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底新北市有四位不到35歲的年輕人參選市議員。
張宸浩:青年應站出來
張宸浩律師日前在「老外辱司機還要告網友違反個資法」事件中,義務幫助網友辯護,被網友封為「正義律師」,他則謙虛地說「我只是在做一些我覺得對的事情」。
33歲的張宸浩今年底要參選新北市三重、蘆洲議員。至於為何出來參選,他表示,台灣現今政治環境惡劣,政府似乎永遠沒辦法把事情做好,尤其缺乏青年政策,導致青年們有志難伸,人才嚴重外流。此外,他也坦言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對未來不能光抱怨,總要有青年站出來。
對整個新北市房價居高不下的問題,他表示,主要問題是投資客囤房嚴重,未來將運用法律專業修改房屋稅制,其中包括持有稅、豪宅稅、地價稅等。另外,他說三重、蘆洲發展較早,許多街道規劃還停留在早期型態,導致車位嚴重不足,許多攤販也無法有適當的地點營業,未來應透過公有地的活化解決車位問題,整體街道也應朝設置「公辦都更」方向重新規劃。
張宸浩強調,自己靠勤跑基層與新一代的網路宣傳方式競選,沒有企業及財團贊助,未來如能當選,有信心在沒有包袱的情況下,可以大刀闊斧地執行自己的理想。
何孟哲:用專業打造新店
今年剛滿30歲的何孟哲將參選新北市新店區議員。
擁有建築及音樂雙學位的何孟哲,從小就關注公共議題,他說「政府官員只有在災難發生後才跳出來罵人,事前都未請專業人員做好規劃」。
8月15日新店發生氣爆時,擁有都市及建築規劃師執照的何孟哲正好在附近拜訪長輩,他第一時間運用專業了解現況,並馬上質問欣欣天然氣,在主幹與支幹管線出問題時,所做的應變措施是否到位。
何孟哲表示,他計畫將市區管線重新檢驗及配套,也想針對市區的老舊房屋進行「屋齡健康檢查」。他認為,房屋在超過一定的年限後,屋體的結構將無法耐久,如一旦地震或土石流來,房屋恐將無法承受,因此,必須透過檢查、改進來避免災害。
此外,他也提到「新店沒有理由輸淡水或台北市的藝文特區」,新店開發得很早,擁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文化古蹟,加上依山傍水、地靈人傑,未來將透過自身的藝文專業及文史工作經驗,讓整個大新店成為人文與建設並重的地區,屆時也將連結深坑、石碇、坪林及烏來選區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形成文史觀光黃金走廊。
王炳忠:政治應世代交替
原本就活躍於社運界,口才、文筆一流的王炳忠,在經歷「反反服貿」後聲名大噪,他在電視談話節目裡對獨派的直言駁斥,令很多人印象深刻。
剛滿27歲的王炳忠表示,許多學運分子利用「太陽花之亂」,累積自己的政治能量,他呼籲「為飛」做歹二人組(林飛帆、陳為廷),有本事就「出來選」,不要只躲在立法院開「人民議會」,企圖用「旁門左道」來混淆視聽。他也表示,自己就將依循民主管道參與選舉,爭取選民的支持,因為只有選票才能代表人民的聲音。
王炳忠說,板橋區為新北市政府的所在地,這一次之所以會選擇這裡,是因為這裡藍綠板塊平均,又是全台灣最大的都市,足以作為全台灣民意的縮影。
王炳忠坦言,有人勸他年紀輕輕,不要因參選而毀了前途,不過,他相信市民有足夠的素質,大家都討厭黑金政治,而政治也長期遭地方派系把持,他這一次勇敢站出來,就是要以青年的身分,進行政治的世代交替!
林明正:為青年發聲
「抗獨史陣線」發起人林明正今年35歲,將在新北市土城、樹林、三峽及鶯歌參選議員。
針對自己選區內有許多特區及重大房屋建案,林明正表示,現在許多青年買不起房子,政府應該多建造社會住宅來解決。他以法國巴黎為例,國家在建造社會住宅時,會要求建商撥出一定的比例蓋社會住宅,使住宅沒有階級之分,也就是說,有房子住,應該是一個基本的人權,國家應該拿出魄力立法並實行。
另外,林明正認為,選區內的交通問題亦是一大考驗,交通是活絡城市的重要建設,而目前這些地區的捷運路網落後台北市太多了。在台北市房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已有許多台北市民移居新北市,要如何加速這些地區的交通建設,將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林明正最後表示,很多青年在碰到與自己有利害關係的議題才會跳出來關心,而對自己無關的則眼不見為淨,這分明是「柿子挑軟的吃」、「雙重標準」。身為青年,他未來將會以過去關心政治的熱誠,以及青年的同理心,持續為青年發聲。
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隅小島;就歷史發展的洪流而言,自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伊始,台灣無疑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台灣問題影響著中國道路,而中國的發展同時影響著台灣的走向。

甲午戰爭揭開了日帝鐵蹄侵華、殖民台灣的序幕。戰後,毛澤東曾對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他也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
甲午戰爭讓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深深體會到「落後就要挨打」,從而團結一致英勇抗戰。甲午戰敗,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另一方面卻也奠定了日後再次走向復興的基礎,「落後」與「復興」是一體兩面、辯證動態地發展著。
甲午戰爭以降的120年歷史,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在歷史命運上的緊密相連、共同脈動。台灣人民50年血淚抗日,與大陸人民共同迎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只讓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感同身受,更是本省青年熱衷學習國語的難得材料。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不少本省青年因對「白色祖國」失望,繼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然介入中國內戰,致使兩岸分裂至今,也開啟了國民政府對認同新中國的左翼青年,進行白色恐怖政治撲殺。
從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痛經驗,正是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根據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晚清劉銘傳治理台灣已達「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此時的日本則處心積慮「脫亞入歐」,在台灣的建設完全是配合日本的軍需產業,劉進慶對此評價為「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
經過120年,世界格局劇變,中、日兩國的實力也發生顛覆性的轉折,但兩甲子以前的甲午戰爭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鑑,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必然要解決的歷史難題。
台灣人民是中國道路的主人,如何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發揮主動權,這是歷史留給台灣人的考驗。
(作者係專欄作家)
附加資訊
- 作者 張方遠
- pages 61
- 標題 甲午兩甲子再思台灣問題
陸生蔡博藝競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一波數折。初始,台獨分子反對,大陸人豈能參加台生選舉?然而,陳為廷聲援,蔡博藝是「同志」,占立院、攻政院,無役不與,可以參選。隨後,激進獨派譴責天真,更主張陸生來台、陸資來台、所有學術交流都應禁止。

依大學自治法規,蔡博藝符合規定,當然可以參選。各大學學生自治圈中,各國學生參與不在少數,以台灣大學為例,美籍、日籍及泰國籍的學生皆曾投入選舉。何況依照憲法,兩岸本一國,大陸人、台灣人皆是我國人。因此,不論將對岸視作「外國」或「國內」,蔡博藝的參選合法應當,又為何起漣漪?
獨派認為,放縱陸生選舉,將侵蝕我國民主。此種恐嚇,十餘年來我們聽得多了:開放小三通是通敵、開放包機直航「民航機內有解放軍」、簽了ECFA會「450萬人失業」、陸籍配偶是「嚴重國安問題」、服貿通過全台都將失業……。恐嚇的謊言至今仍有愚人深信跟隨,但,綠營大老爭相與對岸交流,台灣民主不因兩岸來往而有絲毫毀損。
此種「陸人來台,台被赤化」的論述,不僅忽略現實,更是把台人當白痴。蔡博藝選會長能否當選,端視學生的支持與否,而當選後所推行的政策,也須通過學生議會的監督,如獨斷通過決議,必遭學生反彈,增加對大陸的排斥。如此,又如何洗台灣學生的腦?侵蝕民主?
值得一提的是,陳為廷力挺蔡博藝參選,非因兩岸一家或信任民主機制,是因蔡屬同志。先不提結合蔡博藝等陸生攻打行政院有多荒謬,試想,若有陸生出來積極反對太陽花、堅定兩岸統一理念,陳為廷還會如此相挺嗎?所以,獨派眼中:大陸人在台,能否從事何種行為,不是依據法律,而是通過思想審查,台獨,利於我,就該挺;反獨,不利我,就該殺。
大唐胡漢一家,廣納四方人才,而有盛世;獨派分裂兩岸,狹隘抗陸仇中,又焉能不衰敗?台生於大陸就學,競選及擔任學生會長、副會長等案例並不鮮見,獨派閉鎖而大陸開放,兩相比較,高下立判。一個蔡博藝,顯現兩岸博弈,台灣不應再懼怕與大陸競爭,更應主動赴陸競爭、並與世界競爭。獨派與其抗拒陸生來台,不如鼓勵台生赴陸,競選會長,「讓我民主台灣照耀中華」!
附加資訊
- 作者 侯漢廷
- pages 60
- 標題 一個博藝 兩岸博奕
自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共在治理黨內腐敗問題上初步取得顯著成效,不僅打破了所謂「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潛規則,而且基本遏制了黨內存在的種種不正之風,改善了中共的整體形象和社會聲譽。在此,有必要探討中共自我糾偏和強力反腐的特殊機構──中共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紀委),該制度設計對中共的自我淨化和增強執政能力,具有相當助益。
曾經存在監督困境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陸引入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加入世界經濟貿易組織之後,大陸在各個層面逐步融入國際社會。面對豐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和金錢至上的市場經濟,加之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不少中共幹部難以抵擋物質誘惑。對此,中共將反腐敗鬥爭提升到能否長期執政的高度,並先後查處了許多重要案件。但從社會觀感來看,腐敗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反而呈現出惡性膨脹和強烈反彈的特徵。從制度因素來看,這與特定時期中共黨紀監督的相對弱化關係密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共紀委組織的上下級關係相對特殊。在黨委機關的縱向組織結構上,中共紀委部門的上下級關係具有一定特殊性,相互之間的獨立性較強。當上級紀委發現下級黨委領導幹部貪腐違紀時,在調查過程中並不一定會主動要求涉事官員所在的紀委部門予以配合,有時會等相關調查水落石出後才通報下級紀委;如果涉及重要人物的調查取證,為避免打草驚蛇,上級紀委會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進行。與此相對應,下級紀委在調查取證幹部管理許可權內涉事官員的違紀行為時,如果可以自行處理,則不必請示上級紀委,如果是上級紀委交辦的案件,則須向上級彙報。顯然,儘管上下級紀委之間的分工有助於明確責任,但在面對腐敗問題頻發的當前,這種工作模式並不利於遏制層出不窮的腐敗行為。
二是地方紀委實質受同級地方黨委機關制約。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地方紀委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的雙重領導。但在實際運作中,各級紀委的人事、財政等核心權力都歸同級地方黨委直接領導,這就意味著同級紀委監督當地黨委書記等人面臨不少阻力。一方面,各級地方黨委書記或向上級紀委推薦本地區紀委書記的人選,或者接受上級建議而任命某位地方常委擔任,但無論如何都自然會傾向於提拔自己中意的人選;另一方面,即便同級紀委有意強化對地方黨委書記或常委的直接監督,但地方紀委在發現同級黨委委員出現違紀行為後,除向上級紀委彙報外,還需要向同級黨委彙報,這就容易導致不少調查面臨重重困難。
三是中央紀委不定期派出各類巡視小組。在地方紀委監督乏力的情況下,中紀委也會不定期地派出巡視小組分赴各地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等機構,在規定的派出時間裡,允許社會公眾以電話、郵件、網路等方式,舉報涉及當地黨員幹部的腐敗等違紀行為。這一作法有利於收集社會對地方黨政幹部的態度,同時也便於發現一些涉嫌違紀官員的問題線索,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監督方式。自2003年巡視工作運作以來,這種巡視方式的時間持續較短,一般只有兩個月左右,往往數年才能完成一輪派駐巡視計畫,使得一些關鍵性腐敗問題難以及時發現。
全面提升監督力度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將反腐倡廉作為扭轉社會風氣的突破口,而強化紀委部門工作就成為重要路徑選擇。在「蒼蠅和老虎一起打」的過程中,中共紀委部門在調查取證的過程中,迅速強化和理順了權力結構。
一是強化上下紀委之間的直接領導關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為改變地方紀委工作的被動局面,在重拳出擊反腐的過程中,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對省級紀委的控制力度全面提升,希望能進一步將以前的雙重領導關係,轉變為垂直領導關係,這一主張一旦實現,就意味著地方紀委受當地黨政部門的牽制因素大大降低。具體而言,中紀委應當將直接提名省級紀委書記人選的制度規定常態化,使監督者處於相對獨立的地位,從而有助於強化對同級黨政機關的監督力度。
二是全面完成中央紀委的小組輪迴巡視。自2013年5月底中紀委開始派駐新一輪的巡視小組以來,已經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完成對大陸所有省份和部分大型企事業單位巡視(參見下頁表1),並由此發現一批重要問題的線索。在已經完成的數輪巡視過程中,發現和公布問題的效率極高,往往令一些違紀官員在尚未知覺的情況下,就在會議中途或者家裡被直接帶走調查。同時,對於具有確鑿證據的涉事官員,中紀委和地方紀委會在短時間內,通過網路管道,向社會公開宣布。
三是加大懲處各級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自2012年「八項規定」出台以來,各級黨政機關在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等隱形腐敗方面有了明顯的收斂;同時,中央紀委持之以恆糾正「四風」,對那些利用傳統節、假日和婚喪嫁娶等時機的斂財或送禮行為,中紀委發佈了一系列通知予以明令制止,違紀者依情節嚴重程度予以相應級別的懲罰。此外,針對一些黨員幹部存在的「裸官」現象,中紀委要求各地黨政機關盡快排查摸底,對那些不聽從組織安排的幹部要及時調離領導崗位。

制度化成為必然的選擇
黨紀國法已成為大陸的習慣用語,但兩者具有明顯的適用範圍。對前者而言,在將近9000多萬名普通黨員中,只有領導幹部涉嫌貪腐時才會被紀委機關秘密調查取證;對後者而言,一旦被紀委部門認定為嚴重違紀之後,需要追究其刑事責任者,就會按照程式移交給司法機關正式立案調查。可見,中共的各級領導幹部一旦出現貪腐行為,不僅會被紀委機關調查取證,也會視情節嚴重程度決定是否交由司法機關審判。
附加資訊
- 作者 劉海潮
- pages 56
- 標題 中共黨紀監督走向制度化
今年年底九合一選舉剩下不到100天,第一屆直轄市長花落誰家,是204萬桃園選民的關注焦點。參選的有國民黨現任縣長吳志揚、民進黨桃園縣黨部主委鄭文燦與綠黨的呂東杰。桃園縣的選民結構藍大於綠,約是6:4,在市長選舉中,小黨幾乎沒有空間,目前看好度吳志揚絕對高於鄭文燦,但在選前只要一方發生重大弊案,選情都會發生大逆轉。
今年5月30日副縣長葉世文發生八德合宜住宅收賄弊案,導致吳志揚民調下滑。吳志揚明快地將五位一級主管調離現職,請檢調介入調查,8月21日TVBS民調,吳志揚已自谷底上升至42%,比起鄭文燦的34%,多了8%,隨著選舉日子的接近,吳志揚的勝算可說是越來越大。
至於綠黨的呂東杰,現年48歲,是一位住在大溪鎮的農夫,曾經創業賣清潔劑,多年前加入荒野保護協會成員,開啟參與非營利組織之旅。他認為唯有參與政治,才有機會改變政治。
從1997年呂秀蓮以375,500當選桃園縣長以來,2001年朱立倫以441,872票當選,2005年朱立倫再以488,979票,大贏民進黨的鄭寶清18萬票。2009年吳志揚小贏鄭文燦49,000票,客家黨的吳富彤獲得15,807票,也是這幾次縣長選舉小黨得到的最高票數。
可以預判綠黨的呂東杰得票數應該在2萬票以內,不足以影響選情,但值得注意的是綠黨的理念吸引不少厭惡藍綠惡鬥的選民關注,加上環保意識高漲,未來若搭配市議員參選,或許有機會成為鼎足之勢。
吳志揚2009年小贏鄭文燦49,000票,主要是因吳志揚當年和前任議長曾忠義兩人競爭國民黨縣長候選人,雖然最後在老爸吳伯雄的強力運作下打敗曾忠義,但造成支持曾忠義的選票轉向,影響了得票數。
今年5月2日,鄭文燦在彭紹謹與鄭寶清兩強夾擊下勝出。鄭文燦在獲提名後,除了拜會兩位民進黨的競爭者,聘請前副總統呂秀蓮、前主席許信良、黃主文、邱金標擔任榮譽主任委員,還聘請鄭寶清擔任北桃園競選後援會會長、彭紹瑾擔任南桃園競選後援會會長、彭添富擔任客家後援會會長、黃適卓擔任競選總部發言人,後四者都是前立委,足證陣容強大。
此外,鄭文燦提出許多交通建設的白皮書,如桃園縣境內交通路線資源整合後,實施8公里免費公車、並推出桃園山線、海線假日免費觀光公車措施,針對吳志揚航空城開發的種種質疑做為政見的主調,顯已獲得不少選民的認同,在葉世文案發爆發後,鄭文燦的民調一度超過吳志揚5.5%。
不過,隨著葉世文案逐漸冷卻後,吳志揚的民調逐漸回升,《蘋果日報》在6月9、10日做的民調吳志揚36.76%、鄭文燦42.27%,7月9、10日的民調吳42.63%鄭39.60%;5月2日《自由時報》民調吳35.59%鄭32.50%,6月26日吳36.83%鄭31.64%,但看好度吳43.15%,鄭只有15.35%。
凡此種種都凸顯出,在桃園縣藍綠對決時,藍營只要不犯太大錯誤,總是會勝選的。吳志揚四年來也的確有用心,經營桃園縣各項建設,例如最近中路重劃區的施工、南崁溪與老街溪的整治,獲得民眾很大的迴響。所以對手要找他的缺失幾乎不多,除了航空城外,也別無其他問題可打,與其說執政是包袱,還不如說是吳志揚的利多。桃園204萬選民都希望,吳志揚能帶領桃園縣成為新的桃園市。
明眼人早就看出,這一局吳志揚會繼續連莊,但他若太過大意,也會導致局勢逆轉,所以吳志揚在任何集會場合都會反駁外界指控他重南輕北。他表示,如果當選,一定要讓桃園市各項建設及社會福利措施超過現在的五都,讓桃園市成為六都的典範城市。
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這場市長選戰與其說吳志揚實力堅強,還不如說鄭文燦實力太弱。桃園縣在朱立倫時代就已奠定良好的施政基礎,如南崁溪的整治工程,一路延伸至吳志揚時代,目前除溪旁工廠污廢水的排放有明顯的改善外,溪內的魚、鳥類的生態也都已恢復,民眾假日騎在自行車道上好不愜意。
再者,今年4月桃園農田水利會的會長選舉,國民黨並未推出人選,由民進黨現任會長黃金春同額參選,並以22,168高票當選,可見水利系統的票已被國民黨囊括。至於其他諸如農會、漁會、合作社等民間社團,國民黨布椿已久,所以這場選戰的結果已非常明顯。
吳志揚現在在意的是能贏手多少票,當然希望愈多愈好。根據吳身邊核心幕僚表示,原則上要超過四年前的49,000,目標則放在超過10萬票。不過,吳志揚用人的方式,地方耆老大都搖頭,因為吳志揚從來沒有自己的人馬,許多局處首長都由外地、黨部或中央來的,他們不熟悉地方生態,且常與地方發生磨擦,這減損了吳志揚認真做事的力量。也因此,桃園縣本來就地靈人傑,吳志場若當選,應該好好培養在地的人才。
(作者係桃園縣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
附加資訊
- 作者 陳華興
- pages 54
- 標題 桃園縣升格後的市長選情分析
年底選舉進入倒數破百的重要時刻,藍綠陣營也莫不開始擂起戰鼓,勇往直前,希望能在最後贏得勝利的戰果。究竟藍綠雙方在六都市長選舉和其他縣市長選舉上能有多少斬獲,不但攸關2016總統大選的布局,更將直接衝擊中央政權的是否輪替。過去民進黨一度在地方選舉上達成「地方包圍中央」的聲勢,為日後的政權輪替奠定基礎;如今一旦只要能再度重演「地方包圍中央」的戲碼,或是在六都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都將讓國民黨在2016總統大選時面臨嚴酷的挑戰。
根據TVBS的一份民調顯示,今年底的選舉扣除外島的金門、馬祖和澎湖,台灣本島的19縣市中,國民黨可望拿下11席,民進黨則可攻克8個縣市,雖然只差三席,但這個結果恐怕不容國民黨樂觀;不過更嗆的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喊出今年底要拿下10席縣市長,如果達標,國民黨恐怕不但要低頭認輸,更可能要在2016總統大選,面對政權再度輪替的苦果。
以最受關注的台北市而言,打著在野大聯盟旗號的柯文哲,雖然民調支持度比國民黨的連勝文多上11%,但不論輸贏都不能算在民進黨的帳上。台中市的胡志強雖然近來急起直追,雙方差距已拉近到只剩9%,但民進黨的林佳龍畢竟也在台中深耕多年,實力頗為堅強,未來國民黨能否從擁有160萬人口的舊台中縣成功逆襲,再結合台中市原本的110萬人口中的優勢,來個反敗為勝,就看操盤者的最後能耐。
從六都市長選舉來看,六都人口約占全台灣的71%,因此藍綠陣營中誰能在六都選舉中占得優勢,無疑將在日後總統大選上具有相對優勢。以目前的民調態勢,扣除台北市,藍軍在新北市和桃園市領先,綠營則在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贏面大;如果連勝文能在最後關頭勝出,藍綠將可以3:3打成平手;如果連勝文敗選,藍綠之間的比數恐只落到2:3+1的局面。
至於其他縣市方面,藍綠都各在一些縣市出現內部紛爭的情況。像基隆市,國民黨將原本提名的黃景泰撤銷提名,改派謝立功上場,但黃景泰堅持不退,日後藍軍內鬥的結果是否會重演當年劉文雄、許財利內訌,反讓民進黨李進勇當選的結果,讓代表民進黨參選的林右昌出線,對國民黨而言,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迴旋空間,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至於最後是否能夠操作「棄保」,也考驗國民黨的智慧。
同樣地,民進黨在新竹市也同樣面臨同室操戈的情形。前新竹市長蔡仁堅回鍋參選,但蔡英文堅持提名才擔任一屆市議員的市黨部主委林智堅,且未辦初選,引起外界質疑民進黨「黑箱作業」。
除基隆市外,國民黨目前在彰化縣、南投縣和雲林縣,也都有著內訌的危機。彰化縣林滄敏雖然在初選勝出,但敗選的現任副縣長柯呈枋背後的卓伯源,似乎還未打消「杯葛」林滄敏的意圖,如果國民黨無法適時出手緩解,彰化縣選情未必能夠順利過關;同樣在南投縣方面,初選勝出的林明溱,面對前縣長李朝卿之妻簡素端挑戰的隱憂,還有待國民黨加以化解,否則面對具有爆發力的民進黨提名人李文忠,恐怕將陷入苦戰命運。至於雲林縣的張麗善,雖然有兄長張榮味的全力加持,但內部還是有前立委許舒博之兄、環球科大校長許舒翔的威脅,如何化解,將決定張麗善能否全力對決李進勇。
不過,國民黨雖有多處兄弟鬩牆的困境,但近來也傳出一個好消息,嘉義市蕭家班的蕭淑麗決定退選,讓國民黨提名的陳以真終於可以鬆口氣,卯足全力對決民進黨的涂醒哲,雙方的民調差距愈來愈近,對藍軍而言堪稱一大利多,士氣也為之大振。如果國民黨可守住嘉義市,在象徵意義上,至少不至於讓藍綠防線,一下子就從濁水溪大幅北推至大安溪。另外,傳統就是藍軍鐵票重鎮的桃竹苗地區,除新竹縣出現前縣長鄭永金因和現任縣長邱鏡淳素有政治恩怨,決定再度出馬參選,造成黨內內訌危機外,苗栗縣和即將升格為六都之一的桃園縣則可望順利過關。
整體來看,北台灣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桃園市人口約占全台灣45%,南台灣的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人口則在27%左右,南北不但有差距,人口數也有相當距離,所以,中台灣的選情就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影響。中台灣人口約占25%,只要民進黨拿下台中市,再加上南台灣深耕的綠化優勢,未來2016總統大選,民進黨將可望發揮揮軍北攻的強力攻勢,一旦台北市最後失守,國民黨勢必面臨一場艱困的戰局。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附加資訊
- 作者 宣平偉
- pages 52
- 標題 選舉倒數 藍綠比高下
中國是最先開始與軸心國日本作戰的國家,可惜由於戰後分屬於東西方集團的兩岸政府長期對峙,中國對二次大戰的貢獻刻意被世人淡化,所以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中,很少看到有關二次大戰中國戰場的報導。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現代政治與歷史系教授羅納‧米特(Rana Mitter)去年9月出版了《被遺忘的盟友 (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 1945)》這本書,想要為中國在二次大戰的地位「平反」。他認為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犧牲慘重,貢獻極大,但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就被西方盟國遺棄了。
該書裡記載,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表示,由於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浴血抗戰牽制了大半的日軍,阻撓了日軍與德軍從東西兩面對蘇聯的夾擊,同時也牽制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兵力部署,阻止日軍攻陷印度,與德軍會師中東,對同盟國的勝利貢獻很大,因此高度評價了中國在二次大戰同盟國的地位,也促成了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獲得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書中表示,既然英、美都承認中國對二次大戰的巨大貢獻,為什麼在戰爭尚未結束就和蘇聯簽訂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讓中國這個戰勝國一無所獲,反而縱容蘇聯肆無忌憚地掠奪中國東北的工業設備及資產,又阻撓了中國對日應索取的戰爭賠償,這算甚麼國際正義的維護者與並肩作戰的盟邦?
米特教授認為,國共內戰使中國錯失鞏固戰勝國國際地位的最佳時機,既沒機會參與盟軍佔領日本的行動,亦失去收復琉球的時機。由於國民政府對內忙著國共內戰,中共建政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接著韓戰爆發,台灣接受美國的協防,中國大陸從盟邦變成敵國,海峽兩岸都不再有資格與美國分享二次大戰勝利的成果。現在回首,那一場國共內戰帶給中華民族的傷害有多大,真是讓人不勝唏噓。
《紐約時報》去年10月18日刊出羅納‧米特教授的文章〈世界虧欠中國的戰爭債〉表示:「因為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對同盟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巨大貢獻不但未被國際社會承認,更從未被轉化成為中國在該地區應有的政治影響力,對中國人而言,心中始終有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憤懣。如果因為美國曾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日本是其長期滯留西太平洋的藉口,那麼中國對二次大戰的巨大貢獻,為何不能轉換成被人尊崇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日本有學者曾表示,二戰期間中國戰場的主要對手是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最後日本在華派遣軍投降的對象是同盟國「中印緬戰區最高統帥」的蔣委員長。現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國大陸政府,若不願意正視蔣委員長領導抗日的這段歷史史實,日本否認侵華戰爭,又有何不可?甚至編纂出所謂「進出中國」… 這類否定歷史、荒誕不經的謊言。
2005年,胡錦濤以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說:「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型戰役,給日軍以沈重打擊,…」。該講話肯定了國軍官兵在抗日戰爭期間,犧牲奮鬥的豐功偉績及所應得到的榮耀與尊崇,在台灣受到高度肯定。
在台灣長大的我們,從海內外公開發行的歷史文獻,當年參與抗日戰爭前輩們的口述歷史和著作中可瞭解,胡錦濤的講話與史實相符。這些國共兩黨合作,共赴國難,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應以非常公正的態度被忠實地記錄下來。兩岸政府更應該捐棄成見,誠實面對歷史,共修中國人民的抗日史實。
去年大陸社科院出版的暢銷書《蔣介石傳》,已開始以蔣介石的日記作為分析基礎,客觀評價蔣委員長在北伐及抗戰期間的歷史功績,讚揚了蔣委員長堅定不移,艱苦卓絕地領導全體中國人民的對日抗戰,凡此種種都是增進兩岸人民互信的重要舉措。
中國記錄抗日戰爭的影片並不多,但是由當時歐美媒體的報導,留置在兩岸政府以及民間的影像及照片,日本留下的記錄影片及戰後對於雙方參戰人員的訪談記錄等,應該可以編輯出一部完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實》記錄片,通過真實影像的呈現,記述中國人民上個世紀那場「偉大衛國戰爭」的悲壯史詩。
兩岸若能統整對抗日戰爭的立場與史觀,可以邀請《發現》及《國家地理雜誌》,以二戰的中國戰場為主題製作一系列報導。通過他們在全球的播出,用影像闡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實》,讓全世界人瞭解中國在對抗法西斯侵略戰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尤其可以讓日本人民瞭解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凶殘本質與豺狼野心,徹底揭穿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教科書的卑劣行徑。
透過國際媒體公正客觀的報導,通過歷史史實的重現,一方面可以凸顯中國在二戰期間對亞洲及世界和平的貢獻,另一方面可以闡釋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後,將會帶給亞洲一種穩定的力量,如此將有助兌現69年前中國應該得到的「區域政治影響力」。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從這本書體會到自立自強的重要,以史為鑒,多一分警惕與反思。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附加資訊
- 作者 蔡翼
- pages 50
- 標題 二戰勝利國際社會欠中國的!
今年9月3日是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的第一個法定抗戰勝利紀念日。該會通過這項決議,不僅要提醒全體中國人切莫忘記歷史,對未曾經歷過抗戰艱苦歲月的年輕一代進行歷史教育,同時,也昭告全世界:中國人民一直在堅守著二戰後的國際秩序。
中國八年對日抗戰,付出傷亡3,500萬人的巨大代價,物資損失無法統計。1945年8月15日,失道寡助的日本終於在同盟國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走投無路,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次投降,把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的老本差不多賠光了。這個歷史教訓,對日本來說,應該是很深刻的。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主戰場,日軍大部分軍力都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上。以1938年10月為例,日本陸軍總兵力94%分布在中國。再以1941年12月為例,日軍陸軍總兵力69%分駐於中國;太平洋戰場只占19.6%。到1945年,日軍51%的兵力在中國戰場上,49%的兵力在太平洋戰場上。中國人民以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使它有一個穩定的後方;又支持了美、英的太平洋戰場,大大減少了日軍對他們的壓力;又粉碎了日、德打通歐亞的企圖。
1942年秋和1943年春,盟國取得北非戰役和史達林格勒戰役的重大勝利,已可預計戰爭的勝利結果。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召開四國首腦會議,決定戰爭的最後進程及戰後的安排。美、英、中三國首腦開羅會議在前,蘇、美、英三國首腦會議接著在德黑蘭召開。
《開羅宣言》所確定的原則有兩點:第一是以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是迫使日本退出其以武力攫取之所有土地,包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使朝鮮獨立自由。這是當時美、英、中三大國首腦(實際上包括蘇聯首腦史達林的同意,是四大國首腦)關於二戰結局所作出的最重要決定。
1945年7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波茨坦開會,會後發表《波茨坦公告》,除決定對德處分措施外,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明確開羅會議之條件必須實施,日本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由盟國所決定的其他島嶼範圍之內;日本軍隊必須完全解除武裝,永久消除日本軍國主義,戰犯交付審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裝之工業。
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憲章》,中、蘇、美、英、法一起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聯合國憲章》,標誌著戰後國際基本格局的形成。
1972年中國大陸與日本發表建交公報,日本保證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這份建交公報是中日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表明戰時的文告在國際上發揮公認的國際法作用。
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常常抱怨日本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日本的地位是戰勝國強加的,日本要建設一個新國家。不錯,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是戰勝國共同底定的,但戰後國際秩序本應由戰勝國共同建立,否定這一點,公正嗎?難道要戰敗國來建立他們所想要的國際秩序嗎?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人類走向光明的轉捩點。如果當時德、日、義法西斯獲勝,中國將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追求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蘇聯是否能完整存在;波蘭、匈牙利、法國等國可否保持國家獨立,都要打一個大問號。
不過,二戰後,戰勝國中的一些國家,從冷戰需求出發,逐漸改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立場,開始扶持日本,以蘇聯、中國為敵國。今天遠東和日本的局勢,在一定意義上,是美國等國家養癰遺患的結果。紀念戰勝紀念日,當年的戰勝國應該重新審視日本是否嚴格落實開羅、波茨坦兩個會議的精神,抑制再起戰爭的所有可能因素。否則,世界還將不安寧。
維護二戰後國際新格局,是關乎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的大問題,決不可以小視。德國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在維護二戰成果上做出了應有的努力。日本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承認戰時慰安婦制度,不承認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不承認南京大屠殺,還擴張軍備、大力培養間諜體制、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為修改《和平條約》邁出重要一步。
改善中日邦交,首要正視歷史。當前中日關係出現波折,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政府「購島」、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解禁集體自衛權等一系列事件,嚴重違背了中日之間簽訂的政治性文件的原則精神。要使中日關係正常化,我們更要抓住正視歷史和正確認識歷史這一條不放。只有這樣,中日兩國關係才有可能正常地向前發展。
在迎來第一個抗戰勝利紀念日前夕,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附加資訊
- 作者 張海鵬
- pages 48
- 標題 寫在第一個法定抗戰勝利紀念日前夕
劉源俊,原籍上海市青浦區,1946年生於雲南昆明。1966年自台灣大學物理學系畢業,1972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參與發起《科學月刊》並參加保釣運動;學成毅然回台從事科學教育工作。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任教40多年,曾擔任東吳大學校長(1996.8-2004.7)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2006.1-2008.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1990.10-1993.7)。

劉教授長年關心教育與文化發展,曾四度受邀參加「全國教育會議」(1988、1994、2003、2011),對於教改問題有深刻、獨到見解,並勇於建言。現為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台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童軍總會羅浮暨青年委員會主委、臺灣釣魚臺光復會理事長。
劉教授經常就教育、科學、保釣等領域發表專文及評論,正準備出版《樹人篇:教育與文化理念》、《固本篇:基礎教育析評》、《木長篇:高等教育省思》、《流遠篇:科學發展與教育》等書。
問:1970年代,美國的學術環境及待遇都比較優厚,留學生滯美定居者頗多,您為何學成立即回台任教?
劉源俊答:我1962年從基隆中學保送進台大物理系。當時成績好的學生多以物理學為第一志願,主要是受到1957年10月兩件事的影響: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李政道及楊振寧兩位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尤其是後一事件讓全球華人青年都受到激勵。
然而到大二發現師資極為貧乏;還好當時讀書風氣盛,坊間又有許多翻印的原文書可自修。大三時深感教育需要人來從事,又認識到物理師資匱乏的原因在於優秀校友出國後不回國,於是立志將來一定要投身科學教育。同班同學林孝信積極召集同屆同學籌辦《中學生科學週刊》,也有相當影響。
1967年赴美留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正值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哥大的學潮鬧得很兇。到美國的第一年,遇到多方面的衝擊──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但不久我就決定,寧願做「傻瓜」,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服務。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時,不少同學認為台灣時局不穩,勸我留在美國觀望。但一來我志向已定,二來我是民族主義者,不願為美國人服務,於是束裝回台任教迄今。
問:《科學月刊》為海外保釣運動重要的聯絡網,一本雜誌是如何介入保釣運動的?《科學月刊》出刊至今已44年,有哪些成績?
答:留美期間強烈感受到留學生在思想上的分歧。1969年3月,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就學的林孝信提議辦《科學月刊》,一是想為台灣的科學教育做點事,二是希望藉實際做一件事溝通留學生。最初有11位發起人,林孝信在芝加哥負責聯絡中心及總編輯,曹亮吉協助,李怡嚴回台灣負責發行,我則是物理科召集人及紐約地區聯絡人。1970年1月,《科學月刊》成功在台灣創刊,幾十年下來,撰稿人及聯絡人達200多人。
1970年11月,《科學月刊》費城聯絡人胡卜凱收到胡秋原先生出版的《中華雜誌》11月號,當期刊有王曉波〈保衛釣魚台〉一文,於是與友人共同發起保釣運動。當時胡卜凱問林孝信能否將每月一期的《工作通報討論號》拿來討論釣魚台問題,大家都支持。海外保釣就藉此聯絡網,快速串聯各地留學生展開保釣行動,其中包括兩次大遊行。我曾在〈科學月刊與保釣運動〉文中,記錄了這段時期的發展。
保釣運動使許多海外《科學月刊》成員無暇顧及編物。幸好李怡嚴等人在台灣接棒,《科學月刊》乃得以存續。另方面,國內有關單位難以理解何以保釣在美國突然「火」起來,於是主觀認定有中共滲透、煽動,甚至懷疑林孝信創辦《科學月刊》的動機,這對《科學月刊》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林孝信後來護照被吊銷,十幾年不得回台。
我在1972年回台進東吳大學教書後不久,就接下《科學月刊》的「攤子」,從1973年起,一直以幫林孝信「守業」的心情,以及「救火」的態度,數任總編輯或社長,前後約20年,該刊物終於穩定了下來。2006年我又出任主辦《科學月刊》的台北市科學出版基金會董事長至今。
論及《科學月刊》的成績,簡言之,目前在台灣發行超過40年的民辦月刊屈指可數,而唯獨《科學月刊》屬科學類;它凝聚了一群理科的「清流識士」,不隨波逐流;它是台灣科學教育的代表刊物,其中文章全屬國人自撰自編。
問:您回台後便進東吳任教,後轉校務行政工作,曾任校長八年,去年退休獲聘名譽教授。請談談您在教育工作上的體會,又您在東吳大學校長任內,有哪些突破性的貢獻?
答:東吳大學是台灣第五所大學,也是第一所私立大學,由大陸來台校友復校。它重視中西融貫,超然於政治之外,難能可貴的是董事會不干預校務。當初我偶然得知東吳大學成立理學院,冒昧向端木愷校長毛遂自薦獲聘。後來我親見30多位博士來到東吳任教又離去,我則抱著「士不可不弘毅」的理念留了下來。我在此體會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莫如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的確教出一些在各方面的傑出人才。
我一向以科學教育為職志,未料1996年前任校長章孝慈驟然病逝,經同仁「遴選」,我居然在這一所以法商為主的大學擔任校長。我秉持端木校長「踏實辦學」的理念,努力完成他未竟的志向。我常說,檢驗一所大學辦學良窳的判準,可以濃縮成四個英文字TREE:Tradition傳統深厚、Reputation聲譽良好、Ecology生態卓越、Education教育完整,他們是我「百年樹人」的方針。
在東吳校長任內,以下幾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花六年的時間,以「雙贏」的方式,解決了東吳與台北市府間的校地訴訟案。二是建設城中校區使成一精緻的校園。三是在千禧年東吳創校100周年時,與大陸蘇州大學協同舉辦校慶。四是在1997年及2003年舉辦兩屆關於釣魚台列嶼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五是1999年創始「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這是台灣最早出現的超馬比賽,後來成為國際認可的金牌賽事。六是為避免政商汙染校園,我任內從不邀請政治人物來校。李登輝、陳水扁前總統到東吳參加活動時,「劉校長另有行程不在校。」(笑)
問:私立大學經費來源主要依賴學費及對外募款,您任東吳大學校長時年年有盈餘,對比近年來不少私校因經費困難無以為繼,您在開源節流方面有何特殊之處?
答:我做校長時的社會大環境當然跟現今有相當差異,但辦學總歸要懂得開源節流。我不是會募款的人。東吳大學主要收入來源是學生的學費,在我任內,東吳的學生註冊率從1996年的91%,一下子升到約97%(一直維持至今);教師人數從361人增加到420人,其中博士也從182人增加到283人。我認為辦學做出口碑,優秀教師會來,學生也會進來。
另外在開源方面,我們將部分夜間部的學程轉為「正規部」,另一些則轉為「進修學士班」。該轉型在1997年定案,次年開始施行。
我接任時,東吳大學的淨營運資金約5億,卸任時增加達10億多;校務基金也多了2億多,而且學校也還清貸款。這些資金於是能支應後來在外雙溪校區的建設。
在節流方面,我與同仁們審議預算常「挑燈夜戰」,精打細算,杜絕虛浮浪費。當然該用的錢必須用,用在刀口上。
問:您長期關注教育問題,多次尖銳批判教改政策的荒腔走板,被部分媒體歸類為大砲型學者。您曾參與教改那些部分?對未來教育的走向有何看法?
答:我參與教育改革及批評教改有30年了,這要分為兩段:前10年參與,後20年批判。前10年曾參加《大學法》(1994)、《師資培育法》(1994)、《教師法》(1995)的修法、立法,參加改進大學通識教育的專案,也曾參與整合完成《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1992)。
在《大學法》修法過程中,我曾力爭「大學校長應由遴選委員會產生」。後來證明,在政黨輪替之際,唯獨大學校長的任命不隨之受影響。《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也是我最先提議的。
1994年則是教改的轉捩年。4月10日有「教改大遊行」,同年9月行政院請李遠哲主持「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我在參加第一次會議後就宣布辭去委員。理由大略如下:一、行政院缺乏誠意,沒編列特別預算,也沒到立法院報告;二、該會組織結構上大有問題,例如委員兼執行秘書兼發言人;三、教改會裡安排了好些與教育無關的政治人物和官員;四、教改會明顯排斥師範體系的人參加,且重理工輕文哲。
當時我撰文跟李遠哲辯論,李要廢高職全部改成高中;我則主張高級中等教育必須分流。我也反對廣設大學。之後,林清江、曾志朗主導「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要以「十項基本能力」取代五育,課程、教材與評量「以生活為中心」,還強行在四年內完成「九年一貫」。最後當然成為「九年不一貫」的失敗教改。
現在看得清楚,當時的教改是要為改而改,或為政治服務。我一貫從儒家觀點看教改: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欲速則不達;本不立則道不生。
2003年,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要推「12年國教」,胎死腹中。馬英九總統的第二任期內,又推「12年國教」。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實施「12年國教」的條件,硬推行就是製造問題。當年行政院推「大學追求學術卓越」案,我說:「拙劣的過程,不可能產生卓越的結果」。教育部廣設大學碩士班博士班,我說:「浪費許多寶貴的資源,教出無數沒用的學子。」
《大學法》(2005)與《師資培育法》(2006)大翻修的結果是,教育部益形專制。現在是「教育行政人當家,人家行政當教育。」在少子化浪潮下,可預見在未來10年,高中、大學將面臨「關校潮」。也因為課程設計不當,學生程度愈來愈差。更嚴重的是學子缺了文化認同。公立學校已經偏離教育正途,未來培育人才的功能,可能要依賴民間興學了。
問:您曾說「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我是正派」,而這是胡秋原先生說過的話。請您談談與胡先生的淵源,以及《中華雜誌》對您的影響。另外,也請談談您對中華文化的看法?
答:第一次與胡先生見面是在海外保釣期間,他來哥大演講。1972年我回台後拜訪胡先生,於是忝為《中華雜誌》的一員,我們曾每個月在胡先生家聚會一次。
胡先生強調三大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影響我一生的人士,除父母親外,我從端木校長及李崇道先生學到做事,而於識士風骨、學問態度與歷史政治認識,則得到胡先生教益甚多。我對科學本質的認識,是受胡先生的〈科學甲乙丙〉一文啟發的。
我高中時開始對儒家思想產生興趣,後來在工作中印證,深切體會儒家思想正是「行的學問」。我體會到現代科學精神與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發表〈說科學與儒學〉一文,說未來中華文化的發展,應該是儒學與科學攜手並進。另一篇文章〈說發展科學與民主須以中華文化為基礎〉中提議,兼顧音意而將science譯為「學-驗-思」,將democracy譯為「集謀-共和-制」,期望擷取西方文化精華補強中華文化,進而締造優良現代新文化。用兩句話概括,就是「問學實驗達通思,集謀共和立良制。」
問:自1996年保釣運動風雲再起,您先擔任「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後更成立「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在保釣策略思考上有何轉變?光復會成立以來舉辦過哪些活動?未來有何計畫?同時,您認為民間及政府應如何帶領釣運前進?
答:保釣運動自1972年沉寂後,直到1996年兩岸三地的聯合保釣行動,才將保釣帶入新格局。2008年,我應邀發起中華保釣協會,並被選為理事長。
2010年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明顯是為了圍堵中國崛起,東亞國際局勢也產生巨變。2012年日本上演將釣魚台「國有化」的鬧劇後,台灣當局雖於2013年4月與日本簽署了漁業協議,卻無助於收復釣魚台列嶼。保釣事業「任重而道遠」,為此我思考許久,釣運若要持續,需要一個更具代表性與行動力的超黨派組織,更要讓年輕一代接棒。因此,2013年邀請老中青各界保釣人士成立「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從團體名稱即表明釣魚台列嶼屬於台灣,目前被美、日霸佔,所以要「光復」失土。這與1970年代的保釣相較,包涵了更積極的概念。
在成立之初,光復會就決定將「論述與行動並重」作為組織的核心理念。目前有兩項持續性的工作:出版《光復釣魚臺叢書》,去年已出版第一輯,第二輯預定在年底前出刊;還有,今年4月底舉辦了第一屆《光復釣魚臺行動論壇》,明年3月底將續辦第二屆。
我早在2003年的《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研討會‧代序》中寫道:「海峽兩岸,中華民族;攜手同心,畛疆是固。」從歷史與地理看,釣魚台明顯地屬於台灣,所以大陸不可能越過台灣而取得釣魚台;另方面,台灣實力不足,必須靠大陸做後盾,才能光復釣魚台。海峽兩岸聯手保釣,乃是未來必須走的一條路,也是光復會的明確主張。兩岸民間保釣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礎,未來應該要推升至兩岸政府之間的合作。
附加資訊
- 作者 劉怡芳
- pages 42
- 標題 劉源俊: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自2008年海基會及海協會兩會恢復協商以來,至今已舉行10次高層會談,共簽署以下21項協議,為兩岸三通直航及經貿交流合作建立了明確規範。

ECFA執行至今成效如何?台灣出口競爭力是否因此有所提升?
依據ECFA早期收穫產品清單,大陸同意納入關稅減讓貨品539項,台灣減讓貨品267項,透過雙方之關稅減讓,台灣出口產業取得領先對手,進入大陸市場之優勢。
一、出口:依大陸海關統計,2013年及2014年1月至6月,台灣出口至大陸ECFA早收清單貨品已適用優惠關稅貨值,總計分別約為113.1億及58.1億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12.7%;另廠商節省關稅分別約為6.9億及3.6億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14.7%。
二、進口:依台灣海關統計,2013年及2014年1月至6月,台灣自大陸進口ECFA早收清單貨品已適用優惠關稅貨值,總計分別約為15.9億及9.7億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28.8%。另廠商節省關稅分別約為6,405萬及4,052萬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34.6%。
附加資訊
- 作者 編輯部
- pages 41
- 標題 兩岸兩會2008年恢復協商至今,簽署了哪些協議?
美國自從戰略重心轉向亞洲,採亞洲再平衡政策以來,與日本在東海的第一島鏈海域大玩戰略權謀,使得日本公然將中國領土釣魚台收為版圖,美國竟以《美日安保條約》維護之,中國亦不多讓,劃東海識別區,故東海海域已成僵局;美日乃移師南海,以為過去多年中國在南海失去島嶼更多,又沒有像保衛釣魚台的群眾運動,欺中國對南海「尚無覺醒之男兒」,故在此發力。
自2010 年美國務卿希拉蕊公然宣稱南海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以來,討論南海問題的文章甚多,但筆者以為尚缺全面的戰略思路,故願以拙文,簡論南海問題的幾個面向及解決之道。
南海問題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島嶼被大量侵占,資源被侵略者大量開發的問題。主要為越南與菲律賓所侵占,尤其越南為主要的侵占國,占領了29個島礁,而且對整個南海地區野心極大,非法開採油氣井最多,多年來並因此成為石油出口國,賺取大量外匯。
二、南海掌控的問題。此又分兩部分。一為掌控南海本身的問題,一為掌控南海之戰略地位的問題。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路通道之一;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歐非中東與東亞海路以此相 交通。南海有此重要之戰略地位,必成列強爭相控制之地;美日全力爭奪中國此固有海疆也是當然之事,問題是中國大陸如何保衛,其要點是必須有強悍的意志,高明的謀略,用兵的決心,缺一則敗。
三、南海資源開發的問題。南海是中國的領海,南海資源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資源,不得被任何其他國家或公司財團或個人侵占。唯有在主權明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談共同開發;不然,誰是投資人?在誰的領海上開發?越開發,只有海域越污染,失去的島嶼領海越不可能收回;今日南海危局之所以如此困難,證明過去南海政策確有所不足。
四、自由航行的問題。美國在宣傳其南海政策,批評中國大陸時,有一主要論點是:它要維護國際航行的自由;言下之意,如南海是中國的領海,那麼此一世界最重要之航道即將失去航行的自由。中國若想要收回失去的島嶼領海,就要維護南海海域真正的正義和平,保證航行自由。美國為了其自身的戰略利益,支持侵略南海島嶼資源的菲律賓、越南,老牌軍國主義者日本與南海無關,也來攪局,誠可笑也,然亦國際戰略的真理。
五、保衛南海與兩岸統一。美國長期利用日本為其東亞的馬前卒,以對付中國大陸,並拉台灣入夥。自東海、南海風波再起以來,台灣的曖昧表現更顯出統一問題的本質是民族主義及戰略問題。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如未能在處理東海、南海的爭端上表現得強而有力,壓倒日本、越南等國,則台灣恐不保矣。
收回失去的島礁最為重要,尤其南海遍佈島礁,失去島礁,越、菲等國可到處以島礁為領土應用200浬經濟區,則南海盡失。日本在太平洋沖之鳥礁填海擴土,用200 浬經濟區以增加其海域控制,即為此理。南海島礁若不能全部收回,也必須震撼性地收回主要島嶼,確定南海主權;若為一時權宜再搞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中國海疆則將一去不返,失去一寸容易,奪回半分萬難。
中國大陸應對海權發展的攔路虎、馬前卒打手,北為日本,南為越南。中國多年來,似乎仍顧念越為社會主義國家,盡量厚待鄰國,或以為其可為屏障,這就大錯,越南狼子野心,想進一步併吞整個南海,這就是中國南方海域最直接、最大的敵人,它隨時可與他國結盟對付中國,任何保證,信誓旦旦,全為鬼話。中國大陸必須下定決心盡快收復被侵占的島礁,消滅其力量,方為上策,任何姑息的想法均為養虎遺患。
(作者係旅美工程師、政治評論員)
附加資訊
- 作者 印鐵林
- pages 39
- 標題 南海爭端亟待解決
隨著美國高調介入南海爭端,以及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中國周邊海域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形勢。中國大陸目前主張以政治外交方式解決海洋爭端,採取不進入爭端法律解決機制的立場,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放棄對爭端法律解決機制的複雜性做進一步思考。由於台灣從歷史、地理上與南海及東海爭端密切相關,兩岸學界不妨大膽探索海峽兩岸在此一問題上的合作,該合作也可能會為兩岸政治關係的合情合理安排,找到一條新的路徑。
兩岸應在仲裁案上合作
今年3月30日菲律賓針對中國,向國際仲裁法庭正式提交訴狀;在東海爭端上,日本政府堅持「尖閣列嶼不存在主權爭議」的立場,因此不會主動進入爭端法律解決機制,但一些學者和政治人物持續建議日本政府應該主動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東海爭端。倘若未來日本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態度轉變,宣稱「日本雖然實際佔有該島,但仍願意承認該島存在領土爭議,並將其提交國際仲裁或國際司法解決,既然中國認為對相關島嶼擁有主權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那麼請中國應訴」,中國大陸是否應訴將是一大問題。
中國大陸當然可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做出過保留為由而拒絕應訴,但對該條款保留的隨時可撤銷性,將對中國在國際輿論上造成相當的壓力。況且《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評注》認為,爭端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將爭端提交相關法庭而無需另一方同意;而且,即使爭端一方不參與仲裁程式(不提交答辯狀和不出庭辯護),依《公約》附件7規定,也不影響仲裁庭的成立、仲裁程序的推進,乃至最後的裁決結果。因此,中國大陸有必要未雨綢繆,做好相關法律準備。
就南海爭端而言,現在中國大陸政府面對最主要的法理挑戰是九段線的解釋。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教授認為,「沒有九段線,就不能設想我們對南海主張依據的是什麼」。 而九段線主要來源乃至唯一來源,是上個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提出的十一段線。但十一段線究竟是什麼線?是國界線?是領海基線?還是其他國際法意義上的線?國民政府1948年公布《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時並未解釋,1949年至今台灣當局也未闡述。然而,台北握有當年國民政府劃線的各種原始資料,這些資料有些已公開,有些則未公開。那些尚未公開的資料中,也許有當年中國政府對劃線的定性。
可以設想,未來若北京代表中國與相關聲索國在爭端法律解決機制中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台灣積極合作(或兩岸人員共組訴訟團),給予強有力的史料支援,將有利於中國勝訴;但若台北拋出否定北京主張的史料,那將造成嚴重衝擊。
東海爭端主要體現為中日兩國在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領土歸屬,以及海域劃界上的爭執。現在中日兩國在釣魚台1895年前是否是無主地,以及是否屬於1895年《馬關條約》中清政府割讓日本的台灣的附屬島嶼上,存在不同觀點。在這兩點上,中國大陸學者已經用豐富史料對日方相關證據進行批駁。可以想見,一旦該案進入國際法律程式,日方也將依其以往一貫的邏輯進行反辯。但有一點日本學界可能較難爭辯,即日本現在的領土範圍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依國際法原則,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後,該公告第8條有關「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對日本即產生法律效力,而「吾人所決定」則一直未真正共同實施過,所以日本的領土除四大島是確定的之外,「其他小島」到底是哪些島,在法律上一直未定。
從公告上下文看,「吾人」是指「合眾國」、「中華民國」、「大不列顛」的國民,所以中國人民不同意釣魚台是「其他小島」之一,日本就不能擁有該島主權。台灣有學者已經指出這點,並認為「一個真正的對日和約必須在中國統一後,或兩岸合起來與日本共同簽署一個和平條約,才算完成法理程式」。 當然,這裡有個問題須商榷,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理論上已經繼承了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在波茨坦公告中的權利,尤其1972年中日建交時,日本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那麼,中國大陸在這一點上為什麼還需要台灣方面的合作?問題可能在於:日本在未來的國際司法(仲裁)程式中,或許會針對公告中的 Republic of China問題及「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中方認為從地理、歷史等角度看,釣魚台都屬於台灣)上做文章。兩岸若合作,可降低日方找到「法律漏洞」的可能。
此外,在有關琉球(沖繩)的地位上,兩岸官方立場有所不同,兩岸的合作也會使日本在處理釣魚台與琉球的法律關係上遇到更多的挑戰。
可以海洋合作作為突破口
有學者提出,還是要等兩岸政治定位問題解決後,兩岸才可能在法律機制上合作處理海洋爭端問題,但這其實是個路徑選擇和蛋、雞孰先的問題。筆者以為,兩岸等政治關係確定後再進行有關解決海洋爭端的合作,恐遠水難滅近火,對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不利;反之,兩岸以海洋合作為突破口,倒有可能為實現「兩岸政治關係合情合理的安排」找到一條路徑。因為當一個事件僅有兩個當事方(大陸和台灣)時,在現代「國家」概念的影響下,雙方處理政治關係時容易以零和心態看待對方,對抗感較強,從而不易達成共識;而當在一個事件中兩岸共同對抗另一個或數個當事方時,則可能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在合作中傾向「合情合理」地考慮雙方政治關係裡的難題。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高於一切的目標下,一些原來的對抗情緒可以釋懷,一些原本難以實施的政策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正當性與道義支撐。
在南海及東海爭端法律解決機制中,如上文所述,大陸方面可能要面對國民政府和後來台灣當局行為的法律效力問題。
對台灣而言,在一個主權國家只能有一個中央政府的國際法剛性原則下,在海洋爭端法律解決的機制中,「中國」只能以一個訴訟主體出現的情況下,如何善意理解大陸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維護海洋權益的努力十分重要。
至於台灣綠營中不少人也強調對南海及東海擁有領土主權,但他們不能只要權利,而不要「中國」,因為這至少在法律技術層面上就難以成立:主張南海及東海相關島嶼與海域是固有疆域,只能從中國歷史中找到有關歷史性權利的依據;主張東海大陸架依自然延伸原則劃界,就地理而言,只能從中國大陸開始自然延伸。
總之,兩岸各方在爭取海洋權益上,必須正視法律機制的規範性要求——這些規範又觸及了敏感的兩岸政治問題,而尋求兩岸政治關係安排,本質上也是尋求一種法理關係安排。
以最大限度爭取兩岸共同利益為導向,以解決涉外海洋法律問題為契機,兩岸不無可能在「協同合作」中探索出一條建構合情合理政治關係的新路徑,而在探索出新路徑的同時,也將更好地維護中國海洋權益。當然,這也有可能帶來新的風險,使局面更加複雜紛亂,可以說,機遇與挑戰並存,這將考驗兩岸中國人的政治膽魄與智慧。
(作者係大陸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附加資訊
- 作者 嚴峻
- pages 36
- 標題 兩岸南海法律合作與政治關係安排
南海諸島爭議愈演愈烈,其緣起蓋因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三國分別於2009年5月13日前提出大陸架外界線申報的要求,引發南海爭議國各方的抗議。爭議各方可分為有效管轄主張與歷史性權利主張兩種。目前爭議各方因就日本在二戰前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控制,以及戰後依據《舊金山和約》(以下簡稱《和約》)的規定放棄此兩群島的研究不足,故無法瞭解南海諸島爭議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有必要根據歷史和國際法做出充分的說明。

南海諸島爭議的來由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南沙群島主權之所以成為今日的問題,並釀成爭端,與20世紀上半葉,日本、法國等外國殖民主義勢力侵略南沙群島的歷史有密切的聯繫。日本於1895年占據台灣、澎湖群島後,復於1910年代染指東、西沙群島,1930年代末出兵將東、西、南三群島用武力兼併,並納入台灣管轄。然而,依據1951年9月8日《和約》的規定:日本放棄其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所有權利、權利名義和主張。該條約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由1910年至1952年,其間曾發生過:
(1)1925年,法國軍艦首次入侵西沙群島。1931年12月4日,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者聲稱對西沙群島擁有「先有權」。1933年,法國殖民者派炮艦阿勒特號和一艘測量船侵占了南威島等9個南沙島礁,製造了「九小島事件」。該事件引起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強烈抗議,於是1938年發生了中法對於西沙群島領有權的爭執。
(2)1939年3月30日,日本將法國人驅逐出南沙,取而代之。 日本武力占據南沙群島後,將其納入版圖,改為新南群島,隸屬台灣南部的高雄縣治。
(3)日本在《和約》中放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該約生效日(1952.4.28)是為「關鍵日期」(基準日)。
《和約》在第2章第2條第6款中明確寫有:「日本放棄對於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切權利、權利名義和要求。」但卻沒有寫明,日本放棄的權利由哪個國家收回或繼承,這為南海諸島埋下爭端的種子。
對南海諸島的有效管治
1909年5月15日清朝粵督張人駿派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島巡行,共發現甘泉、珊瑚、深航等14個島嶼,各為勒石豎旗命名。以後西沙群島歸由廣東省崖縣管理。1945年12月8日,國民政府在西沙群島豎立台灣省接收木標。次年1月7日,中國對外宣布接收西沙群島,法國表示異議。1946年7月,中國行政院決定將三群島改由廣東省政府管轄。1947年12月1日,中國政府將南海諸島劃歸廣東省政府管轄。1949年6月6日,成立海南特別行政長官公署,南海諸島改隸海南特別行政區。1950年5月8日,國民黨軍由西沙撤回台灣。1958年,中國大陸政府發表領海聲明,明確宣告南海諸島是中國的領土。
中國政府二戰後派出軍艦、官員,將南海歸入廣東省管轄。在國際法上,這種行為就是行使主權的表示。當時,周邊的國家沒有提出異議。直至今天,南海諸島仍在中國政府的有效管轄中。
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宣示
早在1934年12月21日,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就做出審定中國南海各島嶼中、英島名的決議。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會刊》第一期,刊登《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名對照表》,公布了132個島礁名稱,將南海諸島分成四部分:東沙島(今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今中沙群島)和團沙群島(今南沙群島),最南至曾母灘。此為中國首次將南沙群島納入版圖。
1948年初,內政部公開發行《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以上的島礁命名和出版官方地圖,即為中國政府對南海諸島宣示主權的表現。
英、美對南沙群島的立場
1951年舊金山和會有51國參加,48票對3票否決蘇聯、捷克、波蘭提出的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西沙群島及更南島嶼主權的提案,最後日本與48國簽約。《和約》第2章第2條第2款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第6款規定:「日本放棄對於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英、美等國最初的意圖是,關於這些島嶼的地位留待多邊條約生效後,在日本與台灣當局的雙邊條約中加以確定。但越南和菲律賓兩國卻利用《和約》中這一不明確之處,為其占領南沙群島及其水域的「合法」依據。而越南更一再聲稱法國在二戰後,將南沙和西沙群島移交給了越南。例如,1956年5月29日,越南駐菲律賓公使高大寶在菲律賓宿務省接見記者時稱,南沙群島是法國殖民政府轄區的一部分,越南獨立後,法國將南沙群島的主權移交給了越南。其後,越南又在多種場合重申這一主張。對此,中國政府都予以嚴詞駁斥。
對《舊金山和約》的解釋
台、澎是條約割讓的領土,南海諸島是武力兼併所得,日本必須將台、澎歸還中國,是根據同盟國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必須放棄西沙、南沙群島,是出於英國的主張。1939年日本曾將南沙、東沙、西沙群島歸台灣管轄。日本與中國政府談判放棄台、澎及南海三群島,明示這些領土與中國有關連,否則不必在和約中提及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在《和約》及《中(中華民國)日和約》簽訂之前,只有中國管轄及實際控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並制定了官方地圖。法國並沒有在南沙群島占領任何一座島礁,亦無任何官方地圖顯示南沙群島屬於法國統治的越南,而越南亦未實際占領任何西沙或南沙群島的島礁。
法國、菲律賓、越南都是在《和約》及《中日和約》生效日期(「關鍵日期」)之後才提出對南沙群島的領土主張,故不應成為有效的主張。無論從「先占」或承接日本放棄領土或持續領有的觀點來看,中國都是擁有南沙群島最充分主權的國家,因為中國在日本放棄台灣及南海諸島之先,已取得該領土。
法國在《和約》生效後還出兵佔領西沙群島若干島嶼,嚴重違反《和約》精神。直至1954年5月,法國在奠邊府戰役失敗後才離開越南,他們所占的島礁不能片面移轉給越南,因這些島嶼已由日本在《和約》中「放棄」、並由中國「先占」取得和有效控制。
在《和約》生效後,法國沒有再占領南沙群島任何一座島礁,因此無從產生法國將其占領的南沙群島移轉給越南的問題。法國曾於1953年9月表示,南沙群島屬於法國海外領土部管轄的領土,而不屬於越南。從而可知,越南提出繼承法國在南沙群島的主權這一主張,在國際法上無效。1970年代侵占南沙群島的菲律賓,以及1980年代侵占南沙群島的馬來西亞,更無權領有南沙群島的島礁,因為他們都不是「關鍵日期」以前的爭端國。
中國自1945年12月起即陸續完成對西沙、南沙群島的占領和行政管理,並派官治理。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和約》簽署、生效直至今天,中國對這兩座島嶼的主權一直有效存在。根據「先占」及「保持占有」的國際法,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最充分的主權。
具歷史性的權利依據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而且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最早就是由中國先民發現、命名和開發的。據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稱,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闢土,休養生息。當地人稱他們為「唐人」,可見華人移植南洋,至遲為始於唐代。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番志》,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嚴從簡的《殊域周諮錄》等著作,對唐宋元明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都有記述。鄭和下西洋時,華人在東南亞的勢力已甚盛。《鄭和航海圖》提到的七洲、石塘,即今之西沙群島;石星石塘即今之東沙群島。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南海諸島在唐代就已被列入中國版圖,即「悉歸職方」。明代也將南海諸島納入行政管轄。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巡視南海,也就是今天國際法意義上的宣示主權。至於明代與東南亞各國之間(包括東亞的朝鮮和琉球),則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和宗藩關係。以上史實是中國擁有南海諸島歷史性權利的最有力證明。
對南海爭議的應對措施
針對美日等國加大力度介入南海事務,以及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張的局面,有學者建議中國應分層次地對待南海紛爭。即對於涉及領土主權歸屬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的可行性,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外,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等。
然而,筆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主權在我」的前提下,討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為此,筆者認為當前應該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的困局。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通過合作或適度的讓步與汶萊等小國達成諒解,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爭議糾紛。
在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大陸可在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專案,以「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共同開發」,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時還必須做好「亮劍」的準備。也即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基於此,筆者認為,面對美國大力介入南海問題及日趨緊張的局勢,學者有必要仔細研究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戰後美日等國對東南亞各國採取的立場和外交政策,同時還有必要研究其他類似解決海域爭端的國際法案例及外交實踐,為有效解決南海問題提供參考。
此外,中國大陸除需提出嚴正抗議和交涉之外,應採取更多有效和積極的措施來維護領土和主權,首先是要加強國內法的立法措施,特別是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來指導國內立法程序,以便日後進一步宣示對這些區域的領有權時有法可依。從而使中國在應對複雜的邊界領土主權爭端時,做到有理、有利、有據。
另一方面,兩岸的中國人必須攜手合作,加強對南海諸島的實際管轄,包括護航護漁、發展島礁建設等等,使中國對這些島嶼的領有權落到實處。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落實「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
附加資訊
- 作者 鄭海麟
- pages 32
- 標題 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最充分的主權
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是台灣的附屬島嶼,早已有國際普遍接受的命名。8月1日,日本安倍政府挑釁地公然再替釣魚台的五個島嶼命名,引發海峽兩岸外交部的強烈抗議,同聲譴責日本這種非法命名的行徑。許多人都對中日關係的現狀感到憂慮,雙邊關係可能處於關係正常化以來最困難的時期,這對現在和未來的友好合作影響很大。
在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和領海爭議問題時,中國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但自從2012年9月10日,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以來,東京在釣魚台領土問題上已衝破北京能夠忍讓的尊嚴底線:銷毀外交部文件檔案、否認有擱置爭議的共識、不承認釣魚台爭端的存在。
日本的歷史教育是失敗的,使戰後出生的領導人任意銷毀外交部文件檔案,既不尊重歷史真相,亦不記取歷史教訓,更缺乏良知的道德勇氣。日本文部科學相下村博文正式宣佈,已經對編寫初高中教科書指南進行修改,把釣魚島和獨島明確表述為日本「固有領土」。日本官員說,新的教科書將從2016年4月開始,在初中的社會學科和高中的地理、歷史等課程中應用。此舉進一步加劇了二戰期間遭受日本侵略,以及與日本有領土爭端的中韓兩國不滿。
日本不承認二戰戰敗,稱「投降」為「終戰」;稱「降書」 為「終戰詔書」;稱「戰敗紀念日」為「終戰紀念日」。
8月15日是日本二戰戰敗69周年紀念日,在東京武道館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首相安倍晉三率部分內閣成員、近80名超黨派國會議員和司法官員代表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領袖集體赴會,天皇、皇后也照例列席,構成日本最高規格的儀式。出席儀式的尚有各國駐日使節,以及戰歿者遺屬等共約6,000人。
安倍於2013年12月下旬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使得中日緊張關係加劇,並招致中韓兩國的抗議,以及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失望」。安倍今年為要出席11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談,需要營造合適的氣氛,故今年戰敗紀念日以不參拜靖國神社,來表示推進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
不過,安倍內閣部分閣員和議員今年仍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這有三個目的:基於政治需要;受政治灌輸錯誤史觀的影響,不想反思;積極備戰,根本想恢復日本軍國主義。安倍今年雖未親自赴靖國神社,但透過代理人自民黨總裁特別助理荻生田光一,代替他以自費向靖國神社捐獻「玉串料」(祭祀費),並在捐獻賬本上註明「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
日本人身穿二戰時期的舊軍服、揮舞日軍旭日旗,前往象徵殖民暴行的靖國神社參拜,反映出日本領導人、政府和部分政客絕口不提侵略和反省,已造成錯誤的史觀。中國大陸、朝鮮和韓國政府對日本不提戰爭責任,強烈憤慨,並嚴厲譴責。尤其,中日摩擦和對立朝多個領域擴散,外交、安全關係緊張,貿易、投資減少,國民感情惡化,釣魚台爭端繼續陷於僵局。
日本政治精英中,對釣魚台政策也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溫和派建議執政者:「釣魚台爭議牽一髮動全身,處理方式必須格外謹慎。」
其實,釣魚台問題十分複雜,關係中日間歷史問題、領土主權問題的鬥爭,實質上是亞太地區主導權的鬥爭,也是亞太區域秩序重組的鬥爭,是長期、複雜甚至激烈的權力鬥爭,這也關係日本眾議院年底改選,牽涉政黨轉換的問題,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更替或競爭,國內政治影響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在釣魚台列嶼問題上偏袒日本,但這與美國支持南海周邊小國向中國叫板不同,較難獲得亞洲國家的認同。
安倍內閣一方面企圖通過強化美日同盟及與周邊國家安全合作,共同對中國實施多邊遏制;另一方面,落實新安全戰略和防衛政策,對華強硬對抗,爭取亞太地緣戰略主導的地位。
在東亞力量對比發生逆轉,以及日本政治右傾加速發展的背景下,2014年日本經濟創造政策將面對政府債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培養永續增長型支柱產業、處理福島核洩漏等許多難題。自2014年4月起,日本消費稅稅率從5%提高到8%,此舉短期內勢必影響私人消費,日本經濟是否真正能夠走出「停滯的20年」,將是對安倍內閣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附加資訊
- 作者 趙國材
- pages 29
- 標題 警鐘長鳴:日本人不認識歷史真相!
二戰後,為與蘇聯對抗,西方國家大規模向落後國家、地區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尤其是競爭性的選舉民主。雖然落後國家和地區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與其並存的是政治失序、經濟無效、社會分裂甚至是國家失敗,民主很難有效運行。最終,有效性的缺失致使民主喪失合法性,威權政體紛紛上台。在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雖然民主化理論更加關注民主化的複雜性,但其競爭性選舉中心主義的本質並未改變,這給很多落後國家和地區製造了發展誤區。民主化理論存在很多缺陷和問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忽視了落後國家、地區的內部分裂問題。由於分裂的存在,現實中的邏輯不是競選帶來民主,而是競選導致黨爭,黨爭加劇分裂,在分裂與黨爭中,民主難以鞏固或實現優質。
泰國:階層分裂與民主化
泰國社會極端分裂,主要表現為:一是城市和農村之間、上層和下層之間的政治觀念和參與能力存在較大的差別,公民缺乏民主的基本共識;二是城市和農村之間、上層和下層之間貧富差距巨大,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訴求不同,相互衝突。
在分裂背景下,簡單模仿西方競爭性選舉民主的結果是:一方面,社會分裂衍生出政黨分裂。政黨政治的主流不是妥協、合作和議會政治,而是衝突、對峙和街頭政治,政黨政治演變為惡性黨爭,造成為反對而反對,只要為泰黨贊成,民主黨就反對,只要民主黨贊成,為泰黨就反對;另一方面,政黨分裂(黨爭)反過來加劇社會分裂,造成階層之間的對抗,社會分裂和黨爭陷入惡性循環。
衝突初期,民主制度往往被輕易地僭越,政治精英和公民都普遍接受、縱容甚至支持自身及他人僭越代議制民主和法治的行為。衝突後期,當衝突不可調和、國家秩序喪失時,擁有軍人干政傳統的泰國軍方,便會趁機以維持秩序為名發動軍事政變,終結文人政府和民主。自1932年民主化以來,泰國民主就陷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至今尚未實現鞏固。
階層分裂背景下的泰國民主化經驗顯示:其一,杭廷頓的經典民主化理論存在缺陷,中產階級並非一定支持民主,泰國中產階級就是街頭政治的主力和反民主的先鋒。其二,民主化並未給泰國帶來西方民主體制下的良好治理績效,而是政治失序、經濟無效、社會分裂甚至是國家失敗,泰國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
埃及:教俗分裂與民主化
1980年埃及通過公民投票修改憲法,規定總統可以連選連任,這為穆巴拉克長期執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穆巴拉克在任30年(1981-2011),5次當選總統,他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黨一黨獨大,依據西方競爭性選舉和政黨輪替界定的民主標準,其屬於典型的威權政體。
在穆巴拉克統治時期,鑒於他的強權統治,埃及各政黨和政治勢力之間、宗教和世俗勢力之間、文人和軍人之間、階級和階層之間等的分裂被壓制下來,尚能維持基本的政治秩序。
2010年底開始,以突尼西亞反本阿里政權為開端,在西方的一片讚揚聲中,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家,紛紛進入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西方為此更加堅信自由民主,因為最不可能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阿拉伯世界都開啟了民主化。
然而,確立西方民主制度並非那麼簡單。隨著埃及公民社會的強大,公民社會以反政府街頭政治方式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也以同樣方式威脅新的民主政體。原先依靠穆巴拉克強權鎮壓下的各種分裂因素,在民主社會中暴露出來,尤其是宗教與世俗勢力之間的分裂。在選舉民主下,擁有宗教背景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這激起世俗勢力不滿,因此以軍人政變將其推翻。公民社會中既有世俗勢力,又有宗教勢力,穆斯林兄弟會被推翻必然引發宗教勢力不滿,街頭政治和無休止的分裂、對抗隨即開始,這給軍人干政提供了藉口。正如俄羅斯上院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馬爾格洛夫所說,「埃及在跳政治探戈,向前邁一步,向後退兩步。」在這種極端分裂背景下,民主何以可能?
烏克蘭:民族分裂與民主化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成為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爭奪的對象,以及較量的「前線」。在烏克蘭政治社會中,主要存在兩大政治和社會勢力,即以亞努科維奇為首的親俄勢力及其支持者,以及以季莫申科為首的親西方勢力及其支持者。亞努科維奇被西方視為親俄總統,親西方的前總理波洛申科則遭到迫害入獄。在這種政治和社會分裂下,西方積極支持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的反政府街頭騷動,最終以政變的方式,迫使亞努科維奇下台。然而,亞努科維奇下台並沒有換來烏克蘭社會恢復穩定,反而是持續政治無序和社會混亂的開端,隨即觸發民族分裂。
亞努科維奇是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人,該州主要以俄羅斯族為主,亞努科維奇本人也是俄羅斯族。由於亞努科維奇是被政變推翻,烏克蘭東部以俄羅斯族為主的各州,便開始對抗烏克蘭新中央政府,其訴求也不單單是恢復亞努科維奇總統,或不承認新中央政府那麼簡單,而是以克里米亞公民投票為開端,通過民主的方式,紛紛要求脫離烏克蘭而加入俄羅斯。在民族分裂的背景下,烏克蘭的國家能力又不足,難以有效鎮壓分裂勢力,更難以對抗俄羅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陷入分裂。即便烏克蘭中央政府宣佈不承認這些州(自治共和國)的獨立,也開始鎮壓分裂勢力,但烏克蘭已陷入動盪和衝突。複雜的民族分裂背景下,民主的結果是烏克蘭的國家分裂。
綜合上述,對落後國家、地區來說,在分裂的背景下,需要注意民主化理論的誤區。這並不是否定民主的價值,而是意在揭示民主化的複雜性,以及告誡謹慎對待民主化理論。一方面,如果民主化導致國家分裂、政治無序或者經濟無效,那麼這絕對不是落後國家和地區所要追求的民主化;另一方面,除了重視競爭性選舉之外,還要關注民主的支持性條件(「民主條件論」 和「民主序列論」等所研究的複雜性民主化問題),例如國家秩序、政府權威、法治等,只有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才可能實現鞏固和優質的民主。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附加資訊
- 作者 李龍
- pages 26
- 標題 社會分裂與民主化國家經驗
在國際舞台上,每一種雙邊關係都有其特殊性。中國大陸與韓國關係的特殊性在於,它在兩國內政、外交中的地位、它所拉動的巨大經貿利益、它對兩國社會民生的廣泛影響,似乎與建交時間的長短無關,與兩國的幅員大小無關。
在建交僅僅22年的時間裡,中韓關係穩定發展,波瀾不驚,鮮有重大抵牾。借助緊密相連的地理優勢、產業的互補優勢及社會文化的交融優勢,兩國關係全面發展,不斷深化,對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經濟整合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
等待升級的中韓關係
世人眼裡,中國大陸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追求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韓國已是一個中等強國,韓國人懷著的夢想是實現朝鮮半島統一,在21世紀中葉成為擁有8000萬人口的世界第七大經濟體。雖然對於重視大國關係的中國大陸而言,中韓關係只是一種中等強國關係;對於始終維繫著韓美同盟關係的韓國而言,中韓關係的經貿文化意義大於戰略安全意義,但是這樣一種被淹沒在中、美、日大國博弈中的雙邊關係,卻悄悄沒聲息地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建交以來,兩國貿易額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速,2013年雙邊貿易額已達到2742億美元,超過韓美、韓日貿易額的總和,2015年更是有望突破3,000億美元。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第一大出口和進口市場,韓國已取代日本成為中國大陸最大進口來源地,並在中國大陸市場佔有率第一次超過日本。
但是,中韓關係有別於其他雙邊關係的,不僅僅在經貿領域,更在於文化與社會層面的相互影響。由於中韓經濟關係緊密而繁榮,地緣政治關係乾淨而簡單,尤其是兩國之間不存在嚴重的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相反的,都因歷史原因而共同對日本不信任甚至抱有仇恨,這使得兩國文化融合度超過所有亞洲國家,兩國人民相互的好感度和寬容度維持較高水準。
中國人除了在前些年諸如「端午節申遺」等文化議題上對韓國人稍有不滿外,始終保持著對韓國電子產品、韓國文娛明星和韓國影視劇的高度熱情,韓流在大陸的存在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娛樂現象,中國人對韓國保持著大不同於對日本的好感度。而根據韓國的民調,有62%的韓國民眾認為朴槿惠上台後,中韓關係變好了;高達70%的民眾認為未來中韓關係會更好。首爾的智庫「牙山政策研究院」在其民調中也發現,61%的韓國人把中國視為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
韓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也體現在留學生人數中,韓國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2013年來華留學的35.6萬外籍留學生中,韓國留學生就占了7萬多人,在北京大學的留學生裡,25%的留學生來自韓國。
在如此規模的經貿交流和人文交流基礎上,中韓關係進入了一個等待升級的階段。2014年7月初,習近平主席專程訪韓,提出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即兩國可以在政治安全合作、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合作做出努力。
兩國關係的地緣政治意涵
中韓關係是中國大陸開展對中等強國外交的重要目標,是突破充滿敵意的美日同盟和中日關係的緩衝地帶,在中、美、日、韓的合縱連橫中,緊密的中韓關係具有平衡功能。對韓國來說,中國大陸在朝鮮問題上的重要影響和對日歷史問題上的協同作用,再加上大陸市場對韓國的巨大吸引力,都需要一種緊密的中韓關係。當然,在目前中朝關係和美韓關係都沒有重大改變的情況下,中韓關係的發展仍然存在一定的戰略局限。
東亞戰略格局素來複雜難解,在中國大陸崛起和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等因素的作用下,變得更加微妙而緊繃。在美國的東亞同盟體系中,最新的不穩定因素便是日本軍國主義有恃無恐地蔓延和韓國日益接近體系外的中國,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安倍晉三上台後,日本表現出日益右傾的趨勢,一方面繼續無視歷史問題,另一方面力圖突破和平憲法的框架,在地區和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韓日關係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歷史性轉折,所謂美國東亞同盟體系中的准盟友關係,正在向敵對方向轉化。
正如老話所說,「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日本在獨島問題、慰安婦問題、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的妄言妄行,在韓國國內激起了巨大的批評聲浪,韓日關係被認為充滿負能量,日本一旦成為軍事大國,將會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和朝鮮半島重新統一問題上成為重大阻礙。韓國不願意與日本關係出現惡化,朴槿惠年初也表示希望日本成為「共同開啟東北亞和平與繁榮的重要鄰邦」,但韓日在國家利益層面上的矛盾,已開始超越與美國的盟國關係所帶來的友好合作利益。中韓關係的緊密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聯合對抗日本軍國主義重新抬頭的意涵,也包含某種對美國放縱日本的責備。
今年1月14日,韓國《中央日報》發文認為,如果今後美國繼續對日本的狂妄言行採取不明朗甚至放任的態度,則以韓國為首的美國之亞洲友邦會主動或被動地與中國大陸靠近。
台灣將如何面對中韓FTA?
今年7月初,習近平主席率領規模空前的代表團訪韓,兩國領導人達成了爭取年底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共識。這將是中國所簽署最高水準、最大規模的FTA。中國大陸目前對外簽署的12個FTA中,絕大部分集中在環太平洋地區,一旦中韓FTA簽成,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國結成經貿合作夥伴關係,不僅可以加快中日韓FTA的談判進程,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TPP對中國「合圍」的壓力。
從韓國的角度來看,儘管軍事安全上要靠韓美同盟,但韓國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依賴度超過美國,韓國對華出口超過其對外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FTA不僅有助韓國企業擴展在中國市場的版圖,更能提升韓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因此韓國也是急於促成兩國的FTA。
中韓FTA無疑將是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大事件,必然會對亞太國家與地區產生各種複雜的影響。由於台韓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有近九成相同或類似,中韓FTA也在台灣引起高度關注。根據台灣經濟部評估,約有近四分之一出口至大陸的工業產品將受韓國的威脅,總產值接近400億美元,涉及面板、石化、鋼鐵等多個產業。其實,去年6月朴槿惠率經濟代表團訪華時已催促大陸盡快完成FTA談判,大陸方面考慮到對台灣經濟的可能衝擊,沒有立即回應,而是希望讓兩岸ECFA先行,留出時間差給兩岸服貿、貨貿協議,以期最大程度地保護台灣經濟和兩岸經貿。
很可惜,這項優於韓國的有利因素卻因兩岸服貿在台灣立法院擱淺,而大大地弱化了。對於中韓將突破3,000億美元貿易總額、台韓在大陸存在激烈競爭的關係,以及台灣四成出口市場在大陸等事實而言,無視此等規模的中韓經貿關係對區域的影響是不明智的。
附加資訊
- 作者 林紅
- pages 23
- 標題 中韓關係:打造中等強國外交的典範
2009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在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上宣稱要「重返亞洲」,隔年歐巴馬總統再發出「領導亞洲」的豪語;國際間都認為美國戰略東移,是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回應。然而,五年過去了,不但事與願違,美國反陷入「全球戰略失衡」的危機。
從東海、南海、印度洋,到黑海、地中海、波羅的海甚至非洲,處處烽火;美國受制於捉襟見肘的國防預算,已無力再當世界警察。偏偏中國大陸於此時機,在全球各洲插旗,當下華府最頭疼的問題是,美國到底應重返哪裡?
如果把地球當成棋盤攤開,中美戰略對弈,你衝我擋、你擠我拆、你封我渡;從南半球打到北半球、從陸地鬥到深海、外太空。現在,美國突然驚覺,中國圍的空似乎越來越大,從亞洲出發,連接中亞、歐洲到跨洋遠征南美和非洲的長龍越拉越長,已經封不住、打不斷,幾乎可以落的子都下了,華府眾多戰略專家正苦惱於美國的下一步棋該怎麼下?
中東、北非持續動盪
亞洲之外的地區,似乎聽聞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而狼煙四起。美國2003年推翻海珊政權之後,布希政府隔年打鐵趁熱,提出「大中東民主計畫」,準備一口氣要用美式民主徹底改造中東,把重建後的伊拉克當作改造中東的樣板。
然而,10年過去了,中東非但沒有看到美式民主在伊斯蘭世界生根開花,給當地經濟民生帶來實質變化,反而造成部落衝突再起,國家機器失能、陷入內戰。美國幫助什葉派在伊拉克得以掌控國家權力,卻反而激化了與居多數的遜尼派教派的矛盾。
2011年3月敘利亞危機爆發後,美國要求總統巴沙爾阿塞德下台,並大力支持反對派,但此舉卻使得極端組織ISIS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趁機在敘利亞茁壯,並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建立「哈利發」國家,教派衝突進一步蔓延到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造成整個地區的持續動盪。
如今敘利亞戰火仍在燃燒;走了軍事強人格達費的利比亞,支持世俗勢力和宗教勢力的兩派民兵,在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等地持續激戰;伊朗核問題談判前景依然艱困;埃及局勢隨時可能再現動盪;以巴停火協議屢談屢破;隨著今年北約軍隊將逐次撤離阿富汗地區,塔利班勢力死灰復燃的陰影再度蔓延。
可以說,從中東延伸到北非地區的劇變,波及20多個國家,5億多人口,上百個敵對的大小部族,如此超大規模的政治動盪,美國已經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就能平息的。
美國反恐措施失敗
尤其恐怖組織近年來的發展,似乎證明美國10年來的反恐措施即將赴諸東流。僅僅在去年,恐怖攻擊威脅就迫使美國暫時關閉20多個在西亞和北非國家的使領館。如今整個中東陷入空前的亂局,ISIS在8月19日公布「ISIS給美國的信」視頻,影片中2012年11月在敘利亞被綁架失蹤的美國記者詹姆斯福萊(James Foley)被處以斬首刑,進一步引發全球極大震驚。
與此同時,以色列一再攻擊加薩哈瑪斯組織,至今迄今已造成近2千名巴勒斯坦人喪生。由於美國每年給予以色列約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國際輿論強烈要求華府應立即調停。但美國要求哈馬斯放棄使用武力,卻無力約束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造成巴人平民傷亡慘重,導致美國與傳統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及以色列的關係都出現緊張,一些地區盟友更採取與美國相反的政策。雖然美國一再調整中東戰略,顯然已難以有效應對。
然而,不論是加薩地帶的衝突或伊拉克危機,中國大陸都有自身巨大的利益必須維護,美國主流媒體一再批評中國大陸利用伊拉克危機,大發石油財。近年來,中國成為以色列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去年貿易額超過2,000億美元。習近平去年曾試圖調解中東衝突,但未能成功。此番美國轟炸伊拉克IS占領區獲得大陸的積極回應,雙方能在解決中東危機上有更好的合作,將是建立兩國大國關係的堅實基礎。
國際恐怖組織轉向大陸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IS領導人巴格達迪點名指責中國大陸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把中國列為首要目標。近來發生在大陸的恐怖襲擊,與北約駐阿富汗部隊及巴基斯坦所遭受的襲擊相似,這意味著境外極端組織逐漸將戰場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轉向中國大陸。尤其是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lP)及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這兩個組織企圖將大批恐怖分子從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敘利亞等地,轉移並滲透至中國大陸境內。
據國際反恐組資披露,TlP目前擁有300至500名受過武裝訓練的骨幹,大多躲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儘管核心人員人數不多,但TlP對中國大陸的威脅不小。該組織負責培訓越境至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中國籍恐怖分子。此外,該組織還通過發送電子郵件、發布視頻等手段散佈、傳播極端反華思想。
另外,老牌恐怖組織IMU由於綁架、襲擊過不少美國人,被美國政府列為「重點反恐對象」。在中亞地區的極端組織中,IMU最具規模和實力,它能發動大規模、有組織的恐怖襲擊,甚至有能力實施武裝割據。該組織在巴基斯坦的分支頭目之一,艾爾布林米,是個狂熱的反華分子,他積極援助TIP,策劃、組織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恐怖活動。來自新疆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前往中東受訓,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經進入伊拉克,參與當地的暴力行動。
隨著2014年北約軍隊逐漸撤離阿富汗,國際恐怖組織可能逐漸將旗下的武裝分子派往大陸,因此,2015年大陸面臨的反恐形勢勢必更為嚴峻。中國大陸不僅應強化在新疆地區的反恐措施,更要加強其他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反恐力度,同時更應尋求和美國合作,全力切斷境內外恐怖分子的聯繫,監控境外恐怖勢力,聯合打擊國際極端組織。
從而中美戰略博弈大可以圍堵、叫吃起手,最終以合局收尾,這不論對中美兩國或全球而言,都是最大的利多。
(作者係國家政策基金會國安組特約研究員、陸委會咨詢委員)
附加資訊
- 作者 陳建仲
- pages 20
- 標題 中美兩國應合作反恐
8月4日到6日,美國邀請了非洲54國中的50國,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與非洲國家峰會。未受邀的四國是中非、蘇丹、厄立特里亞、辛巴威。受邀的50國,都有國家元首或政府代表赴會。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召開美國與非洲峰會,也是一個大量展示美國偽善、詭詐和酸葡萄心態的聚會。
在直接談論前述峰會之前,必須大致說說非洲在二戰之後的主要格局。二戰之後,美國乘機拆毀英、法等西歐國家在非洲的殖民帝國,但是那些前殖民宗主國在各自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等範疇,仍有深入的影響力。西方國家往昔在非洲以種族主義為精神底蘊的殖民體制,在二戰後演變出新形態的殖民體制。表面上獨立的非洲國家若有重要天然資源,則該等資源的權利多半在前殖民宗主國手裡。冷戰時期,美、蘇曾在非洲爭奪影響力,但是非洲並非關鍵地區,美國沒有在非洲下很大的力氣。蘇聯解體後,美國基本忽略非洲。即使在盧旺達等地發生種族大屠殺的時候,長年高喊人權口號的美國也未進行可觀的救援、沒有認真阻止屠殺。
美國2003年以虛構的藉口發動侵略伊拉克之後,對非洲的興趣主要是建立軍事基地,以及在北非進行顛覆利比亞的格達費政權。美國2012年的對外投資中,只有1%在非洲。美國2013年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進口總額393億美元,僅占美國全部進口額的1.7%。同年,美國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出口商品與服務總額240億美元,僅占美國全部出口額的1.5%。
在這個破天荒的美國與非洲峰會期間,美國總統歐巴馬酸溜溜地抨擊中國大陸只對非洲的資源有興趣。美國的金融殺手索羅斯甚至宣稱,中國大陸今後在非洲獲取資源,必須遵守西方主導的監管,否則就是「掠奪」。歐巴馬另外對歐洲發出呼籲,希望歐洲和美國一起遏制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美國官方和企業界總計承諾投資與融資330億美元,在非洲發展清潔能源、航空、建築與銀行等。另外,還有未來五年私人投資10億美元在非洲發展小型電力設施。8月6日,峰會宣佈美國與加納、塞內加爾、坦桑尼亞、盧旺達等國成立快速反應部隊。
美國近幾年已經多次抨擊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沒有原則」。所謂的「沒有原則」是怎麼回事?
美國長期以來的「原則」之一是把經濟與政治掛鉤。例如,在談判貿易協定的時候,美國時常指責對方國內的政治情況,並提出政治要求,否則經貿免談,或者經貿必須大幅度對美國讓利。美國偽善地宣稱這樣做是因為美國「有(崇高的)原則」。事實上,美國只是假借動聽的口號來掩飾美國利用資金、技術和市場優勢,來壓迫對方接受美國的政治滲透,甚至某種程度的操控或者撥弄對方的內政與外交。說白了就是「政治必須聽美國的,才有發展經濟的機會」。越是經濟發展落後的地方,如果不屈服於美國的霸權,就越沒有財力投資於教育和基礎建設,於是經濟發展更艱難。這樣惡性循環的悲慘展望,讓美國的訛詐更容易得逞。
中國大陸不怎麼過問非洲國家的內政情況,但一直專心在非洲修路、造橋、建造水庫和發電廠等。中國大陸很多方面的技術不是最先進,但是對某些非洲國家而言,那些技術已經夠用。這使得某些非洲國家改善了內部發展經濟的條件,也獲得較高的自主發展能力,進而削弱了美國霸權規則的有效性。當非洲國家有了更好的基礎建設時,美國就更難封堵他們自主性地發展經濟,也才有機會掙脫自西方殖民帝國時代以來,被西方設定的不利於非洲的遊戲規則。
合理推斷,美國目前不擔心其霸權被直接正面挑戰擊敗,何況中華傳統的戰略文化缺乏西方的蠻橫性,可是,美國擔心其霸權施展的空間不斷縮小而最終消失。換言之,中國傳統王道政治「人立己立」的崇高寬容、和諧、平等的原則,提供了非洲國家不同的選項,盡可能繞開美國所推行的「損人利美」政策。
美國極為嫉恨中國大陸在非洲進行建設時,不干預非洲國家的政治。既然中國大陸立了榜樣,美國也不方便明目張膽假借「普世價值」,在非洲進行政治介入與操控。但是,要美國不介入、不動手操控外國,是絕不可能的。所以,美國利用攪亂北非之後留下的禍害為藉口來組織快連反應部隊,這樣美國就隨時可以在某些非洲國家發動政變。簡言之,美國不能實施政治滲透的陰謀,那就實施軍事介入的陽謀。
作者之前曾在本刊提到,美國會將俄國願意對中國大陸提供資源一事,視為對美國的戰略威脅。現在可以確定,美國的應對策略之一,就是設法減少中國大陸從非洲取得資源。此外,美國希望拉著歐洲國家結夥加強對抗俄國。但是德、法、義等國對於俄國的能源依賴頗大,而且它們在俄國市場的份額也不小。美國此時把手伸進非洲,其用意是加強控制非洲資源與市場,來替代俄國的資源與市場,以團結歐洲國家對抗俄國。美國之所以大量投資非洲的清潔能源,其用意是減少非洲本地的石油消費,將節約的石油出口到西歐。美國在1960和1970年代曾經支援伊朗發展核能發電,目的就是讓伊朗少用石油發電,多出口石油到美國。
為了維持美國支配世界,美國正在主導進行全球冷戰和小規模熱戰,而且布局較大規模的熱戰。
附加資訊
- 作者 高雄柏
- pages 18
- 標題 美國首次召開美非峰會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受到美國政府與美國人的高度關注。美國表面上表示樂見兩岸關係改善與經貿關係發展,正面看待兩岸簽署ECFA,也對民進黨支持太陽花學運、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表達不滿,但實際上,美國以是否有利於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優先考慮。
最近以來,美國對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表達出了某種擔憂與關心,一再警告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要台灣自我控管。這一論調與近年美國出現的台灣「脫美傾中」聲音是一致的,就是認為如果台灣與大陸發展更為密切的經貿關係,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就會在政治上轉向大陸,造成台灣與美國關係疏遠,或者讓美國無法有效控制台灣。
美國有越來越多的政要與學者,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尤其是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表達關切。不久前,美國前國務卿、有望於2016年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的希拉蕊,在接受台灣《商業週刊》專訪時公開表示,「台灣要在與中國的合作中取得平衡」,並以烏克蘭經濟依賴俄羅斯為例說明,經濟依賴對政治自主性的影響,「現在你們(台灣)得決定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學到處理此一關係的能力,找出『到此為止、不能越界』的底線」。希拉蕊還警告台灣,「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台灣與中國相處時,要小心一點,精明一點」、「你們正面臨轉捩點,如果中國想要的更多就會施壓,會讓你們壓力罩頂;你們必須以台灣的長期利益權衡這些東西,沒有人可幫你們決定」。顯然,這是美國以老子教訓兒子的語氣警告台灣,要重視經濟對大陸依賴程度,要自行決斷採取措施,否則會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性,意即台灣很難維持政治上的獨立性,那對台灣不利,對盟友美國也不利。
7月31日,行政院長江宜樺接見台北美國商會代表時,商會會長范炘(Thomas Fann)表示,「台灣能否加入大型區域經濟組織,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很重要,就美國而言,希望台灣勿過度依賴某一區塊經濟,以免未來發展失衡,因此美商會會致力推動台灣加入TPP」。同時,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林佳龍於7月訪問美國後對外表示,台灣的擔憂,美國更擔憂,包括台灣經貿向中國大陸傾斜度,關心台灣社會「過度傾中」後,「是否會從經濟談判進入政治談判」。
美國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局外者,為何這樣關注,甚至警告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或擔憂台灣經濟向大陸傾斜?台灣與大陸作為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兩岸經貿關係密切與相依賴增加是應當的,也是自然的,本身不存在是否過度依賴的問題。況且全球範圍的區域經濟整合,本身就會促進區域內成員經貿關係依賴度的提高,這也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
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簽署NFTA,相互經貿關係非常密切,加拿大、墨西哥對美國貿易與市場的依賴度很高,美國為何不關心加拿大、墨西哥在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而關心與擔憂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美國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一度占了台灣出口總額的近50%,美國當時為何不擔憂台灣經濟對美國的依賴,今日卻擔憂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
況且,目前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度,遠不如當年台灣經濟對美國的依賴度,2013年台灣對大陸出口依賴度只有26.8%,即使加上並不合適的香港計算在內,也只有39%。美國為何大驚小怪,一再強調與關心台灣經濟對大陸的過度依賴。顯然,這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而是政治戰略的問題,是美國「以台制華」戰略受到兩岸關係發展,尤其是經貿關係發展挑戰的直接反應,折射出美國不願看到兩岸經濟相互依賴增強,擔心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增加,讓台灣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性,擔心美國失去對台灣的長期控制。
同時,阻礙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也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或亞太戰略再平衡的組成部分。其實,美國不僅警告台灣在經濟上不要過度依賴大陸,而且也向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盟友施壓,避免這些盟友在經濟上紛紛倒向中國,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不利美國對盟友的全面控制。希拉蕊在接受《雪梨先驅早報》訪問時,指責澳大利亞對美國不忠,「不能一方面期待華盛頓為其提供軍事保障,來對付在亞太地區領土爭端和軍事競賽方面愈來愈具侵略性的北京;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貿易夥伴又過分依賴中國」。同時,韓國想認購由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銀行的股份,美國也強烈反對,對韓國施壓,以避免中韓經濟結盟,削弱美國對韓國的經濟、政治控制。
由此可以發現,美國不斷警告台灣經濟不要過度依賴大陸,要求自行制訂「底線」,是美國整個亞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核心就是持續在經濟、政治上控制台灣,遏制美國認為最大戰略對手的中國大陸。美國的施壓,已對台灣產生重要影響,台灣內部已出現一股擔憂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的聲浪,而且已在兩岸經濟合作中逐步表現出來,需要吾人關注。
附加資訊
- 作者 王劍銘
- pages 16
- 標題 美國為何一再警告台灣不要過度依賴大陸?
更多...
紛紛擾擾的12年國教,在一片喧囂中,原本可望畫上句點。不管好壞,每個國中畢業生都有學校就讀,因為整體高中職招生數,比國中應屆畢業生還多出幾萬個名額。既然都有學校可讀,媒體、家長、學生似乎也沉澱下來,準備接受事實。
不料,原本已趨平靜的教育類新聞,隨著新北市市長朱立倫8月14日的反對特招,又再度成為熱點。這次關注的焦點,除了入學方式,還延伸到朱立倫的政治前途。不少媒體說,朱立倫挾民意施壓馬英九,謀求未來共主。單純的教育問題,居然可以連繫到政治權力的爭奪,或許是記者們太有想像力,或許教育問題真的也是政治問題。
台北市長郝龍斌8月15日也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先特後免、一試二用,也就是所有學生只要參加一次考試,就可以用同一份成績,分別參加特招和免試的入學。之後媒體報導,教育部在各方的壓力下,終於同意明年採「一試兩用」,且授權各區決定是否續辦特招,不論是先特後免或先免後特,都尊重各區決定。換言之,教育部將權力開放給各招生區的教育主管來決定,也就是由地方首長來決定。燙手的入學問題,在中央與地方互相包容下,似乎得到雙方都滿意的答案。
不過,8月17日,教育部國教署在全國教育會議後發出的新聞稿指出,這次會議達成下列共識:「以免試為主,特色招生為輔,各區各校104學年度原則均提高免試入學名額比率達50%以上。……至於各界關注之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經與會者充分討論,在現行法制先免試、後特招考試的規定下,以縮短期程一次分發到位為原則。」看來教育部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甚至要強推令人詬病的免試入學。
即使朱立倫和郝龍斌的改革方案都得到教育部的承認,但是,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吳敦義副總統日前指出,台灣兩大怪現象:很難考不上大學及結婚少、離婚多。婚姻與教育無關,但是「考不上大學難」卻值得檢討。
2014學年度大學指考放榜,錄取率高達95.73%。驚人的大學錄取率,讓滿街都是大學生。當大學畢業生充斥就業市場,企業在選擇員工時,擁有明星大學的文憑,當然較容易得到雇主的信任。大型企業偏愛明星大學,例如,2014年鴻海校園招募活動,第一站就從台灣大學起跑。看來之所以有明星高中,應該是為了確保能進入明星大學,好讓未來的就業之路比較平坦。大型企業偏愛明星大學的學生,除了學生素質較高外,還看上這些學生長期的辛苦努力,他們勤奮的態度,正是企業未來擴大發展的動力。
因此,教育部若想要廢除明星高中,恐怕應先廢除明星大學。例如,讓台灣大學的學生素質,和即將停辦的永達技術學院齊一,如此一來,學生不必搶著進台大,永達也不必停辦,不是就可以紓減學生的學習壓力,也可以解決私校退場的問題了嗎?
可是,如果台大變成和永達一樣,那未來企業將到哪裡去徵才?如果要廢除明星高中,讓所有高中齊一,那就應該廢除明星大學,讓所有大學齊一,也該廢除明星科系,讓所有學生都可以讀醫學系。但是,一旦連認識不到1,000個英文單字的學生也能讀醫學系,那病人去醫院就診,和去廟裡求藥籤,兩者的結局大概會相去不遠吧!
簡言之,明星高中的存在是因為明星大學存在,明星大學的存在是因為社會需要。教育部要推動12年國教,其實和廢除明星高中完全無關。12年國教的精神是讓所有學生都能得到更好、更適當的教育。所以,做好分流的工作,讓不同發展方向的學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天空,才是12年國教應做的工作。若把明星高中廢除,讓所有高中齊一,再讓全台灣所有學生都共用建中、北一女的月考考卷,這對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折磨,因為會有一半的高中生無法畢業。
12年國教真正的亂源,就是因為教育部不願意去了解現實社會的需要。如果鴻海校園徵才第一站從永達技術學院開始,那12年國教廢除明星高中的目標就有希望達成。但是,鴻海願意嗎?其他企業肯嗎?
我們的社會需要明星大學、需要明星高中。既然如此,教育部也許應該考慮拿掉免試的招魂幡,把經過現實考驗的高中、高職聯考徹底辦好,讓學生適性分流,才是對學生最大的照顧。
附加資訊
- 作者 蔣欽堯
- pages 14
- 標題 解開12年國教的魔咒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發生一連串氣爆後,全台灣震驚,中央地方政府與軍警消防部門緊急動員救災,人民也紛紛積極投入救援與捐輸資源。
隔天,中國大陸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達慰問,各國政府也紛紛致意,全球媒體亦以重要新聞進行報導,大家聚焦於如何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救護與安置的危機處理,乃至進行整體事件的危機管理。
但全力投入危機管理的正面方向,不久就迷失在台灣藍綠「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口水中。地方指責以前政府的錯誤政策埋下氣爆管線,抨擊中央不願提撥足夠救災與復原經費;中央除了強調全力協助之外,也指出地方可動用準備金支應重建,以及有相關自治條例可處理管線。
在政治口水混戰下,經濟部長掛冠求去,高雄市副市長、水利局長、工務局長、捷運局長請辭獲准;一陣荒腔走板的政治鬧劇中,受災戶緊接著迎來的是,殘破家園的滂陀大雨,昔日大道成了滾滾黃河……。
難道面對危機的台灣政壇,只能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廝殺,只能是是非不明的推諉卸責,只能是先選立場、再找理由。事實上,意識形態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是錯誤的意識形態不應該是危機管理的指導原則。更精準地說,危機管理的意識形態,必須能夠有效的預防、處理、解決危機,而不是爭功諉過的煽動言語。為了釐清上述概念,本文先論述意識形態的真義,接著據此討論高雄氣爆危機管理應有的意識形態。
啟蒙思想造就了法國大革命,而當時的學者狄崔西(de Tracy)是第一個使用「意識形態」這個字彙的人,他相信,人們可以使用科學去改善社會和政治情況,所以,意識形態正是觀念科學(Science of Ideas)形成過程的研究。
可是拿破崙在逐漸專制獨裁後,與主張共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相互仇視日深,進而指摘意識形態是「知識上貧乏、實踐上無能,特別是危險的政治情緒」,於是意識形態的原意,就擺盪在「理性科學」與「感性謬誤」的極端對比中。
事實上,意識形態是人們解釋周圍世界的主觀認知、模型、理論等,不論是微觀的個人關係,或是宏觀的整合解釋過去與現在,都會染上規範觀點的色彩。當人們面對資訊不足、情勢複雜的環境時,主觀而經濟化的意識形態可以讓人們做出選擇。
各種不同、競爭的意識形態彼此共存,而當人們的經驗與意識形態不一致,他們會改變意識形態的觀點,嘗試發展出新的理性詮釋,藉以符合經驗;也就是當不同的經驗發展出對立的觀點時,能提出相適應經驗觀點者,亦即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所謂的「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就會應運而生。
意識形態應該是「中性」的,但所謂的中性,不是非主觀價值下的客觀概念。它是對過去的省思、對現在的詮釋、對未來的擘劃,其中當然有主觀的判斷意涵,但沒有客觀的是非對錯。
因此,意識形態就是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複雜生活,提供一種簡約性的思維體系,反省社會過去為什麼會這個樣子變遷、詮釋社會現在這個樣子是什麼意涵、擘劃社會未來應該變成什麼樣子,以及提供達成未來理想的行動綱領。
高雄氣爆是危機,這個公共危機對當地人民、地方政府,乃至於中央政府都具有立即而明顯的威脅,而且危機處理的時間急迫、資訊不足,但重點都在於如何因應現有環境與限制,制定有效率與效能的策略及方案,減輕威脅的損害,甚至消弭威脅的存在。
因此當氣爆發生後,危機處理是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包括緊急救護、疏散人員、清查危險、暫時安置、急難救助,以及修復具急迫性質的道路橋樑等公共設施、水電供應等民生設施。即使經費缺乏、人事不足、法規拘束等環境因素侷限,身處第一線的當地政府仍應扛起責任,在有限資源下,盡最大所能,紓緩危機爆發帶來的震撼,安定民心以盡速回復生活正軌。
這樣的作為,正是人民為什麼需要政府,亦即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存在意義與正當性。所以,當政府抱怨資源動用困難、以前政策錯誤、因為黨派爭議而拿不到補助時,聽在遭逢莫名災難、無語問蒼天的升斗小民耳裡,會是什麼感覺?換言之,合乎民眾需求的政府意識形態,應該是可動用的資源,挹注在最緊急的危機處理,讓人民感受到政府不是推卸責任,指摘他人,而是勇於任事,全力解決當下難題,而這種「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政府,才能獲得人民支持。
當然,危機發生前、發生時、發生後的整體危機管理,更要符合民眾需求的政府意識形態;也就是事前的警訊感應、人員訓練,事件中的危機控管、訊息傳遞、資源動用,以及事後的損害評估、復原重建、經驗學習等,都應全面而徹底地建立。
人民需要的不是動輒訴諸藍綠對立,政黨惡鬥的「意識形態」政府,而是需要能善用資源、腳踏實地、解決問題、除弊興利、造福大眾的「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政府,這對相較於北部缺乏資源的南部民眾,更是如此!
附加資訊
- 作者 黃清賢
- pages 12
- 標題 高雄氣爆危機管理應有的意識形態
7月31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商店街晚餐的市民嗅到「瓦斯」氣味,不久當地消防單位接獲報案,電視新聞也出現高雄市瓦斯外漏的消息。幾個小時後,接近午夜時刻,連環的路面爆炸發出高度爆震波,化學物質爆燃引發衝天烈焰,造成市民與救災人員30死、逾300人傷,並且嚴重燒毀周邊民宅及商家的大慘案。而這一件高雄市,也是台灣戰後史上最嚴重的公共安全意外,隔日隨著大眾媒體的傳播,震驚全省,並引發兩岸四地及世人的高度關注。
氣爆本質是人禍
8月1日清晨,志工及愛心捐款、輸送物資等源源不斷進入災區,高雄政治人物則拚命找「禍首」究責,讓這件意外慘案,還上演出一部政府「以百姓為芻狗」的口水動作片。
面對前所未有的重大意外事故,消防人員及基層行政人員難免經驗不足,但高市府團隊的危機處理、責任應對則有必要檢討。例如,高市環保局與經濟部官員8月1日便對外稱是丙烯肇禍,非人刻意為之,顯然在暗示非屬於市府「行政責任」的範疇。隔日,市府官員進一步稱「百分百李長榮要負責」,從目前有關調查來看,榮化的責任確實最重,但市府此言顯然是想逃避行政疏失。但所有卸責的發言都抵不過陳菊在高市官員請辭後,那一句「橫向連繫出問題」(所以與上位者無直接關係),讓人氣憤。
民眾都曉得,若沒有行政院、地方兩造協調整合救災是無法成事的,而藍綠兩黨、政院及高市則帶著選票考量處理事情,他們的表現民眾都看在眼裡,且反映在民調上。之後不久,高市府改口稱「該負的責任會承擔」,行政院也速撥16億元重建款項予高市。但是,行政院與高市府之間的暗中較勁仍在。例如,行政院表示高市府要有明確的捐款清單與重建經費使用去向,隔日早報上即見到高市府一則半版大「捐款運用方向」的廣告。
氣爆後第二周,災區現場仍感受到災情的嚴重,而且高雄市區景點遊覽車顯然變少了,住宿的陸客也明顯減少。陳菊急忙表示「管線不重埋回」,欲設停損點,足見她本人是有危機感的。
民進黨在高市已執政16年,早先的謝長廷最自豪於捷運及下水道工程,接著陳菊團隊更致力於輕軌工程,這幾大項工程的前置作業中,若市府沒摸清或不知道地下的工業和民生管線情形,可說是極不負責任的市政團隊。
不過,從最近幾次民調看來,氣爆事件似乎尚未衝擊到陳菊的選情,她的哀兵策略和「苦民所苦」的形象,以及「國民黨的中央欺負民進黨的地方」的宣傳,似乎抓住了高雄市民的口味。
石化專區新戰場
行政院在第一時間的反應陷入慣性的藍綠鬥爭模式中,備受批評,但在經濟部長張家祝請辭、換上杜紫軍之後,行政院隨即召開高雄市石化專區會議,回應了陳菊提出的「管線不重埋」、「發展石化業要與高雄人討論」,暫時掌握了氣爆事件善後的主導權,逼得陳菊只好說「一下跳到石化專區好像快了一點」,暫時虛應一番。
石化產業在高雄的分量不只是每年高達4兆產值的經濟帳,還要看到這將影響左營、楠梓、大社、仁武、林園等區極為可觀的就業人口,尤其五輕停役後,就會涉及城市規劃的多種問題。亦即,石化業將成為下階段影響地方經濟、政治關係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誰能提出較好的改造方案,自然有利於未來執政。對此,行政部門較有優勢,可為藍營加分。特別是中油系統關連石化業資本的發展早期與國民黨較有關係,透過石化專區設置,會再增強其連帶感。
但是,石化產業勞工相當部分已成為綠營的群眾基礎,且自謝長廷、陳菊入主高雄後,大力美化市容、修造公園等作法,得到一般市民的支持。市民對「漂亮起來」的高雄多有認同感,更加深對石化產業又愛又怨的心理。
石化業專區另一重點是土地問題,涉及高雄土地開發、建商、房仲業等利益群體。這幾年隨著高市府不斷推出土地重劃、「高雄厝」等行銷,高雄房價持續攀漲,上述業者大都獲利頗豐,紛紛表態「愛高雄」。即便氣爆損及房價,他們也已嗅出未來城市轉型的商機。
面對即將到來的高市石化業大變動,未來誰主導石化專區這個兼具經濟、政治影響力的戰場,在2014年選舉或許尚未尖銳化,但隨著五輕明年停役,2016年大選勢必會表面化,它是否會帶動藍綠陣營的角力,以及選民結構的鬆動重整,值得注意。
氣爆案的深層因素不啻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城市的治理,落後於時代形勢下的發展必然」。對此,行政院及高市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高市執政團隊對高雄漂亮起來的成果過於自信,以致於輕忽了高雄自身的產業特性,失去對地下空間潛藏危機的警覺性,才終至釀成大禍。
高雄市民在驚遇氣爆之後,也應該有所驚醒,除盡快重建家園,提升防災整合能力外,也要思考城市的發展定位,「以人為本」向前看,建設一個讓市民安心,且可持續發展的高雄。
(作者係勞動人權協會總幹事)
附加資訊
- 作者 王武郎
- pages 10
- 標題 高雄氣爆反思
2008年馬英九當選時,挾765萬餘票之姿,又兼掌握國會,民心望治,政治對手完全無力牽制。可以說,民主國家領導人所夢寐以求的治理條件,選民全給他了。但,誰也沒想到,6年以後,馬英九的民調竟淪落至9%,施政動輒得咎,甚至近乎失去統治正當性,除政治對手「逢馬必反」外,馬英九也該自我檢討吧。
馬英九執政以來,受困於三大謬誤:
第一、不統、不獨、不武。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部統一憲法。身為總統,馬英九卻未堅定維護憲法的立場,不能坦然面對兩岸實屬於一個國家而分裂的現狀。這使得不管是教科書、承認大陸學歷、ECFA、經貿談判,都名不正言不順,處處受制於獨派箝制。例如,不管從兩岸關係或從經濟角度,馬政府都沒有能力說服民眾服貿、貨貿和自經區的設立對台灣的利益與必要性,甚至面對獨派鋪天蓋地的扭曲與抹黑時,也只能沉默以對。
最致命的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以台獨為中心思想的教科書課綱,儘管許多人大聲疾呼,必須在剛就任、民氣極高時,修正成符合憲法。馬英九卻不以為意,輕忽其重要性,等到2013年才微調課綱。教科書形塑國民的國家觀念與價值觀,馬政府放任違憲的課綱繼續使用6年,使台灣年輕人內化為只知一邊一國。從3.18事件呈現的新一代台獨面貌,就知道教科書危害深遠。
第二、對全民總統認知的謬誤。馬英九信奉「全民總統論」。他不能理解,只有獨裁政權才有全民總統。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總有一部分的人民不支持,甚至永遠不會投票給你,而這就是民主的常態;領導人可以聆聽民意,完善施政內容;也必須努力溝通說服,建立堅實的論述。馬英九必須了解,即使為國為民建立大功大業,最後也會有三、四成的人民不喜歡你,甚至痛恨你,尤其是在台灣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裡。
馬政府的用人和施政,為了做全民總統,不惜犧牲施政的方向,而這樣的心態使得政績大打折扣,也使得支持者深感遭背叛,更鼓舞了政治對手。綠營逐步加強對各種政策的反對力道,以測試底線。果不其然,幾次測試下來,馬英九逐步軟化立場,妥協退讓。
以國光石化為例,馬英九明明是執行扁政府的政策,而蔡英文居然強力反對自己執政時的政策,最後馬不敵抗爭施壓,全盤棄守。馬英九從此被看破手腳,施壓者知道只要提高反對聲浪,即可對馬予取予求,而馬政府從此已很難順利推動重大政策。
第三、用人不當,並對專業人士不尊重。馬英九雖曾經蔣經國訓練,但他不尊重政治專業,對幕僚不信任。他不喜歡貼近民意的立委,而他的親信政務官多是不知政治運作,毫無政治手腕,甚至欠缺社會經驗的政治素人或青年軍。這使得官員對人民的真實生活無感,許多政策搔不到癢處。即使立意良好的政策,也常因沒有論述、溝通不良而兵敗如山倒,最終使民怨深重。
例如,馬政府為求資金回流投資台灣,對企業和有錢人大開減稅之門,希望資方會因減稅而對員工加薪。但回流的資金卻多半進入房地產,使雙北房地產在6年內上漲超過100%甚至300%。企業獲利且獲得減稅,國民薪資所得卻沒有上升。馬政府和同為國民黨執政的雙北市,對房地產的不正常超漲,既未預先防範,又沒有因應對策。貧富差距深化,加上民生物資漲價,成為民怨之首。
太陽花事件是另一個致命的轉捩點,此後,馬政府幾乎失去了執政的正當性。
3.18晚,當新聞頻道以跑馬燈報導立法院被占領後,台灣就陷入了驚濤駭浪的憲政危機。任何民主國家當國會被占領,領導人都理應在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譴責暴力並保證公權力將立即恢復國會。可是馬英九選擇沉默,讓人民眼睜睜看著立法院被占據24天的荒謬劇,警察不但不驅離逮捕,還保護這批暴民的安全;政府不但不斷水、斷電,場內還有電話與網路訊號,任憑暴徒自由出入,每日上電視通告。學生占領立法院不會嚴重損及馬政府的威信,但當馬政府不能保衛國家機關與社會秩序,官員被喝斥如小兒,那就真的失去執政的正當性了。當然,台灣社會終究不會容忍這樣的失序,但太陽花學運得以得逞,馬政府恐怕是最佳啦啦隊。
太陽花之後,馬政府士氣一落千丈,閣員無論施政或私德,一再失誤下台,連無涉藍綠的12年國教都成為民怨沸騰的火種,而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竟以一下被指控為共諜,一下則是洩密的方式撤職查辦。依目前這樣的局勢發展,馬政府任期最後一年多能不能有效治理,都讓人存疑。
危機迫在眉睫,馬政府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勇敢跳脫自身的限制,大破大立,否則豈僅政權輪替,亡國亡黨之禍,恐怕都已不遠了。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附加資訊
- 作者 黃智賢
- pages 8
- 標題 馬政府面臨執政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