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亨達是銀領協會的監事，「銀領」代表的是銀髮族的意見領袖。劉亨達曾任福樂奶品公司廠長、頂好公司副總經理、美國溫蒂漢堡公司亞洲太平洋區總監，退休後他把時間花在5070企管顧問公司，該公司成立宗旨是凝聚一群50歲到70歲，在社會上有豐富工作經驗的主管，且願意再為社會做一些傳承及服務的人，提供資訊給需要的人。

作為教練，劉亨達不是教人怎麼做，而是引領人怎麼想，一切的思想都是在被啟發的狀態之下，幫助被教練的人自己想出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劉亨達：工作中的學習

我是台大農化系畢業的，畢業後在食品工廠工作，一段時間後升到台灣一家知名食品工廠的廠長，後來又進入一家國際公司。這個公司總部在美國，分公司在夏威夷，我管理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市場。從原來的工廠生產、銷售工作，轉換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連鎖加盟工作，最大的挑戰就是接觸到不同的文化和人種。公司跟各國家的工作夥伴，不管是加盟店還是公司，在公司的政策跟目標只有一個的原則之下，把他們的工作跟公司的政策能夠連起來，能夠激發、開發市場，達到業績。

我以前在食品工廠的工作，是有直接行政及管理的權力，對做得好的員工可以給他加薪水、做不好可以開除；但是到連鎖加盟工作時，我變得沒有直接的權力，因為我代表總公司管理直營店及輔導加盟體系，我跟加盟體系沒有直接的行政權力，也就是說，我不能因為我是總公司，而對加盟者公司裡的員工直接獎懲。我唯一有的權力就是影響力，如何運用影響力來達成目標變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很幸運有機會磨練出兩種不同方式的管理模式，這對我的成長及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退休只是轉換跑道

「退休」這兩個字對我來講根本不存在，因為我認為人只有一次退休，而且退休以後就不能再起來，那才是真正的休息。但在那退休之前，只要人能夠動，就不應該休。因此，沒有所謂的「退休」。

人從出生到退休的過程中，不同時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年輕人做學生是一個角色，到職場上班是一個角色，作為家庭一份子又是一個角色。每次換一個新的角色及場景時，心態就必須有所調整。例如，一個演藝明星不可能永遠演男或女主角，一定會隨著年齡而改變角色，但是好的演員會在每一個階段都把角色演好。

人生的黃金階段才開始

人的生理年齡是隨著一出生就開始直線向上，到了青年達到頂峰後會延續一段時間，60幾歲開始慢慢走下坡，這是生理年齡。但心理年齡，像是對人生的豁達、或是對事物的看法，會隨著年齡上升而愈趨成熟，一直到生命結束。

從頂峰到結束，生理年齡算是走平後往下降，但是心理年齡會不斷上升，這兩者之間的那一塊是最珍貴的，以人退休後到長眠的這段時間來講，是一個人智慧最高峰的時候，但通常都被浪費掉了。要怎麼把這一塊貢獻給社會，最大的貢獻又是什麼？我認為，就是當教練，提供一些經驗的分享。

隨著人的生命越來越長，這一區塊就會越來越大。具體來說，很多人50多歲就退休了，那離50歲到80歲，還有好幾十年，如果疏於利用，不只是一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社會資源的浪費。

一個人要把這一塊做得有多大，完全取決於自身。5070企管顧問公司舉辦過很多活動，讓參與者把過去的工作經驗整理出來，拿出來跟人分享。要想讓自己所講的對公司的CEO或主管有思想上的啟發，必須本身有邏輯及先進的思想，所以再學習就成了我們成長與進步的動力。

學習是為應變

其實人生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另一部分是不可以控制的。不能控制的事，像是意外、死亡，是在老天爺手上，我們擔心也不會改變，那就不要去管它。能夠控制的部分就是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什麼樣的方法，去應變所遇到的問題。

社會在變，我們學習的新事物也在變，拒絕學習就是衰老的第一步。學習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能夠應變，且跟得上時代的變化，就不會覺得害怕，也就會有比較達觀的心態。只有停止學習的時候，我們的心理年齡才會衰老。

人生是一個學習的旅程，不分年齡，就是要不斷地學習，學習的目的就是要能應變，因應個人生活的變化、周遭環境的變化、人際關係的變化。當我們學習越多，就越能夠應變，那一切都會往正向去改變。

在人生的舞台上，只有換場景，不會換主角。

（採訪者係台大社工所碩士生、銀領協會兼任研究助理）

米勒畫作「拾穗」，描繪窮苦的農村婦女在金黃色的麥田，彎腰撿拾收割時落下的麥穗，一粒粒的穗粒就像是一點點的希望，每粒都是寶。

「只要不放棄，就會有希望」是華夏社會公益協會成立「陽光助學」的初衷。

陽光助學工程

華夏社會公益協會是由一群關懷弱勢學童的人，希望透過教育激發貧寒孩子的潛能，使其自立自強、脫離貧困，繼而有能力也願意去助人，形成社會人群共同的觀念及風氣。華夏將這項教育扎根的工作命名為「陽光助學工程」。

華夏協會於2002年開始籌備，2004年7月31日正式成立。2002至2006年間，以協助台灣山地學童之經費補助為主，目前則致力於北台灣弱勢家庭的陽光助學工程，包含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及新竹縣等地區的都會及偏鄉。這些年來，華夏雖沒有專職領薪人員（全為義工），每位志工或理監事都是義務的，不僅出力出錢，每份心力也都實實在在用於受照顧扶助者的身上。

陽光早餐與「福箱」

陽光助學工程包含陽光早餐、寒暑假飽飽、春節陽光送暖及家訪，並提供急難救助及參與其他社會公益活動等。扶助的對象是身心障礙、隔代教養、單親、中低收入、原住民、新住民或其他家庭變故的學童。

陽光助學工程最主要的工作是「陽光早餐」，它是由華夏補助國小學生的早餐費用，弱勢學童名冊由各學校提供，讓這些學童可以在學校吃早餐。我們相信教育是翻轉家庭貧窮最重要的方式，而早餐必須吃飽有精神，孩子才能有元氣上課。在每一學期的開始，華夏志工們會到學校進行訪視，了解華夏幫助的孩子們在學校用餐的情況，並和師長們意見交流，關心孩子們的學習及生活需要。

「付出當下，福已在其中」，這是華夏「寒暑假飽飽」取名為「福箱」的原因。因為到了寒暑假，很多弱勢孩子在上學期間得到的早、午餐經濟協助來源會面臨中斷，於是華夏向各界募集物資捐贈，由志工們分裝成三千多個裝滿白米、麵條、醬油、健康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福箱」，希望將眾人的善心福聚給這些弱勢家庭，雖然每一次組裝時志工都是汗如雨下，甚至有人受傷，但助人的感覺既充實又美好。

華夏對弱勢家庭不僅給予物質上的幫助，更做家訪關懷，因為華夏相信，唯有親自走入貧困家庭，才能真正並持續深入了解他們的需要。每年春節的「陽光送暖」，華夏動員學校師長、家長會及志工們一同參與，藉由家訪關懷的機會，學校及師長可以認識及關心學生的家庭生活，家長會也可以用團體的力量幫助他們；華夏並能從訪談的過程中，紀錄受訪家庭的需要，或請學校列入生活輔導關懷的對象，或轉介其他社會福利及政府資源，或者是給予急難救助等，讓廣大的社會關懷能有機緣如暖流般吹到這些弱勢的家庭。

華夏長期關懷社會的角度，都在於倉廩衣食等日常所需，在台灣八八風災時曾捐贈書包及鞋子給災區學童及家庭。近兩年更思考如何把人文關懷與社會教育融入公益事業，讓華夏不單是行善，更是積善，透過善的循環，以善養善。於是，華夏開始結合不同的社會公益團體，帶領孩子走出校園，接觸寬廣的世界，啟發他們的潛能；例如，帶孩子參觀艾雪魔幻世界畫展，在驚奇之餘並寫下心得，開拓不一樣的藝術視野。但這只是一個起點，還需要更多人參與，多關注存在我們身邊的弱勢孩子。

社會公益以濟貧救困為先，但是，恆久的積善，是華夏未來陽光助學工程要更用心努力的目標。社會上永遠都有無法被關懷到的孩子，在世界滾輪的轉動下，總會有人落下，但如何讓落下的人可以再次攀上滾輪，讓他們有能力、有善心，去幫助下一個落下的人，是我們的使命。

（作者係華夏社會公益協會志工）

《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6月11日報導，中國進行了第四次高超音速飛行器的實驗，這是在過去18個月中的第四次試射。此次測試使用的是美國軍方代號WU-14的「高超音速滑翔載具」，不同於前幾次試驗的是，它具備極高的機動性，能有效滲透美國的國家反導系統(NMD)。

一般彈道導彈在重返大氣層前會釋出彈頭，可能會是單一彈頭，也可能是分導的多彈頭，彈頭一般都會以拋物線的彈道飛行。現在中國有了高超音速滑翔載具，它是一種和普通彈頭不一樣的彈道導彈彈頭，可以在彈頭重返大氣層後，利用其高升阻比的外型，通過操縱內建小型助推火箭引擎來修正方向，在內大氣層進行高超音速滑翔，將原來以「彈道導彈」飛行的模式，轉換成「巡航導彈」的飛航模式，繼續進行相當長距離的飛行，並可進行空中機動，閃避反彈道導彈的攔截。

美國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要攔截對方的導彈時，往往根據導彈可能的彈道、速度及方向等參數，計算出攔截點後進行攔截。若是採用滑翔式飛航的高超音速載具，彈頭進入大氣層後，將會改變成可操控的飛航模式，要對十倍左右高超音速滑翔的彈頭進行攔截，以現有末段反導技術而言，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因此，高超音速滑翔載具最大的意義，是在有效突破美國反導系統的末段攔截。

這個技術如果被應用在洲際彈道導彈的投射，就可以運用其在大氣層內高空層、高超音速的滑翔，大幅延伸它的打擊範圍。以東風-31洲際彈道導彈為例，根據美國的中國軍力報告，如果採用傳統模式，東風-31的射程估計約為八千公里，可是它的彈頭一旦改換為高超音速滑翔載具，在進入大氣層以後還可以繼續滑翔飛行，攻擊範圍至少可以延伸三分之一。此外，因其攻擊範圍擴大，以同樣推力的導彈，可以攜帶更大或更多的彈頭，而且它的打擊精準度亦可大幅提昇，甚至可以直追巡航導彈，將賦予東風-31型洲際彈道導彈一個「全新的生命」。

同樣的技術也可應用在中國大陸反航母的彈道導彈上，在確認航母的位置後，反航母彈道導彈將可在極短時間內到達目標區，導彈會通過滑翔載具上的雷達及其他偵測設備，對運動閃避中的航母位置進行再定位後進行攻擊，不論是使用可以造成航母重大毀損的「高爆穿甲彈頭」，或是專為摧毀航母指管通情系統的「微型精準打擊導彈」的子母彈頭，都可對航母造成致命的威脅。

據傳中國大陸已經應用類似的原理發展出一種導彈攻擊模式，由長程轟炸機攜帶巡航導彈，在中國近岸的高空層發射導彈後，由固態火箭引擎推升至更高空層，導彈以數倍音速在平流層飛行，可以大幅增加其射程，在接近末段攻擊前再啟動沖壓引擎，加速至高超音速。高空層、高超音速的巡航導彈，可進行空中機動，閃避防空導彈的攔截，可對部署在第一島鏈附近的軍事目標進行遠程精準打擊，也可以作為打擊航母的殺手鐗。

因為這是一種異於美國現在正在實驗的高超音速打擊模式，如果可以提前服役。以中國大陸目前所部署的近百枚洲際彈道導彈，通過高超音速滑翔載具的應用，將使得中國大陸戰略威懾能力大為增強。由於射程的延伸，中國大陸可以將洲際彈道導彈，部署在更內陸的地區，直接經由北極圈直奔北美大陸，使得目前美國在中國周邊所建構的反導系統，攔截彈道導彈成功的機率大為降低。

美國在高超音速武器發展方面，一直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其由轟炸機在高空發射的高超音速巡航導彈，目前仍處於實驗階段。俄羅斯、日本、法國、印度等國也都在從事相關實驗。中國此次實驗主要是結合了彈道導彈與巡航導彈兩者的優點，並參照了「錢學森彈導理論」，是一種十分具有創意的發明，可以藉此刺穿美國國家反導系統的末段攔截，將成為中國反制美國核威懾的重要手段。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成思危走了。

這位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中國風險投資之父」。2015年7月12日上午，他與世長辭的消息傳來。

就在今年年初，病重住院的成思危仍思考著中國的未來。

生命最後時日裡的思索，成了他留給世人的最後一篇公開文稿。記者翻開今年5月出版的《金融國策論》，成思危近兩千字的序言映入眼簾。

「戰略目標的確定是所有研究問題中首要決定的問題，如果目標一錯，滿盤皆輸。」在病榻上的最後時光，成思危所思所想的還是他研究了一生的中國金融改革。

成思危1935年6月出生在湖南湘鄉的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中國近代新聞史著名人物成舍我。

成年後，成思危卻選擇了與「文人」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

上世紀80年代以降，成思危將風險投資的概念引入中國。1998年，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關於儘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即此後引發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此後，國內風險投資風起雲湧，勢不可擋。

中小板、創業板、PE、VC……今天的中國投資者暢遊其間、獲利無數的風投市場能夠從紙上藍圖成為現實，成思危的奔走呼籲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思危當之無愧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從事風險投資業者、創業板公司老闆應該感謝他、銘記他。」美林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劉芮東說。

《金融國策論》作者12日接受記者專訪時，回憶了成思危今年春節後在醫院為該書作序時的情景。

原來，成思危今年春節後拿到書稿，因感到金融作為國家戰略至關重要，應允作序。但考慮到他已抱恙體弱，該書作者代他擬好了序言稿，送給他過目。

成思危卻說，「我從不讓人代筆」，堅持自己讀過、自己寫。最後是由他口述，託人記錄完成。

生前，成思危將複雜的科學、虛擬經濟、風險投資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相結合，獨著、合著20餘部學術專著，在重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

著作等身、已執筆困難的他，用口述的方式，留下了生命中最後的思想火花。

在這篇遺作中，針對當前甚囂塵上的國際做空中國等「陰謀論」，成思危表示反對：「實際上，如果把抗擊『陰謀論』作為保障金融安全的戰略目標，那就大錯特錯了」，「正確的戰略目標應當是鼓勵提高我們自身的金融實力，進一步深化和推進金融系統的改革，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並且在國際競爭中提高我們的話語權和我們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這才是正確的戰略目標。」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遺作中，成思危亦對自己一生經歷的金融改革做了一番「功過評說」：「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歷程，可以看到從外資併購我國企業，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國戰略合作夥伴，股權分置改革，中小企業板、創業板的設立，股指期貨的開放，到融資融券；每一步都會有反對的聲浪、質疑的聲音，甚至還有『賣國』的責難，這樣就使得我們的金融改革不能順利地向前推進。在一些人的阻撓之下，有關部門儘管已經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也只能是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不能及時地抓住時機向前推進。」

「這一點教訓是我們應該記住的」成思危最後寫道，「只要我們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穩步推進我國的金融改革，就一定能使我國的金融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多的發言權，以及越來越強的地位。」

今年6月11日，八十壽辰的成思危寫下《八十回眸》一詩：

暢遊人間八十年，

狂風暴雨若等閒。

雛鷹展翅心高遠，

老牛奮蹄志彌堅。

未因權位拋理想，

敢憑剛直獻真言。

功成名就應無憾，

含笑揚眉對蒼天。

「我們痛失恩師，國家痛失棟樑。」成思危的學生、經濟學家馬光遠形容成思危「身居高位仍然堅持說真話」，「他對中國一直充滿信心。願先生千古。」

（作者係中新社記者）

柏楊先生（1920－2008）已經去世7年多了。結識柏老（大家都稱呼柏老，其原名郭衣洞）和張香華，是在他坐了9年零26天政治牢出獄之後，也是美麗島軍法大審後不久，經由司馬文武（江春男）介紹的。柏楊住在新店明德路，距司馬家不遠。沒想到我們初次見面就聊到半夜，承蒙他留住一宿，從此與柏老結下了一、二十年的交情，也親炙他熱情體恤的一面。

當時周清玉（姚嘉文妻）準備以美麗島事件眷屬的身分代夫出征競選民代，央我陪同前去拜訪，受到柏老熱情的接待，並予以鼓勵和祝福，添加了周女士參選的信心，後來周果然以超高票當選增額國大代表，賞了國民黨一記重重的耳光。

承蒙柏老餽贈獄中所著三大歷史鉅著《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這對於正在高中教歷史的我助益甚大，後來柏老還特地引介代銷的星光書報社老闆林紫貴，同意給予批發價，讓我的學生得以較優惠的價格購買，當作歷史補充教材。

自從認識柏老以後，每逢他出版新書或有別人所寫有關他的書出版時，他都會簽名寄來。他也寄來原來被查禁的，改交星光書報社出版的雜文集，以及遠流出版的《柏楊版資治通鑑》。我在書架上特地專列〈柏楊書系〉，幾乎收羅完整無缺。

1985年柏老搬到新店花園新城攬翠大樓，我帶著妻小前去拜訪，在陽台瞭望大台北遠景，視野非常遼闊，大有一攬天下之感。柏老夫婦在新城餐廳熱情款待，飯後還以座車專程送下山，這種盛情厚意，至今都難以忘懷。

之後不久我獲得教師人權促進會的推薦，參選教育團體立委，我專程向柏老面告，柏老很爽快地親自撰文推薦，雖未當選，但對他這種愛護晚輩的熱情，至今感銘。

認識柏老，也認識了當時還在建國中學擔任國文老師的張香華。張女士溫柔婉約、儀態端莊，她是柏老晚年最大的倚靠和精神支柱。張女士擅長寫詩，出了不少專集，也都蒙她致贈，與柏老書系並列。

印象深刻的還有柏老家的寵貓─孟子，常看到他們夫婦與貓對話，並且摟抱餵食，如同家裡的一份子，時隔多年，不知仍健在否？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李友邦(1906-1952)，名肇基(譜名友邦)，台灣台北蘆洲望族之後，自小具有強烈民族意識，於19歲時兩度計畫性地與同學攻擊日本人新起(現長沙)派出所，遭日警追緝，乃內渡大陸進入講武堂軍校，後轉進為黃埔二期學生。

李友邦秉持「先從日帝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然後返歸祖國」理念，該理念受到孫中山先生認同，並鼎力支持。李友邦遂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綱第一條明文，本黨宗旨團結台灣各地民族，驅除日帝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中華民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1939年後，李友邦陸續成立「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及四所「台灣醫院」，號召全國各地區的台灣同胞，共同參加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救亡運動。未料於光復後，撲倒在白色恐怖的槍口下。

家母嚴秀峯常常遺憾「李友邦應該死在沙場上的。他的血應該流在與敵人廝殺的戰場上。但他卻死在他一生最深愛的故鄉，死在他為之奉獻了一切、甚至他的生命的台灣。」但是母親也說「假使我們能重活一次，我會毫不猶豫地和我先夫，仍然願意把我們的生命獻給偉大的祖國和有血脈關係的台灣」。

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先父的歷史和功業，被湮沒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歷史的公義畢竟沒有遺棄李友邦。2006年，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蒞臨蘆洲李宅，淚眼致上於白色恐怖時期政府誅殺忠良的歉意；2012年，教育部正視先父帶領台民抗日的歷史，課綱中以抗日民族英雄尊之；2013年，新北市政府建置紀念銅像，並將蘆洲李宅命名為「友邦巷」。

為讓後人瞭解先父的見解，特請《觀察》重刊他72年前寫的〈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作者係李友邦將軍次子）

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文／李友邦＊

美國著名讀物《幸福》雜誌，於去年8月間聯合《時代》與《生活》兩大雜誌的編輯，發表戰後和平方案，其中包括兩個備忘錄，一個專門討論戰後英美關係，一個完全討論太平洋關係；前者評論大西洋和歐洲問題，後者有將南洋島嶼建立新印度西尼亞國，更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全文範圍雖大，然動機欠光明，方法少合理，對戰後中國領土主權之處理尤為荒謬。此項提議實為帝國主義殘餘思想及歷史光榮之自私交織而成，類似狂囈，原無足奇。該三雜誌在美擁有大量讀者，其思想影響所及，當不在小、吾人實有糾正之必要。關於東北四省劃歸蘇聯，非本文範圍，今試就台灣共管問題予以指摘。

原文第四章提議將「夏威夷向西、中途島、威克島、關島以及日本代管的島嶼琉球、小笠原群島直至台灣」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並且說明「國際行政當局應接收島上日本財產，⋯⋯為了尊重中國優越的利益，台灣應劃歸在中國關稅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它為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雖然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由於台灣國際地位的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他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得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這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據第四章的說明，是為了「供給菲律賓一種比他自己在最近未來所能建設的更為有效的防禦能力」的「保衛菲律賓的方法」。故不屑破壞盟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塗改盟友的歷史版圖的篇幅，在第五章中更明白的指出：「我們在亞洲的目的，不僅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的堡壘，而且是對日本實行眼光遠大的政策，使任何侵略根本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彷彿說要建立太平洋安全防區，將日寇與出產豐富地區的南洋與中國隔絕，使之不能死灰復燃，好像台灣不與其父母之邦的中國脫離，就不能盡其在太平洋應盡之防禦任務；而另方面，則對菲島竭盡方法，將「成立一個商約來代替獨立法案中的經濟條款」，務使其「政治上獨立」與「經濟上自由」，為的是有把握使戰後菲律賓的糖，椰子油的生產，以適應美國人為市場以外的市場需要。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帝國主義思想的渣滓與歷史光榮傳統的自私的作祟，把死去的世界從墳墓裡再發掘出來的把戲。所以儘管第四章未能明白提議建立這一個設防島嶼連接而成的橫越太平洋公路，不是想在東方造成任何新的「均勢」，但我們決不會給聲明模糊了視角，失卻透視的能力。他們提議的作用，在這裡必須給予指出：在使台灣脫離其祖國上，充分地對中國，是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懼怕中國富強以後妨礙其在南洋的利益，故事先排除我東南海疆的屏障，攫取中國南部國防海空軍的根據地，以保其控制中國的地位；在東北四省劃歸蘇聯上，則將在中國北部為美國對日寇設下一個強有力的斥堠；如果照案實行，則將使中蘇難以和平相處。他們對日寇始終沒有把「解除武裝」放在第一位的決心，只企圖在威嚇、利誘以及隔離、防禦上來找出解決日本事件的辦法。不顧盟主國威信的損害，大西洋憲章尊嚴的掃地，「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英美）兩國俱欲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這誰要歪曲它，誰就失卻了決勝的力量！

這個方案，雖不一定能成事實，但其反應，給予聯合國作戰上的幫助，必然抵不上蒙受的損失。第一、它否認台灣居民48年如一日的革命要求。更否認中國5年中堅苦抗戰的真意。它將聯合國之間起著不可解釋之疑團；第二、它給予聯合國上一切偽組織對淪陷區人民以侮蔑該國政府之宣傳，一如汪逆偽組織之對中央政府妄稱親美之不當然；第三、當大西洋憲章宣布以後，軸心國即在廣播中諷刺此項文告如第一次大戰中威爾遜總統所倡之「民族自決」的重演，如今該三雜誌竟以奴役世界，分割國族為戰後和平之保障，軸心國將更可以此為有力的破壞了；第四、台灣為了菲島及南洋群島之保衛，而不得回歸祖國，則美國必然在太平洋以另一種姿態為愛好正義民族之敵；第五、兇過自己行動的恐嚇是大害，是便利日閥對厭戰的軍民作激發的宣傳資料；第六、「時間在太平洋上是有利於日本的」提議，徒為盟友間預伏造成一種不應有的糾紛，分散反攻力量，就是給予日寇以坐大良機。

此外如對朝鮮、越南、緬甸之處理，均足以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戰禍，人類浩劫之火藥庫—東北四省。這些不能不說是聯合國家思想輿論界對和平上的欠忠，對作戰上的失著。

我們呼籲全世界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化工作者，給一切有害於聯合國爭取勝利的思想以嚴格糾正；我們必須記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戰事上雖勝利，和平上遭失敗。我們反對披著和平大衣的炸藥血腥的「善後主張」。這是我們對真和平應有的責任。

中國為國際和平重建的要角，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為了領土主權的完整自主，我們必然要繼續奮鬥，台灣及東北等失地不收復，中國的獨立自由境地就仍未達到、則中國必然不放棄戰爭，因為三民主義國家的立場，無侵略他國的意圖，但有恢復本國領土主權之決心；中華民國無奴役他族的野心，但有爭取為自己主人的天職。故日寇佔領事件，不能影響中國史頁版圖，更不能影響我們民族一貫奮鬥的方向。

我們要戰爭勝利，更要和平的成功。我們之所以堅決地反對這滿佈戰爭細菌的提議，就是為了拒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寫於1943年2月1日漳州軍次，原載於《日本在台灣之殖民地政策》。

6月14日早上，突然接到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簡秋燕執行長傳來的簡訊，告知嚴秀峯董事長早上在家裡於睡夢中辭世。嚴秀峯臥病多年，健康狀況因年齡的關係每下愈況，但接獲此不幸的訊息，內心仍充滿無限的不捨。李友邦的抗日事蹟已為大眾所知曉，但知道嚴秀峯的人卻不多，以下對這位前輩做一簡單介紹。

抗日工作，結合連理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國勢日益強大，侵略中國的企圖未曾停止。1937年國民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正式迎戰日本的攻擊。當時17歲的嚴秀峰，家庭富裕，父母親視其為掌上明珠。但她眼見家園已毀，國將淪亡，為挽救國家的生存，加入抗日工作的行列。1939年3月她參加歷史著名的浙東保衛戰，在千難萬險的情況下，完成情報傳送工作，國軍得以掌握情勢，讓日軍落荒而逃、倉促撤退，我軍因此獲得勝利。

由於抗日工作的關係，嚴秀峯見到李友邦為讓台灣民眾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鍥而不捨地努力以赴，深受感動。1941年5月，一對志同道合的抗日夥伴結為連理，繼續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台灣百姓的自由，努力奮鬥。1939年李友邦成立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婚後的嚴秀峯除擔任賢妻良母之外，更要扮演李友邦重要的祕書角色，以及少年團的教育工作，繁忙程度，可見一斑。

1945年抗日戰爭終於獲得成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嚴秀峰雖是一名出生於杭州的女子，但她協助台灣百姓獲得自由，充分發揮了對台灣的大愛精神。

冤屈辛酸，據理力爭

台灣光復後，因陳儀治理不當，發生了二二八不幸事件，陳儀希望藉由李友邦的聲望說服台灣民眾，遭李友邦的拒絕，因此李後來遭到政治迫害，以「叛亂」罪於1951年被逮捕，翌年4月22日遭到槍決。而嚴秀峯也於1950年被扣上「通匪」的罪名，被判長達15年的冤獄。

出獄後的嚴秀峯，為養育子女，四處謀求工作，因是政治犯的關係，在社會的敵視、歧視與漠視下，處處碰壁，但她深知如要在社會立足，就必須接受嚴峻的考驗，於是以做女紅、養鴨、賣菜等粗重的工作換取工資，扶養5個子女，1973年更以微薄的積蓄創立「世界翻譯社」，協助台灣中小企業跨出海外，創造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

出獄後的嚴秀峯雖然已年邁體衰，但誓死為白色恐怖中冤死的李友邦討回歷史公道。她堅信人民自身的力量，不需要依賴當權者，因此以翻譯社的名義整理出版李友邦昔日的著作，並邀請學術界人士，舉辦學術討論會，以公正的態度探討李友邦對台灣的貢獻，獲得各界迴響與肯定。1992年4月嚴秀峯在紀念李友邦的追思大會上宣布，經過多年的努力，李友邦的冤情終於討回公道，她也走出埋藏在心裡的白色恐怖陰影。

保存文化，任重道遠

嚴秀峯一直以保護台灣文化古蹟為志業，也是推動私有古蹟保存運動的重要推手，其堅毅不拔的過人精神，令人欽佩不已。為能解決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衝突，1980年代開始，嚴秀峰號召學術界、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辦理多次公聽會，聆聽各界不同的意見。她熬夜爬梳，撰寫萬言陳情書，向政府單位及民意機關陳情，獲得李遠哲院長等四千多人的連署，涵蓋文史界、建築界、文化界及民意代表等，將其理念傳達至社會各界知曉。

1995年4月14日，嚴秀峯所帶領的中華私有古蹟保存促進會向立法院提出「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草案民間版」，該案於1996年12月31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付諸實施。1999年，她再次不畏艱難，成立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以高瞻遠矚的視野、寬廣的心胸，於2006年10月25日，正式開放李友邦故居蘆洲李宅為「李友邦將軍紀念館」，提供民眾參觀，作為永遠的追思，也成功地將蘆洲李氏古宅活化再利用，成為保存古蹟的最佳典範。

以上幾點只是我個人對嚴秀峯女士的回憶，遠遠不足以彰顯其對台灣的貢獻。這位終生為台灣犧牲奮鬥的長者，現雖離開了我們，但其為人處事的精神永遠令人敬佩。

（作者係海洋大學海洋研究所所長）

許多朋友一談到抗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大陸要「正視抗戰史實」、「承認國府在抗戰的貢獻」，每次聽到這些話我就想笑，10年前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大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已直接指出「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但我們呢？我們願意肯定共軍在敵後戰場的犧牲與奉獻嗎？

一聽到共軍，一堆人就破口大罵，說共軍狡詐、欺騙，「游而不擊」、「打國軍不打日軍」等各種謾罵琳瑯滿目，每當聽到此類言論，我心裡就有疑問，孫子兵法開宗明義的一句話，不是「兵者，詭道也」嗎？既然是「詭道」，那用計使詐不正合情合理嗎？怎麼會使計使詐使輸了人，然後批評別人出老千呢？

共產黨游擊戰略指導正確

反共論者最愛提的是「七二一方針」，說中共指導部隊在抗戰的過程中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這也成了國民黨指責共產黨不抗日的「鐵證」。但就當前的史料而言，找不到任何資料可以佐證該說法的真實性，再要問的是這樣的方針有錯嗎？我當兵時，有一次教官說「一旦解放軍登陸，我們的任務就是上山打游擊」，當時我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能打游擊嗎？莫那魯道不是殷鑒不遠嗎？」就這樣，興起了我研究游擊戰的興趣。

在研究的過程中，當我看到「七二一方針」時，回想過去在部隊如何學習設立隱伏基地，輔導長還要去與當地住民「建立良好關係」，作戰指導說要避實擊虛減少與敵正面衝突的機會…等等，這些作為不正是「七二一方針」的指導原則嗎？

游擊戰不是正規戰，因此不該拿正面戰場的思維來看待敵後戰場，敵後戰場倘若不先發展群眾，不先建立地方組織，根本沒有打游擊的可能。因此，發展是重中之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用正面戰場的作為模式，批評共軍的敵後戰場，不是一個持平、令人信服的論點。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破壞

敵後戰場初期是國府的天下，為何在抗戰的過程中豬羊變色，勝利後變成了共產黨的廣大根據地？國民黨總說是共產黨藉抗戰來發展，上文說明了發展本身並沒有錯，那國民黨為何發展失敗？怎不見國民黨反躬自省？總不能一句「共軍狡詐」就杜悠悠之口吧！國民黨之所以在敵後發展失敗，最大的問題當然還是國民黨自己。

1937年7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隨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出陝作戰，緊接著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就跳到1941年的新四軍事件，中間國共雙方為何彼此鬥爭的原因卻沒有說明，反共宣傳中只說共軍「游而不擊」、「打國軍不打日軍」，卻從不說自己如何「摩擦頻頻」、「動作不斷」。

以魯蘇戰區為例，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在萊陽成立魯東行轅，分別由盧斌（中統）與厲文禮（軍統）任主任與副主任之職（厲同時兼任山東省第8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盧與厲屬國民黨內的不同派系，本就不易合作，而盧斌又支持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原屬於厲的第8專員區的掖縣劃歸給共軍駐守。厲文禮氣憤不已，居然教唆部下胡鼎三與萊陽縣長王海如，在1939年5月間偷襲魯東行轅，擄走盧斌等十餘人，至萊陽縣城西北方，用亂石擊破腦袋殺害。此即為當時震驚社會的「魯東行轅事件」。只要親共，連自己人都殺，那對於共軍自然更不能放過，同樣是1939年的3月間，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路經國民黨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所屬王尚志部占據的太河鎮地區，遭到王尚志部的殘殺，同樣成為轟動一時的「太河慘案」。

這兩起事件都早於新四軍事件，可見國民黨摩擦在先，共產黨反擊在後，並非不是事實。或許有人會說，這都是共產黨的抹黑與污衊，殊不知這些歷史清清楚楚地記載在國民黨人自己的史料裡，代盧斌繼任魯東行署（事件後行轅改編為行署）的李先良在回憶錄裡清楚提及，事件受害者中還包括沈鴻烈的姪子，但沈為了顧全大局僅將厲文禮撤去專員一職而已，對厲等人的囂張行徑莫可奈何。

對於「太河慘案」的記載則更清楚，由於秦啟榮後來遭到共軍擊斃，為紀念其殉國所設立的「秦烈士啟榮紀念基金會」，對於其功績大書特書，其中便清楚記載了太河慘案的經過，還提到被攻擊方在遭到攻擊當下表明「我八路三支也」，沒想到秦部居然不但不停火還「益痛擊之」。紀念集編輯者編篡當時已在台灣，在反共思維下，自不覺得當時殺八路軍何錯之有，也正因如此，留下了國民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鐵證。       

國民黨在敵後自毀長城

發生多次摩擦事件後，中共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對國民黨的反共摩擦進行了反擊，也才引發了後續更大規模的新四軍事件，倘若不是國民黨在華北的勢力不足，難保不會另外發生一起八路軍事件。只是，國民黨搞摩擦的結果，並未獲得任何長遠的利益，國府游擊隊依然越打越小，共軍則越打越大。

這是因為國府的游擊隊主要任務是防止日軍與共軍進入地盤，因此彼此間的聯繫與合作不多。國府又派非黃埔嫡系的雜牌軍到敵後戰場，例如：東北軍到魯蘇戰區、西北軍到冀察戰區、楊虎城的部隊被派往中條山，這些正規軍一來對於國府派他們到敵後好消耗他們心有不滿，二來不懂何謂游擊戰，在敵後還是用正規軍的作戰方式，因此，日軍掃蕩老掃到國軍，國軍自然越打越弱，支持不住者便降敵成為偽軍（前述之厲文禮即投敵任偽魯東和平建國軍司令），那共軍對偽軍就更無客氣的道理，國府抨擊共軍「打國軍不打日軍」，卻不敢說這些國軍許多都同時有偽軍番號，是一群「曲線救國」的「國軍」。

應承認共軍對抗戰的貢獻

國民黨自己不敢面對歷史，卻成天要對岸面對歷史，打開敵後戰場的斑斑史料，共軍扛起了抗日的責任，激起了占領區人民的民族意識，組織了民眾打擊日軍補給線，將日軍壓縮於點線之間，使日軍無法抽調更多兵力到正面戰場，減輕了國軍正面戰場的壓力，這些貢獻是必須肯定的。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國共雙方都有人犧牲，抗戰不單只是哪個黨的功勞，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勝利。

抗戰勝利已經70年了，國民黨在台灣媚俗於「去中國化」，因輿論壓力所迫，馬政府才舉辦了一些活動聊表紀念。而國民黨長期以來為了爭抗戰的主導權，製造出來的反共土壤，反倒滋養了台獨，使兩岸中國人無法團結。當我們要求對岸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努力的同時，我們也該承認共軍是敵後戰場的中流砥柱，國共都為抗戰盡了力。如此，才能共同面對歷史，進一步和解的可能，也才能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復興。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今年是乙未割台的120周年，也是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的70周年。大陸和台灣都將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大陸甚至將抗戰勝利與全球反法西斯主義的活動結合在一起，表達中國人反殖民、反霸權的意志。

反帝國殖民侵略主義，是全球人類文明正義之大纛，飽受日帝侵伐凌虐的中華民族，無分兩岸，本應在此之際表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民進黨執政的台南市，卻在7月至8月展出太平洋戰爭末期美機在台南市轟炸造成屋倒房破的殘敗照片，稱之為「終戰紀念展覽」。

 所謂「終戰」，是日本戰敗之後，對其發動侵華戰爭加以推卸無賴的說詞。日本從戰敗至今，從來沒有正式向中、韓及東南亞等被侵略的國家、人民道歉懺悔。他們甚至把侵略戰爭歪曲為日本領導亞洲，反抗西方帝國主義，而不得不然之「義戰」。日本人缺乏正義感和羞恥心，台灣人卻不可以這樣。

台獨分子認為新課綱不該強調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的史事，因為這樣會忽視日本治理台灣的正面性。依據他們的史觀，日本治台給台灣帶來了現代化，將中國清朝落後的台灣建設成現代台灣，抗日分子是「土匪」，本來就是作奸犯科之輩，法應誅滅。

其實，台灣現代化建設不是1895之後由日本帶來的。中興名臣沈葆楨和劉銘傳早在台灣開始了現代化的建設，而且甚有績效。若非日本的甲午侵華之戰，台灣何嘗會於乙未淪陷？中國現代化之路又怎會被橫加斬斷？

台獨有一大本事，就是黑白雙面人，譬如賴清德崇拜八田與一，在八田的坐姿塑像旁擺出一模一樣的姿勢拍照，可是，他卻又可以在「明延平郡王祠」拿香狀極虔誠地祭拜鄭延平王，難道他不知道鄭成功的「成功」及「延平王」的封號，都是中國明朝皇帝賜予的嗎？不想作中國人的賴清德，為何要進入中國的祠宇，祭拜中國的民族英雄鄭延平？照說他應該趁早將「明鄭延平王祠」拆除鏟平。

此種黑白雙面性，正是台獨奪權鬥爭的手法。蔡英文對美國人說「依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政」來施政，卻鼓動青年學生反對課綱微調。相信今年9月28日孔子誕辰日，賴清德還是會去全台首學向大成至聖先師行禮，不過，這些儀式是白的，真正的本質卻是黑的，那就是台灣建國萬歲。

（作者係師大東亞學系、地理系合聘教授）

法律上，投降的是日本，中國是受降國之一，當然毫無疑問是戰勝國。

就中日戰爭實際過程而言，如果不從1932年的一二八第一次淞滬戰役算起，中國的抗戰至少也進行了整整八年。這期間，敵、我實力懸殊，導致雙方傷亡數字的巨大落差。我方三千萬人口傷亡，加上無以數計的財產損失，的確是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

儘管如此，根據日方的數據，我方消滅了日方至少38至40萬的日軍，牽制了150萬以上的日軍隊伍，使得歐洲戰場的盟軍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消滅法西斯力量。

至於「中國是否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方？」，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與「是不是戰勝國」沒有多大關係。至少，中國堅決投入了一場超越自身承受力的衛國戰爭，更何況，參戰國原就不分強弱大小，凡參加同盟國陣營的皆屬國際公認的戰勝國。鑑於此，中國不只是一個戰勝國，而且是一個做出極大貢獻與付出最大代價的戰勝國。

韓戰爆發後，中、日地位易位。中國兩岸當局非但被排除於舊金山和平會議之外，會議主導方還不光彩地安排了一系列違背中國利益的措施。例如，埋下「台灣地位未定論」伏筆；不清不楚地將釣魚台「劃歸」美國的託管區；對放棄日本戰爭賠償等等做出精心部署；給日本安排了一條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出路。當然，這一切也意味著對中國人民的羞辱，以及對抗戰犧牲者的褻瀆。

舊金山和會反映了戰後國際秩序的調整與轉變，可視為圍堵政策的擴大與加強，不論其合理性、道德性何在，絲毫不能抹殺中國曾經是戰勝國的事實。

如果說，有人根據上述討論，得出「中國是戰敗國」的結論，多是出於對國際政治的不了解，或是對中國因內戰割據而使得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以至於讓人欺辱的情況，提出尖銳的抗議與譏諷。

台獨分子目前趁著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時刻提出「中華民國是戰敗國」，其出發點與上述兩種動機截然不同。他們是設想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等同起來，認為日本戰敗等同於台獨分子的戰敗；而且因為戰敗是件傷心丟人的事，因此就沒有參加抗戰勝利慶祝活動的心情與顏面。

其實，時隔70年，許多日本極右派心裡的確是這麼想，因此就想方設法把戰敗國地位提升為「正常國家」。如果這還不夠，最好是把他們不太服氣的中國，再次由戰勝國地位打倒為戰敗國。這批人的衝動固然可以理解，但其盲點卻是沒有意識到，中國早已是個一瞬間可置其於死地的核子大國。更怪誕的是，台獨分子居然會如此無底線地往戰敗陣營裡鑽，而且還把自己送上陪葬的道路。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