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揮別「金龍」、迎接「福蛇」的前夕，1月13日已卸任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亞洲金融論壇」（AFF）發言時表示，最近數年大陸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逆風，但若以其過去10年GDP年均成長仍可達到5.9%，與相同期間美國GDP年均成長僅2.5%比較，大陸將會逐漸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如果持續此一成長幅度，預估大陸在短期內極可能反轉超越美國。

儘管林毅夫對大陸經濟成長的預估有其基礎，筆者則認為，面對國際環境劇變，尤其川普重返白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保護主義下，大陸需要思考的並非如何提高經濟成長幅度迎頭追上美國，而是要促進民營企業發揮昔日的動能，成為創新經濟結構的重要引擎，進而形塑出更堅韌的競爭實力。

回顧過去40餘年來，大陸民營企業的投資表現在經濟升級、轉型的過程中厥功甚偉，曾經因創造「5成稅收、6成GDP、7成技術創新、8成城鎮就業、9成企業家數」等亮麗數據，獲致「56789」的美譽。

應重振民營企業投資信心

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對經濟的貢獻比重平均達到五成以上，超過消費及出口對經濟的貢獻，不僅主導了大陸經濟快速崛起，而且創下1981至2010年年均成長達到兩位數字以上。也就是說，分析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不能僅從投資對經濟刺激作用的角度切入，而必須從投資對促進經濟持續高度成長，相對於消費與出口，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進行比較。

此意味著，在大陸企業占比超過九成以上的民營企業動能，已在大陸整體經濟、就業及稅收等方面，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其背後反映的意義是，面對未來全球景氣復甦步調難以掌握的前提下，大陸若要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逐漸替代外需，拉抬經濟持續成長，讓經濟早日復甦，就必須借重投資，其中更需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投資潛力。

不過，誠如許多學者的研究調查發現，大陸民營企業近年來在經營上遭遇市場准入限制、融資信用困難、用地取得不易、保障法制薄弱等問題，造成投資明顯衰退。因此，未來如何重振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促進景氣加速復甦，是大陸政府極為迫切的挑戰。

民營經濟法制極為重要

依據大陸官方所公布的資料顯示，過去20年，大陸曾先後公布多項促進民營企業動能的措施，其中包括2005年公布的「非公經濟36條」、2010年公布的「民間投資36條」、2023年7月公布的「民營經濟31條」等。如果進一步分析可發現，這些皆是比較屬於指令性質的「意見」，而並未以「外部成長」資源，讓內部經營面臨困境的民營企業得到較完善的協助。

2024年12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的討論，才從消弭民營經濟長期以來所遭遇各種不對等或不合理權益的「除弊」，以及從增加民營企業更多經營資源，參與重要科技專案計畫的「興利」兩大功能，包括公平競爭、投資融資、科技創新、規範經營、服務保障、權益保護、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審議，讓社會期待該促進法能透過法制規範，提供民營企業更完善的保障，甚至對過去常被質疑的「國進民退」格局進行調整。

從監管轉型發揮賦能作用

很顯然地，目前大陸市場仍存在部分外部資訊不對稱、壟斷性等缺陷，未來在建立市場公平競爭上，政府部門除了應肩負政策任務外，也必須調整過去監管的心態，轉型為發揮「賦能」的作用，讓政府資源在市場公平競爭中扮演最合適的配置角色。

不可諱言，過去20餘年來，隨著大陸人均所得不斷增加，其消費動能並不至於因最近數年景氣轉緩而陷入長期萎縮，若能在政策上持續相當的溫度，將可挹注經濟成長。至於出口動能方面，因受國際環境左右，較難透過政策加持呈現拉抬作用。在此前提下，若能透過更具體完善的法制，對民營經濟的保護與發展有更加明確的規範，將會提高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進而擔任創新經濟結構的引擎。

因此，未來在活絡民營企業動能政策規劃或相關計畫執行上，除了避免政府資源偏向國營企業外，如何理順並鞏固政府與民營企業的「信賴」關係，讓中國建政以來，首部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為宗旨的重要法律落實，使得民營企業能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好處」，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潛力，同時讓民營企業與員工分享更公平的成長果實，完成「共同富裕」的理念，將是大陸加速經濟復甦、持續成長的關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美中在AI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美國透過巨額投資與政策推動鞏固領導地位，中國大陸依靠開源技術與低成本模型快速崛起，形成冷戰式對峙。這場競賽不僅影響兩國經濟與科技實力，也將重塑全球產業格局。

隨著科技的演進，戰爭形式從冷兵器時代的對抗，逐漸轉為以數據、芯片、AI及太空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科技戰。AI的發展已成為21世紀科技競賽的核心戰場，AI算力更被視為國力的象徵。主要國家無不紛紛投入主權AI（Sovereign AI）的建構，若謂「得AI者得天下」亦不為過。

美、中爭全球AI霸主

最近出版的《經濟學人》以「中國的精簡高效AI機器」（China’s lean, mean AI machine）為題，點出中國在AI技術上快速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

不可否認，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主導者，尤其在AI競爭上一直處於全球領先地位。而誓言MAGA的川普就任後，宣布一系列針對AI發展的重大政策，包括拆除拜登時期設定的AI監管措施，並啟動規模達5,000億美元的「星際之門」（Stargate）AI基建計畫。這項計畫由OpenAI、甲骨文和日本軟銀共同合作，預計將創造10萬個就業機會，未來還可能推出「AI版曼哈頓計畫」（AI Manhattan Project），希冀鞏固美國在AI領域的霸主地位。在經濟、政治與軍事領域日益融入AI技術的背景下，美中兩國的對抗勢必在未來5-10年愈演愈烈。

美國整體排名暫時領先

美國作為全球AI領域的領導者，依靠其頂尖科技企業，如微軟、谷歌、OpenAI、Meta、輝達、超微及技術基礎設施，主導AI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深具發展主權AI的雄厚實力。美國兩黨共同推動的《2020年國家人工智慧倡議法案》明確要求建立國家人工智慧研究資源，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所需的數據與運算資源。對於美國新建半導體工廠的投資，除了能有效確保晶片供應鏈的穩定外，還將推動美國經濟的成長，培養更多微電子工程專業人才，並鞏固美國在下一代半導體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

根據英國傳媒機構Tortoise Media公布的2023年全球AI指數排名（根據投資、創新和實踐三項指標），在全球62個國家中，美國與中國大陸分居第1與第2名、新加坡排名第3、南韓第6、日本第12，台灣第26。另外，史丹福大學發布的《2024年人工智慧指數報告》針對全球各國AI發展進程進行調查，美國拿下全球技術研發第一；而中國則是「機器人成品數量」的冠軍。

DeepSeek憾動美主導地位

坦然言，大陸的AI發展雖起步較晚，但以國家主導方式推動主權AI發展，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整合政府資源與企業力量，制定全面的AI戰略規劃，投入大量資金推動技術創新與應用，近年來在政策支持、數據優勢和技術研發上實現了飛速發展。根據《人形機器人創新發展指導意見》，計畫在2025年前建立人形機器人的初步創新體系，到2027年實現全球領先的綜合實力。而2025年AI產業規模可達3,985億人民幣，預估2035年可達1.73兆人民幣（占全球三成）。其中，工業機器人領域已占全球市場的51%，2026年將突破200億人民幣的規模。另還連續舉辦了七屆「世界人工智慧大會」（WAIC），搶占AI話語權。

2023年中期，中國就有30多家公司發布大型語言模型。然而，就在今年春節期間，AI新創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橫空出世，發布DeepSeek V3及DeepSeek-R1等大型語言模型，開發成本遠低於 OpenAI、Google 等模型，性能媲美OpenAI的o1，震驚矽谷與華爾街，並引發輝達、台積電、博通等全球大型晶片股重挫。顯示在AI領域，美國並非遙遙領先對手，大資本也未必能壟斷市場。也有論者形容，這情景如冷戰時期的「史普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1957年10月4日蘇聯搶先美國發射史普尼克1號人造衛星，令西方世界陷入恐懼和焦慮。另有論者則以珍珠港事件比喻。

再者，美國的出口管制措施及AI晶片與技術禁售令未能阻礙中國AI發展，也掀起各界對美國的AI主導地位產生疑慮。川普對此回應，「DeepSeek現象其實是好事一件，因為這一進展對美國的AI領域是一記當頭棒喝，這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項資產，將推動美國企業改進技術以保持領先地位」。

DeepSeek主要應用於編程、內容創作和一般對話，具備高效能與低成本、開源與可擴展性、多功能性等優勢。但其缺點也不容忽視，包括數據安全與隱私疑慮、政治敏感性限制、高計算資源需求及被多國禁用的風險，是否真的完勝其他模型，仍有待時間驗證。

AI競爭將重塑全球產業

持平而論，美中在AI相關領域的發展各有千秋，根據美國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所做的AI競爭力評比，目前美國在基礎研究、軟硬體、人才及融資等方面居領先地位，中國則在資料及應用上領先。美國通過限制向大陸出口高端晶片和AI加速器來延緩其技術發展，但中國憑藉著數據優勢和商業化能力拼命追趕，持續加速推進本土化研發，在生成式AI專利申請數遠超各國。除此之外，更致力於降低對國際技術的依賴，逐步縮小與美方的差距。川普必定會祭出更嚴格的晶片禁令及關稅政策，美中在AI領域的博弈勢將愈演愈烈。

然而，這場競賽不僅會影響兩國的經濟與科技實力，也將重塑全球的產業格局。台灣有很強的AI供應鏈，說是「AI軍火庫」，或謂台灣的「矽盾」亦不為過。美國的高階先進晶片製造也得仰賴護國神山台積電，但必然要面臨美中強大的競合關係及地緣政治風險。因而，台灣如何在這場AI賽局中取得有利地位，值得慎思。美國希望再度強大，中國希望民族復興，兩國強強相遇，肯定會進行一場互別苗頭的AI大戰，第四次工業革命究竟誰是贏家，尚在未定之天，但勢必會左右全球命運。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2月1日，川普以芬太尼問題為由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從2月4日起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加徵10%的關稅，而中方也宣布了反制措施，中美關稅戰烽煙再起。川普為何執著於加徵關稅？中方反制有何看點？新一輪關稅戰將走向何方？

「關稅人」川普的執念

儘管主流經濟學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規則也一度被認為是國際經貿規則的變革方向，但川普對加徵關稅一往情深，甚至以「「關稅人」（Tariff Man）自詡。不過，川普揮舞關稅大棒的效果並不明顯，甚至損人不利己。例如，川普常將平衡貿易赤字作為發動關稅戰的依據，但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商品進口總額達3.3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商品出口總額接近2.1兆美元。貿易逆差達到破紀錄的1.21兆美元，增長了14%。這一數據比2017年「全球關稅大戰」未開打前上升了50%。

雖然中國不再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但中國對美出口仍在增加，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於2024年達到創紀錄的2954億美元。再例如，川普第一任期對華加徵的關稅中有80%-90%由進口商承擔，進口商再轉嫁到商品裡，最後其實是美國消費者在埋單。顯然，經濟因素無法解釋川普對關稅的強烈偏好，其政治動機不容忽視。

曾預測川普會在2016年勝出的大陸學者強舸在《美國困局：「新右翼」的興起與挑戰》一書中指出，密西根、俄亥俄、威斯康辛、賓州等州的藍領選民是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川普「把工作帶回美國」的主張直擊到這些選民的痛點，因此對華關稅戰的根本動因是遏制製造業的外流並促使其回流，讓川普爭取更多選票的基本路徑。更重要的是，對華貿易戰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工廠關門和工作流失的速度。川普執意發動貿易戰，讓他的「鏽帶」藍領選民相信他們「選對了人」，對川普忠心耿耿。副總統范斯的暢銷書《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講的就是美國「鏽帶」貧困白人的故事。

在此背景下，川普的第一要務就是發布《美國優先貿易政策》（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該文件第三節單獨提到中國，包括要審查中美之間有關經貿的相關協定，評估中國是否按照協定行事，調查中國是否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利的影響，並多次提到將根據調查情況採取徵收關稅等措施。該文件還提到要評估美中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打擊中國商品通過第三國出口到美國的行為、強化對華出口管制和制裁等。從這個角度看來，目前對華加徵10%關稅只是一道開胃小菜。

北京的反制有備而來

北京從未幻想川普2.0會放過中國。事實上，拜川普第一任期關稅戰所賜，中國開始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2024年1-11月，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占總出口額的14.6%，為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的最低水準；而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所占份額則下降了4.4%，至6.3%。綜合來看，對美商品進出口貿易占中國整體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已降至11.2%，創下中國進入WTO後的新低。這意味著，川普2.0對華關稅戰對中國造成的傷害，會較其第一任期減少，同時讓中方的反制也更有底氣。

因此在川普行政命令生效的同時，中方除了訴至WTO爭端解決機制，還以一套組合拳還以顏色。首先，中方對原產於美國的煤炭、液化天然氣加徵15%關稅；對原產於美國的原油、農業機械、大排量汽車、皮卡加徵10%關稅。其中，2024年中國自美進口的煤炭，約占美國對外煤炭出口總量的12.8%；原油、農業機械、大排量汽車、皮卡等是美國的相對優勢產業，加徵關稅會使其在中國的競爭力大幅下降。簡言之，中國的反制清單是經過精心盤算，目的是讓美國更「有感」。

其次，中方對鎢、碲、鉍、銦等25種稀有金屬產品及其技術實施出口管制。據美國媒體估算，如果完全依賴非中國供應鏈，鎢合金的成本上漲400%，用於噴氣發動機高溫段的鎳高溫合金的成本會增加，有可能影響包括F-35戰鬥機在內的製造成本。此外，用鎢生產的穿甲彈成本也會成倍上升。實施出口管制後，磷化銦的晶圓價格可能會翻倍，紅外成像設備的成本會上升，相關雷達通信器材的成本也會增加，美國企業需要花更多的錢去購買替代品。軍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也已預警，F-35的光電瞄準系統，因碲化鎘供應問題可能面臨短缺，2025年第三季度產量預計會下降30%。武器裝備和零部件的生產進度，也會因材料短缺交付延遲。

再次，中方將美國PVH集團、因美納公司（Illumina, Inc.）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根據2023年的數據，中國市場占據PVH集團收入的約6%，但貢獻了16%的利潤，因此被視為PVH集團重要的增長市場。作為全球基因測序領域巨頭的因美納，曾以「供應鏈安全審查」為由中斷與多家中國生物醫藥企業的合作，該公司首席執行長泰森（Jacob Thaysen）表示，中國市場為公司貢獻了7%的銷售額，相當於每年約3億美元。自被列入清單以來，因美納的股價已下跌23%。

最後，中方宣布對美國互聯網巨頭Google展開反壟斷調查。儘管Google的搜尋引擎、視頻平台YouTube和Google Play無法在大陸使用，但Google仍向聯想、小米和Vivo等製造商提供移動操作系統安卓，還允許大陸公司在海外的Google和YouTube上投放廣告。去年12月，中方還宣布對美國英偉達展開反壟斷調查。

關稅戰將何去何從

從目前態勢來看，中美雙方在新一輪關稅戰中均有所保留，川普的行政命令顯然為中美接下來的討價還價預留空間，中方也同樣為談判埋下伏筆。正如大陸外長王毅日前在慕尼克安全會議強調的，希望中美相向而行，構建穩定、健康、可持續的雙邊關係；但美方若執意要打壓遏制中國，中方必將奉陪到底。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

「兩制」台灣方案在本質上是要實現統一後台灣地區的長治久安，這是不可迴避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要求。這就需要基於既有「一國兩制」的政策構想，並參照港澳實踐的經驗啟示，推動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有機銜接，建立起「一國兩制」下的新憲政秩序。

一、治理問題已成為今天思考台灣問題的重中之重。儘管當前台海局勢複雜嚴峻，但就台灣問題的本質而言，它屬於中國內政的本質從未有任何改變，但它也是中國政府如何對統一後的台灣進行治理的問題。事實上，兩岸統一的進程早已開啟，中國政府對台灣的治理是進行式，而非未來式。海峽兩岸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開始恢復民間往來，至此兩岸社會重新融合的進程就已開啟，這其實就是中國統一進程真正的開啟。近年來大陸對台海區域的海空巡航等動作，都是中國政府公開展示主權，以及強化對台治理的重要體現。中國大陸過去4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模式的巨大成就，客觀上也為治理台灣奠定了強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二、「兩制」台灣方案在實踐中要防控三大風險。要確保統一後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就需要防範影響統一後台灣社會的相關風險與隱患，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主權缺位風險。台灣方案的核心元素包括強調「一個國家」，「兩制並存」等，其中「一個國家」是最為核心的基礎性元素，「兩制並存」是基於一個國家的根本前提。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過程來審視，稍有不慎就可能會面臨國家主權缺位的風險，這就需要做好統一前後銜接的制度安排，全面貫徹「愛國者治台」的理念，防範台灣方案實施中的主權缺位風險。

（二）「台獨」復燃風險。雖然在台灣方案中會就消除「台獨」因素做出必要規定，但事物是發展且持續變化的，尤其是統一後中央政府對台灣的管治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所導致的治理矛盾，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干擾，不能排除在統一後「台獨」思潮，或分裂勢力再度死灰復燃的可能性。我們應做好長期同「台獨」勢力鬥爭的思想與心理準備。

（三）外部介入風險。統一後外部勢力不會自動消停，仍然會以各種形式來干預台灣問題。以美國為例，可以預見的是，即便兩岸完成統一，美國會繼續打「台灣牌」。換言之，外部勢力仍然有可能在統一後的台灣生事，企圖從根本上破壞「一國兩制」下的穩定局面。

三、強化統一後治理台灣的三個維度。首先，連接維度。兩岸分隔已經75年，雙方的差異客觀存在，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兩岸統一後，大力推進海峽兩岸的連接至關重要，這種連接包括地理上的連接，也有制度及人心、利益的連接。其次，制度維度。制度是最好的防線，更是確保統一後台灣社會長治久安的良方。從國家治理角度出發，「一國兩制」的制度化、法律化是重點方向，要使中央政府對台灣的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規可循。再次，風險維度。我們需要從風險與危機的視角出發，提高對台灣全面治理與管控的能力。

（作者係加拿大勞倫森大學研究生）

「兩制」台灣方案中，台灣司法是否應保持自主？若借鑒香港回歸後司法機關產生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在不違背台灣既有審級的制度下，兩岸司法界應以特殊模式進行銜接整合。

香港回歸時，中國大陸為了尊重香港法制傳統，以及避免修法產生各種問題，所以對香港司法界親西方，甚至由西方法官繼續把持的狀況未加干涉。香港除了繼續使用英美法外，還允許聘僱外籍法官，甚至許多港英殖民時期的法律用詞，如「女皇陛下、總督、英國政府」等均未在文本中刪除。

尤其，香港2019年爆發「反修例」暴動後，香港部分法官對於有明顯犯行的暴徒「輕輕放下」，甚至以罪名「不成立」而無罪開釋，引發爭議。一直到2020年6月30日，中國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同日以全國性法律形式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中，才以巧妙的「中央立法後併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形式，賦予特區政府維護國安及選任特定法官等權力，才逐漸平息外界對香港司法界「公然袒護暴徒」的質疑。

實施「兩制」台灣方案，台灣可保留「終審權」，但其司法權無須與大陸割裂。兩岸法制都遵行大陸法系（德、日），台灣從未有聘僱外國法官的傳統，兩岸法學交流也十分頻繁，兩岸司法機關的統合並不困難。只是若要修改台灣「審級制」的法院系統，將台灣的「終審權」賦予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或許過於直接，若採用類似「裁判憲法審查」的特殊救濟，則可給予台灣人民更多權利，也更有助於中國大陸在台灣建立正面形象。

台灣當前的法院制度為「三級三審」制，「兩制」允諾台灣可擁有終審權及司法自主權的主要內涵即「不派遣大陸法官」、「將終審權留在台灣司法系統」等。然而，司法救濟並非只有審級訴訟。台灣當前憲法訴訟法第59條提出：「…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法院並非傳統的審級制法院，這個超審級制法院的救濟程序即德國憲法法院的「裁判憲法審查」（又稱憲法訴願），即終審判決確定後，仍可以要求憲法法院針對個案判決進行實質審查，該制度是一種特殊救濟，只有受不利判決的人民（政府機關則不得使用），才可請求對個案判決之法規進行違憲審查。

此類超審級制特殊救濟如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對於兩岸統合有諸多好處。首先此非司法必要程序，不影響台灣審級法院制度，與「保留終審權」並不衝突。第二，對於受不利判決的台灣人民而言，這是一種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第三，如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等裁判機構進行審理，可讓大陸司法機關以柔軟的「救濟者」，而非強勢的「控制者」，與台灣司法進行整合銜接，可以弭平台灣法律界的牴觸與抗拒。

簡言之，轉個心態與方式，「兩制」台灣方案在司法領域，絕對可以取得較容易讓台灣人民接受的方式。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2019年1月2日，中國大陸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雖隨即遭到民進黨當局拒絕，但國家完全統一才屬正常狀態。大陸具有統一的定力和底氣，故稱只要不踩紅線、不損及中國的核心利益，願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基礎上，大陸倡議「兩制」台灣方案合乎辯證邏輯，畢竟解決台灣問題有不同於港澳回歸的特殊性。

長期干涉、介入台灣問題的外部勢力，因本身的霸權力量衰退，又不甘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乃在干涉成本、風險代價的評估下，提出所謂的「兩岸人民和平解決問題」。有媒體報導稱，馬斯克（Elon Musk）

認為中國必將統一台灣，並建議為台灣制定一個「合理的特別行政區」。上述發言引發大陸抗議，卻說明了台灣問題終局已被人意識到，鄧小平當年所說的「一國兩制」具合理性，能為各方所接受。

川普上台後，民進黨必然會向美國付出更高額的保護費，例如購買更多武器、繳交更高關稅、半導體產業鏈外移等，兩岸對抗成本升高的不合理性，以及「台獨」勢力所稱的「自由、民主、人權」、乃至守護「主權」的欺騙性勢將露出更大破綻。據此形勢，台灣方案就不能只是技術性作業，而應被視為歷史向前發展進步的必然表現。它應該是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人民民主，符合歷史公平正義，吸引台灣各界主動參與，並藉此突破兩岸對話的政治限制。

台灣方案一方面要能起到能融合兩岸的作用，使兩岸社會共享國家統一的好處，另一方面也要能將此兩岸共好的機遇，轉化為促進台灣社會更好，尤其可讓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台灣勞動者，感受到國家統一在物質利益及個人生涯上的獲得感、安定感、未來發展性及精神上的尊嚴。

目前台灣方案多以台灣財政總預算應合理分配，更能保障基層民眾與青年的生活福祉為考量，但也要看到當前台灣發展水平早已超過溫飽線，到了享受生活的階段，故應注意到馬斯洛心理學及資本私有制下的人身自由觀念，民眾心理變化與精神價值需要等方面。

設想方案若如馬斯克所言是「合理的特別行政區」，那麼「一國兩制」下的台灣地區就不該是以資本主義法權為最高制度規範。對台灣勞工階級來說，國家統一應該是回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真正有「出頭天」、成為社會主人翁的解放感。這點與民進黨所代表的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奪權、分離主義「倚美謀獨」截然不同。

台灣方案可以構想為一種邁向未來社會的特殊階段，可以通過改革、不斷發展，最終揚棄資本主義體制。同時，台灣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明文規定的領導階級，統一後，不僅可以恢復中國人的認同，還可藉著政治意識化的過程，打破資本主義抽象意識形態的統治，這是課題也是挑戰，或許也正是坐過34年7個月政治牢獄的林書揚前輩，生前撰文指出「一國兩制階段，連結融入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台灣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唯一和必經的途徑」的真正意義。

（作者係勞動人權協會總幹事）

川普任命的美國國務院代理次卿畢提（Darren Beattie）曾質疑美國的對台政策，稱台灣「不可避免地」將屬於中國，「不值得花費任何成本來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應該達成一項偉大協議—我們同意承認這一現實，以換取中國在非洲及南極洲議題上做出重大讓步」。筆者相信，這絕對是川普政府對兩岸政策的選項之一，而民進黨政府堅拒談判，台灣最後極可能淪為桌上任人分贓的菜。

30年來的教改造成台灣沉淪與撕裂，身在教育界卻無力回天，一直令筆者痛心疾首，不希望台灣未來在「兩制」下繼續執行目前這種教育政策。限於篇幅，以下僅從四方面簡要言之。

起因：台灣是以漢民族為主的地區，300年來深受中華歷史文化教育的薰陶，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應是血脈中的天然基因。但西方勢力謀我中華之心從未消減，台灣地理位置又適當要衝，遂成為雙方勢力消長的關鍵籌碼。兩蔣之後，西方勢力從教育文化著手，進行價值觀的移植，口號響亮，卻內藏禍心。

過程：1998年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迄今仍是台灣教育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但卻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因此，從92到108（2003到2019年），每一個新課綱都在怨聲載道中推動，卻把窒礙難行之處全丟給學校自行解決，執政當局則掩耳盜鈴、粉飾太平。

影響：學習歷程和多元入學讓窮人難以翻身；減少基礎學科教學時數，讓國英數理化程度全面下滑等等。更因刻意扭曲中華歷史文化，讓兩岸產生極大鴻溝。教育團體皆認知，教改是因符合政治利益而無法撼動。近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內部文件曝光，許多補助項目都與108課綱的議題相關，更進一步佐證教改有西方勢力介入，難怪完全不顧台灣孩子的前途。

解決：一、要建立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教育理念：1949年來台者，包括儒釋道領袖人物及文化菁英，學養豐富，歷經劫難後見識高遠。眼見大陸發動文革，遂扛下復興中華文化的重任，重建五四運動後殘破的傳統文化教育。如今台灣使用繁體字，能直接閱讀古文；原本的國文教育又包含語文、文學、文化，淵博深刻，種種成就得來不易。必須廢除108課綱，重整教材內容，文、史、哲三管齊下，清理西方思維的遺毒，發揚台灣的中華文化優勢。

二、重整公民教育：教改把原屬於道德教育的公民科改頭換面，打造成性平、人權、民粹等理念發展的溫床。學生學到如何爭權利，卻未學到如何負責任。品德淪喪造成校園多霸凌、社會多詐欺、世代多隔閡，使識者痛心。

三、以學生為本：培養學生競爭力，提供基礎學科合理時數，以完成重要單元的學習，銜接大學專業。勿用口號碎片化的知識，虛無化能力，破壞台灣原本低廉公平的教育，圖利私校，崩解公校，摧毀職校，窮人翻不了身，階級世襲。

教育為立國根本，絕對不容輕忽。難為之處，必須「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否則禍起蕭牆，為時已晚。

（作者係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

學者多說國家的要素有四─人民、土地、政府、主權。但筆者認為，國家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土地與文化三者；政府與主權則屬其「上層結構」，依時勢而推移。

民眾認同的中國是經歷數十個朝代的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只不過是建立在其上的政權名稱。目前兩個政權在台灣海峽兩岸分治對峙，以致人民身分有別；但兩者的法定領土互相重疊，文化大同小異。顯而易見，兩岸和合則兩利，相抗則兩害。

中華民國政權雖然被對岸政權視為「前朝」，卻仍然有效統治著台澎金馬地區。其邦交國雖然只剩12個，其經濟實力、文化包容力（特別是在宗教方面）及對眾多華人的吸引力都不容小覷。其治內誠然存在「台獨」之害，但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這一逆流終究會消退。可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肯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會把一些人驅往「台獨」。

其實兩岸政權擁有共同的元素：中文名稱都包含「中華」一詞；英文名稱都包含Republic of China。更重要的是，骨子裡行的都是中華文化。兩岸知識人當致力以中華文化為綱，促使兩個政權和解，而避免兵戎相見。仔細想一想：「中華」的概念大於「中國」，「中華民族」的概念大於「中國」。

致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從中華傳統文化裡吸取精華。「致中和」是傳統儒家的高明主張，「大同」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論語》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且作一引申：統一有好的與壞的之別─「好的統一」和而不同，「壞的統一」則同而不和。筆者認為，主張「統一」不如提倡「和成」─寓意互補相成。「統一」是政治人的口號，「和成」才是知識人的心懷。

欲達「和成」須先「共和」。「共和」本是中國古詞，意為和平共治。「共和」應先從「和通」做起，文化就是和通兩岸的鎖鑰。孫文所說「發揚中國固有優良傳統，採擷西方文化精華」，當是民族復興的不二法門。兩岸過去已經通郵、通網、通商業；通歌，通影，通表演；通航、通婚、通人才。未來更應致力「文化大三通」：通文字、通學問、通思想。

從現用名稱來看，兩岸政權對Republic有「民國」與「共和國」不同譯法，但對China則同用「中華」一詞。既有此大同，就存在和解的基礎。雙方有必要各讓一步，但也都需要有「下台階」。且在此提出兩岸和成的綱領─締建「中華共和國」。

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似可拋棄「人民」這個標記，另方面中華民國也將「民國」改為「共和國」。至於英文國名，則宜沿用《聯合國憲章》裡的Republic of China，順理成章。「共和」一詞不止代表「為民之國」，更標舉兩岸實行不同制度卻相安相成的高義。具體設計非本文所能及，至少雙方應共組代表團，進入聯合國與各種國際組織。

和成之路欲速則不達。吾人應先促成兩岸各領域、各團體及早會商，進一步則從協同保衛領土著手，如保衛釣魚台、保衛南海。使命維艱，識士們共勉之！

（作者係東吳大學名譽教授）

由於川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台灣海峽的兩岸關係出現了和平解決的機遇期。這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

一、川普極端重視實際利益，關心的是貿易逆差或順差，對意識形態鬥爭沒有興趣。簡言之，他不會以維護民主自由作為捍衛台灣的理論根據。這與歷任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美國而言，台灣是否民主已失去重要性。

二、川普不喜歡戰爭，他一心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第一任期，他促成了以色列與五個阿拉伯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即《亞布拉罕協定》，他認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促使日本為他推動此事，但失敗了。這一任，他會致力於俄烏停火及和平解決巴以衝突，以此爭取和平獎。因此，如果亞洲某地發生軍事衝突，他可能會發動制裁，但不會軍事參與。

三、為削減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川普設立政府效率部，委託世界首富馬斯克負責。馬斯克多次表示，美國正處在破產邊緣，他計畫將聯邦政府的400多個機構減少到99個。目前馬斯克疾風驟雨式的行動已引起「深層政府」抵制。因此，川普團隊跟建制派之間的鬥爭，將使得美國把注意力集中於國內。

四、在美國歷屆總統的保護承諾下，台灣只能聽令於美國，幾乎沒有自主權，既不能選擇獨立，也不能跟大陸和解。

五，中國大陸已經擁有武裝統一台灣的軍力。

上述五點是說，由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巨大轉變，它已經不是兩岸和解的障礙。同理，它也不是大陸武統的障礙。因此，台灣必須消除依賴美國的心理，考慮自身的前途，採取主動，做出最佳選擇。為了避免戰爭，台灣沒有獨立的選項，那是因為大陸2005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台灣若宣布獨立，幾乎毫無懸念，大陸方面必然會採取軍事行動。一旦爆發軍事衝突，那麼結局只有一個，台灣的經濟將無可避免地遭到重創，基本上非常自由的環境也將消失。

如果要選擇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台灣方面不應被動等待，寄望大陸不採取軍事行動。台灣最好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積極尋求跟大陸舉行談判。一說談判大家就會想到「一國兩制」，一想到「一國兩制」就會想到香港，一想到香港就會想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然後就排拒「一國兩制」，嘴巴上可能說準備和談，實際上則抵制和談。

川普第一任時向中國發動了貿易戰和科技戰，同時歐美諸國還聯合抵制新疆棉、積極支持香港獨立運動（「反送中」是獨立運動的一部分）。我們無從得知哪些活動是如何配合歐美諸國的，但確知的是那一輪的猛攻失敗了。過去兩年，西方唱衰中國的言論不斷，可是實際上，來到2025年，中國在軍事、科技、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向前邁進。必須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會垮掉，中國的實力會越來越強大。台灣當局需要的是一種辯證思維，那就是，不主動尋求談判與和解，則最後必然是一國一制，主動尋求談判和解，則能夠保持「一國兩制」。到底「兩制」的實際內容如何，將由雙方共同決定，在此過程中，台灣有充分的話語權。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隨著川普重返白宮，美國對烏克蘭的態度出現重大轉變。與拜登政府時期堅定支持基輔的立場不同，川普對繼續援助烏克蘭表現出明顯的猶豫，甚至要求烏克蘭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俄羅斯談判，這種立場讓北約盟國感到擔憂。

美國長期是歐洲安全的主要支柱，但川普強調「美國優先」，試圖將烏克蘭問題歸類為歐洲自身的責任，而非美國的核心利益。在筆者看來，川普在處理俄烏戰爭時，背後的盤算主要圍繞在幾個核心考量：美國內部政治、與俄羅斯的戰略互動、削減軍事承諾以集中資源應對中國大陸，以及重塑美國的全球角色。這些考量不僅影響烏克蘭的命運，也可能對台灣的外交與安全環境產生深遠影響。 

降低對烏援助換取戰略利益

川普過去對烏克蘭的態度一直帶有交易性。如他認為美國不應該無條件支持烏克蘭，而應讓歐洲國家承擔更多責任。因此，川普在第二任期內可能會大幅削減甚至中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迫使基輔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俄羅斯談判，以快速結束戰爭，從近期來看，川普確實也這樣做了。 

川普這樣的作法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戰略考量。

一、內政優先，迎合「美國優先」的選民：川普的支持者普遍反對無限制的海外軍事援助，認為應該將資源用於美國國內。他可能會利用削減對烏克蘭的援助，作為強化自身民粹政治的手段，吸引更多反對「全球干預」的選民支持。 

二、與俄羅斯談判，轉向對付中國：川普或許認為，俄羅斯對美國的直接威脅不如中國，因此可能透過讓步換取普丁的「合作」，使美俄關係緩和，進而集中精力應對中國。若這種策略成形，台灣問題就會變得更加敏感，因為美國可能減少對台支持，來換取中國在其他議題上的讓步。 

三、削減軍費支出，減少對盟友的承諾：川普一向認為美國不應該為全球安全買單，他可能會透過削減對烏克蘭的軍援，進一步推動北約國家加強自身防禦，減少美國在歐洲的負擔。這種趨勢如果延續，未來美國可能對台、日、韓等亞洲盟友提出類似要求，要求他們自行承擔更多防衛責任。 

對台安全承諾的變數增加

川普處理俄烏戰爭的方式，可能會為台灣帶來幾個重要影響。 

一、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不再穩固。如果美國為了自身戰略利益放棄烏克蘭，那麼類似的邏輯是否適用於台灣，這是許多外交與軍事專家關注的問題。川普可能會根據自身利益來決定對台政策，而不是基於長期的承諾。這意味著，如果美中關係緩和，川普或會認為美國應該降低對台軍事介入的風險，選擇減少對台軍售，甚至鼓勵台灣與大陸進行談判。 

二、台灣外交策略需要更加靈活與多元。有鑑於美國對盟友的支持可能不如以往可靠，台灣不能過度依賴美國。應該重啟與大陸的對話，另外應該加強與日、韓等第一島鏈國家的合作，建立更廣泛的國際支持網絡。同時，也應該在國際經貿、科技合作等領域發展更多夥伴關係，以減少在戰略安全上的單一依賴。 

三、印太戰略的變數增加。若川普削減對烏克蘭的支持，而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那麼美國可能會要求台、日、韓承擔更多軍事與安全責任。然而，這也可能意味著，美國將外交和安全問題視為談判籌碼，可能增加與大陸交易的可能性。因此，台灣需未雨綢繆，避免成為美中外交博弈中的籌碼。 

結語

川普的外交風格本質上是交易性質，而非基於長期戰略價值。這種模式可能導致美國外交政策出現短期化、不可預測的特徵，使傳統盟友關係變得不穩定。許多國際學者對此表示憂慮，如著名政治學者布雷默（Ian Bremmer）就認為，川普的作法不僅削弱美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還可能讓俄羅斯取得更大的戰略優勢，進一步威脅歐洲安全。

川普的外交政策風格向來以交易性為主，他可能認為俄烏戰爭是可以用談判「解決」的問題，但忽略了這場戰爭的本質是俄羅斯試圖改變歐洲安全秩序。如果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減弱，北約內部可能會出現更深的裂痕，導致歐洲國家不得不自行加大軍備開支，甚至考慮建立自主的防禦機制。這不僅會改變美歐關係，也可能讓中國等其他大國重新評估美國對盟友的承諾。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需要重新評估外交戰略，避免將所有賭注壓在美國的支持上，而應該透過提升自我防衛能力、擴展國際夥伴關係，並與大陸和解對話，來確保自身安全與國際空間。 

烏克蘭的遭遇給了台灣一個警示：國際政治中沒有絕對可靠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國家利益，在川普2.0時代更是如此。

（作者係立法院助理、奔騰思潮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