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季啟動的軍事行動，本質上是一場針對全球能源生命線的「空間剝奪」。站在地緣戰略的制高點俯瞰，中東不再僅是石油產地，而是一個破碎的棋盤。我們能感受到空氣中凝結的煙硝與海浪拍打著受阻貨輪的沉悶聲響，這不僅是地緣衝突，更是對二戰後海權秩序的根本性挑戰。

從地緣戰略來看，荷姆茲海峽不僅是物理上的窄道，更是全球經濟的「動脈瓣膜」。伊朗利用其漫長的海岸線優勢，實施了一場精準的空間封鎖。這種封鎖並非全然的軍事摧毀，而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常態化」，讓保險費率與航運成本飆升。海峽兩岸的雷達訊號交織成網，任何非盟友船隻的進入都等同於一場豪賭。

這種地理宿命導致了全球運力的「空間性流失」。當好望角重新成為航運的主戰場，地理距離的拉長直接轉化為時間成本與通膨壓力。海峽內部的靜默與外部海域的擁塞形成強烈對比，這場「通行權」的博弈，實質上是大國在重新定義，誰具備維護區域安全的戰略資格，而非單純的能源買賣。

地緣戰略中，資訊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殺傷力的武器。華爾街與政治核心圈共同構築了一種「延後－突襲」的循環，這種戰略欺騙旨在製造市場的集體誤判。在關鍵的外交窗口期，市場往往會出現短暫的樂觀情緒，但這背後往往隱藏著衛星雲圖上頻繁的部隊調動，這種視覺上的安定感與數據上的威脅感，正是機構收割散戶的最佳掩護。

這種信用破產的後果會使所有外交協議隨時被撕毀。當權力核心利用盤後訊息操控流動性時，地緣博弈已變成一場「金融特種作戰」。一旦以色列或伊朗決定打破這種病態的平衡，那些迷信「談判必能解決問題」者，將會在瞬間失去所有防禦空間。

這場危機受衝擊最深的歐盟與英國，其戰略脆弱性在於高度依賴遠程能源供應鏈。可預見，歐洲的製造業核心將會因能源成本的抬升而向外轉移。而日本在亞洲海權體系中，也正承受著輸入型通膨對其貨幣政策的擠壓。相較下，具備能源自給能力的國家，正展現出強大的戰略抗壓性。這不再是GDP的競爭，而是關於生存韌性的競賽。在這種地緣格局下，資產的安全性不再取決於獲利能力，而取決於該資產是否位於大國羽翼的保護傘下。這種權力位移，將會把資金推向更具地緣安全性的孤島。

面對這一地緣政治的臨界點，防衛路徑必須從擴張轉向保存。在戰略收縮期，任何過度的槓桿都是對未來的透支。地緣戰略最安全的防禦是保持機動性，這反映在財務上，即是極高比例的現金與實體對沖資產。在這個破碎的時代，保留撤退的能力，比追求進攻的機會更具戰略價值。

2026 年這場地緣震盪，正將人類帶回以「實力與地理」為核心的舊時代。唯有洞察空間邏輯、警惕戰略欺騙，並在混亂中嚴守紀律與彈性，才能在這一場決定未來國運與財富的賽局中，守住生存底線。

（作者係國防大學前主任教官）

4月20日，《華爾街日報》刊登《川普在戰爭問題上公開表現得趾高氣揚，但內心卻充滿恐懼》（Behind Trump’s Public Bravado on the War, He Grapples With His Own Fears）文章，揭露了川普處理危機的情況。當飛機失事與外交危機在白宮西廂蔓延，我們看見的不是一位冷靜的戰略家，而是一位深陷「撤退衝動」與「體制慣性」夾縫中的領導人。這場博弈的本質，在於個人政治生存的算計，如何與華府長期建立的治世邏輯產生無法兼容的錯位。

川普是典型的交易型領導者，習慣判斷對手弱點以獲取實利。這種「以小博大」的模式，讓他過度依賴對手的服從；一旦遭遇如「伊朗革命衛隊」（IRGC）這類不按牌理出牌的對手，這套劇本便顯得乏力。然而，他對政治風向很敏銳，當撤退成為維持政治生命與財政收益的唯一解方，他本身或比任何智庫成員都更早感知到失敗的徵兆。

白宮會議室內的空氣因空調運轉而冷冽凝結，他指節敲擊紅木長桌的聲響顯得刺耳。他對著幕僚怒吼，不只是軍事自信的崩解，更是對眼下這張親手簽下的支票，恐將由政治前途全數買單的恐懼。

與此同時，美國建制派決策圈深陷「維持霸權」的結構性陷阱，視伊朗為必須拔除的毒瘤，力主軍事升級。這群幕僚深受「沈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的影響，他們無法接受在沒有「大勝」的情況下撤出，因此持續簇擁總統加碼。這群幕僚忽略了戰爭的非線性特質，以及中東複雜的代理人網絡與歷史宿怨。

當白宮在會議中爭辯，他們看不見前線指揮官盯著監控螢幕時的疲憊，也忽視了國防部（戰爭部）內部對戰爭動員成本的冷硬評估。這種戰略幻想，讓川普在「想退」與「被迫進攻」之間，陷入了嚴重的決策失能。

宏大的戰略博弈，最終必須回到市場與民意接受檢驗。真正的震盪並非發生在五角大廈的冷光螢幕，而是在清晨的加油站。當油槍跳停，計價器數字如心跳般劇烈跳動，駕駛們的焦躁不僅是錢包縮水，更是一種生活秩序失控的真實觸感。當這股壓力從華爾街蔓延至「鐵鏽帶」（Rust Belt），華府智庫那套關於「全球戰略布局」的華麗簡報，在民眾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些日常的物理性壓力，往往比外交辭令更能擊碎政治幻象，也更能迫使權力中心認清殘酷的現實。

這場劇變或許正揭示出：強國的衰退往往不是來自於敵人的致命一擊，而是來自於決策層無法在傲慢與務實之間，尋找到最後的退場機制。當民意對這種無止境的軍事糾纏感到厭倦，川普面臨的不僅是伊朗的挑戰而是執政基礎的流失。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當領導者的意志與國內經濟現實脫節，無論如何精算，最終都將被市場機制與民意投票強制修正。綜觀這場中東危機，不僅是美國在全球權力調整期的陣痛期，更是關於一個國家如何學會適時收手，避免在盲目擴張中耗盡國本的嚴肅課題。

（作者係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今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軍事攻擊，至今仍未停止。在這一場戰爭中，其他國家的反應不出眾人意料之外，唯獨英國與西班牙的表現較為特殊，值得關注。

英國再度展現靈活外交

從2025年12月開始，法國、韓國、愛爾蘭、加拿大、芬蘭等國領袖相繼赴北京訪問。這一波訪中潮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總統川普一系列的強制作為，引發世界各國高度不安，於是重新評估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尋求擴大自己的戰略自主空間。

在這最新一波的訪中潮裡，英國首相施凱爾於1月28日到訪北京，29日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雙方進行長達80分鐘的會談，顯示英國精準掌握國際風向。川普曾警告英國不要與北京深化商務關係，但施凱爾表示，英國無須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選邊站，並將英中關係定位為一種務實的作法：在管理地緣政治風險的同時，支持國內經濟增長。

美國此次攻擊伊朗，英國僅提供有限支援，令美國不滿。川普宣布自4月13日起封鎖荷姆茲海峽，施凱爾又公開表示反對，宣稱不會參與相關行動，且將持續避免捲入戰火。美國與英國之間雖然有過獨立戰爭，但美國獨立後兩國關係始終如膠似漆，尤其在國際上，英國始終無條件支持美國。英國在過去兩次世界大戰和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也一直都是美國的堅定盟友。

但針對伊朗事件，施凱爾在國會表示：「對於我方決定不參與首波打擊，川普總統表達了他的歧見。但我的職責是要判斷什麼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我也已經這麼做，並堅持我的決定」。施凱爾的態度，清楚展現了英國尋求戰略自主的意圖。

施凱爾在訪中期間，引述習近平所說的瞎子摸象故事，表示英國與中國大陸的接觸是為了看清全象。今日英國雖然已經沒有19世紀大英帝國的榮光，但仍保有優秀的外交傳統，即使與美國有著傳統緊密關係，卻不盲從，冷靜地以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西班牙嚴正向美、以說不                    

伊朗駐西班牙大使館3月26 日表示，鑒於西班牙對國際法的尊重，伊朗對來自馬德里的任何請求持開放態度，並特別提及荷姆茲海峽。伊朗向西班牙釋出善意，顯然是回報西班牙對美國與以色列攻擊伊朗持反對態度。

西班牙於3月10日在官方公報中稱，西班牙已終止駐以色列大使這個職務，未來駐特拉維夫大使館將由臨時代辦負責。西班牙罕見地主動將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是因為對以色列的作為深為不滿。

以色列於2023年10月對加薩地區發動攻擊後，西班牙即禁止向以色列運送武器的船隻和飛機進入西班牙港口或領空。以色列則於去年5月以西班牙主張承認巴勒斯坦國為由，召回駐西班牙大使。如今西班牙永久撤回駐以色列大使，使兩國的外交關係陷入冰點。由於以色列身後有美國的強力支持，西班牙此舉也等同向美國說「不」。

美國與以色列聯合攻擊伊朗後，西班牙總理桑傑士不但公開譴責，並拒絕美方使用西班牙境內兩座美西共同營運的軍事基地，對伊朗發動攻擊，迫使15架美國軍機調離西班牙南部的軍事基地。川普對此深為不滿，揚言將切斷與西班牙的貿易。但桑傑士不為所動。

桑傑士於3月5日在總理府發表演說稱：主權不標價，西班牙的靈魂也不是用來交易的商品。他表示，西班牙反對中東持續戰爭帶來的災難。他強調人類重大災難皆因戰爭而來，西班牙不會因為害怕遭到報復，就成為對世界有害且違背我們價值與利益事務的共犯。桑傑士的和平主義獲得廣泛的支持與讚揚。

去年11月30日，宏都拉斯舉行總統大選。川普在選前公然表態支持保守派國家黨候選人阿斯夫拉。今年1月3日下令美軍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將馬杜洛總統夫婦押送出境。川普政府這些違反國際慣例，直接干預中南美國家內政的行為，引起西班牙極度不滿。

中南美洲國家絕大多數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獨立後仍然與西班牙維持緊密關係，並得到西班牙的多方援助。歷史因素使得西班牙對中南美洲國家始終帶有特殊情感，眼見美國霸凌這些西語國家，自然感到憤怒。如今挺身而出，也是對美國過去的「門羅主義」做出回應。

桑傑士4月11至15日第四度前往大陸進行正式訪問，也等於向美國表態。西班牙雖然是北約盟國，但在外交事務上對美國並非言聽計從。西班牙又為歐盟會員國，對西語世界也深具影響力，率先反制美國與以色列，會不會影響歐盟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集體動向，值得關注。

和平與利益是金科玉律

教宗良十四世對當前國際局勢深有所感，4月11日在和平祈禱守夜活動中稱：「不要再炫耀權力！不要再有戰爭！真正的力量體現於為生命服務」。教宗對和平的呼籲，引發世人共鳴。

英國與西班牙在美伊戰爭中與美國保持距離，固然是為了中東和平，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這驗證了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Lord Palmerston）的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作者係退休大使）

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軍發動「史詩怒火」與「咆哮雄獅」行動，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造成包括最高領袖哈米尼等在內的40名政治與軍事高層領導喪生，後續數周內伊朗核設施、煉油廠、導彈生產基地等重要設施又遭到重創。然而，一個多月過去了，伊朗並未如預期「摧枯拉朽」般倒塌。

相反的，新任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哈米尼迅速繼位，革命衛隊主導的臨時領導機制運轉有序，伊朗繼續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反擊以色列與美軍基地，並封鎖荷姆茲海峽。世人都在問：這麼一個被制裁了40多年、通貨膨脹接近50%、外匯儲備從1200億美元縮水至100億之下的國家，為什麼在狂轟濫炸下，沒崩沒亂、沒投降，還能站著繼續抵抗？

伊朗有自主的軍工體系

放眼中東，沒有一個國家敢說能關起門來製造出所有武器裝備，但伊朗做到了。伊朗90%以上的國防裝備是自己造的，從地面部隊用的坦克裝甲車，到防空部隊的雷達系統；從空軍的教練機到海軍的導彈驅逐艦，甚至潛艇。

最關鍵的是導彈和無人機。伊朗擁有中東規模最大、型號最全的導彈庫，現存可用彈道導彈1500到2500枚。霍拉姆沙赫爾-4型遠端彈道導彈，射程2000公里。覆蓋以色列全境和所有中東美軍基地，命中精度在30米以內，突防速度16馬赫。伊朗更建成了全球最龐雜的無人機作戰體系，庫存超過8萬架，平時月產5000架，戰時可翻倍。美軍用幾百萬一枚的愛國者導彈，去攔截幾百美元一架的自殺式無人機，根本不划算。

伊朗的軍工體系完全嵌在山裡；七成國土是高原山地，在這片山地下挖了數百座「地下導彈城」，核設施和指揮中心及導彈生產線和濃縮鈾離心機深埋山體，常規的炸彈根本炸不穿。

抵抗型經濟+社會凝聚力

伊朗被封鎖了40多年，早就摸索出了一套「抵抗型經濟」。伊朗的糧食自給率超過90%，就算一滴油都賣不出去、外匯帳戶全被凍結，伊朗人照樣有飯吃。伊朗又用本幣結算、用黃金交易，中國和伊朗用本幣結算占比已達到68%。2026年伊朗官方通脹率達到48.6%，里亞爾對美元的匯率已到150萬比1，食品價格一年漲了72%，普通工人月薪只有70美元，一公斤牛肉要花掉月薪的1/4，2/3的人口陷入絕對貧困。的確有不少人上街抗議，但更多人選擇沉默，甚至選擇支持現政權。

在西方眼裡，伊朗是一個神權專制國家，只要外面壓力夠大，內部就會爆裂。但伊朗人是波斯民族，從居魯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的盛世，讓伊朗人深以為傲。當以色列的戰機飛越伊朗領空，當美國的航母駛入波斯灣，當川普在電視上說將「徹底摧毀伊朗經濟」，伊朗人以波斯人的身分在憤怒，而這種憤怒立即轉化成了政治支持。哈米尼死後伊朗沒有亂，並在最短時間內推舉其次子接任最高領袖，革命衛隊沒有趁機奪權，政府的行政機器照常運轉。

40多年的外部壓力讓伊朗政府學會了在失去零件的情況下繼續運轉。還有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那張深入到社區、工廠、學校等的基層網路，在戰爭時期變成了政權控制社會的毛細血管。西方導彈打過來時，原本對政權不滿的人也會暫時放下成見，因為外敵當前，誰也不想當亡國奴。

伊朗有獨特的地緣政治

荷姆茲海峽最窄處只有33公里，卻承載著全球20% 的石油運輸量，每天有接近2000萬桶原油從這裡通過。卡達的液化天然氣也從這裡走，占全球液化天然氣貿易量的20%。3月1日伊朗宣布禁止船隻通過荷姆茲海峽，這引起全球能源市場瞬間痙攣。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單日跳漲13%，衝到每桶82美元，之後一路飆漲到100美元高位。卡達和阿聯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被迫暫停，歐洲約15%的天然氣供應斷了。油輪繞經好望角航程增加40%，運價突破每天5.3萬美元，保險費率飆升300%。海灣產油國的原油運不出去，儲油空間接近耗盡，被迫減產。

摩根大通的分析師算了一筆賬，若荷姆茲海峽完全關閉，中東產油國在連續生產25天後將不得不全面停產，這就是伊朗的「同歸於盡式威懾」。這才是伊朗真正的護身符。沒有人敢真的滅掉伊朗，因為滅掉伊朗的代價會使整個中東能源體系崩潰。美國可以空襲、制裁、搞斬首行動，但對派地面部隊入侵伊朗，則不得不仔細掂量。1945年後，美國打過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場地面戰爭有好下場？

最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俄兩個大國的支撐。近年來中國不僅斡旋伊朗與沙特恢復外交關係，還促使伊朗加入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 。目前是伊朗最大的交易夥伴，估計購買了伊朗約九成的石油，並且用本幣結算。此外，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俄伊兩國簽訂了20年全面戰略條約。有中俄這兩大國在背後支撐，伊朗的外交和經濟就不會徹底孤立。

結語

軍工自主保住了國防、經濟內迴圈保住了民生，社會凝聚力保住了政權，地緣底牌保住了生存底線。伊朗這種韌性，制裁打不碎，空襲炸不爛，斬首砍不斷，他們更知道妥協換不了和平，讓步換不來尊重。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也沒有人知道最終結局是什麼。但有件事很清楚：伊朗不會倒下。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近年有關中國大陸對統一後台灣方案的研究，多集中於統一後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配置，對立法權乃至整體民意代表制度的設計則著墨不多。然而，現代政治不僅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更有自下而上的監督、制衡與回應。因此民意機關如何調整強化，使其能有效反映真實民意，也應一併考量。

民意機關的存續與改造

台灣自解嚴前，即逐步建立多層級民意代表選舉制度，迄今已成為其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礎。尤其近年來民進黨依託現行憲政架構，掌握行政、司法與監察體系後，立法院遂成為現行體制中，少數仍可對執政黨形成實質牽制的機關。2024年賴清德以四成得票當選，更使得立法院具有凸顯分裂授權與多元民意的政治意義。正因台灣民意機關具有深厚歷史經驗與制度價值，若兩岸未來統一，應保留既有民意機關並進行調整與強化，使之成為推動兩岸融合的重要制度支點。

中央民意機關設計本非單純仿效西方議會制度，而是依循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的理念，將傳統國會功能一分為三。國民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修憲、領土變更等主權性的權力；立法院掌理法律制定與預算審議權；監察院則兼具中國傳統監察制度與西方議會調查權精神，對公務機關及公務員行使調查、糾舉與彈劾權。此安排一是使不同性質的公權力由不同民意機關分別承擔，二在於分散民意代表權限，避免掣肘行政權。

然而，自李登輝主導修憲以來，國民大會歷經擴張、削弱，最終終止運作；監察委員則由原先帶有民意基礎的間接選任，轉化為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任命制官員。監察權的人事來源既日益依附總統的意志，其監督效能難免受制於執政者本身。因此，李登輝時期，黑道與地方派系橫行，官箴敗壞，前屏東縣長伍澤元的四汴頭弊案，直到伍過世都未彈劾成功。而蔡英文支配下的監察體系更是接近癱瘓，無法對具重大爭議的高端疫苗採購案進行調查。

在此情況下，台灣現行制度中真正保有民意基礎，並能對執政黨形成制衡者，幾乎僅剩立法院。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對龐大財政支出與政策擴張的節制，也表現在其足以影響兩岸關係的走向。2014年民進黨藉由立法程序拖延與政治操作，阻撓兩岸服貿協議完成審議，即是明顯例證。

設立全國民意機關之必要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立法會雖由本地選出的議員組成，不論直選或功能界別，本質上仍多局限於香港既有政治與社會菁英的權力分配。這種由本地利益結構主導的民意機關，未必有助於國家整合，反而可能將大陸因素轉化為地方政治動員的資源。對無法進入既有圈層的大陸新移民，香港反對派長期抱持排拒態度並加以醜化，部分建制派亦樂於將其視為自己的選票禁臠，同時壟斷中港交流管道，雙方的行為都是在強化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隔閡。

直到涉港國安法施行、阻撓融合的政治力量退場後，香港社會才逐步出現大規模北上與民間交流升溫的新局面。此一經驗顯示，若僅由地方政治勢力壟斷「孤地民意」的詮釋權，非但無助於融合，反而可能加劇政治邊界與身分對立。台灣未來統一後，切不可重蹈此一路徑，也必須審慎防範此風險。

基於上述觀察，兩岸統一後，台灣最需要的不是取消既有民意制度，而是對其加以重構與提升。具體而言，可考慮融合原國民大會與監察院的部分性質，在台灣設置一個具有「全國主權性質」的新型民意機關。其組成代表亦可參考第一屆國民大會的區域代表制，由包含台灣在內的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及特別行政區共同選任，使之成為國家整體政治架構中，代表中國在台行使主權、承擔整合與監督功能的重要部門。現行立法院則可繼續存在，兩者形成分工有序、各具職能的兩院式結構。

民代需有為民請命的職能

同時，新的主權性民意機關應吸納監察院制度中的調查與糾彈功能，使陸籍與台籍代表得依台灣人民聲請，依法調查各級機關與公務人員的失職、違法與濫權情形，並在必要時行使糾舉、彈劾權。如此一來，台灣人民在統一後不僅不會失去監督政府的制度管道，反而可藉由跨區域、跨身分的民意機關設計，避免地方政治勢力壟斷監督權與話語權，進一步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與問責強度。此種安排不僅有助於保障台灣民眾的權益，也有助於在制度層面建立兩岸可長可久的互信。

總而言之，兩岸統一後若欲取得穩固基礎，不能過度依賴行政權的單向推進，也不能僅憑抽象的民族敘事與國家認同，而必須建立一套能使兩岸人民真實參與、有效表達，並切實監督的制度安排。台灣的特殊性不僅在於其歷史處境，更在於其長期形成的民意政治經驗。這份經驗若能被妥善吸納，而非簡單抹除，將可成為兩岸融合的制度資產，而非政治包袱。因此，如何保留並重建台灣地區的民意機關，不只是制度技術問題，更是統一工程能否取得社會正當性與人民認受性的關鍵。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中國時報》3月19日拿受邀訪台的「冷戰英雄」華勒沙來說事，認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國家統一綱領》的歷史餘暉及民主自信證明，台灣可以利用大陸的和平善意，提出台灣欲堅持、可接受的原則底線。這種誤讀歷史和現實，滿足精緻利己主義的餿主意，重則適得其反，輕則貽笑大方。

錯把歷史姿態當成現實能力

所謂「台灣的統一方案」，首先要自問的是憑什麼？憑「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國家統一綱領》（下稱國統綱領）的歷史經驗？前者是三不主義（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獨占台灣的反向說法，後者是掩護憲法增修條文的煙霧彈，其經驗就是分割台海兩岸的政治操作，這能當成統一方案的借鏡？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在冷戰背景下，台灣通過美國支持代工產業，創造接近大陸GDP一半的條件下，才有那麼大的口氣，本質上是一種宣示心理戰。國統綱領是後蔣時期，新興本土資產階級為了奪權需要，爭取島內外生存空間，延長過渡期的管理工具。

回顧上世紀藍綠兩黨著手修憲時，行政部門在1991年2月出台國統綱領，對島內外宣示維護「法統」，作為統治階級獨占台灣的護身符。就連後來製造「兩國論」的李登輝，也三復斯言「中國必將統一」。

2002 年8月陳水扁喊出「一邊一國」。大陸方面鑒於台灣的政局變化，全國人大代表於2005年3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次年2月，陳水扁順勢終止國統綱領，連維繫「法統」的政治表演都省了。  

2008年馬英九就職一個月後，釋憲機關出台第644號解釋文：人民團體可以主張共產主義，也可以主張分裂國土。鑑於國統綱領的位階不如憲法增修條文，法學博士馬英九拒不恢復國統綱領。他認為「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盤算，足以和自由主義解釋文形成平衡制約；但「不統不獨」的過渡體制，反而被利用來進一步改變中華民國成為台獨的宿主、拒統抗中的政治掩體。

所以當蔡英文與賴清德相繼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時，中華民國憲法早已演變為對立於固有之疆域的「獨占台灣護法」。這不僅是民進黨人使然；而是誕生於中國歷史上近現代過渡階段的中華民國本身，由於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而被拘留在中國台灣省，經過兩蔣及其政治上的孝子賢孫相繼加工改造，淪為政治和歷史雙重遺留的過渡體制使然。

正因為是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所以國家方向可隨選舉浮動、責任可在政黨間轉移、歷史評價可被重新敘事─國統綱領的存廢就是結構性必然：任何需要長期承擔而不可迴避的國家目標，都會被過渡體制本能排斥。

與其相反，《反分裂國家法》意謂敢於將最壞情境納入制度，並為此承擔責任：它不假設歷史一定順利，也不將危機推給未來世代，更不把民族存續問題交由偶然的政治風向，這就是家長責任型文明體制。從國統綱領之廢與《反分裂國家法》之興，足以對照出「中華民國台灣」的底色：權責可以切割，衝突必須無限延長，代價完全由人民承擔。

過渡型不成熟政體的案例

沒了國統綱領，「憲法增修條文」被視為維持兩岸和平與台灣穩定的根本框架，其核心敘事在於：透過「自由地區人民直選」，建立一套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秩序。然而，這個核心敘事隱含一個前提：「人民」的範圍是清晰且穩定的。例如2023年5月24日行政部門發函通令：「大陸地區人民不具中華民國國籍。」可李貞秀事件恰恰證明，這一前提並不成立。尤其劉世芳拒絕承認李貞秀意味什麼？當國民身分可以被質疑，當制度適用取決於政治認同，當國家邊界無法被穩定劃定時，這個體制已不再是主權國家，而是一個仍處於歷史過渡狀態、以代理機制維持運作的政治結構。

換句話說，這個體制無法準確定義「誰是國民」。況且，長照政策排除新住民，而同樣沒有身分證的白領外籍人士卻可被台灣「長照」。這不是簡單的歧視，而是國家分類能力的失效。當分類失效，分配必然失序；而當分配失序，所謂的憲政穩定與制度正當性必隨之瓦解。

這就是說：台灣當局要課稅、要義務時，把你看作國民；但在要權利（如國賠、長照）或要參政（如立委）時，又把你推向「非國民」或「準外國人」的模糊地帶，其核心邏輯是先決定要不要給你權利，再定義你是誰。再看70餘名滯留中東台灣人經上海返台這件事。大陸處理方式是直接認定為「台胞」，無證件的現場補發，快速納入行政體系以確保「返鄉」。其核心邏輯是先確定你是誰，再給你權利與服務。這說明什麼？

一個完成型國家體制，必然先完成對「國民」的穩定認定，並以此作為一切權利與治理的前提；但一個過渡性體制，在無法確定國民邊界的情況下，先進行權利分配，導致身分反而成為政策操作的結果。所謂「台灣方案」，其實連自身國民與權利的分類都無法完成，那就不是「要不要統一」的問題了，而是哪一套體制具備「定義人、組織人、保障人」的能力？

在貨幣上現形的政治神話

一個政治體是否具備真正的國家能力，最終必須回答兩個問題：誰是我的人民？用什麼貨幣？在規模上，人民幣背後是世界級製造業、龐大內需市場、跨境支付網絡與國家金融工具箱；在清算能力上，人民幣已進入多國儲備資產與跨境結算體系；在戰略腹地上，人民幣依靠能源、糧食、產業鏈、軍事安全兜底等大陸型經濟條件。新台幣在這些維度上，能兜得住「台灣的統一方案」？

或許，主權、貨幣的對決，將提前結束那些基於兩岸「鬥而不破」或「和而不同」的騎牆資本的幻想。2026 年之後所謂的「台灣問題」，主要包括但不限於新台幣在人民幣數位海嘯中，如何完成最後「溢價兌換」的技術處理問題。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習鄭會」後的兩岸時局如何評估？從大陸方面看，最大區別是政策重點由「塑造祖國必然統一大勢」，調整為突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從台灣方面看，國民黨此行定位為「和平之旅」。「習鄭會」後雙方沒有發表公報，但促成的兩岸和平成為大勢，一目了然。

對國共充滿歷史厚重感的互動，民進黨方面的反應是「暴跳如雷」，如綠媒標題有：「不替在野黨對中讓步背書」、「強化台灣赫阻力，反制中共血腥謊言」等辭令。然辭令之外卻透露出慌亂。本文認為，民進黨至少有三層謊言被揭穿。

反中仇中民粹話術被揭穿

大陸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的意願傳遞到島內。賴清德就職以來，民進黨當局最突出的舉措就是強化「反中」、「仇中」的民粹氛圍，製造綠色恐怖。捏造「中國威脅」製造海峽局勢動盪，同時將台灣經濟依賴大陸市場，污蔑為大陸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操弄「抗中保台」，升高兩岸敵意。

在民進黨統治下，「打壓理性」成為台灣社會的常態。例如《聯合報》因發表肯定大陸治理成果的社論，遭綠營抹紅，被指稱為「中國大外宣的一顆棋子」。從鄭麗文及其團隊回台後島內的反應看，國民黨此次訪大陸，得到台灣社會的認可。民調顯示，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認知座標出現改變，理性、和平的聲音抬頭。這些變化說明，透過國共互動，大陸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的意願，逐步傳遞到島內。民眾對民進黨千方百計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野心，對其操縱民粹，有了更清楚的辨識。

兩岸終有一戰謊言被揭穿

自上台以來，賴清德執政的特徵之一是加快將「中國威脅」與防務改革掛鉤。一方面加緊購買武器，迎合美日的地區代理人戰爭需求，一方面通過渲染「中國威脅」，「中國入侵台灣」，在島內鞏固民進黨的執政基礎。

今年1月，民進黨當局的囂張程度又拔高一層，將「中國侵略者」這一話術範圍擴大。例如，藉回應烏克蘭澤倫斯基有關台灣晶片的言論，在國際社會攪混水，試圖將俄烏戰爭轉化為凝聚島內共識的工具，以推動其所謂的「整體防衛」。又將大陸比喻為「侵略者」，對島內民眾做污蔑大陸的洗腦宣傳。

這次國共就和平架構進行互動一個明顯的效應，就是民進黨炮製的「台海戰爭不可避免」的謊言被戳穿。如：國民黨啟動大陸行之際，美國公開表示支持此行。近日美國軍方公開表態，宣布關閉所謂「戴維森窗口」，即美方認為不存在2027年大陸攻台問題。當然，這些舉動並不意味著美國不再發起地區代理人戰爭，但說明：美國目前因為全球戰略受制，在海峽的戰與和問題上，不得不做出調整的姿態。加上川普將訪華，鄭麗文則將於6月訪美等背景。

民進黨所謂的「以實力捍衛台灣安全」、「強化台灣防禦韌性」等說辭，說穿了，就是要實現自身權力的最大化，用海峽兩岸的利益冒險，心甘情願當美國的「戰爭打手」。

鄭麗文的大陸行，國共對兩岸和平的共識，美國的表態，這些接二連三的舉措，對民進黨強調的「中國武統台灣」、「兩岸必有一戰」等謊言是一個重大打擊。民進黨迎合美國軍事擴張的「親美抗中」路線，不僅被美國暫時「擱在一邊」，也被島內民眾「擱在一邊」。例如，4月14日，台灣的「民主文教基金會」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兩岸如果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會不會無條件派兵保護台灣」的議題，就有54.4%的受訪者認為不會。

汙衊大陸的謊言被揭穿

大陸高屋建瓴，強調兩岸同胞有充分的智慧和能力解決問題，這有利說明「台獨是絕路」、「台獨走不通」。習近平在「習鄭會」再次強調：「願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同包括中國國民黨在內的台灣各政黨、團體和社會各界人士一道，加強交流對話。」習近平強調的兩岸和平發展，是面向島內所有政黨、所有民眾，並非只是國民黨。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朱鳳蓮4月8日記者會上還說，「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理應由家裡人商量著辦，兩岸同胞有充分的智慧和能力解決好自己的問題。」

島內社會各界應該都讀懂了這一鼓舞人心的信號。從而民進黨對大陸種種造謠生事的謊言，再也不能欺騙民眾。據台媒報導，60%以上的選民認為，國民黨此次大陸行對台灣政治的影響是正面的，就是有力的例證。

民進黨該何去何從？

「習鄭會」的濃墨重彩，勾勒出兩岸的和平成大勢。反觀民進黨，謊言被揭穿，「抗中」走不通，該何去何從？

放棄「台獨」黨綱，主動改變與台灣社會現實脫節的兩岸政策，不再阻攔兩岸民間的正常交流交往，不再打壓島內主張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個人與團體，或許均不失為明智之舉。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台灣的前途繞不開統獨，但台灣多數人想要的是最不可能的獨立，而不想要的是最有可能的統一。以獨立為黨綱的民進黨執政了十餘年，獨立不了，只能以「中華民國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來敷衍，不悟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國號，台灣只是中國國號內的一個省。

執政黨搞假獨，在野的國民黨雖然反對台獨，卻相信可以「不統不獨不武」，不悟統與獨是兩個不同的方向，而維持現狀則與民進黨的主張根本是異曲同調。統一有和統與武統之別，鮮為人知的還有不武而統之說。

為什麼躲不過統一命運？

最根本的是在法理上，台灣屬於中國。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於1945年收回台灣，但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都承認一中，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聯合國解決了中國的代表權問題，誰代表中國，台灣就屬於誰，尚有辯解的餘地嗎？最可笑的是，居然要反中，自外於中國，而切不掉台灣島與中國大陸在法理上不可分割的關係，反中豈非自失立場？

不要忘記，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從1912-1972年曾代表中國，自然擁有所有屬於中國的領土，一旦失去代表權，就失去所有中國領土的主權，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有權申索尚未收回的領土，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當全世界都承認一中，只有在島內否認一中，有何實質意義？不面對現實，不作冷靜的理性思考，空喊「台灣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兩岸互不隸屬」，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兩岸為何尚未統一？

統一既是最有可能，為何兩岸分隔至今已進入第77個年頭，尚未見統一？在新世紀之前，中國大陸沒有能力收復失土，要因是美國霸權介入，第七艦隊出現台海，解放軍當年幾無海軍，難以飛渡。即使1996年的飛彈危機，也被兩艘美國航母的干預而化解。然而，如今中國大陸不僅已擁有三艘航母，更有能擊沉航母的高超音速導彈，華府五角大廈舉辦的每一場戰爭兵棋推演也都輸給中國。至今華府已難以否認解放軍在台海的優勢，所以才會一再猜測何時會武統台灣。那麼北京為何不武統？為何依然堅持和平統一？

有人認為要和平，就不會統一，要統一只有動武，蔡正元尤持此見，甚至懷疑北京堅持和統，根本無意統一。蔡看來有點心急，看得也不夠透徹。中國人素知兵凶戰危，武力不得已而用之。子路笑老師不會打仗，孔子回答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辜鴻銘翻譯此話為英文，怕洋人不懂微意，更點明孔子是說：「跟隨我的人要能預見困難，謀定而後動。」勝敗之機乃繫乎謀略。北京顯然認為台灣是其領土，何必打爛自己的領土；台胞就是同胞，何必傷害自己的骨肉。

美國逼台灣買武器，要台灣人打巷戰，明擺著想要中國人自相殘殺，消弱中國的軍力，北京豈有不知，豈會不識「引君入彀」的詭計？北京也不能不考慮高瞻遠矚的帶路宏圖，在愈來愈有效掌控台海局勢下，甕中之鱉，又何必急取？所以北京至今仍堅持和平統一的既定政策。

有不武而統的可能

武統操之於北京，北京不武是理性的，不欲親痛仇快，也無須打亂既定的節奏。台灣不統卻是非理性的，因漠視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警覺不到老美愈來愈無力護台，何況美國只顧其本國利益。若為台作戰只能慘勝，已令其卻步；若肯定慘敗，必然退避三舍。然而，據最近台灣的民調顯示，仍有高達53.7%的受訪者對中華民國的未來表示樂觀，而綠營的樂觀更高達73.8%，非理盲而何？

北京不武而統的能量不可等閑視之，幾次圍島演習已展示其軍事能力，常態繞島巡航，實已視寶島為囊中物。試想如果圍島十日，沒有外援，豈非北平模式的重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古訓落到實處。

須知不武而統是被迫的和統，被統之後毫無籌碼可言。主動談和，協商台灣方案而後和統，才可爭取到最大的利益，因對方已釋出尊重台灣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善意，甚至允諾「一家人什麼都可以商量」。如果再刻意要分裂，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剩下的只有武統。

烏克蘭與加薩戰禍的慘烈，應該記憶猶新，而綠營仍一意孤行，奉老美之命大買武器抗中、仇中，激化兩岸緊張，被全世界認為是「兵凶戰危之地」，而藍營在野束手無策，千百萬平民百姓又似無動於衷。未料在關鍵時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受到北京親切而高規格的接待，帶回十大惠台禮包，更重申「一家人什麼事都好商量」，為有利於台灣、能為台灣人所接受的和平統一鋪了路。

但是，綠營不僅不慶幸鄭麗文化解了危機，反而汙衊帶回來的是糖衣毒藥。把好事扭曲為壞事，看來綠營就是意在「拒統」，藍營也有不少人「懼統」。但是，不統的最後結局不是被逼統，就是硝煙滾滾、家園破碎的武統，絕非島上2300萬云云眾生之福。台灣何去何從？尤其是年輕的朋友們，是否應該客觀理性思考大局，知所取捨，庶免暴虎馮河，以至於遭遇萬劫不復之禍。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鄭麗文4月率國民黨團到大陸訪問，受到中共高規格接待。筆者認為，習近平會提早會見鄭麗文，是因美國陷在伊朗戰爭的泥潭，減少了在東亞的戰力部署，賴清德又吵著要增購軍火，更激發兩岸的敵意，此時讓鄭麗文來一趟和平之旅，可營造出兩岸還有和平的契機與空間，恰到好處。

習近平是一位深具謀略與定力的領導人，台灣購買的軍火越多，一旦必須訴之武統時，大陸勢必火力全開加以壓制，如此統一後可能面對的是一個殘破的台灣，大陸勢必付出更大代價重建台灣，並且收拾台灣人心。而鄭麗文的和平之旅如能降低兩岸的敵意，避免兵戎相見，甚或為和平統一鋪路，當然樂觀其成。

但鄭麗文大陸行回台後的效應如何則有待觀察。民進黨政府當然極力唱衰與詆毀，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已說「鄭麗文是在配合中共消滅中華民國」，賴清德也說「鄭麗文賣台」。

即使國民黨全黨目前都稱鄭麗文的大陸行很成功，但暗地裡仍有人不以為然，甚至加以詆譭。國民黨的內部向來就有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國民黨的矛盾與分歧，其中以2013年的「馬王鬥」最為凸顯。台灣國民黨傾向於維持現狀，類似隱性台獨，與中國國民黨派的路線顯有扞格與矛盾。

盧秀燕拒選黨主席，讓鄭麗文意外當上黨主席，更加深了兩條路線的矛盾與分歧。以朱立倫為首的台灣國民黨派，顯然並不臣服於鄭麗文的領導，所以鄭麗文在黨內聲望有其局限性，唯有藉由訪問大陸來營造聲勢，才能提高在黨內的聲望，這是可以立竿見影的門道。

親藍媒體雖大聲叫好，但親綠媒體則喝倒彩，此外，看過往的例子，藍營越受大陸加持，大選時越失分，所以鄭麗文大陸行的利弊有待民意檢驗。假如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無法翻盤扳倒賴清德的連任，那就表示這次鄭麗文的訪中效果毫無助益，也可能產生反效果，讓大陸的期待落空，失去和統的耐性。

不少外媒原先預測2027「戴維斯窗口」是大陸發動武統的關鍵年，大陸學者張維為與金燦榮也認為，台灣大概不會有2028年總統大選，但鄭麗文此行至少讓習近平有放緩武統的空間，等待國民黨內的中國派有當選的機會，所以2028年大陸應不至於對台武統。

大陸的對台政策向來使命必達，統一台灣不僅入了憲法，2035年京台高鐵完成已列入規劃中，所以2030年前完成統一勢在必行。不論習近平是否連任第四任，他或其繼任者勢必要完成國家的政治規劃。所以，2028年台灣大選可以說是兩岸和戰的關鍵年。

國台辦雖在鄭麗文返台之際快速宣布10項惠台措施，但惠台政策已行之有年，恐怕未必能大幅影響台灣的政治格局與民意，何黨何人2028年能勝選才是關鍵。總之，評論鄭麗文大陸行，不能僅看表面的熱鬧風光，還要由國民黨後續能否走上康莊大道、開花結果而定。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鄭習會」引來民進黨府、院、黨、綠媒、青鳥、側翼等羅織罪名、百般醜化、大肆批評，一句話就是「鄭習會一無是處」。但這正說明了該會是壓垮民進黨「抗中保台」、自欺欺人之計的最後一根稻草。

「鄭習會」帶出兩岸和平與不戰不武的曙光，也帶來了惠台十項措施。本文提出幾項現在或許還不清楚，卻正在轉化中的三方面深層意境：(1)它是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關鍵因素；(2)它是未來區域安定與秩序漸次趨和的範例；(3)它是國際社會對和平取代霸權轉移的序曲。

此次「鄭習會」的主軸就是兩岸和平發展。77年來，國共在兩岸關係的道路上，無論發生任何爭論、歧異、變動，從未放棄和平發展。蔡英文、賴清德執政近十年，兩岸關係倒退極大，幾乎沒有任何交集、溝通，民進黨卻不思改善緩和之道，卻暗自與美國藉軍購名不正言不順地搞軍事同盟，國際社會都把台海看作最危險的地域，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極高。為此，儘管內外壓力極大，但鄭麗文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更沒有蹉跎的時機，勇敢地率團與習近平進行交流、溝通、協商。習近平說「我們尊重台灣的社會制度，了解台灣人民的所望，也希望台灣人民看到大陸的發展與進步，尊重大陸的制度…」，這說明兩岸要和平，必須從尊重雙方的制度開始，再認知雙方的期待與所望。這是兩岸和平的基礎，也是兩黨領導人以民之和為綱，以民之平為領，綱領穩而固，本立而道生。在此基礎上，兩岸的「和平共識」將是未來兩岸發展的方向，務須守之成之。

當前亞太地區及世界重要區域受到俄烏戰爭、加薩衝突、美以伊戰爭影響，整個區域安全與發展受到極大的挑戰與摧毀，人類生命與財產都岌岌可危。美國正在侵吞人類的安全與家當，卻不見聯合國與國際法庭將其繩之以法，這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鄭習會」讓世人見識到，國共是兩個可以化解對立，緩和緊張，消除紛爭，建立安全的政黨交流有效工具，可以促使兩岸化對立為祥和，走人民所望的和平安康之路。民進黨何能忽視？何能棄之？

俄烏戰爭四年多來，人們看盡了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也看清戰爭不該是人類解決紛爭的工具，美伊戰爭製造出更多的人間悲劇。套一句狄更斯《雙城記》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人都希望生活在最好的時代，遠離最壞的時代。但當前民進黨拒絕與共產黨溝通接觸，又扛著「抗中保台」大旗，採取以拖為騙、以鬥為伎、以拒為堵等手段，意圖繼續在台執政。

去年兩次「大罷免大失敗」，顯示民意看清楚了民進黨的招式，但民進黨不顧民意望治心切，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希望今年11月底的地方選舉，「鄭習會」所展現的和平共識，與兩岸皆以民為本的治理態度，不僅是國際社會所期待的，也是國民黨得以勝選、終結民進黨的牛肉。

（作者係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