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設站之台東舊火車站前，有紀念清代台東最後一任父母官胡傳的路名和村名。他除了和當地衛戌長官張兆連共同維護台東地區的安定；也在乙未保台時做了努力。台東製糖株式會社於1913年2月成立後，從事製糖、移民開墾與鐵道等事業。光復後，台東糖廠擴大製糖規模，影響整個台東區域的發展，也間接帶動當地棒球運動的復興。

台東舊火車站創於日據時期從台東到花蓮的花東線鐵路。因它和西部糖業鐵道同為窄軌(762mm)，基於小火車的魅力，1960、1970年代吸引外國觀光客到此留下珍貴影像。1982年6月台鐵花東線鐵路拓寬(1067mm)通車後，從台北可直達台東；1991年12月南迴鐵路通車後，成為環島鐵路網的重要據點。但火車站在2001年5月底停止營運後，從台東經馬蘭到台東新站（舊稱卑南站）的6.5公里鐵道，再也沒有火車造訪，其交通運輸的地位被台東新站(後改稱台東站)給取代，造成往市區交通大為不便。

胡傳對台東的貢獻

台東舊火車站前的鐵花路和鐵花村，是紀念胡適之父胡傳的字號。在2015年10月21日，胡傳原籍的安徽省積溪縣各界來訪，贈胡傳銅像於鯉魚山，以表彰其對台東的貢獻。台東舊稱「埤南覓」，清光緒元年(1975)，在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後，清廷設招撫局於卑（埤）南以撫番；並招民墾荒，在今台東市街區內形成了寶桑庄的漢人聚落。光緒13年於花蓮、台東地區設立台東直隸州，卑南撫墾局事務由州牧經理。

光緒14年(1888)東台灣爆發平埔族以武力反抗卑南撫墾局的大庄事件，花東縱谷平原原住民各部族以呂家望部落（今卑南鄉利嘉部落）為首，圍攻張兆連（字月樓，湖北東湖縣人）統領的鎮海後軍埤南兵營（位於今台東市第一銀行後方墊高的區塊）。戰後，張兆連為感恩媽祖庇佑，讓當時軍隊挖井找到水源，捐養廉銀倡建卑南天后宮（今台東天后宮）。並在井邊設靈泉井碑，鑴刻神跡顯靈經過。

光緒19年6月，胡傳被委以代理台東直隸州知州一職，旋又奉命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屯，成為後山的最高軍政長官。他對張兆連的治軍甚為推崇，常說：「後山民少番多，地僻而遠，近年之小安唯恃一張統領耳。」又說：「群番知張能戰能守，不可動搖，乃俯而聽命。」由於張兆連的優異表現，終於在同年晉升基隆提督，擔任防衛台北的重責大任。

乙未保台的奮鬥

光緒20年甲午戰爭爆發前，胡傳派副將（相當於上校）劉德杓等赴鳳山（今高屏地區）境內募勇。隨後，赴卑南山後的檳榔（今卑南鄉賓朗村）、阿里擺（今卑南鄉賓朗村西北約2公里處）等社相度營地。因他在「六月東事起時，對台東的防衛課之益勤，便以在今台東市街區的州（署）濱海無屏障，不足拒（倭艦）砲，乃遷治於阿里擺，因山為障，軍民乃安。」這阿里擺番社是胡適啟蒙的地方，在那裡胡傳親自以楷書寫紅紙方字，交給未滿三歲的兒子來認。

1895年11月初日軍占領恆春後，台灣西部的乙未戰爭宣告結束。台東仍然掌握在清軍手上，日本當局乃採用以番制漢的策略。隔年3月，日軍的恆春守備隊派恆春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赴卑南招撫當地番社及清軍。4月間，滯留台東的清兵因糧餉用盡，飢餓而離散，多取道海路撤守。卑南寶桑街的老百姓，因傳聞日軍將大舉進攻，便將老幼藏匿，壯者驚惶失色。駐軍新開園（今池上鄉錦園村）的劉德杓考量卑南番人漸歸順日軍，在此無容身之地，只能率領200多人退至50公里遠的新開園駐守，準備堅守抗日。

5月25日，日軍混成第三旅團轄下步兵一大隊等1千餘人自卑南登陸，獲得原住民的協助搬運，提供住宿清掃，刺探軍情等服務；而潘文杰就地組織的「土番義勇軍」也跟著參戰。5月30日晚，日軍向劉德杓發布招降書，以翌日5點為投降最後期限，遭到劉斷然拒絕。隨後，日軍由雷公火（今關山東側4公里的電光部落）沿卑南大溪左岸夜行軍，向新開園前進。6月7日，劉德杓率軍抗戰不敵日軍後，往深山撤退至雲林，參與簡精華和柯鐵的鐵國山抗日，東部遂完全淪陷。

台東製糖株式會社的設立

在台灣總督府的糖業獎勵與移民政策下，台東製糖株式會社於1913年2月成立，從事製糖、移民開墾與鐵道事業。會社在台東廳台東街馬蘭（今台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成立日壓能力350噸的卑南工場，於1914年底動工，1916年1月開始製糖作業。由於規劃的甘蔗原料區域狹長，便陸續往花東縱谷鋪設製糖用鐵道經檳榔、鹿野，更遠至池上南邊的關山地區。

同時，會社招募了來自日本內地的農民，安置在台東廳的旭村（今台東市豐榮里）、鹿野村（今鹿野鄉龍田村）、鹿寮村（今鹿野鄉永安村）、池上村（今池上鄉新興村）四處內地人移民村；同時在台東廳的大原（今鹿野鄉瑞源村）和萬安村（今池上鄉萬安村）等招來台灣西部的本島人移民，提供甘蔗原料區域的開發勞力。1923年，其鐵道由台灣總督府收買，轉由鐵道部經營，並於1926年初完成關山到玉里的鐵路後，花東線鐵路全線通車。

1939年卑南工場增為850噸，並於1941年改製無水酒精供軍事燃料。1943年，工場被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收購，改稱台東製糖所。1945年製糖工場與酒精工場及鐵道均遭盟軍轟炸嚴重破壞，光復後重建為台東糖廠，繼續製糖。1957年台東糖廠附設東南亞最大的鳳梨罐頭工廠。為因應國際糖價飛漲，糖廠在1976年擴充為2,200噸，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影響整個台東區域的發展。此時糖廠的原料區，北從池上、南經知本到大武，南北長達100多公里。運輸採公路、鐵道並行。1987年糖廠逐漸轉型，開始養蝴蝶蘭，1997年停止製糖，改名台糖台東廠。1999年在池上設立礦泉水工場，生產礦泉水。

棒球的故鄉

今台東火車站方圓數公里內就有6座棒球場，真可謂「棒球之鄉」。特別是台東棒球村第一棒球場主看台，正對台東的小黃山及原住民的聖山─都蘭山，視野遼闊，景色優美，今年中華職棒在此排了創新高的8場賽事。

光復後的東部棒球運動傳教者，首推曾任職台東糖廠，後轉至台東農校（今國立台東專科學校）擔任教師、校長的陳耕元(1905-1958)。他是1931年勇奪日本甲子園亞軍頭銜的嘉農棒球隊(KANO)打擊第三棒的游擊手。陳耕元在台東農校時期，發現擔任投手的楊傳廣彈性極佳，有良好的田徑天賦，勸他轉攻田徑；並請嘉農隊友拓弘山（後定居在池上萬安）給予特別訓練，造就了日後的亞州鐵人締造出傲人的世界紀錄。

台東未來的展望

2023年台東旅遊人次的前三名為鹿野高台、池上大坡池地區、知本溫泉，均破百萬人。而經由花東、南迴鐵路來到台東站的遊客，大都過站不停。台東糖廠雖於2004年定位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有藝術家和商店進駐，並保留糖廠的舊設備與火車、鐵軌，但仍讓人感覺只在走馬看花；而鐵花村音樂聚落也在去年底熄燈。筆者建議，台東當局除了可考慮復駛台東舊火車站到新站的窄軌觀光列車，應結合開發歷史、乙未保台、棒球、糖業等相關歷史文化，賦予靈魂，讓台東再次偉大。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推進，對於地方非遺文化的討論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與思考。閩西作為客家人的重要聚集地之一，經過長久的積累，形成了獨特風格的客家文化。而船燈作為一種漢族民俗舞蹈節目，便是客家民俗的一種。

在武平地區，民眾通常稱船燈演出為「打船燈」，「打」含有表演之意。「打船燈」雖帶著船字，但是在陸地上表演，所以又稱旱地船燈舞。對閩西客家人而言，「打船燈」是一種表達「接豐收、慶太平、度佳節」的民俗活動。時至今日，在閩西山區武平、長汀、上杭、永定、連城等客家聚居地，舞船或送燈也多有演出，主要在春節、元宵等節日演出，偶爾也在端午、中秋、重陽節表演。表演者自編自導自演，以船燈舞獨特的漢族民俗文藝方式表現漁家生產、生活或愛情故事。

船燈的起源說法不一

船燈的起源演變在閩西地區流傳的即有數種，以下，筆者對各種傳說稍作討論和分析。

傳說是指口頭流傳下來的故事，通過歷代人們的構建和附會得以流傳，具有一定的虛構色彩，但也蘊含著真實的歷史資訊。船燈在閩西的傳播範圍尤為廣泛，但其來歷卻眾說紛紜，新舊地方志中記載零散，說法不一，僅起源即有多種說辭。通過查閱地方文獻和訪談，筆者獲得多種不同的起源敘述。例如，在武平縣十方鎮的田野調查中，筆者通過詢問黎明村的肖榮善師傅（已從事船燈活動67年）得知，目前十方鎮老一輩的船燈表演者多對「乾隆說」持信服態度。

據老人口述，傳說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巡遊，到了汀江邊，忽接遇朝廷急詔，適逢風雨交加，江水上漲，命人尋找船隻渡江，覓得一老翁孫女擺渡，乘渡過江時見爺孫倆邊划邊唱（唱的是太平盛世），情有所感，希望能把爺孫傳唱的太平盛世精神流傳下去。因此到達目的地後，請求船主用表演的形式把過渡時所唱所舞演繹下來，並不斷流唱。

與之近似的還有「順治說」和「康熙說」，此兩種傳說的背景均為清廷的對台戰事，皇帝為視察民情，到汀江周邊巡遊，但對帝王形象的塑造各自不同。如「順治說」，漁翁父女在送順治到岸後便隱姓埋名，爾後順治派人尋訪無獲，於是在某年京城會試方畢後，問及主考官員，尋得一名尚未返鄉的汀屬武平縣的落第舉子，召之入宮於樂府學習仿水上行船動作，並特命樂府作《漁家樂》一曲令生員帶回。

而在「康熙說」及文本所記載的「乾隆說」中，增添了漁翁被當地漁霸欺負一事，因此皇帝為賞賜公孫的救駕之功，特贈夜明珠一顆，親筆題贈「漁家樂」金匾和「聖旨」金牌各一，這些元素在後期也被添加到船燈的形象裡。

通過船燈起源的若干「帝王說」敘事的梳理可知，各說對皇帝形象的建構存在共同之處，即各說首先試圖通過皇帝或皇權的神威作用，來激勵和關心民心、懲惡揚善，創造盛世太平，從而凸顯皇帝心繫於民的高大形象。其次，這些傳說本身存在虛構之嫌，帶有一定主觀的色彩，但其中也穿插一定真實性的歷史資訊。如各類有關帝王的起源都出現「清代」、「汀江流域」、「爺孫（父女）」等關鍵字，三者背景都發生於清代的汀江流域，不管是乾隆下江南，還是清廷對台戰事，這些歷史背景是船燈在後期慘遭打壓時（前有民國期間因被認為演唱淫媟之詞而被壓制，後於文革期間被視為四舊之一而遭禁止），被民眾所賦予信任及歷史感的原因所在，也對閩西船燈是否開始流傳於清代，更為具象化的說辭。具體而言，肖師傅所言「乾隆說」發生於下江南巡遊；「順治說」和「康熙說」的背景側重於皇帝到汀江流域視察民情。

各種起源來歷有不同側重

再者，各起源說對「打船燈」的來歷有不同側重，如肖師傅所言「乾隆說」側重於弘揚太平盛世的輝煌；「順治說」側重於心繫民生的帝王借科舉士人而創制了打船燈的動作和內容；「康熙說」和文本「乾隆說」則側重於所謂「漁家樂」、「夜明珠」等船燈形象要素的來歷。這些起源說，無論是資訊選取還是建構側重，實際上都存在試圖借助帝王將「打船燈」的來歷和演變神秘化，從而更富傳奇色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各類傳說對皇帝與漁民之間互動情節的描寫並不相同，但均試圖將帝王同船燈相聯繫，以表達皇帝對天下太平和漁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這種通過反映皇帝對百姓的關懷和正面形象的作法，在拉近民間與帝王間距離的同時，也為船燈的來歷增添了正統與合法的色彩，使其成為一種帶有政治意味的表演形式。

此外，有關船燈的起源說，除「帝王說」對社會心態的反映外，還有其他不同類型。如呈現其空間遷移的「疍民說」、「明代武所舊俗說」和「中原說」，這三說均反映了，船燈是客家人南遷的產物。其中「明代武所舊俗說」更彰顯了武平地域的歷史脈絡。傳說，明洪武年間，粵贛寇入侵擾亂，搶劫錢糧，阻礙廣東向京城進賢。明朱元璋調派十八將軍來此平寇。朝廷為穩定軍心，守好武所城，改善守城官兵的文化生活，便將京城的花燈傳至武所。因此，作為一種地域的演變，以及「中原說」中習俗的延續，「明代武所舊俗說」更加突出了武平縣客家地域的形成淵源。

可能是「跑旱船」延伸結果

在梳理船燈起源流變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種與閩西船燈表演形式、內容相像的民俗舞蹈，即「跑旱船」。這種民俗舞蹈的出現，進一步疏解了船燈如何從一種擺渡工具轉變為舞蹈表演形式的觀照。據唐代鄭處《明皇雜錄》和宋代李昉所編筆記小說《太平廣記》記載：唐玄宗在東路，大宴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山車、旱船、戲鬥雞……夜闌，即遣宮女于樓前歌舞娛之。

可見早至唐代，旱船已作為獻演節目而在宮廷、民間流行，其流傳時間比船燈現有緣起傳說更加長遠（跑旱船從唐開始有文字記錄，此後在宋至清的地方志和筆記小說中多有出現，在許多地區流傳不衰，成為年節喜慶或農閒時一項不可或缺的民俗娛樂活動）。因此，筆者認為，在船燈傳說敘述中，皇帝能夠自然地把船燈作為一種表演形式輸出，可能已有先例。並且二者在來歷（都有某種權力形象，但旱船對比船燈更具有宗教色彩）、表演形式、角色扮演、外表裝飾、活動時間等方面大體一致，且旱船的傳播範圍比船燈更為廣泛（跑旱船現多流行於山東、陝西、山西、河北、湖南等北方城鎮鄉村），有民諺「南京到北京，旱船、跑驢，舞龍燈」，從側面印證了「明代武所舊俗說」中所反映的船燈為移民文化的產物，具有一定真實性（是否確為南京鬧花燈之演變尚存疑慮）。

據上述，筆者可大膽推測，船燈可能為跑旱船表演在遷變中延伸的結果，由清代傳入閩西汀江流域，通過地域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形式轉變，更加突出水上動作的表演，抑或是同「明代武所舊俗說」和「中原說」一般，為遷往閩西山區的客家人所帶，在閩西地域不斷進行「在地化」的結果。

帶有中原文化的特殊意味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不管船燈是否為北方旱船的延伸支系，為明代駐守武所的軍戶帶來，抑或是由從北方遷徙而來的客家人傳播，都能看出，其來源的神秘性和正統色彩，其實是一種社會心態所附會的產物，其或與當地的漁民文化相聯繫，伴隨著武平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帶有中原文化的特殊意味。其表演形式、來源話本也在汀江河流域的迭次傳說中，不斷與山地農民的生活相適應，成為了現有船燈移民說的敘事文本。  

透過船燈的來歷傳說，可以看到，船作為一種擺渡工具，在與燈的結合中成為一種宮廷、民間的表演形式。而透過起源傳說，也可看到「打船燈」表演主角艄公、艄婆的文本形象來源及其角色的演變。此外，船燈歌舞內容經過起源傳說的塑造，帶有明顯的歌頌太平盛世與上位者的關懷，而這些都顯示，船燈的幾個起源說，對船燈濡化及交融的重要作用，無疑為認識船燈來歷的多元性展現了不同視角。

(作者係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學生)

每談起中國近代史，不外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民生艱困，罄筆難書的民族苦難。這些都是事實，但並不是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內容。任何事情都是辯證的，有負必有正，所謂反者道之動，歷史尤其如此。

西方中產階級的出現標誌著西方進入近代。這個階級以其積累的巨大財富，不斷創新的科技力量，放眼宇宙的視野，推動了西方近代歷史前進，是近代雄心勃勃的領軍階級。

它是介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階級，所以稱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核心，沒有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只是個空殼子，而廣大的無產階級只是個受壓迫的、被動的階級，二者間需要一個引領的階級，此即中產階級及附隨於它的一大批知識階層。

這個階級最早出現在歐洲東方地中海的義大利，靠金融家族麥地奇(Medici)積累了資本；在荷蘭構建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機制和體系；在英國發動了工業革命，構建了以亞當斯密斯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理論；在德國構建了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反者道之動，也必然出現其對立面的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

傳統的中國社會以職業分類，有士農工商四大類，士是讀書人，農是耕田的，商是做生意的，但這不是階級。在農耕的傳統中國社會沒出現過西方的中產階級。原因是中國是大陸型的農耕社會，重農輕商，壓抑商人階級，所以沒出現中產階級的土壤和文化思想。這也間接說明了，中國沒有內生的社會力量進入近代。鴉片戰爭不僅打破了中國的海禁，也使中國的商人階級借助外力，打破了輕商的傳統。

西方的中產階級來華，同中國的商人階層合流互融，而成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中國稱之為買辦。中國的商人階級無法靠本身的力量，挑戰根深蒂固的士紳階級，更無法引入西方中產階級的屬性，反對政府，脫離官督商辦，獨立經營。一旦有了經營的自主權，就有了思想的自由，於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於焉出現而存在。

既是外鑠的，就具有明顯的西方中產階級的屬性，而以自由民主相標榜。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初生時就注定既要反抗政府的政治壓力，又要反抗儒家輕商的思想，兩面作戰。這是舊中國中產階級的命運，在新中國，他們的命運更糟，因為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後，已沒有中產階級存活的土壤。

鄧小平主政時的大政方針是搞活經濟，而這正是中產階級的看家本領，所以得以重拾生機，階級力量得到發展。但之後中產階級踩過紅線，鄧小平立採鐵腕手段，斷然加以制止。此即六四風潮發生的原因。但可能令鄧沒想到的是，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無意間網開一面，湧現了一大批百萬富翁，也即中產階級及其老闆。

習近平主政後，擔心資本主義的傾向過於嚴重，所以推出儒家重德的思想，以圖制衡資本主義。其努力能取得多大成效，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2017年4月2日，以色列的大衛投石索防空系統正式成軍服役，象徵以色列空防將由鐵穹防空系統、大衛投石索防空系統和箭式防空系統組合，形成短中長程飛彈攔截網，堪稱「以色列防空三傑」。2023年底開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真主黨游擊隊、伊朗等回教組織或國家，競相對以色列宣戰，並發射大量地對地火箭、巡弋飛彈、無人機等轟炸市區，以色列在美、英等國的協助下，以鐵穹、箭式等防空系統攔截，創下99%的攔截成功率。

鐵穹(Iron Dome)防空系統

鐵穹為全天候、機動型防空系統，由以色列Rafael先進防務系統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研發，可攔截5-70公里內的短程砲兵火箭或其他飛行器。該型防空系統由地面雷達、射控、觀測、飛彈發射箱等設備組成，可隨時移動架設，並自動偵測來襲的短程砲兵火箭，發射地對空飛彈攔截目標。由於飛彈的單價便宜，因此對攔截廉價的短程砲兵火箭而言相當划算。

由民眾拍攝的影片顯示，鐵穹防空系統可一次發射多枚地對空飛彈，以攔截來襲的短程砲兵火箭。以色列軍方宣稱，鐵穹防空系統的攔截率高達85%，非常驚人。此外，以色列軍方也在重要據點部署陸基型方陣系統(C-RAM)，攔截真主黨民兵發射的迫擊砲彈。目前除了陸基型鐵穹防空系統外，也有艦載型海鐵穹防空系統可置放在直升機甲板上，非常方便。

2011年3月27日，以色列軍方在南部城市貝爾謝巴附近，部署首套鐵穹防空系統。同年4月7日，鐵穹防空系統在南部城市阿什凱隆上空，成功攔截一枚從加薩走廊發射的短程砲兵火箭。2017年2月22日，以色列國防部發表聲明，國防部對鐵穹防空系統的升級版進行一系列成功測試。2023年底開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真主黨游擊隊、伊朗等回教組織或國家，競相對以色列宣戰，並發射大量地對地火箭、巡弋飛彈、無人機等轟炸市區，以色列在美、英等國的協助下，以鐵穹、箭式等防空系統攔截，創下99%的攔截成功率。

大衛投石索防空系統

大衛投石索防空系統是由以色列Rafael先進防務系統公司和美國雷神公司(Raytheon)合作研發成功，可攔截70-300公里內的短程彈道飛彈或其他飛行器。該型防空系統配備以色列自製的多目標追蹤雷達，由飛彈發射車裝載並機動部署。該型飛彈採用二節式彈體設計，後方加力段提供發射時的初始加速，並配合彈翼調整。飛彈尋標器的外型不對稱，並整合雷達與光電尋標頭，具備全天候的作戰能力，並結合多種導引系統，攔截更快、更具威力的各種空中來襲目標。飛彈單價約為100萬美元，相當昂貴。不過，以色列軍方宣稱防衛作戰時，不會考慮成本問題。

2017年4月2日，大衛投石索防空系統正式成軍服役，是以色列「多層彈道飛彈防禦與防空體系」的最後一員。2018年7月23日，以色列軍方首次在實戰中啟用大衛投石索。以色列軍方表示，當時雷達發現2枚俄製SS-21短程彈道飛彈自敘利亞境內發射，且落點可能在以色列太巴列湖(Lake Kinneret)以南，防空部隊發射二枚飛彈攔截。其中一枚彈道飛彈的飛行軌跡改變，指揮官下令一枚攔截飛彈在空中自爆，另一枚則繼續攔截。以色列軍方並未說明第二枚飛彈是否攔截成功，不過最後二枚彈道飛彈皆墜落在敘利亞境內。

箭式(Arrow)防空系統

箭式防空系統是由以色列國營航空工業公司(IAI)和美國波音公司合作研發。該系統分為2型和3型，採用多節式設計，分別攔截300-1000公里、1000-2000公里的彈道飛彈或其他飛行器，類似美國的薩德飛彈系統(THAAD)。該型防空系統配備以色列自製的多目標追蹤雷達，由飛彈發射車裝載並機動部署。

以色列國防部指出，箭式2型主要攔截大氣層（圈）內的各種彈道飛彈，而箭式3型主要攔截大氣層（圈）外的各種彈道飛彈、洲際導彈的分導彈頭等。這顯示以色列的頭號敵人是伊朗。近年來，伊朗耗盡資源研發核武和化武，並積極投入研發短、中、長程彈道飛彈，已經對以色列造成極大的威脅。

2013年2月25日，以色列國防部宣布，成功完成箭式3型防空系統試射。該次試射由以色列國防部和美國飛彈防禦局合作，攔截飛彈進行大氣層（圈）外的軌跡飛行。雖然該次試射並未設定攔截目標，但證明了以色列已具備應付地區威脅的作戰能力。2017年1月18日，箭式3型防空系統正式成軍服役。2023年底開始，以色列在美、英等國的協助下，以鐵穹、箭式等防空系統成功攔截了地對地火箭、巡弋飛彈、無人機。

以色列國防廠商技術輸出

以色列國防廠商，除了前述的Rafael先進防務系統公司、國營航空工業公司(IAI)外，還有Elta系統公司和Elbit系統公司等。舉凡陸、海、空、外太空等國防科技產業，均有相當傑出的研發實力。而國防廠商的技術輸出更對以色列全國年產總值有巨大的貢獻。（見附表）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輪型裝甲車的開發已是各國的風潮，無論是美中俄三國或歐陸地區，基於地面部隊仍須以輪型裝甲車代步，各國陸軍皆努力發展自身的輪型裝甲車。德國在二戰期間因具有厚實的國防技術能力，二戰結束後，持續針對陸軍輪型裝甲車進行開發，至今已有具體的成果。

拳師輪型裝甲車的發展歷程

拳師(Boxer)是一款八輪裝甲車，該輪型裝甲車針對不同的任務型態進行「模組開發」，大致上分成「戰鬥、指揮、救護、野戰、救濟保修」等模組，1993年率先由德國、法國開始研發，1996年英國政府宣布加入開發行列，然因合作理念不同，法國先在1999退出該計畫，2001年荷蘭加入開發計畫，並於2002年公開亮相。

然而好景不常，英國最終因車輛成本過高，而於2003年退出研發/生產計畫，因此最終整台裝甲車輛仍為德國、荷蘭的產物，生產時程被迫延至2008年以後進行。德國軍方先於2006年計畫採購272輛拳師裝甲車，包括135輛APC型、65輛指揮車型與72輛戰場救護車型，2009年起陸續交貨，後更於2015年額外增購131輛。荷蘭則在2006批准採購238輛，包括36輛指揮車型、52輛重型救護車型、92輛工程車型、12輛貨物運輸車型與8輛駕駛員培訓車，並於2011起開始交貨。

後續用戶包括立陶宛的88輛、澳洲211輛、烏克蘭36輛，而英國最終仍於2019年宣布採購各型拳師衍生車輛500輛，並於2023年接收首輛拳師甲車，使得拳師總體訂單超過1,400輛。潛在訂單包括阿爾及利亞、立陶宛、卡達、瑞士等國，尤其伴隨著俄烏戰場的形式，各國更加重視裝甲車的採購與部署。

拳師裝甲車性能概況

拳師裝甲車按照任務區分，其重量有24噸（標準型）、33噸（戰鬥型），車長度為7.93公尺、寬度為2.99公尺、高度為2.37公尺，操作人數為3人，車內容量的體積能乘載8噸重量，包括8名全副武裝士兵，最高行駛速度為每小時103公里，基本車款的武器配備為一挺12.7mm機槍，戰鬥步兵型則安裝一挺30mm機槍與一挺7.62同軸機槍。

除了機槍外，拳師甲車依據任務與客戶需求，也能安裝一門35mm機砲、12.7mm或7.62mm機槍、40mm榴彈發射器等，動力系統為EURO 3級的MTU 8V199 TE20柴油引擎，最大馬力為720匹，拳師總共配備三個油箱，大約能攜帶562公升的汽油，在不加油的情況下能行駛超過1,100公里。

整體車輛的設計為模組化，利於後勤補給的任務，車輛裝甲為高硬度鋼板所製，車體前方為斜型，利於抵抗敵軍步機槍的射擊；車頂裝甲具有陶瓷裝甲板，能增加車體對人體的防護，且能抵抗口徑14.5mm機槍的直接射擊。為抵禦地雷的攻擊，拳師裝甲車的座椅與地板分離，能降低裝甲車遭到敵軍攻擊的衝擊。開發商同時強調拳師可機動部署，能透過空中巴士所製造的A400運輸機，將車輛分解為數個模組運送。

衍生出多種型號

「運兵車」為拳師最為常用的通用型號，主要的目的為步兵運輸，並提供步兵在戰場上的保護；為保持戰場的通訊/指揮品質，拳師也能充當「戰場指揮車」，通常成員包括2名參謀，1名參謀助理與1名駕駛，相關的配備包括通信、網路系統、抗干擾通訊設備等，能在裝甲單位充當指揮裝甲車、步兵的系統。

為有效提供戰場救護任務，拳師裝甲車能將模組改為醫療使用，艙內能容納7名坐立傷患與3名擔架傷患，因本身具有高強度的防護鋼板，故能在險峻的戰場中，為傷兵提供機動、快速的救護任務。

為因應敵軍直升機、無人機的攻擊，拳師裝甲車能將其改裝為「空中俠客35」(Skyranger 35)，原則上配備一門「萊茵金屬公司」(Rheinmetall)開發的35mm無人防空砲塔，車內僅需2人操作，防空砲能依據空中威脅的目標，分類成每分鐘發射200發砲彈或1,000發砲彈，有效射程約4,000公尺，為應付小型無人機的威脅，砲塔能額外安裝歐瑞康公司(Oerlikon)所開發的對空搜索雷達，其最大偵測距離約5公里，對戰機體積大的測距為20公里。

另一款為「空中俠客30」(Skyranger 30)，主要是在車體安裝一門30mm防空機砲，最大射程為3,000公尺，必要時能額外攜帶兩枚刺針防空飛彈，增加點防空的作戰效能。

因戰場變化劇烈，裝甲車必須具備充足火力才能應付敵情，拳師也有「重型火砲版」，該版本最大的特徵在於安裝一門155遙控榴彈砲，由兩名成員操作，車體能攜帶30發砲彈，基本彈藥的射程為40公里，若發射加強型遠端砲彈，射程可提高至54公里。

結語

德國的工藝技術也表現在軍武設備，而拳師裝甲車的最大優點在於「模組化設計」，其車輛能配合客戶需求，安裝不同功能的任務模組，但缺點為過重；尤其以戰鬥型33噸的重量，美軍的C-130運輸機無法負荷，其他的運輸機包括A400，必須先拆掉裝甲車上的模組，將車體、模組分開才能運輸，這不但降低了運輸效率，也不利於部隊的機動性，加上一輛拳師裝甲車售價高達7,000萬美元，壓低了它在國際軍武市場上的競爭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今年2月，法國、美國、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及英國共同宣布，在OECD/G20的包容性架構下，有關國際租稅規定改革的多邊解決方案實施前，延長有關國家數位服務稅的過渡協議。

OECD第一支柱金額A

全世界電子商務交易，甲國銷售者不一定會在乙國設立營業場所，乙國客戶只要在銷售商的電子商店下單付款，便可以完成跨境買賣。此外，數位服務業者的盈利模式，多數不是向跨境用戶收取，而是向刊登廣告的業主收取廣告費，例如，美國谷歌2023年廣告費收入為2,378億美元，按照目前國際稅收聯合國與OECD範本，廣告費收入完全歸數字公司的居住國課稅，消費者用戶所在國並無課稅權，但就全球自動數字服務公司而言，離開廣大的境外所在國用戶線上的觀賞，這些提供數字服務的公司就無法賺取廣告收入，因此，以使用者付費的觀點，用戶所在國也應作為所得來源國，分得一部分廣告收入並對其課稅，較符合租稅公平原理。

2018年以來，許多國家陸續對數字服務的利潤課徵「數字稅」(Digital Service Tax, DST)。美國是全球數字服務最發達的國家，2023年全球排名最大的10家數字服務公司，美國占了8家。在消費者經營與自動數字服務課稅權的劃分上，OECD包容性框架在支柱一的設計上提出了金額A，也就是數字服務的提供商要將其因提供數字，所獲利潤的一部分作為金額A，劃分給用戶所在國。

但是，美國數字公司普遍認為，OECD提出的第一支柱金額A（Pillar one, Amount A），主要是針對美國數字服務公司課稅，一旦第一支柱金額A在全球普遍推行，美國數字公司就不得不將自己線上提供數字服務所獲利潤的一部分，分配給市場國或用戶國，如此一來美國數字服務公司的利潤勢必減少。

美國強迫法國推遲課數字稅

目前全球數字公司的總部多登記在美國境內，因此，美國不希望數字公司所產生的數字稅收被其他國家分享。換言之，美國並不贊成OECD提出的第一支柱金額A課徵數字稅方案，美國甚至透過多邊協議或關稅威脅，來抵制其他國家對美國數字服務公司提供的跨境線上數字課稅。

法國2019年7月24日頒布法律，決定自2019年1月1日起開徵數字服務稅，它是就數字服務稅最早立法的國家。法國原本要對美國數字公司開徵數字稅，但2020年川普宣布對歐盟價值13億美元的貿易徵收25%的關稅，來抵制法國對美國企業擬課徵數字稅的計畫，導致法國開徵數字稅的生效日期一延再延。

支柱一增加用戶所在國稅收

第一支柱金額A(Pillar one, Amount A)的主要特點包括：(1)改變了企業納稅地點的規則，將一部分課稅利潤，從目前登記利潤的司法管轄地（也就是利潤來源地），轉移到最終消費者銷售的司法管轄區來課稅，並根據數字服務企業在全球各司法管轄區的銷售額分配到各地司法管轄區；(2)第一支柱金額A目前只針對全球收入超過200億歐元，且利潤率超過10%的公司，就高於10%的利潤，課徵25%的數字稅。

目前美國在知識產權使用費（特許權使用費）方面，對全球存在顯著的貿易順差，2017-2022年平均每年盈餘約760億美元，2023年服務貿易總順差為23億美元，其中許多知識產權的服務價值高且利潤率高。如果採用第一支柱金額A，將部分應稅利潤從目前登記利潤的司法管轄區（即利潤來源地），轉移到向最終消費者銷售的司法管轄地課稅，並根據全球各司法管轄區的銷售份額，將該份額分配給各司法管轄區。由於一些總部位於美國，在美國境內利潤率適中的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利潤率可能非常高（通常是由於他們在海外司法管轄區持有知識產權）。

在某些情况下，知識產權也在海外開發，但他們部分銷售對象也是美國本土客戶，因此，當利潤轉移到客戶所在地，美國內地稅務局仍可從第一支柱金額A獲得一定稅收。換言之，美國政府也能從這些居住在美國的消費者身上課徵到一定的數字稅。

支柱二有利美國企業回流

G20/OECD稅改方案中的支柱二規則(Pillar Two)，包含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GloBE)，又稱全球最低稅規則，要求跨國集團在各轄區就利潤繳納至少15%所得稅，否則須就差額繳納補足稅。由於適用門檻低（年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跨國集團），適用範圍廣（除特定國際海運業務外其他行業均涉及），全球最低稅規勢必將會對大型跨國企業海外業務產生重大稅務影響。尤其是美國企業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數位服務市場，也是許多利潤率高的跨國公司所在地。

最重要的是，支柱二規則採全球統一最低15%稅負，對於讓美國企業將有價值的知識產權留在美國，而不是留在低稅率國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整體來說，第一支柱金額A方案將造成美國稅收減少，支柱二規則有利於美國大型企業回流，稅收增加。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今年大選，政黨雖未輪替，但執政黨在大選期間，對在野黨的攻擊採取了抹紅、污衊、扭曲等負面手段，卻較少聚焦於經濟層面規劃前瞻、創新、務實等正向作法，以至選後面對未能取得過半民眾支持及國會「朝小野大」的格局，迄今尚未以「謙卑」的態度與在野政黨領袖對話，甚至放任其政黨立委杯葛國會改革。這些前所未有的現象，在無形中已讓民眾擔心未來四年的社會安定及經濟前景。

儘管過去八年來，政府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廣宣，台灣經濟成長幅度領先亞洲四小龍，不但台股創下31年來首度與港股的黃金交叉，而且國民平均所得突破3萬美元，超「韓」追「日」。再者，過去兩年面對出口持續低迷下，2023年出口金額創下史上第三高；至於投資則是在「風電」建設的加持下，去年外商投資金額創下近16年來第三高。此外，加上政府推動七項產業創新發展計畫、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以及配合前瞻基礎建設，增加政府投資、台商回流三大方案增加民間投資，讓台灣經濟結構呈現不同的面貌。

然而，絕大多數民眾對政府宣揚的「亮麗」經濟表現卻「無感」。

民眾對政府的表現失望

俗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庸置疑，過去八年來執政黨憑藉一黨獨大、國會多數優勢，採取唯我獨尊、強勢輾壓在野黨，造成朝野陷入糾葛，社會呈現對立，使得民眾必須無奈地面對公共政策規劃執行愈來愈缺乏「公平與正義」，行政官員行事風格愈來愈缺乏「廉恥與品德」，讓經濟愈來愈缺乏「前景和繁榮」，進而讓社會愈來愈缺乏「安定與和諧」。

目前台灣社會所存在的困境，並非政治民主干擾社會繁榮，或經濟開放擴大社會差距，而是執政黨領導高層忽略誠信，不惜撕毀承諾，造成在野黨被迫採取惡鬥對立，甚至杯葛阻擾，使得經濟發展延宕遲滯，社會轉型受到波及重創。誠如政治及歷史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從政治變遷及歷史盛衰的觀察中提出，社會各個群體能彼此互信，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力量，其寓意極為深遠。

「三信」資本創造經濟高峰

在此同時，回顧二戰後台灣在極短期間內達到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莫過於政治菁英卓越的領導、勇於任事，以國家的生存與永續為願景，其無私的理念讓民眾對公共政策產生「信任」，以及在行政官員夙夜匪懈、積極努力下，以民眾的幸福與安樂為目標，其負責的態度讓民眾對文官體系敢於「信託」，透過這些基礎，建立了民眾對未來願景的「信心」。亦即台灣經濟在社會各個群體彼此互信中不斷累積資本，此股無形的力量，不僅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而且讓社會充滿安定感。

其實，《經濟學人》曾在專欄中指出，新冠疫情期間面對全球各國鎖國封境的管制下，長期扮演著台灣出口動能的電子、資訊通信產品，因遠距需求熱絡而持續暢旺，讓台灣經濟表現頗為亮麗，但背後顯示的是新的開端，抑或是衰退中短暫的偏離軌道。這意味著，讓台灣經濟於新冠疫情干擾期間，呈現亮麗表現的前者，將會隨著全球疫情受到控制逐漸轉為緩和；至於後者，則是受到國內市場狹小限制，在不太可能無限加碼的情況下，不易再造經濟高峰的境界。《經濟學人》的警訊，頗值得朝野政黨於政治激烈對立的同時，冷靜思考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進而找出最佳路徑。

經濟面對空洞孤立威脅

另一方面，讓台灣更加無法忽略的是，美中兩國的經濟糾葛從關稅戰延伸至科技戰，迄今戰火持續延燒，在造成全球產業體系重組的同時，台灣卻又因政治糾葛而難以加入CPTPP和RCEP。亦即台灣除了晶片產業一枝獨秀之外，並未發展出更具有競爭優勢、牽動全球的新興產業，在出口缺乏關稅優勢，以及投資無法帶動出口成長下，卻又因地緣關係，而難以擺脫中國大陸的經濟磁吸循環，一旦產業被迫加速外移，未來恐讓台灣經濟更加陷入空洞化、孤立化。

面對未來四年民進黨的持續執政，我們期待在野黨能夠了解，選舉勝負是一時的結果，經濟榮枯才是台灣生存發展的關鍵。畢竟，未來全球經濟情勢變化難測，台灣已沒有對立虛耗的條件，社會各界無不期待，執政黨能拋棄「唯一拚政治」的思維，允諾未來四年將聚焦「優先拚經濟」理念，把意識形態的改革轉為厚植提高經濟競爭的優勢，讓低迷的經濟能振衰起敝，進而持續成長。同時，在野黨需以無私的胸襟，捐棄政治歧見，致力解決當前面對的困境，唯有如此，始能再造台灣經濟榮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兩岸經濟在近年不確定因素干擾下，確實表現差強人意。但今年台灣在AI產業強勁帶動出口下，經濟成長應較去年樂觀。而大陸經濟在房地產止穩、新質生產力的發揮下，應可達成既定目標。

近年因疫情、升息循環、產業去庫存，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干擾下，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去(2023)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僅1.31%，創近14年最低。大陸則有5.2%，達成全年5%的目標。而台灣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概估為6.51%，為近11季以來的最佳表現。大陸第一季的GDP同比增長5.3%，增速較上個季度增加0.1%，實現良好開局。看來，兩岸經濟有望回暖。

台灣AI產業強，內需弱

不可否認，人工智慧(AI)是當前最熱門的產業，而台灣有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又有世界級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單第一季營收就達5,926.44億台幣，年增16.5%。因而，在AI等新興科技應用需求強勁，帶動資通與視聽產品倍增，加上電子零組件及傳產貨類出口減幅逐步縮小下，第一季商品出口總額已達1,103億美元，年增19.21%。不過也不能得意太早，因為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6.51%是與去年第一季呈現負3.49%相比較；何況若按季增年率觀察，去年第二季至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依序為6.83%、7.87%、9.70%及1.13%，也就是在逐季走強後，於今年首季明顯轉弱。由此可知，這6.51%並不代表台灣有多強，政府無需強調比新加坡、南韓好。況且，今年首季出口值也是因去年出口衰退而有明顯年增，但也是季減。

國內消費只成長1.3%，大部分是國人海外旅遊的消費，對國內助益不大。主計處認為，內需的消費及民間投資逐步回溫，據此推估全年經濟成長率將上修至3.57%，恐怕過於樂觀。

大陸經濟成長漸趨樂觀

大陸第一季的GDP同比增長5.3%，第一級、二級及三級產業均呈現成長，分別為3.3%、6.0%及5.0%。在經濟成長的三駕引擎中，消費一向占比最大，隨著各項促消政策落實落地，商品消費及服務消費均穩步成長。伴隨重大工程項目加速推進，投資結構不斷優化，已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支撐。

淨出口也擺脫過去疲軟不振的現象。3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自去年9月以來，首次回升至50的榮枯值以上；服務業PMI是去年6月以來的最高值。在去年低基期及人民幣貶值的效應下，甫公布的4月進出口雙增，優於預期，在歐美製造業溫和復甦下，預估Q2至Q4仍有望小幅增長。整體而言，意謂著大陸全年經濟運行有望持續回升向好態勢。

「新三樣」出口創佳績

大陸近幾年致力於調結構、促轉型。根據大陸海關總署發布2023年度「外貿成績單」，去年進出口總值41.76兆人民幣，年增0.2%。其中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出口首次突破兆元大關。進一步言之，大陸電動車過去在政策支持及產業的競爭下，吸引了許多國際電動車零組件企業及新創公司投資，進而帶動電動車零組件發展的優勢。尤其，在AI及各類的感測器、軟體技術快速發展，同時又是全球鋰電池主要生產國的優勢下，大陸不僅成為電動車製造大國，亦為全球的最大消費國。

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車銷售占比近八成，其中比亞迪已正式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的冠軍，並且正在海外大舉擴張，營收在三年內漲逾12倍，次年更擠進全球汽車銷售量的第9名。今年大陸汽車總銷量將超過3,100萬輛。其中新能源車銷售量預估達1,150萬輛，較去年949.5萬輛，年增率超過3%，增長10.5%。

困擾多時的房地產危機，在大陸官方接二連三的救市政策下，最壞的時期已過，但消費者恢復信心仍需時間。目前恆大、碧桂園及中植集團等爆雷地產商，除申請破產清算外，也進行售屋、售地、債務重組或債務展期。瑞銀認為，大陸短期房地產市場還面臨一定風險，上半年開工和銷售面積還出現下跌，但可能在年中會止穩，下半年環比會略有回升。另外，港股及上海股市反彈幅度超過二成，也就正式步入「技術性牛市」。原因之一就是房地產政策利多不斷，而資金已明顯回流。

「新質生產力」成長新動能

去年9月，習近平在黑龍江省考察調研期間的座談會上首次提到「新質生產力」，此後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中央政治局第11次、12次集體學習都提到「新質生產力」。今年3月的「兩會」更大力宣傳「新質生產力」，寄希望以此替代房地產等傳統行業拉動經濟。進一步言之，新質生產力的「新」可以指新技術、新模式，新產業、新業態，新領域、新賽道，新動能、新優勢；「質」則包括物質、本質、質量和品質，即新質生產力是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條件下，以創新驅動為依託，體現高質量發展，帶來高品質生活的生產力。它包括傳統行業的升級，包含任何能提高全要素生產力的行業，所以說它其實是在各個行業對資源進行更優配置，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原料及科技人才。例如，早已進行中的綠色能源產業、人工智能技術等新興產業。

在市場如此低迷的狀態下，這些「新質生產力」概念下的產業，能否填補體量巨大、上下游產業鏈長的房地產業對宏觀經濟和就業原有的貢獻，值得關注。另外，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統籌研究消化存量房產和優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以及各大重點城市均或多或少放鬆了限購政策，市場將迎來更多政策細則，有助於房市由谷底反彈。

綜言之，兩岸第一季的經濟數據看來樂觀，但樂觀中應審慎。一是保護主義、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加劇，恐對貿易活動造成不小干擾。二是美國年底將舉行總統大選，不少人憂心一旦川普當選，對兩岸經濟均可能埋下諸多不確定性。宜有因應對策，才能讓衝擊降至最低，進而達成經濟成長目標。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伴隨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管制加劇，正動搖著台積電的根基，開始從董事會下手，今年6月之後，台積電新任董事上任，10位董事有6位美英人士，加上一位董事背後代表著美國人的意志，這「六位半」獨立董事也宣告「美國時刻」正式到來。

董事會結構符合美國布局

台積電本來就是外資持股高達七成以上的公司，所以有外國董事身分者並不意外，不過最大的股東仍是行政院國發基金，所以10位董事中至少有一位具有官方身分代表，就是國發會主任委員龔明鑫，剩下9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台積電團隊，分別是前副董事長曾繁城、執行長魏哲家，加上這次新任獨立董事唯一的一位台灣人士－前行政院長林全，共4位，其他都是美英人士。

台積電有高達7位獨立董事，表面上相當符合公司治理的公開原則，也符合全球布局，但更精確來說，台積電的3位新獨董，包括林全和2位來自美國的伯恩斯(Ursula Burns)和埃爾森漢斯(Lynn Elsenhans)，更符合「美國布局」。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Marie Raimondo) 5月在美國眾議院聽證會時表示，中國侵略台灣、奪取台積電，之於美國經濟絕對是「毀滅性的」。她說，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設廠，要製造的正是其最先進的2奈米和3奈米晶片。

從「全球化」到「美國化」

當初台積電到美國設廠，承諾的是5奈米技術量產，如今連一廠都還沒有生產製造，就要把下一個廠的技術推動到最先進的2奈米。美國政府之所以得寸進尺，主要是基於美國的利益，完全曝露了「非商業」性的企圖，而降低了台灣對美國的國安重要性。

台積電被稱為「護國神山」，卻要防範「友邦」以安全之名挖角。如果台積電亞歷桑那州建廠，是台積電成為美國公司的第一步，那先進製程移往美國，就是第二步。但這還不夠，6月台積電董事會正式改組，未來4年將是台積電從「全球化」到「美國化」的重要過程。

面對競爭激烈的半導體市場，台積電董事會若不能協助更遠的策略制定，不扯後腿，恐怕就不錯了。光是台積電4位外國獨董留任，就已讓人驚奇，這四人是英國電信公司前執行長邦菲爵士(Sir Peter Leahy Bonfield)、應用材料公司前董事長史賓林特(Michael Splinter)、賽靈思公司前總裁蓋弗瑞洛夫(Moshe N Gavrielov)、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萊夫(Leo Rafael Reif)。這4位董事在10年前對產業還有些影響力，但10年後恐怕很難仍能看清產業快速變化的方向。

這4位可以說分別代表政策、設備、IC設計和學術端，但當台積電面對三星和英特爾虎視眈眈，加上AI、電動車和高速電腦的競爭，這4位獨董能發揮什麼作用，真的不得而知。至少台積電應該有更好的選擇，而不是延用創辦人張忠謀時代的「遺老」。這樣說，並非對張創辦人不敬。張忠謀為台積電確實打下了堅實的商業模式和雄厚資產，但以科技業發展的速度，4年一個總統任期未到，有些東西就可能變成「遺產」，相信張創辦人更清楚現實的考驗。

劉德音不該為美設廠負責

從2016年張忠謀找繼承人，選了蔣尚義、劉德音、魏哲家擔任共同營運長。當年GE執行長威爾許(Jack Welch)交棒時，也選了3個人擔任共同營運長，最後從其中挑出一人作為執行長，並要求另外兩位立刻離職。奇異的接班安排後來證明是失敗的，因為後來繼任的三位CEO前後做了16年，都沒有交出理想的成績單，GE也從美國前三大企業到後來一敗塗地，2020年更跌到谷底。

張忠謀退休後，由劉德音接任董事長，魏哲家為副董事長暨總裁。2024年6月魏哲家將升任董事長，一般的說法是劉德音要為美國建廠不力負責，但究竟是到美國設廠的策略錯誤，或進度不如美方預期，媒體並沒有進一步深究。劉德音和魏哲都是一流的領導者，否則台積電不會有今日的成就。總之，劉德音不該為去美國設廠而下台，並退出董事會。

美國對經營團隊下指導棋

而「美國化」究竟是提升還是墮落，有好有壞，就在一念之間，但美國以《晶片法案》提供台積電巨額補助，卻不改善投資環境的基本面，台積電當然可以說它是為了市場和全球化布局去美國設廠。但這難道不是攸關台灣整體的國家安全？

台積電在台灣2奈米晶片都尚未投產，若經營團隊就迫不及待地承諾美國第二座晶圓廠要在2028年投產2奈米製程，第3座廠將在2030年前生產2奈米或更先進晶片，是不是「太超過」了？這樣的決定必定會引起股民的反彈，所以美國「強化」台積電董事會的陣容，是為了更方便對經營團隊「下指導棋」吧？

先進半導體製程使用台灣的水）電和人才，美國若在幕後操弄董事會運作，很可能將造成台積電走下坡，等於中了英特爾削弱競爭對手之計。張忠謀擁有美國籍本無可厚非，當年執行了行政院長孫運璿、經濟部長李國鼎的產業升級計畫，結合其個人專業抱負也無可厚非，但台積電變成美國公司，絕非創立的初衷。

未來市場、產業、投資環境、地緣政治等變化莫測，台積電如要變成「美國公司」，也務必要成為一家一流一的「美國公司」，才能為股東和土地持有者等所有關係人創造最大的利益。若非如此，台積電很可能還沒有從青年走到壯年，就一步一步走向暮年。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今年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百年校慶，讓我想起60年前的1964年6月16日，母校40周年的校慶。當時我所屬的33期同學是四年級畢業班，而我又是學生團的實習團長，因此擔任了當天閱兵分列式的指揮官。

6月15日整天下著傾盆大雨。次日早上，我們吃完早餐，穿著軍常服準備到「黃埔先烈紀念堂」舉行校慶大會，豈料8點半時，實習團部接到校長室彭峙東上校參謀官的電話，告知蔣總統交代不論雨下得多大，一定要在操場舉行閱兵分列式。

我馬上電告各位實習營連長換穿閱兵服，9點半前集合完畢。非常神奇的是，不到9點鐘，雨就停了。學生部隊整隊完成，觀禮的軍政首長及貴賓亦陸續就位，10點整崇戎號起，蔣公蒞臨閱兵台，太陽居然出現了。我站在閱兵指揮官吉普車上，向蔣公報告受閱人數後，吉普車開往受閱部隊前端時卻拋錨了，我只好下車踏水跑步前往定位。當大閱官的閱兵車緩緩前進時，我逐一報告了受閱部隊番號，共計10個學生連。閱兵完畢，分列式開始，操場雖積水盈寸，千餘同學均以整齊劃一的正步通過閱兵台，向大閱官敬禮。

蔣公在致詞中對黃埔精神做了確切的詮釋。他說：「所謂犧牲的精神，乃是國父所說的革命先烈在無可如何之時，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為四萬萬人服務的精神」、「所謂團結的精神，就是由校訓－親愛精誠，所發揚出來的黃埔精神」、「所謂負責的精神，首在實踐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行己有恥，就是對自己負責；不欺其志，則是對主義、歷史負責；而毋忝所生，乃是對國家、民族負責。」

他以「黃埔的革命精神和黃埔的革命責任」勗勉師生，並闡釋「黃埔精神就是犧牲精神，團結精神和負責精神」。一甲子過去了，蔣公的訓示言猶在耳。

典禮完成後，蔣公巡視母校新完成的標準游泳池及教學設施，並偕同陳誠副總統等軍政大員，與全校師生共進午餐。

(作者係前僑委會駐美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