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效忠大明王朝的延平郡王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統治政權，在台南建立東寧王朝，台南以南設立萬年縣、以北設立天興縣，而護衛萬年縣的軍事重鎮有左營、右昌和前鎮。1949年國府撤至台灣，左營再度在歷史舞台上粉墨登場，成為台灣主要的海軍基地。

左營共分為舊部落（蓮池潭周圍）、新社區（縱貫線東側）、與眷村三大區塊，各個區塊的文化特色有一定差異性。舊部落大多數住著明鄭時期來台的居民，以閩南族群為主；軍眷區是1949年後來台的外省族群；新社區則是近年來自各國的新移民。

左營舊城是台灣首座土城

鳳山縣舊城又稱左營舊城，位於高雄市左營區，是台灣首座土城。該城池原先是清代鳳山縣的縣治所在地，故稱為鳳山縣城。1786年爆發林爽文事件時，於南部呼應起事的莊大田勢力攻破鳳山縣城，之後官署移往埤頭街（今鳳山區），並新蓋了一座城池。因此相對於「新城」，原本的縣城就被稱為「舊城」。道光6年（1826）舊城從土城改建為石城，但縣治並未從新城遷回舊城。

舊城保存下來的東門、南門、北門及城牆、護城濠及北門外之鎮福社、拱辰井，於1985年公告為一級古蹟（現為國定古蹟）。而後在2011、2015及2018年，又陸續將西門段城牆殘蹟納入古蹟範圍。台灣現存的城池中除恆春縣城外，當屬鳳山縣舊城保存的最為完整。

鳳山縣舊城南門（啟文門）

鳳山縣舊城南門名為啟文門，現為國定古蹟。位於左營區左營大路、中華一路、鼓山一路交叉口，地當左營交通要道，城樓兩邊城牆在1920年，興建縱貫道路（左營大路）時遭拆除，改為圓環。

南門城座形制原與鳳山縣舊城其他城門相同。1961年8月，城座在陳啟川市長任內重修時，在城門四隅加建鋼筋混凝土柱，重新建造原於日據時期便已消失的南門城樓；但重建的城樓卻將屋頂由清代的「三川脊」型式，改建為錯誤的「歇山頂」型式。東側有階梯可登城樓，階梯與城樓皆為後來興建，使城樓、雉堞及部分外壁面皆已失原制，斗拱仍為原物。拱卷為花崗石造，拱徑與東門、北門均相同，可見當時的測量及施工精度很高。

2009年南門城座再次進行大幅度整修。工程前，文史專家學者建議，城門樓的屋頂應恢復與其他三城樓一致的「三川脊」屋頂。該建議未被高雄市文化局採納，保持了陳啟川任內重修的「歇山頂」屋頂，故整修後依然不符合原制。但門洞為花岡石砌成的，拱底又鑿門軸洞，頗具匠心。

鳳山縣舊城北門

鳳山縣舊城北門名為拱辰門，為鳳山縣舊城北門，位在勝利路、埤頭仔街及城內舊城巷交會處，現與門前的拱辰井、震福社及舊城並列為國定古蹟。北極星古稱「北辰」，拱辰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意思。北門最特別的是門洞兩側塑有一對門神，是台灣古城牆中的孤例。門神的材質是以螺灰殼浮塑為底，外施油漆彩繪及墨線。現泥塑表面彩繪已斑駁，造型依然生動有趣，氣勢威嚴。據推測，北門可能是正門，從台南府城來視察的官員由北門入城，因此雕塑門神，作為莊嚴縣城入口。

城門座面寬16.64公尺，深8.44公尺，城門座石砌以六角蜂巢式堆砌為主，門面前緣磚砌雉堞有9個，雉堞在轉角處成曲尺狀，台座兩側設有磚階梯通達城牆馬道。馬道為士兵行走、偵查與作戰的通道，表面鋪有磚石，利於行走。

拱門內外均嵌花崗石雕門額，外門額題「拱辰門」，內額題「北門」。

門洞為內外兩個石拱，以花崗石條砌成。在內層石拱外再加一層石拱，雙層石拱能加強城門構造的穩定性，在清代台灣所建的城門中屬罕見的案例。

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簡稱海青工商、HCVS，為海軍子弟學校改制，以設計類科聞名，有「北復興，南海青」之稱；其前身為「南京市海軍青年子弟學校」，由前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創辦於南京。

1949年海軍眷屬遷台，為便利子弟就學，組成海軍子弟學校董事會，兩年之後，由小學（今高雄市永清國民小學）而初中，次第成立。1951年命名為「海青初級中學」。1972年奉准擴辦高中。1973年增設高級工商職業科。1979年改制為「私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高級工商職業進修補習學校。1981年8月1日起由高雄市政府接辦，改制為「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永清國民小學前身是海軍子弟學校，1949年自南京遷至高雄左營，1955年正式列入高雄市政府管轄。臨近海軍軍區，陸戰隊司令部所在地，學生都是自助、東自助、自勉、崇實及果貿等眷村的子弟。學校含幼兒園有500多人，腹地近3公頃，緊鄰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南臨國定古蹟鳳山舊城東城門段。該校成立了書法教室、豫劇隊，結合在地文史工作者，解說學校的歷史。

永清國民小學大門內有一條長約150公尺、寬15公尺的林蔭大道，從校門口一直延伸至前庭，幾十柯棵榕樹於1966年隨著學校移植到現址，當年樹齡約三、四十歲，迄今已八、九十歲。22年前，全校師生與家長曾舉辦票選，為綠色隧道命名，最後由學生吳建興所取的「綠色之夢」獲得最高票。

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1945年戰後初年，中國石油公司奉令接收位於左營區的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更名為高雄煉油廠。在斷垣頹壁廢墟中重建煉油設備，所有員工子弟都遠赴楠梓國民學校或左營國民學校就讀，風雨往返、越過平交道，諸多不便。1947年，廠方為因應員工需要及安定員工向心力，爰組織董事會，設立員工子弟學校。1949年正式立案，定名為「高雄市油廠代用國民學校」。1982年更改校名為「高雄市私立油廠國民小學」，1986年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奉准立案，2008年高雄市政府接辦，更名為「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海光俱樂部

海光俱樂部的前身是美軍俱樂部，美國協防台灣時提供給美軍軍官的休閒場所。海光這個名字是由國軍接管後更改的。原俱樂部設置有游泳池、電影院、免稅店、咖啡館等等，改名後仍被高高的圍牆阻隔，海軍之外的人不能隨意進出。該址現只剩下海光中餐廳，電影院、游泳池等都已消失。近年有業者留意到這片區域，想把它規劃成左創園區，讓遊客們經由保存的舊有文物與建築，了解左營的眷村文化。

八六海戰紀念碑

1965年8月5日，海軍執行「海嘯一號」計畫，由巡防第二艦隊司令胡嘉恒率劍門、章江兩艘軍艦，從左營出發，掩護特勤隊突襲東山島。兩艦從左營軍港出發後，遭共軍雷達監視，行蹤暴露。8月6日凌晨，兩艦遭共軍艦艇、魚雷快艇伏擊遭到擊沉，章江艦全部官兵陣亡；劍門艦艦長王韞山中校被俘。此次任務以失敗收場，又稱「東山海戰」或「八六東山海戰」。1967年，國防部於左營三角公園內，設置「八六海戰紀念碑」。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本文所指花蓮到台東的花東舊線（舊台東線）鐵路，包括今花蓮縣玉富自行車道遺址的昔日玉里到東里的10.3公里路段；及今北濱公園自行車道遺址的花蓮港驛至東花蓮港驛4.6公里及今北埔站至花蓮港站7.4公里之臨港線的路段。當局不妨趁這次震災，花蓮急需振興觀光的契機，再次啟動兩條路線的窄軌火車觀光，吸引外國觀光客。

4月3日上午花蓮外海發生7.2級強震，重創花蓮觀光業。當局雖祭出各種優惠方案，但觀光客仍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台灣新國會正積極推動「花東快速公路」（花東快）、「環島高鐵」、「國道六號東延」之花蓮三大交通法案，要求10年內完成建設，但不免捨近求遠。此次地震造成花蓮勝景太魯閣等山區的公路、景點受到重創。何不重啟花東舊線鐵路，讓昔日的窄軌火車馳騁在花東海岸、縱谷平原，以開發更多的觀光資源，讓東部的觀光產業注入一道強心劑？

下面以筆者搭乘花東線鐵路旅行考察的經驗，觀察20年來該路線的發展和觀光的展望。

具有原始風味的花東線

位於花蓮市中心、現東大門夜市附近的舊花蓮站，日據時代稱為花蓮港驛，是花東線鐵路的起點。1939年位於北濱的東花蓮港驛（即今日之花蓮港站）興建完成，同年兩站間開始營業。1949年，花蓮港站增建大陸風的徽式馬頭牆，並改稱花蓮站。1982年6月配合台鐵宜蘭到花蓮的北迴鐵路通車，原來和西部糖業鐵道同為窄軌(762mm)的花東線鐵路也拓寬成1067mm軌距。從此，台北可直達花蓮。但原來的花蓮站也因此廢站，花蓮新站改名為花蓮站，1992年9月舊花蓮站拆除。2002年，花蓮縣府將臨港線與舊花蓮站鄰近地區規劃為鐵道文化園區。

為了體驗花東線的原始風味，筆者選擇從花蓮站開往玉里的DR2700型柴油快客車。它是早期在西部幹線行駛的高級列車─光華號，和早期花東線窄軌客車一樣，其車頭本身有動力可行駛，也可開窗，非常懷古。但由於要配合當地人的通勤，早晚只有一個班次，便要起個大早趕搭。筆者只能在前一晚於花蓮站附近的旅館過夜。

清晨火車從花蓮站開出後，即將經過木瓜溪橋，筆者趕緊將頭探出車窗，拍攝中央山脈的奇萊山主峰勝景。這是從花東線窄軌時代開始，國內外旅客所會捕捉的視覺饗宴。但隨著10年前花東鐵路全線電氣化通車，可開窗的柴油快客車和藍皮火車被有空調的列車取代，加上橋上有電線桿，使得原始的自然風味不再。

玉富鐵路舊線可重啟觀光

列車從舊名馬太鞍的光復開出後，經過馬太鞍溪時，大老遠就可看見「花蓮糖廠」的煙囪。該糖廠在1921年啟用，製糖全盛時期，原料甘蔗遍及花東縱谷，最南達花蓮縣最南邊的富里鄉境、靠近池上鄉的學田村。為了運輸方便，從富里車站鋪設「製糖用手押鐵道」到此，留下「鐵支尾」的地名稱呼；而從1950年的地圖也可看到運送甘蔗原料的「糖廠用鐵道」接到舊花蓮站鄰近的舊田浦站。該站和富里站藉由花東線鐵路的運輸，將甘蔗運到花蓮糖廠。

火車離開瑞穗、三民站後，到達玉里。從花蓮到此的路段，早在1917年5月即鋪設完成；並於1926年3月25日在玉里舉行花東線全線通車典禮。此時擔任花東線蒸汽機關車主力的為客貨兩用的LDK50型蒸汽機車，總數達到13輛。日據末期，當局又引進大型的LDT100型蒸汽機車行駛在花蓮、玉里間，成為1960年代花東線鐵路貨運的主力。當地孩童以蝗蟲為例，將前者比喻為火車公，後者為火車母。

為了容納四輛大型的LDT100型蒸汽機車，遂在玉里建一座龐大的車庫。1969年，蒸汽火車功成身退，除LDK58、59兩部留在花蓮機務段供調車外，其餘送到玉里機關庫停放，但最後遭到拍賣、解體的命運。 LDK59退役後，贈予台東縣政府，陳列在台東市鯉魚山公園，2003年運至花蓮站前展示（見下頁照片）；而LDK58目前展示於台北車站人行道。

今天因2022年9月18日台東池上發生規模6.8的有感地震而暫時封閉的玉富自行車道，濫觴於2004年東部鐵路改善計畫─將花東線玉里到富里鄉東里的10.3公里的舊線，截彎取直為7.4公里的高架鐵路工程。玉里-東里間的10.3公里舊花東線，改成自行車道後，所有權為台鐵，由玉里鎮公所認養。遊客可體驗田野景觀，和橫跨秀姑巒溪的舊鐵橋。如能重啟窄軌鐵路觀光，讓昔日的LDT103蒸汽機車馳騁，不只能懷舊，沿線還有安通溫泉等勝景，並可在舊安通站藉由玉長公路通往東海岸參訪三仙台等景觀。

臨港鐵路舊線可重啟觀光

1982年，從昔日的花蓮港驛經跨越美崙溪的曙光橋、新村站、美崙站至東花蓮港驛，全長4.6公里的舊花蓮臨港線廢線後，沿線已改建為北濱公園自行車道。2009年為了重啟作為觀光用途，台鐵規劃利用舊鐵道地基復軌，並規劃利用LDK59蒸汽火車頭與LDR2204等四輛舊客車車廂行駛。

台鐵遂陸續著手整修該蒸氣機車頭與車廂。並在花蓮後站興建約890公尺的762mm軌距鐵道與2座月台。從2011年到2016年慶祝鐵路節時，陸續開放讓民眾搭乘。但2016年12月台鐵卻因無法釋出土地，致使該復駛案胎死腹中，非常可惜。而明年屆百歲之齡的 LDK59因長期放置，已無法再次行駛。

當局不妨趁這次震災，花蓮急需振興觀光的契機，再次啟動臨港線的窄軌火車觀光和LDK59蒸氣機車、LDR2204客車修復的計畫，並借鏡日本的經驗。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的1個半月後，為促進當地觀光，當局將1980年代製造的Kiha48型柴聯車改造成度假海貓號（リゾートうみねこ）的觀光列車，行駛在連結青森縣八戶市至岩手久慈市的八戶線。由於多數路段沿三陸海岸行駛，風景極佳。而花蓮臨港線除了風景，遊客也可藉此到賞鯨碼頭，並接駁到七星潭風景區和花蓮市區等。

行駛列車部分，相對南迴線的藍皮解憂號，不妨將在臨港線行駛的窄軌列車命名為黃皮洄瀾之星號，遊客藉由古老悠久可開窗的客車，吹著太平洋海風，讓窄軌火車的魅力，吸引國際觀光客造訪。路線可先從1975年所建立、僅提供貨運運輸的7.4公里臨港線(台鐵北埔站至花蓮港站)開始規劃，路軌採用窄、寬軌皆可使用的三線式鐵道；而放置於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的糖蜜車等，也可試著動態展示。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歷史有微觀和宏觀兩種史觀，微觀史觀不是本文主題，本文專論宏觀史觀，其中又專論歷史的律動現象。

歷史是隨意運動的嗎？唯心論者曰然。因為人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人是有意識的、有思想的、有意願的，可以為所欲為。即便如此，唯心論的代表人物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中認為，人為了報效上帝而拼命賺錢，從而成為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精神力量。這種論點稱之為精神律。

唯物論者當然是律動論者，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這個論點的經典著作，他提出的生產力論、剩餘價值論等，還有李嘉圖搞了個「李嘉圖定律」，都是歷史律動的代表。對這種心物的矛盾現象，毛澤東提出自由與必然的看法，在不違反必然的規律範圍內，人是自由的，可以行使自由意志。

根據這樣對自由與必然、自由與律動的理解，中國歷史自然有律動的現象。例如宏觀地看，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運動有一定的規律：最顯明的史例就是，華族雖然在中華大地上自由移動，但其運動方向先是由西向東，地處西陲的秦國向東滅掉六國，統一中國。然後是由北向南，宋朝的北宋原在北方，後來被金人趕到南方，建立了南宋。

史書昭示，北方的遊牧民族彪悍機動，因此，北方始終是新興政權的龍興之地，南向寇擾侵襲中原和江南，南方成為他們的獵物。這成了中國歷史運動的規律，甚至到了近現代都是如此。例如毛從西陲延安派林彪轉戰東北，然後從東北南下，打了三大戰役，遼沈、平津、淮海統一中國。蔣介石雖然逆流從南方北進統一中國，但他的統一中國是表面的、短暫的，不斷受到地方割據勢力即大大小小的軍閥挑戰，最後被毛的紅軍從東北由北而南，徹底擊敗，出逃台灣。

蔣介石的例子足以反面證明，北方才是新政權的龍興之地。當然，這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著深厚的地緣原因。蓋因北方自然條件遠較南方惡劣，所以北方人為了生存，與天鬥、與人鬥，天生養成鬥爭的習慣和本性。

南方則有長江、珠江和無數的湖泊，散布其間。生存的條件遠遠優於北方，所以民性溫和，無需與天鬥人鬥，就可以過上風調雨順的好日子，例如江浙沿江一帶和西湖周邊一帶富甲天下。

由於這種地緣的原因，因此北方歷史上一直是好鬥的遊牧民族的天下，形成了北方是中國的政治中心、龍興之地，南方則經濟繁榮，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

所以，綜上所言，千年來中國歷史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律動，取決於自然條件和民族性。這種源於自然條件的歷史運動規律，也適用於兩河流域和歐洲。繁榮的兩河沃野和西歐沿岸的海洋貿易，分別為來自北方的貧窮蠻族維京人垂涎，而予以征服。

本文稱這種歷史現象為歷史的律動。歷史成規律地運動，不會隨人們的主觀意願而改變的。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閩南語有句大家熟知的話：有拼才能贏。的確不錯，一個狠人如果沒有頭腦，就變成有勇無謀，不但不能贏，還很可能輸掉生命。狠人如果是拿自己的身體或個人的財產去拼，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影響有限。真正的狠人是領導一大批人，去跟另外一大批人拼。當前風雲際會，世界上有一些國家領袖敢拿整個國家的命運，去跟另外一些國家拼。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是，當前大國有狠人領導，小國也有，他們都很敢拼。

毛主席「敢叫日月換青天」     

大陸上一直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說法大致上沒錯：新中國是他拼出來的。他的名言很多，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他曾經對名記者史諾說，他是和尚打傘，「無發無天」。

他還對著赫魯雪夫說，美國是紙老虎；赫回說，紙老虎長了核子牙。傳言說，毛回敬一句說，中國有6億人口，死去3億，還有3億。總之，他率領共產黨，一而再地拿中國人的命運拼：跟國民黨拼，跟日本軍國主義者拼，跟聯合國聯軍拼，跟蘇聯老大哥拼。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韓戰時，麥克阿瑟曾經試圖說服杜魯門總統用原子彈轟炸中國大陸；後來，在珍寶島跟蘇聯衝突時，毛主席也曾考慮用核彈轟炸。不得不說，毛澤東高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哲學，賭上中國億萬人民的生命，但都能屢次「敢叫日月換青天」，真的是天下第一狠人。

韓戰是最突出的例子。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日才在天安門城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年後就介入韓戰。從1937年開始，中國經歷了14年的戰亂，一窮二白，元氣大傷，百廢待興。現實地說，中國大陸根本不應該再度陷入戰爭，但是，聯合國聯軍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中國領土丹東已經被炸了，第七艦隊已到台灣海峽巡航，中國大陸能不打嗎？據說，毛澤東三個晚上沒有睡覺，黨中央也進行了靈魂拷問式的探討和爭辯，最後毛還是決定：打！用小米加步槍對抗飛機大炮。就這樣，跟16國聯軍開打了。不但開打了，還居然打成平手，逼出了停火談判。

當然，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共產黨奉行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普丁也是在這個傳統下產生的領袖。

拜登未必鬥得過普丁 

拜登號稱他與普丁有40年的接觸，這是誇大其詞，但是他們曾經面對面交談和談判多次，可是拜登沒有看出來，從蘇聯特務機關KGB培訓出來的柔道高手是一位狠人。當普丁說，如果北約不讓烏克蘭中立，讓它加入北約，他就要用武力解決，這是狠人在說話，是沒有迴旋餘地的。可惜，拜登沒聽懂，俄烏戰爭爆發了。

澤倫斯基跟拜登一樣，也把普丁的警告當作耳邊風。他以為自己也是狠人，也要一路走到黑。這就是西方博弈理論中的兩車對撞遊戲。對撞的兩位駕駛員，從反方向對著開，誰先躲開，誰就輸；都不躲，那就是兩敗俱傷，或同歸於盡。可是，當一個大狠人跟一個小狠人互相對著開，都不相讓，對撞的時候，適當的比喻是，火車頭駕駛員跟摩托車駕駛員對撞。他們如果都要一路走到黑的話，誰會死，難道有疑問嗎？       

西方媒體都說，相較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位，習近平更接近毛澤東。習近平似乎也認同這個說法，他一再強調：不忘初心。什麼是初心呢？那就是完成中國的偉大復興。收復台灣絕對是偉大復興的一部分。那麼，可能有人要問，習近平會學毛，拿中國的命運來拼嗎？

對台灣問題絕不可能含糊 

習近平一路反腐下來，估計從上到下，超過150萬的黨政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這是他對內要求絕對清廉的結果，對外和對台灣問題呢？他顯然也不可能含糊。

或許一直到今天仍還有很多人不相信，中美兩國2016年在南海就幾乎火拼一場。在被稱為「亞洲沙皇」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的慫恿下，菲律賓於2012年向國際仲裁法庭提出訴訟案，挑戰中國對南海島礁的主權。中國拒絕參與仲裁。2016年7月，在對中國不利的裁決公布前夕，美國派遣兩個航母戰鬥群駛向南海，試圖威懾中國。在這之前，習近平對部隊演說提到四個字：「不惜一戰」，隨後《人民日報》以之作為標題，發表社論。然後，中國大陸三大艦隊駛向南海，電視上也播放出機動導彈部隊的車隊在公路上行駛，向南海方向調動。結果是，美國把兩個航母戰鬥群撤回到菲律賓的東部海域，中國大陸至今未接受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

中美兩國可能終究要有一戰，但是，台灣是不是願意充當摩托車駕駛員，先跟火車頭對撞一次？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冷戰時期，北歐五國的軍備發展向來仰賴西方軍武大國（美、英、法），冷戰結束後，為有效提升國防自主的能力，除了向西方國家採購軍備外，更持續依循國防自主的路線開發自身裝備，瑞典空軍的JAS-39戰機即是在該背景下誕生的。

開發歷程

瑞典與俄羅斯並沒有國界交集，但俄羅斯距離瑞典僅約200公里，兩國若發生軍事衝突，俄羅斯空軍將能在半小時內威脅到瑞典領空，因此瑞典獨自開發出一款「成本低、短場起降」的戰機格外重要。

JAS-39除能在一般基地的跑道進行起降作業，也能在長僅為800公尺、寬16公尺的公路、泥濘路徑上進行起降作業（僅需6名地勤人員）。短場起降的目的在於，如基地跑道遭到敵方攻擊無法使用，戰機能預先轉場至民用公路或其他鄉間小路起降，大幅增加戰機的生存能力，這優勢為西方國家望塵莫及。

瑞典雖然在工業技術上不亞於多數國家，在JAS-39戰機開發前已成功開發出SAAB-37戰機，但後者因服役年限已高，加上許多航太技術仍仰賴西方國家支援，因此在開發JAS-39戰機時，發動機與機身的設計仍依賴美國技術，整架戰機有將近七成的零附件為自製/歐製，其餘零附件為美製，在各方技術的整合下，開發出獨特風格的北歐戰機。

紳寶集團(SAAB)於1988年成功試飛JAS-39戰機，1996年正式服役，目前用戶包括瑞典空軍（204架）、巴西空軍（74架）、南非空軍（28架）、匈牙利空軍（租14架）與泰國空軍（12架）、保加利亞空軍（8架）、捷克空軍（租14架），合計生產超過300架，亞洲市場為其潛在客戶。JAS三個字母分別為瑞典語的Jakt（空對空）、Attack（空對地）與Spaning（偵查），同時該戰機以獅鷲(Grippen)為其命名。JAS-39戰機同時具備攻擊、偵查、戰鬥等功能，其機身廣泛採用複合材料，外型的設計為鴨形翼與三角翼的結合，整架飛機沒有水平尾翼的設計，因機翼與前翼的前緣後掠角的設計角度分別為45°和43°，使得戰機具備短場起降的能力。

這整架戰機分成單座與雙座，飛官座椅採傾斜28°的設計，利於飛行員承受更大的G力，在進行激烈空戰時，飛行員可做出更大的飛行動作以進行脫離、攔截等，整架戰機為模組化設計，因此大幅降低了使用成本。駕駛艙裡擁有三個大型多功能的彩色螢幕，螢幕上所有資訊能與飛行頭盔連線，飛行員能按照頭盔及螢幕上的資訊即時判讀。發動機的部分，早期的JAS-39A/B/C/D配備美國奇異公司的F404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為17,700磅，後期的JAS-39E/F戰機配備奇異的F414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增為22,000磅。客觀言之，後期的JAS-39能更有效地制空、制海與對地打擊，也延長了JAS-39戰機的使用壽限。

性能規格

據各項公開數據，JAS-39戰機每小時操作成本約4,700美元，遠低於其他歐美戰機，單機造價約6,000萬美元，無論在操作成本或造價仍有相當的競爭優勢。該戰機的長度為15.2公尺，寬度為8.6公尺，空重為7,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為16,500公斤，機身內部燃油攜帶量為3,400公升，最大飛行速度為2馬赫，最大航程為4,000公里，作戰半徑約926公里，能涵蓋整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與波羅的海灣。

武裝方面，機腹與機翼下方共有10個武器掛點，能攜帶空對空飛彈（AIM-9響尾蛇短程飛彈、AIM-120中程飛彈、流星中程飛彈、雲母中程飛彈等）、空對地炸彈（小牛飛彈、金牛座飛彈等）、空對艦飛彈（RBS-15掠海反艦飛彈），固定武裝則為一門27mm機砲，備彈120發。機首雷達以安裝PS-05/AX波段雷達為主，能追蹤與標定120公里以外的目標，除一般空中、地面與海面目標外，因雷達系統升級為Mark 4版本，能偵測出輕巧的無人機/載具。

改良版本與結論

因JAS-39戰機服役超過20年，為持續強化機隊戰力，紳寶公司特別將該戰機性能提升，最新改良版為JAS-39E/F戰機，主要更新的項目包括換裝AESA主動相位陣列雷達、奇異公司F414G引擎、航電系統等，因換裝新型發動機，使得整架戰機額外提高20%的推力，將可攜帶更多燃油、武器，在不開啟後燃氣的狀態下能以1.2馬赫的速度飛行，該公司已於2016年底成功試飛，並預計於2023-2030年交付。為節省建軍成本，紳寶公司將所有JAS-39C/D機隊直接進行性能提升，以減少瑞典空軍及其他用戶的負擔。

改版後的JAS-39E/F，機身最大的亮點在於增加戰機主翼後方控制翼的面積，並額外加裝4片升降副翼，使得整體戰機看起來像梯形，讓整架戰機在面對空中翻滾、爬升時，有更快速機動的靈活力。目前紳寶公司積極開拓JAS-39的市場，無論是針對性能客製化設計，或「以租代買」方式進行交易，都提升了JAS-39戰機的形象。

為適應21世紀的作戰環境，JAS-39E/F戰機在機身內部將安裝資料鏈系統，此舉將大幅提升戰機的資訊整合，在與友軍協同作戰時，戰場資訊透過資料鏈的相互傳輸，大幅提升瑞典在北約的空中實力。隨著瑞典正式加入北約，JAS-39E/F的防務工作將更為繁重，但以其短場起降、操作成本低廉的優勢，將可協助擔負起防禦北歐空防的重責大任。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皮卡(Pick-up)是極受民間玩家、業務喜愛的車種。一般皮卡的尺寸和中大型轎車相當，車重1-2噸，車頭可乘坐2-4人，後車廂貨斗可放置貨物、小型交通工具或露營設備，非常實用。不過，在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交戰地區，皮卡則搭載重型機槍、火箭推進榴彈(RPG)等武裝，搖身一變成為民兵慣用的作戰車輛。而各國廠商也開始注意到皮卡的戰術價值，研發出各型輕、重武裝車輛，讓皮卡一躍成為軍火市場的寵兒。

民用皮卡和軍用皮卡的區別，為鋼製外殼和玻璃纖維製外殼。軍用皮卡為求降低被紅外線偵測到的機率，必須採用玻璃纖維製外殼和降低熱源塗料，民用皮卡則無需考慮。戰場上，皮卡的戰術價值是快速部署、機動性高、打了就跑，就算遭敵火摧毀也無關痛癢。因此，便宜低價的武器系統才是最佳選擇，以下內容是相關武器系統介紹。

皮卡搭載俄製Zu-23-2機砲

中東交戰地區常見民兵乘坐武裝皮卡巡邏。這類作戰車輛除了搭載重型機槍、火箭推進榴彈(RPG)等武裝外，還常搭載俄製Zu-23-2機砲。Zu-23-2機砲的結構簡單、堅固耐用，是俄系槍砲武器的經典之作。目前最新型號除了原先23公厘口徑雙聯裝機砲單元，還加裝射手席的光電追蹤/瞄準儀器和肩射型紅外線(IR)追熱防空飛彈，成為彈砲合一防空系統。

Zu-23-2機砲的口徑大、射程遠、重量輕、價格低，非常適合皮卡搭載。同時，可使用傳統彈、曳光彈、高爆彈、穿甲彈等多種彈藥。對於低空飛行的直升機、無人機、螺旋槳機、噴射機、地面上輕裝甲車輛、水面上小型艦艇等目標，均帶來極大的威脅。

皮卡搭載火箭彈發射器

南韓研發的車載型多用途火箭彈發射器(South Korea's Hanwha 70mm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 MRLs)，為48管2.75英吋(70公厘)火箭彈的聯裝發射器，由軍用皮卡後車廂貨斗承載，乘員2人，全配重量3860公斤，具備車輛狀況偵測器、射控單元、雷射測距/範圍搜索裝置等。聯裝發射器可以360度旋轉並調整發射仰角，每秒發射4枚火箭彈，可選用有/無導引火箭彈。彈頭內含1公斤高爆炸藥(HE)，彈頭引信可調整直接/間接摧毀目標。火箭彈的最大射程為6-8公里，涵蓋範圍達300公尺×400公尺區域。目前，該型火箭彈也用於AH-1S/AH-64等攻擊直升機。

皮卡搭載鋼鏾火箭彈系統

南韓已研發出車載型多用途火箭彈發射器。台灣中山科學院研發的「鋼鏾火箭彈系統」，主要部署在沿岸防禦工事，對海面和灘岸目標發動大面積火網布撒，能造成嚴重傷亡。本系統由光電偵搜裝置、火箭彈的聯裝發射器和手動遙控單元組成，已確定由海巡雙體巡邏艦搭載，並更名為「鎮海火箭彈系統」。

除了機砲和火箭彈外，迫擊砲也是武裝系統的選項之一。迫擊砲彈的殺傷力遠超過子彈，且迫擊砲產生的後座力遠小於相同口徑的榴砲或戰車砲，適合較輕噸位的裝甲車輛，也適合皮卡搭載。同時，迫擊砲彈的裝藥量超過相同口徑的其他砲彈，擊中目標爆炸時便產生高溫、爆震和破片，可以在瞬間消滅敵人士兵。此外，迫擊砲對掩蔽物後方的目標最具殺傷力，因為拋物線彈道較不受掩蔽物阻擋，爆炸產生的大量破片也可以消滅一定數量的敵人士兵。

而榴彈發射器也是皮卡可考慮的武裝選項。如MK-19 40公厘口徑榴彈發射器，具備射速快、爆炸威力強等優點，對於敵軍士兵和輕裝目標都會產生一定的嚇阻力。

結論

若以戰場定位而論，皮卡和正規作戰車輛比較，就如同輕裝騎兵和重裝甲師比較一樣，性質不同，任務各異。但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兩者作戰時具互補作用、相輔相成。正規作戰車輛，具備較佳的防護力和火力，可以直搗中樞，重創敵軍；而皮卡無防護力，擅長單點突襲、靈活機動、打了就跑。最終目的，都是為求贏得戰爭勝利。(請參考附表)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2024年6月11日下午，北京的初夏綠樹蔭濃，美麗的清華園風和蟬鳴，《觀察》雜誌發行人、「釣魚台教育協會」及「保釣促統聯合會」理事紀欣，到訪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下稱保釣中心）。圖書館黨委書記、保釣中心主任蔣耘中親自接待紀欣，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副主任、保釣中心秘書何玉與保釣助理吳小華等人參加座談。雙方就保釣運動及兩岸關係等方面進行了深度交流。

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四樓的保釣中心，紀欣回顧了她與保釣運動的機緣。紀欣說，她1974年到美國留學時，美國的保釣運動已然結束了，她並沒有親歷1970-1972年間的保釣運動，所以自己並不能算是「老保釣」，但她在美國先後結識了佟秉宇、劉克非、王義雄、曾宗偉、高志雲、龔忠武、花俊雄、周本初、葉先楊等「老保釣」；1988年返台定居後，與王曉波、毛鑄倫、胡卜凱、劉源俊、李雅明、陳義揚等「老保釣」從事統一運動及編刊物；兩岸開始交流後，又在大陸碰到了早於1970年代「回歸認同」的吳國禎、林盛中、楊思澤等「老保釣」，所以受到保釣運動的影響很深。

海內外保釣運動最新發展

紀欣說，保衛釣魚台運動在台灣一直方興未艾，21世紀先後成立了「中華保釣協會」（劉源俊，2008）、「臺灣釣魚台光復會」（劉源俊，2013）、「釣魚台教育協會」（陳美霞，2017），每年舉辦「保釣論壇」、「光復釣魚台行動論壇」等活動，在保釣運動40周年(2009、2011)及50周年(2021)時更舉辦了大型紀念研討會，廣邀海內外保釣人士及學者參加。保釣團體更多次赴日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抗議日本進一步「國有化」釣魚台。2012年9月23日，由「老保釣」林孝信發起的「人人保釣大遊行」，有3千多人在台北街頭高喊「釣魚台是我們的！」、「兩岸聯手保衛釣魚台！」

最令紀欣高興的是，三個月前接獲通知，美國東西岸及南部的「老保釣」：高志雲、陳光宇、康學郁、佟秉宇、沈啟國、花俊雄、黃哲操、王正方、陳治利、趙家齊、張碚、鄧宏生、周禧等人，想要成立一個新的保釣組織，致力於推動兩岸統一大業，邀請紀欣作為發起人之一。

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邀集了全美各地及台海兩岸、香港的60多位「老保釣」，5月4日，五四運動105周年當天，「保釣促統聯合會」透過視訊正式成立了。大會宣讀了成立宣言：「當年保釣，今日促統。不忘初心，再盡綿薄！」，表明聯合會宗旨是推動兩岸統一，促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宣言獲得全體會員鼓掌通過。大會隨後選出了第一屆理事，會後的臨時理事會又選出高志雲為第一屆會長，趙家齊為秘書長。

該會成立後不久，即連署了台灣「反台獨反介入聯合行動」發起的「和平宣言」，並在5.20後發表駁斥賴清德就職演講的聲明。高志雲會長這次委託紀欣帶來了該會的「發起人的信」、組織章程、大會宣言、大會成立新聞稿等文件交給保釣中心收藏。

保釣資料中心成立緣由

在座談交流的後半階段，蔣耘中介紹了保釣中心的相關收藏與讀者使用情況。他表示，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主要以資料收藏與學術研究為主。在未來的發展中，圖書館希望能夠收集更多保釣統運、台灣史等相關文獻資料，進一步豐富相關專題，繼續推進數位化資源，為全球讀者的使用研究，提供更便捷的服務。同時他特別歡迎海內外台胞們，特別是年輕朋友多多來訪保釣中心參觀交流，為實現共同目標而一起努力。

座談之後，何玉陪同紀欣參觀了保釣中心資料室，介紹了老保釣周本初、吳國禎、陳光宇、龔忠武、楊思澤、葉先揚等200餘人捐贈的保釣統運相關文獻及實物資料，以及王曉波文庫、林國炯專藏。

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成立於2010年11月。截至目前，館藏保釣文獻主要分為三類，分為印刷型文獻、視聽型文獻以及實物資料等。包括《戰報》、《釣魚臺快訊》、《水牛》、《華府春秋》、《歐洲通訊》等北美、歐洲及台灣地區的保釣刊物，以及電影膠片、錄影帶，遊行示威時的徽章、放映機等等，共近2萬件保釣資料，形成了內容完備的保釣資料特色館藏。

2021年，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被北京市台辦設立為北京市對台交流基地。2024年，在國台辦、市台辦及全國台聯會的支持下，保釣中心接待了來自海內外的老保釣人士、台胞青少年等數千人參觀交流，被老保釣們親切地稱為「保釣人士的精神家園」。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助理)

神經錯亂的台灣，政府帶頭羞辱汙衊陸軍官校的創校校長蔣介石，另一邊卻又假惺惺地紀念陸軍官校的百年校慶，這到底是真心誠意，還是虛情假意，聽聽賴清德對軍校師生的演說，其實就很清楚了。

賴清德風塵僕僕到高雄，參加鳳山陸軍官校百年校慶，顯然是有備而來。在言談間，他嘗試展現些許政治妥協。身為台獨總統，仍然接受鳳山陸軍官校來自中國大陸的百年歷史，但他演說時，仍藉著很有技巧的斷代敘述，斬斷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為他所思所念的台灣獨立，提出「兩國論」鋪陳。

不顧兩岸情勢大談兩國論

兩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爭議言論，最終還是出現在陸軍官校百年校慶上，讓已經很緊張的兩岸關係更添變數。極為諷刺的是，在百年校慶儀式上，報幕人員才說了要「捍衛憲政」，站在台上的賴清德根本不管軍方的立場，仍發表了與憲法矛盾的言論。

賴清德近來反覆再三地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接受美國《時代》周刊專訪時，他提了兩國互不隸屬的謬論，然後又對即將成為軍官的青年學生重述此言論，似乎以為這種催眠式的論述反覆提出就會變成真理。「兩國論」看似事實陳述，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種陳述刻意無視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故意抹殺了內戰造成中國分裂的歷史事實。

對於瀕臨危機的兩岸局勢，賴清德不僅沒有任何緩和情勢的言論，反而在軍校慶典活動中公開宣揚「兩國論」，這豈不是火上加油？他更刻意說不能接受「首戰即終戰」的投降主義，可是過去軍方提出的「首戰即終戰」，並非賴清德口中的「投降主義」，而是表達對抗入侵敵人，拒敵於彼岸的決心，是表達堅定的抗敵意志，並不是只打一仗就投降的意思。賴清德嚴重扭曲了該話的意義，污辱了軍人的氣節。

賴清德言談之間不敢表達，或未清楚表達的，應該是民進黨政府那種求戰的意志，要將台灣作為焦土戰場的決心，因為說真話，就透露出，他們為了實現台灣獨立，不惜犧牲全台人民的福祉。

切斷陸軍官校的中國淵源

賴清德說，黃埔軍校參加過東征、北伐、剿匪、抗戰，但他的內心是真的理解這些戰役的歷史意義嗎？我們很難探究一位「台獨政治工作者」的內心世界，但當賴清德說到國共內戰時頓時語塞，這是一個令人納悶的現象，不知道是否與他和民進黨都無視中國內戰的歷史有關？

賴清德剛講完歷史，就開始鋪陳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黃埔在鳳山開枝散葉，「中華民國在哪裡，黃埔就在哪裡」的論述。他不斷反覆說「在這裡」三個字。

賴清德這種空洞的文青夢囈般的斷代敘述，有意把造成台灣現況的歷史隱匿消失，用空間取代時間，將中華民國凍結在台灣，將陸軍官校限制在鳳山，最後才說出他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主張。

賴清德用「兩國論」說明兩岸情勢，符合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意識形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但這種論述與台灣的政治現實是有差距的，畢竟現行憲法及政府法令與典章制度，都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當年有民進黨國民大會代表參加的修憲，所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明白白地寫著「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之後還制定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何該法規範的是兩岸人民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答案不早就見諸人心了嗎？

政府自1990年代以來先後設立陸委會、海基會，專責處理與大陸的交流事務，這些大陸事務也未如台獨團體多年來的主張，改隸外交部之下，以一國的地位處理另一國的事務。

台獨做不到又拒絕談統一

這些都是為了因應海峽兩岸特殊的政治環境，才有的特殊政治安排。國共內戰造成中國分裂，造就了兩岸兩個政治實體幾十年來互不隸屬的現況，這個歷史事實不是賴清德耍弄幾句文青語言就會變成「兩國互不隸屬」的。

自蔡英文執政以來，就一直想偷偷用「兩國互不隸屬」的概念，取代「兩岸互不隸屬」的歷史事實，為「一中一台」，甚至台灣獨立，創造政治空間。「兩岸互不隸屬」是不幸歷史事實造成的悲劇，但只要承認兩岸在「憲法一中」的框架下，兩岸可以交流互動。而賴清德主張的「兩國論」，主張兩岸完全分裂，不僅中國大陸是另外一個國家，台灣也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只是民進黨還不敢公開稱自己為「台灣國」，只好暫時用「中華民國台灣」遮遮掩掩。

陸軍官校那些學生也許還沒有足夠的知識來理解複雜的兩岸關係，但未來如有戰事，他們將首當其衝。帶軍函示得遵循憲法，賴清德高談「兩國論」對軍官學校來說，恐怕很難理解憲法與政府主張之間的巨大落差。賴清德這種明擺著宣揚台灣獨立，卻又要用中華民國東躲西閃，正是台灣當前真正的困難，那就是台獨萬萬做不到，又不肯好好與對岸談判兩岸統一的問題。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黃埔軍校1924至1927年第一至五期學員共計7,380人，各省籍人數不平衡，居第一位是湖南籍2,189人，第二位是廣東籍1,036人，其他省籍都在640人以下，東北及偏遠地區為個位數。雖然人數有地域遠近差異的因素，但也不完全盡然。如廣東全省一百餘縣，如果按平均數來算，每個縣應為10人左右，但居前列的為興寧46人、梅縣42人，超過其他縣。而這兩個相鄰的縣，都處於粵東北山區，是廣東比較偏遠、封閉、交通不便地區，興寧更屬偏僻小縣，至今也只是梅州市下轄的縣級市。為什麼興寧當時有那麼多青年考入黃埔軍校？而且至1949年前有近百位將軍，因而有百將軍縣、將軍之鄉的美譽？

廣東興寧與辛亥革命淵源

一、地域特點及人文傳統

興寧地處粵東北內陸，丘陵和山地占60%，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魏晉以前為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魏晉以後中原多有戰亂，大批流民南遷，進入粵東地區，聚族而居，漸成群落。官府設立流民營安置管理，為了與當地原住民相區別而稱客民、客家、客屬等。東晉成帝司馬衍（西元4世紀）時始設興寧縣治，東鄰梅縣，清代設嘉應州（民國後稱梅州），興寧、梅縣屬之，故常以興梅地區連稱，是客家人聚居地區，至今仍被稱為客家之都。

興梅客家人在這種地域環境下世代繁衍生息，形成兩個突出的族群特點：

第一是聚族而居，親族關係緊密，尚武好勇。由於是從外地遷入，落地求生，土客之間、族群及村落之間常因爭奪資源而發生爭鬥，加之山林密布，易藏匪盜，而地處粵、閩、贛三省交界偏遠地區，官府管制能力低弱。故民人多聚族而居，以求互助自保，住居型制為外築高牆、形似碉堡，內建環繞房屋至多層，稱圍屋，往往同宗族數十戶聚居一處，子弟多自少習武，形成資源分享、守望相助的內部緊密關係。

第二是崇文重教、男人多外出謀事。興梅客家人從中原避亂南遷而來，其中不乏舊族世家、官宦士商人家，文教素養及崇文重教的傳統傳承下來，加之當地土地貧瘠、生計艱難，有餘力之家皆讓子弟讀書，以求上進入仕或出外經商，不懼遠行。故雖地處偏僻但並無閉塞固守鄉土觀念，而是以男子出外謀生闖蕩為出息。

滿清代明以後，興梅地區民風特點形成了對滿清統治的疏離與潛在抗拒，民間一直有秘密幫會三合會等會黨活動。晚清時期祖籍梅縣、後遷花縣的洪秀全，領導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軍曾先後兩次進入興寧，有不少興寧人加入其隊伍。所以興梅地區民間一直受到反清勢力的影響。

二、興寧青年赴日本留學

興梅雖東鄰潮汕而近海，但清代長期實行海禁政策，僅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故興寧人到海外並不方便。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60年汕頭開口通商，打開了興梅地區海上交通通道，中外商船由汕頭來往香港、上海，進而與日本、南洋等海外航路連通，中外人員往來，資訊風氣漸開。1876年清廷任命首任駐日本公使何如璋，即是嘉應州大埔縣客家人。他時任翰林侍講，當時出使外國既非任官正途，且被鄙為事奉外夷，於仕途上進並不看好，故為士林官場所不屑，而何如璋願當此任。他還招募了數位嘉應同鄉作隨使人員，其中有剛考中舉人的梅縣人黃遵憲任參贊，成為何的得力助手。

黃遵憲編撰《日本國志》，讚揚日本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甲午戰爭後出版問世風行一時，成為維新變法的模本，黃遵憲也成為名滿天下的維新名士。慈禧鎮壓維新運動後，黃遵憲被貶斥回鄉，在家鄉辦學，並送子侄赴日本留學，鄉人與日本之間往來增多。

庚子國變後，清朝統治已喪失民心，清廷被迫實行新政，科舉制度已趨廢止，知識青年為個人及救亡圖存尋找新出路，開始興起留學日本熱潮。1903年興寧青年何天炯、劉維燾、饒景華等，在家族資助下赴日留學，開啟興寧青年留學日本的先河，隨後幾年間相繼赴日留學的興寧青年就有十多人。

三、興寧人與辛亥革命

1905年8月孫中山和黃興在日本東京創建中國同盟會，在一年半時間裡有14名興寧青年入盟，有的被任為幹部。如何天瀚任司法部判事，何天炯任會計，他們兄弟先後擔任同盟會廣東支部長。1907年後孫中山、黃興等離開日本南下，組織多次武裝起義。何天炯留守東京本部接應來往同志，購買運送武器，支援各地起義。在興梅較近的惠州、潮州等地起義，多有興寧志士參加。1911年4月廣州黃花岡起義人員中，已知姓名的就有包括興寧的嘉應籍30餘人參加，有的英勇犧牲。

有的興寧人長期追隨孫中山革命。如何天炯參加廣州黃花岡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受黃興派遣赴日本購運武器。後一直跟隨孫中山作為其助手，1913年春隨同孫中山赴日本考察實業。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受到袁世凱下令通緝追捕，何天炯作為核心人員，袁世凱政府下發通緝令到興寧縣，懸賞五萬元抓捕。何天炯隨同孫中山再次流亡日本，作為孫中山秘書，協助創建中華革命黨及反袁活動，被任命為廣東支部長。後孫中山於1917-1925年在廣州三次建立政權期間，何天炯一直跟隨孫中山，被任秘書、顧問、參議等，協助處理對日事務及籌款財政等事宜。何天炯是與孫中山關係最密切的興寧人，在家鄉廣為人知，在廣州建政期間擔任要職，因此有不少親友鄉人來投奔他，求職謀差、從軍等。

興寧與黃埔學生軍東征

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稱帝、軍閥紛爭、張勳復辟等一幕幕醜劇，孫中山於1917年從上海南下廣州第一次建政，進行護法運動，但受到桂系軍閥排擠而離粵返滬。1920年8月孫中山指示陳炯明率領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了桂系軍閥，11月回到廣州二次建政，並籌備北伐。但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拒不執行孫中山的北伐命令，並於1922年6月發動兵變，炮擊孫中山駐地，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赴上海。1923年1月滇、桂、粵聯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三次建政。陳炯明率部退往粵東東江一帶盤踞，與廣州孫中山政府相對抗。在陳軍盤踞粵東地區期間，興寧遭受戰亂及各軍騷擾和劫掠。

陳炯明軍盤踞粵東地區對廣州政權形成很大的威脅，孫中山感到必須建立自己掌握的軍隊，才能指揮得力，儘快實現剷除陳軍、統一廣東進而北伐的目標。1924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陳，陳炯明通電下野，退居香港，其餘部隊仍在粵東地區活動。1月17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政策，會議決議創辦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選任七位籌備委員中，有興寧籍人林振雄，他是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留學時的同學。6月黃埔軍校建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為國民黨駐黃埔軍校代表，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梅縣人葉劍英擔任軍官教導團團長，後任教授部副主任。1924年11月剛從歐洲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廣東革命政府決定進行東征，討伐陳炯明部，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粵軍為右路軍，由軍校校長、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統領，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作為東征的主力。黃埔軍校1924年5月入校第一期及8月至10月入校的第二期學員共一千余人組成學生軍，其中有興寧籍10餘人、梅縣籍10餘人。興寧人羅翼群任東征軍總指揮部總參議，葉劍英任第二支隊長。東征軍自1925年2月開入粵東地區征伐陳軍，從廣東南部沿海東進，連戰皆捷，先後進占海豐、普寧、潮安、汕頭、五華等地，3月20日攻占興寧。第一次東征打垮了陳炯明軍主力。其間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當時蔣介石、周恩來正率領東征軍在興寧一帶作戰，在興寧縣城與當地官紳民眾舉行追悼孫中山大會。

1925年6月，在廣州的滇軍和桂軍發動武裝叛亂，廣州形勢危急。黃埔學生軍和粵軍立即回師鎮壓，在廣州工人和市郊農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亂。這時，陳炯明利用革命軍隊回師廣州的機會，以三萬之眾重新占領東江一帶，並企圖勾結盤踞在粵北的川軍等進攻廣州。國民政府決定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周恩來任東征軍政治部總主任兼第一軍黨代表。東征軍自1925年10月1日起陸續出發，經過激烈戰鬥，一舉攻占惠州。11月初收復潮安和汕頭，全部殲滅了陳炯明軍在東江的主力，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取得勝利。兩次東征勝利的同時，粵北、粵南等地小股軍閥也陸續被平定，1926年初革命軍統一了廣東全境，為後來北伐戰爭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基地。

在東征軍作戰期間，興寧縣官紳民眾給予支持。如時任興寧縣長的羅幼山，籌集軍餉2萬大洋支援東征軍。興寧地區經過1922-1925三年的陳軍盤踞兵亂及革命軍東征，以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及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率領的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取得勝利，特別是在興寧作戰駐紮受到當地政商紳民各界支持，許多青年受到鼓舞和感召紛紛投考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

興寧黃埔國民革命軍人物

廣東統一後，1926年初廣州國民政府將各軍軍校與黃埔軍校合併，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先後在潮州、南寧、長沙、武漢開辦四所分校，後統稱黃埔軍校。有更多興寧子弟陸續考入各地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及抗日戰爭，湧現出不少軍事人才，有的成為將官。民國時期興寧人授將軍銜的就有近百人，其中中將23人、少將67人，故被譽為百將軍縣。

在興寧民間，有不少關於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人物的事蹟被講述流傳，還有一些有關家族人物的佳話。如一屋五將軍，指興寧縣石馬鎮何天炯家族子弟，有多人考入軍校、進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及抗日戰爭，出了五位將軍：何寶松曾任國民革命軍157師少將師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全國政協委員。何孟淳1937年任廣州行營政治部少將主任秘書，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參事。何廼英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少將師長。何天祥曾任國民黨少將軍法處長、廣州北較場少將無線電台台長。何學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133師少將師長。

結語

興寧作為地處粵東北偏僻山區的小縣，之所以參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人數位居廣東省前列，並成為著名的百將軍縣，其原因可歸納如下。

首先，興寧自然環境困苦及客家人家族關係緊密、崇文重教及離鄉外出謀生的傳統，使人們到外面去闖蕩謀生、尋求發展的意願強烈，且親族鄉人之間相互影響、引介，易於形成連袂群趨效應。因此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在廣州建政、創辦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為興寧子弟提供了外出發展、實現個人抱負和家國情懷的機遇。

其次，興寧人與孫中山革命產生關係較早且深遠。自1903年何天炯等赴日留學，1905年十多位興寧人參加孫中山在日本創建的同盟會，有的擔任幹部及廣東支部長。還有多位興寧人參加同盟會發動的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此外，何天炯追隨孫中山20年，長期在其身邊擔任助手，成為國民黨元老，在家鄉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帶動效應。

最後，1922年後陳炯明軍擾亂興梅地區，黃埔軍校學生軍兩次東征，在興寧作戰及駐紮，進一步拉近了興寧民眾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關係，鼓舞、吸引了更多興寧子弟投考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為北伐和抗日戰爭做出貢獻，並湧現出一批傑出的軍事人才。

通過對廣東興寧人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關係的回顧，可以看到在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中，蘊含著豐富的地域關係歷史脈絡，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進程的本土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蘊，啟示我們應重視地域關係對於社會變動的重要作用。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中山先生不僅是終結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中國近現代化之路的先行者、民族英雄，他還對湖北武漢慧眼識珠、情有獨鍾，是大武漢的規劃師和代言人。

孫中山先生兩次到武漢

第一次是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第8章《有志竟成》自述，當年夏秋間，他偕陸皓東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南歸途中曾「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上李鴻章書》洋洋灑灑8,000多字，其中不乏「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這樣的先進思想和改革主張，上書石沉大海後，孫中山知道參政議政走不通，就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二次是1912年4月1日，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應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邀請，到武漢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當時全國多地邀孫先生訪問，但因武漢是辛亥首義之地，他選擇武漢作為行程首站。孫中山通過胡漢民，講了首訪武漢的三大原因：憑弔烈士、慰問市民、恢復重建。4月9日上午，孫先生一行乘「聯鯨」等軍艦抵達漢口，長江兩岸旌旗飄揚，江上的船艦汽笛齊鳴，三鎮民眾人人都想爭睹偉人的風采，中山先生站在舵房高處向岸上的人群揮手致意。換裕川號輪渡過江，抵達武昌漢陽門上岸後，乘馬車（鐵輪子人力車）經民主路、司門口、解放路一段、彭劉楊路到位於閱馬場的都督府，武昌城內萬人空巷，市民夾道歡迎。都督府門口交叉掛著兩面九角十八星旗，迎候已久的黎元洪親自上前拉開車門，扶孫中山下車，攜手入內。晚餐在都督府，晚上住胭脂路同盟會湖北辦事處。

10日上午，孫中山巡視了楚望台、憑弔了三烈士就義處，在都督府接見了管帶(從四品)以上軍官300多人。下午登蛇山、遊抱冰堂一帶，從南樓下山、直抵閱馬場，給武漢人民群眾演講。之後視察了文昌門外麻布四局，從漢陽門上奧略樓、抱膝亭、呂祖閣、觀鵝字碑等。

11日上午，先接見了李四光、牟鴻鈞等湖北黨人，坐輪渡過江先到漢陽參觀漢陽兵工廠、中午到漢口，經江漢路、中山大道、到上海路口的熙泰倉茶棧，在武漢各界代表歡迎大會上演講。12日上午，出席在武昌湖南會館舉行的同盟會湖北支部歡迎大會，給2,000多參會者演講。4月12日下午，孫中山離漢返滬前，向武漢各界及報界表示謝意。

孫中山在武漢一系列演講和《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都認為武漢應該成為「溝通大洋計畫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主張「為武漢將來立計畫，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提出「務使首義之區變為模範之市」，大武漢是中山先生最先提出的。早在1887年孫中山就主張建都武漢，「於漢水口一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1912年在武漢期間，他也曾流露出遷都武昌的主張，他說道：「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

孫中山先生與武昌首義

武昌首義當天孫中山先生在哪裡？素有「文物挖掘機」之稱的美國華人收藏協會秘書長、旅美作家招思虹，201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在《參考消息》上發表《武昌起義當日孫中山在幹什麼？》文章，解答了這個疑問。

2010年12月招思虹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布朗宮酒店尋訪，在那裡，她找到了中山先生1911年10月10日入住該酒店的簽名登記簿。她還在丹佛圖書館查到10月14日的《丹佛日報》，在孫中山頭像偏左位置刊登著由致公總堂發布支持孫中山為革命籌款的中文廣告，右邊標題為「著名的革命領導人呼籲當地同胞捐款」的英文消息。下方的一行小字用英文寫著：「如果反叛者成功，孫中山很可能成為中國首任總統」。這些資料都證明，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是在美國為革命籌募經費。

在武昌首義前，孫中山就收到黃興從香港發來的密電：「因大件行李先運送至丹佛，而密電碼本則置於其中，故途中無由譯之」。10天後的10月11日，孫中山到了丹佛市才譯出黃興的電文是：「居正從武漢到廣州，報告武昌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孫中山早年在海外的革命活動，除了建立革命組織，主要就是兩件事：一是宣傳、二是籌款。

第二天中午，孫中山看到報紙消息：「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喜出望外。孫中山分析：在這關鍵時刻，西方列強對新政權的態度極為重要，所以外交活動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遂決定立即啟程，奔走美、法、英諸國，開展廣泛的外交、籌款活動，希望得到各國對中國革命黨的認可和支持。但他的計畫落了空。同年11月24日，孫中山決定乘船從法國馬賽歸國。雖然借錢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列強不干涉革命行動、在外交上孤立清政府的政治目的。12月25日，經過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孫中山抵達上海一上岸，眾記者就問他：「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有人因此說武昌首義與孫中山無關，無疑是偏頗和荒謬的。從微觀上看，武昌首義的成功有賴於張之洞的種豆得瓜，和兩湖革命黨的「抬營主義」。張之洞督鄂20年，他興實業為武昌首義準備了錢糧、辦教育為武昌首義準備了人才、搞軍工為武昌首義準備了武器、練新軍武昌首義準備了軍隊…，他默默地為武昌首義創造和準備了條件，所以孫中山稱他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兩湖革命黨人則從1903年花園山聚會總結，孫中山領導的一系列留學生及會黨邊疆起義不成功的教訓，開始提出「抬營主義」，讓革命黨人大量參加湖北新軍，打入湖北新軍內部，打進去，拉出來，把湖北新軍從反革命的一邊抬到革命的一邊來，深耕細植8年，終於一舉成功。

但從宏觀上來看，中山先生雖未親自指揮武昌首義，但他和同盟會為首義成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武昌首義的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是以孫文兄弟的名義為號召；聯合發動武昌首義的湖北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同盟會有著深厚的關係和密切聯繫。共進會以湖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為孫武、劉公等，文學社以湖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複基等都是同盟會員。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在起義中各展所長，為武昌首義做出重要貢獻。孫中山曾高風亮節地說「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

「武昌首義」的提法也是由孫中山首提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說：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武漢一方呼應，四面八方支援，武漢從此被稱為「首義之城」。1914年，在東京中華革命黨成立期間，孫中山在一次會上指著熊秉坤向同志介紹說：「這就是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後在《孫文學說》，又稱「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

孫中山先生與黃埔北伐

孫中山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歷年來的失敗，就是由於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他總結經驗教訓，深感必須創辦一所屬於自己的軍校，培養自己的軍事人才，打造一支致力於革命救國的武裝力量。黃埔軍校是孫中山親自領導，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建校的，它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它不同時期在大陸不同地方，先後創辦了廣州、武漢、南京、成都等4所本校、17所分校。

1924-1949年間共開辦過23期，培養學生26萬餘人，其中1-6期為國共合辦。據不完全統計，黃埔師生在國民黨軍隊中，少將有225人、中將159人、上將58人；中共軍隊1955年授銜，元帥5人、大將3人、上將8人、中將9人、少將11人，其他轉地方工作，夠資格但未授軍銜的黃埔師生還有53人。

1924年6月16日，在黃埔軍校成立時，孫中山親自批准將一幅對聯貼在軍校大門上：「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橫批：「革命者來」。孫中山為黃埔軍校的創辦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寄託了莫大的希望，從1924年6月至11月，孫中山前後五次臨校視察。11月13日，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準備北上共商國事前來到學校，對學生們說：「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現目標，今我可死矣。」

一語成讖。孫中山到北京入住北京飯店，很快病情復發，積勞成疾，於1925年3月12日與世長辭。他在彌留之際給愛妻、同志、蘇聯寫了三份遺囑，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總理遺囑，繼續北伐和定都武漢也都成了孫中山的遺願。

1926年7月9日，國共合作於廣州誓師北伐，以黃埔師生為基本骨幹的北伐軍，以十餘萬人的部隊，面對同屬直系實力各有20多萬的吳、孫，加上奉系張作霖35萬，以及各擁兵數萬的直魯張宗昌、滇系唐繼堯等大小草頭王達百萬之眾。在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北伐軍兵分兩路，一路主攻湖南、湖北，轉戰江西，攻下長沙、武漢、南昌；另一路沿福建、浙江，攻下南京、上海，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完成了第一階段北伐。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光復武漢，國民革命的浪潮從珠江流域席捲到長江流域。為迎接革命大發展，滿足政治、軍事人才的需要，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在武漢武昌設立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武漢分校規模之宏大不亞於黃埔主校，有男女學生及入伍生6000餘人，實為中國腹部武裝革命勢力之大本營」。1927年3月22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後，決定將武漢分校正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將武漢分校由校長制改為委員制，由惲代英和譚延闓、鄧演達三人為常務委員，中共黨員、湖北人惲代英任軍校政治總教官，實際主持校務工作，成為之後中共建軍三大武裝起義的主力和骨幹，武漢黃埔軍校也成為中共軍事幹部的搖籃。

1927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宣布，國民政府在武漢漢口開始辦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合併為京兆區，從武昌名字中選取個武字，從漢口、漢陽名字中取個漢字，定名武漢，作為臨時首都。今年是大武漢建市97周年，武漢三鎮各自的歷史很悠久，三鎮合一的共同歷史很年輕。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遷到武漢，國民政府也定都武漢，這些都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

(作者係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