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的效能高低，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部會首長是否任命得宜，二是官僚體系的成員能否將士用命、合作無間。賴揆應該依此標準逐步調整內閣。

賴清德新任閣揆，為行政院帶來一股新的氣息與社會期待。只是，賴揆說要「用人唯才」，但內閣成員除了聊聊更動幾位外，沒有讓人民眼睛一亮或受到感動的任命，彷彿台灣除了綠營以外，已經沒有好的人才。我們願意善意地不去猜測原因，但期待賴揆可以逐步調整內閣到民眾「有感」的狀態。

部會首長必須任命得宜

內閣的效能高低，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部會首長是否任命得宜，二是官僚體系的成員能否將士用命、合作無間。

對於第一個關鍵，我們不對個別人選的任命表示意見，但願意對基本原則提出建議，那就是部會首長一定要認用「具專業」、「有創新」看法的人才行。有專業才不會被不想做事的部屬牽著鼻子走，卻無能力指出問題，或堅持推動新政；特別在此國際科技變動極快速的時代（例如，包括第三方支付的「金融科技」，fintech），沒有專業的首長無法看出國際趨勢所在，以及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在政策推動上幾乎確定會太慢、太弱，「政府效能」將會繼續成為台灣競爭力的弱項。

當然，徒有專業是不夠的，還要有創新力。因此，任命一個長期由官僚體系升遷上來的常任文官為部會首長或政次，經常只能蕭規曹隨、缺乏新意，甚至排除新意－這其實是近期政府的一個通病：要不，就是任用一個毫無專業的，要不，就在首長出事時，趕快無縫接軌地將來自官僚體系的次長扶正。所以，近年來的部會首長，尤其是財經部門，很少闡述其「施政理念」，越來越缺乏新意，既難以讓人民有所感動，更無法激勵經濟表現，而讓台灣長期處於「悶」的狀態。

官僚體系必須有效能

雖然閣員的任命極為重要，但一個有效能的官僚體系其實更加重要。所有的部會首長，只能要求所屬施政的「方向」，頂多加上「步驟」或「項目」；至於推動的細節和力道，幾乎都要靠中上層的幹部來落實。因此，有句話說「幹部決定一切」，就是這個意思。如何領導一個官僚體系，並且讓不同部門相互合作、推動跨局處或跨部會的政務，才是真正困難之處。

隨便舉個案例，台灣要推動「服務業出口」，因為全球貿易趨勢已經顯示這將是未來的貿易要項，像英國就占其總出口的四成之多，所以先進國家除「貨品貿易統計」外，一定會有「服務貿易統計」。可是，台灣迄今為止，並沒有詳細的「服務貿易統計」來協助決策者判斷要如何著力。經濟部長經常不夠專業，不懂這項統計的重要性，他本身也不會觸及相關業務，因此這頂多會困擾到主管貿易的次長層次。可是，當次長不想多做事時，就會拖，而且一拖就拖上幾十年，報紙專欄建議、相關智庫建議通通是「狗吠火車」，迄今就是沒有「服務貿易統計」，讓台灣的「促進服務出口」一直停留在喊口號的階段。

如果部長夠專業，當然會知道該項統計工作之重要，會指示次長提撥或整併資源、排除萬難，來推動這項新的工作。而如果相關統計部門的處長們夠積極，也會勸說長官要進行這種工作；但目前的官僚體系，「多做多錯、不做不錯」、「依循前例」的情況嚴重到慘不忍睹，再想做事的首長恐怕也都「難為無米之炊」。

如何激勵各部會中高層官員的積極性，已經是內閣成敗關鍵性的挑戰；在年金改革後適度調薪、賞罰分明而不任用私人、增加官員的在職培訓等，都是應該考慮的作法，以免各部會有心無力、辜負了人民的期待。

不能只知分工而不合作

另一個官僚體系的大問題，在於「分工」而不「合作」。舉例而言，某財經部會中，一個處委外研究所得的寶貴資料，竟然不允許同部會另一處來使用，搞到重複的調查研究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再另舉一例，某負責「商圈輔導」的部門，請求資源較多的某負責「觀光景點發展」部門，在觀光巴士行經某商圈時短暫停留，讓旅客採購土產，既照顧商圈、也讓旅客行程更為豐富，但負責觀光景點的局處就是不肯答應，也不協商如何雙贏。上述這些不合作的心態和作法，未來如何能用「政府數據公開」來推動大數據產業？

上述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年蔣介石設立「國防研究院」，長期培訓中高級官員，讓他們了解政府各部門業務、並相互孰悉的作法，就可以參考並修正使用。或由行政院要求業務關聯性高的部會共同編列、執行一部分的預算，也是一種強迫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如果放任目前的用人偏失、讓官僚惡習持續，則賴內閣極可能步入近期的政府窠臼，難以讓人民期待了。我們誠懇建議，也期待賴內閣虛心接納，讓政府真正煥然一新。

（作者係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

1987年10月15日，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打破兩岸人民長達38年的隔絕狀態，從此開啟兩岸交流大門，迄今屆滿30年。過去30年間，兩岸交流逐步走向直接雙向三通，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局面，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繫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30年後的今天，每年有900多萬人次往來兩岸，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台灣民眾超過百萬，兩岸已然進入「一日生活圈」。

兩岸交流30年，奠定了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基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兩岸在政治定位上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導致兩岸的分裂狀態仍持續在固化中，也成為兩岸關係的最大變數。

大陸對台政策始終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絕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也非鄰居關係；兩岸應齊心協力追求國家統一。近幾年，大陸當局又進一步指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希望兩岸關係的本質更加清晰化、精準化。9月8日，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針對賴清德接任閣揆受訪時說，不管台灣人事如何變化，民進黨當局需要回答最根本的問題：「兩岸關係的性質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再度表明，如果兩岸問題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什麼事情都可以談；反之，如果兩岸不是一國，有什麼可談？

台灣內部對於兩岸定位的意見則很分歧。綠營宣揚的台灣主體意識日益升高，崛起的中國大陸被詆毀為「外國」、「敵國」，這鼓動了「逢中必反」，暴力事件頻傳。藍營中，國民黨雖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但堅持「一中各表」，使「一中」模糊、虛化，又在諸多議題上畏首畏尾，引發深藍及統派的不滿。而剛在上海說「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於9月23日的研討會上主張兩岸密切交流，卻又說「愈交流，愈發現我和他們不一樣」、「交流之後，發現是不同國的」，此番言論被綠媒簡化為「柯文哲：兩岸根本是不同國家」，引起熱議。

面對社會嚴重對立，蔡英文不思解決之道，反倒在24日民進黨全代會上宣示「啟動憲改」，並要趕在明年底地方大選進行公投複決。蔡英文此舉顯然是為壓制赦扁紛擾，並想炒熱選戰，雖被譏為「假議題」，但民進黨立委立即展開聯署，時代力量立委大表歡迎，國民黨在「建立民主憲政體制」的大帽子下恐無招架之力，看來，台灣在全面走向「文化台獨」後，也難逃「法理台獨」之虞。

宣稱要改善兩岸關係、建立互動新模式的蔡英文，竟於24日強調，「我們必須在堅持台灣主體意識及主權的原則下，尋找和對岸互動的新模式」。新閣揆賴清德也於26日在立法院首次備詢時表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此，大陸國台辦立即回應「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並警告「搞台獨分裂必將自食惡果」。蔡、賴敢在中共19大召開前夕如此挑釁，想必有所算計，大陸除應採取更具體有效的遏止台獨措施，也應直接向台灣人民訴求：兩岸本屬一個國家，兩岸可以在一國之內平等協商，解決一切相關問題。

30年前，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是前人用血淚努力的結果；30年後，蔡英文萬萬不可為了鞏固民進黨及個人政權，在此敏感時刻，貿然採取挑釁舉動，破壞兩岸交流30年來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海問題獲得解決，也為台灣社會和諧共處、及早凝聚共識，釐清、確認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已刻不容緩。

桃園舊稱「桃仔園」。近期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挖出清代鐵路遺構等，可惜當局未妥善保存；今年在桃園翻轉後，桃園神社已去除日據殖民神道信仰的象徵。建議可建立清代乙未戰爭史蹟及將來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時，若還會發現劉銘傳鐵路的遺址，請務必保存，以活化舊城區的觀光。

2016年5月間，桃園火車站因捷運施工和台鐵地下化工程拆除時，意外發現日據時期桃園車站的二爪磚。同年12月，相關單位向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提報為考古遺址，經過考古團隊多次發掘，先後出土清代劉銘傳鐵路等。按，清光緒11年(1885)中法戰爭結束，台灣正式建省，劉銘傳作為首任台灣巡撫，體會到鐵路對台灣建設和國防的重要，欲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範」，乃於清光緒13年起聘請德、英技師興建台灣鐵路。於是，台灣第一條鐵路便由劉銘傳規劃興建，後世稱為「劉銘傳鐵路」。但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2022年8月初，以工程無法修改為由，突然在劉銘傳鐵路遺址施工，桃園文化局也未阻止，當大量混擬土灌入遺址時，台灣第一條鐵路的部分遺構就這樣永遠走進歷史。2022年9月1日，文資團體在桃園市政府前召開記者會，爭取文化遺址和車站共存。

其實，過去桃園市政府曾經保存過清代鐵路史蹟。例如，2008年被桃園市指定為縣定古蹟的「大坑溪」公路橋橋樑。該遺構曾為鐵、公路同時並行的交通動脈，也是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推動近代化的重要證物。這是經龜崙嶺山區到桃園段的劉銘傳鐵路途中所架設的橋梁，完成於光緒17年（1891）。繼任巡撫卲友濂曾以「北穿獅嶺洞隧百尋，南渡龜崙則坂踰九折，路工之難如此」，形容龜崙嶺鐵道工程之困難，與獅球嶺隧道旗鼓相當。日據時期，因縱貫鐵路改道，劉銘傳鐵路改為公路，原有之鐵道橋便改為公路橋。光復後，經此的台一線（今萬壽路），成為中山高通車之前，南來北往的主要交通動脈。

桃園曾有城堡存在

現今桃園市民可能大都不知道，桃園曾有城堡存在。早在清代中葉漳泉械鬥正酣時，以桃仔園為根據地的漳州人便在街區的外圍築土垣，以禦泉州人之再襲。嘉慶19年（1814）漳州人在長南街（今中正路）興建景福宮（當地人稱「大廟」）以祀開漳聖王，並作為漳州人的集議所。道光14年（1834）械鬥又起，當地富豪倡議率街民合力，改築土垣為石堡，其高十二尺(一尺約30公分)，分二段，基壁厚達五尺，頂壁為三尺，周長約達2.1公里，以維護街區之安全。

光緒19年（1893），旅人池志徵坐火車至桃園旅遊時，提到：「桃仔園，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滿山十里皆紅豆，曉風夕陽，嬝嬝可愛，姚碩甫（姚縈）《台北道里記》所謂江南道上行，即此處也」；在光緒18年3月，胡適的尊翁胡傳，從台北搭乘下午一點鐘開的火車至桃仔園換轎至大嵙崁（今桃園大溪）一帶視察營務，回程時，傍晚四點至桃仔園，候火車。「至晚不到，乃赴桃園街，約里許，尋一小客店宿焉。」

1895年7月底，率領軍隊從台北南下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一路由「劉銘傳鐵路」旁的道路，進至桃仔園城外，在上列左圖箭頭所指處，接受當地的士紳迎接。後來因由車站入城的動線有點遠，如胡傳所說「約里許」（清里，約500公尺），當局便考量到縱貫鐵路改道通車後，要遷移火車站的位置。根據1900年3月2日《台灣日日新報》〈城垣改良〉報導：「此次桃仔園改良鐵路將徙置停車塲(火車站)於城邊…本處石城原有六門，若就景福宮（開漳聖王廟）前添置一門以通新置之停車場，較之由東門出入，其便捷尤有數倍，且中南（長南街）、長美各街亦得裨益生意。」

於是，當局將桃仔園車站西移約250公尺設站，並從景福宮前的長南街延長道路，打穿城壁，通至新車站，此新道路就是今天的中正路，原本南門通往大嵙崁的道路也接至此。之後，官衙、學校、商店逐漸在此街道的兩旁設立，逐漸成為桃園市最繁華的一條街。今日，桃園還遺留下以城門命名的地方，如東、南、西、北門四個里，以及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國小，比其他曾經有城的城市還要齊全，頗耐人尋味。另外還有西門運動場等和桃仔園城有關的稱呼。

應建立清代乙未戰爭史蹟

桃園虎頭山忠烈祠是不少桃園人年少時遠足的記憶，隸屬桃園市政府管轄。此處在日據時代為桃園神社，峻工於1938年「皇民化」的年代，當時總督府在台灣雷厲風行地推動「一街庄一社」政策，除供奉被稱為日本「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外，還供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跟明治天皇。台灣光復後以保護古蹟為由未被拆除，轉為主祀鄭成功、劉永福和丘逢甲等反清、抗日烈士。

尤其是丘逢甲1895年初率領竹苗的客家軍，鎮守台北城的後路─桃園南崁，讓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桃園有巨大貢獻。不料去年鄭文燦在桃園市長任滿前，與日本北海道釧路鳥取神社合作，從日本迎來大國魂命、天照大神、豐受大神供奉，成為全台唯一供奉日本神道教神明的神社，跨年夜還仿日式習俗過除夕夜，被質疑背離忠烈祠精神、棄祖背宗。2022年底，國民黨籍張善政上任桃園市長後，已將「天照大神」等三尊神祇送回日本。

其實，可體現清代乙未戰爭史蹟者正在昔日的桃仔園城堡內。前文提到1895年台日乙未戰爭期間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來到桃園，背景是今日的南新北和南桃園被日軍大掃蕩、屠殺大量台民後，北白川宮從東門進入桃仔園城後所住的地方位居景福宮的長美街內，該位置正在清代南北來往的官道上。投宿的房屋為桃仔園紳士蔡路所有家屋之一部，為土埆造瓦葺構造的二層建築，當局在1937年於此所成立的桃仔園御舍營所址上建立紀念碑。

台灣光復後，蔡路的後代又將此處從市公所那買回去，重新蓋房子。如今，該遺跡原址就位在林宅「僯竹居」的東鄰，從博愛路69巷可進入。而「僯竹居」前的門樓已歷經200年的歲月，當局可選擇適當地點立解說牌，以呈現大廟口一帶的風華。

應復原劉銘傳鐵路史蹟

10餘年前，同樣是開挖捷運綠線(松山)的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在台北的北門附近發現台灣近代工業的起步─清代機器局的遺構後，於2009年指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蹟。如今，桃園車站鄰近的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範圍，可能還有劉銘傳鐵路遺址，包含清代火車站的遺構。桃園市政府應盡快指定遺址的文資身分、提報為國定古蹟、開放提供民眾教育、撥列經費保存遺址、重新規劃目前保存方式並將原址保留，以活化桃園舊城區的觀光。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阮囊(1928-2018)是一位行事特立獨行的詩人，被譽為藍星詩社早期戰將。他有兩件事令時人側目，一是拒領軍中生涯的退休終生俸，一是生前始終拒絕出版自己的詩集，—直到2022年他過世許久後，他的好友向明才為他編輯出版了《蜉蝣如是說》詩集。

多年前，我和幾位文友在詩人菩提老師家聚會，菩提突然興致高昂、提議一起去台東拜訪阮囊，說是在金門軍旅短暫的那三兩年間，他和管管相偕拜阮囊為師，常向他請益怎麼寫詩。不久菩提眼疾開刀，脊椎也退化了，身體違和，此事便不了了之。後來我向管管打聽，說是阮囊軍旅退役後，轉任警務處台東派出所，退休後搬到台中投靠女兒。

拒領軍人退休終生俸

我早年田調及撰寫老兵詩集《兩百個玩笑—給那些遭時代及命運嘲弄的老兵》時，曾在中壢龍岡地區遇見一位唐姓老兵，原居住在中山東路健保局對面一棵大苦楝樹樹屋，長達25年之久。平日不與人交談，同樣拒領終生俸。2001年夏，樹屋附近垃圾掩理場大火三天不熄，他的行蹤成謎。阮囊拒領退休俸一事，使我常聯想起這位唐姓老兵。

據說阮囊自述其拒領的理由是：「國是不實，決不假名以榮求證」。但依我對先前那位龍岡老兵的體驗，有一天我突然恍悟到，像唐姓和阮囊這樣的老兵，為什麼會拒領退休俸，那是一種內在精神曲折的隱衷呀！不想跟凌遲自己的政權、體制、時代與命運有所瓜葛的一種悲憤的逆反，而藉此獲得心靈與精神的解脫。換言之，阮囊寧可用拒領終生俸來鄙視、抗議那使他陷入悲慘、不堪景境的政權、時代和命運。

拒絕出版自己的詩集

據說阮囊的文壇至交向明，生前曾三度籌畫為其出版詩集，卻都為其峻拒。我不禁聯想起幾位臨終前交待後人銷毀掉自己著作的作家，如波赫士、卡夫卡和鍾理和，把自己畢生或至少曾是某段期間的心血結晶一手抹去，不管是波赫士等人或阮囊，是要有某種齊克果式的絕望的。

阮囊在台灣文學史上不能說是被遺忘了，但無疑是個被冷落的名字。對於這點，阮囊自己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另一方面，應該是其人其詩難受人理解的緣故。針對後面這一點，我想提出一個方向的考察，供日後撰寫文學史的學者參考：即我認為阮囊的「別格」色彩，使他成為一名詩國的邊緣人。

這個「別格」意指他遊走在余光中、夏菁等藍星詩派的抒情古典傳統，和紀弦、洛夫等創世紀現代派的陣營及詩風之間。在現實層面，這樣恐怕會被視為詩風搖擺而遭人鄙棄。但阮囊恐怕並非游移兩端，依我的觀察，他卻是意在包容、揉合藍星派與現代派，即傳統與現代，並且他是以抒情來對抗殘酷的現實的，判異於較純粹的現代派，是以超現實來對抗殘酷的現實。

不妨這樣說：阮囊寫詩自有其歷程演變，並沒有一路純粹的藍星或現代詩派到底，某個階段廁身藍星，某個階段又歸附了現代。有時，同一首詩可能涵括了兩種不同派別交集的因子，而兩種不同派別及詩風的因子，可能有著內在傳承、逆反的辯證、依存關係。許多當代詩人如羅門、吳望堯、商禽等人，這種色彩尤為明顯，阮囊也可列名其中。藍星詩派無疑較偏重中國本土傳統、抒情等語境，現代派則較偏向西方語境，這是不爭的事實（即如其遙奉1920年代現代派如李金髮的表現手法特色：詩風隱晦，語言較生硬、晦澀）。

縱觀阮囊一生創作文本，他也可算是現代派，例如〈血閘〉無疑是較具現代派表現語境的（見附圖）。

這首詩有其傷痛的背景，阮囊父親在國府敗退時自沈於長江滾滾濤浪，多年後他寫下這段時代的悲歌。全詩從頭到尾都未提「死亡」，但有「白色的物體在他面前懸著」、「左右擺動著」、「震憾」、「心疼」、「流淚」、「吊人樹」、「血壩」、「血澤」，處處隱喻著某個時代或社會背景及氛圍，甚至政治事件。

詩風橫跨藍星派與現代派

阮囊惜墨如金，發表的詩不多。其一生詩風橫跨或說游走在藍星詩派與現代派兩個領域。1950年代前後，台灣文壇反共懷鄉文學興盛，同時政治上有白色恐怖氛圍，詩人或避免懷壁其罪，或有其他精神出路，另謀了現代派思潮，超現實文學文本常表現出真實世界的扭曲或矛盾，阮囊的現代派詩風的文本裡看得到這些特徵。

阮囊部分詩作頗具藍星詩風。另一藍星大將張健在《現代中國詩》文中提出，一種介於狂、狷之間的「中庸詩觀」概念。所謂的中庸是一種「平易而莊嚴」，浸潤於中國傳統文化精華，而出入其間的質的涵養。狷者固然不足如周夢蝶，狂者則又太過，出而不返如吳望堯。阮囊是介於狂狷之間的「中庸詩觀」的詩家。現代派詩家殆偏於狂，相對下，藍星詩派易耽溺於狷，即保守。阮囊自謙「阮囊羞澀」，學養根基不厚，但這是其性格使然吧？對時局、命運的感傷及忿懣，使他寫下諸如〈血閘〉、〈血芒札記〉這類偏於狂的現代派詩，但狷者性格則又使得他寫了些較偏於傳統的詩作。藍星詩派的創始者覃子豪算是他的啟蒙老師，他絕大部分詩作也都陸續發表在藍星。

總體說來，阮囊可以說是時而奉行了「中庸詩觀」，那受中國文化質的陶鑄、涵養的體現者，使他既不會守成、呢喃於故舊，又在創新中不至於太前衛、疏狂如野馬。

(作者係金門籍作家、詩人)

去年3月中旬，我的報導文學精選集《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沒想到半年後該書即傳來二刷的好消息，也激發了我想如法炮製一本散文精選集，讓散失多年的散文集也能再見天日。

散文集是本完整的生命史

為此我從書架上找出那七本散文集，仔細盤點一番，1987到2000年間，我一共出版了《流轉》、《小樓何日再東風》、《天使爸爸》、《同心公園》、《吃冰的另一種滋味》、《大哥最大》、《虎尾溪的浮光》七本散文集，全部由九歌出版社出版。該段期間正是「九歌」的全盛時期，也是台灣文學出版的黃金年代。遺憾的是，之後即步入衰退期，上述七本書售完即不再印製。

我先將7本書，200多篇文章重新看過一遍，邊看邊修改。雖然勞神費力，心情卻是甜美而愉悅的，因為在閱讀過程中彷彿回顧了我的一生。我從而認為它不應該只是一本散文精選集，而是一部個人的生命史，應該有一貫的脈絡，清楚的時空背景，才能作為我一生的告白。

重新定位後，我開始納入時間和空間的元素，試圖從二者的交集中建立人生的座標。時間上，從小到大，從青壯年，再到中老年；在空間上，從故鄉虎尾，到異鄉麥迪遜，從第二故鄉天母，再到終老之鄉青埔。兩相對應，我的人生座標終於定格在這四個地方，串連成我個人完整的生命史。

本書的體例，即建立在這個座標上，共分為：「虎尾蔗鄉」、「麥城遊學」、「天母歲月」及「青埔悠活」四輯。

從虎尾出發最終回到青埔

故鄉虎尾是個典型的蔗鄉，方圓數十里全是甘蔗園，最醒目的地標便是虎尾糖廠的四根大煙囪。父親是糖廠的員工，1951年我在糖廠宿舍出生，童年和青少年都在這兒度過，一直到初中畢業16歲那年才負笈外鄉。台糖有優良的文化傳統和文康設施，我浸淫其間，從小就喜歡上圖書館看書報雜誌，寫日記塗鴉，初中開始向報刊投稿，我的文學之夢即起源於此。小鎮純樸的生活，提供我源源不絕的題材和靈感，輯內的14篇文章寫的就是當時蔗鄉的面貌和生活情境。

輯二、麥迪遜(Madison)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文中簡稱「麥城」。它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湖泊遍布，四季分明，名列全美風景最優美的三大校區之一。1983至84年之間，我有幸在這兒遊學、讀研究所，因而得以徜徉在如詩如畫的校園中，也深刻地體驗了美國本土的生活。雖然只有短短二年，卻是一段令我永難忘懷的日子，輯內的12篇文章即是彼時生活的寫照。

輯三、1985年返台後，為了結婚成家，我在台北近郊天母買下一間雅緻的公寓。我選在這兒置產，是為了讓家人能夠擁有優質的生活環境，不必再為租屋和搬家所苦。二個小孩相繼出生，為這個小家庭帶來無限的歡樂。一家四口在這兒住了25年，天母儼然成為我的第二故鄉。輯內的12篇文章寫的正是這兒的日常生活。

輯四、2010年是我人生一個轉捩點，從文化界跨入桃園國際機場公司任職，上班地點在桃園機場，每天通勤時間長達三個小時，體力和時間都無法負荷，一年之後索性舉家遷往桃園青埔。彼時高鐵雖已通車，但青埔仍荒涼，生活不便。十年之間隨著機捷通車，人口逐漸增加，原本純樸的村姑，居然蛻變成令人驚艷的都會淑女，掀起一波房地產的高潮。我們一家捷足先登，早就認同這片處女地，青埔因此成了我的第三故鄉。輯內15篇文章紀錄的正是10年間的心路歷程。

〈吃冰的滋味〉能永存

最後特別要提的便是此書的書名。〈吃冰的滋味〉這篇小品文，自從1997年被選入國中國文教科書後，就成為國中生必讀的一篇文章，迄今未曾中斷，有26年的歷史，已成為典型的「國民散文」，因此特別以它為書名。

這篇小品文其實是我無心插柳之作，當初是應《幼獅少年》策劃的暑假專輯而寫。我想到小孩夏天最喜歡吃冰，便以吃冰為主題，寫了一個晚上就將稿子寄出去。文章登出來後將雜誌往書架上一擺，出書時也從未將它收入，久之連我都忘了它的存在。誰知它卻被選入國中國文教科書，一夕之間成為每年數十萬國中生必須捧讀的文章，宛如童話故事「灰姑娘」的翻版。

忝為此文的作者，我也意外地成為國中生「追星」的對象，26年來經常應邀到各國中演講，少說也有上百場，直到三年前疫情爆發才暫停。大部分學校都選在大禮堂，一次坐滿五、六百人，可發揮最大的效益。一場演講下來，我喉嚨沙啞，卻不覺得疲累，因為學生的反應熱烈，掌聲不斷，自己彷如舞台上的明星，愈講愈帶勁，可獨撐到終場。

演講結束後，照例會有簽書會，這才是重頭戲。我還沒歇口氣，學生早就帶了教科書衝上來搶頭香，一條長龍迅速地排到教室或禮堂外。好不容易一一簽完，學生們一哄而散，原本在旁負責秩序的老師們接踵而至，訕訕地笑著也拿出課本要我簽名。這種熱烈的場面，好像只供「課本作家」獨享，也讓我見識了國中生「追星」的熱情。

對我而言，〈吃冰的滋味〉雖是無心插柳之作，卻產生了綠樹成蔭的效果，是我流傳最廣、最受歡迎的一篇文章。尤其在與年輕學子的互動上，它更為我搭了一座橋樑，和他們建立了革命感情，成為最龐大的讀者群。世事難料，這一切只能歸之於天意吧。

歷經26年的歲月，我已從青壯年步入晚年，第一代閱讀此文的國中生也已步入中年。但它的影響力依然未減，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子，從吃冰的滋味中學習、成長，進一步去感受、喜愛台灣鄉土的芬芳。

回到本書的初衷，我個人的生命史，同樣在闡述「成長」與「啟蒙」此一重大的人生課題。從我的經驗出發，或許可提供讀者一些想像或模擬的空間。吃冰的小孩會長大，吃冰的作者會老去，只有美好的滋味能永存，那麼《吃冰的滋味》在此時出版，剛好可作為我一生的告白。

(作者係作家)

五、白霧下的青春

在白色霧沉之下，青澀懵懂、碾壓在升學巨輪下的陳映真的「陸家大姊」與酷愛魯迅的《吶喊》經歷，只能一直是一道「伏流」，既不能更不敢將之浮上意識層面，直到1957年他離開故鄉到台北上大學。但陳映真的青春期似乎不是表面上這麼寧靜，因為「伏流」一定會翻攪著他的主人，並找到一種差可為時代所允許的形式冒出來。一度這個形式是「史懷哲」。多年後，陳映真在一次講座裡，回顧青少年時期，如此說：我曾經熱烈地想過，要當一個醫生，不是想賺錢，是那個時候，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史懷哲自傳》什麼的，那本書雖然不好讀，但影響很大，我想我不能到非洲當醫生，至少可以到山地原住民部落當醫生。但是有一件事情阻擋了我，就是我的數理太差，每次考試都是十幾、二十幾分，我知道是絕望了，可是如果數理好一點，我的命運可能就不一樣了。（《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立志當醫生，是將「醫」視為一種能以具體行動，關愛他人為他人付出的志業。黑澤明的《紅鬍子》是青年陳映真最喜歡的、屢屢提及的一部電影，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這樣一種醫者（《最牢固的磐石》1967）。懷抱著這樣一種醫生身影，陳映真進一步將醫人與淑世綰合起來─焦慮於人間正生著嚴重的「病」，而深欲有所為。或許應該知道，整個陳映真文學事業就是以對一個絕症病童的凝視開始的（《麵攤》（1959））。而第二篇小說的主人公自殺前的理想（或夢囈！）就是「在他的烏托邦建立了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我的弟弟康雄》（1960））

如同魯迅，在陳映真的世界裡，醫學與文學雖然殊途，但根本襟懷與內在邏輯則無二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和「他人有病，予救治之」，都是本於仁愛，將對象，也就是個人，視為由天地世界眾生所構成的整體的一分子，去接近、理解，之後診斷。由於陳映真把「醫」看得高，愛之深責之切，那麼以後在他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冰冷傲慢、自以為是的醫生群像，也就不足為怪了。

青少年時期多才多藝

中學階段的陳映真，基本上是一個懷抱著史懷哲式人道主義淑世理想，且多才多藝的青少年。他能彈吉他、愛唱歌，而所彈唱者，應不免是當時的青年文化空間所僅有的西方流行歌曲或民謠，好比之後成為他同名小說《哦！蘇珊娜》（1963）的那首曲子。當然，他的文學能力也是早就破穎而出的。

根據陳映真的一位初高中同窗多年後回憶，1950年秋天剛上初一，老師就要他們背誦一大堆唐詩。眾人皆苦，獨陳映真不以為苦，於是他就成了「小老師」。該同學「清晰地記得，有一次午飯時間，映真以他的大塊頭扮演楊貴妃，唱作俱佳地向同學們解釋『雲鬢花顏金步搖』的意義，那種滑稽的形象，惹起了全班的捧腹」（邱勝男《我的老友陳映真》1980）。為何小學才剛畢業的學生要讀一堆唐詩呢？是由於學校讓剛從舟山群島撤退回來的官兵駐紮，延誤了開學，於是有老師不忍學生荒嬉，讓他們背唐詩以消永日。其實，整個1950年代的台灣，可說一直都是在「一個絕望的戰爭年代的陰影」下（小說《家》）。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1954年的九三砲戰、一江山島戰役，以及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還有冷戰下的白色恐怖，必然一直伴隨著陳映真的成長吧。

這位邱同學也見證了陳映真，在高中時就展露了出眾的敘事才華：每天中午吃便當的時候，是他向同學們大「蓋」的時間，他豐富的學識及他的詼諧，他的善於演說，使同學們酷愛這課餘的一堂。每次同學都端著便當圍繞在他的周圍，隨著他的演說而歡笑，而痛苦，甚至泫然淚下。（《我的老友陳映真》）

陳映真的這一面，對我們立體化陳映真這個人很重要。不然，之前的敘述總難免會在讀者心中浮現一幅過於抑鬱、嚴肅的陳映真側寫，然而那只是一面。陳映真是一個冰火人物；嚴肅較真與熱情詼諧奇異並存。事實上，陳映真的朋友們對日常的他的主導印象，反而是愉悅、好奇、熱情（除了不喝酒、不喜應酬），不時爽快大笑。對於很多人都好奇他的小說，尤其是早期小說，何以主人公死亡頻仍，晚年的陳映真曾如此說明書寫與個性之間的距離：「出於思想和現實間的絕望性矛盾，從寫小說的青年期開始，死亡就成為經常出現的母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卻從來不曾有過憂悒至於嗜死的片刻，反而是一個遲鈍於逆境、基本上樂觀，又不憚於孤獨的人」（《生死》2004）。

初三讀了兩趟

關於陳映真的中學生時期，我們所知之事不多，印象比較突出的有兩件事：留級與示威。1953年夏天，「遲鈍於逆境、基本上樂觀」的初三留級生陳某某，反而拾了個大輕鬆，「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大漢溪游泳、釣魚，覺得留級其實並未見得就是極大的災難」（《後街》）。這是多年後陳映真以塞翁失馬的態度回顧留級一事，但對為何留級則未置一詞。留級誠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但「為何留級」這個問題本身則可能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多少可為我們對陳映真，在他學生帽底下的那片腦的海洋，到底是平靜的抑或是翻攪的，多了一點想像與判斷的空間。他的史懷哲之夢，可能曾讓他對競爭的、自利的體制化升學主義產生一種牴牾之情，而如此的心情也的確表現於早期小說《家》（1960）之中。但此外可能還有另一面。

留級那年正是他養父事業頂峰之時。戰後國民黨的治台策略，與戰後韓國頗似，都是在美國的指使交辦下，清勦左翼反日力量，拔擢日據時期「有力者」以為治具。陳映真的養父（也就是他的三伯父）在日據時期當過名為「巡查部長」的中階警官，在當時可算是頂到台人從警的天花板了。1953年養父選上了台北縣縣議員，同時官商雙棲，也是「台北汽車貨運公司董事兼經理」（引自陳明成《陳映真現象》2013）。那麼，我們可否如此想像：在養父最發的那兩年，是否正值陳映真由於內心深埋陸大姊之訣別與魯迅之吶喊，從而陷入徬徨不安而又無人可說的境地？這個與白色恐怖高峰期重疊的特色青春期，是否可以部分說明他學業的荒疏呢？我認為非常可能，1960年小說《家》就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小說諷刺了一個與作者側影高度重疊的青年「我」，在父親死後不到一年，就伶俐地將自己從對權財兩好的父親的青春期反叛的耽溺中解脫出來，「在臉上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以家父長的繼承人身分，打起精神、立定志向，不再對現代場屋之途心存猶疑，進而以進入體制光耀門楣為人生最高目標─畢竟，「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妹。這個主人公儼然就是作者以自己為原型，用殘酷的自嘲，所捏塑出的一個放棄初心，回歸家族的小宋江。

陳映真初三讀了兩趟，之後考上同校高中部。為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而命名的這所高中，也是我的母校，只是我與學長相隔18載。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陳學長與我都曾身穿卡其制服，頭戴軍訓大盤帽，背著書包步行過同一條路徑：從學校出門右轉，越過林森南路，走過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經過台大醫院長滿青苔的老圍牆，來到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老建築─台北車站。不同的是，當時的我只是一個為升學所鞭策，渾渾噩噩一無所知的青年。待我高中畢業時，那個軍法看守所正好扒清，在空蕩的石礫地上，蓋起了當時台北最豪華的「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數年後，另一個能讓殖民與白色恐怖記憶攀援的台北車站也扒了，平地起了一棟不中不西的車站大廈。我曾想過，我還能憑身體記憶返回那個現場接起那段歷史，那麼，連這個記憶都沒有的下一代呢？

嗜讀舊俄文學

從初三留級那年開始「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後來上大學思想左轉，這兩站之間還有一段嗜讀舊俄文學的時光。陳映真回憶剛上高中的他：「開始並無所謂地、似懂非懂地讀起舊俄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崗察洛夫、一直到托爾斯泰……卻不期因而對《吶喊》中的故事，有較深的吟味」（《後街》）。對這段自述可以有兩點評論。

首先，日後陳映真雖然進的是英文系，但綜觀他的文學一生，與魯迅相類，主流英美文學從來不曾進入他人文感受的核心地帶，反而是以更大的熱情投諸那些在「近代化」歷程中，被視為「居下流」的文明或民族的文學；而這樣的心與眼早在少年時就已成形。

其次，在所列的舊俄作家裡，不是史詩的、高拔的托爾斯泰，反而是憂悒、纖細、總是理解而寬宥、徬徨而苦悶的短篇小說家契訶夫，給陳映真在文學上以最深影響。陳映真後來一再說，影響他比較大的作家有三：魯迅、芥川龍之介與契訶夫（《陳映真的自白》1983；《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魯迅充滿生命力的文字下的對中國苦難的深度理解、契訶夫對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的弱質的感受，以及芥川的某種「鬼氣」，都教育或吸引了他。感受這三位作家在陳映真青少年時期對他投下的深刻烙印，是深入理解陳映真文學、思想，與政治的一關鍵而又幽微的入手處。

參與反美群眾聚集

高中畢業那年有一個「政治」插曲：他參加了台灣自白色恐怖以來的第一次反美群眾聚集─1957年的「劉自然事件」（或稱「五二四事件」、「攻打美國大使館事件」）。事件起因於一個美國軍人在自宅門口擊斃了劉自然，並在一種實質的治外法權下無罪離境，於是激起了黨國所默許的民憤，得機宣洩了1950年以來附庸於美的官民全體的老羞。陳映真說他「純粹出於頑皮」，打製了一個抗議舉牌，上書「抗議美軍藐視人權 We Demand Fair Justice」，直奔美國大使館，後來還被刑警總隊叫去問話，無事釋回（見《後街》1993；《生命的關懷•序》2002）。是否純粹出於頑皮，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陳映真一生獨鍾上街反美。

1988年3月，為了農民，他上街抗議美國農產品的傾銷（《豐富、生動的功課》1988）；2003年3月，為了抗議美軍入侵伊拉克，親自上街參加反美反戰示威遊行（見《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此次反對美帝侵伊運動的反思》2003）。那場遊行記憶猶如昨日。我在遊行隊伍的暫時修整中，看到66歲、髮蒼蒼、多病纏身的陳映真，不支三月驕陽，在滿是站立的歡笑熙攘的青年人群中艱難垂首蹲坐；那時陳師母在旁看到我，搖搖他，於是陳先生抬起頭來與我目光對接；在不掛著社交微笑的臉上，他的眼神顯露疲憊與一點點似是看透一切，卻依然盼望的光。

大學時期生活困窘

1956年頃，陳映真養父過世，人走茶涼，債權人登門搬物，家道遽爾中落，所幸還為養子留下一單人壽保險。靠著僅夠支付私立大學昂貴學費的保險孳息，陳映真於1957年隻身來到淡水小鎮上大學（淡江英專，今日淡江大學）。選擇英文系，或許是因為當時的文學青年也只有這一條去路；中文系因經史子集文字訓詁「於學無所不窺」，反倒失去了與文學的直接聯繫。

大學頭兩年大概是陳映真「半生中最困窘的時候」，「寄腳在一家教堂中的小房間」，學費繳畢已無所餘，得靠家教支付生活（《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1977；《台北斷想》1999）。根據陳麗娜的口述，陳映真那時居無定所，除了寄宿教堂，也在淡水的一間祠堂，靠著一堵有簷的邊牆，搭上兩三片布，能遮風避雨就算是窩了，而靠海的淡水入冬又是異常濕冷。吃也吃不上，只能去菜攤拿別人不要的菜葉胡亂煮煮。如此的困苦經驗及伴隨而來的「挫折、敗北和困辱的情緒」（《試論陳映真》1975），除了讓陳映真的早年作品總是帶著一股抖不掉化不開的抑鬱，也影響了他一生，讓他能夠對社會底層、對被侮辱與損害者有一種發自內在的同情共理；讓他能在1980年代中期辦出像《人間》這樣的刊物；讓他寫出像《萬商帝君》與《忠孝公園》，這般架構於底層人物及其生態的小說。這個始自青年時期的物質貧困及生計奔波，其實一直沒有真正離開過他。

1983年，陳映真46歲，在受訪被詢及「未來寫作計畫」時，他表示：「我現在的問題是，很想趕快解決生活問題，在我這個年齡，我已經花不起時間，特別把時間花費在生活上…」（《「訪談」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1983）。青年時期的「家道淪落」及終生的「困乏其身」，是理解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一個如山脈綿延的大背景。

陳映真酷愛魯迅早期的作品，是否也與命途相似多少相關呢？陳映真對《吶喊》的吟味是「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是這個對《吶喊》的體會，讓他「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從而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他們都能從一己淪落的痛苦，發而為對廣大底層人民的愛，從而延伸到對破落、貧困，甚至愚昧的祖國之愛，最終延伸到遼闊的第三世界。晚年的陳映真以他獨到的對魯迅的品味，以四個字說明魯迅的批判的現實主義：「豐潤深沉」（《「訪談」左翼人生：文學與宗教》2004）。

（編按：本篇文字經編者刪節，藍色小標為編者加入）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戰機的發展歷史已超過一世紀，多數戰機為傳統的起降戰機，亦即需要機場跑道才能進行起降作業。為落實戰機的起降速度，短場/垂直起降的需求油然而生，而戰機能否具備此功能，成為檢驗一國航太科技是否發達的標準。

一般來說，垂直/短場起降的飛機，其定義為該機種僅需使用很短的跑道，或是直接原地進行起降作業。這種作法不僅有效減短相關的起降作業時間，當基地的跑道遭到敵方攻擊摧毀時，戰機仍能在短時間內，不依賴傳統的跑道進行起降任務，不但能縮短緊急起飛時間，更能增加戰機的戰場存活率。

英國AV-8獵鷹戰機

英國應可視為全球開發短場起降戰機的濫觴。首架AV-8戰機於1978年首飛，1985年正式服役，為英國航太公司的產品，後經美國引進改良，將原本的AV-8改良為AV-8B戰機，1996年更推出AV-8B+版本，總生產數量約為337架。

基本上，AV-8戰機僅需一名飛行員操作，機身的長度為14.12公尺，翼展9.25公尺，高度為3.55公尺，正常起飛重量為22,950磅，最大起飛重量分別為「滑跳」與「垂直起降」而分為31,000磅與20,755磅，最大飛行速度為0.85馬赫，實用升限為16,000公尺，最大航程為2,200公里，但作戰半徑僅有556公里。

AV-8戰機有7個武器掛點，4枚短程空對空飛彈，或改為4枚中程空對空飛彈，其餘的空對艦飛彈、反輻射飛彈與空對地飛彈等皆能勝任，能夠執行一般的空戰、海戰及支援地面作戰，實際上能夠執行的作戰任務相當多元。

因第一代的AV-8A戰機性能漸漸不敷使用，1983年美英兩國合力研製AV-8B戰機，該機最大的改良包括機身的材料、油箱大小以及內部航電系統，整架飛機雖然外觀與早期的AV-8A大同小異，但因機身已經過大幅改良，連帶能夠延長整架飛機的作戰時間。

AV-8系列戰機的用戶除了英美兩國外，義大利與西班牙海軍也為該機的客戶，但隨著AV-8系列戰機的服役年限越來越長，戰機性能備受考驗，西方各國逐步執行汰除計畫，並期待新一代的F-35系列的戰機，能夠取代上一代的短場/垂直起降戰機。

美國F-35閃電二型戰機

F-35戰機是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產品，也是第五代戰機的代表，為分攤相關的研發費用，英國、義大利、荷蘭、澳洲、日本、以色列、丹麥、加拿大等國先後加入研發工作，F-35戰機也因使用國持續增加，目前的訂單已超過2,200架，實際產量則達到890架，預計未來能一併汰除傳統的F-15、F-16、F-18等傳統戰機。

為配合客戶與軍種的需求，F-35戰機分別有A、B、C三款，F-35A採用傳統的跑道進行起降，F-35B採用短場/垂直起降，F-35C則部署在航空母艦成為艦載戰機。2006年首飛成功，2015年陸戰隊版本的F-35B正式服役，2016年空軍版本的F-35A服役，海軍版本則到2019年正式服役。

從外觀來說，整架F-35戰機相當具有未來的科技感，僅需一名飛行員操作，機身長度為15.4公尺，翼展為10.7公尺-13.1公尺（依據型號有所差異），高度從4.33公尺-4.54公尺不等（依據型號有所差異），A型配備一具普惠F135-PW-100發動機，B型改配備一具普惠F135-PW-600發動機和一具勞斯萊斯的升力系統，C型則改配備一具普惠F135-PW-400發動機。

F-35戰機最大飛行速度為1.6馬赫，最大升限18,300公尺，F-35B的最大航程僅有1,670公里，其餘兩款超過2,200公里，作戰半徑F-35B為935公里，其餘兩款超過1,240公里。在武裝配備上，F-35配有一門25mm機砲，彈艙能攜帶傳統的對空、對地飛彈，若有必要，能在機翼下配備小直徑炸彈進行對地攻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F-35彈艙僅能攜帶4枚空對空飛彈，嚴重影響作戰表現。

因此，未來的F-35戰機將持續進行性能提升。首先，在機首雷達部分，F-35戰機配備APG-81主動陣列雷達，雖然該雷達性能不錯，但隨著F-35戰機持續的性能提升，未來F-35戰機Block 4將換裝APG-85主動電子掃描陣列，將提升F-35戰機的戰場感知能力。其次，未來F-35戰機將配有新式武器掛架，使得整架F-35戰機的攜彈量達到6枚飛彈，彌補原本載彈量不足的問題。

新式的F-35戰機雖性能優異，但因研發成本高昂，使得單價金額居高不下，根據洛馬公司的對外報價，一架F-35A戰機約7,790萬美元，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F-35B戰機超過一億美元，F-35C戰機的金額也高達9,440萬美元，使得該機的服役成本遠高於傳統戰機，但因性能優異，且又具備傳統戰機的優勢，也具備垂直起降的能力，F-35戰機的潛在客戶還包括：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印尼、台灣、羅馬尼亞、卡達、捷克等國。

中國解放軍戰機的發展

在開發先進戰機的進度上、解放軍向來不願落後太多，以目前解放軍的軍機性能而言，尚未出現真正的短場/垂直起降戰機，但根據目前公開的資料推斷，研發中的殲-35具有匿蹤能力，未來有可能直接改裝成具有短場/垂直起降能力的戰機。換言之，研發中的殲-35戰機確實引起各國關注，假以時日，可能成為大陸第五代具有短場/垂直起降能力的戰機。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俄烏戰爭中，烏軍使用各型無人機進行戰場監控、指揮砲擊、投彈偷襲，造成俄軍重大損失。而俄軍也不遑多讓，除用自行研發的各型無人機進行戰場監控、戰場情蒐外，也向伊朗採購多架神風遊蕩彈藥（自殺無人機），突襲烏克蘭各大城市，也造成慘重傷亡。至此，無人機從以往的戰場配角，搖身一變成為戰場的主角，其影響力不可小覷。

反制無人機的方法手段

由俄烏戰爭的經驗可知，當今無人機應用在戰場上的廣泛程度，已超過舊式武器系統。一般商用/軍用無人機加裝光電球，或合成孔徑雷達(SAR)，即可進行偵查、情蒐、戰場管理、地貌監測等任務；若無人機翼下攜帶彈藥、或填裝小型彈頭（戰鬥部）變成遊蕩彈藥（自殺無人機），便可進行偷襲、暗殺、反裝甲等任務。因此，如何反制無人機便成為現代戰場的首要課題。就現況而言，反制無人機的方法及手段如下。

一、雷達偵測無人機

反制無人機的前提要先發現無人機。目前，偵測無人機主要是靠雷達。雷達偵測的優點，是可偵測長距離且大範圍、體積大或體積小、訊號強或訊號弱的無人機目標。而雷達偵測的缺點則是對匿蹤無人機，或微型無人機(Micro-UAV)等的偵測能力降低，必須由其他輔助裝置協助。

全球各國目前針對無人機目標，普遍採用雷達偵測，台灣也有研發團隊推出T雷達，由3組相陣雷達組成。1組相陣雷達負責120度偵測範圍，3組相陣雷達便可達到360度偵測範圍。

二、紅外線(IR)偵測無人機

紅外線(IR)是熱感應偵測，以追蹤熱源為主。一般而言，對匿蹤無人機或微型無人機(Micro-UAV)等，雷達不易偵測的目標，則改用紅外線偵測，但偵測範圍大幅縮小。目前有國外廠商研發類似蝙蝠的超音波定位技術，但尚未實用化。

三、機槍/機砲擊落

使用機槍/機砲擊落無人機的防空系統，如：俄羅斯的鎧甲-S1彈砲合一防空系統、德國萊茵金屬集團的空中遊騎兵防空系統、土耳其KORKUT履帶型防空砲車等，均是新一代機砲防空系統。尤其，德國萊茵金屬集團的產品，還可使用先進效能暨摧毀砲彈(AHEAD)。目前空軍天兵系統的35mm口徑快砲已升級，砲口防火帽有感應線圈，可以發射先進效能暨摧毀砲彈(AHEAD)。

該型先進彈藥裝有程式化定時引信(Programmable Time Fuse)，在目標前方爆裂，並釋放出152顆小型鎢彈。每顆小型鎢彈重量3.3g，發射初速達每秒鐘1050m，可形成圓錐彈幕以攔截目標。該型先進彈藥結合空氣推動原理，加上小型鎢彈重量極輕，可將硬殺距離增至4,000m以上。此外，擴散的圓錐彈幕，可輕鬆穿透較薄弱的彈體側面，並摧毀彈翼、彈頭、燃料槽或發動機等裝置，攔截成功機率便增加許多。

四、飛彈擊落

使用飛彈擊落無人機的防空系統，如：俄羅斯的鎧甲-S1彈砲合一防空系統、TOR-M1/M2防空系統等。一般而言，對於價格低廉的無人機，使用昂貴的中大型飛彈擊落稍嫌浪費。因此，研發便宜好用、適合攔截無人機的小型廉價飛彈，便是當務之急。

 2019年，莫斯科州庫賓卡市舉行的陸軍防務展上，KBP設計局曾展出改良型鎧甲-S1M系統。該系統換裝一套新型感應/傳輸套件和一部功能更強大的雷達系統，並保留基本型的武器套件（快砲、飛彈等）。同時，雷姆迪澤爾公司的K-53958 8X8龍捲風裝甲車，也取代了舊型KAMAZ-6560卡車，具備高防護力的駕駛艙和指揮艙。

目前俄羅斯正積極外銷上述升級版的鎧甲-S1防空系統，並可換裝雙面相位陣列雷達，特別適合偵測無人機。此外，升級版鎧甲-S1系統還增設多管小型飛彈，以攔截大量無人機。

五、聲波/電磁波武器擊落

通常聲波/電磁波用來驅蟲和驅鳥，而使用聲波/電磁波擊落無人機，是極為省錢的手段。利用頻率交錯的聲波/電磁波，可直接摧毀無人機的遙控機件，進而擊落。一般而言，針對小型/微型無人機(Micro-UAV)可採用此種方式。目前國軍也引進了此種武器系統，並由單兵手持，漢光演習曾出現過。

六、發射網繩擊落

使用網繩擊落無人機也是極為省錢的手段。針對低飛的小型/微型無人機，利用槍隻發射網繩，可迅速補獲並纏繞無人機，使其失控而墜落。國外甚至有業者研究讓猛禽類（如獵隼等），來獵捕小型/微型無人機，成效不錯。

七、雷射武器擊落

目前各國積極研發地面、海上、空中的雷射武器系統。如：中國大陸研發30千瓦(kW)車載型高功率雷射系統，可在遠距離燒穿無人機、直升機、地面車輛外殼，進而摧毀。而美國研發的100千瓦(kW)艦載型高功率雷射武器系統，更可摧毀海面上的小型船隻、無人艇。美國洛馬公司計畫未來要讓F-16V Block70/72型戰機，攜帶空中雷射武器系統，以摧毀來襲的空對空飛彈。

雷射武器系統的優點是低成本和可靠度，平均1發只要1美元，缺點則是會因氣候雲霧而影響發射功率，甚至造成偏向而失效。

八、發射無線電波干擾

無線電波干擾手段俗稱「蓋台」。一般而言，由地面人員遙控的無人機，多採用無線電訊號控制，因此，發射無線電波干擾遙控訊號，也是極為省錢的手段。目前，也有部分民兵組織蒐羅各種干擾無人機的無線電波頻率，可針對不同國家/型號的無人機進行干擾。

九、伊朗使用駭客軟體入侵

反制無人機最高明的手段，便是使用駭客軟體入侵無人機。通常這類駭客軟體會入侵無人機的自動飛行系統，並傳輸假的遙控訊號/指令使其降落。最有名的例子，便是伊朗駭客入侵美國RQ-170無人偵察機，並迫使其降落在伊朗機場。伊朗的相關技術人員甚至破解了，並仿造該架遭擄獲的RQ-170，變成伊朗自行量產的Shahed-191無人攻擊機。

台灣無人攻擊機研發專案

日前軍備局奇隼專案研發自殺無人機預算，已獲立法院解凍。同時，中科院也有規劃小型俯衝攻擊無人機的研發專案，並提出條件：單兵攜帶、重量輕、易操作和航程範圍達15km以上。符合上述條件者，現有單兵遙控操作的紅雀二型無人機。

此外，中科院尚有更大型的銳鳶無人機和騰雲中大型無人機，可擔負戰場監偵和攻擊任務。尤其，騰雲二型現已換裝和美製死神無人攻擊機(MQ-9 Reaper UCAV)同款的螺旋槳發動機，輸出馬力較過去提升許多。依據中科院的說法，騰雲二型還可攜帶2.75英吋(70mm)無導引火箭發射器、天劍一型短程空對空飛彈等武裝，以執行殲敵作戰。

日前美軍第556測試和評估中隊(556th Test and Evaluation Squadron)測試MQ-9死神無人攻擊機試射AIM-9X Block II空對空飛彈，成功發射並擊毀了模擬巡弋飛彈的BQM-167靶機。

結語

現代戰場上使用無人機、反制無人機，已成為「矛與盾」的競爭態勢。如何妥善使用無人機，並有效反制敵方的無人機，正是戰事成敗的關鍵。因此，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矛盾是普遍的規律，無所不在。當今世界矛盾重重，中西文明的矛盾也不例外。概而言之，中西文明的矛盾雖然錯綜複雜，但最終可以化約為典範(paradigm)的矛盾。既有矛盾，就有可能發生衝突，但在核子時代不可能發生熱戰，只能是互動競爭。所以中西文明的矛盾，最終可以化約為軟實力的典範之爭。

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的兩極，姑以兩者所遵循的軟實力典範為例，來考察當今人類文明的典範之爭。

什麼是典範（規範）？就是主導人們言行思想的價值和準則；具體而言，即是覆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視聽言動的一套終極典範。有個人的典範、社會典範、國家民族的典範、文明的典範。

這裡只談文明的典範。那麼中國文明的典範是什麼？

中西方文明終極典範不同

概而言之，在政治文化領域，中國文明的終極典範，可以化約為一個「公」字。孫中山曰「天下為公」。

舜禪讓予禹，然而，禹建立夏朝後，卻傳位於自己的子孫，從此開啟了中國四千年來基於私的典範的家天下。但中國人四千年來忘記公的典範，對公天下的追求從未中輟，《禮記•禮運大同篇》開篇即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最有力的例證。

即至近現代，孫中山畢生追求公天下，惜壯志未酬，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立國精神，即是奉行「公」的典範，可以謂之「古代典範之復興」。

而西方文明則是遵循私的典範，自古希臘羅馬（希羅文明）起直到今天，「私」字當頭，一以貫之。

在「私」的典範下，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不是全民的民主自由人權，只是統治階級既得利益的護身符。

所以，西方文明至今尚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也就不足為怪。例如，以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其境內的印第安人、黑人、婦女，至今仍然被視為二等公民，憲法上雖揭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高尚誓言，但在「私」的典範的強烈光焰下，亦流於一紙空文。

集體主義 vs. 個人主義

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人民的中國，天下為公，中國屬於全體人民，為全民所共有，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抑有進者，「公」字導源於中國文化思想的終極典範－仁。

「仁」字是三個人的縮寫，象徵集體主義的眾人，不是西方個人主義的個人。於此可見，中國社會主義奉行的終極典範，源遠流長，古今一脈相承。於此也可見，奉行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在中國根本沒有適存的土壤。

現在人常愛談現代化，而中國的現代化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遵循源於「仁」字的人本主義的典範，與西方導源於物本主義的典範截然不同。

物本主義的經濟只能帶來短暫的、表面的繁榮；更常見的是通貨膨脹，間歇的經濟危機。而奉行人本主義典範的經濟的新中國，一個擁有14億人口（兩倍歐洲的人口，三倍美國的人口）的超級大國卻欣欣向榮，國泰民安！

國際上奉行共存共榮共贏

在國際上，中國奉行共存共榮共贏，互利互惠的典範。所以，推行「一帶一路」的倡議，為國際合作提供了最龐大、最廣泛、最包容的平台。

更值得稱道的是，新中國自立國以來，從來沒有搞過擴張主義和資源掠奪；即使多次對外用兵，也是出於自衛，不得已而為之。

中國從不將自己的典範強加於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而是先做好自己的事，做出表率，從而引發共鳴，景從仿效。

本此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並誓言，中國將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反對美國搞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並向世界信誓旦旦地表示，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還將在這一過程中，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典範優勢與日俱增

於此可見，中國提出的現代化道路，為人類提供了一條有異於西方的、可供效仿的另一套典範，為世界貢獻了中國視角、中國建議和中國力量。這些倡議在全世界引發強烈共鳴，特別是在第三世界。

事實證明，在中西文明典範之爭這方面，西方的典範，即使在西方自以為傲的經濟領域，顯然亦是失敗的，而且時間是站在奉行人本主義典範的中國這邊。

迄今為止，中西文明的典範之爭，優劣成敗，如上所述，已昭然可見。中國典範的優勢將與日俱增。是否如此，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3月24日上午，北京市台辦主任霍光峰將「北京市對台交流基地」牌匾，授予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而同一天，清華大學圖書館舉辦了「王曉波教授紀念座談會」。這兩場活動均很有意義，值得一記。

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

清華大學圖書館自2007年開始，收藏周本初教授捐贈的大量1970年代美國、歐洲港台留學生的保釣刊物資料以來，陸續有近200人次捐贈，成果豐碩。這些捐贈的當年運動的實物，包括大量的手寫刊物、手稿、信函、活動海報、圖書等，以及電影膠片、幻燈片、照片、錄影影片等等。清華大學圖書館也因此成立了「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下稱該中心）。

2008年2月後，該中心也開始對當事人進行口述訪談，最終有80多人，超過150小時的視頻記錄。在此基礎上，該中心於2021年整理出56篇、60萬字的文字稿，出版了《春雷回想：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口述文集》。

多年來，該中心舉辦過多次研討會，2015年與國家海洋局合作，在大陸十幾所高校舉辦「釣魚島歷史與主權」展覽。2017年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行了關於釣魚島歷史的影片《釣魚島》，特別提及此中心。2020年10月，國家博物館舉辦「金甌無缺：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主題展」，該中心提供了保釣資料與照片。多年來，該中心訪客不絕，逐漸為海內外人士知曉。

保釣運動突破了兩岸分隔

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不僅促發了海外港台留學生的守土意識，也讓他們意識到要保衛釣魚台，就必須解決台灣問題，即國家必須完全統一。也因此，參與保釣的留學生們掀起了認識新中國和中共的熱潮，並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而兩岸自1949年後的分隔，也因海外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學子到大陸參觀訪問，而重新連接起來。

當時周恩來總理多次接見參與海外保釣運動的台灣學子，在會見中，他曾表示保釣運動是「海外的五四運動」，引發了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的深刻反省。如果我們瞭解這段史實，就會瞭解到，「反獨促統」始自19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至今已逾50年，同時也會認識到，保釣運動不只是海外、台灣島內學子的愛國運動，更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

座談會研究王曉波人與書

「王曉波教授紀念座談會」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報告廳舉行。座談會主要是結合王曉波家人贈送其藏書，談談後續的工作整理及保釣中心的發展，還邀請了家屬代表方守仁及陳鼓應、楊思澤、韓嘉玲、劉江永與筆者等老朋友，通過讀其書、思其人的方式，來讀懂王曉波。

19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雖然由於台灣當局的壓制，未在台灣發展起來，但仍不乏保釣的有識之士，如陳映真、王曉波等。王曉波堅持民族主義，反對「台獨」，是一個堅定的統派，他長年出版《海峽評論》，召集海內外學者分析論述兩岸關係；連續12年擔任「中國統一聯盟」第一副主席，貢獻良多；他又最早號召台灣學術界重視台灣史的研究，並因此成立「台灣史研究會」及「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2020年王曉波去世後，他的家人毅然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尤令人動容。

王曉波常說「台灣人民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而1970年代台灣學子在海外推動保釣運動，所體現出的就是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種愛國精神不是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是建立在認同「人民性」這個認知上，因此不會因祖國的興衰或美醜而有取捨，也因此這種愛國主義持續而亙久。從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資料，以及王曉波教授的藏書，可以充分看出，他們這一代人對國家的大愛及付出的大量心力。

海外保釣統一運動資料展

為配合這兩個活動，清華大學圖書館還舉辦了「赤子丹心：1970年代海外保釣、統一運動資料展」。展覽共分七部分，介紹了釣魚台問題的由來、北美歐洲香港台灣的保釣運動、孕育自保釣的「統運」、圖書館對保釣資料的收藏整理與研究等。展覽還特別介紹了學子們受到保釣運動的激發，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旅途，他們之後走出了書齋，走向美國社會，走向唐人街，走回台灣、走向大陸，用他們畢生的努力來踐行愛國事業。

人們期待，隨著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成為北京市對台交流基地，以及王曉波教授圖書的收藏，一定會給該中心帶來更大的發展，並有助於清華大學為兩岸的交流開啟更大的空間。人們也相信，該中心的授牌儀式和王曉波教授紀念座談會，是一個令人緬懷的、歷史性的時間節點！

(作者係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