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原是先民曬稻穀用的空地，後取代萬華成為北台的商業中心。到了日據時期，仍是貨品批發中心，成為台北最繁華的都會。

大稻埕位在近淡水河濱一帶，今屬台北市大同區南段。2020年晚秋，筆者進行一趟台北大稻埕之旅。其中最吸引筆者的就是超過百年歷史的老街─迪化街(一段)，這裡有活躍的布料批發業、中藥行、南北貨行，還有精美的老建築和各種老行業等。

回顧1977年的都市計畫中，迪化街從原先約5公尺寬開拓為20公尺寬的大道，讓迪化街原有的歷史意義和獨特的建築、商業活動蕩然無存。所幸當時藉由大眾傳播報導及民間團體的鼓吹，引發社會各界的矚目，才維持舊有的景觀和傳統的交易型態。筆者從此，重拾其風華。

清代街肆的發展

迪化街是光復後的改稱。迪化街一段在清代是由中街、南街、尾街（中北街、普願街和杜厝街的總稱）所構成，它的興起和大稻埕的發展息息相關。清咸豐元年(1851)，由林藍田建起最早的三間店（即今迪化街154、156、158號），店號「林益順」，從事與大陸之間的貿易。兩年後，艋舺（今萬華）地區的泉州同安人，在大規模移民械鬥中失敗，由廈郊郊商林右藻帶領輾轉來到大稻埕。林右藻和兄弟們很快就在林藍田的店舖對面建起「復振」、「復源」和「復興」三間店鋪，在今歸綏街和民生西路間形成第一條市街─中街。林益順商號的買賣也開始擴大，輸出米、糖、茶和樟腦等，成為當時有名的大商號。

在此同時，林右藻組織郊商，成立廈郊「金同順」，親自到香港、廈門一帶招商，因此與大陸之間的貿易事業蒸蒸日上。後來，連原先敵對的艋舺泉郊、北郊都不得不前來依附，共同組成「三郊」，由林右藻擔任三郊總長。林右藻也被尊稱為「大稻埕開基人物」。

到了咸豐9年(1859)，泉州同安人所重建的城隍廟在中街以南落成。街肆延長至城隍廟前，出現「南街」。由於南邊多沼澤濕地，便繼續朝北，進而發展出「尾街」。直到光緒15年(1889)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在現今台北大橋的原址架鐵路橋樑橫跨淡水河，聯通大稻埕與三重、蘆洲等農業聚落，並在鐵路旁興建便道讓客商行走。「尾街」因此成為農產品的轉運點，以雜貨大批發商、米商的聚集最盛。此時，迪化街已成為當時北台灣最重要的南北貨品批發市場。

開港通商時期

同治5年(1866)，原在艋舺的慈聖宮(媽祖廟)在今迪化街與民生西路口一帶重建，它是三郊行的總部。廟前是郊商貿易對渡的碼頭，也是之後開通航行到滬尾的小蒸汽船停靠的碼頭。隨著開港通商後，大稻埕開放給外商擇地設洋行。在同治6年(1867)之後，頻繁出現洋行向地主租賃土地以辦商務的契約，開放租用的其中一家商號是林右藻的復源號，可見此時廈郊與洋行來往密切。

光緒13年(1887)劉銘傳將大稻埕聚落南方鄰近淡水河東岸地帶，規劃為「外國人居留地」（租界），並墊高地基，防止淹水。此時，作為漳州人領袖的板橋林家勢力進到大稻埕。林維源和當地富紳李春生合資成立建昌公司，在大稻埕闢建千秋街及建昌街(今貴德街南、北段)，成為台北最早的西洋式街道，此處是茶行集中區，可看到大稻埕婦女在亭仔腳（騎樓）下撿茶的盛況；而一箱箱芬芳無比的精製茶也從這裡銷往世界各地。

此時，劉銘傳配合商業和防衛上的需求，在大稻埕一帶進行各種自強新政的嘗試。首先，設學堂於林維源在六館街所興建的西式樓房，以教授英語為主。後來又設「電報學堂」於建昌街，教授電報技術，可以說是台灣正式設學校培養技術人才的開始。

劉銘傳又在大稻埕聚落南邊的沼澤濕地「築牆、浚井、砌路、開溝、填河」，設立機器局（兵工廠），並興建鐵路、建火車站（今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一帶）。從此，原本慈聖宮周圍的中街、南街及碼頭所構成的國際商業經濟區轉移到建昌、千秋街；而台北城內的官商出北門，經機器局後，除可到火車站，更可藉由這兩條街快速到小蒸汽船碼頭。

經乙未戰爭的洗禮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北仕紳倡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並擁立台灣巡撫唐景崧就任總統。5月25日「製黃地國旗，畫虎於其上，迎遍城內、艋舺、大稻埕各街市。以示眾知。」6月5日早上艋舺、大稻埕各處得知唐總統當天凌晨已逃往滬尾，「惶恐無措。乃嚴閉隘門，以防劫攘。」隔日，艋舺仕紳議迎日軍，往商大稻埕李春生，共擬請日軍進入台北的公呈，然無人敢前去遞送。

此時，在艋舺開「瑞昌成商號」的雜貨商人辜顯榮自告奮勇赴基隆，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因而崛起。靠著他和日本統治階級的良好關係，逐步取得獨占性的官鹽、鴉片總批發權，並且經營製糖工廠、茶行等，成為大稻埕首富，在此蓋了豪華的洋樓。

城隍爺的信仰不墬

日據時期，大稻埕仍是貨品批發中心，財勢傲冠全台。由於縱貫鐵路貫通台灣南北，每年農曆5月13日大稻埕「迎城隍爺」的祭典和繞境，吸引前來隨香、湊熱鬧和交易的人潮，帶動地方繁榮。此時，今迪化老街一帶稱「永樂町」；新開闢的「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則稱「太平町」，範圍約從北門外的鐵道部到「台北橋」止，是大稻埕最活躍地區，對台灣近代政治、社會和文學藝術等產生深遠影響。

1921年，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領導組織的「台灣文化協會」在此成立，並在港町（今貴德街一帶）設置講堂，每周六舉辦文化講座提倡民族主義，進行非武裝抗日活動。

大稻埕具歷史觀光資源

迪化老街的「中街」，目前仍是全台南北貨的批發及零售中心，每到年節便擠得水洩不通，是迪化街最具活力的地帶。而這裡的老店鋪也紛紛標榜自己是百年字號，如林右藻家族所建的店鋪─林「復振」商行(105號)、林藍田的後代所居住─「林五湖祖厝」(156號)；舊稱「尾街」的迪化街北段則直到20世紀末仍是老行業集中之地。

尾街建築外觀上，保留較多清代閩南式店面，以及紅磚拱廊的洋樓式。但近年來，由於房舍逐漸老舊，加上老行業後繼無人，不少屋主遂改建並出租作為文創商店，如慰安婦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256號)。而清代機器局的遺跡也因北門捷運站興建而出土，獲得台北市府的保護。大稻埕實為台北歷史觀光資源的最佳地點。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下的皇民史觀，始於李登輝時期的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和地理篇，以及之後九年一貫的國中社會課本，現今依《108課綱》所編寫的高中歷史、公民和國文課本問題更嚴重。

2020年10月24日，七等生因癌症辭世，27日在淡水海葬。喪家未發訃聞，未舉行公祭及任何紀念儀式。以這樣低調的方式，走完他81年孤獨的人生，也為他一生扮演的「遁隱者」的角色，做了最忠實、貼切的詮釋。

自從2003年七等生宣布封筆，淡出文壇後，確實從此銷聲匿跡。17年後，他的名字再度在媒體出現，卻是辭世的消息，在文學界掀起了一陣漣漪。媒體大幅報導，「臉書」社群上充滿了各種追思、懷念他的文章，讓人不禁喟嘆，又一顆文學巨星隕落，以及一個文學世代的消失。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他的一生平淡無奇，出生在苗栗濱海的通霄小鎮，在這個偏鄉當了一輩子的小學教師，課餘寫點文章，賺點稿費補貼家用，也能畫畫，彈奏樂器自娛，一如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的公教人員，生活清苦，勉強度日。可是他的內心卻是苦悶的，懷才不遇，有志難伸，因而離群索居，追求內心的世界。而文學就是他精神的撫慰，甚而是灰暗人生的救贖。

曾負責「文季」編務工作

1962年，七等生年方23歲，在「聯副」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失業、撲克、炸魷魚〉。雖然只有3,000多字，且毫無故事情節，難以歸類為短篇小說或散文，卻因充滿了虛無和頹廢的基調，具有現代主義的隱晦精神，因而被視為現代小說的實驗之作，很快就受到同世代青年作家的注意，並援引為同一文學陣營的伙伴。

1966年《文學季刊》創刊，七等生名列編委之一，這是他首度參與文學團體。由於尉天驄、陳映真、劉大任等《筆匯》時期的創始人各有工作，大部分的編輯工作都由七等生負責，他甚至為此辭去工作，全心投入《文學季刊》第一至第五期的編務。

此期間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雷驤等新銳作家陸續加入，紛紛在這裡發表重要作品，使得《文學季刊》在小說創作的領域大放異彩，「文季世代」於焉形成，不但當時廣受文壇重視，日後也在台灣文學史留下重要的一頁。

身為「文季世代」的核心成員，七等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特別是在小說創作上屢有驚人之作。他的小說因語言晦澀難懂，故事情節離經叛道，人物性格陰暗扭曲，卻又能運用獨特的文字書寫，將這些負面的元素融鑄成異質化的文學作品，在現代小說中獨樹一幟，成為極具個人風格的作家，也因此成為台灣現代主義小說代表性人物之一。

1978年在通霄首次見面

1971年10月，我進輔大中文系就讀，雖然高中時代就開始寫小說，作品也曾在「人間副刊」刊出，但對現代文學的接觸還是進輔大之後。某天我在圖書館的書庫裡翻出三大本《文學季刊》合訂本，上面布滿了塵埃，是我在南部不曾看過的純文學雜誌。封面上那些作家的名字我也很陌生，其中七等生更是一個猜不透的名字，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我好奇地打開來看，一看便不忍釋手，一連幾天很快便將陳映真、黃春明、七等生、王禎和等人的作品看完了，內心無比震撼。尤其是七等生的作品，完全顛覆了我對小說的理解，原來小說也可以這樣寫，從此改變了我寫作的風格。這些作家也成為我極仰慕的對象，很希望有一天能認識，並向他們請教。

1975年6月中旬某個晚上，黃春明應邀到輔大演講，我當然不能錯失良機，聽完之後便鼓起勇氣去找他。他表示曾看過我的小說，對我頗有印象，便約我幾天之後在台北見面。二人一見如故，談得欲罷不能。

那時陳映真剛遠行歸來，透過黃春明的引介，我們也很快見面了。二人同樣一見如故，對他更為景仰。1976年9月我赴金門服役前夕，他和新婚夫人陳麗娜特別在中和寓所設宴為我餞行。因此我對文季世代的作家始終懷抱一份兄長之情，對他們提攜後輩的熱情永遠銘感於心。

1978年10月，我從金門退伍回到台灣，進《時報周刊》擔任採訪編輯，開始我的採訪生涯。其中有個「城鄉小調」專輯，由我負責撰稿，每個星期選一鄉鎮，對其特色做深度採訪報導。某次路過通霄，因為這兒是七等生的故鄉，便順道去拜訪他，兩人在他家的塌塌米上盤腿聊了一個下午，起身要告辭時，我才發覺兩腳酸麻得幾乎站不起來，談到渾然忘我的地步。

他的長髮後梳，體型瘦削，陪我在小鎮的街道散步時，我的腦海裡老是浮現〈我愛黑眼珠〉的場景。主人翁李龍第撐著一隻黑色雨傘，在冬日黃昏下雨的街頭踽踽獨行。沒有方向，也不和人打招呼，只是毫無目的四處遊蕩。

這時我才發現，李龍第不就是他本人的寫照嗎？這個孤獨的靈魂，終其一生都是個遁隱者，離群索居，活在想像的世界，依照存在主義的理論，世上的一切都是一場虛無，這或許就是他小說創作的源頭罷？

在美見他跳西班牙鬥牛舞

1983年秋天，我和七等生再見面時，時空已有所轉變，場景一下子跳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五月花」學舍。那年聶華苓主持的「國際作家寫作坊」邀請他和陳映真，大陸劇作家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小說家茹志鵑和女兒王安憶，一齊到美國訪問，寫作坊即設在「五月花」學舍。

為了歡迎這些遠道而來的貴賓，聶華苓特別選了一個周末，在家裡舉辦一場歡迎餐會。我和高信疆正好在鄰近的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所就讀和做研究，指導教授是劉紹銘，聶華苓便邀請我們三人一同前往參與盛會。同時應邀的還有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李歐梵和韓國詩人許世旭。

聶華苓真是個周到而細心的女主人，不僅張羅了豐盛的晚餐，還準備了精彩的餘興節目，用過餐後便要大家起來表演。先由許世旭唱韓國歌謠「阿里郎」，接著由陳映真唱客家山歌，高信疆唱「流亡三部曲」，李歐梵以交響樂哼「滿江紅」，劉紹銘吟了一首古詩，最後由七等生壓軸。

只見他提一口氣站起來，皮鞋跟在地板上一陣猛敲，雙手在頭頂上打著清脆的拍子，腰身隨節拍扭轉，當場跳了一段西班牙鬥牛舞。他的身手俐落，節奏快速，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將現場的氣氛帶到最高潮。那是我看過最不像七等生的七等生，生平也只有這麼一次，因此至今仍印象深刻。

十多年前的最後一面

我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大約是十多年前。某個秋天的夜晚，我路過大龍峒的保安宮。夜晚的保安宮十分幽靜，少有人跡，加上燈光朦朧，更顯出傳統宮廟建築之美。這兒有個和華樂社，夜晚社員常在這兒操琴彈唱，我便想進去看看。

我去的時候較晚，社員大多已離去，只剩一人抱著琵琶，交叠著雙腿坐在一張椅子上，正在自彈自唱。我趨前一看，竟是多年不見的七等生，他也認出我來，兩人不禁相顧大笑。

他說他喜歡南管古樂，也能唱上幾曲，閒暇聆賞南管雅音，就是他晚年心靈的寄託，這兒有幾位同好，沒事上台北時，就來保安宮與他們酬唱作樂。那晚曲終人散，他卻意猶未盡，便留下來自娛一番，沒想到會和我不期而遇。我們兩人都十分開心，聊到天河西傾，夜已深沈，才分頭離去。

如今十多年又過去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當他的骨灰灑在淡水的外海，總算如願地尋到他今生的歸宿。每天隨著潮汐漲落，自在地漂流，或許他不安定的魂魄，就能在此永恆地安頓下來吧！

(作者係作家)

文化部推出「蔣中正總統與台灣」特展，請了深綠的薛化元擔任策展人，意圖為蔣介石找到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豈不啻緣木求魚不可得！

11月16日習近平在習拜峰會上，警告台灣當局和美國政府勿玩火自焚，拜登則重申堅持「一中政策」，反對片面改變現狀或破壞台海和平穩定行為。為了不引起台灣誤會，拜登次日再對媒體表示，美國完全沒有改變對台政策，美國不鼓勵台灣獨立，希望「完全照著《台灣關係法》的要求做。」

1950年代出產的F-5戰機，仍在零星國家/地區服役，不但是服役最久的戰機之一，輕巧的機身、靈活的運動性能是維持F-5戰機的最大優勢。當初的設計重點，以好維修、造價便宜為方向，至今仍在部分國家服役。

F-5基本性能概要

F-5戰機最早由美國諾斯洛普公司所開發，最初的設計目標為成本低廉、維修便宜，因此受到數十個國家/地區歡迎，也是美國政府早年軍援盟國的重要裝備。因一架F-5的造價僅75.6萬美元，成為冷戰時期親美國家採購的機型，也成為自由世界空軍的標準配備。型號分為A、B、E、F等構型，台灣所使用的型號為F-5E/F、RF-5戰機，部署於台東志航基地，其中後者為「偵照機」。

大致上，F-5機身總長約15公尺、寬約8公尺，發動機以奇異公司的J85-GE-21渦輪噴射引擎為主，兩具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約為9,800磅，作戰半徑約220公里，最大航程可達3,700公里，整架飛機共有7個武器掛點。

一般而言，F-5戰機最大能掛載3個副油箱來增加飛行距離，單座戰機的機首以裝載2門20mm的M39A2機砲為主，共攜帶1280發子彈，雙座機則將其拆除。機翼兩端以掛載空對空飛彈為主，其餘的掛彈點以炸彈、火箭彈、油氣彈等為主，依照機身的設計，F-5戰機於執行對地攻擊、近距離空戰時最能發揮作戰能力，雖然晚近美方有升級機身雷達來增加空戰的距離與效能，但總體來說，F-5戰機仍以近戰、對地攻擊、訓練等任務為主。

F-5服役歷史

嚴格來說，美軍從未將F-5戰機視為第一線戰機使用，均以訓練/假想敵的任務為主，原因在於其機身與前蘇聯空軍的米格21很像，美軍為因應早年海軍F-14戰機、空軍F-15戰機的訓練需求，F-5戰機服役於美軍的64、65假想敵中隊，晚近則以美國海軍的VFC-13與陸戰隊的VMFT-401假想敵中隊為主。

台灣全盛時期共有308架F-5系列的戰機服役，早年因美方技術授予，1973年更因「虎安計畫」的推動，共生產100架F-5E戰機，「虎安計畫」推動至1980年代中期，直到「虎安六號」計畫為止，台灣共擁有242架F-5E戰機、66架F-5F戰機。早年服役的F-5A/B戰機已於1996年全數除役，目前只剩約40多架服役，型號為F-5E/F、RF-5，但也預計將於2023-2026年全數汰除。

除了泰國、台灣的F-5戰機仍服役外，多數服役於亞洲地區的F-5戰機均已除役，原因與零件採購不易、機身老舊有關，但多數除役國家已成功找到替代機種，而少數服役的國家以美國海軍假想敵部隊、巴西空軍、智利空軍、摩洛哥空軍等為主。

意外再度發生

10月29日，台灣一架F-5E戰機因右發動機失效再度發生意外，不但造成一名飛官殉職，更讓F-5戰機的飛安與機齡成為焦點。不否認，因F-5戰機的設計較為老舊，因此在戰機的彈射椅設計上，老舊的彈射椅「開傘」靠的還是副傘接觸到空氣然後張開，牽引把主傘拉開，但失事的F-5E戰機因飛行高度不高，即使飛行員已跳傘逃生，但受限於副傘接觸到空氣仍需要時間，在低空下，就可能導致主傘來不及張開，因此造成飛行員雖跳傘成功，但傘仍未開的悲劇。

最新發展

F-5戰機雖為一款歷史悠久的戰機，但因操作成本低廉，機身維修較為簡便，因此至今仍服役於少數國家的空軍。舉例來說，新加坡使用的F-5戰機為F-5S與F-5T機型，最大的差異在於，不但擁有現代化座艙，更能發射中程空對空飛彈，讓F-5戰機不單只以近戰任務為主，遠距的空戰任務同樣能夠勝任，但新國空軍已在2015年正式將其除役。

摩洛哥、智利、巴西與泰國同樣針對自身的F-5戰機提出性能改良計畫。不但與以色列進行合作，提升後的F-5戰機，泰國空軍稱為F-5T Tigris，摩洛哥皇家空軍稱為F-5 Plus，完成性能提升後的F-5戰機，更能適應現代化戰場的需要，尤其是複雜的電子作戰、空戰環境，泰國空軍的F-5戰機亦能攜帶「頭盔顯示器」來增強空戰(近距離)性能。

巴西空軍近期也表示，巴西將老舊的F-5戰機進行性能提升，其型號為F-5M戰機，共計49架的F-5M戰機，預計服役至2030年。完成性能提升後的F-5M戰機，特別加裝「空中加油管」系統以便增加飛行時間/距離，還搭配義大利李奧納多公司的Grifo-F空用雷達，徹底強化巴西空軍F-5戰機的「視距外作戰」能力。

結語

按照劃分，F-5戰機為第三代戰機，然而隨著第四代戰機、四代半戰機甚至第五代戰機相繼服役，F-5戰機漸漸受到機齡、性能限制漸漸退出各國空軍部隊，雖然性能提升後的F-5戰機仍具備一定的作戰實力，但仍不免遭到汰除，目前服役的F-5戰機均以擔任訓練、異機種對抗為主，少數國家用於領空的防衛，但最遲將於2030-2035年全數除役。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洲際導彈（ICBM）的分導彈頭，是整個發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角色。若出現分導彈頭無法釋放、重返大氣層（圈）失敗、在目標區上空被攔截摧毀、微型化核彈頭無法引爆等問題，都將是白忙一場。因此，分導彈頭的研發一直是核武強國的重心。其中，微型化核彈頭的體積愈小、爆炸威力（TNT）愈強，則愈能提升分導彈頭的效能。

北韓勞動黨夜間閱兵

2020年10月10日，北韓勞動黨創立75週年夜間閱兵，展示新型洲際導彈發射車。該型11軸22輪發射車，是目前全球最大型的發射車。據媒體報導，新型洲際導彈的長度較火星15型增加1~2m，燃料艙容量增加，估計最大射程為13,000km。若從北韓發射，可攻擊美國全境的目標。

同時，北韓也展示最新的北極星4型潛射型彈道飛彈，改為半圓形貨艙罩，和先前的北極星1/2型彈尖不同。北極星3/4型半圓形整流罩的容量增大，估計可裝填更多顆分導彈頭，將由新型彈道飛彈潛艇攜帶發射。據南韓軍方估計，該型潛艇至少能裝填3具彈道飛彈發射筒和多枚輕/重型魚雷，戰力驚人。

此外，北韓還展出新型單兵裝備、防空飛彈系統、新型主戰車(MBT)、自走榴砲車、中/長程火箭砲車等武器。據信，中、俄兩國除了檯面下金援北韓之外，也擴大軍事技術交流合作。因此，北韓的軍事設備更新速度之快，讓許多專家跌破眼鏡。（請參附表）

洲際導彈的貨艙段

洲際導彈(ICBM)因長距離跨洲需求（射程5,000~15,000km），上升階段必須突破大氣層（圈），在太空中的地球軌道上飛行以減少空氣阻力。下降階段由貨艙段釋放出多顆分導彈頭(內含核彈頭)，重新進入大氣層（圈）前/後實施變軌/誘餌等手段，以突破敵人防衛圈的攔截網。

先前，曾介紹中國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和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一般而言，洲際導彈就是縮小版的運載火箭。兩者不同之處，運載火箭的推力較大，貨艙段攜帶衛星、補給物資、研究裝備、人員艙等貨物；而洲際導彈的推力較小，貨艙段裝填分導彈頭、誘餌等。

貨艙段容量大小，取決於整流罩外型。因此，北韓的火星15型和新型洲際導彈、北極星3/4型改用圓盾型或半圓形整流罩，貨艙段可裝填更多顆分導彈頭，威力倍增。

分導彈頭技術

重新進入大氣層（圈）的難度極高，必須在極小角度範圍內才能順利切入。切入角度太大或太小，分導彈頭就會燒毀或彈開。分導彈頭尖端為耐熱塗層，側面噴射小孔可調整飛行姿態。若將分導彈頭分解，則可區分為彈頭尖端、導引段、彈頭（戰鬥部）等三部分。而誘餌則是未裝填核彈頭的空包彈（俗稱啞彈）、或經設計用來吸引防空攔截系統的特殊裝置等。

洲際導彈的發射過程，要等分導彈頭重新進入大氣層（圈）、突破敵方攔截網並在目標區引爆後，才算完全成功。先前，北韓試射火星14型洲際導彈，根據日本境內的攝影機畫面顯示，分導彈頭在落海前便已完全燒毀。這表示切入角度太大，該次試射應宣告失敗。

微型化核彈頭

若和二戰時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的小男孩、胖子等原子彈（20,000噸TNT）相較，當今的微型化核彈頭體積縮小數倍，爆炸威力則增加數十倍到數百倍，非常可怕。微型化核彈頭裝填於分導彈頭的彈頭（戰鬥部），內含濃度95%以上軍事級濃縮鈾（鈽）和起（啟）爆裝置，而起(啟)爆裝置最為關鍵。

愈先進的起（啟）爆裝置，體積愈小但爆炸威力（TNT）愈強。隨著起(啟)爆裝置縮小，核彈頭體積可更進一步縮小，進而讓分導彈頭也縮小，貨艙段便可裝填更多顆分導彈頭。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曾視察微型化核彈頭，不過，從照片來看，該核彈頭的體積偏大，還有縮小的空間；也可能是放大比例的模型，並非實彈。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11月21日，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在師範大學舉辦了全天的「保釣運動發起50周年紀念研討會」，十多位專家學者、老中青三代保釣人共同與會。論壇分為「崢嶸歲月－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風雲再起－1990年代後的的保釣運動」、「展望未來－保釣運動的延續」三部分，並邀請到馬英九做專題演講。

開幕式在上午9點準時開始，本會理事長劉源俊首先表示，1970年美國留學生參加保釣最主要的理由是，釣魚台是美日霸權的贓物，必須歸還原主中國，這一個理性訴求50年來沒有改變。來賓新黨榮譽黨主席郁慕明強調「固有疆域，一寸都不能少，這是我們的任務。」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陳美霞表示，該會將在2021年4月舉辦50周年紀念研討會及「保釣討海護漁大遊行」。高志雲、陳讚煌二位老保釣則以語音方式致詞。

前總統馬英九接著發表「釣魚台風雲50年─從馬同學到馬總統」的專題演講。他指出，雖然《台日漁業協議》解決了部分釣魚台列嶼的爭端，但無論是主權或漁權問題，政府都不能僅抗議而無交涉行動，以免被視為放棄主權。對於當前的兩岸形勢，他也意有所指地表示：「我當了八年總統，保障了東海、南海、台海三海和平。總統的職責不是告訴人民，『台灣可以撐多久』，而是要保衛人民遠離戰爭。」

上午第一場論壇，首先回顧70年代的保釣運動，由劉源俊主持，與談人有保釣發起人胡卜凱、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李雅明、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錢永祥。美國的劉虛心、北京的吳國禎教授則以語音、視頻參會。

胡卜凱及李雅明均指出，釣魚台主權問題是兩岸、日本與美國四方之間的角力，大陸自2012年後態度趨於強硬，主要是因為GDP超越了日本，實力增強不少，我們在釣魚台問題上不必像70年代那麼委屈；未來10年大陸的GDP會超越美國，外交上會出現嶄新的局面。錢永祥則表示，當年保釣運動喚醒了台灣新世代的社會參與，有開路的效用，年輕一代應繼續關注釣魚台所牽涉的漁民生計。

第二場論壇的主題是「1990年代的保釣運動」，由本會常務理事習賢德主持，與談人有輔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國防部資深諮詢委員宋兆文、前台北縣議員金介壽、本會理事殷必雄、退休空軍中校王仲年。

何思慎表示，《台日漁業協議》未完全解決台、日重疊海域問題、也無法杜絕雙方40餘年的漁業糾紛，民進黨對釣魚台主權消極以對，他呼籲在保釣議題上首先應揚棄顏色政治學。宋兆文介紹了1996年國軍為捍衛釣島而籌組漢疆突擊隊的事蹟。金介壽回顧了1996年海上保釣行動的幾次出海行動。殷必雄感慨1996年海上保釣紀錄稀少，更應平實呈現，希望為其他平凡參與者留下紀錄。人在昆山的王仲年錄製了影片，報告1997年與魯國明共同策畫的「空降釣魚台」行動。

最後一場由本會理事紀欣主持，四位與談人：前公視董事長邵玉銘、前立委錢達、自由作家鄭鴻生及媒體工作者張鈞凱，分別對釣運應如何延續提出意見。

邵玉銘表示，知識分子的民主素養及風骨很重要，老保釣不論是回台或赴大陸服務，都展現了強烈的愛國報國精神，他以「青山永在，綠水長流」鼓勵大家繼續努力。錢達指出，釣島問題的解決與統獨密切相關，當台獨接近成功時就是武統之日，而美軍雖仍比中國強大，但不可能來太平洋西岸與中國決戰，所以真的打起來，未必有勝算。鄭鴻生表示，保釣50年後我們應該超克僵化的意識形態，重新認識中國，也因此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出路。張鈞凱則指出，70年代釣運引發了戰後台灣校園第一次統獨論戰，如今釣魚台原來象徵的地緣政治載體已轉移到台灣，這顯示台灣問題無法再迴避。

全天會議共計100多人參加。馬英九全程參與了會議，現場提問環節互動熱烈。活動在下午5點半圓滿結束。

(作者係社團法人臺灣釣魚臺光復會秘書)

50年前參與保釣運動那段經歷，在我的生命中具有深刻的意義，甚至於影響了日後的人生方向。當年還年輕，對世界、對自己的認識都還青澀膚淺，但因此那段驚濤駭浪也就格外銘心難忘。50年後我已進入生命的末期，回顧那段「崢嶸歲月」，心裡的感受相當複雜，自豪與遺憾兼有之，很難簡單地整理出頭緒而形諸筆墨。

當年保衛釣魚台之所以能夠在知識青年之間鼓動人心，蔚為風潮、發為運動，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愛國主義。不過「愛國」從來不是一個簡單、自明的概念；當下面對的客觀形勢愈是複雜，愈會逼迫每個人自行尋找「愛國」的具體內容。

1970釣運面對的時代形勢

1960年代到70年代之初的台灣，已經出現了求變的跡象，來台20年的反共抗俄舊民國體制已經失去了年輕世代的信任。在西方世界，美蘇對峙的冷戰秩序正受到嬰兒潮世代的挑戰，反戰、民權運動，以及性別解放的潮流方興未艾。中國在文革的混亂中情況曖昧不明，外界並不瞭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面臨的問題，不過也正是因此，反而獲得不少人寄以希望。這個希望並沒有維持很久，隨著文革的崩潰也就必須另起爐灶。無論如何，70年代釣運爆發的時刻，正是西方、中國及台灣島內舊時代走向結束，新的秩序尚未浮現的一個轉折點。

在那個時候，「愛國」往往只能是一種追求國家變好的善意願望；日後發展的方向幾乎無法預料。保釣世代的生命路徑如此多樣，如此向各個方向擴散，其實反映了一個轉折時代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我自己覺得是一種幸運，但也必須承認，不確定的情況要求當事人自己做更多的摸索與選擇，也會為難、折磨人的。

回到台灣內部，我們要問：保釣運動對日後的歷史具有什麼意義？1971年釣運在幾所大學的校園出現以前，台灣的戰後世代正走向成年，某種騷動已經在醞釀中。此時在校園裡出現了此前20年不曾有過的運動氣氛，包括人群集結、抗議頻頻、海報標語湧現，以及幾次向官方挑戰性的座談會，在許多人心裡引起了迴響與波動。台灣年輕人早已習慣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但是一旦「愛國」的呼籲來自校園裡憤怒的同輩與師長，它的強大民間意義才會出現。

釣運產生了校園破冰效應

如果不嫌誇大，我會說釣運對台灣20年來的校園冰封狀態有破冰的效應。至於破冰之後的發展，勢必超出保釣的當下訴求。畢竟，保釣的訴求本身在當時現實中，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即使保釣本身具有充分的正當性，但是由於社會上缺少呼應，學生在當局默許下，對美日駐台機構示威、向政府抗議，之後這個運動本身就難以為繼。這時候，學生就必須把已告喚醒的愛國主義，轉化成跟台灣社會有所連結的關注。所以校園裡的釣運雖然很快沈寂，可是各種校園社團卻開始要求政治改革、思想鬆綁，以及更重要的，讓「斯土斯民」進入這個世代的意識。

各種社會服務、選舉時返鄉投票、關注台灣農村、工廠的實況，都是那一代大學生開始學習的社會關懷。校園裡的這類動向，直到1973年年初情治機關出手抓人，以及之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才告一段落。不過，種子已經灑出，年輕的世代已經有了自發的愛國愛人民的關懷，加上此時校園之外各種刊物與新觀念開始流行，社會而非校園成為激盪社會的動力源頭，戰後世代在台灣社會的變化中，終於能夠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當然，70年代在台灣校園裡的釣運，與後來校園之外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並沒有緊密、直接的關係。在人物、觀念、社會位置幾方面，更不用說在組織上，保釣運動都不算是台灣反對運動的一環。

不過，事情不能這麼形式地看。我認為釣運在喚醒台灣新世代的社會參與上，起了某種開路的效用。對比之下，滯留北美的老保釣，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用力之處，如果沒有機會回返台灣或投入大陸，他們日後反而負起了維繫釣運精神遺產的重任，將焦點繼續投注於釣魚台列島本身的主權與回歸。

新形勢下的保釣新世代

釣運50年後，海峽兩岸及北美都滄海桑田形勢大變。沒有改變的是，釣魚台仍未收回。歲月流逝，老保釣一代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已經不多。但我們可以鼓勵年輕一代關注釣魚台所牽涉到的漁民生計，更重要的是，關懷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保釣運動的基本精神。只要能延續這種精神，釣運便可延續。

我相信新一代的保釣運動將會根據新的形勢，以他們的方式，善盡愛國主義的各種要求。

(作者係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思想》總編輯)

自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至今已兩年多。在這兩年時間裡，新冠疫情肆虐給世界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加速調整和重塑了世界經濟產業格局和國際政治秩序體系。在此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提出和展開，顯得更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