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藝術圈有一位致力於創作，卻不忘關懷社會的現代畫畫家羅彩琴。她的父親羅字海也是畫家，大學時主修文學，畢業後原本從事教育工作，卻因藉由創作走出疾病創傷，從此開啟繪畫之路。

作品風格特色鮮明

羅彩琴個性「天馬行空」，因喜好文學在大學讀了英文系，走上繪畫之路後，她大膽地將文筆轉為畫筆，一幅幅地畫出她的美麗人生。羅彩琴認為藝術是極端個人、也是非常孤寂的，但內心深處卻又充實無比，無論是喜怒哀樂，她總有畫筆陪伴歲月、豐富生命。

羅彩琴舉辦過無數次的展覽，其中較經典的有：洛杉磯「美國國際文化藝術學會」個展、台北市政府名人畫廊的「彩筆、丹青、父女情」雙個展、北京徐悲鴻紀念館的個展、上海美術館個展、北京中國美術館個展、台灣國父紀念館德明藝廊個展…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在2004年中國美術館的個展。兩岸四地的畫家都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展為榮，但在那舉辦過個展的台灣畫家屈指可數，截至目前為止，羅彩琴是唯一在該館開過畫展的台灣女畫家。

羅彩琴在藝術方面的成就，讓中國文化部前副部長高占祥、前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靳尚誼、中國最權威的藝術評論家邵大箴，以及中國美術館領導景玉書幾位的讚賞，不吝為她撰寫藝評，以示對她的肯定與鼓勵。

中國文化部前副部長高占祥說羅彩琴：「在畫筆之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完全沒有拘縛，畫作的題材也相當多元。她的畫很像一種蘊含在內心深處的強烈感情，想甩又甩不掉，深沉的內涵透過畫部的表現，把原本渾沌的內心，不斷的沉澱，不斷的澄清，成為圓融的內心世界」。

的確，從外在形式上看來，羅彩琴的畫似乎混亂、沒有章序，但仔細端詳，卻可以看到內心豐富「黏滯」的情感世界，有著對這個世界說不完的故事。在羅彩琴的作品中，可清楚看到作者想對讀者說話的激促，對這個世界表達感情的情緒，都深深打動讀者的心緒，並進而揚升成為一種對世界、對環境的深切關照。

中國美術家協會前主席靳尚誼這樣描述他眼中的羅彩琴：「濃烈的色彩，大膽的畫面處理，厚塗的慣有筆觸，是羅彩琴的獨特畫風，她的題材多樣，看得出是精神與思想在極度壓縮狀態下的不被束縛源源而出的創作原動力，可能是感嘆世事多變，例如：殘酷的美伊戰爭、無情的SARS病毒，所造成畫家生命底層驚恐、痛苦、掙扎、吶喊與無奈，皆一一自畫作裡向讀者做無聲告白，她的作品不盡唯美，但卻是人性赤裸的流露，細讀之，或可驗證其境」

羅彩琴擁有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內在情感、深層的文化素養及多元的創作題材，反映在畫布上。她認為創作是無聲語言，可穿透者內在性靈，產生共鳴，理性與感性綜橫交錯地分布著，並進而取得平衡點。

中國權威藝術評論家邵大箴曾說：「羅彩琴的天賦至少表現於兩方面：敏感於線和色彩，敏感於繪畫的境界；她還有音樂和詩的天賦，而這又有助於她對繪畫的理解，有助於她繪畫的創作。繪畫、詩和音樂，是最通人性、最能直接表達感情的藝術，只有自身感情豐富的人才能為他們接納。應該說，她有與生俱來的畫家、詩人和音樂家的氣質。」

用藝術創造人文醫療環境

羅彩琴30多歲時曾罹患口腔癌，死亡曾經節節逼近，使她深刻體會生離死別的悲痛人生。基於此，1997年時，羅彩琴和前衛生署長邱文達、前萬芳醫院副院長洪啟宗及盧世正，共同策劃醫院的藝文空間，希望藉由畫作在醫院的展出，能讓醫院在提供醫療上的照護之外，也能讓病人有一個更舒適的人文醫療環境。

起初，畫家對於在醫院的藝文空間展出作品非常不以為意。羅彩琴花了很多時間，一一向畫家解說到醫院開畫展的宗旨：患者可藉由藝術感動而對生命盟生鬥志，就當作是畫家對社會的奉獻吧。經由羅彩琴等人的努力，萬芳醫院成為台灣第一個人文醫療醫院，因效果卓越，其他醫院也陸陸續續跟進。而原來對在醫院開畫展性趣缺缺的畫家，也都逐漸改變觀念，紛紛以到醫院展出為榮，人文醫療因此邁開了一大步。北京中新社記者曾因此專程到台灣訪問羅彩琴，並認為大陸也應該學習人文醫療精神，把藝術與醫療結合一起，為病人及家屬做出無形奉獻。

羅彩琴相信，藝術可於無形中感動患者，重燃生命動力，延續生命再造，幫助患者及家屬身心靈健康；儘管藝術家悲情的內在心性不適用於社會大眾，但因悲情而產生出的旺盛生命力的原創藝術卻不容小覷。她相信，即使重大疾病纏身的病人，仍可藉由藝術醫療進而活化細胞，激發生命再生。

藝術與病身可結合，亦可抽離；羅彩琴相信法國殘疾畫家羅特列克必能深刻體認靈肉分離的暢快。她猶然記得，當初於醫院手術後，身心極度痛苦之際，冥冥中想起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溫馨、祥和、平靜的畫面，肉身的疼痛則慢慢減輕。人文醫療潛移默化於患者及家屬之中；所有病痛已不存在，而藝術卻完美地存在著。

藝術能量的釋放

走進羅彩琴的工作室，長長的客廳擺滿了不同時期的作品，牆上放了全套的古典音樂與書籍。據羅彩琴說，這是為了把握時間創作，盡量保持早起的習慣，不為別的，為的就是將心中的激動化成筆下的畫作，讓生命找到出口，在創作的同時，將自己心中的能量釋放出來，

誠如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景玉書所說，羅彩琴是一位感情世界豐富，充滿激情的畫家，她把藝術表現作為抒情暢懷的手段，全身心地投入，並且一發而不可收；她那童心般天真的情趣，對人性的深切體驗，以及帶有哲理意味的感悟，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體現。

（作者係文字工作者）

猶記2008年某月某日，盲者詩人莫那能，應我之邀，遠道從台北到花蓮來，參加慈濟大學英美系舉辦的年度中英詩歌發表會，當莫那能以雄渾而沈鬱的聲音，朗誦〈鐘聲響起時〉時，大部分的人都哭了。事前我也讀過這首詩，亦有所感動，但當這首詩從作者嘴裡深情地唸出，給我的震撼與感動之深，實不可同日而語。事後，我一直想著這美學問題。莫那能的現代詩裡，應該帶有一份吟誦文學的「歌」的特質，我想。

阿能從事詩創作是一種偶然。根據莫那能與現場友好的回憶，1983年，莫那能與一些友好喝酒高歌之際，突然唱自己的歌，唱出自己的心聲，而阿能唱的歌，給友好抄錄下來，稍事整理修改，詩人阿能就這樣誕生了。誠然，阿能的詩帶有「歌」的性質，也就是說，最適合詩人自己吟唱與朗誦，而在吟唱與朗誦中，詩裡「歌」的成分，詩裡「聽覺」的魅力，就充分發揮出來了。

〈鐘聲響起時〉

事實上，〈鐘聲響起時〉結構上也帶有類似歌謠「重沓」的重複技巧。每一小節，都含有「鐘聲」的聽覺意象。這首詩，看似簡單，其實已觸及整個社會結構，原住民社區的三大支柱：學校、教會、家庭，都失去了功能，都無法挽回原住民少女國中畢業時，即等待著她們被賣去作「雛妓」的命運：

再敲一次鐘罷，牧師

用您的禱告贖回失去童貞的靈魂

再敲一次鐘吧，老師

將笑聲釋放到自由的操場

當鐘聲再度響起時

爸爸、媽媽、你們知道嗎？

我好想好想

請你們把我重生一次（終章）

〈來，乾一杯〉

當我們確認莫那能現代詩中「歌」的元素，他的277行長篇敘事詩〈來，乾一杯〉，幾乎就可比擬為昔日「遊吟詩人」吟唱的民族史詩了。這「史詩」結構特別，是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莫那能，敘述接到訊息回部落看好友撒即有時，卻驚覺面對的竟是靈堂前的遺像，而接著的「文本」是他的追思──「來，乾一杯」，對著好友遺像，是反諷、是悲淒。

這追思形式的「史詩」，從好友撒即有一生漂泊，往西部做苦力、跟船遠洋捕魚、因召集令當兵、退伍後失蹤十年，最後在南非的開普頓被謀殺；從敘述者歸鄉的路與故鄉山村抒情的描述；從他們共同的成長記憶，赤腳從村子走路幾小時到學校、唱國歌、學國語、五族共和的思想教育、以及撒即有叛逆的在校童年；從敘述者倒敘撒即有可憐的家庭，母親第一任丈夫「在林班鋸木時/被滾落的杉木壓死」，第二任丈夫酗米酒酒精中毒，「睡死在後山的溝渠」，第三任是剛領到退伍金的支那人，說要建新厝照顧她全家，卻把大妹賣掉；多層次地輻射出整個民族的共同命運。

詩裡寫實卻又有傳奇性質、流浪、歸家，十年又十年，使得這首敘事詩帶上「史詩」的個性，而第五節的巫師招魂，更是「史詩」慣常擁有的民俗與宗教性。這「史詩」一直寫到現代，整個部落的摧毀、流散：「百步蛇般的威猛」的排灣族男子，「被工廠、礦坑的老闆/視作最便宜的人力」，而「白雪一般的柔情與純潔」的排灣族女子，「肚皮/不再為村裡的男人生育」，而是賣到私娼寮，或者其他色情行業。「史詩」的終章，可說是安靈歌，也是敘述者向好友的鬼靈呼喚與求助：

撒即有啊撒即有

你靈魂一定要回來

帶著山地人的悲哀

到我們祖先那兒去

告訴他們

百步蛇已經死了

雲海變成喧囂的紅塵 

滾落到地心和海底去了 

告訴他們

山地人只剩下身體和歌

像野豬和麋鹿

在平地被人圍剿、販賣

詩中不落言詮地把排灣族信仰（百步蛇）、周遭（雲海）、和狩獵（野豬和麋鹿），與族人當下的悲傷命運鑲崁在一起，真使人感嘆。雖說是向祖靈稟告，實際是向族人呼喊，要喚醒族人，這毋寧是帶有文學「介入」的功能。安靈歌以高亢的音響作結：

讓我們的交臂變成彩虹 

給山地人架上一座

通往故鄉的

美麗的橋樑

也就是族人團結的訴求，也就是原運中「回部落去」的訴求。莫那能的「介入」文學走向，是個人的、抒情的、真摯的。

〈歸來吧，莎烏米〉

詩集中最個人、最抒情、最有部落況味的，莫過於寫給他妹妹的〈歸來吧，莎烏米〉了。檳榔樹、圓月、柴窗、背蔞、彎刀、小米種子、芋頭、豐收、小米酒、彩虹、泉聲，在詩中彼起此落，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景致重活在我們眼前。「背上背蔞喲」、「束緊腰頭喲」，「上山去喲上山去/莎烏米喲莎烏米」，「喲！喲！」的聲音，帶給這首詩豐富的「歌」的元素──名字也是唱著的。這首詩本身彷彿就是一首歌，再度佐證我闡述的莫那能詩中「歌」的元素。

這首詩沒有任何對社會的控訴，只插入淡淡的一句：「啊！被退伍金買走的姑娘」。我們會為這伊甸園般的原住民生態、人與自然的和諧、兄妹的親情（就像最純情的亞當與夏娃），產生無窮的嚮往，而它的失落，帶給我們無限的惋惜。就原住民運動而言，它是對一直遭輕蔑的原住民文化與生活方式的重新肯定。這重新肯定是建立原住民主體性所必須的。原住民是有能力建立他們的家園的。歸來吧，莎烏米，這歸來的呼喚，是向所有原住民青年發出的：

歸來吧，莎烏米 

讓我們一齊合唱豐收的歌

歸來吧，莎烏米

讓我摘下一片亮綠的芋葉  

盛滿晶瑩的露珠做聘禮 

讓我釀一甕甜美的小米酒

用傳統的共飲杯和妳徹夜暢飲

莎烏米啊莎烏米

哥哥帶著彎弓和火種

懷著不滅的愛和希望

一山又一山地 

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妳的名字

歸來吧歸來

歸到我們盛產小米和芋頭的家園吧！（末章結尾）    

莫那能以卑南族傳統民謠〈美麗的稻穗〉作詩集的名稱，並在〈自序〉的開頭引用，再度印證我要論證的他的現代詩的「歌」的特質。「那黃金色的波浪/是我們美麗的稻穗/歡喜呀歡喜/大家一起來歌頌/趕快寫信給遠在南洋的兄弟/一起來慶賀」。莫那能在〈自序〉裡敘述，「每當我唱起這首歌的時候，彷彿就隨著那時而雄渾、時而纏綿的韻律，回到祖先的身邊，心中就有一種要向他們訴說族人遭遇的衝動」。莫那能對「歌謠」的感悟特深，這首民謠裡「無私的歡喜與謙卑的情愫，正可以產生一種生命的力量與文化的信心，讓原住民在絕望中找到希望，在悲憤中獲得喜悅」，他說。

在我個人的文本閱讀裡，〈歸來吧，莎烏米〉就是莫那能版的〈美麗的稻穗〉，其結尾與〈美麗的稻穗〉何其神似。前者是傳統的民謠，而莫那能卻是帶有「歌謠」元素的、帶上個人生命元素的現代詩。

在閱讀過程裡，我一直想尋找屬於排灣族的母系文化，尋找莫那能《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書中祖母形象的蛛絲馬跡，但總是找不到。我一直對母系社會感興趣，因為父系社會帶給我們的災難太多了，也許我們可以從母系文化裡獲得一些啟發。書裡祖母的形象，有著族長的幹練與風采，但又有著母性的呵護情懷，而她與族孫莫那能的相處，有別於父系社會中祖孫的模式，使人感動。但，這已是餘話。

(作者係師大英語系所教授)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的創黨人雷震(1897-1979)，字敬寰，1897年生於浙江省長興縣，1979年3月7日在台北因病去世，享年82歲。1960年9月4日因《自由中國案》，被捕入獄，足足坐滿10年牢，直到1970年9月4日才出獄。

雷震生前共寫了三部回憶錄：《我的母親》、《我的母親續篇》（又名《雷震回憶錄》，1978年12月在香港出版）、《雷震獄中回憶錄》（即曾經喧騰一時，遭軍事監獄焚燬的那部）。三部中，一部被劫（第一部），一部被毀（第三部），一部「流亡」海外（第二部）。可謂多災多難，遭時不遇。

《我的母親》未能面世

第一部《我的母親》是雷震在1959年11月15日寫成。書成之後，擬在《自由中國》半月刊連載，預計8期刊完，第一篇「七七事變發生以後」，刊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23卷第5期(1960年9月1日出版)，4天後，雷震被捕，雜誌社被查封，連載為之中輟。

1961年2月，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立法委員夏濤聲，為聲援雷震，擬在《民主潮》從頭連載，該刊第11卷第3期重刊頭篇，國防部監獄保防官王雷立即向雷震施壓，表示未經審查，不得發表，雷震當時因人處牢獄，身不由己，遂囑夫人宋英通知《民主潮》停止連載計畫。

1977年，雷震出獄的第7年，又將《我的母親》書稿交由台北城光印刷廠印行，適逢台灣舉行4項公職人員選舉（縣市長、省市議員、鄉鎮長、縣市議員選舉），國民黨情治人員大肆搜索、突檢各印刷廠，以便檢扣黨外人士的選戰宣傳刊物。以致竟遭池魚之殃，連原稿也全數遭查扣沒收。

其實，雷震打算連同《我的母親》續篇裝訂成一冊，只印行200本，分贈親友，因此，封底印有非賣品字樣。沒收後，監察委員酆景福轉告宋英，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不許印行，因為書裡有批評蔣介石的字句。因此，雷震大發雷霆，特於當年10月10日向蔣經國致《萬言書》，嚴厲譴責特務機關非法查扣該書，並且質問蔣經國說，「試問城光印刷廠印了《我的母親》一書，究竟犯了什麼罪？」、「警備總部有無沒收著作之職權？而且拿去《我的母親》印稿時，連收據都不肯出一張，究竟是根據何法、何款？老百姓實在是搞不清楚。」、「我公可以敬撰《我的父親》，難道我寫《我的母親》就是犯了罪嗎？果真如此，那不應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諺語嗎？」因此，《我的母親》迄今始終難以面世。

《我的母親續篇》倖存

第二部《我的母親》續篇（即海外版《雷震回憶錄》），為雷震出獄後，花了8年6個月重新整理寫成，然而卻未能在台灣正式出版，據說是經由施明德和其妻艾琳達透過外籍人士，輾轉送出台灣，先於1978年11月在美國《北美日報》連載，同年12月又交由香港李怡主持的《七十年代》雜誌社排印出書。全書共計402頁，章節並不十分清楚，且有些凌亂。但因蒐羅有1956年12月國防部總政治部極機密的「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文，以及蔣經國留俄期間公開發表的「致生母的信」，對乃父蔣介石無情的撻伐，備受矚目。

《七十年代》雜誌（後改為《九十年代》)第107期）1978年12月出版)特地以此書的書影做封面，附刊「《雷震回憶錄》選段」為題的兩萬字書摘，該期卷頭語也詳細說明此書出版經過，並特別推薦此書為「確有價值而且難得」，目前台北地下書坊可以買到該書盜印版，雷震後人似有必要重加整理，在台正式面世。2009年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已正式在台出版，可惜雜亂無章，部分未加以整理，可能是為尊重家屬，未便更動。

《雷震獄中回憶錄》遭毀

第三部，也就是當時喧騰於報端，備受關注的，且已遭軍事監獄焚毀的《雷震獄中回憶錄》（一般報紙稱《雷震回憶錄》）。據雷震自稱，在他坐政治牢的10年中，為了打發無情的歲月，曾撰寫約400萬言的《回憶錄》，其中指孫文「聯俄容共」政策不當、「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要把黨放在國上」和贊成用「獨裁政治」等等，完全和他在民國初年所主張的「政黨政治」，自相矛盾。 

他又在該《回憶錄》裡指責蔣介石於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不該誘殺任職黃埔軍校且幫助過他的教育長鄧演達，以及1939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不該拘禁立法院長胡漢民、李濟深和居正等人，那些都削弱了國民黨的團結力量；1948年春，蔣介石拒絕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建議，由管制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攜帶美軍幫助國民黨打共產黨，和在重慶拒絕美國羅斯福總統建議中美簽訂「30年軍事攻守同盟」等，是妄自尊大；又李宗仁任代總統時，曾提出以居正任行政院長，蔣介石表面應允，暗中卻手令國民黨秘書長鄭彥棻等密令有關係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時予以否決，乃是自相殘殺之舉；這些都是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短短時間一統大陸的因素。這些大概就是國防部軍事監獄人員認定該書「攻訐三民主義」、「詆毀國父」、「污衊蔣公」，而予以銷毀之不當內容吧！？其實，這些見解今天看來，稀鬆平常，不足為奇，也多符合史實，只是出自曾任國民黨要員的雷震，比較令人意外！

雷震又說：「不料在十年牢獄坐滿前約兩個月，被時任軍人監獄保防官的華新春特務，率領十幾名精強力壯、凶狠無比，像個暴徒似的獄卒來到我的囚室，不說明緣由而將我的《回憶錄》全部強行搶去。按華新春特務除搶走《回憶錄》外，還把我在獄中十年的日記，一部分友人寄來的函件和詩稿完全搶去，連收據也不肯出一張，類似強盜的搶劫。這又是違法犯紀的行為。執法機關而不守法者，只有自認民主國家的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才這樣幹的。」

沒料到，這部花費雷震10年心血，18年後，因遺孀宋英向監察院提案重新調查雷震案，意外引發一場案外案。1988年4月30日，就在監察院準備調查的同時，新店軍監竟將回憶錄悉數焚毀，消息傳出，各界一片譁然，監察院對此提出彈劾，宋英並向國防部要求國家賠償，卻遭到國防部駁回。此千古憾事，給焚書坑儒歷史再添一章！

曾呈《救亡圖存獻議》

雷震除了三本回憶錄之外，另有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坐滿10年政治牢獄出獄後，於1972年1月，撰寫了《救亡圖存獻議》長文（未刊稿），呈給蔣介石，嚴家淦、張群、黃少谷、蔣經國等人，洋洋灑灑數萬言，計分10章，情詞懇切，逆耳忠言，寄望國民黨改弦更策，突破困局，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台灣人，開創一新局面。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片忠告，徒託空言，執政的國民黨坐失良機，有如龍困淺攤，新亭對泣，無計可施，2000年喪失政權，良有以也。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思想的孕育、成形是在他十多歲的中學時代。這段時光勾畫了他終生的理想抱負、行止擔當，也培養了他的才學、體魄。

60年前相遇相知

1955年夏秋之際，我考上師大附中，歡天喜地地去學校參加新生訓練。報到後，得知被分發到「實驗11班」，以後不必考高中了，更是興高采烈。我就如此在附中度過了6年師友共處的歡樂時光。

三天的新生訓練裡，我們首先學會了校歌：「附中、附中，我們的搖籃，滿天烽火創建在台灣。‥‥我們來自四方，融匯了各地的優點，我們親愛精誠，師生結成了一片，‥‥我們是新中國的中堅，看我們附中培育的英才，肩負起時代的重擔。‥‥把附中的精神照耀祖國的錦繡河山！」

五六十年來，我四處奔波，跑遍台灣、大陸、美國及世界七大洲，曾遇到許多附中學長及學弟妹，大家都是從附中「搖籃」出來，校友們在各領域裡也的確把附中「百花齊放」、「自由活潑」的精神，照耀整個台灣、大陸的河山。

排隊時就見到我們班上的50多位同學。大家都是來自各個小學，真是融匯了各地的優點。十來歲的孩子們，活潑天真，冒險求新。其中有位七八十公斤的龐然大物—翟大鵬，而我們大多只有30幾公斤。我們乃尊稱他為「胖子」。

胖子那天告訴我，他家離師大不遠，唸小學時，每天早晚與幾個同學沿和平東路一條直直的大道走著上學、回家。幾年下來，愈走愈膩，於是經常去尋找「捷徑」(short-cut) 。今日某同學宣稱從兵工學院邊的稻田裡走最近；過兩天又有人說，穿過清真寺對面，過一個小溪上用棺材板搭的小橋，肯定是最短的路。胖子就像哥倫布一樣，幾年一直在尋找去上學的新路，但一直沒搞清楚最近的「捷徑」是哪一條。多年後胖子告訴我：「直到初三唸了黃璟然老師教的幾何：『兩點之間以直線為最短』，才知道，最先走的和平東路那條大路，就是最近的捷徑了。」 可見胖子結合實踐與理論，辯證地找到了真理；這件事也標誌了本班同學創新求進、努力不懈的精神！

師大附中沿革

師大附中的最早歷史可以回溯到日據時代的1937年（昭和12年、民國26年）4月1日草創的「台北州立第三中學校」。台灣光復後，於1945年12月5日改名為省立台北第三中學，次年1月25日又改名省立台北和平中學。當時在台北，建國中學（一省中）、成功中學（二省中）、和平中學、北一女中（今天的台北第一女中）、北二女中（今天的中山女中），合稱為五省中。

改名和平中學初期，主要是集中當時還留滯在台的日籍學生就讀，1947年4月10日，日僑遣送回國完畢，開始大量招收本地及大陸來台子弟，省教育處決定將和平中學改為師院附屬中學，作為省立師範學院（今日的台灣師範大學）學生實習與教育實驗的中學。因此於1947年8月1日新學年開始時，正式更名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設有高中部與初中部。其後於1949年10月，師院附中接收了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約310個學生，成為當時外省子弟比例最高的學校。

以自由風氣著名

教育的目的在於德、智、體、群、美的總體培養，而這也正是附中整體教育的寫照，附中的教育在這些方面做到了均衡的發展。

附中有良好的師資及優秀的學子，在學業上是全省的佼佼者。而眾所周知的乃是附中在當年嚴緊的時代背景下，堪稱全省首屈一指的充滿「自由思想」的中學，附中同學因此得以活潑創新、行誼有序、見識通達。我在附中的六年 ，一直是黃澂先生擔任校長，他對培養附中的自由風氣，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勞。

另外，附中當年在吳貴壽主任的主持下，具有全省最為人稱道的體育課程，這使得附中不僅在各項球類、田徑的競賽中名列前茅，而且令每個學生都勇於參與體育活動，增強體質、磨練毅力、學習合群、善於組織。

2005年4月我在北京，正值連戰學長（高24班）打破國共凍結，前往北京作歷史性的訪問。他到北大作了一個高水平的演講，事後我聽到許多大陸官員、青年才俊讚揚連學長的演講，認為那是台灣教育的成功。連學長的「大家風範」，顯然已把附中的精神表露無遺。

實驗11班好老師多

除了一般標準招收的班級外，師大附中在1950年到1961年間，曾招收過「四二制實驗班」，是初中直升高中的六年一貫班級，與台灣所使用的標準三三制中學教育制度完全不同。個人回憶起來，當年實驗班招收的學生與其說是優秀，更應該算是幸運。因為他們得以擺脫緊張、激烈的高中升學考試，沒有束縛地盡情思考、探新。另外，他們在這成長過程中，獲得六年師友共處、切磋砥礪與守望相助的人生經歷。

我在附中六年中受到許多難得的好老師的教導、薰陶，如沐春風。其中國文老師祁懷美、李鍌、錢倫寬；英文老師李雲珍、陶立箴、楊力宇；物理老師張書琴、郭子克；數學老師丁權、黃璟然、羅崇光、林民和；化學老師江芷；生物老師唐玉鳳；歷史老師鄭振模、董道明；三民主義老師儲亞夫、程敬扶；童軍老師沈同倫、黃羅；音樂老師楊蔭芳、柳挹群、劉德義；勞作老師秦彥斌；體育老師吳貴壽、敬果、林承等等，最使我懷念、感激。

附中造就不少英才

「看我們附中培育的英才，肩負起時代的重擔。」這半個世紀來，附中不知造就了多少英才，分別在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工商界有所作為。我以前在大陸從事合作建設工作多年裡，也遇到許多附中的學長及後輩，他們都把在附中打下的良好基礎及所學「 照耀著祖國的錦繡河山」。

高24班連戰、高31班陳履安、實驗5班吳伯雄、實驗10班張博雅、高47班郁慕明、高128班陳沖，以及本班劉兆玄，都在台灣政界做出很大的貢獻。毛高文（高37班）曾任清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為造育英才獻身。初36班熊耀華（古龍）的武俠小說名滿天下。另高58班王贛駿成為第一個上太空的中國人，傅達仁（初8班）是籃球國手、名體育評論員，劉國松（高16班）在繪畫上有重大成就。他們都是附中的驕傲。

本班同學均敦品力學、有守有為，成就斐然。因篇幅有限，僅略舉數人如下：李靈峰現為全球知名的高能物理大師；周鑫鑫從事高科技光學研究，已獲專利近百個；王宗方在流體力學領域做出卓越的貢獻；蕭政在經濟學上有重大突破，享譽國際。毛渝南、郭隆和姜文焯是本班三位實業家，創業卓然。唐晴川從事神職佈道，現為美國南加州著名牧師。林中明專攻文學有年，著作等身。最難能可貴的是王右鈞自大學畢業後即返回母校教學，任教達42年，是附中教學最久的老師，春風化雨、桃李滿天下。

昔年植柳今落

我們班上最早去世的是阮文英，他初中畢業後投考空軍幼校、官校，後在台海上空夜航中殉职，享年不到30歲。我曾多次專程去新店空軍烈士墓弔祭他，不勝唏噓。我們同學中患癌症的不少，王佑民、毛為文、林至中、孔繁謀、朱怡均去世多年。有人懷疑是當年附中後面的稻田用了一種強烈的美國農藥所造成。走筆至此，不禁想到本班同學總共已有15位作古。回思50多年前大家在附中歡樂的崢嶸歲月，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不免有昔年植柳，今搖落之悲！

在我一生中，少時受我父親薰陶，其後長年與胖子切磋砥礪，學到了幽默，使我在畢生起伏顛簸(the vicissitudes of life)中，憂傷時尋回歡樂，孤獨裡不覺寂寞！翟大鵬為人豪爽、以義交友，不幸十年前因心臟病突發，猝然而逝。當時我在北京得知噩耗，頓時回思自新生訓練相逢，那六年及其後一共整整的50年裡的許多歡聚時光，不覺淚水已然盈眶。

2015年是本班同學進校60周年紀念，4月正值附中68周年校慶。我將遠渡重洋、萬里跋涉，回到附中，與李雲珍老師（初一導師）及幾十位同學重聚；只是念及許多老師、同學均已物故，當年師友歡聚、風華盛茂早已逝去，興奮與悲戚在心中交戰。我想當我像60年前一樣，看到附中的大門時，會深深感到：「我願時光倒流，讓我重循那六年師友歡樂共處的崢嶸歲月！」

(作者係師大附中實驗11班學生，後在美從事石油工作)

時值太陽花學亂一周年之際，回首細思，可覺察出不一樣的味道來。太陽花除對兩岸關係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也對備受推崇的台灣民主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挑戰。

西式民主不論是普選制或代議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而言，有其一定的長處和優勢，但要其發揮正面作用，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而這些條件台灣並不完全具備，這也就注定了台灣民主從一開始就問題多多，而太陽花學亂不過是一次具體的表現罷了。

首先，實行西式民主的一個前提是人民有共同的國族認同。台灣泛藍陣營大致堅守中華民國這塊招牌，泛綠陣營則視大陸為仇讎。難怪有人戲言，每逢選舉，藍營選政府，綠營選國家。這哪裡是什麼民主選舉？明明就是兩國人的選戰。其實孫中山先生早知個中深意，故把民族列為三民主義之首，也多次闡述民權應為所有革命者所共同享有，而非想當然中的每個人。

其次是契約精神的缺失。正如19世紀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所闡述，現代化的本質是社會完成從身分到契約的轉換。從總體而言，台灣社會還停留在身分認同的層次，例如台灣人極大化地受到名校光環、家庭背景、從事行業及收入高低等身分的影響，而非按照其個人在社會契約中所履行的權責而論。

以選舉為例，一個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是不會討論候選人的出身，而會關注其政策方向及個人品行等方面。例如美國小布希不會因其父是老布希而受到對手攻擊批評，希拉蕊也不會因其丈夫是比爾‧柯林頓，而飽受輿論非議。去年11月底的九合一選舉中，對某些候選人的苛責，已經淪落到人身攻擊的低劣程度，這樣的民主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再次是妥協與合作精神不夠成熟。以西方為例，成熟的民主社會在選舉時必然是君子之爭、各顯神通。一旦選舉落錘定音，雙方就應當相忍為國，執政黨不該辜負人民的期望，在野黨則應盡上監督的責任。反觀台灣，執政黨不能統領全局，在野黨為反對而反對、恣意杯葛，唯黨派及個人私利至上，視台灣前途命運為兒戲。更不必說太陽花學生公然聚眾占領立法院，反對民選政府的決定，而不是在體制內尋求和解妥協。這種「我不滿意就肆意妄為」的trick or treat，距離良性民主所必要的妥協精神實在相當遙遠。

最後，台灣除去自身特有的民主缺陷，又無法逃脫所有後發型民主政權所共同面對的政治陷阱。民主改革不是開開會、喊喊口號就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通過一系列強有力的，從上到下，全面徹底的改革，才能逐步完成。政治現代化的核心精神不外「分權」二字，如何用集權的方式達到分權的目的，也就成為二戰後所有非原生型民主政權所共同遭遇的難題，迄今為止尚無完美解答，故而後發型民主政權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台灣似不能倖免於外。

（作者係陸生，現就讀於政治大學企管所）

3月18日，去年3.18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屆滿一周年，台灣無論是朝野政黨，或當初占領立法院的學生，無一不把周年當作一個重要的時間點，而加以回顧或評論一番。不過，一年後，一年前有些事情的正當性漸漸遭到質疑。

五十步笑百步一樣黑箱

還記得太陽花學運之初，許多上街民眾聲稱政府在簽訂服貿協議時是「黑箱作業」，並以此煽動大眾的情緒，齊聲譴責政府應該公開透明，把服貿協議中的每項細節公諸於世。不過，反觀太陽花學運的決策圈裡，多數的決議也是由少數人「黑箱」決定的，許多現場民眾根本無法參與決策，甚至連溝通的機會都沒有，這也導致許多場內外的民意無法反映出來。

學運當初關於準備退場時機的問題近來一一現形。社運人士王奕凱最近接受訪問時表示，退場的時間點及行動由不到10個人組成的決策小組決定，這形同另類的「黑箱」。另外，公投聯盟的蔡丁貴教授也曾表示，自己在活動中表示有意進入決策圈，並託人進入議場傳達意願，不過最後仍遭反對。

身為決策小組成員的吳崢，近來談及去年學運的退場時機坦然表示，當時在學運能量逐漸轉弱、外界質疑學運能力，以及立法院會即將召開等諸多壓力下，他們不得不宣布要退場。他進一步補充，那時候的宣告退場的確比較像是一個「告知」的行為，但這也是在相當無奈下所做的決定。

這些學運分子過去質疑政府，如今看來卻像是笑話一則，因為學運從一開始就反對「黑箱決策」，結果自己所採用的決策方式就正是本身極力想推翻的制度。相信隨著時間，有關太陽花學運真正的評價將一一浮現。

周年回顧活動另有訴求

3月18日太陽花學運周年，許多團體重返立法院前舉行晚會，並以音樂及戲劇等方式傳達反服貿的立場，但內容卻似乎都跟反服貿無關。晚會一開始即有樂團演出，不過歌詞內容卻多半是「台灣獨立」、「國民黨不倒、台灣會倒」，跟反服貿扯不上關係。

再來則是學運領袖魏揚與陳為廷的演講，他們兩人對服貿爭議只輕輕帶過。魏揚花了很多時間批評政府開放美牛，卻完全不提在野黨也有許多立委支持開放美牛。陳為廷則更誇張了，一開口就直接批「九二共識」，說要把「九二共識」形塑成一種髒話，他的演講不僅內容空洞，格調也很低，實有失學運領袖的高度。他還補充執政黨的兩岸政策形同出賣台灣，顯露其傾向台獨的本質。

總之，318學運周年晚會，以「民主轉大人」為標語口號，不過從頭到尾看下來，所說的反黑箱、反美牛及反自經區，主張憲政改革等等，儼然成了一場「國民黨批鬥大會」，對於真正的服貿議題反而避重就輕。

又想搞占領

學運分子當天還想回到立法院旁搞占領，他們確實占據了一條馬路，也有大量警力來維持秩序。不過，近距離觀察便可發現，人數已經大大不如從前。

回頭來看，去年整場活動並沒有達到任何目標，唯一做到的是攻占媒體版面，但一場透過暴力癱瘓政府，造成流血衝突的運動，換來如此結果，真的是成功了嗎？而令人更擔心的是，有了太陽花學運先例，未來可能動不動就有人占領公部門，也可能讓政經議題的討論淪為民粹操作，這不僅將使學運分子標榜的「最溫和理性」一步步消失，也將使民主法治蕩然無存，為台灣社會帶來嚴重的浩劫。

318學運分子宣稱，自己的犧牲能換來光榮，能為人民保住應有的權利，且不說他們是否能代表全體人民，他們所要求的「退回服貿協議」、「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一項都未達到，難道不是一場夢嗎？

細數抗戰期間，中日雙方共發生22次大型會戰，其中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戰役。

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中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規模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一場戰役。這場發生在1937年8至11月間的戰役，中日雙方共投入了100多萬軍隊。這場戰役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速戰速決的美夢，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影響深遠。

2001年建成的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坐落於上海市寶山臨江公園內，從遠方瞭望，就可以看到一座類似黃鶴樓式的紀念塔。紀念塔寶山塔高53.6公尺，與紀念館塔館合一，共計12層，這裡就是當年淞滬會戰的主戰場。公園裡，抗戰舊址紀念碑寂寥地躺在草坪上；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所建造的和平之鐘，也聳立在一旁，彷彿在提醒著後人，切勿忘記過去那段艱苦的抗戰歷史。

雖然大家習稱「八年抗戰」，但自「一二八事變」開始，上海人民即展開了一場長達14年的抗日鬥爭。場館的一樓第一展廳，以時間序列為主軸，展出《抗日戰爭與上海》影像資料、文物與圖片，細數從1931年以來的上海抗日史，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到1937年8月13日起的淞滬會戰。

第二展廳則介紹《淞滬抗戰史事》，以大量的聲光效果及多媒體的技術，讓參觀者心理產生巨大衝擊，其中「小英雄方塔就義」故事，讓人印象深刻：

陽家橋小學學生夏秋生懷著國仇家恨，在方塔牆上寫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後被日軍生擒，投入河中，後被家人救起，但日軍再度前往其住處，把他帶到方塔牆前，以刺刀活活捅死，年僅12歲。在今日上海中山小學內，夏秋生的雕像，陪伴著抗戰歷史，不被遺忘。

在上海對日抗戰期間，發生了4次日軍對平民的屠殺。第一次是1937年8月23日，日軍在羅涇登陸後，屠殺聞家宅，更有孕婦胎兒被日軍從腹中挑出砍頭；而石家宅男女集體以鐵鍊綑綁，活活燒死；在不到100天的時間內，屠殺平民2千餘人，佔總人口的八成。第二次屠殺在1937年的11月5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後，以槍刺、砍頭、肢解了千餘名老百姓，所謂「在金山衛，每家都有一本血淚帳」。第三次屠殺在1940年4月14日，日軍在青浦地區展開為期13天的大屠殺，許多村民被日軍當作活靶進行射擊練習，死傷無數，許多鄰近村莊成了「無人村」。第四次大屠殺在1940年7月，崇明地區「周圍數十里，已成一片焦土，全縣精華，悉遭焚如」，村民遭到集體殺害，最小者只有3歲。這些史實在紀念館內完整地呈現。

走出紀念館，在館內被壓抑的情緒，有被瞬間釋放的感覺，沿著「淞滬魂」主題牆走下來，刻畫著上海抗戰的各種場景映入眼簾，再往下走，「淞滬軍民抵抗日軍侵略」的大型雕塑，標誌著當代中國人民依然堅強的抵抗外侮。忽然覺得，看著在公園內悠閒散步、運動的人們，讓我們更加緬懷過去那段血淚的歷史。

今年1月，上海大規模地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淞滬抗戰紀念館舉辦了研究淞滬抗戰史的活動，並決定於今年內出版一系列的專書與影視作品。

此外，該館在去年10月開始一系列的擴建工作，希望把淞滬抗戰紀念館提升為「淞滬抗戰歷史展示中心」、「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基地」、「淞滬抗戰歷史研究基地」，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現過去那段屬於中華民族的、屬於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抗戰歷史。70年過去了，對日抗戰的歷史依然不朽，中國人在外敵前展現的精神，仍舊不屈。

（作者係青年社運工作者）

美日聯合損害中國權益由來已久，其戰略焦點是在台海注射分離主義。自1895年清廷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的《馬關條約》、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到近年解釋《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等，無不可見美國伸手操弄其中。

美國「重返亞太」，先以「中國威脅論」造勢，再順勢強化美日同盟的份量，並以分斷的台海現狀為支點，直入中國邊界。從地緣上看，北京設下東海防空識別區，而不急於推出南海防空識別區，是分辨了其中輕重。日本遠在東北亞，美國卻邀它到南海「空巡」，當然是讓亞太國家自相鷸蚌。南海紛擾的相關鄰國多為小國，機會主義性格較重。日本固然想藉機重溫「大東亞共榮圈」，但那些南海鄰國不是沒在二戰時嚐過日軍共榮的滋味，很難想像他們會歡迎這種歷史情景再現。

除了日本，自東亞到南亞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受過新舊殖民主義的迫害，而在反殖民鬥爭的時代都是同盟關係。日本脫亞入歐，迫害亞洲手足的歷史，無從狡賴。美國在二戰後幫扶日本，分化亞太國家，自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南半島乃至印度半島，歷歷在目。過去美國聯手蘇聯打碎歐陸，奪取全球霸權；又曾聯手日本衝垮亞洲，宰制亞太秩序。後來美蘇反目與之前的美日反目一樣，盟友成敵人，敵人再成盟友，端視對象是否臣服於美國的利益。俄國如今不甘臣服，就招來美國壓力，可為說明。南海鄰國們難道會好了傷疤忘了疼，去膜拜「殖民高級論」而臣服日本的南進？

簡言之，美日同盟是冷戰產物，矛盾區域在東海，而過時產物無法適應東海和平發展的新需求，美日同盟的強化反證新舊殖民主義的技窮。南海紛擾則是戰後反殖民國家之間，經過外力因素，而被放大的內部利益矛盾。正因為東海技窮，美日同盟唆使越、菲、澳等國在南海攪和，阻止「一帶一路」的影響坐大。這說明了美國「重返亞太」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聯手扈從者，去分化不臣服於美國利益的國家的慣技。

北京目前在南海方面使的力，應該是聲南擊東的戰術，是東海發展戰略的一個手段。若北京被誘使將戰略重心南移，則不但成全、擴大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還將導致亞洲的反殖民盟國之間的自相毀滅。反之，東海方面的矛盾國家只有美日兩國，且美日間的矛盾未必小於中日。畢竟中國人可沒飄洋過海去東京屠城；駐軍日本和原爆日本的都是美國大兵。日本愈否認侵略罪行，就愈跟美國人過不去；但若反省侵略罪行，又自認難以成為東亞大國。

日本擴軍的唆使者是美國，打擊者也將是美國，一如二戰前後的歷史。並且，日本擴軍幾無扈從者，卻增加北京強軍的正當性。今年中俄將舉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大閱兵，就是個警告，長白山上的東風導彈不是擺設而已。若日本擴軍引發戰爭，將自毀5年後的東京奧運甚至整個日本全國不說，東北亞的亂局會讓減輕美國壓力的歐陸、俄國和印度趁機雄起，中亞局勢則將令美國顧此失彼，失去依託的美元將提前出局，霸權可能就此終結。美國豈會容許這種新局出現？

美日同盟相互綁縛手腳，已難在新世紀有多少正面作為。亞太國家為因應和平發展的新需求，勢必要脫去冷戰包袱，這會具體表現在東亞地區自北到南種種人為線條的解放，包括台海中線。然而，正是為了遏制中國主導的亞洲國家興起，台灣作為美國霸權的戰略籌碼，極可能被人為地點燃戰火引信，讓始終覬覦南進利益的日本，與中國大陸爆發武裝衝突，台灣則將成為犧牲品。遠在大洋另一端的美國，在甲午戰爭、八年抗戰，收成了東亞和東北亞戰略利益；若中日戰火再起，後果當然也不會例外。這就是美國「棄台」戰略的正解。

真正愛台灣的人，或成天吹捧台灣的人，為了避免同胞生靈塗炭，何不勇於「棄美」？美國千方百計遏制一個全球1/5人口的國家興起，無非是恐懼自己獨占的豐厚資源被要求均霑雨露，所謂正義、和平、民主、人權云云，於此並非「普世價值」。反之，源於漢明兩代思維的一帶一路、共造共享戰略，以及相應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才是台灣揚棄冷戰遺緒，在這場中西文明持久戰的機遇中，共襄中華民族復興與人類和平的新選擇。在這種視野下，我們可以清楚審視意在大選的男男女女，是和平之星？還是戰爭販子？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

1894年中日甲午戰役，我國慘敗，次(1895)年乙未4月17日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軍立即兵臨台灣，5月29日於台灣東北角澳底登陸。

1895乙未之役死傷慘重

是時，朝廷已下割台之詔，令在台所有文武大小各員，著即內渡，清軍不乏遵旨內渡。惟為保衛台灣，亦有數以萬計官兵抗命。湘軍、淮軍、粵軍和台勇、客勇等部合組「義軍」，聯合從事武裝抗日；斯時，日軍一路南下，縱橫屠斬、遍地死屍、焚燬民宅、火光甚至綿延數里。

期間，台灣客家義首吳湯興、姜紹祖、徐驤、閩南秀才林崑岡、楊文豹、林碧玉父子，與湖南、安徽、廣東等外省官兵如總兵陳得勝、副將楊載雲（楚人）、黑旗軍統領吳彭年（浙江）、統領楊泗鴻、黑旗軍親兵管帶袁錫清、幫帶林鴻貴、營弁李士炳、沈福山等，均率部力戰日軍身死。

斯時，「義軍」因係諸軍聯合，組織混亂，自亂陣腳，訓練不足，甚至草野農夫，散則為民，聚則為兵，所用武器是落後的火藥槍；日軍則是混合兵種的近代化部隊，其侵台「南進軍」編制就包括步兵、騎兵、機關砲隊、野戰砲兵、野戰電信、工兵、彈藥隊、輜重隊、野戰病院、甚至有測繪地圖部員等。武器則是配備無煙火藥的村田銃槍枝，近衛師團更配備可連發的改良式村田槍枝。機關砲（機關槍）每分鐘可射 600發子彈，野戰山砲榴彈與榴霰彈的威力更是前所未見，外加日軍訓練有素，如此優勢武力，義軍遠非日軍對手。

在中日武備如此差距下，乙未之役是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但自三角湧（台北三峽）、大嵙崁（桃園大溪）、新竹尖筆山、彰化八卦山、至西螺、土庫、嘉義等地，義軍仍輾轉反覆，血戰日軍。

日軍於10月20日兵下台南，占領全島，期間各個戰鬥，義軍動輒陣亡七八十人、甚至數百人，然而日軍陣亡卻僅數人。整個乙未之役，義軍拼死抵抗，迫使侵台日軍動員當時日本常備師七分之二的兵力，其中軍人49,835人、軍伕36,214人，合計86,049人。是役日軍戰死164人，但義軍陣亡則達14,000人之多，中日兩軍陣亡比例是85：1。義軍氣壯山河，惟其屍骸「徒委諸白楊衰草之間，中朝未下旌忠之詔，豈不哀哉！」。

1896-1902武裝抗日

乙未之後，台灣民眾仍風起雲湧，先後發動長達7年（1896-1902年）之激烈武裝抗日，及後續零星武裝抗日，前仆後繼。斯時，日帝出動軍隊、警察和憲兵聯合作戰，對台灣的武裝抗日展開大規模鎮壓與屠殺；1896年1月鎮壓宜蘭，誅戮義軍民人1,500人、焚燬家屋約10,000戶，宜蘭平原大半化為灰燼。2月於台北三角湧、大姑陷、桃園、新竹、苗栗間，舉行大掃蕩，日日搜獲敗兵，隨即燒燬家屋，殺戮數以千計。6月南下大平頂、雲林（斗六），凡兵煙之下無不盡成肉山血河，不分良匪，幾千房屋付諸一炬，殘煙死灰未滅，滿眸極其酸鼻。雲林簡義不忍坐視日軍虐殺無辜，起而號召，民眾蜂起響應，日人亦報復凌厲，雲林地區家屋被焚者計共4,947戶。1898年11-12月，日帝軍、警、憲聯合出擊中南部抗日分子，殺戮2,043人、傷者無法計數、燒燬房屋2,764戶，腥風捲煙，舉目悽慘至極。

1902年，在日人優勢武力壓制下，抗日志士退據山區，食糧斷絕，甚至吃草為生。日本殖民當局乃威脅利誘抗日夥眾歸順。是年5月25日，日本當局分別在林圮埔（南投竹山）、斗六、嵌頭厝、西螺、他里霧（雲林斗南）及內林等六處警察派出所，同時舉行歸順儀式，背信集體誘殺歸順者共243人。日軍和憲兵旋於30日夜半包圍後壁林，強行突占城堡，誅戮林少貓等122人，續於鳳山與屏東等地搜索，五天內殺戮疑者達400人。日本台灣憲兵隊以林少貓之死為鎮壓的告一段落，謂「三百年來台灣之癌的土匪（抗日分子），至此全歸絕滅」；總計1897-1902年間，遭日本當局殺戮的抗日分子高達11,950人。

1913羅福星事件

面對日軍殘酷的屠戮征服，台灣志士武裝抗日仍持續至1915年止，期間重要者有1907年11月北埔客家蔡清琳事件、1913年1月客家華僑羅福星事件、1913年12月東勢角賴來事件、1913年12月大湖張火爐事件、1914年2 月南投陳阿榮事件、1914年5 月六甲羅臭頭事件，以及1915年8 月噍吧哖余清芳事件。

羅福星，廣東鎮平縣客家人，於1912年12月抵台後在台北與苗栗招募「同盟會」黨員，1913年12月19日遭人出賣被捕，1914年3月3日在台北監獄絞首處決。本案最令日人震撼之處，是其具民族主義論述，因為羅福星在台招募黨員時，除曉以民族大義和介紹其個人革命經歷外，並以具體事例說明日本暴政，喚起民眾仇日之情而慨然入黨，尤其他再三言明革命黨之目即在驅逐日人，俾使台灣歸復中國。全案逮捕共412人，其中包括上流社會人士，日本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稱，這些有資產有學歷的革命志士被捕後，泰然自若，多無悛改之色，蓋彼心中先以死自期也。

1915噍吧哖事件

1915年8月在噍吧哖（今台南玉井）爆發余清芳領導的武裝抗日事件，令日本殖民當局極其震撼。因為，這是日本殖民統治20年後，居然仍發生數百人的武裝抗日事件，故鎮壓更加兇殘。

余清芳被捕三天後即開始公開審判，10月30日終結，全案被告1,957人，判處死刑866 人，亦即以法律形式施行大規模殺戮，藉以威懾台人，惟也反映日本當局對此事件的震駭。後來，因為日本國會質疑台灣總督處置失宜，總督安東貞美乃藉大正天皇登極頒布大赦令之機，宣布減刑，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但已有95名死刑犯被處決。

本案領導人余清芳17歲時，與羅俊41歲時，均曾參加乙未巨變的義軍，浴血戰場，後復親歷台灣慘遭日寇屠戮蹂躪，故引為同心，締盟攜手於全島發展反日武裝力量。余清芳、羅俊等烈士臨刑前皆從容就義，連日人亦不禁讚云「及至宣佈執行死刑之際，毫無留戀不捨之狀，首魁以下數十人，皆從容登上絞首台」。

無可諱言，歷經連續20年的血腥鎮壓，武裝抗日志士可說也犧牲殆盡，復經此次大肆逮捕、判刑的震懾，台灣漢人武裝抗日運動亦告終結。1915 年後在台漢人的抗日方式，也轉型為從事社會文化的非武裝抗日。

(作者係本刊主筆、世新大學任教)

2000年陳水扁上台主政後，加快了「法理台獨」的步伐，拋出「一邊一國論」，鼓動「公投制憲」，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面臨嚴峻的挑戰，兩岸關係瀕臨戰爭的邊緣。在那嚴峻的當口，2005年3月14日，大陸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以應對當時緊張的台海局勢。

《反分裂國家法》不是發動戰爭法，而是防止戰爭法。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制定該法是「為了促進祖國和平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所以，該法是維護台海和平與「一個中國」框架的重要法律保障，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法律基礎。

運用法律來應對和處理兩岸緊張局勢，表明大陸領導集體反對台獨的堅定決心。因為有《反分裂國家法》的存在，一旦出現台獨重大事變，不是哪個大陸領導集體想不想採取軍事手段的問題，而是怎樣依法迅速採取必要措施遏制台獨的問題。換言之，大陸領導集體有恪守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法律職責，必須依法處理台獨重大事變。

《反分裂國家法》立法後，兩岸關係發生了歷史性深刻變化，這包括在破解兩岸政治難題，推進政治對話方面：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日益活躍，廣泛探討兩岸關係中政治、軍事、涉外事務問題的解決條件和途徑，營造有利於兩岸政治協商的氛圍等。

2014年中共18屆4中全會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顯示，大陸不斷推進對台方針政策法制化進程，未來將更增強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框架、遏制台獨，也希望在更深層次上促使兩岸民眾心靈契合。

《反分裂國家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扮演著「守夜員警」的角色。只要沒有分裂活動，該法就處於休眠狀態；一旦出現台獨分裂活動，該法就會被喚醒。

倘若2016年台灣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繼續像陳水扁時期一樣從事台獨活動，那將是高度危險的動作。一旦觸碰到大陸劃設的紅線，大陸將「依法處置」。

眾所周知，今日大陸貫徹和實施《反分裂國家法》的作為和能力，已是十年前所無法比擬。

十年後的今天，大陸的綜合實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國防、外交、經濟等實力大幅增長，這些均為貫徹和實現《反分裂國家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基礎。但只要兩岸關係能沿著和平發展的軌道運行，《反分裂國家法》將永處於沉睡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