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兵役制度多元且體系完善，而台灣現在剛從幾十年來的徵兵制轉為募兵制，但成效並不顯著，變數仍多，國防部未來會如何調整，尚待觀察。

憲法第二章第二十條寫著「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說明國民在國家的保護下，享有國家所賦予的一切權利，同時也應擔負兵役義務去維護國家。這是權利與義務的平衡。政府要如何將來自不同階層、職業、環境和教育水準而來服役的人，組成一支有效率、能作戰的部隊，端看政府是否具備完整的兵役制度。

歷代兵役制度完善

中國兵役制度可上溯至秦漢時代，秦代兵制，大致全國男丁每百人中，50人務農、50人當兵。漢代則一本秦制，實施全國徵兵，兵役年齡自23歲開始到56歲才可免役。秦漢時代能開拓疆土，自然與其兵役制度有關。

唐代採府兵制且「寓兵於農」，國家無事，府兵可以從事農耕，自給自足，有事則臨時命將，事畢兵歸其府，國家不必耗費大量預算養兵。晚唐時期因承平日久，府兵制日漸腐敗，乃有募兵舉措。宋明兩代是較弱的朝代，崇尚科舉，輕視武功，兵役制度紊亂，尤其是宋代，虛有募兵來的百萬雄師，卻毫無應戰能耐。

明代初期的兵役制度，類似唐代的府兵制，講究守屯結合，及至宦官為亂，衛所兵役制度隨之瓦解，內亂外患均以招募民兵應戰。這些史實都說明了當時的兵役制度，足以影響國家的安全強弱。

民國肇建初期，承襲清代晚期百年的積弱，續採義務兵及募兵相結合的就地招募兵員制度，直到1936年3月1日政府才公布兵役法，政府遷台後，兵役法歷經多次修訂，於1954年頒布施行，大體而言，兵役法至此已臻完善。

比較三種主要兵役制度

一個國家的強弱跟其兵役制度關係至為密切。每一個國家會因各自的政治背景、歷史傳統、地緣因素、經濟結構和資源，採行不同的兵役制度，而諸多不同的制度大致可歸為三類。

募兵制：在平時不需要過多常備兵的國家，通常會採取志願役制度。這種制度是以高待遇來吸引青年參加，因可以維持較長的服役期限，訓練自然精良得多，士氣維持也較容易，戰力必然提升。現代戰爭已不再以兵力規模作戰力評估標準，而以兵員素質為戰爭決勝的關鍵，因此，愈來愈多國家推行募兵制。

徵兵制：此為典型的一種義務役制度，要求國民只要符合服役條件者，均須在軍中服役一段時間。其優點是能保持大量兵員，節省經費，又不影響民間生產事業，以及社會各階層的正常發展與運作。缺點則在於訓練不易精良，服役者的專業性很難滿足軍隊的需求。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都不再採用這種制度。

民兵制：民兵制適合小國寡民，或缺乏從事現代戰爭條件的國家所採用。在民兵制下，國家平時只保留少許象徵性或執行必要任務的兵役人員，但把所有合乎服役者，包括婦女，均納入編組，當戰爭狀況需要時，能立即動員，組成人數龐大的部隊。不過，民兵部隊的戰力及其裝備訓練是否能與敵軍抗衡，往往是一個問題。

上述三種兵役制度各有優劣，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採取單一的兵役制度，而是依據自身的需要及政治環境，採用多種混合制度。當前國際社會雖致力追求和平，但依舊有許多地區有爆發戰爭的危機，也因此，每個國家都應就自身的安全考量，訂定最合適的兵役制度。

改以募兵為主徵兵為輔

自國民政府1949年遷台後，就開始採取義務役徵兵政策。男子年滿19歲即進入徵兵年齡，經身家調查、體檢、抽籤、徵集程序後，便在平等、公正、公開的原則下服兩年兵役，甚少發生弊端。後因軍中人員過剩及政治等因素，政府於2006年至2007年開始逐年縮減服役時間，並實施志願役兵役招募制度。2008年馬英九首度將「全募兵制」納入國防政策中，後又宣布將在2015年元旦正式實施募兵制，國防部也因此常設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招考志願服役青年。不過，或許由於軍隊的生活型態特殊，加上訓練嚴格，台灣人口出生率又逐年下降，召募成效不佳，馬政府不得不把全面落實的時間推遲至2016年底。

軍人的基本使命是保衛國家，在訓練時要秉持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精神，然而，日前有民進黨立委質疑海軍陸戰隊訓練是否「太殘忍」；520政黨輪替後，國防部又隨即宣布將研議類似美軍「周末戰士」的作法，讓後備軍人短期入營服勤，凡此種種都會左右到日後的兵役制度。

綜觀歷史，紊亂的兵役制度影響軍隊士氣與戰力至巨，國防部在制定、實施兵役政策時，應謹慎為之。

（作者係陸軍退役少將）

國造武器這幾十年來已成為風潮，國軍透過中山科學研究院製造出許多優異的武器裝備，例如雄風系列的反艦飛彈。就國防而言，自製武器有其必要性也有風險，決策者在考慮國造某項裝備時，必須思考資金充裕與否、技術門檻如何、人才培訓及風險評估等。台灣過去曾在技術欠缺與資金有限的情形下進行武器研發，過程中美國始終扮演技術顧問的腳色，先後製造出IDF戰機、成功級巡防艦等。

依照目前台海的水面及水下兵力而言，兩岸的海軍實力差距甚遠，拋開大陸解放軍整體戰力不談，光是東海與南海艦隊的總兵力，就已超越台灣海軍全部，軍艦的數量及水下兵力就更不用說。根據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海軍事務小組推估，目前解放軍潛艦數量約在66至75艘之間，2020年數量有可能增加到69至78艘，相形之下，台灣只有兩艘劍龍級潛艦具備作戰與訓練能力，除了要應付海軍日常的訓練任務外，平日的戰備任務早已讓兩艘潛艦的官兵覺得負荷太過沉重。

誠然，不論在建軍或備戰上，國軍幾乎都無法與對岸相比，事實上也無需比較，原因在於中國大陸的國家戰略是全面性的、戰略性的、區域性的，國軍的任務則只要建立起「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力就足夠有餘。

依照目前台灣的造艦能力來看，敏感的紅區設備，像潛艦的戰鬥系統、通訊設備、聲納設備等裝備假如無法順利取得，即便台灣製造出一艘潛艦，也終將毫無戰力可言。美方在台灣潛艦國造議題上雖然支持，但會參與多少還是未知數。另外，美方並沒有建造柴電潛艦的技術，若願意協助台灣製造潛艦，還需從第三國轉移技術給台灣。再者，潛艦國造的資金所費不貲，以未來10-20年來看，海軍能否獲得足夠的研發製造資金也都屬未定之天。

當然，台灣也有一定的優勢。例如，除了台灣政府有決心、民間造船廠有意願，同時民間造船廠的自信心與相關的潛艦壓力殼技術也比以往大幅提升許多（富慶造船廠、台船等），至少潛艦的壓力殼、充電系統、操控系統與動力系統、潛艦校磁整磁等技術都是民間廠商可以掌握的。

由於台灣先天四周環海，對於海上的防衛除了依靠水面艦隻外，水下嚇阻同樣重要，因此從馬政府到蔡政府都秉持潛艦必須國造。尤其，面對險峻的亞太局勢（東海、南海爭議），再加上海軍的潛艦裝備服役過久，台灣已到了不得不進行水下裝備汰換更新的時刻。假如沒有水下兵力的掩護，台灣難以在東海與南海維護主權與國家利益。

（作者畢業於中正大學戰略所）

蔡英文一上任即馬不停蹄視察三軍，是她重視國軍嗎？當然不是，關心國防只是要掩飾她內心的恐懼，想找一群能保證她安全的人。國防部長馮世寬日前表示，要國軍笑著為國犧牲，當國軍知道要為台獨打仗時，會笑著犧牲嗎？

5月29日，蔡英文到花蓮佳山空軍基地，貼心地表示：「我是三軍統帥，從今以後，國軍的榮辱，就是我的榮辱。我願意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讓人民以國軍為榮」。隨後在宜蘭蘇澳海軍中正基地登上沱江艦強調：「未來政府會持續推動本土造艦計畫」、「政府有決心，一定要成功」，又在大直要塞區的憲兵裝甲步兵239營登上雲豹甲車繞行營區，號稱要體會國製裝備的機動性。6月16日，她以統帥身分在鳳山參加陸軍官校建校92周年校慶，第一次以「全軍禮」校閱部隊，並接受21響禮砲的最崇高敬意。

蔡英文為何如此勤跑國防軍事單位？為何突然重視起她曾經扣以「國防布」封號，不遺餘力糟蹋過的國防部？是她良心發現，想補償國軍？還是想要成為國軍心目中的媽祖婆？

美國重返亞太，讓整個亞太充滿隨時有引爆戰爭的危機，從東北亞的日本海到東海、台海、南海的四海，現在以台海和平最脆弱，脆弱到大陸、美國之間，只差一根火柴而已。

近日世界各國常用「井噴」來形容大陸新武器的開發，最近有兩項高科技軍武裝備可證實此言不虛。一是集偵察與打擊於一體的無人機「彩虹4」。去年大陸媒體曝光的內蒙古朱日和演習視頻，看到類似台灣總統府的模擬，震驚台灣社會，日前「彩虹4」在伊拉克武裝部隊的使用中摧毀了一個ISIS據點，幫助伊軍奪回拉馬迪市。用無人機執行暗殺任務向來是美軍的拿手絕活，現在大陸的無人機也毫不遜色，蔡英文怎能安枕？

另一是大陸央視曝光的一款神秘彈頭，它呈細長錐形，是加裝了火箭發動機的前端飛行器，神似外界傳言已久的鐳射制導高超音速飛行器。由於鐳射制導炸彈具有射程遠、命中精度高和較強的抗電子干擾能力，如解放軍擁有此技術，就會讓美軍的反飛彈系統面臨挑戰，台海一旦發生戰事，美軍會被解放軍拒於太平洋以東，對台灣只能望洋興嘆！

蔡英文一方面在日前接見美國參議院軍委會主席馬侃時請求美國：「持續售予台灣防禦所需的武器，並強化雙邊在軍事安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頻頻去國軍各單位視察、打氣，難道是她打算走向台獨內心恐懼所衍生出的自保反應？只是，「英」製的「國防布」，能擔負起拱衛總統府的重責嗎？

（作者係環保科技業經理）

    在雪隧與雪墜的誦念裡

祈禱雪墜吧，真正能下一次大雪

大雪連接到海邊，海浪凝固成蕾絲滾邊

我們居住的島嶼仿佛穿上未婚新娘的禮服

所有的爭吵與不快，暫時都按捺下來

仿佛那樣才能真正的冷靜與清醒

認真的看一次蔣渭水醫生的傳記

他的一生，像一條公路，一個隧道

連接兩個時代，穿透歷史的障礙與迷霧

在黑暗中看見遠處一點慢慢靠近的光亮

聽到這島嶼先民的歌謠，丟丟噹仔

像水滴一樣，眼淚一樣，在笑聲中含淚

火車如水聲，如笑聲列列穿過隧道

勞動的、前進的、抗日的、祖國的、和平的

名字裡的水，水中的名字，像線一樣穿過針孔

這隧道是那麼長，年代是那麼新

經過八次通車典禮，八年的任期

經過一個不肖政客的笑劇，才通車

雪山在上面冷峻的忍耐的俯視著

人類欲望再次的貫穿原始的母體

這邊已是人口爆炸的新都市，大廈高聳入雲

那邊是水田鏡面上穿破出一棟棟春筍一樣的豪宅

漁民的捕魚區被太陽旗驅趕著，在海上飄浮

在雪隧與雪墜的誦念裡，在光明來臨前

祈禱雪墜吧，在冷靜與清醒的公路上

從1958年法國開始實施第五共和憲法至今，一共產生了七位總統，本書作者以介紹七位總統的書寫方式，呈現出近60年來法國左右共治的特殊政治體制。

縱觀中文世界介紹、描述法蘭西民族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和習俗的著作不勝枚舉，但對於法國領導人卻缺乏系統性的介紹。2015年底，由天津南開大學李曉兵副教授率領的寫作團隊傾力撰寫的《總統們：法蘭西第五共和》（以下稱《總統們》），正好可以補上這一塊空白。

李曉兵作為曾在法國留學生活的憲法學人，在離開法國之後的十餘年間，他寫過不少法國憲法的專業文章，也出版過法國憲法研究的專業書籍，據他說，《總統們》是他「研究法國憲法的一個副產品」。

《總統們》以法蘭西第五共和時期的七位總統作為基本線索：戴高樂、龐畢度、德斯坦、密特朗、席拉克、薩科奇和歐朗德，對每位總統所處的歷史背景、個人經歷及其承擔的特殊使命與責任展開描述。全書在輕快有趣的語言風格展開，每一個標題的設計既精準又扣人心弦，正如李曉兵在後記中所提，整本書既體現了濃濃法國文化的味道，也符合中國讀者的思維習慣。

力挽狂瀾的故事和人物總是最吸引人。《總統們》正是以力挽狂瀾的總統們為主角，來認識和解讀法蘭西第五共和的前世今生。此外，這本傳記並不是資訊的簡單羅列，而是通過對一個個事件的回顧，讓讀者都能體會這些總統們的所思所想，也能理解他們所承擔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他們也是普通人

戴高樂傳奇一生的介紹是本書的重中之重。書中描述了戴高樂對於法國第五共和基本制度的奠基性貢獻，其中「貝葉演說」和「第五共和憲法」兩節，對於研習法國政治體制、第五共和憲法及其實踐，極有參考價值。從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的轉換，憲法的制定和通過是其中的樞紐環節，1958年憲法實現了戴高樂「再造共和」、「重塑法蘭西」的政治理想。

為了讓讀者全方位瞭解這七位法國第五共和時期的總統們，書裡也不乏關於他們生活中的軼事典故，這些素材取自各類經典傳記和回憶錄，所描述的人和事都是經過考證的歷史事實。喬治‧龐畢度被比喻為「上帝的寵兒」，書裡的這一節重現了蓬皮杜幼兒時期的景象，他天資聰穎，繼承了父親的智慧和母親的嚴肅和剛強，超常的天賦、強烈的求知慾，再加上堅韌不拔的毅力，使龐畢度在同齡人中顯得出類拔萃。又如在對德斯坦介紹時提到一個小故事，德斯坦剛出生時，他的母親喜悅的喊道「我的小拿破崙！」這似乎預見了德斯坦後來的人生。

他們都是法蘭西之子

書中雖分為七個篇章對七位總統分別加以介紹，但整本著作前後貫穿，七位總統的政治舉措前後相銜，讀者可對法國第五共和政治體制有較為全面的認知。

法國的政體在200多年間變動頻繁，經歷了君主制、帝制、共和制的多次交替演變。目前法國實行的政治制度不是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也不是美國式的總統制，而是獨具創造性的「半議會制半總統制」。書中描繪了第五共和歷史上奇異的左右共治景觀：左翼的密特朗出任總統，右翼的席拉克出任內閣總理。密特朗在自己的14年任期內經歷了四年的左右共治，構成了獨特的「5+2」任期模式（五年左翼統治，兩年左右共治）。

《總統們》告訴我們七位總統都歷經困難，辛苦找尋帶領法國走向強盛的真理。書中描寫到戴高樂於關鍵時刻扛起「自由法國」的大旗，投身鬥爭，超越厄運，把報效祖國當作生命的意義。德斯坦在任七年，嘔心瀝血，引領法國實現歐洲宏圖；即便卸任，也努力用他的餘暉去照亮國家和世界。密特朗團結舉國上下的力量，要為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大家庭創造條件。這一切證明，他們是「法蘭西之子」，人「因國家而偉大」。

抹不掉的中法情緣

書裡描述了戴高樂以勇氣和遠見促成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然而，命運卻沒有讓他實現到中國訪問的夙願；龐畢度完成了戴高樂的這一遺願，成為第一位來中國訪問的法國總統；德斯坦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悠久文化和歷史感興趣，是中法合作的推動者；密特朗曾三次訪華；席拉克和中國領導人約定要互辦中法文化年；薩科奇曾使中法關係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今歐朗德的中法關係已結成中法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新階段。

法蘭西第五共和的七位總統彷彿如弄潮兒般，在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光影下，帶領著法蘭西人民遊走在世界浪潮中，總統們的個性和特質雖不能被固定的詞語描述和定格，但《總統們》這本書至少提供了讀者一個審視這些總統們的契機。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世紀中葉，大陸來台的曲家開始推動台灣崑曲之傳習，透過學校、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不斷努力，崑曲藝術終於在台灣開花結果。

崑曲興起於西元16世紀明朝嘉靖萬曆年間的江蘇崑山，發展到17、18世紀清朝康熙、乾隆年間時，已成為風靡大江南北的全國性戲曲，19世紀道光年間閩粵移民來台，崑腔隨之傳入台灣，保存於儀式演奏中的13腔及北管戲中的崑腔。20世紀中葉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崑曲曲家與曲友們將大陸的曲會傳統帶進台灣，並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成立崑曲社團，教授學生拍曲並演出，崑曲藝術自此開始在台灣紮根成長。

崑曲1950年後在台發展

1949年由徐炎之、張善薌伉儷與曲家們組成台北「同期曲會」，亦稱大同期；1953年焦承允與夏煥新舉行崑曲清唱雅集，1962年改名為「蓬瀛曲集」，亦稱小同期。曲會成員輪值擔任主人，隔週週日下午聚會拍曲。由於徐、張二師在多所大專院校教授崑曲，所以當時參加「同期曲會」者以年輕曲友及學生居多，參加「蓬瀛曲集」者則以資深曲友為主。

學校崑曲社團成立最早者為1950年的北一女崑曲社，1957年台灣大學崑曲社成立，筆者於1972年加入台大崑曲社，隨徐炎之、張善薌二師學習崑生。之後各大專院校陸續成立崑曲社，除師大崑曲社由焦承允與夏煥新教授帶領外，其餘如政大、銘傳、東吳與輔仁…等校崑曲社均由徐、張二師指導，學生們從清唱拍曲到粉墨登場，畢業後更紛紛成立劇團，每年定期演出，開設崑曲傳習課程，擔起崑曲藝術在台灣傳承推廣的責任。

在曲會與學校社團傳承崑曲之外，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於1968年與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院長創辦「中華崑曲研究所」，開展崑曲研究工作，蔣院長建議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設立崑曲組，推動崑曲教育，當時的國立藝專與中國文化學院也都開設了崑曲課程。

口傳心授之餘，焦承允老師特別致力於崑曲曲譜的整理抄寫與編纂：《蓬瀛曲集》上集、下集；《壬子曲譜》；《炎薌曲譜》以及《承允曲譜》。1976年再版《壬子曲譜》時，焦老師把我在台大公演《琴挑》的劇照選入曲譜中，並親筆題贈給習曲資歷尚淺的我。焦老師還協助張元和《崑曲身段試譜》的編訂，對台灣在崑曲教育與普及上有著極大的貢獻。

政府對崑曲的扶植

1992年3月，文化部的前身文建會開始舉辦第一屆「崑曲傳習計畫」，直至2000年10月第六屆結束後停辦。八年六屆的「崑曲傳習計畫」培養了400餘位學員，學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培育不少崑曲表演和文武場人才，其中京劇科班演員經過崑曲的研習薰陶，不僅深化其表演藝術，同時更促使台灣崑曲藝術向專業化方向邁進。「崑曲傳習計畫」對台灣崑曲藝術的保存、研究、演出與推廣有著深遠的影響。

1992年文建會、教育部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開始補助由中央大學承辦的「崑曲辭典編輯計畫」。崑曲號稱百戲之母，後起之地方劇種均受崑曲的沾蓋與影響，崑曲辭典之編纂對中國戲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92年至1998年完成音樂、表演、舞台美術、組織、演出場所、演出習俗、佚文傳說與大事年表等基礎研究之後，邀請兩岸戲曲學者專家聯合撰稿修訂，經過十年編纂，於2002年出版。這套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崑曲辭典》，為中國戲劇史研究樹立了一個重要里程碑。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對傳統表演藝術之保存政策轉以本土為主，使用台語即閩南語表演的歌仔戲、布袋戲與北管戲獲得極大的關注，屬「大陸劇種」的崑曲與京劇所能得到的資源則大幅減少。然儘管如此，民間崑曲傳習活動不斷，各級學校崑曲社活動蓬勃，民間崑劇團相繼成立，新象基金會引進大陸崑團來台演出，以及八年「崑曲傳習計畫」的加持，崑曲藝術在台灣業已生根、發芽、開花並結果。

民間組織對崑曲的推動

民間非營利組織對崑曲在台灣的推動亦不遺餘力，1993年新象基金會首度引進上海崑劇團來台演出，之後陸續邀請大陸各大崑團十餘次來台，觀眾反應熱烈，獲得「最好的崑曲演員在大陸，最好的崑曲觀眾在台灣」的佳評。

2004年建國工程文藝基金會與蘇州崑劇院、中國崑曲博物館、蘇州崑劇傳習所共同製作崑劇《長生殿》，首創崑劇在台灣以連演三天完整故事的方式演出﹔2012年基金會與台北愛樂電台合作，每週製作播出崑曲廣播節目「不只是崑曲」，讓民眾逐漸熟悉並喜愛崑曲。

2004年由白先勇與蘇州崑劇院製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兩岸崑曲、文學與美術設計界的菁英通力合作，引發全台的崑曲熱，該劇後赴大陸與世界各地巡演百場以上，演出結束後，觀眾紛紛起立鼓掌向崑曲藝術致敬。由於白先勇全心全力的投入，吸引年輕學子進入劇場觀賞崑劇，聆聽崑曲講座，加速了崑曲在兩岸的推廣。趨勢教育基金會於2008年捐贈台灣大學100萬美元，成立「白先勇文學講座」；2011年白先勇在台大開設「崑曲新美學」課程，同時，為讓對崑曲藝術有興趣的廣大民眾能接近崑曲藝術，趨勢基金會特別將課程作網路直播，讓全球朋友都能透過精彩的課程內容，進入崑曲美的世界。

國光劇團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劇團，由於參與「崑曲傳習計畫」的團員不少，在年度公演中逐漸加入崑劇演出，如2004年在國家劇院首演的新編崑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是第一部台灣撰寫製作演出的崑劇，由台灣大學教授曾永義編寫，蘇州大學教授周秦編腔，後赴上海、廣州與北京演出。2008年國光劇團以新台幣壹元的價格，將《梁祝》的版權賣給了江蘇省昆劇院，展現兩岸崑曲藝術交流的情誼。

與博物館教育推廣結合

2009年開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指示將戲曲與博物館教育推廣結合，時筆者擔任教育展示資訊處處長，與同仁規劃了三年八檔文物與傳統戲曲結合的跨界活動─「故宮新韻」定目演出系列，首演經典崑劇《長生殿》，以故宮典藏之唐人「明皇幸蜀圖」、「宮樂圖」與唐代「銅鏡」作舞台美術設計元素。後相繼演出崑劇《牡丹亭》、《白蛇傳》、《皇帝看戲─康熙賞劇選粹》以及《荊釵記》…等，所有演出均與典藏文物結合，每檔戲演出三個月，並同步舉辦教育推廣講座與親子活動，將傳統戲曲表演藝術注入博物館的推廣教育中，不僅為文物增加了活力與生氣，同時也提供劇團演出機會，培養傳統戲曲觀眾，演出以來幾乎場場爆滿，可謂崑曲與文物及博物館教育嶄新而成功的跨界合作。

「故宮新韻」透過戲曲演出與系列教育推廣活動，將靜態的文物與動態的戲曲結合，觀眾隨著戲曲表演進入歷史的時空隧道，深入文物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脈絡；而戲曲也透過美麗的文物畫面，豐富了舞台美學，不僅為觀眾打造了戲曲與文物虛實相生的視聽饗宴，更為崑曲的保存、傳承與推廣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模式。

台灣自1949年崑曲同期成立，各級學校崑曲社團活動蓬勃；政府八年「崑曲傳習計畫」培育扶植下，民間崑劇團相繼成立；民間公益組織持續推動演出與傳習活動，發展迄今一甲子以來，崑曲藝術在台灣業已生根、發芽、開花並結果。

（作者係國立故宮博物院指導委員）

在兩岸分治長達60多年後如何統一，兩岸政府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筆者提出，兩岸統一的基礎在於兩岸人民共同建構「中華共同體意識」，首先要將排斥統一的台獨意識化解。

兩岸目前的台海分治是一種客觀事實，由於60多年的分隔，兩岸人民在觀念及意識形態方面難免產生差異，這也是不可迴避的現實。不過，把這種政治上的分治和意識上的差異固定化、永久化，並不合乎兩岸人民的願望和歷史發展的理性要求。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地找出一個共同點，作為兩岸統一的基礎，依筆者見，「中華共同體意識」是最有可能成為兩岸同胞都能接受的統一基礎。

一、關於「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內涵

所謂「中華共同體意識」，也即是「一個中國的意識」，它是世界所有炎黃子孫都認同的一種中國情結。因此，從廣義來說，它應包括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胞的中國情結、台灣中華民國同胞的中國情結、海外華人的中國情結。至於從狹義來說，這種中國情結又是建立在文化認知、民族情感、政治意願、經濟需求、強國慾望等因素基礎上的，這是就它的內涵而言。

(一)文化認知

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的華人，都認同於儒家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文化，並承認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是同文同種。

(二)民族情感

兩岸同樣屬中華民族，從血統上講都是炎黃子孫，即源自共同的祖先，這種民族情感建立在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民族觀念基礎上，兩岸同胞應在這個基礎上走向統一。

(三)鄉土感情

從歷史認知角度出發，台灣為中國人開拓的疆土，居民絕大部分來自大陸。因此，大陸是台灣同胞的祖宗之國，絕大部分的台灣同胞對大陸都存有一份鄉土感情。「中國人應該幫助中國人」很大程度上是從這種鄉土感情派生出來的，這也是促進兩岸走向統一的有利因素。

(四)政治意願

從社會發展及兩岸同胞的福祉出發，未來兩岸應該和平統一在一個現代性國家的基礎上，這個現代性新中國的主要特徵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誠信、富強、繁榮。其中，民主法治是最根本的，而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法治，具體表現為統治者要根據被統治者的同意來統治，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要受社會的公權力，亦即法律的拘束。

民主政治強調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原則，就是現代性國家最基本的要求，這一要求是兩岸同胞民生福祉的有效保障。

(五)經濟需求

從建設現代性國家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基本因素是至關重要的，即經濟的成長和社會的平等。前者是現代性國家的硬體，後者則屬軟體，而社會的平等又寓於民主政治之中。至於經濟的成長，更是能促成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因素。

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大陸消費市場大，人才市場也大，台、港、澳經濟均以大陸為腹地，出路在大陸。目前世界經濟均走向區域經濟，中、台、港、澳可藉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利用兩岸四地強勁的經濟成長趨勢，首先建立中華經濟共同體，互惠互利，爭取在21世紀上半葉發行中華經濟共同體貨幣，從而擺脫近一個世紀的美元殖民統治，經過經濟上的聯合、貨幣上的統一，進而促成兩岸的和平統一，使大中國成為亞洲的主體、世界的巨龍，到時才可以說：中國人站起來了。

(六)強國慾望

渴望成為泱泱大國之民，這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

就現實狀況而言，台灣如果脫離中國獨立，非但毫無國際地位可言，生存也會成問題；相對來說，大陸如陷入內戰，目前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將毀於一旦。因此說，兩岸如兵戎相見，將令中華民族萬劫不復，近兩個世紀以來的強國慾望也將成泡影。所以，兩岸領導人應以中華民族昌盛繁榮為重，精誠合作，促進中國和平統一。

二、關於「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外延

「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外延，理應包括台灣的中華民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但由於本文著重討論兩岸統一問題，因此文中所涉「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外延，只限於中華民國意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

這種意識可用北京曾經強調的舊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來蓋括。

這個表述凸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是唯一的、也是正統的意識。這種意識的依據，即是辯證法中對立統一規律的思維模式，從而將大陸本身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台灣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必須服從矛盾的主要方面。據此，北京制定了「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的方針。

從這種「中國意識」出發，北京政府不只視台北政府的存在為其完成統一大業的消極因素，也是中國崛起亞洲，走向海洋發展戰略的巨大障礙。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日本─菲律賓這條美國圍堵共產主義勢力（主要是中國和北朝鮮）的防線上。

另外，台灣內部台獨意識高漲成為北京政府的隱憂，這些因素促使北京有非「拿下」不可的緊迫感。因此，北京容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是暫時的、有限度的，對台獨則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這也是北京要制定統一時間表的原因。

另方面，從國際社會來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作為中國的代表已被絕大多數國家承認。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成為正統的中國意識（最少也是中國的主體意識），也就順理成章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北京政府一再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涵蓋台灣。

而台灣的中華民國則提出其反駁的理由：即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1949年遷台後，作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政權，而獨立存在又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共從未占領過和統治過台灣，沒有在台灣行使過主權，其對外代表台灣的主權從何而來？據此，台灣對中共所代表的中國主體意識採取排斥的態度，因而在自己的有效統治地區產生出台灣的中華民國意識，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相互並存。

(二)中華民國的意識

作為有效統治權僅及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意識是一種複雜的多元意識複合體。它包括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識，也包含「本土化」的，也即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意識，同時還包括承認「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意識。

(1)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識。

有此意識的人認為，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以來，繼承了清朝以降的政統和法統，同時也繼承了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以來的道統，即從領土繼承、法統繼承和文化繼承方面強調自己是唯一可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但是，中華民國自1949年退守台澎金馬後，有效統治的國土大幅縮小，國際法所需要的領土、人民、政府有效管治權及外交能力這四大要件亦隨之縮小，特別是1971年後失去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其代表中國「正統」的合法性也逐漸消失。因此，在台灣，這種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識已式微，退居非主流意識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建基於台灣本土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意識。

(2)建基於台灣本土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意識。

有此意識的人既不希望統一於大陸中共制度（或「一國兩制」）之下，又不想獨立於中華民族之外的不統不獨意識。這種流派強調，目前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僅僅建基於台澎金馬的政府，其政權的合法性也僅來自於台灣2300萬人民的授予，它從經濟上的發展、政治上的民主化、自由化及社會結構方面的本土化著手，建構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以便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於不墜，這種努力確實使國民黨得以從「外來政權」成功地演變為「內在政權」，長期維持了執政黨的地位。

如從兩岸關係角度看，這種中華民國意識是指中華民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從國際關係角度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兩者結合起來很容易得出「獨台」的結論。這種獨台意識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操弄，便很容易與台獨合流，加上李登輝提出兩岸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陳水扁提出兩岸是「一邊一國」，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結論。

如此而來，獨台的中華民國意識又發生了分化。

(ⅰ)不以台灣為滿足的獨台。早先獨台派認為，中華民國暫時只有台灣，但不以現狀為滿足，而且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其領土範圍包括整個大陸中國，憲法增修條文和1991年制訂的《國統綱領》也規定以實現中國統一為目標，雖然不一定能以武力統一中國，但可以建設自由、民主、均富的新中國為指歸，這一目標不放棄，無論如何都不會走上台獨的道路。

(ⅱ)認為兩岸兩國的獨台派。新進的獨台派則認為，既然中華民國政權僅僅建基於台灣，同時與中共政權又互不隸屬，兩岸兩國已是事實，與其不統不獨，倒不如將兩岸兩國的關係公開挑明，這將有利於台灣中華民國在未來的發展。這一派的理路，實際上是在中華民國的名號下，以強調主權分裂而為台灣獨立鋪路。

李登輝推行的「精省修憲」、「務實外交」，便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可見，獨台的中華民國意識，其中包含著兩種發展的可能性，進可攻（走向台獨）、退可守（不放棄統一），因而它最為李登輝等執政國民黨人所樂取，即使在後李登輝時代，執政的國民黨人仍然堅持這種意識，繼續走李登輝的路線。

馬英九強調「不統不獨不武」；一方面強調不會搞台獨，另一方面又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走的正好是李登輝路線中退可守（不放棄統一）的一面，不然，台獨的勢力不可能在馬執政的八年中獲得長足的發展。

相信民進黨籍的蔡英文上台後，雖不至於明目張膽搞台獨，但將會執行李登輝路線中的另一面，即進可攻（走向台獨）和堅持強調「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台灣主體」意識。

三、「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建構

就目前的兩岸關係而言，如欲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從「國族認同」的統一著手，亦即將兩岸人民中存在的多種意識，統一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這一「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基礎上。這種統一，既非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也非統一於「中華民國意識」，而是統一在兩岸人民所共同締造的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中。這種具現代性的中華民族國家意識，即是建立在國族認同基礎上的「中華共同體意識」。因此，兩岸統一的過程，既是「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建構過程，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性國家的建造過程。正確的方向，應該是兩岸都圍繞著建造現代化的新中國這一目標而統一。

今天中國的統一，不是兩岸政府誰消滅誰，誰吃掉誰，而是在雙方政府同意，兩岸人民自願的基礎上謀求再結合（台灣與大陸曾於1945年至1949年實現短暫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互信對稱的「中華共同體意識」是未來統一的關鍵所在。

在建構「中華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最為困難的是如何將排斥統一的台獨意識化解，並納入中華共同體意識之中。

筆者認為，對台獨意識的疏導是兩岸統一中最艱鉅的任務。為此，作為承載主體中國意識的大陸政府，首先必須正視台獨意識的產生及其根源，從而以積極的方法化解之，並將其納入「中華共同體意識」中，成為中華意識的一種落空。

對於台獨意識，如仔細加以分析，可將其分為「本土化意識」與「抗爭意識」兩部分。

所謂「本土化意識」，就是台灣人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的一份感情，這種鄉土感情並不構成與中華意識的對抗，如能善加疏導，這種鄉土感情（也即是「本土化意識」）可以是中華意識的落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至於「抗爭意識」，則往往是在壓力下形成的，或說是對壓迫的一種反彈，壓迫愈甚，反彈愈強，由「抗爭意識」轉化為「反判意識」也即是分離主義的意識，這是必須用智慧加以化解的。

嚴格說來，台獨意識實際上是由「本土化意識」與「抗爭意識」相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分離意識」，而台獨意識的發展是由於國民黨的政策出了問題，這一議題有深入探討之必要，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故從略。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1874年3月，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出兵侵犯台灣，這是近代中日關係上發生台灣問題的濫觴。1895年4月，日本經由甲午戰爭，逼迫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嶼，日本隨後在台灣開始50年的殖民統治。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相關規定，日本必須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

由於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從此海峽兩岸分治。1951年9月，美國刻意排除海峽兩岸當局參與，主導絕大多數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國家跟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該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嶼的一切權利，卻隻字不提將台、澎歸還給中國，明顯違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協議。1952年4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

1971年10月，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日本政府希望盡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9月29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確認《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1998年11月，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日方「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這三份文件，從政治上、法律上及歷史事實上，解決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

然而，日本外交政策追隨美國，奉行「以台制中」戰略，一再修正「美日安保同盟」的定義，矛頭針對中國大陸。又由於台灣位於日本進口中東石油及各類資源的航線上，日本擔心台灣如與大陸融合，會威脅其「海上生命線」，遂希望兩岸保持分裂狀態；同時，日本社會存在「台灣情結」，因此，中日台關係始終存有以下問題。

一是將台灣列入美日安保範圍。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措施法》等相關法案，企圖以向美國提供「後方支援」的形式，建構美日聯合干預台海局勢的戰略架構。2005年2月，美日安保2加2會議將「台灣海峽的問題」列入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這意味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即可配合美國武力介入。

二是提升交往層級，加強政治關係。2001年4月、2004年12月，日本允許李登輝以「治病」、「觀光」名義赴日活動，創下台灣卸任領導人赴日的先例。2003年，森喜朗訪台，成為首位訪台的日本前首相。

三是開啟戰略對話，開展軍事互動。2001年起，台日加強了軍事指揮、通訊和情報合作；2002年，日本允許自衛隊退休將領以個人身分參加台灣的軍事演習；2003年日本派自衛隊少將以「提前退役」形式駐台，台灣也首次派將軍級軍官常駐日本。 

近年來，日本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疑慮加重，右翼保守勢力抬頭，安倍政府乃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的力度，繼續利用台灣牽制中國。

1970年代台灣出現一份批判性的刊物，從第三世界的視野審視長期被籠罩在反共思維下的台灣。主編《夏潮》的蘇慶黎和主持紐約《台灣與世界》雜誌的作者，兩人有著兩對父女的故事，兩代人的台灣歷史。

一

我跟慶黎的交往並不深，在她生前我們在台灣或美國只見過幾次面，但我總覺得自己跟慶黎有種特別的連繫，也許因為我們是同時代的人，身上都帶有些許那個時代的陰影。

慶黎出生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她因而有一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創始黨員之一，在殖民統治者的牢獄裡渡過大半青春歲月，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中年晚婚喜獲一女，慶黎的名字正是他當時的心情寫照。比她早一年，在戰爭結束之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有一個相對消極，甚至有一點宿命，但又潛藏著無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這反應的是我父親（葉榮鐘）當時生活在軍國主義籠罩下的心境。這是我們上一輩承受台灣命運重大轉折之衝擊，而留在我們身上的烙印。

歡慶黎明的樂觀是短暫的，一枝鐵筆活躍於光復初期新聞界的蘇新，在228事件之後亡命天涯，隨著白色恐怖年代的蒞臨更不得歸鄉，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再沒有團圓的日子。我的父親雖然從此落寞一生，終能夠在晚年振奮完成述史之志。

然而，接下來38年的戒嚴時期，在我們的生命中就絕然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報紙上頻頻報導匪諜與叛亂的案件，那些被判刑、被槍斃或是自新的，我們或許一無所知，或許略知一二，但他們肯定是某一些人們的親人、朋友、鄰居、同事、老師或學生。白色恐怖這個抽象名詞在我們的童年並不流行。有時大人們突然壓低了嗓門或是中斷、轉換話題，任由模糊與曖昧浮游在空氣中，有時他們痛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或是不勝唏噓地懷念那些不在人世、失蹤、放逐他鄉或是遠在綠島的老朋友。但更多時候他們沉默鬱抑。而我們就在這樣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中長大。

長大了的慶黎瞭解了自己的父親，那個無法與她和母親團聚的父親，也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在親美反共的政權底下，在人們噤若寒蟬的戒嚴時代，她辦了一份刊物，從左眼的視野，追溯到30年代世界思潮下的台灣史與文學，她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和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長大的我則來不及追問自己是誰，已經離家遠行。我披掛著反共親美與傳統封建養成的思考模式，落腳到一個陌生的國度，等待我的當然不是美麗新世界。在那跌跌撞撞、徬徨、摸索的歲月，慶黎所主編的《夏潮》影響我及許多同時代的人，鼓起勇氣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二

1978年11月初我返台奔父喪，與慶黎的初次見面也是在這段時間。慶黎早在接掌《夏潮》之初，曾偕李南衡拜訪父親（葉榮鐘）邀稿。完成《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後，父親在黨外刊物寫了一系列的抗日台灣人物群像，但《台灣政論》等均壽命短暫，沒辦幾期就被查禁。《夏潮》出刊的時期，父親的健康已經大不如前，終究沒有為《夏潮》寫過文章。他辭世後，慶黎選了兩篇他早年發表在「南音」的反戰舊文，刊登在《夏潮》1979年的元月號。不料，這竟是夏潮的最後一期。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共正式建交，台灣的政治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一場熱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也驟然中途停辦。跟慶黎見面的那天早晨，我在北上的火車上，已經從報紙上讀到黨外元老余登發被逮捕的消息，來到夏潮雜誌社，我更感覺到一股肅殺而不安的氣氛，幾個年輕人在他們的座位上低頭安靜地工作。我在慶黎辦公室裡一把破舊的藤椅坐下來，她壓低了嗓門跟我說話，我們邊吃便當邊聊，兩人都有點心不在焉。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慢得有點令我發慌，慶黎點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空氣越來越沉悶了。突然桌上的電話大響起來，那一頭是陳鼓應從高雄橋頭打來的。掛上電話，慶黎立即站到椅子上，興奮地大聲宣布：「我們終於做到了！我們在高雄橋頭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國民黨非法逮捕余登發。」

黃昏的時刻，我懷著一股難以按耐的興奮離開慶黎的辦公室，一部吉普車停在巷口，車裡面兩三張面孔還有一架照相機，都朝著夏潮的大門。幾天之後，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踏上旅途回到美國。不久我就從美國的華文報上得知，國民黨當局查禁《夏潮》，勒令停刊，情治人員並進入辦公室搶走雜誌。接下來的一年，黨外民主運動節節升高，到了年底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全面鎮壓進行大逮捕。我從報上讀到慶黎被連續審訊了六個晝夜，夏潮辦公室裡她那肩頭削瘦的背影，似乎就在我的眼前浮現。

三

1981年的夏天，我隻身出發到北京。我有一種搶救歷史的急迫感，想請蘇新口述日據下台灣共產黨運動史。而那年11月，蘇新就去世了。

盛夏的北京很悶熱，蘇新的健康很差。他不僅瘦弱還有嚴重的肺氣腫，說不上幾句話就需要休息，我只能隔一天或兩天跟他談一個早上。他早年胃潰瘍，手術切除了大半的胃，每餐只能吃個小饅頭、豆腐、魚、喝點粥。他的眼睛也不好，一眼已經失明。但他的精神很好，沉靜、堅定而且開朗。他一生坎坷沒有過舒適的日子，日據時代坐牢，國民黨時代逃亡，共產黨時代下放勞改，但他沒有一點怨氣。

於是，他就說著他的時代的人和事，他也要我說故鄉的事和人，說他的老朋友們─我認識的、不認識的。他最想要聽的，其實是慶黎和她的母親。當我滿懷歉意地告訴他，我其實從未見過慶黎的母親─蕭不纏，而且慶黎並不知道我有北京之行。

他神情平靜地清了一清喉嚨，自己慢慢地說起和蕭不纏女士的舊事，從結婚說到慶黎的出生，說到2.28事件之後一起逃亡，藏匿上海兩個月後不得不分手，慶黎和母親回到台灣，而他轉到香港，那是1947年的夏天。最後他說到，分離之後輾轉到了北京，因為幾次病倒動手術住院無人照料，慶黎的舅舅蕭來福極力促成再婚。他的聲音變得微微的抖動，我默默地聽著，不知道該如何接腔？這一幕歷史的悲劇應由誰來負責？

離開北京的時候，蘇新交給我一批手稿，要我將來交給慶黎，其中有一疊厚厚的是《閩南語研究》。他說過去在台灣日本人的監牢裡就有滿腦子台灣話的問題了，到大陸後因長期工作上的需要，又重新拾起研究，而在退休之後寫成的。這些手稿與蘇新口述的錄音帶我保存多年，一直到1986年慶黎和我在美國重逢時，才交給她。經過許多朋友的努力搜尋，慶黎終於能將她父親的文稿集結成《憤怒的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在解嚴後出版。而我根據蘇新的口述寫成的〈蘇新與日據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二二八前後的蘇新〉及〈蘇新回憶錄〉也收入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四

最後一次與慶黎見面，是2003年2月在她花園新城的公寓。那時她已經生病了，看到她瘦得像根火柴，寬鬆的褲腰要用一條帶子紮起來，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她依然熱情積極樂觀，興致勃勃地問各式各樣的問題，信心十足地談著她手邊進行中的幾個寫作計畫。

這是我和慶黎僅有的一次長談，我們談當年辦雜誌的甘苦經驗。我們也談到父親，一個是因有一個繼承自己志業的女兒而驕傲，卻無緣見面的蘇新。而另一個是自認一生壯志全盤盡輸，只剩下家這個最後的堡壘，卻又把長大的孩子們送出國放生的葉榮鐘。以及，我們那一種再也沒有機會與父親對話的遺憾。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蔡瑋老師6月20日早晨7點多離開了。多麼希望可以不要寫這樣悲傷的文字。

一

我從未真正師從過蔡老師。

但從十幾年前，跟蔡老師在艷秋姊的新聞夜總會同台，至今，立場不曾更改的人少見。

英姿煥發的蔡瑋老師，立場沒有改過。

稱他為老師，值。

原本幾位老師一起飯敘、茶敘、咖啡敘、披薩敘，蔡老師常是吆喝聚會的那個人，而我是老師們的小跟班。

但去年幾次總不見蔡老師，再見到，蔡老師卻陡然清瘦許多。

去年蔡老師被迫離開民主基金會後，鬱鬱的他，同時已經發現癌第四期。

無法想像他當時的心境。

二

儘管已經骨瘦如柴，蔡老師病榻前，為了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依舊怒髮衝冠。

病榻前，心心念念的，是他愛的那個國家，中華民國的苦難未殷。

那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那個八年浴血抗戰，光復台灣的中華民國。

那個在台灣承受著歷史的重量，卻被利用羞辱，不被承認的國。

在蔡老師病床前，只能說笑話。

但家國天下之事頹唐，風雨飄搖，識者心憂。

三

他常說，自己是台灣最後一代中國人了。

為了苦難的國家，終有復興的一天；為了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樣一個念頭，在台灣，忍辱與任謗，不過尋常。

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辱罵踐踏，也只能甘之如飴。

老友紀欣在病床前安慰他：「 別不甘心看不到統一。我們這一代人或許看不到統一，但我們已盡力了，所以不必感到遺憾。」

邊笑語，眼淚卻忍不住潰堤。

四

蔡老師已經許久無法進食，常說要大家幫他記住食物的好味道，吃完好吃的東西，拍張照片給他看。郭冠英於是帶了一包旺旺仙貝給他，不能吃，看看也好。

想起以前和老師們邊吃披薩或牛肉麵，邊臧否天下事的情景，啊！人生如夢。

五

張麟徵老師家是我們的根據地。

不學無術的我，在蔡老師與幾位我素所敬重的老師們身邊，總執弟子之禮。

小子狂狷，以老師們的同志和戰友自居，濫竽充數，夸夸其辭，老師們卻不曾以我學養不足，總把我當自己小孩子疼惜。

每每總與幾位老師在張老師家裡縱橫宏論，興之所至，長談竟日，不知夜之將至，從午餐到消夜。

常覺若能常常聆聽幾位學養深厚的老師講論，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六

去年因為柯文哲洋洋得意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張麟徵老師和我聯名寫文痛批，這是柯文哲對「九二共識」的繞道手術，將為蔡英文開啟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旁門左道。蔡老師隨後加碼一篇，痛批柯文哲。

這些，其實不過是黑夜深沉裡，孤零零的夜啼罷了。

寫時，心裡深知，對大局是撼動不了的。只存了萬分之一的想頭：會不會有人可以明白？

而其實，只是想存下一個歷史的見證。

許多事，話都說在前頭了。但歷史，不走到盡頭，是不會轉彎的。所謂先知，在家鄉，當然不受歡迎。

病榻前的蔡老師，每每講起這一場筆仗，總是眼睛發亮，意氣風發。彷彿可以坐起來，健筆如諍言，熱血如沸。

我說，蔡老師，趕快好起來，我們再繼續戰下去。

雖然我們只是小小游擊隊，砲火微小，但耀亮天際，可少不了蔡老師。

七

蔡老師喜歡帥帥耍酷騎車。跟蔡老師約定，要他趕快好起來，我一定排除萬難，陪師母跟他騎機車環島。

笑說他是英雄，所以全程環島騎重機，英姿勃發。

我呢，不過是卒子一名，騎一小段小綿羊就差不多了。小卒仔乃是襯托英雄用的。

語畢大家撫掌大笑。老師瞇著眼睛，嘴笑得彎彎的，彷彿已經騎著重機在環島公路上，吹著風。

我看著他枯瘦的身軀，心裡流著淚，卻只能歡顏以對。

八

蔡老師一生謙謙君子，無愧於國，無愧於心。

師母那天說： 「 理智上和感情上，我都認為你最帥。」

他的愛女請長假從美國回台灣陪侍身邊。

他的老友們都依依不捨。

老師，值了。

朔風野大，老師，一路好走。

中華民族，這個苦難民族的復興與幸福，我們一定看得見。

我們終將再見。

我們終將再見。

現在的您，終於可以放懷吃喝了。

智賢敬您一杯！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