道，「悼明」的浪潮隨之湧現。甚至連《紅樓夢》都「躺著中槍」，紅學「索隱派」的勢力抬頭，以「癸酉本石頭記」為其本，宣稱《紅樓夢》的主旨在於「悼明之亡，揭清之失」。

事實上，已有網路作者考證出，寄生於「悼明」熱潮的「皇漢史觀」，恐怕是台灣網軍所為，其根本目的是要藉由中國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以分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當「悼明」愈演愈烈之際，不只看到「漢人沙文主義」在作祟，亦不難發現以美國為代表，西方史學界的「新清史」影子。「新清史」學者主張「滿蒙非中國」，認為元朝、清朝不屬於中國「正統」王朝。其背後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成為分裂中國的歷史理據之一。

然而，何炳棣等史家早已指明，「漢化」在中國歷史洪流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從而有力地破除了「新清史」的偏見。此外，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其「多元一體」的主要特徵，經由費孝通等學者的研究與闡述，早已成為學者的「共識」。

如今因一部遊戲與電影的輿論發酵，竟然在大陸的網路世界形成對立的氛圍，完全可以看到，一些不懷好意的政治力量在見縫插針，無怪乎官媒《浙江宣傳》發文示警指出，所謂「1644史觀」已偏離嚴謹的歷史研究，不僅混淆史實，更可能衝擊中華民族共同體認知，呼籲社會應以理性史觀來看待明清易代。

施琅收復台灣「居功至偉」

回到鄭成功與施琅的歷史評價問題，二人其實均為「民族英雄」，不過理由各異。

鄭成功的貢獻係將台灣從荷蘭殖民統治者手中收復，張學良曾讚譽鄭成功「確保台灣入版圖」。而施琅貢獻在於結束王朝分裂局面，收復明鄭偏安之台灣，確立「台澎內屬」。史學家汪榮祖在其著名的〈施琅與台灣〉一文中，定論「施琅在收復台灣一事上居功至偉」。

汪榮祖在該文亦有所提醒：「可是，由於世人同情鄭氏，把施琅視作『利祿薰心、叛主降敵者流』，以致掩蓋了他在開疆闢土上所建的大功。我們若實事求是論史，必須拋棄狹隘的觀點，從大處看問題，重新肯定施琅在此一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若從歷史角度來檢視340餘年前的澎湖海戰，汪榮祖也做出了提示：「施琅於澎湖一戰之後，不僅僅挫敗了明鄭的主力─海軍，而且瓦解了明鄭的士氣，卒能不戰而收取台灣。」更重要的是，施琅不僅以兵力打敗明鄭，更在戰後有效地「收拾台灣民心」。

台灣問題乃民族內戰遺緒

就台灣歷史發展的立場而言，施琅助清康熙帝收台，對台灣可說是利大於弊、功大於過。在施琅的大力遊說下，康熙帝於1684年批准台灣設置「一府三縣」；清朝又於1885年正式設省，由劉銘傳擔任首任巡撫。在劉銘傳的治理下，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現代化的省分。

已故台灣經濟史學家劉進慶便強調，「晚清劉銘傳新政改革是台灣近代化的原點和典範」。相較之下，「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在台灣近代化進程上是非常的、一時的，好比曇花一現而消失，又如盆栽扎根不落地，基本上沒有改變台灣社會經濟低度開發狀態，令台灣戰後從頭開始工業化和近代化建設。」

平心而論，《澎湖海戰》電影的現實意義，遠重於明朝、清朝史觀論爭。因為今日之台灣問題，根源於中華民族內部、國共內戰的歷史遺緒，如何在和平的方式前提下，完成國家完全統一，實乃擺在兩岸中國人面前的首要課題；統一後又要如何平順治理，實現長治久安，亦為不可回避的要務。因此，《澎湖海戰》與施琅收台，自有其現實借鑑與啟示。

（作者係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

人以食為天，可惜現今的食品安全和人為環境遭到汙染，已直接威脅到人的生活品質及健康，以致關心食品安全的人決定選購有機蔬果及其產品。但有機農產品的價格一直比一般慣行農產品昂貴，阻擋了許多人的採購意願。此種情況並非單純的物以稀為貴，而是有機產品的成本確實比較高。

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區別

有機農民開始擬從事耕種時，其田地通常皆不符合有機農業的規範，因為土壤內多已含有化學農藥、肥料及污染物，所以一定要先申請成為轉型有機農業身分。申請期間必須符合有機驗證法規的要求，即種植綠肥、添加有機堆肥、覆蓋作物、伴作相輔相成的作物、輪流種植不同科的作物，並依果菜類作物、覆蓋作物、果菜、葉菜、根菜作物類別的順序，輪流種植的方式耕種，並建置綠籬或實施農林混植，使農場中以建立促成生物多樣性的耕種方式，促使農田土壤中的有機質含量增加。

有機轉型期限為三年，農業環境經「休養生息、改頭換面」後，再經檢驗單位檢驗合格，始可正式成為有機農耕地。其次，耕作過程如遭遇病蟲害時不可使用化學農藥，因此必須購置並釋放有益昆蟲及微生物製劑以為防範。有機農民開始從事有機農作物生產時，就比慣行農業農民所花費的時間、體力、投資額付出的多。

台灣沒有確切的資料，但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一樣可明瞭所言不虛。有機或慣行農業生產時的基本費用，包括土地、土壤添加物、病蟲害防治、灌溉、機具維護、燃料、人工、市場運銷通路的建構及租金等，若以每畝農田的成本計，有機玉米的農地為526.01美元（下同），慣行者為266.45；有機青花菜的肥料費是632，而慣行者為260；有機萵苣的肥料費為910，而慣行萵苣為382；有機玉米的總投資額為619.19，而慣行者為378.74；有機藍莓的總投資額是美金6,358.2，而慣行者為6,165.5。兩者之間的成本差異十分明顯。

有機動物養殖與慣行者區別

有機動物養殖注重的是牠們的先天習性，所以必須提供牠們恰當的生存空間及適合的環境條件，譬如母豬孕育小豬時須寬敞的空間，以便母豬翻身及哺乳時避免壓擠到幼豬。休息區與排泄區必須分開。豬和牛都喜歡站或躺在鬆軟的物體上，也都習於以身體摩擦粗燥的物體，所以在飼養空間都會裝設一些滾動的大毛刷。

雞的養殖也需要寬敞的空間，並且設置公雞可棲息的懸空棲木及母雞可棲息的籠架；另需設置一隱蔽處以方便母雞產卵及孵卵。

豬、雞及牛都是好動的動物，豬和牛也會爭食，所以餵養豬及牛需要提供牠們多樣性可攝取到食物的環境，餵食時要有可將其分開的設施。兩者也都喜歡在草原地活動及攝取食物。雞生性喜歡用爪子扒食，所以在養殖環境中須有鬆軟的泥土及多殘枝落葉處，而不論是沙土地或草場，飼養人員均可在其間撒放些粗糧，以補充精製飼料中的養分不足。

有機動物應以放牧為主，而非栓養，有機和慣行養殖方式大相逕庭。有機飼養動物會顧及到氣候的驟變，而會建構遮風避雨及防曬的設施。有機牛羊等畜牧區常在同一處設置25-30個小圍場（paddock），輪流在這些小圍場輪流放牧動物，如先放入牛隻，待圍場內牧草普遍被啃食後，再放入雞隻，雞可扒食牛糞中所含有的昆蟲幼蟲，待牛糞被扒散開後，圍場內的幼嫩牧草長出，再放入羊群。如此輪流放入飼養動物，可有效打斷寄生蟲和寄主之間的循環史，也有效減少寄生蟲寄生在飼養動物身體的危害程度。如此周而復始在小圍場放養不同動物，可提升動物的免疫力。而慣行畜牧業多以餵食或注射抗生素及生長激素的方式預防各種疾病。兩種大不相同。

有機農畜產品價格疑議

根據前述兩項說明，可理解有機農業的生產成本比慣行農業高的部分理由，加上投入的勞動力比機械化的慣行農業大，造成人事成本大幅增加，以及花費學習有機防治病蟲害方面的費用及時間，以及申請有機農業的資格證照，申請有機驗證及更新所需繳交的費用，採購有機動植物種源及相關器材等，致使生產成本比慣行農業多很多。

不過，實施有機農業需要額外的勞力，所以可增加30%的工作機會。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刊」(PNAS)第117卷第6期的報告稱，有機農田的產量雖然較慣行者微低，但在有機農田中的生物多樣性多了34%，農民所獲利潤反而多了50%，以致提升了社區的經濟水準，增進了社區的繁榮。

討論及建議   

以美國為例，1996年時約有50%的消費者認可有機農業產品，根據「有機貿易協會」（OTA）2017及2018年的有機產業調查，美國消費者購買的所有蔬果中有14.1%是有機產品，所有乳製品中有8%是有機產品。另根據位於瑞士的「有機農業研究中心」（FiBL）及「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於2025年發表的年報，美國於2023年有機農產品的消費總額為625.4億，國際有機食品的市場金額於2024年是1993.5億，到2032年將增至5296.4億。美國到2032年時有機市場會增加1854.7億，估計「年增複合成長率」（ARG）為12.99%。有機消費成長趨勢於2011年時已有超過78%以上的家庭樂意採購有機農產品，2017年時已有83%的美國家庭有購買有機農產品的經驗，年輕人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已成為忠實的有機農產品消費者。

美國的消費趨勢勢必成為未來選購有機食品的發展趨勢，但台灣目前的有機農業生產面積僅占耕地的2.2%。為因應未來有機產品需求的增加、增進人民的健康品質、提高農民的收益及振興農村經濟，政府理應補助農民所需的有機農業資材經費、教育農民實施有機農業應有的技術與方法，如此才是未雨綢繆的根本之道！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日前新聞媒體報導：台北市有一清潔隊員，把清運拾獲僅值32元的舊電鍋送給拾荒者；被地院一審判侵占罪，處徒刑三個月，緩刑二年、褫奪公權一年。如此特殊的司法微案引起各方議論。

這情形讓人注意到，「微罪」是否可以「除罪化」的刑事法制問題。因為如果社會價值觀念上，認為不必煞費周章地去究責某些輕微的犯行，既可避免司法資源的虛耗，又可減輕基層執法人員的工作負擔；那麼制度的設計確實值得加以考量。

按刑法的基本原理，犯罪之成立，必須客觀行為先符合法條所明定的「構成要件」，然後又具有「違法性」，以及「故意」、「過失」。而過失行為原則上不處罰，必須法條有明定處罰才處罰。

傳統理論認為，犯罪類型的「輕微」或「重大」，只是量刑輕重的問題，而不是犯罪「成立」或「不成立」的問題；所以「微罪」仍是「罪」。然而，各國司法實務運作上，基於人民法律感情的認知，似乎多已有所調整。

日本法學界首先提出「實質的違法性」概念，認為客觀行為雖構成法條所定的犯罪類型，然而如果情節甚為輕微，不加處罰並無違一般人的社會價值觀，則就根本不將之認為是「犯罪」。日本司法實務上也就採行這樣的觀點。

台灣最高法院74年臺上字第4225號判例亦指出：「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但如無實質之違法性時，仍難成立犯罪。」此判例原是針對一件侵占罪案，因被告所侵占之物的價值甚為輕微，而直接認定「不成立犯罪」。有關理由則進一步說明：「其侵害之法益及行為均極輕微，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罰之必要；且此項行為若不予追訴處罰，並不違反社會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自得視為無實質之違法性，而不應繩之以法。」

再參考中國大陸刑法第13條但書明文規定：「…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從而可見，「微罪」不成罪，已是各方刑事法制上的通例。

綜上所述，台灣檢、審及警察的執法實務運作，「微罪除罪化」確實具有可行性。接下來，應可進行立法上的明文規定，以期刑事法制臻於完善。

（作者係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南韓自2025年2月24日開始，推出電子入境卡（E-Arrival Card）系統，並擬於2026年全面取代紙本。該系統將台灣旅客赴韓出發地、或自韓返台目的地標示為CHINA (TAIWAN)，被認為是「矮化台灣主權」，引發台灣各界熱議。

據媒體報導，台灣當局曾針對南韓的舉措「持續交涉未果，才透過正式新聞稿呼籲」。外交部亞太司官員表示，「注意到台韓在貿易上存在鉅額逆差」，並稱我方「將檢視雙方關係以研擬可行方案」。

12月10日，賴清德主動提出，「台灣跟韓國民間交流非常密切，經貿往來也非常多，在此情況下，希望韓國也能夠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讓兩國都能攜手前進、穩定區域和平，促進區域繁榮發展。」話講得冠冕堂皇，卻顯示他對南韓國情和外交本質一無所知。對此，南韓外交部12月11日再度發聲，強調南韓與台灣雖無邦交，但雙方維持非官方的實質合作一向穩定，此立場並無改變。

其實，1992年8月南韓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至今已有33年。建交文書白紙黑字寫著，南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台灣屬於中國。因此，就南韓政府的立場來說，稱呼中國（台灣）並沒有錯。

韓台斷交後隨即斷航，到次年7月雙方簽署了「新關係架構協定」，台方才設立新館處所並且復航，但雙方官方關係並不密切。尤其，李在明上台以來，外交上明顯重中輕美、希望兩韓能走向和平統一，對中國大陸和北韓不斷主動提出善意，對金正恩的態度更是小心翼翼。

尹錫悅之前與拜登所建立的韓美關係早已轉變，而川普在與李在明會談時，曾要求南韓投資美國3500萬美元，李在明拿不出來，美韓關稅協議至今尚未簽署，似乎也沒有什麼迴轉餘地。

不過，李在明目前在國內遇到的問題也不少。2026年是關鍵年。一方面1月18日尹錫悅拘留期限屆滿，現任總統與前總統間的鬥爭屆時會更激烈。李在明和執政黨口口聲聲要拿內亂罪扣在尹錫悅的頭上，尹究竟會不會被判內亂罪，將於2月由承辦法官池貴研定奪。在野黨也已要求法院重新審理李在明的五件司法案件。另一方面，6月要舉行地方選舉，結果如何尚難預估。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