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確定只有洪秀柱通過連署，但各方徵召流言依然不斷，事情尚未最後底定。
民主？還是徵召？
台灣在最近十多年來，出現一種逐漸增強的反權威的民心傾向，到最近兩年達到有史以來的高潮，箇中原因複雜萬端，朝野皆有責任，這絕對不是正常健康的現象，但著實是任何政黨不可迴避繞過的現實。在此大環境中，國民黨若是不遵守自己行之有年的黨內初選制度，還動輒要搬出本質封建的「徵召」把戲，恐怕正好會撞到這股反權威潮流的槍口上，敗下陣來。而且，徵召必將由有權威者做選擇，權威者的選擇難免有私心，而這私心之愛也必然會引起黨內不平，人氣更加渙散，一敗塗地，難以善終。
只有公正貫徹黨內已行之有年的初選制度，才可以讓人肯定國民黨的民主性質，將反權威潮流對國民黨的衝擊降到最低。洪秀柱固然客觀資望不足，朱立倫、馬英九、吳敦義、王金平等應立即站出來力挺到底，尊重候選人擬定的戰略，全力輔選，如此才能贏得人民的尊敬，凝聚人心，縱使不幸落敗，人氣不亂，異日猶有厚望。
總的來說，這次對國民黨而言，選拔方法與程序比人選更重要，民主公正的制度更具備長遠的戰略價值。假使國民黨是民主政黨，依照民主政治的實務與原理原則，洪秀柱應該確定勝出被提名。民調靠不住，現在好，不表示未來就好。如果民調那麼靠得住，1992年的柯林頓、2008年的歐巴馬、2014年的柯文哲、鄭文燦、林智堅，都不該當選。
徵召陰魂不散
4月8日，在國民黨初選開始領表前一周，第19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69次會議通過了違反黨章的〈中國國民黨第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總統候選人提名作業要點〉。僅就名稱即可看出，這個〈提名作業要點〉只適用於這一次，顯示國民黨把應該有長遠規劃的重大制度「特殊事件化」，恰恰破壞了國民黨處於今日之勢最該具備的戰略價值，殊為不智！國民黨高層應該像偷偷地「關門暗搓」產出此〈提名作業要點〉一樣，以不動聲色、不驚動他人的方式，將此違反黨章的〈提名作業要點〉偷偷做掉，別再嚷嚷什麼30%、防磚條款、協調或徵召了，小心搬磚砸腳。
洪秀柱與蔡英文可以一搏
誰都知道，2016年一戰國民黨在目前的形勢上敗面居大，要做好心理準備，善勝者固然令人景仰，但善敗者更能見其偉大不凡。國民黨至少要能做到，縱然敗選，但人氣不散，猶有厚望。洪秀柱應有此能耐。其近兩三個月表現已有可觀，敢戰與能戰自不待言，氣勢與論述已在順利發展之中，以此觀之，後勁可期，與小英必可一搏，保證精彩。不論勝敗，人氣仍在。
國民黨領導人與支持者要清楚地認知到，這次的對手是個女性。或許有人會說，上回也是個女性，還是同一個女性！一點兒沒錯，但此一時，彼一時，上次兩人背景、性格與作風高度一致或類似，已難分性別，因此性別不是差異的重點；同時，馬總統競選連任，有執政優勢，大家對阿扁的爛政記憶猶新。這回可不同，國民黨內找不到一個和小英背景、性格與作風類似者，這時性別可能產生較明顯的作用，何況，大家對馬英九的不滿猶在承受中。國民黨此次若推出一位男性候選人，小英的女性優勢就會被凸顯加強，不可不慎重考慮。
面對小英，國民黨內所有看得見的男性都有可以被揪不完的話柄。唯獨在洪秀柱面前她的形勢會翻轉，抓不到洪秀柱的任何話題，反倒是洪秀柱可以輕易地抓住蔡英文不少的話題或甚至把柄，居高臨下，以逸待勞。
何況，洪秀柱貧困家庭出身，為白色恐怖受難家屬，潑辣敢嗆，正符合反權威潮流的調性，與小英對陣處在戰略優勢的地位，焉知不能高屋建瓴，痛拔「空心菜」，勝利成功？此外，洪秀柱與黨內各方關係良好，適合團結各方，可以串起各個集合，形成黨內最大的「聯集」，比除法應用的「最大公約數」有用得多啊！請問，國民黨的男性們哪一個有此能耐與優勢？別肖想了，處今日之勢，藍營2016年大選掛帥的最佳選擇就是洪秀柱了！
一句順口溜，請讀者參詳：辣椒姐出線，一辣天下醒，二辣台灣強，三辣神州轉，四辣兩岸同！
（作者係政大國發所博士）
隨著2016年總統選舉的腳步逐漸靠近，藍綠雙方對於如何界定兩岸關係及如何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攻防，也跟著熱鬧起來。爭論的焦點還是有沒有「九二共識」？什麼是「九二共識」？
藍綠頻頻過招
先是蔡英文在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談話，說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維持兩岸現狀」。國台辦立即回應，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是兩岸關係之錨。於是媒體追問蔡英文，「維持兩岸現狀」包不包括接受「九二共識」，蔡英文用「九二共識」只是「國共共識」，她不希望兩岸關係「國共化」的說法帶過，不願正面回應。
藍營對於「空心蔡」的招式當然不能接受，所以，朱立倫在出席「國共論壇」的前夕，先對民進黨提出質疑，他表示，可以有國共關係，當然也能有民共關係，「只是我們要好奇的問，為什麼缺了那一塊？」然後，在會見習近平時，以「兩岸同屬一中，但內涵定義有所不同」來詮釋「九二共識」，並希望在深化「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台灣能夠參與亞投行、一帶一路和RCEP。習近平則指出，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重申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表示在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會對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問題做出妥善安排。
朱習會後，馬英九在接見外賓時指出，朱立倫登陸行相當成功，同時說，「九二共識」是1992年8月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主持國統會全體會議時拍板定案的。李登輝則以「不用問我，中國人要怎樣製造，隨便他們製造，沒有那件事」來回應。藍綠之間，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兩岸一中是共識的核心
那麼，到底「九二共識」所指為何？存不存在？對此，提出這個名詞的當事人蘇起已經講得很清楚，那就是兩岸之間的確沒有簽署過任何文件叫作「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他在2000年政權交接前夕提出的名詞，用來指1992年11月海基會和海協會經由函電往返所達成的一項默契或諒解；當時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在蘇起提出「九二共識」以前，這個諒解在台灣被解讀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在台灣被約定成俗地用多了之後，大陸也漸漸接受這個說法。2001年3月16日海協會秘書長李亞飛表示，1992年兩會對於如何處理一個中國原則是有共識的，承不承認1992年兩會的共識，是兩會復談的關鍵。同年4月30日，《人民日報》以紀念「辜汪會談」八周年為由，發表〈只有承認九二共識才能改善兩岸關係〉文章說：「汪辜會談八年來，九二共識一直是兩會對話與談判的基礎。台灣當局新領導人上台後，是否堅持九二共識，成為兩會能否重開對話與談判的關鍵，也是兩岸關係能否改善的重要問題。」於是，「九二共識」正式成為兩會能否重啟談判的通關密語。
此事的後續發展是，扁政府一直不肯承認「九二共識」，兩會因而無法復談，兩岸關係也陷入僵持狀態。直到2008年馬英九勝選，明白接受「九二共識」，兩會才終於恢復交流協商，並陸續簽署了21項協議。
那麼，蔡英文是否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識」，才能獲得大陸方面的善意回應？其實，蘇起自己都說「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核心內容或精神，大陸方面指明其核心就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朱立倫以「兩岸同屬一中，但內涵意義有所不同」來詮釋「九二共識」，大陸方面不見得滿意，但能夠接受。換句話說，蔡英文可以不提「九二共識」，但不能不對是否認同「兩岸同屬一中」表態。
其實，早在1972年尼克森訪問大陸所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俗稱「上海公報」）中，就已載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9年元旦發表的「建交公報」裡，美方也表示「承認(acknowledges)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依此，一個中國本來沒有台灣和大陸平起平坐的空間，大陸後來願意用「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詮釋兩岸關係，其中的善意，大家不能不察。
包括「朱習會」在內，大陸一再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而核心是認同兩岸同屬一中。蔡英文曾說「九二共識」只是個「標籤」，她或許可以撕掉這個「標籤」，卻不能逃避是否認同「兩岸同屬一中」這個核心，否則，別想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5月23日，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在金門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談時表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在於民心向背。
爭取民心，始終是兩岸關係的重中之重，也是當前兩岸和平發展及未來和平統一的必要條件。只是，夏主委此番「民心向背說」，似與馬英九近來的一系列兩岸論述相互唱和。
馬英九先提醒李登輝在1992年國統會會議上就簽名同意「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接著高調質問蔡英文「何為兩岸現狀」，再頻頻闡述他對兩岸關係的貢獻及看法。只是，綜觀其發言，馬英九至今依然認為「各表」，而非「一中」， 是「九二共識」最重要的精神，而「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是擱置主權爭議的最好方法」。他又詮釋「不統不獨不武」是憲法架構下的現狀；並說「以國際法而言」，中共政權與中華民國政府「國家繼承沒有完成」。
本文不欲針對國際法及憲法展開論辯，只是，原以為不會再參選的馬英九，將如連戰前主席2005年一樣「無欲則剛」，在任內最後一年，站在歷史的高度，引領民意，開創兩岸新局，也讓自己歷史留名，不料，近日媒體報導，他將循著李登輝的腳步，在7月利用過境美國時去母校哈佛大學演講。消息傳來，讓人不免再度質疑他的「親美」立場。而且，前車之鑑不遠，除滿足個人私慾外，哈佛行對兩岸關係恐怕並無正面作用。
在選舉掛帥的台灣，人人都說「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但從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對台灣的影響，可知「有什麼樣的政客，就有什麼樣的選民」。其實，民意與政治人物的立場正如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無論誰先誰後，兩者都相互影響，互為因果。
馬英九被嘲諷「看報治國」，他自己也經常說「民調顯示我的兩岸政策不快不慢」，並把綠營的「反中」叫囂、對其兩岸政策的抵制，說成「民主社會的表現」，甚至當作向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不僅使其原本最亮眼的兩岸政績停滯不前，也讓國民黨執政的最大優勢不再。
十年前，馬英九就被譽為「尋求民族統派的代表人物」、「可望以優質政治取代族群政治的領袖人物」。只是，過去七年，兩岸關係雖邁入和平發展新局，但由於他堅不開啟政治對話，堅不協簽和平協議，兩岸的政治分歧問題，主要是解決政治關係、軍事安全、涉外事務等方面的問題，幾乎原地踏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未能建構制度框架。台灣因此喪失了七年的黃金時間，現在又得為明年政權可能再度輪替，兩岸關係恐遭重挫，憂心忡忡。
所幸，透過發達的現代資訊，習近平5月4日在「朱習會」上再度強調的：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核心是「認同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已經讓台灣民眾聽在耳裡，放在心上。不論藍綠政黨在台灣、蔡英文在美國怎麼講，大家都知道，要維持兩岸現狀，要讓兩岸關係穩步向前，已不能再迴避「兩岸同屬一中」了。
萬華西南隅的下崁庄因有河運、陸運之便，吸引日、台合資在此選址設立新式製糖工廠，採收甘蔗原料範圍涵蓋大台北地區，光復後雖關閉，仍帶動當地其他產業興起。居北萬華於1867年重建的清水巖祖師廟，不但深具歷史特色，同時也見證了台灣重要的歷史事件。兩者皆已被列為台北市定古蹟。
離台北市萬華區龍山寺約 12 分鐘的腳程，鄰近《中國時報》（簡稱中時，1968年前稱《徵信新聞》）大樓的糖廍里大理街上，有一「台北製糖所文化園區」（舊稱「糖廍文化園區」）。園區內有昔日製糖所時代碩果僅存的三棟倉庫，其中B棟倉庫由萬座曉劇場租用；而由紅磚堆砌之M型屋頂的A棟倉庫，則設置了「糖倉開門」常設展，介紹台北製糖所的歷史故事及萬華產業發展軌跡。
先民在萬華開糖廍製糖
清代，台北製糖所所在的艋舺（今萬華）下崁庄（今西藏路以北），及鄰近的加蚋仔庄（今西藏路以南、中華路以西至新店溪岸，包含青年公園） 溪埔地適合種甘蔗，先民便在此開廍製糖。其他還包括萬華對岸的三重埔（今三重區）、和尚洲（今新北蘆洲）、新庄（今新莊區）、江仔翠庄（今板橋區江子翠）、龜崙蘭溪洲（今永和區頂溪）；大嵙崁溪（今大漢溪）流域之浮洲的「番仔園庄」（今板橋區番子園）、樹林的溪州（今樹林火車站附近）、對岸土城的員林（今土城區員林里一帶）、頂埔（今頂埔里一帶）等，甚至在基隆河流域，也有先民開糖廍製糖的蹤影。
日據初期，因下崁庄「其地在新店溪與大嵙崁溪之合流點，可藉水利之便，運搬甘蔗，位置甚佳，且與鐵道（今台鐵西部幹線縱貫鐵路）連絡，地盤鞏固，用水無缺，助於艋舺方面一帶市街之繁榮」；加上「其（甘蔗）原料皆得由水便運搬之，故較之陸運，其所須賃價，為稍廉；又為此以不須開築（機關車用）鐵道，較之中南部各製糖會社，尚有稍少資本以得經營之利。」日本人與板橋林本源家第四代便看準此優勢條件，1910年在此設立「台北製糖株式會社」台北製糖所，開始興建日壓700公噸的新式製糖工場，1912年正式開工。為確保甘蔗原料的供應，除了建造戎克船（中國古代帆船）50餘艘，並由香港訂造小艇，作為運搬甘蔗之用。
除此，還鋪設手押台車軌道。除了從製糖所興建木橋（今華江橋上游約200公尺處）跨越新店溪到對岸的江仔翠後，連接今板橋、土城、中和、林口等地的原料採集區；也從三重埔的堆蔗碼頭─橋頭，鋪設軌道抵達新莊一帶。因該軌道可至樹林、桃園，也肩負從淡水河對岸的大稻埕到上述地方的旅客貨物之連絡輸送。上頁的《台北製糖所運輸系統地景模型》呈現跨新店溪的木棧橋一側可以開啟，讓航行中的戎克船通過，橋旁有簡易泊船卸蔗碼頭等建設，取水陸運接駁之便，來進行原料的運輸。
1916年，在台灣南部擁有8座製糖工廠的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希望將製糖事業擴展至北部，遂與台北製糖株式會社合併，更名為「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台北製糖所」。次年率先裝置全台首創的甘蔗細裂機（Cane Shredder），1920年開始用碳酸法製造「耕地白糖」。1919年萬華車站搬遷至今康定路底後，台北製糖所與萬華車站之間，舖設1067公厘軌距鐵路，製糖所使用的器材及砂糖，均由萬華站進出。
1940年為配合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日本人利用榨甘蔗後的蔗渣，新建甘蔗板工廠，作為建材用及造紙用紙漿原料。由於台北製糖所屢創新技術，提高產糖量與品質的貢獻，次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遂併購台北製糖所。1944年台北製糖所因轉製軍用燃料而關閉。
台灣光復後糖廠由台糖公司接收，不久即停止製糖，作為倉儲使用，但附近以糖業剩餘產能為中心的相關產業，如化工、食品加工、紙業等中小型工廠仍然盛行。1950年代，《徵信新聞》利用糖廠煙囪旁的台糖倉庫展開報業，吸引了周邊印刷產業的聚集。後來台糖開始變賣土地予中時、台電，並與台北市政府合建國宅、台糖員工住宅，僅剩3棟倉庫作為貨物轉運站。2003年，台北市政府指定該3棟倉庫與倉庫前的古鐵道月台為市定古蹟，並於2011年正式成立糖廍文化園區，當地社區居民暱稱為「甘蔗公園」。此後陸續舉辦艋舺甘蔗祭、糖廍音樂節、艋舺青少年種子營等活動。
古色古香的清水巖祖師廟
位在康定路和長沙街交會處的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座東朝西，為兩進兩廊兩護龍的建築形制。由於同安籍移民所在的八甲庄北部一帶為安溪籍移民，故該廟和其他唐山過台灣至大台北境內的新店大坪林、三峽、淡水拓墾的安溪籍移民一樣，供奉福建安溪移民的守護神一清水祖師。多尊祖師中以「落鼻祖師」最出名，相傳每逢天災地變，祖師的鼻子便會自行掉落以示警。據同治年間（1862-1874）成書的《淡水廳志》紀載，該廟為「泉州安溪分派，乾隆年間（1736-1795）捐建，嘉慶22年（1817）重修，咸豐3年（1853）分類（頂下郊拼）燬，同治6年（1867）重建。」至光緒初年才竣工，光緒帝賜匾《功資拯濟》，高懸廟裡中殿永存。
清水巖祖師廟，不但深具歷史特色，同時見證了「清法戰爭」、以抗日保台名義成立的「台灣民主國」遊行等台灣重要歷史事件。在日據時期，更曾作為老松國小、龍山國小、中山女高、成功高中、艋舺幼稚園、總督府圖書館（現為台灣圖書館）等文教機構。「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於1914年11月在艋舺清水祖師廟內，設置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1908年，中山女高的前身─台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第三附屬女學校由士林遷往艋舺，校舍借用艋舺公學校（今老松國小）的教室，宿舍則設於祖師廟中。至1915年，附屬女學校正式遷入新校地的西門町後菜園（內江街）期間，女學生的住校生活受到祖師廟各種楹聯的影響，其後在後菜園出現模仿楹聯的「壁書」張貼在宿舍內各處，內容除了修身養性的名言錦句外，也有日常的實用教訓、有趣的笑話等，後來更擴增學生自創的佳句、宣導事項，成為隨處可見的風景。
1940年清水巖祖師廟後殿毀損，1985年因建停車場，在後殿遺址挖出許多同治年間的文物；而之前因長沙街拓寬工程，被局部拆除的右護龍部分重建完成，兩者共同展示說明祖師廟的前世今生。
未來展望
龍山寺的主體建築已毀於二戰美軍空襲，但龍山寺一帶已發展為商圈，吸引不少國內外遊客的朝聖和造訪。對比之下，祖師廟和「台北製糖所文化園區」則顯得冷冷清清。當局應多向遊客介紹具有歷史和文教意義的祖師廟，並讓其親訪「台北製糖所文化園區」，知道台北有糖廠的存在。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在全球老齡化和少子化浪潮的衝擊下，台灣急於穩固產業和護理系統的勞動力支撐結構，但台灣依賴的藍領移工和「新南向」僑生，暴露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原本名義上為教育與合作交流設計的「3＋4僑生專班」，如今在結構上可能與「失聯移工」問題交織，成為另一種人口剝削的新機制。這不僅是移工政策的偏差，更是對教育公平與人權保障的根本挑戰。
從教育政策轉向勞動輸出
2014年，為應對台灣高職與私立科技大學招生困難，啟動了「3＋4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收16-22歲的東南亞學生來台，先讀完3年高職，再進入合作的私立科技大學讀4年，總共留學7年。制度初衷是吸引東南亞青年來台學習技職技能，以期未來能夠留在台灣，支撐本地產業的勞動力需求。然而，這一計畫在十年間逐漸偏離初衷。
從招生口號「來台讀書、練中文、學技能、賺錢」開始，教育與勞動之間的界線便模糊不清。學生們在中文能力尚未成熟時，便被安排進行勞動密集型實習，甚至被學校推向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生產線，如房務、端盤、焊接作業、半導體測試等基礎勞務。他們表面上是學生，實際上卻成了「穿著校服的學工」。學生們的回饋揭示了語言教學、實習配套和教育支持系統的嚴重缺乏，學校因財務和招生壓力，更注重招募僑生，而非課程設計和人道關懷。這種制度性安排本質上是一種以教育為幌子的勞動力輸入策略。
移工潮與失聯風暴
根據勞動部的統計，截至2025年初，失聯移工人數已達到9萬多人，其中製造業超過5萬人，照護工逾4萬人。移工失聯的結構性問題由來已久。高額仲介費用（通常達15-20萬元）讓許多移工一抵台便陷入沉重債務。此外，雇主對勞動轉換的壟斷與嚴格限制，使得移工難以擺脫壓迫性的雇主。對照護移工來說，長期缺乏工時保障與休假制度成為他們失聯的另一大誘因。非法加班與工時造假更是普遍的現象，凸顯出台灣勞動環境中對人權與法律的忽視。
「3+4僑生專班」原本旨在培養國際人才，但卻意外重蹈了移工制度的覆轍。許多僑生在校期間只接受簡單的基礎課程，大部分時間被安排到企業實習。這些實習看起來合法，帳面上的工時與加班費皆合規，但學生每月工時往往超過250小時，加班也常常超過100小時。學校與企業之間密切合作，通過樣板工時與虛假報表來規避法令監督。
這種制度安排不僅嚴重削弱了教育功能，也使得學生的「學習者」身分逐漸被「勞動力」取代。尤其是語言能力有限的僑生，經常被派往需要高度溝通的服務業，不僅難以適應，還常常被企業要求更換，如物品般被隨意處理，學生的尊嚴和選擇權形同虛設。
「學工」與「移工」的交織
學工制度備受爭議主要在於其高度複製了移工制度的問題。從移工在電子工廠過度勞累，到僑生在餐飲實習中通過YouTube學習烘焙技巧，都反映出教育功能的邊緣化和勞動實踐的主導地位。一旦社會將藍領勞動者的功能性視角（如補充人力、照顧老人、支持餐飲業）內化為政策邏輯，便很容易用「培養」之名包裝剝削的現實。這不僅侵害了學生的權益，還成為多方共謀下的利益交換場域。學校通過高註冊率獲得政府補助以維持運營，企業則通過學生勞力降低成本，政府則以「留才」為名對外宣示國際友善的形象。最終，唯一的受害者是這些年輕的東南亞學生，他們在異鄉陷入語言、勞動、學業三重困境，身心俱疲，卻難以發聲。
過去台灣曾因勞工人權問題被國際點名為「人口販運高風險地區」，後雖因國際壓力有所改善，但現今的僑生專班制度正逐步重現舊日陰影。語言門檻僅限於初級華語，使學生難以理解合同內容和法律權利；實習實為正式工作，加班費以「生活津貼」形式發放，規避基本工資法規；專業教學不落實，教師敷衍了事；監管單位事前審查能力有限，事後處理緩不濟急，整體監管機制鬆散，且無法及時回應問題。
這些因素使得整個學工制度陷入一種既非真正教育、也非合法勞動的模糊地帶，學生缺乏勞動保障，也得不到教育實質收益，進退兩難。若制度不改革，不僅會失去國際學生對台灣的信任，還會危及台灣教育體系的公信力。僑生實習制度並非單一個案，而是牽涉教育、勞動、移民政策交織下的結構性矛盾。唯有正視問題，才能建立一個兼顧人權、教育和經濟發展的制度設計。
政策轉向的三項關鍵建議
要真正解決學工化、移工失聯及教育資源錯配等結構性問題，以下三點是迫在眉睫的改革方向。首先，應回歸教育的本質，制度化改革語言和課程設計。應建立多層次的中文課程，將入學標準分為語言學習期和正式技職教育期，避免學生在「聽不懂」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低效學習或參與實習。
其次，應提升實習門檻，強化實務技術訓練的監督和法律保障。主管機關應明確規範實習時數的上限和工資標準，杜絕廠商或學校利用「樣板工時」規避監察機制。實習應由教育部主責監督，而非由僑委會單獨處理。
最後，落實退場機制與獎懲制度，引導學校轉型為教育本位。私校應建立學生流失率、教學評鑒和畢業成果等指標，作為是否繼續招收僑生的依據，避免為生存而無限制地擴張專班的招生規模。
結語
在全球競爭優秀青年人才的背景下，台灣也在積極應對人口紅利即將消退的未來。然而，「留才」不能通過剝削實現，「補工」也不應以教育為幌子，台灣必須從制度設計、價值態度和執行機制上，徹底擺脫「人力市場工具化」的心態，轉向以人為本、教育為本、尊嚴為本的全面思維。否則不僅留不住人才，也留不住希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量子科技正成為全球科技競賽的焦點，其計算、通信與感測潛力將重塑經濟與安全格局。美國長期領跑量子科學，中國大陸與歐盟投資快速成長形成新動態。透過聯邦資金、人才培育與供應鏈安全，美國可鞏固定位。本文引用麥肯錫2023與2024年的《量子科技監測》報告、2025年(今年)2月量子通信報告，以及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4月28日發表的文章，探討美國在量子領域的策略路徑。
量子科技的革命性潛力
量子科技利用量子力學原理，提供了超越傳統的計算能力。微軟報告顯示，成熟的量子電腦計算力可超越當今所有電腦總和，應用於化學、藥物研發與能源。麥肯錫2024年報告預測，量子計算2035年前可創造1.3兆美元的價值，2040年市場規模1060億美元，其中量子計算占900億，量子通信149億。今年2月的報告顯示，2023年量子通信市場10億。
今年2月，微軟馬約拉納（Majorana）量子晶片突破減少退相干問題，穩定性提升了50%。微軟與 Quantinuum 2024年的糾錯能力提升800倍。麥肯錫2024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量子專利1589項，美國占40%（636項）、中國大陸45%（715項）。2024年專利成長12%。全球量子投資2023年達17.1億美元新創融資，公共投資420億美元，成長50%。美、中與歐盟策略各異，影響技術格局。
美國的量子領導基礎
美國量子領導源於聯邦投資與私部門創新。2018年，川普政府通過《國家量子計畫法案》，成立國家量子協調辦公室。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NSTC）今年的報告顯示，2019-2022年聯邦資金從4.56億增至10.41億，2023年9.32億，今年預算9.98億。
美國的發展仰賴國防部、能源部與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防部2023年資助50個量子項目；能源部資助5個量子中心，總額3億；國家科學基金會補助36.8萬跨學科STEM學生。麥肯錫2024年的報告顯示，美國2023量子新創投資占全球62%，達10.6億美元，2024升至65%（11.2億）。布拉德史密斯建議重新授權《國家量子計畫法案》，資助量子飛躍挑戰研究所（2023年200個項目，1.5億）與國家量子計畫中心，吸引12億私部門投資。
中國大陸的量子發展
中國大陸將量子科技列為國家戰略，融入「十四五」計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2024年的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大陸量子研究政府支出達到150億，占全球36%，超過歐盟的70億與美國的18億。自2000年，公共研發支出成長16倍，2023年總額占全球26%。2023年，中國大陸公開專利占全球45%，達715項，超越美國的40%。
中國大陸投入基礎設施，如國家量子資訊科學實驗室（10億）、北京—上海量子通訊骨幹網（100億）。2023年中國電信投資4.3億成立量子資訊科技公司，2024年新增3個量子實驗室。2023年中國大陸量子相關學位畢業生占全球30%，達11萬人。美國則採分散資金分配，注重基礎研究。
歐盟與其他地區量子動態
歐盟視量子科技為數位轉型的核心。2023年歐盟量子研究支出70億，占全球17%。德國慕尼黑量子谷吸引5億歐元投資，創造1000個職位；荷蘭代爾夫特量子中心2023年資助約50個新創（Quantum Delta NL數據）。麥肯錫2024年的報告顯示，歐盟2023年新創投資占全球10%，達1.7億歐元。2024年歐盟持續推進「量子旗艦計畫」，追加20億歐元，總投資約100億歐元。
其他地區如日本（2023年投資5億美元）、南韓（10億美元）與澳洲（約3億美元）亦積極參與。日本2023年量子專利占全球5%，南韓2024年資助100個研究項目。這些動態顯示量子競賽的全球化趨勢。
量子領域的三大關鍵行動
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量子科技創造2兆美元價值，2023年公共投資420億美元，成長50%。布拉德史密斯提出資金、人才與供應鏈策略：
一、強化公共與私人投資協同。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2023年美國聯邦研發支出9.32億，德國20億。史密斯建議重新授權《國家量子計畫法案》，資助量子飛躍挑戰研究所（2023年200個項目）與國家量子計畫中心（3億）。
二、擴大量子人才培育。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量子學位畢業生36.7萬人，需求與人才比例3:1，美國每百萬人200名，落後歐盟（303名）。195所大學量子課程增加8.3%。史密斯呼籲借鏡1958年《國家防禦教育法案》，國家科學基金會2024年「Q-12教育計畫」覆蓋6000所學校，資助1200名研究生。
三、建立創新集群以強化供應鏈。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慕尼黑量子谷2023年吸引5.5億歐元投資。史密斯建議降低稀釋製冷機對外國的依賴，2024年需求成長25%。美國「量子中心」2024年吸引2.5億美元，科羅拉多州集群創造500個職位。2024年晶片製造投資60億美元，10%適用量子技術。
結語
量子科技將定義未來，而美、中與歐盟的競爭態勢將決定全球領導地位。麥肯錫2024年報告與史密斯今年的文章顯示，強化投資、人才培育與創新是關鍵。因此，量子領域的未來領導者，取決於各國在技術突破與策略布局上的持續努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聯合打擊戰機(JSF)的標案失利後，美國波音公司的發展策略是以現有機種做修改、縮短研發時程、搶攻戰機市場、鞏固客源、出售產品籌措資金、研發各型無人機、參加美國海軍FA-XX標案等。雖然，JSF標案由洛馬公司X-35(F-35)得標，但波音公司卻因禍得福，在有人戰機和無人戰機領域均有所突破。
波音公司的發展策略
1997年波音公司收購麥道公司，二者正式合併。原來麥道公司F-15、F-18系列，便轉由波音公司的軍用機部門管轄。當時，由於F-14機隊操作成本昂貴、後勤維修不易，美國海軍陷入預算吃緊的窘況。在美國國會要求下，美國海軍宣布F/A-18E/F (由F/A-18C/D修改而成)以高性價比(C/P)替換F-14，成為美國航艦主力機種。2006年9月，F-14機隊全數除役。F/A-18E/F量產服役之後，美國海軍、澳洲空軍相繼採購，評價甚高。而EA-18G的強大性能，更獲得美國海軍讚賞。
自2008年開始，全球性金融風暴一再衝擊各國財政，間接影響到JSF標案的採購數量。尤其，歐元區各國的倒債效應，法國、德國居於歐元區的主導地位，財政快速惡化；而義大利、希臘等旅遊業國家，更是情況窘迫。JSF單價上漲的隱憂，讓原先各會員國的支持態度也轉趨保守，甚至出現抵制的聲音。以下將順序介紹JSF標案前後，波音公司推出的各型機種。
EA-18G Growler
EA-18G咆哮者是由F/A-18F雙座型改裝而成，電戰系統和EA-6B通用，整體性能則遠超過EA-6B。EA-18G有11個外掛點，可攜帶電戰莢艙和空對空飛彈進行超音速飛行，也能和超級大黃蜂共用90%以上的零件，維修方便。
EA-18G配備電戰干擾莢艙和衛星通訊系統，能有效干擾甚至摧毀敵方電子設備。EA-18G翼尖的飛彈改為高頻雷達接收器，翼尖接收器的資料處理器則設置在機內；機砲取消後，剩餘空間安裝低頻通訊裝備。駕駛艙採用先進任務電腦和顯示器，並配備了聯合頭盔瞄準系統；可允許後座飛行員獨立控制飛機的感測器和武器系統；使用數位地圖，前方與後方駕駛座的顯示器可提供警告。EA-18G咆哮者可發射AIM-9X、AIM-120C等空對空飛彈，和HARM、JSOW、JDAM、SLAM-ER等空對地武器。
F/A-18E/F Block III
2024年3月，美國海軍通過增列預算，要求波音公司再交付17架F/A-18E/F Block3超級大黃蜂國際通用型。該機型配備2具F-414EPE增益型發動機（推力增加20%）、單一全幅多功能顯示器、360度圓周球形預警系統、機背適形油箱、封閉式武器吊艙等，性能優異。
FA-XX
2010年，波音公司參加美國海軍FA-XX標案。FA-XX兼具匿蹤和航艦起降性能，依照波音公司的流程，FA-XX可能是有人戰機或無人戰機，將替換現役F/A-18E/F。歷經15年的延宕，美國海軍將於近日決標。目前，競標對手為諾格公司，得標呼聲頗高。
FA-XX有二種構型：第一種為下方菱形進氣口搭配後掠翼；第二種則為上方包覆式進氣口搭配三角翼。上述構型皆具備流線圓滑外型、匿蹤噴嘴和內置彈艙，無垂直尾翼和突出物。當然，取消垂直尾翼對操控性有顯著影響，FA-XX操控性可能遜於現役戰機。不過，藉由強大的匿蹤性能和電子反制措施，FA-XX可完成任務並安全返航，航程/作戰半徑將優於現役戰機。FA-XX的內置彈艙可攜帶各種彈藥，並可指揮、遙控無人戰機協同作戰。
F-47 NGAD
F-47具備低風阻、流線化、上翹小前翼和主翼、匿蹤進氣口、內置彈艙等特色，將成為全球空優戰機的標竿。F-47除了空優任務外，還兼任戰場管理者的角色，可指揮、遙控無人戰機協同作戰。未來F-47將包含先進發動機、多重武裝、戰場管理系統、AI人工智慧輔助、高度生存性等項目。川普曾透露，F-47技術驗證機已進行多次試飛，預計在他這一任期內完成首架原型機。據傳，洛馬公司將升級現役F-35A軟/硬體，宣稱具備NGAD八成性能，並以NGAD單價打對折競標，結果尚難定論。
結語
近日，印度、巴基斯坦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多架印度飆風、俄製戰轟機、以色列製無人機等，遭巴基斯坦霹靂15E型（PL-15E）擊落。據傳，雙方派出上百架戰轟機和早期預警機應戰，交戰距離高達150公里，為視距外作戰（BVR）的經典範例。此外，巴基斯坦也成功攔截印度飆風發射的風暴之影；JF-17雷電戰機則發射CM-400AKG空對地飛彈，摧毀印度旁遮普省亞當普爾空軍基地的S-400防空系統。
雖然，印度飆風配備Spectra整合電戰系統，被法國達梭公司（Dassault）稱為「歐洲最先進的空戰自衛系統」，可在敵方雷達鎖定之初就發出警告，並自動進行電子反制或釋放干擾絲、熱焰彈等。但是，在巴基斯坦施以地面雷達、防空系統、早期預警機、戰轟機的全方位偵測、開火、中繼導引、雙脈衝發動機末端點火加速等手段壓制下，仍有3架印度飆風遭擊落。台海情勢嚴峻，以台灣空軍現有的戰機武器裝備來看，極可能陷入劣勢，因此台當局可能會繼續向美採購相關先進產品。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的邊界之爭長達半世紀，兩國同是核武擁有國，因此在歷年的軍事衝突中，兩國高層相當克制，將衝突設定在傳統戰爭的框架。4月22日發生帕哈爾加姆（Pahalgam）恐怖攻擊事件後，印度揚言軍事報復，5月7日率先發動軍事攻擊，巴基斯坦在反擊的過程中聲稱擊落印度空軍5架優異的戰機。
對此，印巴兩國起先各說各話，但隨著時間推移，CNN、The Aviationist陸續公布了相關資料與照片後得知，此役巴國使用的戰機是中國大陸製造的裝備。該起事件為中國武器立下戰功，此戰役的影響絕非僅有印、巴兩國。
印、巴雙方的空軍實力
成立於1932年的印度空軍，目前使用超過1700架各型飛機，人數超過13萬人，以客觀資料來論，印度空軍操作性能優異的法製飆風戰機、幻象戰機、俄羅斯的蘇愷30戰機等。巴基斯坦空軍僅有700餘架飛機，人數僅35,000人，主力戰機包括美製的F-16戰機、中國製的梟龍戰機（JF-17）與殲十戰機、法國的幻象三型戰機等。
從兩國空軍的實力對比來論，印度空軍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為何至今印度空軍已折損數架優異的法製戰機？為何印度空軍仍無法在此戰役中獲得絕對的空優？為何巴國空軍操作的中國製戰機能大放異彩？本文認為，空戰的勝利固然與其他軍種之間的協調有關，也和戰機飛官當下的判斷與平時扎實的訓練有關，但從軍事科技的角度來論，中國大陸製造的戰機與飛彈是印巴空戰中，巴國空軍獲勝的關鍵要素。
巴國空軍殲10C/E戰機
殲10戰機為「成都飛機工業集團」的產品，1998年試飛成功，2005年正式裝備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目前總產量已超過700架，除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使用外，巴基斯坦空軍為全球唯一的海外客戶，巴國空軍正式在2022年3月正式引進20架殲10C/E戰機（巴國最終將採購60架殲10C/E戰機），雖然巴國採購的殲10C/E戰機在數量上相當有限，但因戰機的優異設計，加上此次豐碩的戰果，估計未來殲10C/E戰機在國際軍武市場的機會有機會大幅成長。
殲10C/E戰機的機身長度為16.9公尺，機翼展為9.8公尺，機身高度為5.7公尺，最大飛行速度為1.8馬赫，作戰半徑為1240公里，最大航程為2950公里，配備一具WS-10B發動機，武器配備一門固定23mm雙機砲，機腹與機翼總共擁有11個武器掛架，能攜帶中國自製的短程、中程與中長程飛彈，也能攜帶傳統炸彈、火箭彈進行對地打擊，整體來說，殲10C/E戰機是一架多功能用途的戰機，為殲10戰機系列中的最新改良款，也是能和美國F-16戰機、瑞典JAS-39戰機、歐洲颱風戰機、日本F-2戰機相比的機種。
此次立下戰功的不單是巴國空軍的殲10C/E戰機，戰機上配備的主動掃描雷達（AESA）與霹靂15（PL-15）中程飛彈也是關鍵。中國大陸製的霹靂15飛彈，最大射程為200-300公里（衍生版），在射程大幅超越美製的AIM-120先進中程飛彈，然而因巴國空軍所使用的彈種為「外銷版」的霹靂15飛彈，據推測其最大射程仍有145公里，該射程同樣能勝任「視距外」空戰（Beyond Visual Range, BVR），此次巴國空軍透過殲10C/E戰機擊落印度空軍的飆風戰機，能視為殲10C/E戰機首次的實戰紀錄，而中程對空飛彈的性能更震驚各國。
在多年平時的訓練中，巴國軍方了解在軍事綜合能力無法和印度相比，從2011年以來，中國與巴基斯坦多次進行聯合空中訓練，演練的科目多以空戰、近距支援作戰、對地轟炸、跨軍種的聯合作戰、紅藍體系對抗等科目進行演練，藉以強化巴國的空軍實力。
結語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製造的武器因缺少實戰紀錄，外界只能從性能數據了解其武器的具體性能。雖然此次空戰非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所立下的戰果，但透過鄰國巴基斯坦的實戰表現，確認中國製的戰機、飛彈已具備世界主流武器的水平，也再次證明大陸改革開放40餘年以來，軍武的科技實力早已不容小覷。
值得一提的是，殲10系列戰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主戰裝備，近年因解放軍持續以實戰化的標準要求進行空戰演練，足跡遍及台灣的西南/東南空域、第一島鏈空域等，持續升級的殲10戰機具備完整的空戰、對地與空中加油能力，在潛在的衝突想定中，殲10戰機終將擔任空權與海權爭奪的主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1894年7月，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侵略朝鮮，清軍兵敗，北洋水師覆滅。日本之後取代中國而獨霸亞洲，直至二戰結束，成為戰敗國。甲午戰爭130周年之際，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了「怒海丹心：甲午風雲人物墨蹟展」，展出在該時期關鍵人物的墨蹟170餘幅，讓參觀者緬懷歷史，激勵強國之心。
展覽分為四個主題。「朝堂風雲」單元展示了晚清核心人物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等人的書劄墨蹟，反映出清廷對日政策的搖擺，最終導致戰敗的結果。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主要創建者和當時朝政的核心人物，他在戰前的奏疏中多次提及財政匱乏、軍備不足的問題，而求保守政策。戰爭爆發後，他的主和立場成為歷史罵名。以翁同龢為代表的主戰派在甲午戰後雖徒留悲催，但其墨蹟也讓人們感受到他們圖強救國的情懷。
「軍中搏命」單元展示了北洋將領丁汝昌的奏疏和鄧世昌的聯幅，既顯示他們抗敵的堅強意志，也是悲劇的寫照。甲午海戰中，鄧世昌、丁汝昌、左寶貴等英勇官兵犧牲了。丁汝昌的以身殉國凸顯清朝當時的內外困境。鄧世昌的手跡：「武將宣威自天而下、文臣紀盛如日之升」，令人感懷。劉永福、唐景崧、邱逢甲等保台失敗，戰後袁世凱、黎元洪等北洋軍人崛起，影響著民初的時局，他們的墨蹟反映著那個時代的動盪。
「覺醒求變」單元展示了甲午戰敗後，各界有志人士如張謇、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的墨蹟，是那個時代強國求變風潮的寫照。康有為、梁啟超等帶領各省舉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台，且日後成為「戊戌變法」的推動者。張謇等創辦實業，工商救國；嚴復、吳汝綸等則辦學以啟民智。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的恥辱，刺激了中國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教育等人各方面全面變革。名人們的墨蹟是那個時代的反響。
「警示長照」單元展示了日方侵略人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東鄉平八郎、樺山資紀等人的手跡，他們既是「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也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始作俑者。他們的手跡不僅凸顯其侵略野心，更昭示著人們勿忘歷史。
（作者係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二次大戰期間，與中國友好的德國軍政界人士曾透過管道向蔣介石求助，希望蔣能夠讓美、英兩國領袖知道，德國內部正有人密謀推翻希特勒，希望西方國家能平等對待德國，不要重蹈凡爾賽條約的覆轍，這樣推翻希特勒的政變才可能得到德國人民的支持。
希特勒發動軍隊侵略波蘭後，德國內部就有人透過不同管道向西方傳達訊息，想爭取西方的支持，其中一個管道就是透過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傳話，讓他們了解德國內部不完全是納粹黨人士，有不少人反戰。
早在二戰爆發前，中國與德國一直保持著低調但相當友好的關係，但隨著抗日戰爭擴大，德、義、日三國軸心形成，中國在國際外交上開始向西方國家靠攏，而蔣介石甚至一度成為德國反對派人士寄予希望的東方領袖。
德內部有親華與親日兩派
1990年代，研究戰時中德關係的大陸歷史學者馬振犢與戚如高認為，德國內部有親華派與親日派兩派人馬。德國國防部長柏龍白、經濟部長沙赫特(1877-1970)、外交部長紐賴特等為親華派，其中沙赫特曾親自向蔣介石派往歐洲的特使齊焌表達發動政變的意圖，柏龍白的親信克蘭（Hans Klein）也提過類似的看法，但這些人後來在德國政界都失勢了，而戈林、里賓特洛甫等親日派則多為納粹黨人士，他們在德國政界聲勢高漲。
大戰爆發前德國雖由納粹黨執政，但仍與中國有軍事合作關係。1936年，早年留學德國的齊焌，擔任軍事委員會總顧問處的秘書，在一份書面報告中說明，克蘭以經濟顧問的名義在兩國之間活動，促成中國以原料交換德國軍火，爭取德國軍事代表團駐華。克蘭告知德國政府願負擔軍事代表團的薪資與生活所需，但也歡迎中國政府另外給予津貼或招待。考慮到外部因素，克蘭希望德國在軍事國防上協助中國的事保持低調，對外只說有經濟與商務關係。
1937年中國全面展開抗日，1939年德國侵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德兩國難以再合作。1941年10月25日，克蘭電告齊焌，桂永清做事不小心，與托馬思將軍通信遭德國當局查獲，差點惹出麻煩。托馬思拒絕再與桂永清有任何來往。
戰爭初期德內部已有人謀反
隨著德國發動對蘇聯攻擊，德國內部的反對勢力逐漸增加，齊焌奉蔣介石之命，經瑞士訪問柏林，與德國親華人士接觸。1941年7月15日，齊焌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德國朝野暗中活動甚力，克蘭是其中一位；雖然秘密警察防範森嚴，但只要德國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公平待遇，他們就會推動政變。沙赫特認為在秋季發動政變比較合適，但必須在擊敗蘇聯之後。德國友人請齊焌向蔣介石轉達，希望蔣介石委託重要人士向美、英等國領袖傳達，並希望獲得美、英兩國的保證；為了安全，德國友人的囑託應嚴守秘密，以免在德友人橫遭不測。
齊焌又於同年11月13日向蔣介石報告，他曾兩度與克蘭、克蘭的律師愛爾哈特在瑞士晤談。愛爾哈特稱，德國反政府人士正在縝密進行政變事宜，以備將來有所作為。德國友人希望克蘭代表德方審慎尋覓國際路線，沙赫特、托馬思也請克蘭託蔣介石，與羅斯福、邱吉爾等人商談，取得諒解與聯絡。克蘭轉述了沙赫特的意見，由宋子文到瑞士與德方代表商談，德方代表表示，德軍實無戰勝的把握，必須及早設法改變政府，結束戰爭；此事只能面談，不能透過電報，否則德國友人性命休矣。
齊焌在柏林面見托馬思時，托馬思表示希望蔣介石幫忙聯絡，並獲得保證。齊焌也見到沙赫特，沙赫特表明他們都是愛國人士，他們信任蔣介石，希望蔣能告訴羅斯福與邱吉爾，德國內部有雄厚勢力推翻當前政府；盼望這件事情只在幾位領袖之間討論，對外嚴守秘密；現在準備行動的人不在少數，各方力量雄厚，直達納粹黨中的高級幹部，但不能一一相告，相信羅斯福與邱吉爾可以理解。
要無條件投降削弱反對勢力
當時德國內部反對勢力遍及社會各階層，連軍事情報局局長卡納利斯都曾向西方傳達謀反的訊息。1943年1月，美英卡薩布蘭加會議，羅斯福在未徵詢邱吉爾的意見下，片面主張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這打擊了德國推翻希特勒的勢力，他們擔心德國前途將受到威脅，只好拚死一戰，反而鞏固了希特勒的領導。
蔣介石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3年4月7日記載，齊焌電報說明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慘敗後民心動盪，密謀革命人士希望在1943年6月採取行動，推翻希特勒、徹底消滅納粹黨。齊焌向蔣介石建言，西方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過於苛求，可能會引起德國人憂慮，將淪為英、美的殖民地。蔣介石接受了齊焌的看法，也很同情德國內部的反抗勢力，請宋美齡向美國政府說明。
德國反對勢力推翻希特勒的行動一直到盟軍在諾曼地登陸，1944年7月20日，才發動，而且暗殺行動失敗了，株連甚廣。美、英兩國不僅未協助德國反對派，還在1945年2月對無力抵抗的德勒斯登日夜轟炸數天，烈炎焚城，造成很多無辜人民傷亡，蘇軍也攻占柏林大肆報復。在戰爭結束後，中國透過各種管道搶救德國的友華人士，提供金錢與政治方面的幫助，甚至讓克蘭歸化為中國國籍。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