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回望21世紀初葉的世界秩序變遷，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置於舞台正中央，作為一個主動瓦解自身霸權結構的主體。川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來，其「美國優先」外交政策撕裂的，不只是跨大西洋聯盟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是更深層地摧毀了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穩定器的信任資本。

在這場看似孤立主義的退卻行動中，中國大陸悄然收穫了一場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勝利—它不需與美國正面對撞，便迎來了國際體系的裂縫。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不再由新興大國發起，而是由霸權國家的自我解構所促成。

川普拒絕有代價的領導權

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赫然屹立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指出，國際秩序的穩定仰賴一個具備意志與能力的霸權國，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與執行。從1945年起，美國主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創設聯合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開始，美國深諳此理論邏輯，藉由資源投射與制度安排重構戰後世界。在這樣的秩序下，即便如中國這樣的後進國家，仍能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體系中逐步壯大。然而，這套系統的代價是高昂的。作為「秩序提供者」，美國必須長期承擔全球軍事駐防、經濟援助與安全保證的成本，並接受來自盟國，甚至對手的制度性搭便車行為。

川普之所以成為秩序的顛覆者，不在於他是否比過往更具攻擊性，而在於他公開拒絕這種「有代價的領導權」。他質疑北約、日本、韓國的安全依賴，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甚至對WTO動手動腳，都是美國不願再為全球提供無償公共財的反射性反應。若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這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復辟，而是霸權衰退的典型症候—霸權國開始感覺其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從而選擇削減國際承擔。

美戰略撤退為中創造機會

這樣的「戰略撤退」為中國大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縫隙。按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中美關係或正處於「修昔底德陷阱」中，即既有霸權與崛起大國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然而，若以川普的秩序破壞為視角來看，這一陷阱正被意外地「繞開」：中國無需像20世紀的德國、日本那樣，與美國正面對抗，它只要穩步擴張其影響力，便可在美國自退後填補權力真空。無論是推動「一帶一路」、主導亞投行、強化金磚機制，抑或在全球南方倡議制度性替代品，中國都展現出「秩序塑造者」的潛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中，誰來承擔秩序更替的成本，是一個長期困擾新興大國的核心問題。過去蘇聯挑戰美國失敗的一大原因，便是它無法提供一套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規則，也無力支撐其全球戰略擴張。中國大陸亦深知秩序塑造的結構代價，因此在許多場合避免與美國直接正面衝撞，選擇潛移默化、分區塊布局。然而，當美國主動退出規則設定場域，這些代價便開始由華盛頓自身吸收，讓北京得以在未付出等價成本的情況下，漸漸推進其全球治理的理念。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崛起可高枕無憂。制度正當性、全球接受度、金融與軍事能量的可及性，仍是中國打造新秩序的瓶頸。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在內政撕裂、極化政治與「後全球化焦慮」下，似乎正逐漸失去過往推動國際主義的戰略自信。拜登雖試圖重建盟友關係，但在川普主義陰影未散的美國政治中，孤立主義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更廣義而言，這場由美國發起的「秩序自肢解」行動，也讓我們重新檢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可持續性。

哈佛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智慧權力」（smart power），主張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來維持全球領導力。若美國放棄這種平衡，轉而訴諸單邊主義與制裁外交，那麼其軟實力將隨制度瓦解而喪失，最終讓全球陷入真正的無政府狀態。

世界進入多邊多層次時代

當今世界不再有單一大國能以一己之力，提供全球治理的所有公共財，而進入了一種多邊、多層次、跨域競合的後霸權時代。在這樣的格局中，歐盟、日本、印度、甚至一些中等強權如印尼、土耳其，也開始尋求在區域或功能性領域中主導議程。而這種權力的分散與權威的稀釋，正是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實質體現。

在結構轉型的時代，地緣政治的比拼，已不僅是國力的較量，更是話語權與制度想像力的競賽。誰能提出更具吸引力、更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全球治理模式，誰就能在碎裂的秩序中重塑中心。而美國若繼續選擇內視、拒絕承擔秩序領導的責任，將非但失去過去的霸權地位，更可能喪失重新建立信任的歷史機會。

從歷史結構的高度看，川普的出現並非意外，而是美國戰略焦慮的症候化身。他並非刻意讓中國更強，而是讓世界更加不需要美國，但秩序轉換恰好可能不在於誰崛起，而在於誰主動退出。

（作者係國會法案主任、新政評論創刊人）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發動「崛起之獅行動」，率先向伊朗發動攻擊，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伊朗以火箭、飛彈和無人機回擊後，美國也對伊朗進行大轟炸。這一場軍事衝突再度揭開了國際正義虛偽的真面目。

以色列、俄羅斯同因不同果

以色列攻擊伊朗核子設施的理由是，伊朗的核子設施不僅限於和平用途，而是企圖製造核子武器。國際原子能總署曾於2023年3月指出，伊朗福爾多基地的鈾濃縮純度已達83.7%，非常接近製造核武所需90%的濃縮標準。以色列因此認為，必須及時摧毀這項企圖，以免伊朗建造出核子武器，對以色列構成毀滅性的生存威脅。發動軍事攻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權，屬於正義之舉，也因如此，美國不僅未譴責以色列，甚至協助以色列，於6月22日凌晨直接對伊朗採取進一步攻擊。

反觀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則全然不是如此。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發動軍事攻擊的理由是，烏克蘭政府欺壓殘害烏東地區俄裔人口，同時試圖加入北約，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由此看來，俄羅斯發動軍事攻擊，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及烏東俄裔人口的生活權，理應站在正義的一方。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將俄羅斯的行動定義為侵略，不但嚴加譴責，還祭出經濟制裁。俄羅斯與以色列同樣主動對鄰國發動軍事攻擊，西方世界的反應截然不同，其中的差異在於西方國家主觀的認定。

以攻擊伊的正當性不足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世界各國應該一律平等，既然美國等先進國家擁有核子武器，甚至印度與巴基斯坦也擁有核武，伊朗沒有理由不能發展核子武器。以色列憑藉自己單方面的研判，斷定伊朗一旦製成核子武器，將用來攻擊以色列造成大滅絕，因此率先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此舉是否具有正當性不無疑問。

根據刑法原則，必須有確鑿罪證才能處罰，而刑法採取無罪推定原則，基本精神在於「善意始終是推定的」，除非法院經過審判並證明被告有罪確定，否則應推定被告無罪。這意味著原告有舉證責任，而不是被告需要證明自己無罪。 由此看來，在以色列不能證實伊朗已製造核子武器之前，無權對伊朗實施懲罰。以色列此舉有未審先判、未判先罰之嫌。

事實上，伊朗在20世代曾簽署過《核不擴散條約》，已經在這國際規範的框架中。如果美、俄等核武大國認為，其他國家發展核武是威脅和平，那麼手握上千枚核彈頭的國家更該率先裁軍，以身作則。

強權介入助長區域動亂

以色列與伊朗的宿怨來自於國際強權的安排。以色列境內的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徒心目中的聖地。在歷史上，曾經由古埃及帝國、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東羅馬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區交由英國託管。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於1947年11月29日通過181號決議，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託管地成立一個猶太國家。於是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獨立建國。國際強權漠視伊斯蘭人民的立場，將耶路撒冷完全劃歸於以色列，埋下了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衝突的種子。以至於以色列建國至今，至少與鄰近國家發生5次重大的武裝衝突。

1978年埃及與以色列和談後，美國完全將中東及亞西納入勢力範圍。然而伊朗在1979年出現了與美國敵對的何梅尼政府，從此美國就與以色列及沙烏地阿拉伯聯手對抗伊朗。2023年3月10日，在中國大陸的斡旋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邦交，不但加強中國在中東與亞西地區的影響力，也使得美國與以色列頓失對抗伊朗的助力。俄烏戰爭爆發後，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這也是美國決心制裁伊朗的因素之一。

國際強權決定正義

俄羅斯總統普丁與習近平6月19日通話，雙方一致譴責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行動，認為該行動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規範。雙方也都認為，以色列及西方對伊朗核計畫的疑慮，不應該透過軍事手段解決，而應尋求外交途徑取得共識。以色列的奇襲造成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總參謀長、多位將領及多名核能科學家死亡，但美國並沒有譴責以色列，也沒有對以色列祭出制裁。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從加薩走廊向以色列發射3千餘枚火箭彈，引發以色列強烈的報復行動，不但對加薩走廊進行大規模轟炸，全面封鎖加薩，也對加薩走廊發動大規模的地面攻勢，大量平民遭到殺害，另有約230萬巴勒斯坦人及20多萬以色列人流離失所。2024年11月21日，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前國防部長加蘭特、哈瑪斯高級將領穆罕默德戴夫簽發逮捕令，指控雙方犯下戰爭罪。但納坦雅胡依然故我，不僅發動奇襲伊朗，甚至有意刺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推動德黑蘭的政權更迭。

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與價值觀，評斷國際之間的是非對錯，美國與以色列更仰仗強大的軍事實力，直接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這就是世人看到的國際正義。在此國際現實下，執政者必須審時度勢，自謀生路。這是千古不變的鐵律。

（作者係退休大使）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7/8月一期，刊載了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前國防部助理部長、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提出者奈伊（Joseph S. Nye, Jr.）合寫的文章：《漫長的美國世紀的終結：川普與美國權力的根源》（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奈伊已於5月6日逝世，此文是他最後的遺著。

文章指出，川普既試圖將美國強加於世界，又試圖疏遠美國與世界。他在第二任期伊始就炫耀美國的硬實力，威脅丹麥放棄格陵蘭島的控制權，並暗示將收回巴拿馬運河。他在移民問題上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布對世界各國徵收對等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

川普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的交易夥伴施壓，表明他認為當代相互依存模式增強了美國的實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市場的購買力，以及美國軍事實力的確定性，這些優勢賦予華盛頓對其夥伴施加高壓手段的條件。

川普外交政策將削弱美國

即使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強大的原因，他卻適得其反地運用這種優勢削弱了美國實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實力是基於那些能夠增強美國實力的相互依存模式，包括源自貿易關係的硬實力和有吸引力的軟實力。作者認為，川普現行外交政策的延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對自二戰以來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帶來益處的國際秩序的瓦解。川普為了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力量，誤入歧途，最終可能會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著名的出版商盧斯（Henry Luce）稱之為「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戛然而止。

川普政府忽視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別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賄賂或吸引力來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占上風。

作者認為，川普似乎過分熱衷於脅迫和美國硬實力的運用，但他似乎並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進行脅迫，會削弱美國盟友的信任；威脅巴拿馬，會重新喚起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了吸引力，從而忽略了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源泉。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失敗的策略。

軟實力即使在短期內也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具有吸引力，它就無需過多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這個國家良善且值得信賴，他們就更容易被說服，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作法。面對霸凌，他們或許會順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交易夥伴不可靠，就有可能拖延，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彼此的長期相互依存。

2024年5月，蓋洛普在其調查的133個國家中，發現美國在81個國家中占據優勢，中國在52個國家中占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如果美國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並在國外恃強凌弱，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將在未來4年，因美國政府的過度行為而不復存在。

川普等西方民粹主義者崛起，他們將全球化描繪成一種惡魔般的力量。實際上，全球化僅僅指洲際範圍內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實力，而川普對全球化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貿易帶來了德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國民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衝擊，有時是外國政府蓄意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體提高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增強了美國的實力，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以及其對全球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

移民對美國利多於弊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以大規模的跨國界人口流動為特徵，這是另一種主要的相互依存模式。移民豐富了文化，並為接收移民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將擁有技能的人才帶到能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因此緩解人口壓力，也會受益於移民的匯款。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

川普指責移民造成了顛覆性變革。儘管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顯然對經濟有利，但批評者很容易將其定性為短期有害，並可能在某些群體中激起強烈的反對。移民常常被指責是各種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罪魁禍首，移民問題已幾乎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政治議題。它使得川普在2016年當選，並在2024年讓他重返白宮。

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信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旅行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作者認為，這對美國的實力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因為美國過去幾十年因移民的活力和生產力而增強。

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沒有任何一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人類相互依存的必要性。然而，川普政府卻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取消了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持。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實力的關鍵泉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對加速發現和創新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前，科學活動和網路擴張幾乎未引起負面的政治反應。任何衡量全球化對人類福祉的利弊清單都將其納入積極的一面。正因如此，川普新任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政府削減了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包括那些投資回報率高，在推動現代世界創新步伐，將提升美國威望和實力的領域。

儘管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通過取消資助、限制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全球最優秀學生的難度來扼殺它們。這種作法很難令人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的文化戰爭炮火。這無異於一次巨大的自殘。

全球的相互依存不可逆轉

該篇文章最後指出，全球的相互依存不可逆轉。只要人類不斷流動，不斷發明新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這種相互依存就將持續下去。畢竟全球化已長達幾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及更遠的時代。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大航海時代，隨後歐洲的殖民擴張塑造了如今的國家邊界。19-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改變了農業經濟，蒸汽機和電報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服務型經濟。數十億人的口袋裡都揣著一台電腦，其中存儲的信息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

世界大戰暫時逆轉了經濟全球化，擾亂了移民流動，但只要沒有全球戰爭，只要技術繼續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就將繼續下去，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存在，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境傳播。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能帶來惡性影響：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表明這場危機不分國界。

為了重塑全球化，造福共同利益，各國必須協調一致。為了使這種協調有效，各國領導人必須構建和維護聯繫、規範和制度的網路。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得在中心節點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上最強大的國家，從而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不幸的是，川普目光短淺，癡迷於與貿易不對稱，而與制裁相關的強制性硬實力，這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代價，卻忽略了美國才是真正的司機，因此他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

總之，作者認為，川普似乎沒有理解美國的力量來自相互依存，他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押注於自身的軟弱，最終將加速終結漫長的「美國世紀」。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今（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在加薩屠城尚未結束，突然偷襲伊朗，不僅轟炸軍事與核子設施，而且暗殺重要的軍事與政治領袖及核物理學家。西方媒體照樣不譴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入侵主權國家伊朗，更把猶太國的情報機構說得神乎其技，伊朗不堪一擊，大敗虧輸。其實，此戰以色列踢到鐵板，最後看到苗頭不對，拖美國捲入，轟炸伊朗，摧毀其主要核子設施後，主動停戰，草草結束了為時12天的戰爭。

以伊交惡背景

伊朗於1979年爆發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政權，與美國交惡，視以色列為美國在中東的鷹犬。幾代的伊朗神權領導人認為：以色列強占了伊斯蘭人的土地，猶太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者的國家。伊朗負有伊斯蘭教義的責任，破邪顯正，抗拒美以。而以色列指伊朗要滅猶太國為藉口，非除之而不快。兩國雖然相距千里，相視分外眼紅。

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與加薩的哈瑪斯（Hamas），反猶自不在話下，還給予金錢、軍事及政治上所有的援助。伊朗不僅可借由代理人來對付以色列，而且可以鞏固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再加上伊朗有製造核彈的能力，以色列感到如鯁在喉、芒刺在背。以色列雖早已有不對外公布的核彈，但一副我可以有，不允許你有的模樣，所以鼓動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川普居然乖乖照做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仍心有未甘，處心積慮，一直想要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以防其製造核彈。當他遇到川普即感到機會來了。

川普親猶太深入骨髓，不僅視以軍清洗加薩如無睹，而且繼續提供軍經援助，更隨納坦雅胡起舞，想要將200多萬劫後餘生的加薩居民全數攆走，把加薩建成另一座蔚藍海岸。川普還懲罰在美國抗議以色列暴行的美國大學與大學生，甚至要制裁審判納坦雅胡的國際法庭。以色列既有川普撐腰，若不出手，更待何時？

以色列鳩占鵲巢

以色列自1948年5月建國以來不斷擴張，意圖併吞整個巴勒斯坦，建立大以色列國。稱霸中東的野心昭然若揭。以巴戰爭不斷，以色列無往不勝，1948年與1956年的兩次戰爭，以軍輕易獲勝；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僅用了6天就大獲全勝，占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以及敘利亞的戈蘭高地。1973年10月6日，埃及乘猶太假期出其不意突擊以色列，以色列仍然猛烈反擊，遂予季辛吉展其穿梭外交的長才，成功調停以埃，埃及以收回西奈半島，交換承認以色列並與之建交。以、埃各為私利顧不得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了。

以色列繼續欺壓巴勒斯坦人，侵占約旦河西岸土地，建立猶太屯墾區，又把加薩圍困猶如露天監獄，雖然聯合國主張兩國論，但以色列絕不允許巴人建國，而美國一意偏袒、置若罔聞。巴人無助只能打不對稱的恐怖襲擊。哈瑪斯於 2023年10月7日以敢死隊突擊以色列，打死千餘人，俘虜200餘人作為人質。西方世界譴責恐怖攻擊，其實在恐攻前，以色列先在邊境殺害巴人，並封鎖邊境7日，哈瑪斯才被迫動手，而以軍則以反恐為名開始報復，大開殺戒，種族滅絕的情景經由電視展示在世人眼前，不忍卒睹！

以色列更視伊朗為哈瑪斯的後台老闆，不時由特務出手，刺殺伊朗政要與科學家。伊朗前總統萊西（Ebrahim Raisi）2024年5月19日因直升機失事身死，繼任人對以色列的挑釁反應軟弱，更令以色列有恃無恐。

以色列踢到鐵板

以色列對付穆斯林國家不擇手段，更有靠山川普在旁，悍然偷襲千里之外的大國伊朗，號稱先發制人。西方媒體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十惡不赦，嚴加譴責與制裁不留餘地，但對以色列入侵伊朗完全是兩樣情，好像是除暴安良、弔民伐罪，雙標滿滿，在報導上更盡量渲染伊朗被打的慘狀。其實，當伊朗憤而飽和反擊，導彈突破鐵穹，炸到以色列南北及中部基地，包括政經重鎮特拉維夫的空軍基地在內。以軍8200網路間諜部隊的總部也遭到攻擊，以方拒絕並禁止實況報道，但如今媒體發達，欲蓋彌彰。官方強調只有28人死亡，好像是皮肉之傷。事實上，至少有超過3千人受傷，估計有300棟房屋倒塌，13000人無家可歸。以南貝爾謝巴城（Beersheba）的索羅卡大學醫療中心（Soroka hospital）、市內的一個托兒所、以及魏茲曼科學研究學院（the Weizmann Institute）的生命科學大樓，海法港的巴贊石油天然氣廠（the Bazan oil refinery in Haifa）、海水淡化廠、以西的貝內貝拉克（Bnei Brak）市的殘疾兒童康復中心，拉馬甘（Ramat Gan）的鑽石交易中心，以及總理別墅，均被擊中損毀。

以國死傷人數較少是因有很多避難所之故。但經濟的損失難以估計，除每天1億美元的軍費外，重建廢墟的費用更是不菲。以色列先發制人，反而吃了大虧，損人害己！

以色列作家克瑞特（Etgar Keret）告訴記者說：損失慘重！他於停戰之夜，才能在特拉維夫家裡睡好覺，他的許多好友失去了家園，特拉維夫已面目全非，他家鄉拉馬甘的街道幾乎全毀。以色列雖屢經戰火，但從來沒有受到如此重創。伊朗的飛彈何以如此厲害，能夠命中目標，達到摧毀以色列的效果？美國控制的GPS何以沒有發生作用？都拜中國北斗衛星之賜也。

終於草草收場

以色列沒料到伊朗導彈如此厲害，狹小的國土經不起密集攻擊，如果繼續打下去，很可能會圓了伊朗滅以色列的心願。以色列突襲成功是短暫的，因伊朗雖受重創，但未被擊潰，更未投降，反而凝聚了伊朗的人心，擴大悼念死難將領與科學家，引發同仇敵愾，滅以之心益堅。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統治地位屹立不搖，想要改變伊朗政權的企圖，也徒托空言，核武計畫並未胎死腹中，卻很可能春風吹又生。

納坦雅胡以無重磅炸彈摧毀伊朗核子設施為由，強拉美國參戰。川普終於在開戰後第9日，命7架B2 重轟炸機群以重磅鑽地彈，夜襲福爾多（Fordow）、納坦茲（Natanz）與伊斯法罕（Isfahan）三處核子設施。川普未經驗證效果就說已徹底銷毀，然後主動停火，立馬抽身，以免捲入泥潭。實際上，60% 的濃縮鈾去向不明，何況不能排除核設施可能分散到別處。戰況對以色列並不有利，繼續下去，以色列的飛行員很可能會被打落俘虜，猶太人的傷亡也會增加，而伊朗反而會加強國家的團結，經過以色列的羞辱後會出現更強硬的領袖，覺得製造核彈更有必要。德黑蘭的巴勒斯坦廣場立有2040年毀滅以色列的倒數時鐘，以軍入侵時將之擊毀，但重建何難？

兩敗俱傷一場空

納坦雅胡宣稱此戰為「歷史性的勝利」，說伊朗的核子計畫「已付諸東流」（down the drain），殊非由衷之言，嘴硬而已。伊朗已漸恢復，其國土大於以色列75倍，伊朗人口8600萬對以色列的950萬，伊朗不乏可以重建核設施的據點，從濃縮鈾到發展核武器，新的科學家也會冒出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預測，伊朗可於幾個月內重啟濃縮鈾。

以色列不惜工本，長途遠征，想要摧毀伊朗核彈於搖籃之中，但反而更堅強了伊朗的擁核決心，成功云乎哉？川普也自稱成功，全是扯淡！最令人不齒的莫過於：納坦雅胡於停戰後訪美，與川普言歡時大事諂媚。這位在加薩犯了人類罪的以色列總理，竟敢提名助紂為虐的川普競選諾貝爾和平獎，和平何辜！諾貝爾何辜？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館長（陳之漢）赴大陸訪問開直播，引發台灣社會諸多爭議。他回台後又大肆批判賴清德及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使爭議持續延燒。

館長自稱「以民間交流為目的」，在大陸訪問時多次發表「兩岸同屬一中」、「我也是中國人」等言論，返台後更稱其遭側翼打壓與輿論獵巫，引發兩極化的爭辯。支持者認為這展現了民間網紅直言的風格，肯定其持兩岸和平立場；反對者則批評其已陷入中共統戰與認知作戰圈套，受其銳實力影響，甚至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而不自知。

館長現象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兩岸關係、統獨選擇、國家認同、公共論壇媒體與輿論操作等議題的複雜性與分歧性。許多台灣民眾希望兩岸維持現狀、避免戰爭，此種集體社會的心理反應，不應被解讀為迎合大陸統戰；而更多是對兩岸日增敵意的集體憂慮，以及一種反戰情緒宣洩。

館長自認為務實派，其政治立場的轉變或許可扭轉激進台獨對台灣的傷害。民進黨主政下從蔡英文到賴清德，台灣的政治環境急速惡化，越來越極化，不僅損及政黨政治、族群和諧及國家認同；也導致中間溫和派的聲音及力量逐漸被邊緣化，失去支持和平發展穩定的中間緩衝地帶。

館長是否受中共銳實力影響

反對館長訪陸者以為：（一）質疑為認知作戰工具：許多台派與深綠陣營批評館長被中共利用，成為統戰樣板，甚至是「在台協力者」。此觀點在網路流傳尤其強烈，批評館長「一下說台獨，一下又說是中國人」，顯示其政治立場搖擺不定，失去誠信。（二）批判背離原有價值主張：館長曾強烈批評中共與支持台灣主體性，如今卻政治立場轉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台獨，這導致部分粉絲感到對台獨的背叛與幻滅，可能更加強化這些粉絲的反中態度。

關於館長是否落入中共認知作戰或被統戰的爭論，若他僅只是個人行為表達反戰立場，應不算被「招募」或「協力」或受誘。若館長有配合大陸特定安排、宣傳性質過強，如配合官媒製作內容、配合特定統戰語言，即可能被界定為受到認知作戰「利用」及被統戰的風險。即使館長的原始動機未必是親中或支持兩岸統一，但卻易被標籤化成「親中」，甚至賣台的象徵。館長則認為自己具有雙重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是中國人」。

台灣社會約有四成民眾具有複雜的國族認同，既認同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文化上承認中華文化，政治上認同中華民國國民。然館長言行反覆、政治立場變化太快，缺乏一貫性與深度思考，讓外界質疑他是否出於個人政治及商業的利益，而非基於價值信念。從其返台的言論判斷，他具備雙重認同：認同中華民國、反對台獨、反對戰爭；支持大陸和平崛起、兩岸和平發展。

儘管館長並非核心政治人物，但他與政黨領袖及政治人物保持潛在的合作夥伴關係，這導致民進黨批判館長訪陸成為中共認知作戰及統戰的樣板。當館長公開支持大陸和平崛起、批判民進黨政府的言論時，立即激起反彈的聲浪，尤其在年輕世代與本土派中，館長更被批評為「投共」、「為敵宣傳」、「淪為統戰樣板」。

館長現象具有多重意涵

館長訪陸引發熱烈討論具多重意涵及影響。首先，加深了台灣社會對兩岸政策的爭辯及衝突。台灣社會討論熱烈但分散，尤其網路各方觀點相當對立，這顯示公眾對名人政治立場的審視提高，且各政黨間及其支持選民立場迥異，館長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台獨，以及倡議用大陸而非中國稱呼對岸。這固然有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此恐深化藍白及綠營、反中及和中、交流促進者與限縮者之間的對立與衝突。

其次，促進台灣社會對大陸統戰的認知更新。民進黨政府可能從加強教育及強化對境外敵對勢力的警戒，防止代理人、同路人及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安全，積極進行法制規範及制度建構。

再者，對未來兩岸互動模式的影響。民進黨政府對兩岸民間交流可能採取更嚴格的審視，尤其是高知名度人士如網紅、藝人、企業家、社會知名人物的兩岸互動。大陸當局也可能基於館長的經驗教訓，調整其對台策略，更加具隱蔽性、精準性及針對性。

最後，館長現象體現中共銳實力的影響收效。「軟實力」側重文化吸引力，「銳實力」則更強調通過信息操控、輿論引導等方式，塑造政治氛圍與社會認知。大陸在館長事件展現的統戰手法，可能被認為是運用銳實力的案例。

館長事件具有雙面刃效應

作為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網路紅人，館長的言行與立場的轉變將對其粉絲產生示範效應。部分年輕人可能受到館長的影響，對兩岸交流持更開放的態度，反對台獨、認同中國人及反對民進黨；但也有部分年輕人可能因反感館長的立場轉變，從而更堅定「反中」立場，甚至認為館長受到中共統戰、銳實力的影響。

台灣自詡是一個民主社會，館長應有表達政治立場的自由，即使是親中言論，也不應簡單被標籤化為叛國、親中賣台。台灣社會需要建構一套具辨識力的媒體素養、公民教育與戰略思維。館長敘事固屬個人言論自由表達，既是一種政治表態著重其個人政治及經濟利益；但同時也是一場大陸結合統戰策略、認知作戰與銳實力運用的社會實驗場域。就此而論，「民間自由交流」正常化有其必要，只要不存在兩岸國安風險，任何人都不應被標籤化「中共在台協力者」。綜言之，網紅人物應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政府不應在開放社會中尋找敵人，反而失去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形象。

（作者係佛光大學副教授兼學生事務長）

賴清德以團結國家為由，發表系列演講。已發表的四講不僅無法團結國人，反而造成社會分化，原因在於認為不同意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者，就是不愛台灣、不要民主。換言之，賴清德若真要團結台灣，就應該接受民主的多元聲音，處理好穩定台海的兩岸關係，不要讓普羅大眾陷於兵凶戰危的風險中，這才是真的愛台灣。　

賴團結演講不利於團結

正如大罷免由民間團體主導的講法，賴清德說他是應民間團體之邀，展開「團結國家十講」系列演說。由於這個宣布是在中央選舉委員會確定大罷免投票日期的隔天出現，難免被質疑是對罷免國民黨立法委員的造勢，也是對在野黨主席不願參加國安簡報的回馬槍。

賴的第一講「國家」，表示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不容質疑、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講「團結」，主張中華民國派反共、台灣派護台，反共護台團結力量大；第三講「憲政體制」，認為台灣經過七次修憲，已形成台灣為主體的民主共識；第四講「國防」後，原訂還有外交、兩岸、民主、和平、繁榮、均衡台灣等議題要講，卻藉颱風過境停頓了。

專業是公共衛生、醫學的賴清德，對於政治、歷史相對不熟，加上意識形態的糾葛，系列講話內容屢屢出錯，所以在野陣營戲稱，賴若繼續講下去，恐怕是幫「反罷免」添柴加火，而執政陣營反而希望他少講少錯。

賴清德認為，台灣面對大陸日益嚴重的威脅，需要讓國家的主人有知的權利，瞭解當前嚴峻的局勢及政府的立場與因應作為，凝聚民眾共識、團結國家。但他在第二講脫口而出，民意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罷免，一錘又一錘，打掉「雜質」，台灣派和中華民國派要團結反共，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併吞。這種說法儼然將不同於民進黨的大陸政策意見者視為賣台的雜質，應該要透過一錘又一錘的選舉罷免打掉；這不正是表明民進黨選輸了，就推動大罷免，破壞民主精神嗎？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願賭服輸，尊重多元民意，尋求最大共識，而非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是雜質，就想要去之而後快。

應正確理解兩岸關係

民主貴在制度的建立，民主是保護自由的一系列原則與行為方式；正確的民主制度就是要能容納多元聲音，透過彼此的充分溝通協商，達成相對良好與能夠接受的共識，當前台灣處理兩岸關係時更應如此。因為兩岸關係是台灣發展要素的重中之重，能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的憲政體制、國防、外交、兩岸、民主、和平、繁榮、均衡才能有所本。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無一不與兩岸關係連結，硬想「脫中入北」，既不現實、也不應該、更無可能。

兩岸是什麼關係？台灣的定位是什麼？法理上（de jure），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乃至於《舊金山和約》後的《中日和約》，已確認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事實上（de facto），中國從1945年10月25日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1949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統治大陸38年，這些都證明「兩岸同屬一中」。

「兩岸同屬一中」既是法律，也是事實，兩岸現在的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內部矛盾，絕非國與國的外部矛盾。中華民國憲法的第四條、增修條文前文與第十一條，將「兩岸同屬一中」的兩岸關係、台灣定位寫得清清楚楚，賴清德的第一講「國家」就應該以此為基礎。

若從歷史、地理、民族、治理等觀點來說，大量考古發現，台灣與大陸原本連在一起，移民從大陸東山路橋到達台灣，南島文化也起源於大陸。史書文獻顯示，中國歷朝政府最早開發建設台灣，宋元之後逐步管轄台灣。明朝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後，台灣還是清朝治理下的現代化省份。日本經由不平等條約取得台灣，但二次世界大戰後將台灣歸還中國，台灣在1945年回歸祖國的懷抱，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處理好兩岸關係才能保台

台灣的發展、國際環境，離不開兩岸關係，美國川普政府縱使發起關稅大戰，拉高中美貿易爭端，但還是不希望台海關係起波瀾；即使想用台灣作為與大陸叫板的籌碼，但仍不輕易出手，所以川普還未全力使用台灣牌刺激大陸，畢竟美國知道早已崛起的大陸比俄羅斯難對付。美國對其他國家頤指氣使指定高關稅，對大陸則前倨後恭，賴清德當局若想要團結國人，就需要好好應對兩岸關係，絕不是硬碰硬的「抗中保台」，才能真正保台。

進而言之，台灣可以善用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同文同種同血緣的共同基礎，處理好兩岸關係，為台灣同胞謀福祉。何況，兩岸憲法都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與事實，兩岸曾經在「九二共識」下建立起制度性協商。

民進黨可以指稱「九二共識」係國民黨人所取的名稱，但不能否認民族、民權、民生，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正是民主制度的目標；也不應否認「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一中」與「統一」是穩定兩岸關係的關鍵，台灣在這兩個重點下才能進一步發展與壯大。總而言之，擺脫唯名論的迷思，走向唯實論的正道，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才能真正團結。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台灣網路盛行一種說法，認為在7月26日對24位藍委舉行罷免投票前，美國一直不公布對台關稅稅率，是「幫民進黨解套」。反駁者指出，當局早就得知美國對台灣的關稅稅率為25%，與日、韓相同。之所以刻意隱瞞，是擔心大罷免受到衝擊。

本文認為，美國對大罷免警言慎行、避免表態，這種精於算計一向是美國看準機會再投機的本色。此外，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高，美台關稅談判，台灣的定位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不必大驚小怪。何況，台灣民主政權出現大崩盤，美國一手培養的「民主優等生」，突然間轉變為「劣等生」，這種失控不僅將損害台灣的民主形象，也將成為美國的負擔。

民進黨發動罷免戰以來，其製造暴力、上演衝突鬧劇等「政治獵巫」現象，說明民進黨的目的就是要繼續搞選舉。而選舉政治離不開外部干涉的支持。因此，本文提出，關注大罷免，更需要警惕美國可能強化對台灣的「民主輸出」，以推動民進黨採取更激進的策略。若如此，有利於美國掌控兩岸形勢。如民進黨進一步製造台灣身分混亂，製造台灣國家認同，威脅打公民投票牌等。其危險性遠高於大罷免。

「民主輸出」與美對台戰略

罷免機制是西方政治中的一種民主工具，被民進黨濫用為政治武器。同理，民主輸出也是美國的民主工具。台灣的政治動盪，民眾的抗議，事實台獨掌權下，兩岸關係的起伏都與美國對台的民主輸出相關。「民主輸出」是美對台戰略的重要部分。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CRS）的《2021報告》，近年來，美國對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從戰略布局出發，進行了「長期而有力的支持」。如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的《強化台灣韌性法案》（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 TERA），不僅聲稱要為台灣制定具體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加快台灣武器採購速度、制定訓練計畫、提升台灣防衛、加強美台合作，還要求美國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等聯邦機構，就所謂「大陸侵犯台灣」，制定「完整制裁策略」。

在地緣戰略上，美國借維護民主，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反對外來干涉，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合理合法權利，歪曲為「侵犯」（參議院通過的法案名稱，是《保護台灣與國家韌性法案》）。該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從2023-2027年，按此法發展美台關係。其中，法案提到台灣438次、中國266次、俄羅斯237次、烏克蘭159次。對照法案，美國對台灣干涉立場的強化清晰可見。

美國「民主輸出」的虛偽性

從2016年民進黨二次執政以來，美國對台政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通過對美國國家制度的使用，如國家網站、美國操控的國際組織等，對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分裂勢力，進行各種「實質性的扶持」。這種打著民主輸出旗號，以挑釁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為目標的對台政策特徵，間接地對民進黨的國家認同進行扶持，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充分證明了美國民主輸出的虛偽性。

如川普第一任期時，總統國安事務助理波頓(John Robert Bolton)，利用其政治身分，公開宣稱美國應承認「台灣的獨立國家地位」。如拜登政府時期，國會通過涉台法案、政要的講話、眾議院議長出訪台灣、智庫的公開報告與輿論等，多方對民進黨當局的分裂行動進行扶持。更典型的是，美國國防部網站曾刊文，稱「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官網也曾將台灣列為「國家」，以及在地圖上用顏色區隔「標明台灣為國家」等，後來又拿下。如此反覆出現多次。

川普入主白宮後，在對台灣民主輸出方面引起關注的是，「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公告稱，出生在台灣的申請人可在提交美國N-400申請表上，「將台灣列為出生國別」，美國發放的公民證書上，出生國將顯示Taiwan（台灣），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Taiwan, PRC），或中國台灣（Taiwan, China），或中華民國台灣（Taiwan, Republic of China）或中華民國台灣（Taiwan, ROC）的字樣。公告還特別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是出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申請人，所使用的國家名稱」。這是以國家行政制度的執行為幌子，對民進黨當局「事實台獨」的政治正確化，提供行政法層次的支持，但行文上卻又咬文嚼字，企圖遮掩其踐踏「一中紅線」。

USCIS這項注明是在2017年增設的，但最後更新時間是2025年1月15日。川普正式就職是在1月20日，看起來與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似乎無直接關聯，但民進黨當局對此大加宣傳，用來蒙蔽台灣民眾，用來「親美反中」。

結語

與大罷免並行的「事實台獨」的「政治正確化」，是否能得到美國進一步的加持，有待觀察。從被賴清德自己中斷的《團結十講》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在前四講中，賴清德口口聲聲強調：「台灣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都是對國家認同的表達方式」、「台灣認同跟中華民國認同有交集」，並強調「不僅美國，歐盟七國也承認台灣人民主體」 。

以上顯示，賴清德已不再對其「事實獨立」閃爍其詞，同時也顯示，民進黨想藉大罷免整肅在野黨， 一方面是要維持其執政穩定，另一方面是要確保台灣「事實獨立」，而這兩方面都極需要美國的「民主輸出」。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賴清德上任至今已14個月，其表現完全未落實他在競選時提出的「十大主題政見」，也和他在今年5.20執政滿周年談話，強調「民主台灣、韌性精神、訴求團結」三元素背道而馳。

政府不開放人民無法作主

賴競選政見中首先提及「民主自由、維持現狀」，又稱要「人民作主 開放政府」。不料，民進黨今年初就搞出大罷免，令全世界民主國家為之側目，不過，也正好讓台灣民眾認清民進黨是一個輸不起的政黨。賴清德日前邀請藍白兩黨主席參加「國安簡報」，但議程中缺了兩黨主席的發言及問答時間，非邀請函裡所謂的「坦率真誠交換意見，共商國事」，所以朱立倫及黃國昌均拒絕出席。

民進黨一天到晚喊「抗中保台」，唯恐中共不被激怒而動武，而事實上，台灣軍力遠不及中共，花大錢向美國採購的武器又都老舊；三軍招生不易，願意服義務役的又寥寥無幾；現役軍人只要一到退役時機就申請退伍。種種現象導致台灣兵力薄弱。

賴清德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面對現實擬藉美國強大的聲威，達到獨立建國的目的，所以充當美國的馬前卒，若民進黨政府真走到這一步，台灣人民豈不都將成了戰爭難民？賴清德強調「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但他只獲得40%的選民支持，怎麼能代表台灣全體民意「抗中」呢？

經濟政策錯誤且缺乏靭性

賴競選政見提出「四大支柱 追求和平」，具體作法包括「與全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目前卻只有11國與台有正式外交關係；他又稱要「強化經濟勒性」，結果14個月來只見百業蕭條，民生物資價格節節上昇；廢核政策迫使外資怯於在台投資；政府卻支助綠友友，使之獨享建設綠電之超高報酬所得；支持其他各類行業的專案補助，例如高端疫苗及超思雞蛋案，自蔡英文執政時代拖到賴清德執政一年後的今天，其中的弊端想必早已不了了之？

其實，台灣民間的經濟根本就明顯缺乏靭性，老百姓只有感受到自己的經濟承受力，已快到令人窒息的階段。在野黨阻止民進黨政府每年補助台電1千億元，經濟部郭智輝部長便回應說，如此電價勢必調漲，變成全民為台電虧損買單，而台電的虧損其實是因民進黨政府錯誤的非核家園政策所導致，所以按理民進黨應該對台電虧損負全責。

目前各國均聚焦在川普的關稅議題上，民進黨政府為巴結美國，早於2020年間就要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動工設場；美國向台強行推銷萊豬牛及其內臟，民進黨執政後也不得不順從，還得向美國採購波音飛機，向美採購天然氣及頁岩油，並且打算逐步將國防預算增至GDP的5%。若川普這次對台關稅訂在日、韓的25%以上，民進黨的顏面會盡失，甚至直接影響到7月26日的罷免結果。這種種現象顯示，賴政府的經濟政策缺乏靭性。

「均衡台灣 在地希望」本意是要重視糧食及食品安全、農民福祉，可惜綠營人士利用發展綠電，享魚肉人民之樂；綠電又殘害生態環境、破壞農漁業用地。最近丹娜絲輕度颱風過境，一來就將政府補助1.35億元予「旭東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屏東佳冬、枋寮沿海所搭建的「離岸光電系統浮台」，吹得不堪一擊；立法院是否應該清查一下政府濫發補助款的關係鏈？

目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頻傳，破記錄的高溫、在盛暑猛下冰雹、暴雨成災使美國德州中部因突發洪災奪走100多人的生命、失蹤173人；成都及台灣南部均因強降雨而產生洪水，除損及人民財產，又造成土壤侵蝕及流失。至於乾旱、野火、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情況的劣變，都與氣候變遷有關，所以聯合國要求各國需減少碳排，主要的因應之道就是發展核電，以取代火力發電，而綠電只適合在地域寬廣的地方發展。台灣並不適合開發光電，但如今農耕地及養魚場都因太陽光電板的遮蓋，而危及農漁業的正常發展。

社會不公義 台灣不溫暖

賴競選政見提出「公義社會 溫暖台灣」，本應照顧弱勢民眾的生計，例如內政部應負責包租代管、租金補貼、以及裝設電梯或升降機，結果內政部卻要地方政府自明年起參與分攤補助經費，即中央明年的租金補貼為300億元，台北市就需負擔40%，其他縣市則分攤10-15%的經費，等於行政院支付各地方政府的分配稅款後，地方政府必須從中繳回部分經費予內政部。

最近賴清德將這種套路應用到「敬軍」上，即軍人搭乘飛機可享商務艙禮遇，前往餐館用膳可享折扣優惠，而這些優待所滋生的價差，要企業及商家自行吸收。這不就等於賴只要出一張嘴，大小商行就必須照辦，其他國家可有這種便宜行事的作法？

缺乏民主素養製造分裂

民進黨立意不正的大罷免，起初還惺惺作態，推託是民間團體發起，6月中旬後賴清德及林右昌認為大罷免已到了收割期，公開要求全黨配合推動大罷免，就連三立、民視等電視台及《自由時報》也來幫嘴，以獲得政府數十億元的補助，難怪「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舉辦的國際媒體信任度評鑒，此三家媒體連續多年都被評為台灣最不被信任的媒體。

賴清德為推動「大罷免大成功」，推出「團結十講」，結果一開腔就錯誤百出，又指在台96%的「其餘人口」中，有不少是「鑄鋼時必須去除的雜質」，引起社會強烈反彈。       

  7月26日，罷免投票結果是25：0，24名國民黨立委及高虹安一個都沒被罷掉，民進黨慘敗，現在已有不少人說「賴清德才是應該被去除的雜質」。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記憶是人類經驗的基石，塑造個人信念與集體認同，進而影響政治抉擇。歷史事件的親身體驗或代代相傳的故事，勾勒出不同世代對政治的理解。2025年6月，網紅「館長」陳之漢赴上海，期許扮演「和平大使」，直戳民進黨「抗中保台」的虛假敘事，揭露其對大陸的刻意污衊，更凸顯世代記憶差異如何形塑政治認知。本文探討全球各國的歷史記憶如何影響當代政治，並分析世代差異如何重塑政治格局。

記憶與政治認同的交融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調查，50.5%的美國人低於40歲，顯示他們對冷戰（1947-1991）的記憶多來自教科書，而非親身經歷。冷戰確立了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但年輕世代對此認知淡薄，對國際干預政策持懷疑態度，他們更關注國內議題，如經濟不平等或氣候變遷，而非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

這種記憶斷層影響政治選擇。2020年美國大選中，年輕選民支持強調社會正義的候選人，而非延續冷戰思維的外交政策。缺乏歷史事件的直接記憶，使年輕世代的政治優先序列與老一輩不同。

個人記憶也塑造政治立場。年長的美國人可能記得伊朗人質危機（1979-1981），這場事件讓他們對外交政策更謹慎。卡特總統在1981年的卸任告別演說中強調，美國需捍衛人權，並面對核武與環境挑戰。年輕世代則因缺乏這些經歷，質疑軍事干預，並且支持和平外交。

全球記憶的多元影響

聯合國的數據顯示，43.3%的德國人低於40歲，未經歷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時刻。年長的德國人記得東西德統一的喜悅與挑戰，對歐洲一體化充滿熱情。年輕世代對統一的記憶較間接，比較關注國內經濟與移民問題，對歐盟的態度更務實，甚至對全球化持懷疑態度。這影響德國政壇的歐洲政策，顯示世代記憶差異如何重塑政治。

聯合國數據指出，45.9%的俄羅斯人、42.4%的烏克蘭人低於40歲，未經歷蘇聯時期。普丁以「歷史權利」主張對烏克蘭領土擴張，年長的俄羅斯人因蘇聯記憶較支持民族主義，年輕人則質疑此敘事。烏克蘭年輕世代因獨立後的成長環境，對俄羅斯的主張更具抗拒，強化民族認同。這種記憶差異加劇兩國的緊張關係，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聯合國估計，69.4%的南非人低於40歲，未親歷曼德拉1990年獲釋的時刻。對年長的南非人而言，非洲國民大會（ANC）是解放的象徵，曼德拉的自由標誌種族隔離的結束。年輕世代僅能從歷史書或長輩口中了解那段過去，對ANC的執政表現更挑剔。南非年輕人較關注腐敗與經濟問題，削弱對ANC的忠誠度，推動了新興政黨的崛起。

台灣人對民主的記憶

據台灣內政部2024年的人口統計，約47%的人口低於40歲，未親歷1970-1980年代的威權統治與1987年解嚴的歷史轉型。年長世代記得戒嚴時期的政治壓迫與民主運動的艱辛，如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對民主得來不易有深刻體會，他們傾向支持捍衛民主價值的政黨，並對兩岸關係持謹慎態度。

介於年長與年輕世代之間的館長陳之漢（1979年出生），成長於解嚴前後，對威權統治記憶模糊，但更熟悉民主化後的自由環境。他赴上海，以直播戳破民進黨對民眾灌輸大陸的刻板印象，首日直播吸引了27萬人同時上線，顯示年輕世代對大陸很好奇，可能會掀起更多兩岸的互動與認知轉變。

年輕世代成長於民主化後的台灣，對威權統治的記憶多來自課本或長輩敘述。他們更關注社會公平、經濟發展與台灣主體意識，對於大陸的歷史主張與政治壓力多持懷疑態度。

這種世代記憶的差異影響著台灣的政治格局。年輕選民在2020年與2024年選舉中，傾向支持強調台灣認同的政黨，推動政策向本土化與國際化傾斜。年長世代則因歷史記憶，更重視兩岸的和平穩定。

數位媒體改變記憶傳播方式。年輕世代透過社群媒體接觸歷史，但這些平台常簡化或片面地呈現過去。陸委會自2024年6月起調升大陸及港澳旅遊警示為「橙色」燈號，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旅行，限制了台灣人民對大陸經濟發展的了解，導致記憶斷裂，強化政治宣傳的影響。兩岸唯有放下意識形態，促進多元交流，讓年輕世代相互了解，才能打破刻板印象，開啟對話。

當前全球挑戰深受記憶影響。卡特提及的環境危機成為年輕世代關注的焦點，以至於推動了全球氣候協定。冷戰記憶則影響美俄的關係，限制了他們的合作空間。理解記憶差異有助於化解政治分歧。台灣年輕人與長輩分享民主化的記憶，可促進對兩岸政策的共識。跨世代對話促進對歷史與當前的理解，是解決全球挑戰的關鍵。

結語

世代之間的記憶差異創造多元政治視角，也帶來挑戰。從美國的冷戰遺緒到台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的重新審視，歷史烙印在當代政治中無處不在。館長陳之漢的上海行，吸引數十萬人同時觀看直播，啟發了年輕世代對大陸的好奇，預示更多台灣人會親身探索兩岸的真實面貌，促進交流與理解，緩解政治對立。在數位時代，記憶的傳播更複雜，影響未來抉擇。我們需認識記憶的力量，以包容的視角理解政治分歧，共同塑造具共識的未來。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已故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出版《高思在雲》至今屆滿10年，該書中對「民主變形」與「國家能力衰退」的深刻警示，如今逐步浮現為政治現實，令人不寒而慄。民主原應是集體理性與制度治理的展現，在台灣卻演變為民粹操弄、政黨內耗與治理癱瘓的代名詞。

「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這個問題，在2025年、政壇惡鬥不止、社會信任斷裂的今天，不再只是理論探問，而是社會警鐘。從立法院的衝突暴力，到媒體與財團間的共生結構，從執政黨為一己之私的角力，到治理品質的持續下滑，民主的本質與價值正遭遇深層侵蝕。人民的失望早已不只是對某一政黨或政治人物，而是對整體制度的失能與信念破產。在此時刻重讀《高思在雲》，不僅是回顧一位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批判省思，更是對台灣民主未來的重新審判。

民主形式化、治理空洞化

朱雲漢在《高思在雲》第四篇〈為台灣民主把脈〉指出，台灣的民主並非是有機成長的結果，而是高度外來制度的「強行移植」。從90年代初期快速推進的選舉制度、多黨制、言論自由到政黨輪替制度化，形式上雖接軌西方民主制度，但其政治文化、社會結構與治理能力卻無法同步提升，導致「民主形式化」、「治理空洞化」的嚴重落差。

朱雲漢所提出的「後民主時代」與「民主變形」概念，是對當代民主實踐失靈的深層批判。他認為當民主淪為政客競逐權力的舞台，民粹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工具，民主制度雖仍存在，但其內涵與功能卻已偏離初衷，甚至反向運作，導致社會撕裂與治理癱瘓。在此狀態下，選舉不再是政策選擇的過程，而是「族群動員」與「仇恨宣洩」的競技場；政黨不再追求治理理念，而是沉溺於奪權與利益分配。

第四篇特別強調台灣的民主轉型之路並不順遂，反而呈現出漫長且崎嶇的「解體與重組」歷程。他指出在政黨輪替背後，其實隱藏著制度不穩定與權責模糊的問題，加上政務人才斷層、媒體變質、社會對政治的不信任日益加劇，民主理應帶來的制度創新與社會進步反而未能實現。他將這種現象稱為「民主耗損」，意即民主制度在形式上持續存在，但實質功能逐步退化，最終導致治理能力與公民參與雙雙萎縮。

朱雲漢將台灣當前的狀況歸因於「制度複製與本土現實的落差」。例如，台灣引入西方式三權分立與自由市場機制，卻忽略本地政治文化中仍根深蒂固的家族政治、派系分贓與權責不對稱現象，形成「有制度無治理」的畸形現象。當政治菁英難以內化制度價值，民主便成了空殼，甚至成為掩蓋政治墮落的表面工程。因此，他指出：民主若缺乏文化的支撐、社會的參與和治理能力的建構，其最終將淪為形式正義的幻象，這也正是今日困局的根源所在。

2025年席捲全台的「大罷免」，執政黨掌握各種政治動員和大量資源，操作群眾情緒、製造敵我對立，讓原本的民主保障淪為執政黨報復在野黨的民粹實驗室。選民已不再討論公共政策或立場合理性，而是簡化為「你挺哪邊」，這正是民主異化—制度工具化。

政黨惡鬥愈演愈烈

政黨惡鬥是台灣政局的長期病灶，近年來愈演愈烈。朝野政黨都陷於一種「否定對方即為正義」的邏輯，導致政策審議與法案難以推動。治理目標與民生需求逐漸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取而代之的是話術競賽與情緒動員。這種僵局不僅造成人民對政治冷感，也削弱整體治理的持續性與專業性。

媒體作為民主的第四權，原應扮演監督政府、啟發公共理性的角色，但在台灣卻淪為資本與政黨利益的延伸工具。無論是報系、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其背後多為特定財團或派系所掌控，新聞議題的選擇與論述方向往往服務於政治目的或商業利益。媒體內容膚淺化、標題聳動、立場極化，使得社會輿論被操控，最終導致理性討論的空間萎縮。資訊流通雖比過往自由，人民卻困於認知泡泡與情緒回音室。

人才斷層問題日益嚴重

長期政黨惡鬥導致政策短視，政務官任期縮短，專業官僚制度缺乏養成，致使重要政策規劃與行政執行效率不彰。優秀人才不願進入政治體系，造成技術官僚與政策專才流失；基層公務員缺乏激勵與支持，導致執行端效率不彰。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與產業變遷，台灣的政策回應能力與危機處理速度明顯滯後，反映出治理能力正逐步下滑。

《高思在雲》強調，台灣的民主是「制度複製」，而非「文化內化」的產物。在快速引入選舉、多黨制、言論自由等制度後，台灣社會未能同步建立成熟的民主價值觀與政治行為規範，導致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之間出現巨大斷裂。政黨運作的邏輯進一步加劇這一惡性循環，朝野政黨均把政治視為「奪權的遊戲」而非「治理的使命」。政策討論日益被選舉策略、民調操作與媒體形象所取代，政黨更傾向關注短期的政治得失，而非長期的整體發展與社會整合。在此背景下，民主制度本應促進共識與改革，卻因缺乏誠信、專業與責任倫理，而淪為治理失能的溫床。因此，台灣的民主危機並不只是制度設計上的瑕疵，更深層的問題是：當制度沒有被內化為穩定的文化，當政黨與公民間失去互信與對話，民主就無法生成治理成果，人民開始對虛假民主深刻反感。

面對當前台灣民主的結構性危機，首要的改革認知是：民主不等於選舉。選舉僅是民主的手段之一，真正成熟的民主須建立在制度回應、公民信任與治理能力上。台灣必須擺脫「政治全有全無」的政黨邏輯，轉向政策專業化與治理去政黨化。可考慮推動跨黨派治理委員會、政務技術官僚培訓機制與官民協作平台，將治理重心從鬥爭轉向解決問題。避免民主破產的關鍵在於恢復制度效能與社會信任，而非更頻繁的選舉或更激進的動員。當民主回歸務實治理與理性參與，台灣才有可能走出當前的政治僵局與民心裂解。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