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對國營事業有「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兩種不同看法，也為此有許多抗爭。例如，2004年烏拉圭民間組織發起禁止自來水經營權私有化的全民公決，並於10月獲得通過，凸顯民營化不是萬靈丹。

英國鐵路民營化失敗收場

在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許多國家實行國有化，但1980年代到1990年代，私有化成為趨勢（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私有化的計畫被世界許多國家採用，這些計畫分成三類。第一類是1989年後東歐轉型經濟體，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進行私有化改造。第二類是開發中國家，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下，進行私有化計畫。第三類是已開發國家進行的私有化計畫，其中進行得最全面且廣泛的當數紐西蘭和英國在1980年代、1990年代進行的私有計畫。

英國是鐵路運輸的發源地，鐵路系統發達，而且鐵路運輸與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不過，當時英國的鐵路仍採單一的國營體制，英國鐵路的從業員工多達十萬人，加上英國工會力量強大，工資缺乏彈性，成本居高不下，導致虧損連連，鐵路營運成為英國政府沉重的財政包袱。加上英國鐵道設施建成年代久遠，設施老舊急需更新，而當時歐洲各國早已普遍採用新型路軌和列車安全控制系統，英國鐵路系統急需安裝這些安全設備。為了避免鐵路營運虧損擴大，當時的首相柴契爾夫人毅然決定要在1997年完成鐵路民營化。

大眾原本以為民營化後的鐵路營運效率會提升，財政赤字可以獲得改善，也可將資金投入改善鐵道基礎設施。沒想到，英國鐵路民營化後的公司，並沒有把所得到的利潤用於鐵路基礎設施的維護建設，只知一味討好股東、增加股息；最終導致英國人民群起要求民營公司把路軌公司的經營權交還給政府，英國鐵路民營化宣告失敗。

電力水力油類不宜民營化

進一步觀察，為了彌補公營事業虧損，多數國家的作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採取「公辦民營」方式，也就是國營事業所有權仍歸政府所有，但是經營權由政府委託民間公司來經營，一旦受委託企業經營績效未達標，政府可以收回所有權自營，或另外委託其他民間企業經營。第二種是把政府的國營事業所有權，完全轉讓給民間公司或企業來經營。從財政收入和成本效益來看，政府應該要把賺錢的金雞母國營事業留下來，將虧錢的國營事業所有權轉移由民間企業經營。

台灣從1989年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到2021至9月止，已完成了39家公營事業的民營化，結束了17家國營事業。目前經濟部所屬事業只剩4家：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菸酒公司；以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共7家列為「推動名單」。

筆者認為，若台電、中油、台水的所有權全部移轉給民間企業經營，民營企業可能會為了賺取超額暴利，而恣意調高民生電價、水價與汽機車用油價格，如此一來，不僅可能造成通貨膨脹，民營化之後壟斷企業訂定的高電價、高油價、高水價，必然會影響多數中低所得階層的基本生活，造成社會不安。

鐵路、郵政民營化有隱憂

至於台灣鐵路管理局是否民營化，是爭論已久的課題。除了英國推動鐵路民營化是前車之鑑，日本民營化後的JR西日本福知山線，2005年超速脫軌撞公寓，死107人、傷562人；JR北海道更誇張，僅僅在2011年5月至2013年9月間，就發生石勝線、函館線、留萌線共計7次脫軌事故。其原因竟然是軌距檢測不確實，還竄改檢測記錄。

 目前台鐵國營事業的收入來源，除了自償性收入，例如售票和台鐵便當等收入，還包括國庫的挹注，按理台鐵應當可採「量出為入」的財政收支原則，抓緊整頓鐵道安全與車廂內設施更新維護。台鐵一旦民營化，恐怕很難保證不會步上英國鐵路民營化失敗的後塵，屆時鐵路事故恐怕只會有增無減。

同樣的，中華郵政公司應否民營化，正反意見均有。回顧2001年以前，日本國營郵政雖擁有鉅額民間存款金流可供使用，但當時日本國營郵政挹注資金彌補其他營運虧損的國營企業，加上郵政吸納大量的民間存款，排擠了日本私營銀行的客戶存款，郵政民營化的聲浪浮現。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極力推動郵政民營化，2007年日本郵政正式轉型為民營的「日本郵政」集團。民營的「日本郵政」正式接棒後，人口稀少或是偏遠地區，因不符合獲利的成本效益，「日本郵政」大量裁撤人口稀少或偏遠地區的郵局，畢竟民營的「日本郵政」是民間企業，收支必須計算成本效益，以利潤優先為導向，相較國營郵政，總覺得少了一些人性的溫暖。

(作者係台北大學退休副教授)

8月10日，美國參議院朝野兩黨歷經數月協商，以69票對30票通過「基礎建設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ct)」。這項號稱是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推出「新政(New Deal)」以來，規模最龐大的基礎建設計畫，雖仍需經眾議院同意，但此一喜訊已讓拜登政府稍微挽回其低迷的聲望。

依據法案內容，未來五年美國政府可以用1.2兆美元改善現行軟、硬體環境，同時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進而打造「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願景。

眾所周知，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成為西方國家「盟主」，因長期肩負國際警察角色，而必須提供更多資源挹注軍備維修更新、海外反恐等事務，導致基礎建設經費遭到壓縮，從1950年GDP占比超過4.0%的高峰，至2019年僅有2.7%，在經費不足下，造成既有基礎建設老舊失修，甚至存在高度風險。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顯示，美國整體競爭力雖名列前茅，但近20年來，其基礎建設排名逐漸被其他國家迎頭追上，最新排名已下滑至第13名；其中，交通建設分項指標落後到第12名，公共事業建設分項更落後到第23名。

壓力來自中國經濟崛起

從上述數據顯示，推出基礎建設對美國維持國力的重要性及急迫性。然而，最大的壓力莫過於來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崛起。拜登深感美國整體經濟實力正在逐漸衰退，唯有透過加強基礎建設，迎頭追趕中國後發的優勢，否則僅能瞠乎其後。他甚至在公開場合指出：「中國不斷投入巨資從事基礎建設，如果不再採取行動，中國將吃掉我們的午餐，我們必須加強基礎建設」，始能鞏固盟主地位。

在此之前，其實許多宣傳已將拜登政府推出的基礎建設計畫，比喻為80餘年前的「新政」，除解決經濟安全問題之外，將會促進私有部門成長，加速刺激景氣復甦，進而擺脫經濟危機。此項計畫被寄予極高的期望，甚至被稱為「美國就業計畫」，既要提供美國人就業機會，更要解決弱勢族群的所得。

計畫是否能落實存在變數

不過，國際社會觀察的是，拜登政府急推的計畫是否能在其任期內落實，加速美國景氣復甦，甚至扮演拉抬全球經濟的引擎，也提出拜登政府無法忽略的以下幾個挑戰。

其一，拜登政府所推出的計畫，不論在改善公共運輸、公路、水利方面，或是通訊設備方面，都可謂為美國近年來規模最龐大的長期基礎建設計畫。不過，此項計畫未來將採取「分步實施策略」，需耗時五年期程，甚至可能因其他因素拖延更久，這對拜登是嚴苛的挑戰，頗讓國際社會質疑他無法在任期內完成。

其二，拜登政府所推出的計畫，既要落實擴大發揮政府的作用，達到「重建更美好的未來」願景，更希望在短期內可從新冠疫情衝擊下加速景氣復甦步調，藉此改革已飽受詬病的基礎建設落後、族群不正義、不平等，以及應對氣候變遷等問題。同時，拜登規劃進行「一次性資本投資」，以提高美國的全球競爭力。不過，從計畫的部分政策目的加以觀察，似嫌過度龐雜繁瑣，恐難達到立竿見影之效。

其三，拜登政府所推出的計畫將會升高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許多跨國智庫甚至認為，實施計畫恐讓美國加速陷入「財政斷崖」的危機，最後步上「歐豬五國」的後塵。而且拜登政府採取加徵企業稅率，以作為填補投入基礎建設支出將造成財政赤字的作法，勢必惡化美國投資營商的條件，會導致國際投資卻步的同時，迫使美國本土廠商將業務遷移至海外，此對實體經濟部門成長可能產生負向影響。

最關鍵的挑戰是財政來源

拜登政府基礎建設計畫是否能按照規劃步調，如期達到其所期待的「重建更美好的未來」願景，最關鍵的挑戰無疑是在財政來源如何買單？雖然拜登提出「美國製造稅收計畫」，讓基礎建設計畫的支出在未來15年內取得完全償付，甚至在此後財政赤字獲致下降。這些包括：企業稅率從目前的21%提升至28%、打擊企業借助稅制漏洞避稅、提高跨國企業海外投資和盈利稅負，鼓勵跨國企業將工作機會移轉回美國等稅改措施；此外，取消現行化石燃料產業優惠，同時要求污染產業逕向超級信託基金支付款項，以達到「公平承擔清理費用」的目的。

但是在執行稅收計畫上，拜登政府卻又須面對許多關卡挑戰，未來若無法解決稅收較深層的結構問題，則勢必會陷入泥沼難以有所作為。他期待讓美國的基礎建設領先全球各國，屆時恐將步上川普在競選時曾經承諾改善美國基礎設施，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結果卻只是夢魘一場，最後淪為紙上談兵、畫餅充飢的後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9月13日，大陸商務部部長王文濤以視頻方式出席中國—東協(10+1)和東協—中日韓(10+3)經貿部長會議，就團結抗疫和共謀發展兩大主題交換意見。與會部長都期待《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2022年1月如期生效實施。9月16日，大陸商務部又宣布已正式提出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6天後台灣也提出申請加入CPTPP。

開啟東亞經濟整合新時代

RCEP旨在透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後各成員之間以立即降至零關稅，以及10年內降至零關稅的承諾為主，關稅廢除率達91%。

RCEP不僅是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成員國更包含全球第二及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與日本，也首度促成中、日、韓市場開放，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經濟圈。

國際經濟學家估算，到2030年，RCEP有望每年為全球經濟增加近2,000億美元，使其成員國的GDP增加0.2%，並讓中、日、韓創造龐大的經濟利益；而CPTPP則只能為全球經濟增加1,470億美元。

今年3月19日，日本政府針對國會批准的RCEP發布估算稱，RCEP將有推高日本GDP2.7%的經濟效果，如果按2019年度的日本實際GDP計算，將達到約15兆日圓，從其經濟構成來看，出口增0.8%，投資增0.7%，民間消費增1.8%，雇用增加約0.8%，即就業人數將增達57萬人。而日本政府此前估算，11國CPTPP的GDP推高效果僅約2.6%，日本與歐盟的經濟合作協定（EPA）亦只推高1.0%。主要原因是RCEP為日本與中、韓之間首次簽署的貿易協定，經濟效果高於其他大型貿易協定。

產業供應鏈都得仰賴中國

亞洲地區的產業結構一直呈垂直分工，其高端產業鏈源於日本和韓國，中低端產業鏈在中國和東南亞，但日本不願意開放農產品市場，韓國不願意開放汽車和家電市場，中國不願意開放金融等服務業市場，以致東亞地區無法達成一項覆蓋全區域的自貿協定，這使得RCEP格外重要。

RCEP成員之間在「市場准入」方面實際提升的幅度有限（例如中、澳），但任何亞洲國家都不願錯過中國任何放寬市場准入的機會。美國拜登政府對此必會做出反應，爭取與亞洲國家展開FTA談判。

面對RCEP，台灣和亞洲國家產品同質性高及關稅較高的農產品、機械、石化及金屬產品、紡織原料等產品，將受到高度衝擊，尤其中、南、東部的農產品出口會失去助力，且高雄的石化和鋼鐵等傳統產業也須慎防成為亞洲的鐵鏽帶。

但經濟部長王美花認為，台灣可以走不同的路，譬如加強跟美國經濟關聯的深化合作，並積極爭取加入CPTPP。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則強調，台灣原本也想加入RCEP，但中國大陸要求台灣比照香港「一國兩制」模式，而台灣不可能以不平等方式加入；這正凸顯台灣必須與美國加深經貿關係，以有助於未來加入CPTPP及與各國簽署FTA。蔡英文則只強調「雞蛋放不同籃子」，不必在乎。

財經主管部會也紛紛表示，台灣對RCEP國家的出口產品約有六成是積體電路、半導體等資通訊產品，原本就受到WTO資訊科技協定(ITA)及ITA擴大(ITA 2)的保護。RCEP簽署最大的影響是來自中、日、韓建立的自由貿易關係，而台灣受關稅影響的產品如機械、塑化、鋼鐵、紡織等多數產品，大陸對日、韓均排除降稅，或採10年逐步調降的方式，因此他們的結論是，短期內對台灣的影響不大，但對長期影響則隻字不談。

台灣廠商恐被迫出走

台灣企業擔憂缺席RCEP會讓外銷產業輸了關稅，又輸了匯率，終必造成新一波產業外移風潮。不過，有企業認為，RCEP成員國將移除彼此的關稅壁壘，使關稅廢除率高達91%，會讓大陸台商可因此提升在亞太區域的競爭優勢。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看，RCEP帶來的變化不大，因為參與的15個成員國中，除日本外，中國大陸本來就和其他13國簽署了FTA，但面對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及金融貨幣與服務業戰，RCEP的啟動勢必會讓大陸內需市場及國際市場經濟雙循環相互促進，有效突破美國的圍堵。而台灣沒有RCEP的支持，無法收割「貿易移轉效果」和「投資移轉效果」的紅利，當然不利於它在全球化的競爭；紓解之道端賴能否在RCEP區域內投資設廠及成立在地公司。但其結果是，廠商恐將被迫選擇從台灣出走，使台灣出現更嚴重的「薪資成長和就業機會緊縮」現象。

過去十年台灣對RCEP 15國市場投資額占比，高達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3%，15國的對台貿易占比也直逼台灣貿易總值的72%，是台灣對外經濟的最重要投資和貿易區域。同期，台灣對美國貿易占比12.7%，對歐洲貿易占比10.3%。可以想見，RCEP生效實施後，台灣將承受的衝擊會多麼沉重。

兩岸都申請加入CPTPP

大陸商務部9月16日向紐西蘭正式遞交加入CPTPP申請，22日台灣也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申請加入CPTPP。這等於讓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墨西哥、智利、祕魯、汶萊等11個成員國，必須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做出選擇。

中國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越美國的全球最大內需市場、亞洲區域經濟超越日本的第一強權，而且與11個CPTPP成員國都已締簽FTA協定，加入CPTPP的懸念不大。台灣不具備這些條件與優勢，尤其與11個CPTPP成員國未簽署FTA，即使在川普退出TPP之前，美國口口聲聲說要支持台灣加入，卻先設置了程序繁複，且無窮無盡回合的TIFA談判障礙，又不願簽署台美BTA，事實阻絆了台灣進入TPP的機會。而今美國已不在CPTPP，更不可能「助台灣入協」，而號稱是「主導國家」的日本，沒有美國的威勢與霸道，儘管蔡英文政府「猛舔」，也可能幫不上忙。

台灣這次匆匆忙忙提交加入CPTPP的申請書，除了「大內宣」，安撫忿懣的民粹外，其實並沒有「拚搏入協」的實力。若台灣RCEP與CPTPP兩邊落空，將絕緣於整個亞洲、北美與歐洲市場，那種境地才真是「台灣悲劇」。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自中美天津會談不歡而散後，兩國在台海、南海較勁有升高趨勢，雙方軍機、戰艦不僅在本地區頻頻出現，各種大規模軍演亦不斷舉行。特別是拜登內閣官員最近密集走訪東南亞，不僅造成域內國家須選邊站隊的困擾，亦引起俄羅斯等域外國家對國際安全的疑慮。此外，俄國學者認為，美軍從阿富汗匆促撤離遭各方抨擊，拜登政府目前應不會放棄對台灣的支持。

南海軍事衝突升高

俄國觀察家分析指出，7月下旬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先後訪問菲律賓、新加坡、越南三國，主要目的是與東協國家加強軍事聯繫，以阻止中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擴大。華府希望在本地區部署能威脅俄、中的中程導彈基地，同時在中國周邊部署大量先進戰機，並準備在西太平洋地區進行大規模軍演，如此一來就可達到拜登利用東協擴大影響力，阻止中國掌控南海的戰略。奧斯汀在與菲總統杜特蒂會晤時，甚至討論到在緊急情況下，美軍可根據1950年代所簽署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使用菲國軍事基地。

俄國觀察家引述亞太安全論壇(CSIS)主席桑德羅(David Santoro)的談話指出，目前亞洲正面臨軍備競賽的威脅，因為他們既擔心中國，但也不願太依賴美國，所以本地區國家不僅自行研發生產導彈，又向第三國購買各種先進導彈。根據2020年戰略分析顯示，美國準備在第一島鏈，包括日本、台灣部署射程2,776公里的導彈。此種情勢若持續發展，將使本地區戰爭風險大幅升高。

東協各國皆左右為難

除軍事部署外，美國在東南亞亦展開密集的外交行動。俄國觀察家指出，8月3日在布林肯與印尼外長勒特諾(Retno Marsudi)會議後，雅加達被迫同意美國軍艦可公開前往印中爭議的島嶼海域「自由航行」，所以中國外長王毅在「東協10+3」視訊會議上強烈指責「美國才是本地區和平穩定的破壞者」，並讓東協國家明白，北京對美國的挑釁決不讓步。面對中美對立，東協各國均感到左右為難，目前東南亞已成為美中對抗的戰場，雙方均積極拉攏東協各國，並要求它們選邊站隊，致使各國均不堪其擾。

印尼是東協國家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對美國而言，印尼是本區域對抗中國影響力擴大的最重要國家之一。印尼參加「東協10+3」視訊會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布林肯特別向印尼強調，拜登政府與川普立場完全不同，美國希望與東協合作，這次美國國務院的行動受到德國及印度支持，德國近40年來首次派遣一艘戰艦前往南海，印度不僅派遣四艘戰艦前往南海，並參加了越、星、菲、澳的聯合軍演。

對美國在南海的行動，王毅在視訊會議上向東協國家再三解釋，中國並非擴張性國家，也不會有任何領土的野心。王毅9月12日訪問柬埔寨時表示，期望柬國在明年任東協輪值主席期間，盡量促成中國與東協國家完成「南海行為準則」(COC)商談，他強調，該準則符合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問題研究所所長高念甫表示，在美中南海衝突中，選邊站隊的要求確實使東協國家左右為難，他們既擔心對中國過度依賴，又不希望美國放棄他們，只希望與美國維持適當距離。總的來說，東協不歡迎美中對抗，但未來華府仍將會利用東協與中國的矛盾繼續向北京施壓。

美國會維持對台承諾

最近台海緊張情勢升高，在台海軍進行軍演之際，中國運8型電子偵察機進入台灣所謂的防空識別區(ADIZ)，另一架情蒐機更進入台灣導彈試射區，但兩架美國戰機也同時闖入。北京強調，出動中國空軍戰機就是對美國挑釁的回應。最近美國又向台灣出售價值7.5億美元的榴彈砲、反艦導彈和無人機。

俄國觀察家認為，過去台海雖歷經多次危機，不過此次情況與過去完全不同，最近美國剛從阿富汗撤離，拜登一再被外界譏諷為懦弱的領袖，為證明他是一位強勢的領導人，因此華府現階段不太可能會放棄對台灣的支持。俄國高等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魯金也表示，台灣與阿富汗情況不同。首先，美國並不需要阿富汗，所以急欲離開該地。其次，美軍在阿富汗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敵人，美國甚至還要與俄羅斯合作，所以美國並不介意他國取代其在阿富汗的地位，但在台灣卻截然不同，因為敵人就是日益強大的中國。魯金表示，由於拜登政府要挽救其聲譽，在台灣問題上短時間內應該不會讓步，甚至可能會更加強硬。

結語

拜登政府入主白宮以來，在印太戰略上將中國定調為競爭對手，為推動與東南亞國家的聯繫，其內閣官員密集出訪，想遏制中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然而，美中衝突升高卻引起東協國家的不安，最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籲請美國不要將中國當作敵人，或拉幫結派共同對抗北京，因為各國均想與中國維持緊密的經貿關係。此外，越、柬等國也表示不願在美中衝突中選邊站隊，所以華府企圖重回冷戰時代恐怕很難。

最近台海情勢嚴峻，美中戰機、軍艦不僅頻頻出現，英、法、德等北約國家的軍艦也不請自來。此外，日本內閣官員不斷發表涉台言論，今年公布的日本「防衛白皮書」將台灣局勢與日本安全和國際社會穩定掛鉤。美、日、印、澳四國首腦日前在華府舉行峰會，討論共同對抗中國的策略。在美軍撤出阿富汗，拜登政府飽受抨擊之際，國務卿布林肯9月13日重申，美國將履行《台灣關係法》的對台承諾。俄國學者認為阿富汗挫敗後，拜登為挽救其聲譽，在台灣問題上反而會採取強硬政策。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9月15日，澳洲總理莫里森證實，澳、英、美三國將建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AUKUS），英國和美國要提供澳洲建造、部署核動力潛艇的技術和能力。該夥伴關係會如何改變印太區域的權力平衡，引起高度關注。

AUKUS發表聯合聲明

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強森和澳洲總理莫里森，就啟動新安全夥伴關係(AUKUS)，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表示，新夥伴關係的目的是將澳洲的戰力投入部署，澳洲將致力於履行作為一個無核武器國家的所有義務。條約還將關注到網路能力、人工智慧和額外的水底作戰能力。

聯合聲明說，印太區域是新安全挑戰的前線，包括在網路空間層面。對於擁有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夥伴的三國而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可以保護共同的價值觀，促進印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領導人聯合聲明沒有直接提到中國，但表示地區安全挑戰顯著增加。這確實表明，這三個國家都在劃清界限，開始反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威脅行為。

三國聯合聲明也指出，若北京持續軍事擴張，未來印太區域可能出現以這三國為核心的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大型安全聯盟。這是數十年來，澳英美三國之間達成的最重量級的防衛夥伴機制。

世界上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目前世界上只有6個國家擁有核潛艇：美國68、俄羅斯29、中國12、英國11、法國8、印度1。因此澳洲將成為全球第七個擁有核動力潛艇的國家。

核動力潛艇具有強大的防禦能力，比常規潛艇更隱匿，它們運行安靜，能夠輕鬆移動，比常規動力艦船更快，可以在水下停留數月，發射射程更遠的導彈，也可以攜帶更多導彈。

在核潛艇領域，英、美具備60年的經驗，且與澳洲同屬情報分享的「五眼聯盟」，澳洲更是大英國協的成員，因此無論從技術、溝通效率或互信程度等主客觀角度看，對澳洲而言，英、美確實比法國是更好的選擇。

外界最關注的合作項目包括英、美將協助澳洲打造至少8艘核動力潛艦。澳洲原本的合作對象法國在過去6個月來一路被蒙在鼓裡，因此法國在得知消息後立即召回駐美、駐澳大使，也打算向澳洲索賠2兆美元。

澳洲至少早在2021年3月就秘密部署要轉而與英、美合作。當英國首席海務大臣、海軍參謀長拉達金（Tony Radakin）應邀，與澳洲海軍司令努南(Michael Noonan)會晤時，他沒料到對方會探問，英、美是否能協助澳洲打造核動力潛艦？澳洲表示，雖然5年前已同意向法國採購柴油電力潛艦，但法國柴油電力潛艦的速度、匿蹤性、續航力、機動性及監偵能力等等，恐怕不足以應對區域內來自中國的新挑戰。然此舉明確表明，美國和英國邁出向一個非核動力國家出口核子技術的一大步。這正是這個新夥伴關係的獨特之處，也是美國50年來首次分享其潛艇技術，過去只與英國共用相關技術。

根據該協定，美、英兩國將在南澳的阿德萊德(Adelaide)為澳洲建造核潛艇，生產提供技術諮詢。其中涉及多個領域的資訊和技術共用，包括軍事情報和量子技術以及巡航導彈的採購。但核動力潛艇是關鍵。

由於澳洲缺乏核基礎設施，因此核動力潛艇的建造過程將需要更長時間。只是澳洲潛艇以核反應爐為動力，將不會有核武裝，澳洲亦不尋求獲得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力。倘若有核潛艇駐紮在澳洲，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至關重要。

對中澳關係有重大影響

過去，中澳兩國一直是貿易夥伴，中國向澳洲購買大量原物料、澳洲接受中國留學生。但因澳洲支持美國對新冠病毒的起源全球調查後，雙方政治關係急劇惡化。澳洲顯然向美國和英國輸誠，改變了原來中澳的關係。這也預示澳洲希望在亞洲區域安全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9月15日，楊潔篪以視訊方式出席第12屆中美政黨對話，並與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代表對話。楊潔篪表示，希望美國政府糾正一段時期以來的錯誤對華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採取積極行動，落實好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推動中美關係儘快回到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2021年2月，拜登與習近平通電話，表達對香港、台灣和新疆現狀的關注；2021年9月，習近平、拜登時隔七個月再次通電話持續90分鐘，討論內容包括如何避免衝突。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警告：中美必須管控分歧，否則將重啟冷戰。他稱中美都是主要經濟體，本應該在氣候議題上合作，雖然兩國在人權、經濟、網路安全、東海和南海主權問題上有爭議，兩國仍然應該更積極地就貿易和科技問題進行談判。但不幸地，直到今天中美都只有對抗。雙方必須修補其「不正常關係」，否則兩國之間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全球局勢，甚至令冷戰重演。

美英玩火者必將自焚。1970年3月5日生效的《不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必須遵守，倘若美、英違反不擴散條約義務為澳洲打造核動力潛艇，則中、俄亦會支援多國擁有核武器。

(作者係本刊主筆、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菅義偉在下台前夕，趕到華府參加「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一心希望為內閣留下政治「遺產」，但拜登又組了AUKUS，未包括日本，並為東亞帶來許多危機，看來他對Quad的如意算盤未必能實現。

9月23日，已宣布不連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卸任(9月29日)前一周，也是自民黨總裁選戰白熱化之際，前往美國華府，參加24日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在日本，馬上要離任的首相外訪、參與國際會議非常罕見，因此，遭在野黨諷刺為「畢業旅行」。不過，對菅義偉來說，他當然希望為自己單薄的政績加些柴火，以樹立歷史定位。

Quad是遏制中國的工具

這次坐在Quad峰會主座位的有美國總統統拜登、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及相當於外長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個人，拜登如此安排，不知另三國領袖作何感想？今年3月，美、日、印、澳四國領袖已舉行過一次線上峰會，那時拜登就說年內要面對面會談，而他8月中才經歷阿富汗倉促徹軍的挫敗，亟須重塑信譽和威權，日、印、澳自然須配合演出。

Quad是美國策畫印太戰略的平台，遏制、圍堵中國的主要工具；四國中，日本、印度位在中國東、西兩側，澳洲在南邊，頗有三方包夾態勢，美國則在太平洋的另一邊主控；除美國為龍頭老大外，印度因其地理位置、人口、幅員，尤其是其他三國拉攏的「重點」，日、澳則為支點，四者互為聯盟與夥伴、經濟合作和軍事的支柱。

印太戰略最初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第一任時提出的，後被美國拿來用，從歐巴馬到拜登，歷經三任總統推動，現在總算建構好且提升到元首層級了。為向安倍表忠，菅義偉豈有不來捧場的道理？何況他出發前一天，美國突然送大禮，宣布全面取消對福島農產品及牛肉的進口限制。

只是，去年菅義偉訪問印尼、與佐科威總統會談時，還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不以特定國家為對象，日本完全沒有考慮要建立「亞洲版北約」。但如今，Quad越來越像是北約的雛型。菅義偉日前甚至表示，中國軍力增強已「威脅到日本的和平與繁榮」，要「持續關注中國大陸與台灣軍事平衡的變化」。

媒體都說Quad針對中國

耐人尋味的是，事前日本媒體、美國媒體與智庫都評論，Quad會提及中國、台灣及台海安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事先警告：任何地區的合作機制都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閉、排他、針對他國的小圈子，注定不會得逞。而美方也有官員稱峰會是「非官方的」，Quad不是區域性的安全組織，試圖淡化它在安全方面的色彩。

在Quad正式會議中，四國領袖的致詞皆老調重彈，強調透過自由民主國家的合作，打造有利於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和世界。四人聯合聲明也表示，要加強印太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安全與繁榮；支持法治、航行與飛行自由、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觀與國家領土完整，各國同意在新冠疫情、疫苗、氣候變遷、5G、供應鏈、網路威脅、清潔能源及太空領域等議題上合作。與會者似乎很有默契，在所有公開場合的致詞及聲明裡都未提及中國，僅菅義偉說了台海和平穩定很重要，但媒體在評論時，都說該會議是「針對中國」，《華盛頓郵報》更形容，中國其實是這次Quad的「背景音樂」。

菅義偉強調希望四國領導人每年見一次面，顯然是想讓Quad機制長久保留下來，成為其內閣的政治「業績」。菅義偉也乘機趕場與莫迪、拜登單獨會談。菅、莫會面時，雙方均強烈反對有國家「經濟脅迫」及「單方面改變東海和南海等海上現狀的企圖」，日媒照例解釋「兩人是暗指中國」；在菅、拜會面前，美國官員說他們會討論中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事，但實際會面僅短短10分鐘，菅義偉只能略為表達兩人有信賴關係、美日同盟不變等等，整個對話像是在辭行寒暄，畢竟他返日後就等著下台，拜登絕不會在這時候跟他深談CPTPP。

Quad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有一值得深思的插曲。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被問到在Quad峰會上是否提到美英澳組成的AUKUS聯盟一事，他回應「菅義偉首相樂見三國建立安全夥伴關係的行動，這將對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此話聽來是典型的外交辭令。首先，美國新組軍事聯盟小圈圈AUKUS，日本沒被邀請入夥，心裡未必舒服；其次，2014年澳洲在招標購買潛艦時，日本安倍政府剛好廢除武器出口禁令，曾卯足全力參與投標，拚戰至2016年才敗給法國，這次對澳洲撕毀與法國的合約，改由美、英協助澳洲建核動力潛艦，肯定五味雜陳；再者，AUKUS涉及核動力擴散，可能會掀起東亞軍備競賽，日本不擔心嗎？

印度前海軍司令普拉卡什(Arun Prakash)日前在印媒撰文說，AUKUS給了印度一個教訓，多年來，美國一直告訴印度，法律不允許任何國家(包括盟友)分享核技術，但現在美國卻要給澳洲核潛艦。連印度都能看穿這點，日本真能裝聾作啞？從此事亦可知，Quad四國各有盤算，能撐多久，仍存在不確定性，菅義偉的如意算盤未必能實現。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占據的席位驅逐出去。

1945年聯合國籌建之初，為了表揚中國對二戰的貢獻，中華民國取得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榮譽；《聯合國憲章》第23條亦明載，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人間正道是滄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1950年開始，蘇聯等國即在歷次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代表權問題」，認為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的席次。之後，社會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曾多次提案，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但由於親美國家占多數，提案始終未通過。

1961至1971年間，由於亞、非洲新獨立國家大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乃改提「重要問題」議案，先確認「中國代表權問題」為重要問題，得過半數同意，其後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的議案，均需三分之二多數方能通過，保住了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國安顧問季辛吉，為實現尼克森訪華和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布建聯華制蘇的戰略目標，並從越戰脫身，去中國秘密訪問。在周恩來總理會見季辛吉時，季氏承諾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的軍事力量；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美國會在聯合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保證通過談判解決越戰。隨後雙方發表公報，宣布尼克森將於1972年5月之前訪問中國。季辛吉的秘密訪華及其達成的協議，令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博弈丕變。

1971年10月25日，在表決美、日等22國提出的「重要問題」案時，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該案被否決。時任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的老布希連同日本等19國，接著提出臨時動議，主張將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決議草案」(A/L.630)及附加檔1、2號決議草案分段表決，其中「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占據的席位驅逐出去」作為另一項議案，如果能獲足夠贊成票，就有機會促成「雙重代表案」，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分參與聯合國，中華民國保持其聯合國普通會員國的席位。這個提案獲得蔣介石認可，但周恩來堅決反對且明言：只要蔣介石集團仍占據中國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願重返聯合國。因此，這個臨時動議在表決時以61票反對、51票贊成、16票棄權未獲通過，換言之，當時中華民國有65個友邦在表決時倒戈。最終，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的2758案。

2758號決議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後，與會的許多代表熱烈鼓掌、握手、擁抱，「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的歡呼聲經久不息。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情不自禁地在大會堂跳起舞來（美國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因此1981年時任坦桑尼亞外交部長的薩利姆，在參選聯合國秘書長時，遭到美國連續16次否決而敗北）。毛澤東曾經非常形象地說：「新中國恢復合法席位是靠廣大的亞非拉，尤其是非洲兄弟抬進聯合國的」，幾十年後習近平說「中國這一票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增強了聯合國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正如時任秘書長的吳丹（緬甸人）所言，「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絕不會成為真正的聯合國」。

五十年來的演變歷程

時至今日，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已屆滿50年，依筆者之見，中國在聯合國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學習觀望。在恢復席位初期，中國對聯合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它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而只是一個「磨嘴皮」的論壇。因此，中國的參與並不積極，表決時只要與中國沒有直接關係的，就基本上不參加投票。中國雖是安理會理事國之一，但各國並不打心裡尊重中國，很多事情未與中國磋商，中國也未積極參與。

第二階段－跟跑適應。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步加強對聯合國事務的參與度。中國在聯合國繳納會費的比重一開始定得非常高，後來根據人均收入等資料確立的會費分攤表來算，中國的會費由原先的4%降到不足1%。此外，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接受了聯合國的多邊援助，每年合計大約有5千萬美元；雖然現在看來援助金額並不太大，但對當時的中國卻是一筆不小的幫助。

第三階段－主動有為。1990年代開始，中國對聯合國事務的參與更加積極，經常會主動與各國磋商，更在許多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並提交公眾文件或決議草案。1989年中國開始派遣軍事觀察員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1990年以來，中國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事項逐步擴大到和平與安全、經濟社會發展、人權等各個方面，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和地位不斷提高。

第四階段－積極引領。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以更積極的態度和行動，扮演國際體系的參與者、維護者和建設者。2015年9月，習近平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之邀，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9月28日，習近平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講話，宣布中國決定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建設一支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並將向非盟提供總額為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

中國對聯合國的影響大增

聯合國的經費大多來自各會員國所繳納的會費；預算主要有兩項，一是經常預算，另一項是維和預算。2018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2019-2021年會費及維和攤款比率額決議，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承擔的會費增至12%、維和攤款增至15.2%，僅次於美國。儘管中國承擔的會費大幅提升，但每年都準時全額繳清，從不拖欠。而美國至今欠繳會費高達10.9億美元，造成聯合國的財政危機。

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中國派出的維和人員比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的總和還多。30年來，中國先後參加了近30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官兵5萬餘人次，同時還建立了一支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聯合國多次將維和勳章授予表現突出的中國軍人和維和員警。

中國在聯合國系統內廣結善緣、得道多助，這可從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有4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由中國人擔任總幹事，而美、英、法均只分別領導世界銀行(WB)、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可見一斑。以下以2019年FAO總幹事選舉為例，說明中國如何取得這個優勢。

FAO共有194個成員國，在全球130多個國家開展工作，共有11,500名工作人員，是引領國際社會消除饑餓的專責機構。2019年6月23日，FAO以108票的高票選出首位中國籍的總幹事、中國農業農村部前副部長屈冬玉。

早在2019年1月，美國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莫雷(Kevin Moley)就揚言，要「盡一切手段打敗中國籍候選人」，並將此「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6月18日，FAO投票前5天，美國國務院向各國發出外交照會，鼓勵各國投票給格魯吉亞前農業部長基爾瓦利澤或法國前農業及糧食部長拉奈爾，就是別投給中國參選人。投票前夕，國務院還特別舉辦盛大酒會為基爾瓦利澤拉票。屈冬玉的脫穎而出，象徵著美國在國際組織中「前所未有的慘敗」。

中國的勝出有兩個因素，一是候選人本身的資歷強。屈冬玉出身農民家庭，又有完整經歷。二是中國解決了14億人口的溫飽問題，而且是最早參與FAO框架下南南合作的國家之一。自1998年以來，中國農業部參與了21項南南合作專案，向非洲、亞洲、南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地區的24個國家，派遣了1,008名農業專家和技術員，對促進這些地區的國家農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對香港、新疆的攻擊遭挫

此外，最近美英等西方國家就香港及新疆問題對中國發起抹黑、攻擊行動，卻一一遭到挫敗，也印證中國在聯合國系統內得道多助。

今年3月12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 HRC)第46屆會議上，美國夥同G7和歐盟成員國提出聲明，抹黑港版國安法是壓制香港的民主自由，又攻擊新疆的職業培訓為集中營。西方不顧事實、妄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倒行逆施，激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群起反擊。白俄羅斯、古巴等國在會議上做了共同發言，反對西方在反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上持有雙重標準。中國不僅頂住了西方的誣衊，會議還通過了中國提交的「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決議。美國不甘失敗，在6月22日HRC第47屆會議上，再度提出類似聲明，結果又再度遭到多國否決，會議上還通過了中國提交的「發展對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決議。

2006年3月15日聯合國第60屆大會通過設置HRC，由5個地區的47國組成。當時小布希總統派駐聯合國的代表、日後成為川普國安顧問的波頓投了反對票。之後，美國抵制HRC長達3年，直到2009年歐巴馬時代美國才因紐西蘭禮讓，當上HRC的理事。2016年美國第三度當選為理事，但2018年6月美國因以色列問題退出HRC。反觀中國，自2006年HRC成立時即當選為理事，之後更四度當選，中國也是HRC報告員5人小組的成員。

應加強培養國際組織人才

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及全球影響力日益提升，中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的話語權也與日俱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一帶一路」多次被納入聯合國文件和決議中。截至2020年11月，已有138個國家、31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1份共建「一帶一路」的文件。中國與聯合國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主要路徑，包括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利用南南合作的機制平台推進共建「一帶一路」。

不過，依筆者之見，中國在聯合國尚有一些待努力之處，其中中國籍雇員偏少的問題最值得關注。根據2017年的統計，聯合國體系美國籍雇員有5,274名，而中國籍只有1,114名。截至2018年底，聯合國秘書處D-1以上的高級別職員中，美國有42位，英國21位，德國16位，中國13位，印度有12位。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名額分配會參考會費比例，中國目前繳納12%的會費，但中國籍雇員的比例不到2%，列第11位，還在菲律賓、印度、俄羅斯等國之後。這缺失不僅會制約中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的影響力，還會影響世界對中國的認識。

習近平曾就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人才培養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筆者進一步建議，中國教育部和各大學應認真培養國際組織人才，鼓勵各大學院校有針對性地聯繫國際組織，建立長期聯繫，完善合作機制，即時採集並發布國際組織的招聘資訊。如能持之以恆，應可彌補中國目前向各國際組織輸送人才不足的缺憾。

(作者係聯合國退休人員、評論員)

主動脈剝離破裂是一種罕見疾病，多發生於60-70歲以上長者，男多於女，致死率達九成。發生率大約每10萬人一人，台北榮總每年約10個案例。該病未發病前一切正常，發作後診斷不易，要靠電腦斷層才能檢查出來。高端疫苗8月23日開打，兩天內就有4人在接種後猝死，事後解剖2人發現他們均死於主動脈剝離，政府還能說高端疫苗安全嗎？

不少名人曾罹患此病

周書楷先生，湖北人氏，為政府播遷來台第五任的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前有戴愧生、葉公超、鄭彥芬、陳清文。在任兩年半(1960.6-1962.12)期間，適逢印尼政府施行排華政策，30萬難民無家可歸，先後被迫返台者數千戶，先生安頓、協助歸僑的工作極為成功。1965年周書楷出任駐美大使，曾安排經國先生赴美訪問。1971年任外交部長，即面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奪戰，10月25日被迫退出聯合國。隔年行政院內閣改組，轉任政務委員，經常陪同經國先生走訪各地、探訪民情。1978年出任駐教廷大使，長達13年，迄1991年卸任返國。

周書楷畢生奉獻外交事務，經歷國家種種艱困環境，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見證人之一，回台後積極從事整理口述外交史工作，不幸才開始半年，1992年7月31日早上突覺胸口劇痛、呼吸困難，就近赴仁愛醫院急診，在做過電腦斷層掃描後，確診為主動脈剝離，還來不及安排外科手術室開刀，就病逝於放射科診斷台上，享年79歲。

楊森將軍在抗日戰爭期間原為四川軍閥，一生娶過12位妻妾，子女數多達43人。1977年亦患主動脈剝離症，病逝在手術台上。享年93歲。

蔣緯國將軍比較幸運，患的是遠端主動脈剝離，所謂的胸腹主動脈剝離症，癒後較佳，在台北榮總經兩次開刀都順利過關。

飛行中駕駛猝死案例

1994年4月26日，華航名古屋空難發生後，華航全體駕駛員實施技術考核淘汰，造成組員間極大的心理壓力。5月17日，一架華航CI-101波音747班機，由東京飛返中正國際機場下降前，因風切因素，航管人員臨時要求改變落地跑道，此時副駕駛李長安突發胸口悶、呼吸困難、隨後昏迷、休克，飛機由機長操控安全落地後，送醫急救無效死亡。事後經法醫解剖，證實為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填塞致死。實際上，國際新聞常見機師飛行中猝死案件。同年5月26日，英航一位正機師從倫敦飛往東京的途中，亦因心臟病發猝死，經由副駕駛接手，安全完成飛行任務。

李長安44歲，入民航四年，不抽菸，無高血壓、高血糖病史，每半年體檢一次，一年一次胸部Ｘ光片，每年兩次心電圖檢查皆正常，前後履帶運動心電圖檢查過4次、二階梯心電圖檢查3次，唯血中膽固醇高。主動脈剝離的主因為飛機落地時因天候強烈側風的壓力，外加飛行技能考核潛在的隱憂，雙重壓力所致。經此事件後，時任交通部部長的劉兆玄明確裁示，機場旅客的醫療服務應由中正機場航空站負責。

2000年5月8日，華航CI-681空中巴士A300班機從桃園飛往胡志明市，起飛後不到半小時，副駕駛察覺45歲的機長失去意識，當下折返中正機場，降落後經搶救仍宣告不治。醫師確認死因是急性冠心動脈狹窄，引發惡性心律不整。

2018年3月28日，華信航空AE-1858機，由華航機組人員執行飛航任務，由越南胡志明市飛往台中，不料旅客登機後，飛機尚未後推，傳出35歲劉姓機長突然昏迷，緊急送醫後不治。此案例最可能是腦基底動脈血管瘤破裂所致，因此，遺體解剖對真相的澄清至為重要。

高端疫苗注射後多人猝死

此次國產高端疫苗，緊急授權的過程中爭議頗多，但在疫苗空窗期間，民眾沒有選擇、莫不寄予厚望，高端被戲稱為「愛國疫苗」。

8月23日剛開打，兩天之內發生4死案例。迄8月31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總共648,678人完成高端注射，發生6位死亡案例。其中僅24日，1天內就發生2死案例，事後解剖皆為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填塞。其中55歲陸姓專欄作家，注射後次日猝死。41歲王女，接種後當晚死於急診室診間。44歲溫姓男子，體重90餘公斤，有糖尿病史，注射後隔日死亡，經解剖後發現心動脈血管硬化合併心肌梗塞致死。另一40歲新莊女子，注射後4日亡，司法相驗為心因性死亡。至於39歲彭男，有吸毒史、注射後次日死，家屬放棄解剖，疑與心因性有關。最後一位47歲男，胰臟癌患者，注射後隔日死亡，解剖與否未定。

截至8月30日，AZ疫苗共完成6,556,653人次注射，550人亡，接種莫德納疫苗3,723,389人次，129人死。至於高端疫苗僅648,678人注射，死6人。每10萬人死亡率，AZ疫苗為8.4、莫德納為3.5、高端為1。AZ疫苗的高死亡率，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並未釋疑，但指揮中心對85歲以上長者安排失當，無法卸責。

高端因屬次蛋白疫苗，比較安全，況且接種的的對象皆為中壯年，致死率理應極低才對。但截至 9月 13日數據顯示，接種僅 69,223 人，卻又死了 6人，每10萬人死亡率高達 8.7。這較 AZ、莫德納疫苗都高，實屬反常。近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承認在8月23至29日間接種高端疫苗者有13人死亡，與批號無關，故無品管問題；殊不知，這所反映的是更嚴重的疫苗品質與安全問題。

由於高端一開始就免疫橋接，二期實驗不到4,000人，三期實驗未做，就緊急授權施打，如今政府竟考慮將高端與 AZ、莫德納混打，實屬膽大妄為，草菅人命如斯！

整體而言，高端所有死亡個案都在極短期間，接種當天至接種後4天內發生。且有聚集效應，幾乎都與心血管疾病有關。況且，主動脈剝離本極罕見，少發於女性、中壯年。由此顯見高端疫苗難辭其咎，其保護性未明，但安全性實在令人堪憂。

法醫研究所針對疫苗注射死亡的156個案例中，主動脈剝離共有5案，打AZ的兩例，包括作家九把刀的岳母，57歲，高膽固醇，注射4天後死亡；66歲男子，注射後65天死亡。注射莫德納56歲男子，33天後死亡。AZ疫苗導致主動脈剝離每10萬人總死亡率為0.03，莫德納為0.027，高端則為0.308。以主動脈剝離發生率為指標，高端疫苗高出國際疫苗10倍之多，且發作快速，應該詳加評估。

高端疫苗問題的關鍵所在

中央疫情指揮官強調稱，注射高端的爽約率由一成升到兩成。事實上，民間診所則高達六成。據媒體9月1日揭露，國產高端疫苗自8月23日開打，民進黨政府力推高端疫苗，蔡英文及賴清德均親自帶頭接種，但官方指標的第二類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27萬人中僅904人第一劑施打高端，施打率僅0.32%，而其他類施打率達13.36%，民進黨政府官員因此遭質疑「以身作則」比率，顯然不如支持者。政府官員自己不想打的，卻鼓吹青壯世代打，實屬可議！高端疫苗再度印證了身體的誠實！

高端在一、二期實驗送審樣本時的反應槽為2公升，為了要工業化量產，委託藥廠生產製程時，反應槽擴大到50、200公升規格，放大達百倍之巨，以致批批標準不同，先是82%失敗率，改進後還有4成不合格，實證又可發現沒有連續的批號，品管出問題，供應斷貨。原本財團法人藥品檢驗中心(CDE)要求，實驗與生產要同一規格，高端未合標準本應淘汰，現在反應槽放大百倍，所加佐劑CpG1018的安全性存疑；政府一味護航反害人害己。　

在職業醫學領域，對長期慢性的環境職業病或職業性癌症，只要有「聚集效應」(cluster effect)，即表示兩者呈相關性或因果關係。法醫研究所156例報告中，只說明了逝者既存的疾病與死因，並未釐清與疫苗注射的關係。如能加做病灶組織抗原抗體原位檢驗，應該會對查明原因大有助益。查出來，表示因果關係存在；查不出來，不表示因果關係不存在；因流行病學的聚集效應已說明一切！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美台升溫，加上華府不時似有跳出一中政策框架的動作催化，戰略清晰似乎成了台北津津樂道的焦點，游錫堃甚至提出天馬行空的「新一中政策」。這種過度美化外部環境的態度令人擔憂，也可能會為誤判國際局勢而付出代價。其實，華府這幾年所謂的「友台」行動，始終沒有跨過清晰的坎，充其量只是「模糊中的清晰」。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與研究員薩克斯(David Sacks)去年9月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就撰文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呼籲，華盛頓要轉向戰略清晰，引起激烈辯論。儘管哈斯提出一些有力的論點，但筆者還是懷疑華府會在這個時候進入戰略清晰。理由如下。

第一，台灣並沒有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沒有證據顯示，共軍處於入侵台灣的戰爭邊緣。而當威脅還在假設階段時，美國不應該承受安全保證的巨大成本。哈斯承認這個事實，但也認為這種可能性不該被排除，現在正是採取行動防止意外發生的時候；等北京對台灣的攻擊迫在眉睫時，戰略清晰就無助於加強威懾。

哈斯擔心的是，美中在軍事對峙下可能產生誤判。這就有賴雙方的互信溝通與危機管制。但戰略清晰可能會引起北京出於示威的挑釁，導致意外甚至誤判發生。再者，共軍對台的軍事行動想定早就以美軍介入為前提，華府此刻宣布戰略清晰，只會使北京更強硬回應與譴責，不會產生多大的嚇阻效果。

不過，戰略清晰在危機發生時確實起不了作用。1930年代末，日本即使認清會輸掉戰爭的事實，還是偷襲了珍珠港，因為它別無選擇。歷史上發生過眾多如日本一樣被迫採取行動的情況。如果北京的統一行動勢在必行，那戰略清晰可能只會成為明確的戰爭信號。這樣看來，戰略清晰在任何情況下都難左右逢源。相反的，在戰爭尚能避免時，維持模糊能給美國人更大的能動性、靈活性。

第二，會影響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認為，在嚴正挑釁北京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可能會捲入衝突、備受威脅，尤其在沒有必要發布戰略清晰的情況下，可能會影響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多邊合作可能會削弱。對此，哈斯反駁，戰略清晰不代表美國要承擔新義務，而是要美國承認這一義務的存在，並提供台灣資源，讓美國的盟友都相信美國會致力保護台灣。

美國最堅定的盟友─東京與坎培拉可能不會擔心，但不能保證首爾、馬尼拉、曼谷這些希望避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盟友不會有此擔心，那QUAD中的印度和東協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

第三，有了老大哥撐起的保護傘，台灣當局可能會變得更莽撞，甚至主動挑釁北京。哈斯對此保證，台灣當局已經明瞭追求獨立與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美國也需透過各種管道私下提醒台灣：美國不歡迎台獨。美國所有的夥伴都應該明白自身的受益與義務，台灣當然也一樣。

蔡英文目前確實相當小心，但不能保證2024年後的領導人也這麼謹慎，如果繼任人是自稱「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或甚至「激進的台獨工作者」，華府更不可能為這些與美國利益相反的政策亮綠燈。美中台三角都不可能再有空間，容忍台北出現下一個愛搗蛋的陳水扁。

第四，哈斯提到「戰略模糊不太可能嚇阻軍事力量更強，且更有信心的中國」。威懾的成功取決於意願和能力，如果美國表態，只顯示它有堅定的意願，但卻沒有明確保台的能力，那又有何威懾力？五角大廈的兵棋推演顯示，美國軍事干預的效果一直都不太好。

實際權力(Actual power)主要還是由軍事力量所構成，而如美國公布的《臨時國家戰略指導》所言，拜登6月已宣布要大砍美國海軍的造艦計畫，這將使美國海軍在2025-2050年內可用的作戰艦艇瞬間蒸發三成。這正好與共軍2027的建軍百年交卷日撞期。

拜登打算以更先進的科技代替砍艦造成的戰力真空。7月美軍伯克級驅逐艦史托克戴爾號(USS Stockdale DDG-106)安裝了一種新型的雷射武器：「光學炫目攔截器」(ODIN: Optical Dazzling Interceptor Navy)。儘管如此，新型武器的服役速度可能趕不上軍艦退役的速度，戰力空缺會讓美軍維繫全球霸權的能力大幅下降。這樣無論採戰略清晰或模糊，五角大廈都可能難以做到有效嚇阻。

第五，哈斯引用《反分裂國家法》表示，北京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規定限於島內的分裂勢力，而未提及美國。此外，2001年4月當北京質疑華盛頓是否會協防台灣時，小布希明白回覆：美國會不計一切代價協助台灣自衛，當時非但沒有引發戰爭，反而增強威懾。

《反分裂國家法》的對台動武「三紅線」，的確只提及台灣的分裂勢力，但2019年的「習五點」說：「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這裡明白講到外部勢力也是動武的根據。

前參議員陶德(Chris Dodd)今年4月訪台時說「現在是美台關係有史以來最強健牢固的時刻」、「支持台灣自我防衛」。共軍並沒有因此停止威懾性言論。主要是大環境已截然不同，美國因反恐戰爭傷了元氣，而中國也早已不是20年前的中國。

意圖展現能力，能力支持意圖。美國維持現有政策、提高應付大陸的軍事能力，最後維持與北京私下交流的管道，以傳達美國明確的決心，應該比公開的威脅聲明來得更明智。而台灣當局與其總是期待著美國人會怎麼「友台」，是否會為台灣做出代價高昂的軍事承諾，不如思考美國決斷的基礎與目標為何，客觀分析台灣所處的現實環境，了解美國人想要什麼或不支持什麼，來得更為實際，也才不會做出誤判。

哈斯在提倡戰略清晰時同時強調：「美國要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避免採取象徵性提升台灣地位的舉動。」無庸置疑這是美國的共識，華府表達得很清楚。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近來接連爆出衛福部醫福會執行長王必勝婚外情生女，以及衛福部長陳時中飲宴歡唱違反防疫規定等事件，但行政院長蘇貞昌和監察院皆漠然以對，預示了「官箴」即將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