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甲天下，舉世聞名，而不遠的靈渠卻乏人問津。靈渠是灕江的源頭之一，秦始皇鑿靈渠而定嶺南。沒有靈渠，今日的兩廣真不知所歸何方 ？兩千多年人世滄桑，靈渠風韻依舊。

靈渠沿革

靈渠位於廣西與湖南接壤的人稀地疏區域，由桂林乘車北上，一路青山秀水，風光明媚，一個多小時便到了興安縣城。興安位於湘江上游支流海洋河之畔，乃是靈渠由湘江連接灕江的東端，也就是湘江與靈渠交匯之處。下車後首先參觀了四賢祠，這裡祭祀秦代史祿、漢伏波將軍馬援、唐桂管觀察使李渤及防禦使魚孟威等四位對開鑿、維護靈渠有功的先賢。展覽室陳列了靈渠的模型及歷史沿革。

春秋戰國之時，當今湖南南部、廣西東部及廣東為楊越及駱越等南越人民的生息之地。南越文化未開、部落分散，處於漁獵及簡單農耕社會階段。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著手經略南越，派屠睢大將於西元前218年進兵嶺南。當時嶺南氣候炎熱潮濕、山高林密、瘴霧遍地、毒蛇猛獸橫行，進軍十分緩慢。最困難的乃是糧草補給，路途遙遠、山河阻隔，靠肩挑背負，困難重重，以致戰事連連受阻，對峙了三年，屠睢不幸陣亡。

當時負責運輸糧草的史祿，了解到長江水系支流湘水的發源與珠江水系支流灕江的發源相距不遠，遂籌畫開鑿靈渠，連通湘江和灕江，借舟楫之便漕運糧秣。 秦始皇33年（西元前214年），靈渠完成，長江流域的糧草可直接運到番禺（今廣州）。始皇遂平定了嶺南，使其納入中國行政統治之下。他又從中原調動50多萬戍卒，令他們定居嶺南，鼓勵他們與當地越族雜居通婚，使中原文化與南越文化融合。

秦始皇死後，中原紛亂，南海尉趙佗擁兵自重，將嶺南獨立於中原。西元前204年，趙佗稱王建南越國。他是個長壽的君主，活了100多歲，其後傳了三代，王室內亂，漢武帝趁機派五路大軍進攻南越。其中一路經靈渠，沿西江，一直攻到番禺。靈渠在武帝平定南越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南粵平定後，武帝將現在的兩廣、海南島及越南北部都收歸版圖，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統轄。自秦、漢以來，靈渠對我國南北交通、運輸、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及民族的融合，一直有著至偉至大的作用。

景色靈秀瑰麗

走出展覽館，不遠便到了靈渠水利工程的樞紐—分水塘。湘江上游支流海洋河在此被擋成一個寬闊的湖泊。湖水清澈，兩岸青蔥如畫。初夏水勢頗旺，江水泄過大小天平壩向北流去。湘江（海洋河）平淺寬闊，許多孩童或在水中游泳，或在水邊戲耍，一派桃花源景象。

我乘渡船到分水塘東岸，走至鏵嘴頂端看到「湘漓分派」四大字碑，兩岸景色異常瑰麗。目睹湘灕二水由此奔流南北，追思古賢的功德，一時感慨萬端。回到西岸，看見水道規整的南渠，約有十來米寬。河床兩旁均有石砌的護牆。沿岸古木參天，渠水清澈如練，三、五個小兒垂釣其間，其樂無窮。

工程精巧、艱巨

我在那流連多時，體會到靈渠工程之精巧與景色之秀麗。以兩千年前鑿靈渠時秦代的科技水準，要解決如下幾個困難的工程問題，顯露我國古代先民高度的智慧與工藝。

如何穿越分水嶺？要將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連接起來，必須穿越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湘江發源於海洋山北麓，上游支流稱為海洋河，海洋河流至興安縣與漠川河匯合而稱為湘水。而灕江則源於貓兒山南麓的六洞河，流至榕江鎮附近與靈河交匯而稱為灕江。靈河上游有一支流叫始安水，流經興安縣的鐵爐村而流入靈河。灕江支流的始安水與湘江支流的海洋河以越城嶺為分水嶺，而始安水在鐵爐村距湘江最近，僅有1.6公里。在此處越城嶺經遠古時代風化而成僅寬約300米，高約20多米的土質小山坡。如能鑿開這300米長，20米高的分水嶺，不就可將灕江與湘江，即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連接起來了嗎？

如何解決水位差的問題？史祿進一步對地形地勢做了更細緻的勘察，發現在鐵爐村海洋河的水位比1.6公里遠的始安水低6米，如果在此處打通連繫灕江與湘水，首先灕江的水就要流向湘江北去，灕江水系就會遭到破壞。其次，在此處接通，在1.6公里之內有6米的水位落差，就將造成急流，對順水及逆水航運都增加因難，順流易失控，而逆流需拉縴，因此，史祿採取了捨近求遠的方法，在鐵爐村之南，海洋河的上游作為連接湘江與灕江的交匯點。為保證水位差及靈渠流向，史祿設計了一套靈巧的工程系統，在海洋河上游建了分水塘－鏵嘴－大小天平－南北兩渠：分水塘為靈渠水利工程的樞紐。湘江（海洋河）在此被截流擋成一個寬闊的湖泊；鏵嘴位於大小天平接合處的頂端，其目的在於保護大小天平和分導南北兩渠的流水，為一前銳後鈍，形似犁鏵的建築物。其銳角方向正對海洋河主流，將海洋河水劈分為二。

大小天平乃是擋水建築物，為一座重力式砌石溢流壩，主要功能在於：(1)攔河蓄水，抬高水位；(2)大壩分為兩段，較短的一段稱小天平，導向南渠進水口（南陡），南渠流至大溶江而合于灕江；長的一段稱大天平，導向北渠進水口（北陡），北渠至州子上村仍歸湘江。由於長度不同，引水流量也就有了差異。約70%的水量進入北渠，另30%進入南渠，故有「湘七灕三」之說，這樣湘江上游至少七成的流量都回到湘江下游，得以減低對河流自然狀況的改變及破壞；(3)大小天平壩兼具防洪泄水的作用，氾季多餘的河水可從大小天平壩頂部溢泄，沿湘江向北流去。

如何鑿通南渠連接灕江？史祿開鑿靈渠連通湘江和灕江的運河為南渠。南渠工程計分為三段：首先他從海洋河的分水塘沿湘江故道挖開一條4.1公里長的沿山渠道，通過約300米長，高20米的太史廟山坳分水嶺，則與始安水銜接。從始安水入口至靈渠與清水河匯合處，這段始安水長6公里，原河道窄小，遂進行擴寬浚深。從清水河與靈渠匯合處到大溶江的靈河口，屬於人工整理過的天然河道，長23.2公里。這三段靈渠的總長為33.3公里，統稱為南渠，連系了湘江與灕江。

如何減低水流急湍不利航行的困難？因分水塘提高了水位，造成由北渠流回海洋河故道水位落差較大，易於產生急流。史祿將北渠挖成兩個連續彎曲的「S」形河道，經過3.25公里的渠道折回到州子上村旁的湘水（海洋河）故道。因之延長流程，降低渠道比降，以利船隻通航。秦以後，歷代都對靈渠工程不斷擴建及維護。唐代增建了「陡門」，為現代船閘的前身。

如何防洪與泄洪？為防止汛期及暴雨後南北渠氾濫或崩堤，在設計大小天平時適當地確定壩的高度，在洪水期及暴雨後多餘的洪水可以從大小天平壩頂部溢泄，沿湘江故道向北流去，而保持正常水量進入南北渠，保證水量平衡及航行安全。另外，在南渠也設計了涵孔 ，秦堤與泄水天平以備防洪、泄洪。

如今靈渠已不再行舟，但維護得很好，作為農業灌溉之用。二千多年前的巨艋要道，現已見不到任何舟楫形跡，靈渠的水卻依舊靜靜地在流，訴說著過去 的光彩，

此行令我深深感到「桂林山水甲天下，靈渠風光增靈秀」。我很希望去桂林的旅客都能像我一樣在暢遊灕江陽朔之後，北上觀賞靈渠秀麗的風光，同時領略先人的偉大工程與帶給後世的澤惠。現在正在進行的「南水北調」工程，將影響到我們子孫的福祉，但願千百年後子孫們對「南水北調」工程，就正如同我們現在對靈渠、都江堰一樣，感到驕傲與恩澤。

(作者係石油開發管理學者、文史及旅遊專欄作家)

在這裡，我只讀瓦歷斯‧諾幹（泰雅族）的兩首詩。

〈山櫻花：1901〉

〈山櫻花：1901〉是瓦歷斯《霧社事件》詩輯中最為婉約淒美的一首。這輯詩可說是作為泰雅族人的瓦歷斯，對其民族的英勇事蹟的詩敘述，而每一首都附有「本事」，幫助讀者了解其歷史背景。

詩人在〈山櫻花〉中，雕塑出一位使人心疼的、蔑視殖民者的少女形象。詩人透過前三節七歲的Hajun與末節多年以後的她，輕描淡寫地暗示出時間的推移，事件（人止觀之役）過後，面對「所有櫻樹下都站著日本警察」的嚴肅情境，「如常刮山鹽青」，不予理會，Hajun淒美不屈的少女英姿不變。

詩內涵是Hajun上山採山鹽青，為家人治病的情境。這情境的選擇，深得歷史的要素，表達了當時日本殖民者「鹽禁」以控制被殖民者生活的事實，同時表達了原住民山野的求生能力與治病習慣：鹽可以消毒傷口，似乎暗示事件裡原住民在抵抗中的受傷。詩中並沒有一字對殖民者的直接控訴，而是以Hajun不理會他們的少女形象，來襯托殖民者的不義闖入與良心上的荏弱。詩人以近乎民謠迴環式的詩節結構來鋪陳詩境，而藝術經營最深的則是與此結構相呼應的象徵處理。前三節都以「三月的櫻花樹怎麼xx了？」開頭：

三月的櫻花樹怎麼開花了？七歲的Hajun來到溫泉刮著山鹽青，

一包芋頭葉的山鹽青要為家人的脖子消腫。一回頭，山腳下的櫻樹都開花了。

接著的兩節，「開花」則代之以「爆炸」、再代之以「流血」，節奏地呈現著花與事態的發展。「爆炸」與「流血」產生了煥發的、力感的、動感的視覺效果，層次地表達出櫻花的開放。由於詩中沒有時間移動的指陳，都是三月，時間似乎濃縮了，彷彿從花之開放，到燦開得像爆炸，到燦之極而爛如流血，就這樣層次地在此刻的眼前展開。在這花之開放中，詩人尚賦予某種屬於少女的淒美的美感：

三月的櫻花樹怎麼爆炸了？Hajun的眼睛看著爆炸的櫻花，一片一片的花瓣乘著風飄下來。檢起一片花瓣，別在胸口上，

Hajun 覺得疼！

應該是美得使人心疼！也應該是花落使人心疼！為甚麼花瓣突然飄落呢？而「疼」，痛也，而「爆炸」的聯想，其象徵意義就在字裡行間隱約可見，也就是象徵著「戰爭」的情境。如此，接著下一節的「流血」，便有着落，而呼應著這象徵的情緒也相對加強：「找不到路的眼睛焦急的對空中喊著：我要回家！」櫻花的燦爛，與「爆炸」、與「流血」相結合，巧妙地喻況了「本事」中所指涉的「人止關之役」。在此戰役中，泰雅族勇士大敗日本軍隊；然而，在以後的戰役裡，在戰力懸殊的狀況下，還是敗於殖民者的現代軍隊，而被迫遷移山下，以便殖民者管理。

〈回部落囉！〉

下一首要閱讀的是發表於1996年的〈回部落囉！〉。

「回部落」是原住民運動的一個主要號召，呼喚大家回部落去建設自己美麗的家園，那是對自己的文化傳統(Gaya)的重新肯定，對祖靈與山地的愛的回歸。廣義而言，〈回部落囉！〉屬於「介入文學」，但詩中一反「介入文學」慣有的、悲憤的「受害化」陳述；詩裡並沒有著墨於被壓倒在社會底層的原住民，而決心回部落去的四位主角都是在職業上還過得去的人，諸如當國小老師的Bihau，歌手Giwas，走鷹架的Wadang，麥當勞領班的Hajuong。相反地，那是一種民族自覺運動，那是一種像鮭魚一般源於種性的游向原生地：「像疲倦而遍體鱗傷的鮭魚，我們的族人/啊！都市的族人通通要回部落囉！」

就結構而言，全詩五節，配合四位歸鄉主角的心路歷程，加上一節做總結，可謂工整。每一節都以「發覺自己一寸一寸地消失」開頭，而中間則是「族人問他回來做什麼？」這「詩節」內部的基本結構，顯示部落內外經驗的矛盾，也表現出現實的落差與無奈。

Bihau作為國小老師，整天用國語上課，漸漸失去母語的能力。Giwas作為歌手，夜夜粉墨登場，原有的「黧黑的臉蛋」不見了；她回部落，是要「找回一張臉」。走鷹架的Wadang，矯捷無比，回來，是要「上山打獵啊！」恢復獵人的英姿，而在麥當勞當領班的Hajuong，卻說要「仔細地看部落還在不在？」，因為在「異域」太久了。他們的關切，恰如其分，切合他們在異鄉的工作經驗。部落裡的族人不瞭解，而族人不屑的回話，不僅僅是經驗不同的關係，也點出現實的無奈。

這些原住民的聲音，無論發自有著身分認同危機的都市原住民，或發自無奈待在部落的族人，都是誠摯的、豐富的，都有著現實的支撐。從「介入文學」而言，這樣的「介入」，不是意識型態的，而是富有現實意義的。詩中都市青年的覺醒，帶有原住民對自己文化與族群自我肯定的特質，從原住民運動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正面能量。

在美學上，如果〈山櫻花〉以櫻花的層次盛開與戰爭的象徵連接為特出，〈回部落囉！〉則是以精粹的白描手法與心理描寫相結合取勝。

當一天清晨，Bihau接到部落打來的電話，發覺居然無法發出母語對答，「他只好讓淚水的聲音流進聽筒/彷彿電話一端是接受告解的神父」。「告解」兩字，深得精神狀態的神韻，也指涉到山地以天主教為主的宗教朝向。「這一天午夜，Givas扭亮室內的日光燈/慘白的膚色掩住了黧黑的臉蛋。我們健康的Givas就像奔下山的孩子/一張屬於泰雅的臉一寸一寸地消失」。夜夜粉墨趕場，午夜對鏡卸妝的情境與認同危機，躍然紙上。

「我們矯健的Wadang在摩天大樓的窗玻璃上/終於看見一隻迷惘在都市裡的無尾猴子/牠左右搖擺，彷彿困在巨大的機械裡/甚麼時候，部落的獵人變成走獸了」。從玻璃上的「反影」看到自己殘缺的形象，左右搖擺如無尾猴子，在自我凝視中慢慢滑進拉剛 (Jacques Lacan)鏡子理論所指陳的心理機制，「認同」危機就深深地抓住了Wadang。

「我們的Hajuong從資本帝國營造著亮麗磁磚的反影中。終於，終於看見一個消失國籍的可憐傢伙！」在所謂全球化的推進裡，麥當勞是一個得意的傑作，成功地執行著西方資本帝國所策劃的國籍泯滅，以便跨國經營暢通無礙，並在第三世界中以其亮麗、潔淨突出其優越性；這些都含蓄在詩人精粹的白描中。一如Wadang的例子，我們的Hajuong，從「亮麗磁磚的反影中」，走進了「認同」的危機，發現了失落的自己。

寫出詩般的民族覺醒

瓦歷斯的心理描寫，以原住民的「認同危機」為骨髓。根據拉剛的理論，面對「鏡子」的Imago（鏡子中看到的自我形象）所引發的心理機制，也圍繞著「認同」為其基礎，詩中三位主角「認同」危機的啟動，皆以「玻璃」的「反影」為媒介，為「觸動」，實非無因。詩人精粹的白描，與之結合，可謂相得益彰，同時獲致心理層次的深度與玲瓏剔透。

我選擇這兩首詩，因為它們感人地呈現出，瓦歷斯對泰雅族英勇歷史以史詩般的敘述與對當下原住民運動的關切，以及其藝術表現。從文學經驗來看，「藝術表現」並非僅是「文學內涵」的附庸。恰恰相反，正如記號詩學大家洛德曼(Jurij Lotman)所言，文學是二度規範系統，而其特色則為內容與形式的互為滲透；職是之故，文學的「藝術表現」在互為滲透裡，規範了其「內涵」的架構與品質。

瓦歷斯詩的民謠式的迴環詩節、象徵手法，以及滑進心理層面的白描，使得他的現實「介入」不是直接的、憤怒的，而是婉約的、是詩般的民族覺醒與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再肯定。這對原住民運動而言，是正面能量的發揮。

(作者係師大英語系所教授)

凡欣賞過韓必省先生繪畫、書法作品的人，都會感覺到有一股濃濃的傳統氣息撲面而來。很多方家大擘，比如馮驥才先生等等，都認為韓必省的藝術創作，門門都是有所「宗」的。比如其工筆動物，言之靈動天趣、絲毛肖妙，所宗乃津門巨匠劉奎齡劉繼卣云云；其山水大卷，納南北之長，似從吳門走出，中有沈周、黃公望的影子；其花鳥小品筒約而雅，或蓄八大之神氣，或變苦禪之法度。而如書法中之隸，則根植漢隸魏碑，復從劉炳森中變來……

其實，韓必省的這些宗師，除了劉炳森外，多是古人，奎齡繼卣父子雖非古人，但在韓必省來津習畫時也已作古去了。所謂宗師，原不過是景仰和私淑而已，當然，這也就是我們的傳統了。

真實的韓必省，是地地道道的自學成才，是實實在的草根大師。他出身寒門，並非生自顯赫書畫世家，得秉所謂家學真傳；他原習國學，也未進過藝術學府，成就所謂院校流派。他的畫、他的字，是一筆一筆在津門的斗室中練出來的。他的功力、他的藝趣，是一張一張被市場容受了的。

民國一代文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言，成大事業、大學問乃至大藝術家者必歷三個境界。其一：「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北宋晏殊《蝶戀花》）。這個過程是孤獨的、是痛苦的，每一步都伴隨著空虛和悵惘。想當年，韓必省仄居在津門的斗室中，泡麵充饑，苦苦求索，他為數年找不到動物皮毛的畫法而懊惱，為打翻茶碗，偶得「濕絲毛法」而狂喜。在求藝的「天涯路」上，他焉知會有今日果？然而，他是在孤獨甚至是無望中走過了這一程，達到了這一境界的。

 其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柳永《蝶戀花》）。這個過程是明確了目標後的苦熬，無怨無悔的苦熬。看過韓必省《五百羅漢圖》的人，都會扼腕為之歎息：「成就一個畫家竟是怎樣！」十幾米的長卷，遊絲般的勾線，密密匝匝，年復一年，竟是這樣伏案勾來。即是現在亦然，韓必省的《百猻諧樂圖（俗稱百猴圖》一搞就是十個春秋。用《紅樓夢》的「好了」歌唱：「人人都說這畫兒好，衣帶不寬不了了」。

其三：「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南宋辛棄疾《青玉案》）。這是大師的境界，眾望而至，自覺睽睽，愈感高處不勝寒。韓必省現在每天都在和八大山人、揚州八怪較勁兒。別人覺他已是「蛾兒雪柳黃金縷」了，但他卻自在「燈火闌珊」。他在追求什麼？我認為，他在追求一個「靈」字。

他雅號「猴王」。猴，靈之長也，藝之所求，就是一個靈字。他是詩人，更懂公安派的性靈之說。他崇尚由功力、磨煉而達到平淡、自然。所謂：「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何潔，非熏何香。西施蓬發，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凰。」

我和別人或有不同。我看韓必省的繪畫作品、書法作品，了無匠氣，總是一個「靈」字。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美術評論家）

韓必省，浙江溫州蒼南人，1966年生，三省堂主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海南創作中心主任，民革中央畫院理事，民革天津畫院副院長，華夏未來國際書畫院院長，《人民畫報》書畫院藝術顧問，世界傑出華商書畫家協會顧問，天津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藍盾》雜誌社藝術顧問。作品曾多次參加國際書畫藝術展覽及書畫交流。

美國從2014年8月密蘇里州小鎮佛格森(Ferguson)開始，一連串的白人警察殺黑人事件上了頭條新聞。緊接著，克利夫蘭、鳳凰城、紐約、巴爾的摩也相繼發生類似事件，這引起世人注意。就在此時，哈佛大學在審核新生入學時，不成比例地取消了華裔申請人的入學許可。這種不公平的決策，令人大嘆一個自命公平正義的泱泱大國，竟然做出此種違法之舉！

事實上，美國歧視華人的入學政策早在1960年代末期即開始。詹森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落實計畫」(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規定人民有同等的工作、求學機會，日後卻受到自由派社運人士的要求，將此計畫修正為僅給黑人及西班牙語後裔此權利，而將白人和亞裔排斥在外。1978年聯邦最高法院還將該法判定合乎憲法精神。其後美國許多州廢除執行該法。如今竟又產生此現象，足證歧視華人的情形仍存在於當代的美國社會中。而早年美國華工的悲慘命運，更證明美國人歧視華人自古有之。

離鄉背井：航向新大陸

回憶總是心痛的，尤其翻閱有關華人在美國奮鬥的史料，更令人難過。美國夢是美國人最自豪的，但對華人而言，這個夢卻萬般艱辛。

清咸豐年間天災不斷，民間疾苦已到沸點，又有長毛作亂。洪秀全自命替天行道，又吹噓要建立「小天堂」，實則燒殺強奪，民不聊生。在太平天國作亂的14年中（1850-1864），半壁江山為其所把持，尤以閩、廣二省受害最深，人們爭相出國爭取生存空間；一部分人奔向南洋，廣東沿岸人們則航向新大陸。這一選擇對許多人而言，卻不一定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一旦抵達美西港口就面臨多重災難，直到1943年華人才能與他國移民立於平等的地位。在此之前，他們連三等公民都算不上，因為他們不是公民。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走向新大陸的人多半為社會低階層者，他們沒錢，也不具技能，更沒有文化背景，到了美國卻成了當地白人的眼中釘。他們乘船歷經五、六十天左右才抵達舊金山、波特蘭等西部港口。他們在航行中僅有兩個機會能自底艙上至甲板：第一個可能是途中病故，被架上甲板，以備海葬；第二是到達目的地，上了甲板等著下船。有些人到了港口就被賣到當地人口販子的手中，開始他們一世難以翻身的命運，有些人則一下船就開始找工作，不計工資多少，有活幹就好。於是他們從中國的低層窮人變成新大陸的底層移民工。

他們極大多數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於是代寫家信的行業應時而生。在這些家書中幾乎都是報喜不報憂，在閩、粵等省的家人根本不知道親人們在美國正受着無法想像的惡運。他們沒有生命保障，更沒有法律保障，有的是遭人歧視、排斥及迫害。而另一方面，白人完全以「上帝的選民」自居，認為唯有白人才能肩負「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亦稱為天命論）。換句話說，在此一新大陸夠資格打拚者僅為白人。他們相信世界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的中心就是基督教文明。他們認為華人是無知的，也沒宗教信仰，佛、道教均為民俗宗教，而中醫也不過是民俗醫療。他們甚至認為中國人是傳染病的帶原者；中國人賭性堅強，均是賭徒。總而言之，美國白人心中的華人位居少數民族的最底層。

華工在美備受歧視、欺壓

在這樣子的一種心態下，白人迫害華人的事例愈來愈多，終於發生數件集體屠殺華工的慘劇，例如1871年在洛杉磯就有21個華工慘遭屠殺；另外在懷俄明州則有殺死28名華工，另外尚有多起零星槍殺華工事件，而凶手卻不曾伏法。

翻開各國近代史，像這般屠殺外來者的案例並不多見。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上帝的子民對無知且無助的華工施以極刑，卻仍可逍遙法外。美國人在1960年後大肆譴責三K黨對黑人的暴行，卻未見有人譴責19世紀對華工所施的暴行。莫非美國人對人權有雙重標準？

白人對華工採取如此可怕的暴行，除因種族歧視外，自然還有其他原因。事實上，遠在1571年西班牙人就帶了一些華工到加州幫助造船，此後就有為數不多的華工來到加州打工。19世紀初期華工愈來愈多，到了1848年加州發現黃金，華工開始大批來美。到了1852年，大約已有52,000華工在加州打工。19世紀中葉後，掏金熱退燒，美國為了開發西部，乃有修築東西鐵路的計畫。這項計畫相當龐大，事實上是由兩家公司合作而成。

華工對美鐵路貢獻大

加州在1850正式加入聯邦，這一個富庶的州馬上受到華府的注意。然而，美東至美西，不但相距甚遠，且沿途滿是叢山，又是河川，且有沙漠，加上盜賊四處、印第安人出沒都造成旅客的不安。就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華府決心要修築鐵路，以解決西進的障礙。1862年國會通過立法，允許修築鐵路，以連結美中至加州的沙加緬度市。

勢力雄厚的聯合太平洋公司(United Pacific)於1863年12月自內布拉斯加之奧馬哈市向西鋪建鐵軌；另一家公司─中央太平洋公司(Central Pacific)則早在1863年1月即自沙加緬度市向東興建。兩線終於1869年5月10日在猶他州交會為一，此一橫跨兩洋的超大型鐵路系統也至此修建完成。這一巨大工程吸引了大約30萬華工前來加州。他們為了生活，來到一個生疏的世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環境中，默默地為了淘金或鐵路而奉獻，有不少人就死在路途中。

清廷也逐漸瞭解到華工在美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乃於1868年與美簽訂俗稱的「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蒲安臣本為駐清的美國代表，後來蒲代表清政府與歐美數國締結條約。根據此一條約，中美雙方認同華工的「自由移民及遷居」。中方為報答美方的善意，則給予美方貿易利益以示好。因為這一條約，華工在加州生活稍受重視，更多的華人來此打工，而華工在加州達到25%勞動力的比例。然而也因為甚多華工投身興建鐵路，與同是興建鐵路的主力愛爾蘭工人發生衝突；華人當然是大輸家。原因何在？

愛爾蘭工人欺壓華工

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愛爾蘭境內發生大飢荒。一時之間移民新大陸成為他們的首要選擇。然而，這些飢民來到美東時，受到源自英格蘭清教徒的排斥，在美東諸大城幾乎無立身之地，只好西遷加州。這群在美東被壓至底層的人到了加州，卻變成華工的加害者。

許多愛爾蘭工人有酗酒惡習，且經常與鐵路老闆發生糾紛。而華工不計較工資，最危險的工作也搶先做，加班也不介意，鐵路老闆當然樂意聘用。尤有甚者，華工多有儲蓄習慣，於是有一些沒有依靠的愛爾蘭婦女下嫁華工。當時社會不允許這種跨族群的婚姻，尤其是白人嫁給社會最底層的中國人，造成白人痛恨華工。

雖然華工較任何族群的工人更為努力，待遇卻比較低。例如愛爾蘭工人每月可拿到35美元，再加饍食費，而華工則僅能拿到30元。除了白人自命高尚，視華工為卑賤一族外，黑人也看不起華工，認為黃種人不該來到新大陸，堅決主張應將華工趕回中國。華工除了在社會上備受歧視與欺壓外，在法律上亦受盡責難。19世紀末期，一本在加州發行的《全美天主教季刊》就明文指華工是「不受歡迎的移民」。

美國法律歧視華工

全美東西鐵路於1869完工後，華工面臨的第一難題就是何處還有新工作。許多華工走向農家，對奠定日後發達的加州農業有著極為重要的貢獻。不過，這些事蹟並未使華工的地位獲得改善，相反的是，美國法律正開始赤裸裸地迫害華工的權益。

國會在1882年毫不留情地通過了聲名狼藉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一法案表示美國白人基於種族歧視，遺棄了曾在加州做牛做馬的華工，也證明當時白人說的「上帝愛世人」，是只愛白人。另外一個在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是，華人是「移民」(immigrant)，而白人到新大陸，卻是「遷居」(emigrant)。其差別是，白人僅是移居新地方，而華人卻是外國移民。這一不平等條約一直延續到1943年才被廢除。

遠在19世紀末，日本移民始往夏威夷，繼至加州，並未受到歧視待遇，直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才被迫住集中營，1945年二戰結束，被禁閉的日本人始被准允回到自己的家。雷根總統在1988年正式向日本僑民致歉，結束了這一樁黑暗的公案。

美國先民對華人的殘暴待遇，因第二次大戰始有所改變。這是因為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美國對華人的態度才由此改變。而在1943年國會決議廢除所有不利華人移民的法規及條例，其中以《排華法案》最令人心寒，因為它是同類法條中唯一針對某一特定族群所為的不文明行為。美國終於藉此決議譴責了先人的野蠻行徑。

2009年7月，加州州議會通過由華裔州議員方文忠所提出的議案，為早期排華法案做出道歉。而華裔眾議員趙美心2012年5月提出同一性質提案，該案在6月18日通過。參議院則先在2011年10月8日通過道歉決議案。自此，參、眾兩院及加州州議會均先後通過向華人道歉的決議案。雖然正義來得太遲，然而，不願自認有錯的美國人承認自己犯錯也是不易之舉。套句加州州議員布朗的話：「決議案的重點，在於美國人承認犯下這些錯誤。」

（作者係中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

李敖是我台中一中和台大歷史系的學長，早在我念高二時就跟他見過面，在他台中市太平路的家－台中一中教職員宿舍，包括段鍾潭（滾石唱片公司總經理）、程萬春（長庚醫院嘉義分院主治醫師）、趙國慶（旅居美國，為電腦軟體專家）、唐中南（藝術家）和我等五位同班同學，經常圍坐沙發，聽他天馬行空地高談闊論，對他崇拜不已。

記得李敖曾說「手段即目的，朋友也是敵人」、「 北洋軍閥比國民黨更尊重學術、更有言論自由」等驚世駭俗的見解。後來我把歷史系作為第一志願，或多或少是受他影響。《李敖回憶錄》兩次提及我與他的交往經過，觸動我詳述這段陳年往事。

我是先認識李媽媽張桂貞的。高二時，我賃屋在國文老師陳聯璋家，有一次遇到當時任職於台中一中訓導處的張女士來陳老師家串門子。我冒昧地拿著李敖的著作請她簽名，這突來的動作把她嚇了一跳，但當她知悉我當時就搜盡李敖的禁書後，從此結為忘年之交。

李媽媽當時約50開外，打扮摩登入時，丰姿綽約，頗有北方貴婦人儀態，任職於一中訓導處，每天負責登記統計、通知學生出缺席和請假事宜，因此和學生關係本就比較密切；而李爸爸李鼎彝曾任台中一中國文老師，已去世一些時日，李媽媽獨居在偌大的日式宿舍，稍嫌孤獨淒涼。後來每當她北上與李敖相聚，就把家中鑰匙交付予我，並在冰箱裡存放不少食物，要我自行取用，而她往往一去大半個月，她家就暫時成為我的書房兼臥房。

李敖寫過一篇「媽媽‧弟弟‧電影」，提到李媽媽沉迷於電影，熱衷於追逐明星，我雖然沒發現她當粉絲的一面，但的確見識到她對電影的熱愛。每當有新片上映，她一定搶看首輪首映，事後還會與我分享劇情和劇中的高潮迭起。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找不到她，去電影院找就對了。

有一次我正和李媽媽在客廳吃水果聊天時，突然看到隔壁鄰家窗戶冒出熊熊大火，原來是失火了，我趕緊拉著她的手往外衝，情急之際，她竟然衝回臥房抱起一個熊寶寶和一座檯燈，才跑出屋外，好在火勢很快被撲滅，驚魂甫定的她才尷尬地說，這是李敖送她的禮物。

兩年後我考上台大歷史系，負笈台北，大約每半年會回中部一趟，每次都會特地前去看她，這時李敖已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每次看她皺紋又增添不少，而且愁容滿面，心事重重，但再忙也會請我吃一頓大餐。

後來因宿舍拆除改建，李媽媽搬到雙十路兩層樓宿舍，當時李敖朋友藍燈出版社的丁潁一家人搬來與她同住，還幫李敖賣書。我遇到了李敖當時還在念幼稚園的女兒李文（王尚勤所生），剛從美國送回來給佬佬照顧，多次一起吃飯，也曾帶著李文去逛雜貨店買糖果，不知現人在北京的她是否還記得？

李敖出獄後幽居獨處，很少與外面接觸，也不接電話，我知道李媽媽已經退休，並搬到台北與兒子李敖同住，但很少再聯絡。直到後來我在台中任教，每周末北上幫鄭南榕編叢書，才在魏廷昱的帶領下，與李敖正式見面，為他尋找珍本秘藏，承他厚愛贈予一部影印機。當李敖獲知初中的國文老師楊錦銓在我任教的私立高中兼課，便託我帶去幾本著作送他，這段經過在《李敖回憶錄》中亦有提及。

李敖有個弟弟叫李放，兩人長得很像，我在李媽媽家認識他，當時他已高中畢業，正在服兵役。李放和哥哥有一點很大的不同，他不愛念書，高初中雖也念台中一中，卻經常讓李媽媽操心。服完兵役後和白先勇的弟弟白先敬一起做電冰箱生意，收購美軍的大型冰箱再轉售，賺取差價，後來改幫李敖處理出版社業務。李敖常說李放「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趣事，那是有一次李放因為內急，又不願使用印刷廠的骯髒廁所，特地回家如廁，結果幾千本《千秋評論》叢書，被警總禁書官抄得一乾二淨。

李敖交友滿天下，但敵人也不少，記得李敖50歲生日時，鄭南榕出特刊祝賀，並且要大家寫幾句話，當時我說：「伴君如伴虎」，應當李敖的朋友，不當他的敵人，因為他對朋友會兩肋插刀，拔刀相助；對敵人卻是窮追不捨，趕盡殺絕。

李敖有兩個忠肝義膽，一個是藍燈出版社的丁潁，一個是仙人掌/故鄉出版社的林秉欽，兩人都是磊落的謙謙君子。李敖坐牢時，丁潁幫他賣了數萬本文星舊書，林秉欽在李敖第二次坐牢時，幫他做內應，每月定期出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尤其是李敖剛出土城看守所時，召開記者會揭發監獄黑幕，全文就登在該書第6集，同時出現在記者會現場，震驚全場！

另外，我大學的恩師—石錦是李敖的姊夫，他教中國思想史、社會史，後來舉家移民去美國。

以上這些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在我心中歷歷在目，如今總算落筆為文，其情其景仍然恍如昨日，栩栩如生。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孫立德先生，高齡96歲，仍擁有一個健康硬朗的身體，訪談這天，他獨自騎腳踏車來到伯朗咖啡館，從走進來到坐下來一起吃飯，展現出不疾不徐、從容自在，相較之下，我顯得急躁、緊張與不安。

「吃飯的時候就好好吃，待會再好好的聊！」孫董事長打斷一手拿著三明治、一手翻著資料，嘴上還滔滔不絕的我，接下來約20分鐘，我們就靜靜地品嘗著食物。對孫董事長來說，沒有所謂的養生之道，他有自己的一套哲學思考，他懂得如何生活、如何享受人生。「擁有就會害怕失去，懂得比擁有更享受。」

孫：接受先天  努力後天

人生出來就分成一個先天、一個後天。先天，我們管不到，父母以前給我們什麼，甚至於以前祖父母給我們什麼，我們只有接受。有的人基因比較好，有的人遺傳某一種疾病。我一共有五個兄弟姊妹，最後就剩我一個，早年孩子常常生病，我算是拚出來的。有人問說老孫你吃了什麼東西，我說最好就是雞蛋，天天吃蛋炒飯啊！

先天我們無法掌握，後天卻是可以努力的。現代人營養沒有問題，但除了生理健康以外，心理的健康亦同等重要，生理與心理兩者是會互相影響的，心理更常影響我們的生理健康。拿我自己來說，以前我們家裡的環境還不錯，但問題是沒有人懂什麼是營養，唯一是我父親很看重「體動」，常常鼓勵我去運動。我在家裡要幫忙做很多事，去井底抽水，我每一天都要盛四個大水缸的水，在這種過程中成長建立了以後身體的機制。我現在平常也會去打兵乓球，跟年輕人一起，我去兩個鐘頭，可能就玩個40分鐘。

腦筋一定要動

我不是很聰明，念書時父母親嚴厲的不得了，所以念書很努力。上課的時候，我認為老師講兩三遍的一定很重要，於是我就把它歸納起來，變成一個簡單能夠記的東西，舉凡數學的三角函數、生物的氮、磷、鉀肥料、歷史的井田制度，我到現在都還能解釋給人聽。我有一本小冊子，隨時帶著，寫著一些東西，在外頭做事時我都會拿出來翻，雖然很多東西不一定記得，但我會重新把記憶提取出來，這很有用。以前有一些舊的基本道理是不變的，並時時補充新的東西，記憶就越記越好!

記憶是越用越會記，我出差坐飛機時，躺在那裡，我就背國文、唱戲。記憶不用就會退化。老了後，記憶只是慢一點，但還在那邊，只是反應比較慢，可以用很多方法來把它提取出來，舉例來說，有時候忘記這個人叫什麼名字，我就把百家姓拿出來念個兩三個，就記起來了。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一個東西不記得，就去書房找出來，睡覺時就很開心。記憶要靠自己，這樣子你的生活就很不一樣。

所謂溫故而知新，我讀老書，同時也學習新事物。「舊書不厭百回讀」，有時看書自己還高聲朗誦，因為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感受，而每一次有新的感受時，心裡就會很高興，驚訝怎麼之前自己都沒有想過。讀書成為我的習慣，養成吸收廣泛知識的習慣，每天早上我定期會看三份報紙，每三到四個禮拜會到市立圖書館或中央圖書館，閱讀一些我沒有訂的雜誌。

我抱持著開放的心胸來學習，平時下午只要有時間，我一定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去看新事物。另外，我們是社會的一員，不能自外於社會。我跟年輕人互動，會回想自己曾經也是年輕人的心態，畢竟我都是過來人了，怎麼會有代溝問題呢？我會去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並且用他們平常學習的話題跟他們互動。

心態是根本

緣份是無法解釋的，一個機緣怎麼形成？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人？感恩跟惜緣其實是連在一起的，旁人對我們好，不免要感恩，「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我之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看得見的好要感恩，若有人對你不好，要想法子改變情況，這樣的不好，反而是另外一個好的開端，因此，就算是壞事，也要珍惜，這樣人就會心情愉快，感受到滿足，身體也會好。

滿足或不滿足關鍵都在「節制」。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很多事情都沒有做過的話，好像少了什麼，於是不管什麼事情我都跟內行去討教，知道它的好壞，甚至自己試過了就知道。像是抽菸我試過，我也賭過，但很快就了解賭頭遠遠賺三分之一，反正我們輸定了。所以每樣東西都可以嘗試，但要知道節制，一旦過了頭，就要想後果。

期望值就是大多數人的平均，是我們期望的最高值，也是我們心理上的範圍。舉例來說，全班平均分數是80分，我如果比80分高，代表已經在平均水準之上了。好比我有一次去復健，我跟醫生說，最近我的腿好像走一下就酸了，但醫生卻對我說，你已經比任何跟你同年紀的人都好得多，應該滿足了，不需要太擔心。總而言之，一個是節制，一個是期望值，只要不過分地去想，就容易滿足，心情也就愉快了！

（採訪者係台大社工所碩士生、銀領協會兼任研究助理）

銀領協會祕書長楊培珊目前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大學念的是外文系，卻在出國深造時選了社工系，又以老人學為她的研究領域，學成後回台，除教書外，也積極參與老人服務工作。

楊：換跑道投入老人工作

我最早接觸的社會工作是在做部落工作時。我大學寒暑假都在山上帶小朋友的寒假班、暑假班，1980年代早期部落尚未開發，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我都直接住在部落的村子裡，等於是一種家庭工作。

部落裡的家庭都是老人、小孩多，我就覺得自己應該學習專業的社工。去美國念社工時，學校要我選擇領域，我想到爸媽老的時候我最好能知道怎麼照顧他們，所以選了老人。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文化上照顧父母是子女的責任，所以對我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1986年我大學畢業，工作一年後出國，大家都對我要去讀社工，特別是老人學，感到驚訝，因為1987年台灣尚未進入高齡化社會，一般人不認為老人有什麼好學的。但我還是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念社工，那邊老人學很強，我得到很多專業訓練。1997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台。

台灣老人學的發展大致可以依照人口的發展，分成若干階段，首先是出現老年人口越來越多的高齡化社會，其次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挑戰，有一批專家學者開始倡導，最後民間才一起加入。

台灣在1993年才進入所謂的高齡化社會，因此在1990年代之前，專門學老人學的學者並不多，當我回來台灣時，台灣專門學老人學的學者大約不到五位，但我回來的那一年回來了三位在社工領域中專門做老人的，我就是其中一位。

我進入台大時所占的缺其實是屬於醫療的，但1997年台灣已產生人口老化的問題，也有其他領域的學者開始做老人學的研究，像是護理。老人醫學專科(Geriatrics)是發展老人學(Gerontology)之後，經由學者倡導，醫院才逐漸成立的專科。還記得那時候，我和呂寶靜等人在內政部要求醫院能夠成立老人科，但衛生署給我們的答覆就是沒辦法，因為醫院是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現在大部分大的醫院都有老人專科了。

由此可見，老人學一開始在台灣不被重視，但在需求漸漸浮現的情況下，加上學者專家的倡導與努力，老人學開始蓬勃發展。我就在這個脈絡下見證了台灣老人學的發展。

老人學及長期照顧政策

我認為，老人學本身有它的特殊性，是一個跨領域的學門，需要跟許多不同專業的專家學者合作，從健康老人到失能、失智老人，就涉及到健康醫療、護理、建築、教育、運動、心理等等，基本上就是身、心、社會及靈性的全人面向，舉凡生活的各個面向，都可以有不同專業的涉入。

在社會沒有良好配合的環境下，老人本身就是一個弱勢，相對於其他傳統的社工領域，老年學這一塊極需跨領域的整合。長期照顧這個領域有醫護、社工心理、復健、房屋修繕、交通接送與送餐等等工作。

我常與許多不同系所的學者合作，例如剛回國時開的「老人學概論」，就與心理系的翁儷珍、公共衛生系的吳淑瓊、護理系的戴玉慈合開，後來以這門課為基礎，成立了現在的老人暨長期照護學分學程，隸屬於醫學院。

既然老人學是跨領域的學門，服務老人的長期照顧政策就必須跳脫以往只著重照顧的服務。獨立自主的生活是長期照顧政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性目標，在發展照顧服務之餘，如何增強老人的功能亦值得重視。

台灣的高齡化政策，最重要的當然首推長期照顧政策，它是從2007年長期照顧十年先導計畫開始發展，由公共衛生學系的吳淑瓊擔任召集人，從照顧服務的需求出發，再決定需要何種服務。以需求評估為導向的服務，可能會使服務提供的項目受限；以公共衛生的角度切入，就像是疾病的推估一樣，可達到全面管理的目的，卻有可能忽略了「獨立生活」、「社會參與」等價值。

具體來說，以公共衛生的角度來做長照推估，重點在於有多少需求？需要多少專業人力？需要什麼的服務？2007年的長照十年計畫基本上是這樣的概念，然而，社工跟醫療、公衛比較不同的是，獨立生活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社會參與也很重要。

在「獨立生活」與「社會參與」的價值基礎下，我就成為台灣復健暨科技輔具學會的創始會員。台灣很少有社政背景的人參與輔具。目前輔具有不少問題，第一缺乏前瞻性的產品研發，第二主管機構都是游擊式的業務，沒有長治久安的政策，也沒有整合，即使各縣市設有輔具中心，但功能有限。

長期以來，台灣對社會福利的定義比較狹隘，而非廣泛的社會福利。台灣的社會福利預算很少，所以多是狹義的、殘補式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讓老人有一個全人的服務，進而提升生活品質，目前還是侷限於低收入、經濟補助或失能長照照顧等，政府也只跟非營利組織(NPO)合作。

社會福利有不同的路線。傳統的社會福利國家就是政府全部要包，而政府全包的前提是高賦稅，台灣不是高賦稅國家，要政府去包，是不可能且牴觸的。這不是理念的問題，而是實際的問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錢就真的沒辦法做。所以，長照其實一直都是產業，可是政府卻忽視這個產業的量能。

秉持著這樣的熱情與理念，我加入了銀領協會，也協助創立了寵爸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民眾諮詢服務、整合性需求評估等等。我目前從事家庭訪視、整合性評估，輕度或預防性的社區介入，我很喜歡這些工作，我可以很快地得到一個全面性的了解，同時家屬跟我之間也很容易建立信任關係。

（採訪者係台大社工所碩士生、銀領協會兼任研究助理）

又是鳳凰花開時節，我服務的學校有陸生來台就學，如今完成學業穿上學士服參加台灣畢業典禮，他們心中的歡愉可想而知。筆者除了恭賀與祝福外，同時聯想到兩岸四地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及未來競爭力。本文是以筆者的實地教學/講學/演講/座談經驗為基礎，對兩岸四地的大學生作個宏觀的評比，但限於篇幅，只能談些重點。

台灣大學生素質下降

先談台灣的大學生。30年前我由美國回到台灣，在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及政大東亞研究所任教。當時這兩個研究所每年分別都有一、二百人報考，錄取不到十分之一，考進來的都是最優秀的學生。這兩個研究所的博士班都有外國留學生，我開的是必修課，上課之前同學比教授先到課室，我用英文講授，同學專心聽講並作筆記，我規定學生每兩周須看完一本指定的原文專著，並寫成讀書報告呈交。從他們的上課筆記及讀書報告看來，他們（包括韓國博士生）的知識基礎好，學習能力強，畢業之後有的到歐美或大陸再修一個博士，如今也都是學術界的後起之秀，韓國生拿到學位回去後多在韓國各大學任教，表現也優異。

我在中山大學時，成功大學剛成立政經研究所，應聘兼課，我的印象是學生素質不錯，上課勤奮，畢業後有的去國外留學，有的在台灣讀博士，可見頗有競爭力。後來也曾在中國文化大學大陸所開課，我發現有的學生勤勉用功，有的開學第一堂到課，學期結束最後一堂到課，其餘見不到人影。

隨著教改政策的實施，大學數量如雨後春筍，許多專科、技職學校改為學院，再升格為大學或科大，一個小島居然公私大學多達160餘所。從人口與地理面積看，這數量是驚人的，然而由於少子化，讓許多大學招生不足，幾乎人人都可進入大學就讀，但是學生素質也就這樣在下降中。我曾開授一學期大學部的課，學生遲到早退有之，上課玩手機有之，喝飲料吃東西有之，趴在書桌上睡覺有之，真正聽課者寥寥無幾。第二學年我就不願在大學部授課。

20年前中山、政大博士生的質量很好，10年前情況有了變化，我授課時發現學生聽課、閱讀能力有了難度，讀書報告一個月才能勉強寫完繳出。現在全台灣每年生產的博碩士成千上萬計，除找不到合適工作，還有質量與能力問題，有好多碩士生與大學生搶22K，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出了問題。

2003年我由中山大學退休轉到佛光大學任教，在研究所開必修課，用的是英文講義，為了教與學能有機結合，我要求學生先備課再上課。備課時，多數學生用快譯通將講義直接譯出，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在課堂上我要重譯，然後講解，由此可知，現在一般研究生的英文能力與讀書態度。此外，我還發現研究生功利主義取向嚴重，必修課勉為其難到校上，選修課能不上就不上。四年前我的「全球化專題」來了一位陸生（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他在課堂上認真聽講做筆記，並常發問，下課休息時他告訴我：「只有一學期的交換，機不可失，一定要抓住時間努力學習。」班上其他台灣同學有的只聽講不寫筆記，有的甚至遲到早退。今年這學期又有一位陸生（華南海洋大學外文系）來佛大當交換生。他上完第一堂課，便說對我講課方式充滿興趣與好奇，與他在廣東的「內地教授」相當不同。他認為「三限六不」對陸生不公平，但他在佛大與台灣同學相處融洽，並無彼此看不順眼之處。他上課認真，周末假日則利用時間體驗台灣的風土民情。

大陸大學生認真用功

我曾在吉林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向該所教授學者們作「葛蘭西與新馬克思主義」學術報告，沒想到一群碩博士生還有哲學系的本科生也擠到研討室聽講，那是大陸剛改革開放不久的年代，可以看出大陸知識分子對西方學術思想的饑渴。又過幾年我在吉大哲學社會學院講「兩岸社會與兩岸關係專題」，講堂擠滿青年學生，說明大陸的大學生關心兩岸問題。

2002年我在復旦大學哲學系講「新馬克思主義」，講堂坐得滿滿的，學生求知若渴。過一年我應聘北大客座，在社會發展所講「西方馬克思主義」，我用英文講，碩博士生用英文發問並討論與東方共產主義的差異，可以看出北大學生的外語素養及思辨能力。2009我在廣州中山大學政治系客座，講授「比較政治學理論」，每次上課不論本科生或研究生沒有缺課的，上課專心聽講，下課在走廊上還繼續問問題，好學深思的態度我在台灣少見。

港澳大學走國際化路線

2000-2001我在澳門大學客座一年，講授「政治學專題」與「兩岸關係專題」。葡萄牙語是澳門官方語言之一，但澳大為求國際化，全校使用英文教學，直追香港與新加坡，我在課堂上發現學生均能適應，可見環境影響青年人的語文與學習能力。澳門大學去年已在橫琴島建立新校區，走向國際化，其轉型值得參考。

香港中文大學我去了好幾次，一次是應邀到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參加「民族主義學術研討會」，會後參觀中大圖書館，發現不但借書的學生多，館內看書的學生也座無虛席，可以看出中大學生的求知態度。還有一次去中大是訪問政治與行政系翁松燃教授，他告訴我全校大部分課程都用英文教學，學生除港生外，有陸生及外國留學生，他們不但用功且相互競爭。現在中文大學在亞洲大學排名已在台大之前，今年連最優秀的台灣學生也都被吸引前往就讀了。

兩岸四地大學生比較

以上談了十幾所兩岸四地大學生的學習態度與知識能力，這些各別經驗的加總告訴我：台灣的大學生過去的素質不錯，近年則每下愈況；大陸的大學生質量較高，並知力爭上游；港澳的大學已國際化，連帶大學生也具國際視野。

大陸升學競爭激烈，學生知道優勝劣敗的後果。反觀台灣，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既無激烈競爭，又加上眼光缺乏國際觀，思考局限台灣在地，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大學生會有什麼競爭力？香港、澳門都是小島，但是它們的大學努力國際化，不但學生的語文能力好，具國際視野，因競爭而知用功，近年來港澳大學招收的學生質量越來越高，台灣要小心也要憂心。

兩岸文化交流有好處，至少讓兩岸大學生在交流互動與共同修課中，相互認識彼此的學習動機與態度有所不同，同時顯現政治立場與價值取向的差異，連帶在對比中也呈現出競爭力的高下。兩岸四地的大學生都是炎黃子孫，不能說台灣的大學生不聰明，而是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出了問題，致讓台灣的大學生在兩岸四地的評比中競爭力最差。近年來台灣的優勢不再，此與台灣大學生缺乏競爭力有一定的關係。

一個大學的單一經驗也許不能表徵一個事態的「共相」，但我有12所大學的經驗，而且分布在兩岸四地，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兩岸四地大學生競爭力的高下。作為一個台灣教授，我為台灣的未來擔憂，因為今日的大學生是明日的社會主人，台灣大學生一旦沒有競爭力，台灣社會能有美好的未來嗎？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反課綱活動轟轟烈烈。到底反什麼？

反對者理由一，程序黑箱違法。「反洗腦課綱學生陣線」說：「檢核小組於法無據卻可以主導課綱。」事實上，教育部2013年8月1日台教授國部字第1020073427號函，請國教院對課綱評估。國教院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規定，視業務需要組成檢核工作小組。此外，小組僅有建議權，無直接調整課綱之權責，現行課綱非由檢核小組直接修改。故「於法無據」及「主導」皆不正確。

課綱微調程序，2014年7月22日經由監察院調查認定並無違法。反對者所言違法，並非指課綱微調本身、檢核小組、微調內容等違法，而是法院認為教育部應公開委員名單及投票紀錄，否則違背政府資訊公開法。該案仍在上訴中。不過，委員名單公開與否，並不有損課綱微調的「內容真實性」。

反對者理由二，政治黑手介入。如台聯黨團直言，檢核小組被「中共統戰系統」把持，教育部「已經成為中共在台統戰教育部」。事實上，反對的教授及團體，看似中立，多主張台灣獨立，反課綱高中生諸多網頁更直接宣傳台灣不屬中華民國，這才是最大的政治介入。其次，僅因有委員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便辱其為「紅鬼」，不論其修正課綱內容之正確性，是對人不對事的因人設事。

反對理由三，修改內容去台灣化、竄改歷史。事實上，新增的課綱內容增加台灣民眾勇敢抵抗外敵的英勇事跡，如林朝棟抗法、羅福星抗日，諸多台灣人參與民國建立、北伐、抗戰及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更新增台灣人參與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提升台灣人的貢獻。

此外，還原史實，增加台灣的歷史光榮，如增加台灣的現代化成果，晚清「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先進的省分」。因有課本撰寫「婦女自願從事慰安婦工作」，故新課綱將慰安婦加上「被迫」，將日本統治加上「殖民」，新增「殖民政府對台灣人民經濟與土地的侵害」，以及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構想，種種內容強調台灣人民非自願受殖民，還原祖先尊嚴。

再者，反對者言刪除2.28與白色恐怖，亦不正確。公民科僅在「人與人權」主題下，將白色恐怖、2.28事件等例證刪去，交由教科書商自由撰寫例證。歷史科不但未刪除，反而將其由「說明」欄位提高到「重點」的欄位，表示對此段歷史的重視。

反對者抨擊不該用「光復」、不該用「殖民」，卻不去問問慰安婦阿嬤，當年人民是抨擊日本殖民，還是歌頌日本治理？是歡慶台灣光復，還是歡慶台灣接收？史料班班可考，反對者視而不見。

最主要就是反對把「中國」改成「中國大陸」，由此破壞了他們心中「一邊一國」、「台灣獨立」的定位。

(作者係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學生)

制度文明是人類文明形態之一，指人類創造的規範行為、治理國家、調節社會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思想、規則及相應機構。自從有了人類，就有勞動生產及勞動生產中形成的人與人的關係和社會組織，制度文明也就開始孕育。制度是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有什麼樣的社會存在，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中國與西方在制度文明上差別顯著，從根本上說係因兩者最初的生產方式不同。

研究表明，大概距今一萬年前，人類有了所謂第一產業，其內部又可大致分為遊牧和農耕兩大類。

約五千年前，由高加索地區向南遷徙的遊牧民族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農耕民族發生碰撞，進而與地中海東岸的航海民族接觸，逐步形成愛琴海文明，並於西元前後用數百年的時間，藉由羅馬帝國和基督教征服了歐洲，而近代歐洲征服了世界。這是粗線條的西方文明，包括制度文明的發展路徑。

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斷遷徙，經常面對食物、氣候、疾病、戰爭等嚴酷的生存環境，面臨生命的不確定，並因此養育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一是篤信神明，且因戰爭需要和帝國出現，漸從多神信仰走向單一神信仰，猶太教、基督教都產生於地中海東岸。二是集體行動要求嚴格分工，導致社會分層和個體獨立，既催生守紀習慣和法治精神，又滋養自由觀念，提供了階級、利益集團，政黨及選舉的土壤。三是崇尚武力，慣於征服，在掠奪與反掠奪中或擴張或敗亡。從十字軍東征到全球殖民，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後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戰爭，都可看到尚武和征服的幽靈。四是長於貿易，商業發達，講究規則和契約。大航海、工業革命、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社會契約等皆與之相關。五是為方便與他族交往，易於明白和記住各自的話語，催生了簡約的字母文字。今天西方字母體系追根溯源就是來自遊牧的閃米特人發明的字母體系。

華夏文明自成體系

與西方文明不同，華夏文明是典型且獨成體系的農耕文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大部分地區氣候濕潤，植被茂盛，土地遼闊而肥沃，天然適合農耕。農耕民族很難產生上述西方文明的元素，而形成了另類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特別是自先秦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後，小農生產方式構成了中國最深厚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定居而非遷徙，崇文而不尚武，重現世，輕宗教，戀土地，抑商賈，勤勞、務實相伴自私、狹隘，在平等自由的土地上過著溫順而散漫的生活。就連文字也自成一體，華夏以象形文字與其他文明相區隔。歸結起來，小農經濟最大的特點是天下歸「一」。

何謂「一」也？實乃均質的小農社會之謂也，亦即一個天子統管一盤散沙的天下。故中國自古缺乏社會分層，缺乏利益集團，無需嚴密的社會組織和法治傳統，而是以無數平等的小家庭作為單元，進而以血緣為紐帶，以倫理治家國，構成一個無疆界、有親疏的大家庭。

正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中國自古強調「仁」。而「仁者，人也」，故天下以人為本，進而在人本思想基礎之上提倡「以德治國」。德從何來？修身以養德，齊家以維德，治國以弘德，惟如此可行善治，天下平也。「平」則歸「一」，於是天下為公，是謂大同。

孔子2500年前說「為政以德」，揭示中國制度文明的本質和核心價值。故中國制度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選賢任能」上，熟讀聖賢書的儒生係通過科舉，而非政黨競爭或選舉出任各級各類官員。這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科舉制度和文官制度確實與西方大異其趣，從古代的儒家官僚集團到今天的共產黨長期執政，其實自有脈絡可循。

「挖樹從根起」說的是萬事萬物都有個根源。借用生物學的基因一詞，若論基因，中國與西方制度文明從文明之始就大相逕庭。源頭不同，其後發展的路徑有別，今日呈現異質的風貌也就順理成章。

普世價值是一種迷信

制度文明發展史表明，至今尚未出現過一種永恆的、適用全人類，無論氏族、部落聯盟，還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制度。宣稱某種制度是最好的、終極的、普適的制度，不符事實，有違科學精神，是一種制度迷信。用迷信的話語當然解釋不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沒有東方的思維必致屢屢犯錯。正確的態度是要建設制度文明，但不製造、不接受制度迷信。

人類文明發展需要的不是強制推行、硬性照搬，而是在相互借鑒中逐步走向融合，所謂某種「終極文明」終結其他異類文明的說法，只會是歷史上一個短暫流行的謬論。

筆者注意到，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看到西方民主制度有優點也有弊病。例如，金錢操控：權勢集團利用金錢控制選舉、操縱輿論，影響政策立法；集團政治：表面上多黨競爭，其實強化分歧，導致利益衝突，甚至引發社會動盪；影響效率：執政黨只顧眼前利益和選舉勝負，造成政策短期化、功利化，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使立法和行政效率下降；政治作秀：政客為迎合選民大開空頭支票；政治腐敗：競選活動耗費越來越大，選前的政治獻金和選後的政治回報相當普遍。這些弊病至少表明，西方民主制度不是那麼美好，也不可能終結人類制度文明發展史，且適用全世界。

事實上，在不少輸入西方民主的國家，非但沒有解決原有的矛盾和問題，反而使新老社會的矛盾更加尖銳，導致政局動盪、社會混亂乃至戰亂頻仍，極端組織肆虐，恐怖主義橫行。希望強制推行西方制度的政客、將軍、文人，能從人民的災難、痛苦中以良知體認到制度迷信的荒謬，而無數被制度忽悠的人們也能走出強權話語體系，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辦事處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