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雅加達會晤安倍晉三時，指出歷史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希望日方妥善處理歷史、參拜靖國神社與島嶼爭端問題，認真對待亞洲鄰國的關切。

靖國神社供奉著甲級戰犯

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一種祭祀場所。靖國神社位於東京都中心千代田區9段，可說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由日本兵部大輔（國防副部長）大村益次郎提議設立，明治天皇下令於1869年建成。當初是為在1868年明治維新內戰中戰死的官兵招魂，主要是祭祀戊辰內戰的犧牲者。後來逐漸演變成日本各場戰爭戰死者和犧牲者的祭祀神社。10年後，改名靖國神社。

除了靖國神社的東京招魂社外，日本還有大量的官祭私祭招魂社。據1934年統計，官祭招魂社有104個，私祭招魂社有34個，這些招魂社於1936年統一改編為51所護國神社。這些護國神社的頂點就是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國內外戰爭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其中大多數是在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軍官兵及殖民地募集的兵。戰後的東京審判虎頭蛇尾，許多明顯符合甲級罪行「破壞和平、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例如裕仁天皇及其族裔等，在美國大力包庇下，竟然未予起訴；乙、丙級罪行（違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反而判有罪，被判絞刑。

截至1971年，裕仁天皇曾經八度參拜靖國神社。1975年10月由「宮中祭祀」而「合併祭祀」。1978年，由於靖國神社將侵華戰爭及二戰期間的日本甲級戰犯供奉於此，裕仁大表不悅，從此不再去參拜靖國神社，這一慣例延續至今。

侵略戰爭元兇也納入合祀

日本老百姓祭奠戰爭陣亡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何把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兇也納入「合併祭祀」？

1978年「秋季大祭」時，靖國神社竟將14名禍國殃民的日本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白鳥敏夫、土肥原賢二、東鄉茂德、東條英機、永野修身、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松井石根、松岡洋右、武藤章的牌位放置於靖國神社，視其為「神」，作為昭和時代的殉難者合祀。從此，靖國神社就成為一個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靖國神社主要的祭祀活動，包括：1月1日的新年祭；4月21日至23日的春季大祭；7月13日至16日的御靈祭；8月15日的終戰紀念日活動；10月17日至20日的秋季大祭。

日本政客為獲取利益團體的支持而參拜靖國神社，靖國神社的主要支持團體包括「日本遺族會」，是日本戰後各種遺屬團體中規模最大的，有104萬個家庭，約800萬人為實際繳納會費的會員。為得到遺族會的青睞，日本政客自然會考慮參拜靖國神社。

1951年吉田茂、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1982年福田赳夫、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1996年7月橋本龍太郎、2001年8月15日、2003年1月14日、2005年10月17日小泉純一郎都曾參拜過，小泉甚至為二戰日軍甲級戰犯立「功德碑」。       

安倍晉三於2012年10月17日以自民黨總裁身分參拜靖國神社，次日67名閣員及議員參拜靖國神社。2013年12月26日，安倍以首相身分再度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引起國際社會嚴厲譴責。2014年安倍未再參拜，但10月17日有110位超黨派國會組織的成員前往參拜。

安倍及其內閣成員高調參拜靖國神社，已經導致日本陷入外交孤立，也令中日、韓日關係在釣魚台、獨島領土問題外新添爭議，使雙邊關係更複雜。

日法院判首相參拜違憲

日本二戰死者家屬、宗教界人士及市民等546人，2014年4月11日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3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侵犯了日本國憲法所保障的民眾和平生存權」為由，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安倍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並向每名原告支付一萬日圓的賠償。原告律師澤藤統一郎表示，：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公然宣揚「靖國史觀」，違反了日本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日本各地民眾針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提起訴訟的行動，對安倍政權造成壓力，促使日本全國形成一股維護憲法的運動。該案審理具有重大意義，審理結果對今後首相的行動也會產生影響。

這並不是日本民眾第一次把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告上法庭。1985年日本民眾就把首位以首相身分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中曾根康弘告上法庭，1991年1月10日仙台高等法院做出判決：政府首長以公職身分參拜靖國神社和岩手縣當局以公款支付香火錢，違反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確定政府首長以公職身分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憲法。日本最高法院之後確認了仙台高等法院的判決。

2001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很多地方市民團體紛紛將小泉告上法庭。2004年與2005年，福岡地方法院與大阪高等法院分別判決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違憲。

安倍明知道參拜行為違憲，但他一心想修改日本憲法，讓日本可以進行戰爭，也承認自己的確在謀劃對中國的戰爭，行使集體自衛權、制定安保法、要和美軍並肩一道，在南海上打擊中國。可見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是備戰的一環，其政治意圖要比小泉更加明確。

甲級戰犯應遷出靖國神社

2014年1月5日，日本前外相前原誠司曾表示，政府對在靖國神社供俸甲級戰犯的問題是無能為力的，希望神社能夠自主地將這些戰犯的牌位「遷出」。前原誠司指出：「供奉甲級戰犯問題，成了阻礙天皇祭祀靖國神社很大的障礙，我們有必要為天皇能夠祭祀靖國神社創造相應的環境。」不過，根據「政教分離原則」，政府是不能要求靖國神社將甲級戰犯的牌位遷出去的，只能希望神社方面能夠做出自主的判斷。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2013年12月28、29兩日，全國電話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主張靖國神社應停止供奉甲級戰犯的比例，在20-39歲年輕人中為37.3%，在40-59歲中年人中為46.2%，在60歲以上老年中為60.6%。反對停止供奉甲級戰犯的比例分別為年輕人40.5%，中年人40.9%，老年人24.7%。

日本自民黨支持者中，有61.9%對安倍晉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表示贊同，反對者比例僅為28.6%。在公明黨支持者中，反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高達47.5%，贊同者為40.5%。

在野黨民主黨的支持者中，贊成和反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分別為36.5%和58.5%。日本維新會的支持者中贊成和反對的比例分別為35.6%和59.6%。共產黨的支持者中有86.7%持反對立場。69.8%的日本民眾受訪者認為「有必要顧及」外交關係，大大超過認為「沒必要顧及外交關係」的25.3%。民調結果顯示出，日本選民對中國、韓國和美國等國的強烈反應感到擔憂。

在靖國神社這一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一貫的，要求日本正視、反省歷史，恪守至今在歷史問題上做出的鄭重表態和承諾。韓國總統朴槿惠強調，任何國家如果一再做出違背國際社會普遍的價值和標準、人類良知的行動，那麼無論其經濟如何強大，也絕不會被視為一流國家。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陰謀策劃盧溝橋事變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到極大的災難，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很大的痛苦。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罪行，戰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已根據國際公法做出正義的審判。本來，作為製造災難的日本，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的過去，追探導致這場人類浩劫的軍國主義思想根源，讓日本民族在未來的歲月，避免重蹈前輩軍人的覆轍。

 但是，部分的日本人（包括首相安倍晉三等當政者）並不這樣想，他們認為反省過去，「負罪」的話說多了，會影響日本民族和人民的「自尊心」，妨礙日本民族未來的發展。他們說：「日本人，甚至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們，都時常有侵略中國的負罪感，難道日中關係必須以贖罪的形式出現嗎？」　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一味地反省和過分地強調完全脫離事實的日本人自身的恥辱，並以此作為『贖罪』的標誌，……那樣的態度不僅是可悲的，而且還會失去對方及世界的信任。」　          

修改歷史教科書否認侵略

基於這樣的認知，他們要否認過去父輩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這就必須推翻東京法庭的審判，「重新評價」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以「侵略無罪」的姿態出現於世人面前。而要達到以上的目的，又必須從修改歷史教科書開始。下面的兩段話清楚地表述了部分日本人的心態：

「讓日本無論何時都承擔戰爭責任，而在同亞洲各國的外交關係上以負罪的姿態出現，坦率地說是不合理的。」　

「各出版社的教科書正是貫徹『東京審判史觀』，把我們的父輩視為歷史上空前的戰爭罪犯，片面地判罪於大東亞戰爭，這種史觀必須改變。」　

以上的言論不僅混淆了歷史與現實的區別，而且也混淆了侵略有罪，還是「無罪」的是非。正是在這種有意混淆是非的心態影響下，日本政府通過對教科書的審查，將中小學歷史教科書裡日本「侵略」二字刪去，把日本近代對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屠殺和掠奪的血腥侵略史，竄改為「和平」的「進入」史。近年以來的「教科書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然而，日本政府這種顛倒是非的舉動，引起了中國和亞洲各國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人民的嚴正抗議和譴責，在歷史事實和人類公義面前，他們才不得不改變過來。

雖然，教科書事件引起的風波似乎過去了；但是，日本朝野不願深刻反省歷史，要求「重新評價」所謂「大東亞戰爭」者仍不乏其人。近日媒體曝光有關安倍以中國為假想敵，試圖跟中國開戰的言論，就是這種思想意識的反映。

從日本民族文化找到根源

以安倍為代表的部分日本人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想法呢？我認為必須從日本的民族文化去追尋它的思想根源。

自從進入近代以來，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國力開始強盛，軍國主義勢力亦從此抬頭。當日本從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下解脫出來之際，便把魔掌伸向亞洲人民，它所鼓吹的「解放亞洲」，實際上就是將不平等條約的繩索從自己身上解下來，重新套在亞洲人民的頭上。

而且，由於日本民族文化中長期鼓吹「皇道」、「大和精神」，強調「天皇萬世一系」的血統純一性和種族優越性，往往視亞洲各國人民為「低等」民族，誠如日本史學家山清行寫道：「日本人過去長期存在著蔑視中國人的觀念，雖然最近是好一些了，但一直到戰爭結束前還稱呼中國人為『清國奴』，把他們看成劣等人種。」因此，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各國以「優等民族」和「神國」自居，把侵略亞洲各國稱為「聖戰」，從而將其對亞洲各國人民的統治和奴役正當化，於是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被當作是「發揚國威」來宣傳，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也被當作「皇恩浩蕩」來報導。

以上強調血統單一性和種族優越性的文化思想，便是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猖獗，對外擴張侵略的思想總根源，只要這種思想文化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日本民族便不可能對過去的侵略行為和戰爭罪惡產生真誠的反省意識。與此相聯，類似參拜靖國神社與竄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將會不斷重演。因此，為了真正開啟日本人的反省意識，徹底破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文化傳統，使二次大戰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在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之際，回顧一下盧溝橋事變的歷史教訓，深入檢討日本竄改教科書的思想根源，確實很有必要。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歷史不會重來，但本質相近的狀況會不會循環重演？今年是中國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在將屆紀念日的前夕，昔日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在軍事安全政策上發生了戰後以來最重大的變化，再次以「和平」的招牌，挑明鎖定對象，矛頭對的正是中國。

眾議院強行通過安保法    

6月上旬，在日本國會的憲法聽證會上，憲法學者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小林節、早稻田大學教授笹田榮司及自民黨推薦的谷部恭男都指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制明顯違反了日本憲法第9條，還有約170位憲法學者聯署表達相同的意見，因而帶動、升高了反對安保新法的民意。但7月16日，在場外有近10萬名抗議民眾的包圍下，日本眾議院執政黨就《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下的12個修正案、新法案強行表決，自民黨、公明黨及下一世代各黨居多數贊成，在野的民主黨、維新黨、共產黨、生活黨、社民黨等5黨則退席抵制。

安保新法在眾議院通過，即表示越過山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之後的審議舞台將轉到參議院，若參議院沒投票，60天後法案得重返眾議院，在眾議院占2/3多數的執政聯盟表決後即可逕行頒布。

其實，通過法案幾乎是篤定的，表決前的朝野協商，只是想避免搞到在野黨全都退席這麼難看。安倍知道「民眾對安保相關法案還不是很了解」。地方創生相石破茂7月14日也坦承，「不能說國民的理解有進展」、「（法案）內容極為抽象，很難做實質思考」，可是，作為內閣一員的政治人物，他並未出面要求停止「強行表決」。

安保法擺明是針對中國    

日本為什麼急著要通過安保法案，安倍依慣例，再度藉口「安保環境益發嚴峻」，他7月15日在眾議院和平安全法治特別委員會說「必須注意國際情勢的變化。在東海，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中國公務船屢屢侵入『領海』；在南海，中國大規模填海造地」……等等；安倍一開口就點名中國，不啻印證了日本媒體日前的爆料─6月初，安倍在和各大媒體負責人的「懇親會」上酒後吐真言，竟率直說出「安保法案是衝著中國來的」，並承認正在策謀與中國的戰爭，要跟美軍一起「打擊在南海的中國」。安倍二次當政以來，表面上打著「經濟優先」大旗，實際上重心都集中在外交、軍事，諸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針對」、「衝著」中國而來，只是首次這麼赤裸裸地向傳媒「露白」罷了。

7月16日安保相關法案剛過，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參謀總長）河野克俊在美國華府旋即表示，為因應中國在南海製造緊張情勢，日本未來可能參與南海偵察任務。

眾所周知，日本在東亞不但沒有朋友，還跟許多鄰國存在領土爭議。俄國控制的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領土」，去年東歐發生克里米亞、烏克蘭問題，日本與美歐西方國家一起經濟制裁俄國，不過，安倍還是不斷想邀俄國總統普丁訪日，亟欲改善關係。而韓國的獨島，日本稱之為竹島，且編隸於島根縣，視韓國為非法占領，雙方還有慰安婦問題、擄人強制奴工的訴訟、韓國擬推動國際改日本海稱東海等一連串棘手的爭議，可是，安倍依然處心積慮拉攏韓國，今年曾派親信、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訪韓，與韓總統府祕書辦公室主任李丙琪進行接觸，但沒有談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北方領土」、獨島目前分別由俄、韓管轄，不像釣魚台目前由日本主控，但安保新法卻不見有針對俄、韓之處。

歷史教訓不能忘   

回顧歷史，日本明治維新啟動未久，企圖翻身、雄飛亞洲之際，1874年即藉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1894-95年在美英的支持下，以甲午戰爭打中國、簽割台的馬關條約等，中國是第一個目標，接下來才挑戰俄國。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1905年日俄簽和約，俄讓出在華利益。1910年8月以日韓合併條約，併吞了整個朝鮮半島。換言之，維新後，日本制霸東亞，對付的順序是中國、俄國、朝鮮。

二戰期間，日本也是先在中國戰場擴大占領區，後來再向東南亞的中南半島和美國的夏威夷珍珠港揮軍，……，難道日本戰略真有首選中國的癖好？

雖然，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國際環境也物換星移，但在二戰結束後70年的節骨眼上，軍國主義基因又在日本少數罔顧民意卻握有政治權柄的政客身上發作，透過議會表決，拿到集體自衛權及與外國搭配軍事行動的護符，這不得不令中國人擔心。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迎接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對海峽兩岸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本人以為，理解抗戰勝利，必須正視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正視國共兩黨分別是抗日戰爭的兩個領導中心。

抗戰是民族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西安事變以前，是否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即是否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國家仍然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能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導致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國土。

中共在長征途中就發表北上抗日宣言。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終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9月，蔣介石發表公開談話，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上抗日前線。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是一個領導中心，共產黨也是一個領導中心。

兩個戰場支撐抗戰大局

要認識抗戰，首先要認識抗戰是靠兩個戰場支持的。兩個戰場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兩者戰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國民黨掌握政府，它有幾百萬軍隊，可以調動全國資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軍的進攻，當然非它莫屬。那時候中共領導的紅軍剛剛結束長征，損失巨大，只有幾萬軍隊，要它走上正面戰場是不可能的。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前，正面戰場的形勢還是好的，雖然首都丟了，上海、武漢、廣州都丟了。武漢失守以後，正面戰場的形勢就不那麼好了，國民黨政府還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誘降的策略。國民政府的重要負責人汪精衛終於投敵。1938年後，中共領導的軍隊開赴敵後，在敵人後方建立根據地，牽制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日本不能放手在正面戰場進攻作戰。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日軍周旋，與西南大後方相比，其艱苦程度不難想見。如果沒有敵後戰場，抗戰是支持不下去的。

共產黨未擁有國家軍隊，不能調動國家資源和人力。它領導的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都是很窮的地區，出產也不豐富，人口甚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戰初期不過幾萬人，到抗戰勝利也不過百萬。但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卻拖住了侵華日軍的一半以上。設想，沒有敵後戰場，日軍全部壓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上，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持兩年以上嗎？正因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拖住了日軍半數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使得正面戰場可以從容組織抵抗。

正面戰場雖然敗仗居多，犧牲慘重，但畢竟阻滯了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圖謀。因此，對正面戰場作戰的軍人，我們要肯定他們的功績，高度評價他們的犧牲精神。但如離開了敵後戰場對日軍的牽制，離開了敵後根據地對日本占領者的騷擾和打擊，正面戰場堅持的時間也可能極為有限。

反過來也一樣，只有敵後戰場，沒有正面戰場，抗戰局面會更艱苦，付出的犧牲會更大，也沒有把握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拖住在中國大部分的日軍，使它既不能迅速滅亡中國，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及亞洲其他地區。這是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巨大貢獻。

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是中國民族戰爭的特點。這個特點，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和西方戰場，都是唯一的，在亞洲和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種情形。法國號稱歐洲最大強國，但據學者研究，德國發動侵略波蘭和法國的戰爭時，波蘭和法國共有130個師，德國只有98個師，其中38個師尚未經過訓練。德國在西部邊界經過訓練的師只有11個，而法國在那裡部署了85個師。如果法軍敢於攻打德軍的西線，一定可以將其攻破。但是，法軍抵抗德軍只堅持了6個星期，法國就投降了。如果法國戰略指揮得當，法國國內又有敵後戰場存在，法國就不至於敗得那麼慘。

誰領導抗日戰爭？

說抗日戰爭是國民黨領導或共產黨領導，都不準確，都不符合歷史事實。國民黨政府可以領導正面戰場，可以領導敵人未占領的大後方地區，卻領導不了敵後抗日根據地，領導不了敵後戰場。反過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持久戰理論等主張，領導了全國抗戰，但抗戰的客觀形勢離不了國民黨的配合。因此，正確地說，抗戰的領導是通過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來分別實施的。

說國民黨是領導中心，是因為它掌握政府，指揮著國家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沒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單憑共產黨的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獨立支撐全國抗戰大局的。抗戰後期，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國際聯繫作用也不可忽視，他們代表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等，談判廢除《辛丑條約》和治外法權，蔣介石作為中國領導人出席開羅會議，做出從日本手中收回台灣等地的決定，並參與建立聯合國，這些歷史事實應該受到尊重。

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宣傳、推動並堅持民族統一戰線，讓民族戰爭所必須具備的團結維持下來，而且，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後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著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共產黨還團結各民主黨派，利用各種宣傳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抗戰的政治動員，形成了人民的抗戰熱情，這種熱情又轉化成抗戰有形和無形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

共產黨曾批評國民黨在抗日大局上動搖，是因為國民黨在抗日中不忘記反共，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幸好，國民黨至終沒有放棄抗戰的旗幟，否則抗戰前途不堪設想。

客觀地說，在抗日戰爭的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域性的，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中心所發揮的領導作用，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承認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沒有削弱、否定共產黨領導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認共產黨領導中心，也沒有否認國民黨政府領導中心的地位。雙方其實都是通過各自的領導能力來實現的，是在又統一、又矛盾的鬥爭中實現，是不能相互取代的。這種情形，是中國近代史進程所決定的，是1920年代中國開始走上上升趨勢所決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這是不值一駁的。說國民黨正面戰場總是一敗塗地，說國民黨總是消極抗戰，也是不合適的。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又統一、又鬥爭的過程中，二者力量的消長發生了變化，國民黨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共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並且歷史性地改變了政治力量的對比。抗戰初期，國民黨領導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戰中後期，共產黨領導中心的作用越來越大。

日本怎樣看國共兩黨

侵華日軍怎麼看國共兩黨的抗日呢？曾做過日本首相、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

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宮親王，化名若杉參謀，廣泛考察中國戰場以後，對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幹部發表講話說：「在我看來，這樣的日本軍隊，是無法與中共對陣的」。從日本政府和軍方的態度，也多少可以看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力量的消長。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50年裡，台灣人可謂悲苦到了極點，這原因是日本以暴虐方式統治台灣。綜觀半個世紀當中，台灣人沒有停止過對日本的反抗，不管是早期的武力反抗，或是到了晚期的體制內對抗。

1945年，台灣人對時局愈來愈樂觀，為什麼呢？看看以下事例即可得知：1945年3月10日日本首都東京遭受美軍大轟炸，死亡105,400人，此舉對日造成大打擊，4月1日美軍登陸琉球，此後日本戰況愈加不利。5月2日蘇軍攻陷德國首都柏林，8日德國旋即戰敗投降，5月25日東京再次遭受大轟炸，5月31日台北遭受大轟炸，6月中旬琉球陷落，盟軍已接近日本本土，此時日本已經陷入困境並且孤立無援矣，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人，對脫離日本重回祖國懷抱更有信心，已到了翹首以望之境。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從此日起到10月25日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兩個多月當中，台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歡欣若狂開啟新生命

8月15日，中午12點，台灣人從收音機的播放中，親耳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可以說是大喜過望，溫和的抗日民族運動家林獻堂就因為精神興奮至極，而無法入睡。著名的醫生也是文學家的吳新榮則是嚇了一跳，高興到了極點的他，特地跳到溪中洗落50年來的戰塵及苦汗，又向海面大聲喊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開」即「開啟」之意，就是針對脫離日本、回到祖國這件事情，感到將是新生命的起始。看到這句話，不禁讓人感嘆這是何等的期盼與氣魄啊！

林獻堂認為日本統治台灣50年，以武力建制之江山，必將以武力失之，但是他沒有料到日本之敗如此之快。

光復之初，台灣人殷切期盼祖國之情，還可以從這首〈祖國軍歡迎歌〉看出來：「旗風滿城飛，鼓聲響山村，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五十年來暗天地，今日始見青天，今日始見白日；大眾歡聲高，民族氣慨豪，我祖國軍來，你來何堂堂，五十年來為奴隸，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這詩是吳新榮所寫的，從歌詞中的「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可見其「企盼祖國，希望國軍快快來到」的情愫，溢於言表。但是高興之餘，對於前途，多數人卻是茫然不知，因為祖國何時到台，尚在未定之中。

在不安中等待政府接收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在高興之餘，也有一種不安的情緒，例如原來的公職或教育界人員就有失業的憂慮，他們擔心政府接收後，不會繼續錄用他們。吳新榮記述「8月15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不安，和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需要再努力、勉勵。」這種不安的心情，可以說相當普遍，吳新榮觀察他的朋友，幾乎每個人都有這種心情，可見當時台灣人處在一種又期盼，又憂慮的雙重矛盾中。

9月5日，台灣人紛紛傳說，中國政府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儀已經到了陽明山，副主席謝春木也到了霧峰，此謠言9天後證實是假的。日後事實證明，陳儀的正式職稱是行政長官，也未設置副主席，因此謝春木當然沒有就任該職。

9月11日，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曲譜傳入寶島，而且開始傳唱，但是有人一邊唱，一邊懷疑是黨歌之誤，因為歌詞裡頭有「吾黨」兩個字。

9月中旬在台南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台中也成立了「台中歡迎籌備會」，熱烈準備歡迎國民政府到台灣。9月23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南分團籌備處成立，不少熱心青年紛紛參加。

10月4日各地傳說中蘇開戰，或是美蘇開戰，以及蘇軍已經包圍北平、美蘇兩軍在朝鮮衝突等，有識之士擔心台灣尚未來接收，若中國再對外作戰，「此是吾人最憂慮之所在」。蓋恐怕台灣地位有所變化。

台灣人自主維持治安

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尚未到台灣之時，由於處於無政府狀態，台灣人憂慮治安惡化，8月17日，開始籌組治安之事，台中士紳陳炘與林獻堂、黃朝清、林衡權等籌商治安問題，計畫成立一治安維持會。此日距投降才三天。20日，林獻堂與許丙、藍國城到台北，拜訪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提出治安問題，安藤表示會繼續負責治安，但移交時或不免發生枝節，那時尚請協助等語。

綜觀在國民政府尚未到台之時，各地方有一些小摩擦，如賭博、毆打警察及役場職員等，不過並不嚴重，基本上治安是非常良好的，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人奉公守法，並且具有高度自制能力，同時也顯示他們安心等待國民政府的到來。

到南京欲參加受降典禮

日本投降後，其對中國的受降儀式，於1945年的9月9日上午9點在南京舉行，典禮由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主持，地點在陸軍總部大禮堂，日本方面由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向何上將呈遞降書。至此八年抗戰正式結束。這一天神聖的受降儀式，原本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樑等六人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之命要參加的，他們8月31日從台灣飛抵上海，9月8日到達南京，準備第二天參加受降典禮，但臨時接到日本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的通知說，不必參加典禮，而林獻堂竟然沒有爭取，造成遺憾。

次日，何應欽問林獻堂為何沒有參加受降典禮，何應欽隨後把受降書給林獻堂看，又引導林獻堂參觀受降場地，向他說明受降情況。由於何應欽的熱心，總算多多少少彌補了台灣人未能親身參與受降典禮的遺憾。

熱烈歡迎陳儀蒞台

10月10日，台灣人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國慶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辦，會眾有2千多人，可以說是盛況空前，此時行政長官陳儀尚未到台灣呢。到了24日，台灣人確知陳儀將在次日抵達台北主政，滿街貼標語，吳新榮高興得「張燈結彩，奉告祖先」、「齋身沐浴，清淨我們的心情」、「燒香報告祖先」。這種情形不獨他一人而已，是普遍存在於台灣民眾之間的。24日下午，陳儀一行人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熱情的民眾與士紳到機場歡迎。10月25日，台灣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下午召開全台光復慶祝大會，由林獻堂擔任主席，致開會辭，氣氛熱烈，盛況空前。自此日起，台灣不再是無政府狀態了，台灣人對迎接新生活充滿期待。

有關1945年10月25日這第一個「台灣光復日」的詳情，筆者在《觀察》雜誌2014年10月號寫過一篇專文介紹，請讀者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五大要點，可以看出自日本投降至台灣受降的兩個月又十天的日子裡，台灣這塊土地的諸多情況。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抗戰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脫離日本重返中國70年的今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謹以本文來紀念。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落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撰寫的名篇，記述了他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見證日本戰敗，向盟軍投降的歷史時刻。

朱啟平報導日本9.2投降

朱啟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當他得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的準備工作將由盟軍統帥麥克亞瑟負責時，就搭乘美軍軍艦趕到東京灣，為見證這一歷史事件做好準備。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朱啟平站在20釐米口徑機關炮上臨時搭起來的木台上，距離簽字桌約兩三丈遠。簽字的地方在戰艦右側將領指揮室外的上層甲板上。用來簽字的桌子，原來準備向英國艦艇「喬治五世」號借張古色古香的木案，因為太小，臨時換成士官室一張吃飯用的長方桌子，上面鋪著綠呢台布，擺放了四五個擴音器。桌子靠裡面是盟軍簽字代表團站立的地方，靠外面的留給日本代表。桌前站立著包括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在內的各國將領。桌子後面架起一個小平台，為拍攝電影和拍攝照片的攝影記者們提供方便。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緊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水兵樂隊和陸戰隊、榮譽儀仗隊整齊排列，煞是精神。

只聽麥克阿瑟向日本代表團大聲說道：「我現在命令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日本降使外務大臣重光葵走近簽字桌，把帽子放在桌上，仔細閱讀投降書，過了大約一分鐘，才在兩份投降書上簽字。 日本侵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隨即簽字。麥克阿瑟繼續宣布：「盟國最高統帥現在代表和日本作戰各國簽字」，並邀請魏銳德將軍和潘西藩將軍陪同簽字。簽完字後，他回到擴音器前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現在簽字。」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步出行列，並請海爾賽將軍和西門將軍陪同簽字。接著，中國代表徐永昌走到桌前莊嚴簽字。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依次簽字。整個儀式結束時，正是9時18分。朱啟平不禁想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製造事端，進而侵占了中國的東北；1933年，強迫與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的時間恰巧也是「9時18分」。14年過去了，日本侵略者竟然也是在這一時刻，在東京灣向盟軍投降。中國人民經過頑強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朱啟平在採訪結束之後，和《大公報》的同仁黎秀石合影留念後，馬上奮筆疾書，完成了這篇通訊〈落日〉。在《大公報》刊出後，獲得讀者的熱烈歡迎，爭相閱讀，洛陽紙貴。他文中發出的「深感到日本目前的投降是臨時的休戰，盟國對日必須嚴厲公正，以永絕戰禍，中國對日尤須謹防萬一」呼籲，給讀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為該文贏得「狀元之作」的美譽，並被大學新聞系列為經典教材。

黎秀石訪問了徐永昌

與朱啟平同在這一歷史現場的《大公報》記者，名叫黎秀石。當天上午7時30分，黎秀石沿著舷梯走上「密蘇里」號，8時15分，中國受降的全權代表、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率領著隨從5人走上舉行受降儀式的甲板。8時45分，主持受降儀式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到甲板上與各國代表站在一起。8時53分，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營前來求降。9時整，黎秀石站在距離簽字桌大約5丈遠的第二層甲板上，居高臨下，目睹了日本簽降儀式，並用照相機拍下了這一場面。

儀式剛結束，黎秀石在第一時間採訪了徐永昌將軍，請其發表接受日本投降的感受。徐將軍沉思一會兒，一字一句地說道：「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位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都可以回想一下過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訴它有錯誤，它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錯誤而懺悔。」 他請徐將軍進一步說明「懺悔」的含義。徐將軍搖了搖頭，不願再說下去。採訪結束之後，他寫了多篇文章。其中既有訪問徐永昌將軍的新聞，又有〈懲前毖後〉、〈日本人在想些什麼？〉等文，還有新聞照片。9月4日，《大公報》刊登了他的文章，只可惜照片因紙張問題無法刊登，但是廣大讀者通過他的文字，瞭解了這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幕。

實際上，黎秀石比朱啟平到日本還早。8月27日，作為隨軍記者，他從東京登陸，成為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第一個到日本採訪的中國記者。在東京，他所見到的隨處都是殘垣斷壁，一到晚上，四面漆黑一團，街上空無一人，死氣沉沉。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導，形成評論。他對日本的學生、旅店店員、報館記者、技術人員、教師及家庭主婦進行了大量的採訪，瞭解他們對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看法。當問及東條英機是民族英雄還是戰犯的時候，被訪者常常回答說：東條英機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戰犯。在回答東條英機是否有錯誤時，多數被訪者以「東條英機沒有準備好」做答。顯然，透過他所提出的問題，可以看出黎秀石要尋找戰爭爆發的根源。9月9日，他撰寫的〈東京死寂之夜〉發表後，又來到香港，採訪撰寫日本侵略軍向中國、英國港九地區軍隊投降的重要新聞。

張鴻增、曹世瑛、李純青

此外，《大公報》記者張鴻增先由重慶飛到湖南芷江，又趕到南京，記述了日本侵略軍簽署投降書的整個過程，名為〈日軍簽降一幕〉。他寫到日本駐華派遣總司令岡村寧次在9月9日上午8時52分默默地來到投降簽字的會場──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接受日軍投降的何應欽上將、蕭毅肅中將等五人及中國與盟國的觀禮代表，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中外新聞記者都早已等候在那裡。8時58分，何應欽讓岡村寧次呈出身分證明文件，檢視後，把預備好的日本投降書，經蕭毅肅中將交給岡村寧次。岡村寧次起立鞠躬，讀完投降書後，代表中國戰區及皖南百萬日軍在投降書上用毛筆簽了字，然後由參謀長小林淺太郎呈給何應欽。當岡村寧次按照何應欽的安排悄悄離去後，何應欽在廣播中把千百萬軍民經過八年苦戰，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勝利消息報告給全國同胞和世界人民。話音剛落，掌聲四起。通過張鴻增的筆，讀者們獲得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受。

來自天津的《大公報》記者曹世瑛及時地報導了天津、北平日本侵略軍受降，遣送日僑等的新聞。

祖籍台灣的《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在10月奉派採訪台灣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新聞，急忙趕回家，想見久別的父親。沒想到，父親在他到達台北的那天早上溘然逝世。於是，他化悲痛為力量，盡力完成使命，撰寫出一系列的新聞特寫、通訊。1946年1月31日，《大公報》連載他的〈台灣訪問記〉系列。

《大公報》人在日本戰敗投降的一個個新聞現場，見證了落日的重要時刻，也為後人瞭解70年前發生的這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訊息。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去年底九合一選舉全台政治版圖大幅變動後，各黨各派開始注意青年世代，如今正值暑假期間，許多政黨趁機展開招募實習生的活動。

國民黨手腳太慢

不久前在網路上看到國民黨「終於」開始招募實習生，招募啟事上表明，希望能夠藉此為國民黨注入年輕人的新思維及新力量，並讓國民黨產生更好的「質變」，不過，算算時間，是否已經太慢了？

對國民黨來說，招募實習生可說是一大創舉，不過距離明年初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能否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備受外界關注，若是無法即時展現成效，恐怕還是難以掃除外界對於國民黨是「老人黨」的印象。

洪秀柱陣營特別找來了青年團前團長徐巧芯，以及國民黨立委紀國棟的前助理李昶志加入發言人團隊，企圖為自己的團隊注入年輕人的新思維。不過，馬英九也曾在競選團隊及執政團隊中借重來自青年團的殷瑋，卻似乎並未贏得青年團體的支持。反觀對手民進黨陣營不但儲備青年人才，磨練時間也相對較久。

民進黨善用青年力量

民進黨自2012年就設立青年實習計畫，青年經錄取後，就能進入黨中央實習，黨部另外還安排他們去相關的NGO實習，獵取青年人才可謂出盡奇招，隔年推出的實習活動，更直接表明就是在徵選青年儲備幹部。這使得民進黨能快速建立起青年勢力的網路，對內可以注入新血，對外可以幫助與自己相關的外圍組織壯大勢力，如此一來，在相關議題與執政黨有不同立場的時候，就能以所謂的「公民團體」、「學生社團」等名義發聲聲援自己。

去年的服貿之亂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當時除有學生團體外，民進黨舊有的外圍組織，包括公民團體及各種NGO也進場聲援，並參與決策，當中多位重量級幹部被揭發曾在民進黨的相關組織裡實習過，例如：學運靈魂人物之一的魏揚就是小英基金會的實習生，並曾配至黨籍立委姚文智的辦公室實習。

近來民進黨更直接將手伸入校園，說課綱應該要公正客觀，而他們所謂的公正客觀，正是透過他們口中的合法來鼓吹台獨，結果一群慘遭洗腦的學生天天上街胡鬧還不打緊，在最近一次的行動裡，更衝撞國教署的鐵門，多名學生趁勢闖入。

如此有系統的宣傳及策劃，遭人質疑有政黨在背後操作，果不其然，就有學生在「反黑箱課綱北區」的臉書社團，上傳向民進黨請款的相關單據，而後民進黨發言人也坦承他們確實提供了物質上的協助，民進黨操作青年的心機不言而喻。

青年人才必須長期培養

在民進黨極力高呼「黨、政、軍必須退出校園」的口號下，國民黨與學生間的聯繫幾乎通通斷掉，任何在校園舉辦的活動都被指稱為「將黑手伸進校園」，連一些攸關教育政策的活動也被扭曲為「洗腦」。但民進黨則大辣辣地招收有給薪的黨務實習，將黨的理念注入其中，讓他們在校園內發出影響力，而成效也的確不錯。

這也造就了近幾年來，一旦有社會爭議爆發時，民進黨的外圍公民及青年團體就會立刻出來聲援。藉由這種中性的團體名稱來代替政黨直接露面，不但能假借公正客觀來說服民眾，如爆發不當行為時，也可以撇清責任。

國民黨在面對爭議時則總是孤軍奮戰，等不到青年學子的聲援，這被認為是國民黨的致命傷，如今國民黨終於開始招募實習生，縱使手腳太慢，但總比永遠不開始的好。

在2016大選中，青年形象或許的確能為國民黨加分，不過實際成效如何仍待觀察，畢竟培養人才這種事情不是短時間能夠達成的，中長期效益才更為重要，而兩年半後的地方選舉，將是國民黨青年實習政策第一次真正的成果發表大會。

究竟何謂「本土派」？真是台灣政壇的超級大哉問！十幾年來，「本土派」、「本土化」、「本土政權」……，各種各樣用「本土」拼裝的名詞不勝枚舉、氾濫一片。這樣一個缺乏明確定義的概念，竟能在台灣的政媒圈裡招搖過市如此之久，也算是一種台灣的「政治奇蹟」。

定義不明竟無人質疑

最近，又出現一熱門詞，叫作「國民黨本土派」。這一串六個字的組合，自洪秀柱通過國民黨初選民調後，便屢屢躍上報端，整天質疑洪秀柱、反對洪秀柱，個個砲聲隆隆，展現從未見過的強大「戰力」。

媒體報導，也都理所當然地這麼寫，幾乎沒人質疑：「本土派」到底是個什麼玩意？為什麼這些人是「本土派」，別人就不是「本土派」？

這個問題在我心裡，其實已埋藏多年了。從第一天聽到「本土派」這個詞，我就一直很想找出它的定義。

今天，我就打破砂鍋問到底！

印象中最鮮明的一次，是2010年五都選舉，高雄市長陳菊上鄭弘儀的電視專訪，從頭到尾就在強調「這是一場本土政權捍衛戰」、「捍衛本土，票投陳菊」，那時我的反應就是：奇怪了，為什麼只有妳陳菊才是本土？後來翻舊新聞，才知道2006年、還是陳水扁當總統時的那次市長選舉，陳菊就已經用這一套，什麼「高雄失守……危及阿扁總統的本土政權」云云。直到去年九合一大選，邁入第四任的陳菊市長，使出的招式沒有別的，還是這一招。

本土定義由獨派壟斷

最早聽到「本土派」這詞，出自李登輝之口，而且說的正是「國民黨本土派」六個字。2001年，台灣團結聯盟（台聯）成立，其精神領袖李登輝便稱，台聯是以「本土化」為訴求，結合國民黨本土派及其他非民進黨的本土力量。

到了2002年，教科書史觀的問題開始浮出檯面，當時除了李登輝操控的台聯，更有同樣號稱「本土」社團的北社，批評時任教育部長的曾志朗必須下台，因為他不夠「本土化」，支持大陸使用的漢語拼音，而且未積極「調整」教科書，將台灣置於大中華底下的架構。一時之間，「本土」就像台灣不可置疑的神主牌，此後更是愈吹愈高，愈來愈「神」了。

今年5月，李登輝在台聯募款餐會上發表講話，猶如替「本土」的定義做了總結。他說，「本土」就是台灣國家認同，自從2004年總統大選以後，台灣主體意識抬頭，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才能取得台灣的政權。他努力的目標，就是使今後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朝野兩黨都是認同台灣國的「本土兩政黨」。

由此可見，只有和中國完全切割、認同台灣另成一個國家，才能稱得上「本土」。像我這樣在台灣出生的本省人，老家台南鄉下，成長於台北老社區艋舺，在同齡的年輕人裡罕見地熟悉台灣民俗掌故，只因我不認同李登輝的那套，不認同台獨，就不算「本土」。

事實上，「本土」相對於「外來」，在一些人口中，當然隱含了省籍情結，但更深層地說，在經過2004年李登輝、陳水扁聯手宣傳的「正名制憲」後，「本土」的概念已等同政治的台獨及文化的去中國化。

我曾有一個外省三代的同學，認為「認同台灣」的講法是一種進步，至少不再用省籍區隔，但他卻忽略了，「認同台灣」的定義只掌握在以李登輝為首的獨派手上，不認同李登輝路線，就是不認同台灣、不認同本土、不愛台灣。

牆頭草就低調一點吧

一個人關懷自己腳下的土地，誰會說不？但是，如何關懷才是為台灣好，在民主社會本應可以討論，何以非得違憲，將兩岸說成「一邊一國」才是本土？一定要認同日本殖民者的「戰敗」觀點，才是「台灣主體意識」？

洪秀柱參選，直接挑戰這種台獨民粹式的論述，結果就引來「國民黨本土派」跳腳。其實，如果是因為認同李登輝路線，無法接受洪秀柱，大可公開做路線辯論，也算是君子之爭。最令人不齒的，是這些自稱「國民黨本土派」的人攻擊洪秀柱的理由，竟是她偏離「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黨綱。試問：你們真那麼擁護國民黨的黨綱嗎？你們替「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宣傳、辯護了什麼？黨綱裡還有包含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連胡五項願景」，你們支不支持？

在此呼籲這些「國民黨本土派」們，如你們認同李登輝路線，乾脆直接退黨，看要到台聯，還是哪裡。如根本沒有信仰，只看利益，就少扯什麼「本土」，牆頭草應該低調點吧！

（作者係青年政治工作者）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38年生於台北縣中和，1957年自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外文系，與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1962年留學美國，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碩士。

1966年與丈夫前往中國大陸，1973年舉家移居香港，開始將在大陸的耳聞目睹寫成短篇小說，陸續在香港《明報》發表。1974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完成短篇小說集《尹縣長》，1976年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被譽為「傷痕文學」之始。1979年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之聘，移居美國舊金山。1989年創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並當選首任會長。1995年回台定居，先後出任中央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及台灣大學的駐校作家，南投縣首任駐縣作家(2000)、著作權人協會祕書長(2001-2004)、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2006-2007)。現為晚晴協會、荒野保護協會、銀髮族協會的終身義工。

陳若曦著有《尹縣長》、《慧心蓮》、《突圍》、《完美丈夫的秘密》等小說集，《我鄉與她鄉》、《生活隨筆》等散文集，共計40多本，2008年出版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曾獲中山文藝獎、《聯合報》小說特別獎、吳三連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獎、第15屆國家文藝獎(2011)。其作品被譯為英、德、日、法、挪威等多國文字。

問：您在將近60年前就開始寫作，而且成績斐然，請問您是否當時就決定要成為怎麼樣的作家？

答：我開始寫作時才19歲。當時我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接觸了很多歐美文學作品，很自然地就拿起筆來寫小說。我也跟同班同學一起創辦了《現代文學》，並擔任該雜誌的編輯，引進、翻譯了不少介紹歐美思潮與現代主義的文章，我就以當時流行的意識流書寫方式寫了〈巴里的旅程〉，發表後，我的同學都說看不懂我在寫什麼，我當下決定改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寫作。之後，我以最白話的文字，以自己熟悉的人物、背景為題材，寫下〈辛莊〉，沒想到，台大法文老師黎烈文看了該文，立刻叫他法文班的學生洪智惠（歐陽子）「轉告陳秀美繼續努力」。我當時受到很大的鼓勵。從此決定要以文學反應生活，也開始研究起自己成長環境中熟悉的小人物與鄉土故事，並試著用小說去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

問：文學評論家葉維廉把妳的小說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大學時代的作品；第二時期則是《尹縣長》系列小說，而且兩者風格迥異，您同意這樣的分法嗎？

答：我同意年輕時發表的作品，與從大陸出來後的小說在內容上很不一樣，但寫作方式其實改變不大，只是所寫的背景故事、人物不一樣了。

除了在大學時的領悟，我也受到海明威的影響。他說，要用大家看得懂的語文字寫作，能少寫一個字，就不要多寫一個字。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的小說都很簡潔，絕不寫沒有必要的話。

當然，那樣的分段方式，也是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從1962年離開台灣後就停筆了，其實我在美國發表過英文小說，我的碩士論文也是英文小說，是以我在華西街賣蛇的姑姑的遭遇作為故事背景。如果我繼續留在美國，大概會走上以英文寫小說的路，林語堂、張愛玲都在美國出版過英文小說，有一位韓國作家在美國也有不錯的表現。

問：您的作品相當寫實，所以有人稱您的小說是報導文學，您同意嗎？

答：我不認為我的小說是報導文學，因為報導文學需要交代一件事情的真實時間、地點、人物及經過情形，我則是抽取一件事件的精華，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想像，創作出一篇篇小說。我寫作不想無的放矢，也不僅為表現文字之美，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訊息或啟發。由於寫出來的與原來的故事並不完全相同，所以不是報導文學。

問：您的一生都很精采，其中又以您1966年和丈夫前往大陸定居，七年後又離開大陸這一段特別傳奇，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去，七年後又為什麼離開？

答：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11歲的我，親眼看到官兵在街上抓人，所以當父親告訴我不要碰政治，我一口答應。沒想到不想管政治的我，卻免不了受到政治的影響。

在留學美國時，我與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段世堯結婚。我們都不希望畢業後留在美國為外國人做事。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沒有區別，尤其台灣還在戒嚴時期，1950年代又發生白色恐怖事件，大陸就成為我們學成報效國家的唯一選擇。同時，我們當時都很嚮往社會主義理想，我們看了很多相關書籍，也與對左派理論有研究的人反覆討論。當然，我一向是個實踐派，想到什麼就會付諸於行動，也就覺得去大陸是理所當然的事。也因此，雖然在大陸的七年經歷了不少事，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是一個隨遇而安，生活簡單，沒有太多物質慾望的人，而且去之前就有心理準備，所以物質條件從來不是問題。只是回去時，大陸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政治氣氛變得緊張，人與人之間也開始有距離，我先生及兒子講話又很直率，我擔心遲早會被調查，也擔心如果不離開孩子日後會恨我們。我相信如果不是在文革期間去大陸，應該不會再出來，但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我不後悔去，也不後悔離開。反正，無論在哪裡，我都是中國人。

問：在大陸定居七年的經歷，對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我在大陸七年，可以說一事無成。1969年任教於南京市河海大學，也是陪著誤人子弟。想來想去，只有一點，那就是多認識了自己的同胞。以前，我做為中國人好像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真正認識自己的同胞，也比較瞭解他們在想什麼。

可以說，那段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和文學題材，對我日後的創作影響很大。我1973年羈留香港期間，經常懷念在大陸的朋友，就忍不住動筆，寫出《尹縣長》、《耿爾在北京》一系列描述大陸在文革時期的小說。我是以某個事件或真實經驗作為背景，再把人物放進去，配上一個合情合理的情節，我認為這樣就夠了，怎麼解讀是讀者的事。我也認為，那段經歷讓我對兩岸的政經變化見怪不怪，有一種老神在在的篤定感。

問：您在1980年曾因美麗島事件，帶著一份27位留美作家、學者簽署的請願書回台灣面見蔣經國總統，請問您當時是基於怎麼樣的心情做這件事？

答：1979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海外的作家都很焦急，聶華苓打電話給我，要我返台向蔣經國求情。我怕我人微言輕，就糾集了許倬雲、李遠哲、李歐梵、張系國、杜維明、鄭愁予、楊牧、歐陽子、葉維廉、田弘茂、白先勇等27位海外學者及作家，共同聯署了一封給蔣經國的陳情信，呼籲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要軍法審判。

1980年1月8日，我帶著這一封信飛回睽別18年的台灣，求見蔣經國。我在台期間兩度見到蔣經國，他當時已是病魔纏身的老人，但言辭謙和，平易近人。我表達了海外學人對此事件的憂心，也為高雄事件民運人士求情。第二次見面時，他向我承諾一切會依法處理，並表示「哪怕是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我認為他能有這個心就值得肯定。

當年會做這件事，主要是因為台灣是我從小長大的故鄉，我卻沒有為台灣做過任何事，我想盡一份心力。也就是那次返台，我發現台灣的變化很大，一切恍如隔世，卻又那麼熟悉，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回台定居，但這個計畫一直拖到1995年才實現。

問：您1995年回到台灣定居時已57歲了，請問您當時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嗎？

答：在我遷居美國加州舊金山後，我跟家人過得還不錯，尤其1980年代開始我經常接待兩岸的作家，不少人住過我家，當時還有人戲稱我家是「陳若曦旅館」。但我總覺得美國不是我的家，因此回台定居的心從來沒改變過。

我1995年閏八月回到台灣。我記得回來前，舊金山不少朋友看了《1995閏八月》那本書，都憂心大陸會「武力犯台」，我回來看台灣一點事都沒有。

台灣是我的家鄉，我完全沒有適應的問題。我教書、寫作、旅行、演講，擔任駐校作家，加入晚晴協會、婦女寫作協會和銀髮族協會，也參與環境保護運動，日子過得很充實。只是，先生不願回台定居，我只好主動提出離婚，好讓他在中老年時再找一個伴。我跟他曾經共患難，卻不能白頭偕老，的確有些遺憾，不過分手對兩個人都比較好，我並不後悔。

問：您從1980年代後就經常到大陸開會、旅遊，您感覺這30年來大陸有哪些變化？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改進？

答：過去30多年中，我經常去大陸開會、旅遊，每一次去，我都看到大陸的進步。我接觸最多的是大陸的作家及藝文界人士。1980年代我在美國接待過他們，到了北京也多半是我請他們吃飯。2000年後他們所有人都告訴我「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他們都要請我吃飯。從這個小例子就可以看出，大陸的生活環境大獲改善。而且，從我多次與大陸導遊及民眾的交談中，我發現大陸一年比一年開放。

當然可以改進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我遊覽張家界時，在風景最好的地方，看到一個超大型的賀龍騎在馬上的銅像，我回台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那個銅像破壞了風景原貌，很煞風景。這一篇文章發表後，那個主辦單位就不再請我了，但我是實話實說呀。

問：請問您怎麼看待台灣有些年輕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您認為台灣民眾應該如何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前途？

答：台灣的民主已變成民粹了，社會上充斥著「反中」的極端主義，政治人物又亂開支票，以政策買票，令人憂心。如把台灣的民粹搬到大陸去，那一定會把大陸弄得一榻糊塗。

我認為台灣年輕人的中國意識愈來愈淡，有兩層因素，一是客觀事實，台海兩岸隔離的時間太長了。另一層因素則是台獨份子大肆宣傳台獨理念，民進黨為了選票、得到政權，不擇手段地任意抹黑。當然，國民黨也要負責，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不善用時機修改教科書，扭轉年輕人的國家認同，他還特別推崇日本人八田與一，難道他不知道清朝時期台灣已有水利建設？他這樣做簡直是拍日本人馬屁，也造成上行下效的後果。或許我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民族意識特別強烈。

不管台灣人怎麼想，都沒辦法改變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我常說，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國家則是中國，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兩岸關係愈來愈密切，台灣在經濟上又不得不依賴大陸。我真希望兩岸雙方都能互讓一步，尤其大陸方面可以再大氣一點，譬如改稱「中國」。

我很支持「一國兩制」，因為台灣人普遍希望維持現狀，我相信「一國兩制」能讓台灣人擁有民族的尊嚴，又能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透過自身的軟實力，深化大陸的政治改革。

問：您的小說總是幫女性講話，您自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您認為現代女性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才能活得自在？

答：我年輕時會選擇以「陳若曦」這樣一個中性的名字為筆名，為的就是打破性別的不平等，為女人說話。我回台後加入晚晴協會，是它的終身義工。

我的母親從小就告訴我教育能改變女人的命運。我看到上一代女人不僅忍受被遺棄之苦，連遭受丈夫的暴力也不敢求去，真是可憐。教育為現代女人開啟了就業之門，而經濟自立又提升了人格的獨立和尊嚴。當然有不少高學歷的女性在結婚、有了小孩後就放棄了工作，一旦碰到先生外遇和家庭暴力時，還是會擔心離婚後如何養活自己及小孩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女人保持經濟獨立最為重要。另外，台灣還要加強兩性平等教育，才能真正成為兩性和諧的社會。

問：作為一個文化人，您怎麼看台灣的文學？您認為傳承中華文化可以促進兩岸融合嗎？

答：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必須承認，過去半個世紀，台灣文學受到西方及日本的影響，在文風上有一定的特色。我不贊成台灣作家在作品中夾雜太多台語，畢竟文學作品是要讓大家都看得懂。中國有50多個少數民族，但凡用中文寫作者都應該採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書寫方式。

這幾年大陸很重視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習近平本人也多次表達他對中華文化的看法。這點我很同意，因為只有文化強的國家，才能算是強國。我希望國家領導人能尊重文化專業，多聽取文化人的意見。

至於如何讓文化拉近兩岸人民的距離，很可惜台灣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對於中華文化傳統也比以前淡薄了，現在談兩岸共同復興中華文化，有一點遲，但晚做總比不做好，只是應該要想出一套細緻、全面，又不流於形式的作法，才能產生功效。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停止寫作，現在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哪些方面? 您以為人在面對老年時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態度？

答：我2000年出版《慧心蓮》後就不再寫小說，主要是一坐下來就脊椎痛。這個毛病後來雖經開刀改善了，但我已不想再寫，2008年回憶錄出版後我更幾乎封筆了。我現在除偶而準備演講稿外，寫作對我而言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只在老人福利上盡心盡力。

我現在過著「減法」的生活。住的房子是租來的，生活非常簡單。我希望以後能搬到老人中心去住，連買菜、做飯都可以省了。

我目前擔任婦女寫作協會副理事長，並負責銀髮族協會的藝文工作。這兩個協會旨在豐富婦女和老年人的生活，我號召他們要自尊、自強、自足、自娛。我經常為銀髮族協會成員安排不同的節目，有時聽音樂會，有時喝下午茶，有時體育鍛練，活動滿豐富的。我也是荒野保護協會的終身會員，曾在大安森林公園作志工導遊。

我認為人到老年有三件事情最重要，一是身體健康，二是經濟獨立，三是有老伴或老友。有了這三樣，就可以享受人生了。

7月14日，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國及歐盟與伊朗正式就解決核問題達成協議，為延續了13年的伊朗核問題談判劃下句點，媒體使用「歷史性」來形容談判的成果。

伊核協議是妥協的產物

該協議長達100餘頁，主要重點如下：伊朗重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尋求、開發和獲得任何核武器；落實全面協議將使伊朗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相關決定下完全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力，伊朗核計畫將與該條約其他簽約國受到同樣對待；伊朗會把離心機的數量削減三分之二，從約1.9萬台減少至6,104台；國際社會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再持續5年；國際原子能機構人員可在24天內進入伊朗境內被認為可疑的地點；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實伊朗核計畫的和平性質後，聯合國、美國及歐盟將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如果伊朗方面違反協議，相關制裁將在65天內恢復；伊朗有權對國際查核人員的查核提出異議，由伊朗和六國人員組成的仲裁機構做出裁定；伊朗阿拉克重水反應堆可重建，但僅用於和平目的。

從以上要點看來，伊核協議主要是美伊雙方相互妥協的結果。伊朗外長札里夫稱「這是雙贏的解決方案」。歐巴馬7月15日稱，「若無核協議，伊朗的核計畫將沒有限制，伊朗可能會更接近造出核彈。我們面臨在中東地區出現更多戰爭的風險。」

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可看出，短期的軍事行動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長期的軍事介入也可能徒勞無功，而且已經招致美國人民的反對。況且轟炸只能摧毀有形的具體設施，無法抹掉伊朗已經取得的核科技知識和能力。因此，通過外交途徑談判便成為唯一的選擇，伊核協議可望消除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衝突隱患。除美國外，其他四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德國及歐盟都共同參與了談判，這表明今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無法一國獨霸，而必須與其他大國共治。

中東權力平衡將改變

制裁給伊朗老百姓帶來巨大痛苦，伊朗長期都在尋求如何擺脫孤立的困境，因此，它願意犧牲一部分核權力，換取經濟不再被封鎖，讓自己重新融入世界。2013年羅哈尼當選伊朗總統後，在最高領導哈米尼的支持下改弦更張，展開了與六國加歐盟的新一輪會談。伊核協議達成後，伊朗作為核國家的地位合法化，但是伊朗濃縮鈾製造核彈的能力在10年到15年內將受到嚴格的限制，換來的是解除制裁和重返國際政治舞台。一般分析認為，伊朗未來將更強大，也將更開放，重新加入國際社會會讓伊朗更為繁榮昌盛，隨著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擴大，溫和路線會占上風。

伊核協議也將影響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伊朗與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都是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支點國家，在地區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因受國際制裁的影響，伊朗的大國地位長期未受到重視。事實證明，在維護伊拉克局勢穩定，打擊伊斯蘭國組織，解決葉門問題、敘利亞內戰和推進中東和平進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伊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西方制裁解除後，伊朗可借機鞏固這些地緣政治的成果，逐步擴大地區影響力。今後美國支持及依賴以色列的力度可能將降低，對沙烏地阿拉伯亦復如是。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格局會發生變化。

美伊數十年的敵對使雙方都面臨國內主張強硬路線人士的質疑。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18日表示，伊核協議「不會改變」伊朗對「傲慢」美國的立場，不會改變對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以及對葉門、巴林「受壓迫人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伊朗人民則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一場勝利，但軍方尤其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對查核機制有疑慮，認為會侵犯伊朗主權。再過7個月伊朗就要舉行國會選舉，選舉結果將反應民意。

協議成為外交協商範例

由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有60天的時間來審議伊核協議。歐巴馬在7月15日的記者會上呼籲國會給予支持。共和黨人，尤其是有意爭取下一任總統提名者，則迫不及待地抨擊協議，他們表示將投否決票。歐巴馬也表示，如果國會投票反對，他將動用總統的否決權，但如果參議院有13個民主黨籍參議員「叛黨」，就能夠讓共和黨取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使歐巴馬的否決無效。傑布‧布希認為協議不是外交的產品，而是綏靖姑息的結果。希拉蕊則改變過去鷹派的立場，表明伊核協議是阻止伊朗實現核野心的重要一步。伊核協議能否在美國國會順利通過，尚在未定之天。

不過，伊核協議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以政治協商解決重大爭端的榜樣，值得今後處理其他國際熱點問題借鑒。伊核協議也是未來新興工業國應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範例。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