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對外表述中，以「接管」取代「占領」來形容在加薩的行動，試圖透過語言修飾減輕國際壓力與法律責任。然而，當一方軍隊在非本國領土上長期部署，直接或間接干預行政、掌握邊界與資源、規範人員與物資流通，即便稱之為「接管」，依國際法仍構成侵占。這種現實與敘事之間的落差，不僅觸發國際人道法規範，也使得以色列面臨長期的戰略消耗、外交孤立與軍事風險。

實質與名稱之間的矛盾

國際法對占領的判斷核心不在於聲明，而在於是否存在有效控制。當外國武裝力量在一塊非本國的領土上行使實際權力，即構成占領。有效控制的要素包括穩定的軍事存在、行政命令的執行、邊界與通道的管控、資源分配與民政干預。 以色列在加薩的行為顯然符合這些要素。長期設立檢查哨與巡邏路線、嚴格限制人員與物資出入、控制港口與空域、干預醫療與糧食供應、限制媒體與援助團體進入，這些措施已超越了單純的安全維持，屬於對當地政治、經濟與社會活動的直接干預。

然而，以色列並未設定明確的行動期限或權力邊界，也未建立由國際組織或當地合法機構接手的時間表。缺乏時限與移交計畫，意味著控制狀態為無限期延續，這正是國際法認定侵占的重要指標之一。以色列以「接管」取代「占領」的用詞，在國際法律層面上並無減輕義務的效果，反而容易被視為是規避法律責任的策略，進一步削弱其國際信譽。

戰略消耗與治理綁定

加薩密集的城市結構與毀損的基礎設施，使巡邏、反伏擊與排除爆裂物成為日常任務，對人員與後勤形成長期壓力。

軍隊在行動中同時承擔了供水供電、醫療運作、教育恢復與廢棄物處理等民政任務。這種軍事與民政雙重承擔，導致戰術行動與社會管理緊密綁定，形成持續性的戰略消耗。一旦軍事與民政資源分配不平衡，就會造成安全漏洞與民生缺口相互惡化，為反抗力量的重組提供溫床。

當軍隊扮演了地方行政主體的角色，就難以否認對加薩的實際統治。這不僅增加了國際法律認定其為侵占方的依據，也削弱了其在外交談判中的談判籌碼，因為它已承擔了超出安全防務的責任。

國際政治與證據檢驗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必須經得起「接管」的事實檢驗。國際社會不會僅憑口頭表述判斷，而是依據可量化與可驗證的指標進行評估，包括居民的營養狀況、醫療服務的可近性、飲用水與電力的可用時數、教育與醫療機構的運作比例、救援物資通關效率及流離失所人口的返居比例。

目前的情況顯示，以色列在這些領域的數據並未透明公開，也缺乏第三方監督的機制。這種資訊不對稱，將使得外界更傾向相信批評者所指的「實質侵占」。此外，盟友與合作國家在軍售、情報分享與外交支持上，也會受到國內輿論與國際壓力的影響，導致政策轉向。一旦國際共識傾向認定以色列在加薩構成侵占，未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甚至國際法院上的防禦空間將大幅縮小。

若以色列想降低侵占的指控，必須採取行動，包括公開經國際驗證的生活與安全數據、允許獨立監督進入、制定清晰的民政移交計畫與不涉入領域。然而觀察現況，這些透明與限制機制並未有效建立，反而加強了外界對其「長期控制」的印象。

持續駐軍的風險與困境

長期駐軍在加薩帶來的軍事風險，並不僅限於戰鬥傷亡，而是呈現多層次的安全挑戰與戰略壓力。加薩的高密度城市環境與複雜的地下通道網絡，使武裝組織能持續運用游擊戰與伏擊戰術，並以即興爆炸的裝置破壞巡邏與補給線，讓以色列部隊的機動與防禦陷入高風險狀態。這種零星而持續的攻擊模式，迫使部隊長時間保持高戒備，不僅消耗體力與物資，也累積了心理壓力與戰場疲勞，降低戰鬥效率。

此外，加薩的社會結構封閉，加上語言與文化隔閡，使情報滲透變得極為困難，預防性行動的準確度因此下降，增加突發衝突的可能性。當地的戰鬥環境中，武裝人員往往與平民混合，辨識困難，這不僅提高誤判與附帶損害的風險，也使得以色列承受來自國際社會的人道批評與輿論壓力。更重要的是，長期集中兵力在加薩，會削弱在其他邊境的防禦彈性，為敵對勢力在不同方向製造戰略壓力提供機會，迫使以色列面臨多重戰線的潛在挑戰。

結語

以色列在加薩的行為，從法律構成、控制範圍與介入深度來看，已符合侵占的核心要素，名稱上的修飾無法改變事實。有效控制意味著承擔占領方的國際法義務，而現況顯示缺乏職責邊界、透明監測與退出計畫，導致以色列的法律風險、戰略消耗與軍事威脅同步累積。

軍事風險的持續存在與法律責任的相互作用，讓以色列在國際法庭與外交談判上同時處於不利的地位。非對稱作戰的長期壓力、消耗戰的持續性、情報獲取的瓶頸、平民與戰鬥人員混合環境及多重戰線壓力，使其在安全與政治上承受雙重負擔。若以色列不在短期內制定清晰的介入限度與民政移交機制，並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監督與數據透明制度，「接管」將持續被視為掩飾「侵占」的語言策略，並使加薩繼續陷於衝突與不穩定中。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8月15日，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在阿拉斯加談了2小時45分的會談，簡短卻具有戰略意義。從18日包括澤倫斯基及七名歐盟領袖在美國華盛頓，就「先停火」或「邊談判，邊停火」爭論不休，最終未簽下協定的結果來看，美俄之間的戰略合作試探，重要性遠超過烏克蘭停火問題。外界在關注美俄戰略和解與烏克蘭命運的同時，川普「交易外交」的下一個物件也許就是台灣。

美俄戰略合作的影響很複雜。美國從烏克蘭脫身後，確實存在重返印太的可能，但不一定必然「劍指中國」。而川普要求烏克蘭讓出被俄方占領的土地，以換取和平協定的方式，將使得民進黨產生戰略恐慌。「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成為極大的諷刺，激進台獨勢力還有被中美聯合管制的可能。

以下從美俄戰略和解與民進黨戰略困境的角度，談幾點看法：

一、美俄戰略合作。對美俄會談，視角不能限於俄烏停戰。在國際戰略層次，美俄已實現戰略和解。這可從一些細節可見：（1）普丁到達阿拉斯加時，俄國外長拉夫羅夫特意穿了件帶CCCP（蘇聯）字樣的衣服。（2）俄羅斯媒體重點報導：普丁獲准乘坐軍用飛機飛越美國領空；受到川普紅毯迎接；與美國總統一同搭乘專車「野獸」。（3）國際媒體強調：普丁與川普是在平等的位置上談判。（4）「雙普會」後不到兩天，川普在與澤倫斯基及7位歐洲領導人會談中，為與普丁通話，會議中斷了40分鐘。（5）美媒就停火問題放出資訊，稱普丁已承諾「只要他在位，就不會進攻歐烏」，還稱這一點「將被寫入俄羅斯憲法」。這與川普稱：「如果當時他是美國總統，就不會發展俄烏戰爭」異曲同工。

二、俄羅斯「以戰止戰」與中美關係。西方國家對「雙普會」表現出「 謹慎悲觀」、「戰略焦慮」 。美媒CNN批評川普「政策是向俄羅斯靠攏」，足見普丁成功地導向美俄戰略和解，而這種戰略和解建立在西方對俄羅斯「以戰止戰」能力的評估。當然，這也會傳遞到中美關係。

隨著戰場的變化，從今年下半年開始，西方對俄羅斯戰爭能力的評估發生變化。從早期的「俄羅斯速敗論」，轉向承認其具有持久戰和消耗戰的能力，承認低估了俄羅斯的軍事工業與經濟韌性，而其長期的博弈能力，將消耗西方的軍事及經濟資源。美國軍事專家還承認，烏克蘭衝突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的代理人戰爭」。這成為美國想避免戰爭升級，考慮以領土交換停戰的依據。

此外，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到解決俄烏衝突的根源時強調：核心問題在於「他們想不想停戰」。他強調俄方到今年7月就有2萬軍人陣亡，「足見其願意付出代價」。可見美國對俄羅斯「以戰止戰」能力的評估，是俄美實現戰略和解的關鍵。這種評估傳遞到中美關係，其影響不言而喻。

中國的戰略調整能力與長期消耗戰的能力，遠超俄羅斯，這無需多言。理性評估，美國將加強與中國的競爭，但不希望中國成為敵手。在此方面，美國的軍方、企業家、政治家均有表述。還有一種可能也會使民進黨感到悲觀，那就是如中美關係改善、穩定，中美有可能會聯合管制「激進台獨勢力」。

三、美國印太戰略與民進黨的「戰略掙扎」。俄烏戰爭作為代理人戰爭若被基本否定，對民進黨幻想製造地區代理人戰爭，使用「親美抗中」策略，必然會造成重大衝擊。民進黨是把希望寄託於美國回防印太。國際也有評論認為，川普對澤倫斯基極限施壓，當俄方通過戰爭取得土地獲得國際的承認後，美國將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區對付中國。美蘇戰略和解必然會影響美國的印太戰略，但其效果也很複雜。

今天中美關係已超越一般雙邊關係，具有全球和地區意義，不可能出現像冷戰時期，美國試圖「站在中國的肩膀上，跳到蘇聯去」那麼簡單，何況當年的戰略背景是蘇攻美守，美國只是要實現與蘇聯階段性戰略緩和。

美國「聯俄制華」難以成功的原因如下。一是中俄「背靠背」、「無上限夥伴關係」已深度捆綁能源、安全、金融，二是俄羅斯本身不會輕易放棄與中國合作，聯合對抗西方的戰略價值。三是互補性。從均勢理論來看，中國的發展使這一特點更加突出。如俄方在與川普會談前與會談後，都立即向中國通報。如中俄展現深度戰略互信，中國的聯合艦隊護航普丁的專機。又如近期中印互動加快，出現中俄印三邊合作趨勢。

而民進黨的戰略掙扎在於，一是親美抗中戰略難以為續，二是盧比歐明確指出，烏克蘭戰爭為美俄的代理戰爭，強調核大國直接對抗是很危險的，這標誌著民進黨想打代理人戰爭的幻想破滅，美國將重新評估台海戰爭的風險與收益。三是急獨分裂主張違背地區安全局勢。俄烏戰爭導致北朝鮮的軍事實力大增，半島戰略局勢出現變化。最近南韓已表示要調整政策，緩和與北朝鮮的關係。

最後，結束俄烏戰爭的方式顯示，美國對外政策從「價值觀主導向交易式務實」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在地區衝突中，美國更注重控制成本和不直接下場。此外，也意味著民進黨的「反共護獨」失去市場、失去邏輯支撐。民進黨確實應該改換角色了！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台灣社會常常自誇擁有民主、多元與包容的特質，但卻對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們默默施加了審判。鄧萬華這位在花蓮縣富里鄉學田村30年的陸配村長，因為未能提供「放棄中國國籍證明」，在任期尚未結束時被內政部解除職務。她的遭遇並非個案，這是一場以法律為外衣，操控國族忠誠，精確劃分「我們」與「你們」的政治清洗。　

不可完成的「國籍證明」

民進黨政府強調，其對大陸配偶參與政治的限制是「依法行政」，引用《國籍法》第20條，指出所有民選公職人員必須放棄其他國籍，並在上任一年內提交相關證明。然而，當這一法律條款適用於中國大陸籍的配偶時，便成了一個無解的制度陷阱。因為兩岸之間根本無法提供「放棄國籍」證明，實際操作中只能提供大陸戶籍的「戶籍註銷」或「身份註銷」文件，而無法出具明確的「國籍放棄證明」。

換言之，民進黨政府的要求實際上是以「無法獲得的證明」作為解職的唯一依據，變相導致了對陸配群體的結構性剝奪和不平等待遇。這種作法就如同讓一位身心障礙的考生參加以體能為主的錄取考試，明知對方的生理條件無法應對，卻堅持不變規則。這並不是中立的法治，而是一種冷酷的技術性排除。更嚴重的是，這種制度陷阱並非偶然，而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安排，使來自大陸的新居民始終被排除在制度之外。

以法治之名行兩國論之實

表面上看，民進黨政府是《依國籍》法行事，但實質上卻是藉由「國家忠誠」這一模糊的政治判準，將陸配視為潛在安全風險。民進黨所採取的其實是它一貫的「兩國論」邏輯：凡與中國大陸相關者，都應受到審查與懷疑，而不是信任與融合。這樣的治理邏輯早已違背憲法與《兩岸關係條例》的根本精神。根據現行法規，「兩岸同屬一中」仍為台灣法律體系的基本立場；然而，在實際執行國籍法與參政權的規範時，政府卻將大陸籍人士視為「外國人」，進一步切割其政治權利與社會身分。

這種雙重標準的制度設計，不僅製造憲法與行政命令之間的矛盾，更傷害了陸配的尊嚴與歸屬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與台灣人無異，但在參政與就業等核心權利上，卻被無情劃入「他者」的範疇。在台灣他們不是外人，卻總是被制度當成政治敵人審查與排斥。

參政權淪為「特許權」

鄧萬華的遭遇正好說明，對於陸配而言，即便取得身分證且深度融入台灣社會，其參政權卻依然不是一項「基本權」，而是一種「特許權」。這意味著：只要政治氣候變化、意識形態升溫、政權操控傾向收緊，這份權利就會被輕易收回。而這樣的「不確定性」與「可撤銷性」，本身就是對陸配最嚴重的歧視待遇。

根據憲法第7條，所有國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種族、階級、出身而有所區別。然而，當一項形式上平等的國籍法規，結合一項事實上無法完成的行政條件，最終卻只針對特定族群造成實質剝奪時，就已構成違反憲法的歧視性結果。更令人擔憂的是，民進黨政府並未採取任何積極修法或補救措施，反而持續推進「依法排除」，甚至要求各地方政府主動查核並依規解職。這樣的制度不是中立的法治，而是穿著法治外衣的歧視性治理。

民進黨的雙標與計算

這種政治操作的核心，在於一種隱性卻極具穿透力的敵我邏輯，民進黨將中國大陸視為「政治敵對體」，自然也不願讓來自「敵對政權」的人享有參政權利。因為當兩岸對立成為政黨的核心邏輯時，陸配不再是公民的一分子，而成了潛在滲透者、忠誠可疑者。這種將整個族群「去人性化」、「全體懷疑化」的統治邏輯，不僅違憲，更與民主價值背道而馳。更諷刺的是，民進黨在政治上大力宣傳台灣的「多元與包容」，但實際政策上卻透過「國籍制度」封鎖陸配的政治通道、職場機會、甚至家庭團聚權。這不是保護台灣安全，而是打壓不同背景者的政治參與。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意識形態下對弱勢者的結構性剝奪。

從前南投縣議員史雪燕，到今日鄧萬華的職務被剝奪，未來還會有更多無聲的大陸配偶，在法律話術與政治恐懼中，失去本該屬於他們的公民權與政治聲音。台灣社會若仍自認為是民主之島，就該勇敢面對這項來自內部的侵蝕，民進黨政府正用制度綁架參政權，用國族忠誠壓迫日常生活者的政治未來。

38萬陸配的困境是照妖鏡

「我們不是外人，只是還沒被制度好好承認的家人」，這是鄧萬華面對自己遭解職時的肺腑之言，也是一句讓無數陸配感同身受的心聲。這句話不是情緒性的指控，而是對台灣現行制度排他本質的深刻揭露。制度不是冷冰冰的法條，它反映的是價值選擇與社會認同的邏輯；歧視也不只是偏見性的語言，更深層的是被制度化、被政策化、被合法化的排除機制。當民主制度成為劃分自己人與他者的工具，民主也就失去了它的道德正當性。

目前在台灣，來自大陸的新住民已超過38萬人，涵蓋各行各業、遍布基層。他們是母親、是妻子、是照顧台灣老人的看護、是撐起農村經濟的勞動者。這些人早已不再是他鄉來的過客，而是與本地人民一起承擔生活重擔、參與社會運作的一分子。台灣如果真心追求民主與多元，就必須正視這38萬陸配的政治處境，調整現行法律與行政作法，讓他們不再是制度的幽靈，而是台灣社會的一員。台灣民主能否真正成熟，就看能不能擁抱這些長期以來被拒之門外的家人。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

台灣教育部門將於9月開學後啟用「中國威脅識讀教材」，引發兩岸社會關注。其表面訴求是強化媒體素養與抵禦大陸統戰，在當前地緣政治日益緊張的情勢下，教育領域卻只鎖定單一對象，淪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角力前線。這等內容在補充教材的包裝下，內在邏輯恐反映出政治正確，透過教育系統打造特定意識結構，迫使校園從知識灌輸場域轉化為思維控制平台，最終淪為另類認知戰的工具。

所謂認知作戰是指一種運用資訊操控、情緒引導與價值觀塑造等手段，影響群體對事件的判斷與行為模式，在戰爭型態日益多元的今日，類似資訊戰及輿論戰，已不再侷限於軍事層面的心戰宣傳，而是滲透在日常、文化甚至是教育體系中。

教育部所推出的「中國威脅識讀教材」，宣稱要以非強制的方式進行推廣，實際上對基層教師會形成莫大的政策壓力，所謂「自願試用」的說詞在實務操作上形同軟性命令，使得校園逐步成為單一價值導向的輸出場域。此舉不僅擴大政治對教育的干涉，也讓學術自由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淪為認知戰的延伸戰場。

歷史教育轉向思想管理

「中國威脅識讀教材」的本質，延續自108課綱的「去中國化」思維架構，中國史被淡化為區域研究的一環，台灣史比重則明顯提升，為了割斷兩岸之間的歷史淵源，而刻意融入其他史料來填補空白。課程改革與學科演進雖然正常，但刻意利用歷史篩選與政治敘事，將會導致學生無從完整理解中華文化的演進脈絡，進而產生國族認同的思想裂解。

這類補充教材正在影響學生具備宏觀視角與文化理解，由於內容選擇性強化某一敘事，刻意避談歷史多樣性與文化互動性，透過單一事件研究並醜化對岸，就已落入了認知戰的陷阱。台灣學生被培養成特定立場的思維複製載體，已非具備思考與辯證能力的知識公民，而是認知戰的受害者。

二元對立的思想結構

「中國威脅識讀教材」圍繞中國相關的「謊言」、「威脅」、「統戰」等基礎框架，將其定位成單一敵對源頭，而將任何來自對岸的文化、媒體、科技輸出皆視為滲透工具，在此補充教材的敘事架構中，台灣被置於「受害者」的位置，中國則成為全然的「侵略者」，躍升為「資訊威脅」的來源。這已凌駕課綱，直接弱化學子對複雜國際局勢進行多元理解與批判思辨，迫使教育內容過度簡化為善惡之別，這種媒體識讀不再建立於理性分析與資料查證，而是形成基於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

這套補充教材無法達成培養民主公民的善意初衷，而與認知戰的操控邏輯殊途同歸。若如教育部所言，教材旨在提高學生識破「虛假訊息」與「統戰手法」，理當包含其他國際比較與不同的案例，諸如美國、日本及俄羅斯等國在資訊戰領域的操作模式，因為唯有透過對各國戰術的比較分析，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與思辨能力。另外，教材設計顯然避談台灣自身的言論控制問題與資訊操作模式，也未觸及政府或媒體如何操弄特定輿論的走向。這種片面性的敘事手法，已將學生置於另一場認知戰的被動位置。

汙名化兩岸之間互動

大陸國台辦痛斥「中國威脅識讀教材」是「數典忘祖的倒行逆施」，同時搬出「懲獨22條」相關條文，警告教育部。當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導致年輕一代的歷史記憶混亂，勢必會造成學生對跨境交流的集體恐懼，從而造成兩岸互動的污名化。

兩岸交流早已深植民間，過去從政治、經濟到教育等領域均有密切互動，若是倒果為因將過去的往來一概視為「滲透」，不僅會讓既有的交流單位無所適從，也會讓未來學子在潛意識中建立敵我壁壘。一旦社會思維朝向極端傾斜，民主討論與共存空間也將逐步限縮，最終陷入另一種形式的認知封閉。

「中國威脅識讀教材」僅以「大陸威脅」作為核心設計宗旨，而將學生封鎖在預設的立場中，所培育的並非具有媒體素養的公民思維，而是接受單一訊息洗禮的意識載體。媒體素養教育應建立在事實查核及多元分析的邏輯推理上，教導學生如何在資訊爆炸中進行交叉比對且辨別真偽，才能具備抵禦認知戰的「事前揭穿」。

全球認知戰橫行已讓各國身受其害，透過事先駁斥與預判錯誤，針對可能遭受訊息攻擊的普羅大眾，才能達到施打疫苗、產生抗體的效果。台灣教育體系若要培養學生面對複雜資訊環境的基本能力，應該避免政治思維滲透補充教材，尊重學術自主與學生多元發展，並將眼界放諸全球四海，回歸啟發、批判與自由探索的本質。如此，教育才能避免淪為認知作戰的棋子。

（作者係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美國總統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在阿拉斯加會談，雖然沒有達成協議，但影響俄烏衝突，也影響了世界格局，甚至影響台海兩岸關係。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大國政治是結構中的關鍵角色，所以烏克蘭不可能影響大國；即使有歐洲國家支持烏克蘭，美國仍會優先考量自己的利益。加上川普具「萬物皆可交易」的特質，烏克蘭「若不在餐桌上，就會在菜單上」，這是台灣的前車之鑑。

美俄峰會的過招

這場阿拉斯加峰會有三個第一次，美俄領導人在俄烏衝突後的第一次會面，俄國領導人在2015年後第一次訪問美國，更是沙俄時代以來俄國領導人第一次到訪俄國賣給美國的阿拉斯加領土。

川普為普丁鋪上紅地毯，親自在機場鼓掌歡迎，還讓普丁坐上了美國總統的「野獸」裝甲座車。這場在美國軍事基地的歡迎會上，川普也下馬威，兩人身後兩側，各停著二架F-22隱形戰鬥機，這是美軍在冷戰時代為對抗蘇聯而設計開發；兩人走在紅地毯時，一架B2隱形戰略轟炸機、4架F-35隱形戰鬥機組成的編隊，從上空呼嘯而過。

不過，俄羅斯也有備而來，外長穿了有CCCP（蘇聯）字樣的毛衣，進入會議酒店，表達對強大蘇聯時代的懷舊，也諷刺了西方的不友善媒體。川普怕被俄羅斯設計，把原規劃與普丁的單獨會晤，改加上國務卿、中東問題特使，俄方則加上外長、總統助理，3對3的方式會談。

會後記者會，川普讓普丁先講話。普丁盛讚會談的建設性與相互尊重，說他與川普的共識是為烏克蘭和平鋪路，希望基輔與歐洲各國首腦不要設置障礙。他還呼應川普，如果川普是總統，就不會有這場戰爭。川普很高興地回應，這場會晤具有成效，期待進行「交易」，努力盡快結束這一切。他要打電話給北約與合適的領導人，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希望他們同意川普政府的判斷。當普丁邀請川普下次在莫斯科見面時，川普說這很有意思。兩人惺惺相惜。

雙普會談的影響

一場沒有達成協議的會面，但是雙普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川普希望能透過英雄相見，停止美國對烏克蘭無底洞的支持，更實現自己拿諾貝爾「和平獎」的願望；畢竟他還曾為此打電話給主辦國挪威，談關稅問題、更談提名問題。普丁則克服他所說的美蘇冷戰以來的兩國最低點，重新建立起雙邊關係，擺脫了被孤立與制裁的壓力。

雖然澤倫斯基接著就訪美，謙恭著正裝，對川普說11次謝謝，但面對他的是「非常接近協議」的雙普會談共識。烏克蘭需要同意轉讓已「公投入俄」的克里米亞與烏東四州的領土；以及美國非直接，而是透過北約的歐洲國家，給予烏克蘭安全保障。

在大國政治下，小國置喙餘地不多，縱使歐盟、北約、歐洲國家等領導人陪著澤倫斯基見川普，以免他重蹈前次在白宮被羞辱的覆轍，但川普知道歐洲各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只會口惠而實不至，因此還是要求澤倫斯基接受雙普共識，結束俄烏衝突，讓自己成為羅斯福、威爾遜、卡特、歐巴馬後，第五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

過去多年來，美國建制派將中、俄兩國推到一起，美國反而成了國際關係裡的孤雛，川普想藉由擺平俄烏衝突，拆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關係，讓美國更有本錢對付中國。川普也認為，俄羅斯已不像蘇聯能與美國並駕齊驅，但崛起的中國是威脅美國霸權的力量。

對兩岸關係的思考

川普在雙普會前主動表示，中國大陸與台灣「非常類似」俄羅斯與烏克蘭，所以比照川普「如果他是美國總統，就不會有俄烏衝突」的邏輯，川普說習近平曾向他承諾，只要他還擔任美國總統，就不會對台灣採取行動。姑且不論這是喜歡吹噓的川普講大話，但若以為這樣就可保障台灣的安全，那就太過天真了，因為烏克蘭的安全保障必須與領土轉移掛勾。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不同於俄羅斯與烏克蘭是「國與國關係」，但川普在美俄峰會後受訪的話仍值得深思。

川普說，烏克蘭需要答應「非常接近協議」的雙普共識，因為俄羅斯是大國，烏克蘭不是。他這種說法就像他曾比喻「中國大陸是辦公桌，台灣只是筆尖」。所以川普喜歡普丁、喜歡習近平，不喜歡澤倫斯基、不喜歡賴清德，華盛頓圈內人多所知悉。因為崇拜強者，貶抑弱者，既是資本主義的邏輯，更是川普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台灣不必奢望川普可藉美俄聯合對抗中國大陸，因為當前大國的政治主軸是鬥而不破，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俄羅斯設定不能踩踏的紅線，台灣獨立是中國設置不能逾越的紅線，所以美國不會為此而鬥破關係。

烏克蘭如堅持要加入北約，可能會丟失重要戰略領土，台灣應該引以為鑑。台灣應該回到兩岸和平發展，走向融合發展，共創兩岸人民幸福生活，這才是實現台灣主體性的正確道路。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內政部長劉世芳認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定居後即具有雙重國籍，所以擔任公職時須依據《國籍法》放棄「中國」(有時又稱中共)的國籍。而她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不論依據憲法增修條文或歷屆總統的講話，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所以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角色上，我們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劉世芳說兼具中國籍即不能擔任公職是「依法行政」，但真相卻應是她依據自己編製的「台獨想法」行政。

劉世芳的腦袋裡只有台獨思想，才會說出上述不符事實與憲政法制的驚人言論。她雖然身為內政部長，但對於涉及主管業務的《國籍法》並不熟悉，更別說應也沒看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因此，劉世芳堅信賴總統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互不隸屬」一定符合憲法，而她雖是位只會粗糙編製台獨思想的草包部長，卻最能貫徹賴的務實台獨意志。

基於一中兩岸是單一身分制

陸委會經常強調，兩岸間人民以設定戶籍為斷的「單一身分制」。但陸委會故意不說的是，戶籍登記是兩岸政府對居住於國內具有國籍「資格」者，確認後賦予其在法律上具有國民「身分」的認證。所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兩岸人民只能在兩岸間設有「單一戶籍」，並以此界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時的法律身分歸屬。更重要的是，此作法同時也表示兩岸人民只具有一個「中國」的國籍身分，而不論其係由大陸地區或台灣地區政府所認證賦予，且這也正是兩岸分治但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具體實踐。

繼去年底，陸配史雪燕遭內政部解除早已卸任的南投縣議員職務後，今年8月1日花蓮縣富里鄉公所受迫於內政部的壓力，對同樣是陸配的鄧萬華解除其村長的現職。內政部所持的理由是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定居者，雖在大陸地區已註銷戶籍，但仍保有「中共國籍」或「大陸地區國籍」，故因仍具有「雙重國籍」，而須依《國籍法》規定予以解職。

然而，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曾公開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自2004年修正新增第9條之1條後，規定兩岸人民只能於兩岸間擇一設戶籍的「單一身分制」。兩岸人民既已是「單一身分制」，內政部再認定陸配具有雙重國籍的雙重身分，顯然就是個矛盾。而這種矛盾產生的原因，內政部劉世芳說是「依法行政」，但實則卻是依「台獨想法」行政。

鄉公所公文認定內政部違法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對鄧萬華做出解職處分的公文函中，於「主旨」指係依據內政部的函示「要求」，這已顯示出這件公文的不尋常之處。而在公函「說明」的第二點中，甚而寫出對解職處分所依據的內政部函示「現階段仍具強烈法律爭議未定非難案」，以及該公所「亦難於全予認同」等云。此為地方基層政府對內政部的函示表達違法之首例，而富里鄉長於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出因內政部威脅將移送監察院調查，才不得已做出解職處分。

事實上，《國籍法》第20條第1項係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即使當選仍應依同條第4項「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定居的情形，並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

以副總統蕭美琴為例，她是在日本出生，一歲時返台。由於蕭美琴出生時父親為當時《國籍法》所定的「中國人」，故經政府認證具有國民的身分後，所以能在台灣的台南接受完國民義務教育。其後，蕭美琴再以美國人身分到美國生活，此正是「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的情形，所以嗣後她來台擔任公職時，必須放棄美國籍。

再者，《國籍法》第20條第4項限制的「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係指除「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外，還有依「特殊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而許可保留原國籍者。所以，《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2項乃有「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之規定，於外國人取得我國國籍，仍保留外國國籍者，亦適用之」。

兩岸身分轉換不用國籍法

兩岸人民以定居方式在兩岸間往來，由於仍在「一個中國」的兩個分治地區內，故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及《護照條例》等中，均稱「身分轉換」。就好比「在台無戶籍國民」返國定居成為「在台有戶籍國民」的情形，在政府公務用語中，也是使用「身分轉換」一般，因而無從適用《國籍法》。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罷團「護國大遶境」7月4日出發，兩天後就碰上丹娜絲風災，造成賴清德本命區的台南市上萬戶民宅被摧毀，逾30萬戶停電，釀4死，光是農損就超過13億元。賴清德雖多次下鄉勘災，卻一次又一次失言，災民感嘆「政府救災還不如慈濟」；就連民進黨市議員也直批市長黃偉哲怠忽職守。一場風災讓綠營票倉開始對賴政府感到心寒。

宣傳救災也可以扯仇中

根據台南市府的統計，這次颱風造成民宅屋頂損毀，包括全掀1793間、半掀逾5885間。民進黨欲角逐台南市長的林俊憲，明明就可以買更便宜、更新的帆布，幫助災民暫時遮蓋屋頂防止下雨漏水，卻只想利用受災戶的屋頂上做宣傳。把成本更高的自畫像帆布，拿來鋪在災民的屋頂做宣傳，還很得意地把照片秀在社交平台上（圖），連牆面廣告租金都省了。政治人物竟然可以無恥、冷血到這種地步。

7月11日正值城鎮韌性演習，賴清德兩度南下勘災，因為災區民眾幾乎都是老人居多，居民請求總統下令國軍協助搬出家裡的家具，賴清德卻是冷冷的一句：「法律規定國軍不能進民房」、「國軍最主要任務是保衛國家，風災必要時國軍可幫忙，不然社區要發揮力量」，令災民心寒。更可惡的是，法律根本限制軍人不能入民宅協助救災。

賴清德還利用災情散播仇中意識，在災民面前稱（原話）：「如果國軍真的沒空的時候，比如現在漢光演習，…如果哪天遇到真的發生事情（兩岸軍事衝突）的時候，那該怎麼辦？」意指為了對抗共軍攻台，所以軍隊被迫忙著演習，無法參與救災，他只想著把災民的怨氣轉嫁給對岸，宣傳仇中簡直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結果民怨四起，89歲的老婆婆因停電、點蠟燭被活活燒死；兩位老人因要遮蓋破損的屋頂而摔死，賴清德這時才趕快召集替代役男幫忙救災。

綠色權貴的煉金術

這場風災造成屏東佳冬外海的離岸光電浮台悉遭摧毀，基座殘骸被沖上岸堆在海邊，令人怵目驚心。嘉義的新塭光電場建在布袋沿海，完工還不到兩年，也一夕被吹得七零八落。過去十年，許多埤塘、山坡、海岸都成了民進黨權貴覬覦的場域，他們無法無天地破壞環境。

這些綠色權貴會如此大興土木「種電」，主要是可以高價賣給台電，台電再以虧本的價錢賣給民眾，政府再用納稅人的錢補貼台電，用人民的血汗餵養綠色權貴。國民黨立委吳宗憲就公開講過：補助台電的數千億，都會進到民進黨的口袋！台電過去三年，政府早已補貼超過4千億，但電價照樣年年漲 ! 

超徵收近兩兆卻依舊喊窮

當全球都在用普發現金來對抗通膨與經濟低迷時，賴政府卻為了製造罷免的氛圍，不斷在放送政府沒有預算可以繳電費、水費的低級謊言。台灣自2021年以來，已經連續四年出現稅收超徵，累計超過1.87兆元，其中2024年超徵5,283億創歷年來新高，這超收的1.87兆只有5318億用於償債、占28%，其他1.34兆到哪裡去了？民進黨政府的「超徵優先償債」根本就是在欺騙老百姓。

原本不願普發現金一萬的賴政府最近開始鬆動，試想如果讓民進黨大罷免成功、立法院過半，怎麼可能普發現金？而補貼台電、讓台電有錢繼續輸血給那些光電業、那些綠色權貴再把撈到的錢拿來支持民進黨，形成五鬼搬運的產業鏈，直到財政崩潰為止。賴政府反對發放現金，但他們當年在野時也曾要求發現金，為反對而反對、完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沈伯洋還把普發現金一萬說成是老共的把戲、是為了癱瘓台灣，若真如此，那台灣老百姓還真應該感謝老共幫我們爭取到這一萬元！

一場風災讓政商勾結無所遁形，一場大罷免大失敗讓台灣得以暫時保留住制衡的力量，但賴政府未來三年不知道還會如何倒行逆施，只能祈求老天爺憐憫、保佑台灣！

（作者係「誠實昇報」節目主持人）

民主政治貴在保護人民權利與議會政治，政府的存在是為落實人權保障，故分權制衡為憲政主義的基本原則，以防止絕對權威的出現。發展出的位階層級，憲法高於法律、法律高於法規命令、法規命令優先於適用地方自治條例。行政命令因係行政權之作用，為非重要事項，甚至受次要事項之法規命令拘束，多僅為行政措施，無法規範人民權利事項。值得思考的是，總統經由選票產生，擁有全台最大資源，但其意志不過為行政命令，此乃分權制衡的完美設計，以防止濫權。

立法與司法界限不容混淆

2025年8月4日，立法院公布由法制局長郭明政領銜的「重複立法作為憲政對話－論國會立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的界限」研究報告，指大法官解釋結果應不具憲法位階，亦不能取代現行成文憲法，引發司法院不滿。

其實，該報告點出了晚近最高憲政機關間爭議的問題所在，以及核心領域界限衝突的嚴肅憲政問題。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文論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認為憲法機關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的「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2023年7月7日施行的《憲法訴訟法》，舊法時代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由解釋制走向審判制後，人民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第59條)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而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損害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第83條)均須經「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惟機關憲法訴訟之程序與構成要件與舊法時代變動不大，不須經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法規範審查機關「爭議」案件由舊法「疑義」而來。攸關司法權與立法權界限至關重要的暫時處分裁定，構成要件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第43條第1項)，然有關《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案之2024年憲暫裁字第1號暫時處分裁定，條文構成要件之適用該當性，學界多有持不同聲音的專業反對意見。

2024年憲判字第9號條文構成要件之適用，憲法法庭採認第47條，而究理論法實應該當第65條之適用。「國家最高機關，因行使職權，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限之爭議，經爭議之機關協商未果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採協商先行主義，回歸憲法第44條，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的精神，而非未經會商或協商，總統直接提告立法院，由司法權介入立法權。

當立法核心領域被介入

憲法法庭之判決若涉立法權之核心領域，且顯有逾越之虞時，能否拘束之後的立法權？立法院之後所為的重複立法若有合理之確信，是否當然失效？亦即司法非最後之權威不容挑戰，若司法跨越與立法之界限時，誰能監督制衡？監察院對司法之糾彈多為司法風紀案，審判核心亦無法介入。

法官對憲法法庭之判決，在司法體系內已無任何救濟管道，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文：「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法官無造法權。求諸監察、司法體系的制衡而不可得，僅能有賴立法院之源自憲法的立法形成權。  

揆諸過往，釋字第748號解釋文：「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而非針對具體明文條號，該條適用問題所為之解釋。民法相關篇章均有違憲問題，難道無介入立法政策？後雖經2018年公投，第10案、11案、12案，反同婚者高票通過，但法律效果有限，無法撼動大法官該釋字。

憲法機關負權力分立義務

憲法訴訟法第38條第1項前段：「判決，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此為法律所賦予。憲法機關負有權力分立忠誠之義務，而非司法權握有立法機關之最後立法形成權的拘束力。更何況司法權本質上的被動性！

釋字第520號：「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此即憲法機關忠誠之權力分立義務。而釋字第585號解釋文一再強調，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準此，當司法權依合理確信已侵入立法形成權時，應當容許立法院重複立法，以免剝奪了立法院對憲法忠誠的義務，況且新法進入憲政系統中，亦會有監督的機制。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所兼任副教授、前監察委員）

《1984》的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政治語言的目的，就是讓謊言聽起來像真理，讓謀殺聽起來像正義，並讓空洞的話看起來充滿力量。」（The aim of political language is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 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場域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公共討論不再是理性辯論，而是成為了仇恨動員、社會撕裂的工具。從選舉策略到社群輿論，政治人物與部分支持者，似乎在無形中推動著一場「台灣版文化大革命」，用仇恨取代理性，用恐懼操控群眾，用情緒壓倒思考。這種政治操作，不僅針對政敵，也波及普通民眾與家庭，讓「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這句話變成最深的諷刺。以下試舉幾個案例。

ECFA爭議與恐嚇式政治

2009年，馬英九提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引發政治論戰。當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公開批評ECFA是「糖衣毒藥」，指其為喪權辱國的不對稱條約，並宣稱若國民黨執意簽署，民進黨執政後必將發動公投撤銷。這種語言不僅製造恐懼，也將政策討論轉化為對立與道德審判：簽署ECFA者被標籤為「賣國者」，形成情緒化、敵對化的政治環境。

雙城論壇與器官陰謀論

在2024年的雙城論壇中，高雄市基進黨幹部楊佩樺甚至公開暗示，台北市與上海簽署智慧醫療合作備忘錄，可能讓中國取得台灣「器官庫資源」，並呼籲民眾連署罷免藍委。這種言論完全脫離事實，以恐懼與陰謀論煽動民意，將政治對立升級為人身恐嚇，彰顯出當前部分政治動員中對理性辯論的漠視。

大罷免的家庭悲劇

大罷免運動帶來的不僅是公共政治爭議，還滲透到家庭生活中。立委葉元之指出，一位伯伯因女兒參與大罷免而被毆打，甚至被迫離家，夫妻關係破裂。這些事件反映出，政治鬥爭如何侵入最私密的生活空間，使家庭成為仇恨的延伸場。政治不再只是制度爭辯，而是情緒與暴力的溫床。

老榮民與青鳥事件

在臉書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一位老榮民在大罷免現場質問罷團身分時，對方不但以警察威脅，甚至公開嗆聲「大罷免大成功」。老榮民反嗆「罷免漢奸，中華民國萬歲！」這個場景暴露出政治活動中群眾對立的極端化：尊重與包容被拋諸腦後，情緒宣洩成為群體互動的主要模式。

公審與社群霸凌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郭昱晴曾直播路人並上傳網路公審，即便之後道歉了，類似事件仍頻繁發生。一名女遊客拍攝台北市自強隧道，竟被追問手機並強迫刪除照片，照片與清晰長相被上傳網路。這種行為顯示，公共空間已被政治審查與霸凌占據，任何普通行為都可能被上綱上線，社會互信遭到嚴重侵蝕。

假議題操作與民意操弄

罷免支持者發起「台中普發4萬」的假議題熱潮，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王義川甚至在電視節目中，公開示範四步驟操作方法：先給出假議題、製作梗圖炒熱、迫使當事人澄清、再利用澄清內容反擊。這種操作將民意與資訊完全商品化，情緒與恐懼取代事實，社會討論淪為操弄遊戲。

以上六個案例共同揭示了當前台灣政治生態的幾個核心問題：

（1）仇恨取代理性：政治言論不再以事實與論據為基礎，而是以標籤、情緒和恐懼操控選民。任何異見都可能被妖魔化，形成「敵我對立」的二元框架。

（2）社會信任崩解：父女、夫妻、普通路人之間的互信，被政治事件侵蝕。家庭衝突與社區緊張逐漸成為政治鬥爭的副產品。當人人互疑、彼此警戒，「最美麗的風景」—人性與善意—也成了最諷刺的存在。

（3）公共空間被霸凌化：街頭、社群平台、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拍照行為，都可能被政治勢力或支持者監視與審查。個人自由與安全感受到侵害，公共討論空間被情緒化與仇恨化占據。

（4）民意被操弄：假議題、梗圖、社群炒作，成為操縱群眾情緒的標準工具。這種作法不僅破壞資訊的真實性，也讓民眾的判斷被系統性操控，形成無法理性對話的政治環境。

不能用仇恨當作政治資源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的政治生態呈現出極端對立、情緒化、社會撕裂的特徵。政治人物和支持者的目標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鞏固權力與對立對手；公共討論不再是理性辯論，而是仇恨與情緒的展演；社會關係不再以互信和善意為基礎，而是被懷疑、敵意與恐懼填滿。更有甚者，當仇恨成為一種政治資源，台灣就會從一座島嶼變成一個戰場，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推上前線的炮灰。

面對這樣的現實，台灣社會必須反思：民主與自由不僅是制度保障，更需要每一個人的理性、包容與善意。否則，即使我們擁有最自由的選票，也可能在政治鬥爭的烈焰中，失去最珍貴的人性與信任。

（作者係中山大學政治學博士）

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台中港、蘇澳港、造船廠、大煉鋼廠、石化工業、第一核能發電廠等，是現在50歲以上的人琅琅上口的「十大建設」，是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1974至1979年間留下的典範政績，他們為台灣打下經濟起飛的厚實基礎，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主因。

十大建設中有六項是交通運輸、三項重工業、一項核能建設，這些計畫帶領台灣走出1973年的能源危機，加速了當時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並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貢獻，因此國人莫不感念經國先生，時至今日他仍是聲望最高的元首，無人能比。

當時經國先生並非沒有阻力，黨內有大老譏諷他「好大喜功」、「浮誇」，黨外有人以高速公路是給有車階級富人蓋的，完全不提一般平民百姓搭乘公路局班車與物資運輸貨車也分享到紅利。對於所有的批評，經國先生說了一句名言：「今日不做，明日必定後悔」，他也說過「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他謹記了孟子所云：「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埋頭苦幹少說話、多做事的精神達標。

時任行政院祕書室主任的張祖詒，回憶他陪經國先生視察高速公路的建設時，經國先生說：「我們要把各項建設，不論硬體軟體，都要落地生根，就像這條高速公路一樣，誰也無法搬動移走，這樣才是真正的所謂『本土化』」。現在一般政客只把「本土化」當作搶票工具，過於狹隘，比起經國先生的「本土化」，足見這個外省仔是多麼愛台灣。

阿扁、蔡英文、賴清德三位總統全靠台獨民粹拿下國家名器，但有哪一位完成台獨？阿扁像吃了誠實豆沙包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蔡英文只知拆解核四，保證電價不漲，留下綠電爛攤子就拍拍屁股走人。賴清德上任後，天天說要團結全民，其「團結十講」其實是搞政治鬥爭的小動作，柯建銘也終於承認搞大罷免是為讓刑法100條在立法院復活。

賴清德講完四講後迄今未再繼續，標準的虎頭蛇尾。但他的「四講」已顯示其內容荒腔走板，錯誤百出，也證明賴上任一年多來完全沒做事，讓國政空轉。

經國先生的「十大建設」是做而不述，不打高空，賴清德的講話是述而不做，人民罵了也不做，成天打嘴砲，唯一做的是讓人看穿製造社會仇恨的大罷免，結果也以大失敗收場。

十大建設能順利完成，因為是造福民生的實事，而賴清德的「團結十講」講不下去，是因為他們背離實事太遠，其中二講的「去雜質說」，更令全民極度反感，請賴清德反思，到底誰才是標準的雜碎？

（作者係聯勤留守署政戰部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