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38年生於台北縣中和，1957年自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外文系，與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1962年留學美國，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碩士。
1966年與丈夫前往中國大陸，1973年舉家移居香港，開始將在大陸的耳聞目睹寫成短篇小說，陸續在香港《明報》發表。1974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完成短篇小說集《尹縣長》，1976年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被譽為「傷痕文學」之始。1979年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之聘，移居美國舊金山。1989年創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並當選首任會長。1995年回台定居，先後出任中央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及台灣大學的駐校作家，南投縣首任駐縣作家(2000)、著作權人協會祕書長(2001-2004)、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2006-2007)。現為晚晴協會、荒野保護協會、銀髮族協會的終身義工。
陳若曦著有《尹縣長》、《慧心蓮》、《突圍》、《完美丈夫的秘密》等小說集，《我鄉與她鄉》、《生活隨筆》等散文集，共計40多本，2008年出版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曾獲中山文藝獎、《聯合報》小說特別獎、吳三連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獎、第15屆國家文藝獎(2011)。其作品被譯為英、德、日、法、挪威等多國文字。
問：您在將近60年前就開始寫作，而且成績斐然，請問您是否當時就決定要成為怎麼樣的作家？
答：我開始寫作時才19歲。當時我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接觸了很多歐美文學作品，很自然地就拿起筆來寫小說。我也跟同班同學一起創辦了《現代文學》，並擔任該雜誌的編輯，引進、翻譯了不少介紹歐美思潮與現代主義的文章，我就以當時流行的意識流書寫方式寫了〈巴里的旅程〉，發表後，我的同學都說看不懂我在寫什麼，我當下決定改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寫作。之後，我以最白話的文字，以自己熟悉的人物、背景為題材，寫下〈辛莊〉，沒想到，台大法文老師黎烈文看了該文，立刻叫他法文班的學生洪智惠（歐陽子）「轉告陳秀美繼續努力」。我當時受到很大的鼓勵。從此決定要以文學反應生活，也開始研究起自己成長環境中熟悉的小人物與鄉土故事，並試著用小說去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
問：文學評論家葉維廉把妳的小說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大學時代的作品；第二時期則是《尹縣長》系列小說，而且兩者風格迥異，您同意這樣的分法嗎？
答：我同意年輕時發表的作品，與從大陸出來後的小說在內容上很不一樣，但寫作方式其實改變不大，只是所寫的背景故事、人物不一樣了。
除了在大學時的領悟，我也受到海明威的影響。他說，要用大家看得懂的語文字寫作，能少寫一個字，就不要多寫一個字。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的小說都很簡潔，絕不寫沒有必要的話。
當然，那樣的分段方式，也是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從1962年離開台灣後就停筆了，其實我在美國發表過英文小說，我的碩士論文也是英文小說，是以我在華西街賣蛇的姑姑的遭遇作為故事背景。如果我繼續留在美國，大概會走上以英文寫小說的路，林語堂、張愛玲都在美國出版過英文小說，有一位韓國作家在美國也有不錯的表現。
問：您的作品相當寫實，所以有人稱您的小說是報導文學，您同意嗎？
答：我不認為我的小說是報導文學，因為報導文學需要交代一件事情的真實時間、地點、人物及經過情形，我則是抽取一件事件的精華，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想像，創作出一篇篇小說。我寫作不想無的放矢，也不僅為表現文字之美，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訊息或啟發。由於寫出來的與原來的故事並不完全相同，所以不是報導文學。
問：您的一生都很精采，其中又以您1966年和丈夫前往大陸定居，七年後又離開大陸這一段特別傳奇，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去，七年後又為什麼離開？
答：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11歲的我，親眼看到官兵在街上抓人，所以當父親告訴我不要碰政治，我一口答應。沒想到不想管政治的我，卻免不了受到政治的影響。
在留學美國時，我與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段世堯結婚。我們都不希望畢業後留在美國為外國人做事。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沒有區別，尤其台灣還在戒嚴時期，1950年代又發生白色恐怖事件，大陸就成為我們學成報效國家的唯一選擇。同時，我們當時都很嚮往社會主義理想，我們看了很多相關書籍，也與對左派理論有研究的人反覆討論。當然，我一向是個實踐派，想到什麼就會付諸於行動，也就覺得去大陸是理所當然的事。也因此，雖然在大陸的七年經歷了不少事，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是一個隨遇而安，生活簡單，沒有太多物質慾望的人，而且去之前就有心理準備，所以物質條件從來不是問題。只是回去時，大陸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政治氣氛變得緊張，人與人之間也開始有距離，我先生及兒子講話又很直率，我擔心遲早會被調查，也擔心如果不離開孩子日後會恨我們。我相信如果不是在文革期間去大陸，應該不會再出來，但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我不後悔去，也不後悔離開。反正，無論在哪裡，我都是中國人。
問：在大陸定居七年的經歷，對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我在大陸七年，可以說一事無成。1969年任教於南京市河海大學，也是陪著誤人子弟。想來想去，只有一點，那就是多認識了自己的同胞。以前，我做為中國人好像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真正認識自己的同胞，也比較瞭解他們在想什麼。
可以說，那段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和文學題材，對我日後的創作影響很大。我1973年羈留香港期間，經常懷念在大陸的朋友，就忍不住動筆，寫出《尹縣長》、《耿爾在北京》一系列描述大陸在文革時期的小說。我是以某個事件或真實經驗作為背景，再把人物放進去，配上一個合情合理的情節，我認為這樣就夠了，怎麼解讀是讀者的事。我也認為，那段經歷讓我對兩岸的政經變化見怪不怪，有一種老神在在的篤定感。
問：您在1980年曾因美麗島事件，帶著一份27位留美作家、學者簽署的請願書回台灣面見蔣經國總統，請問您當時是基於怎麼樣的心情做這件事？
答：1979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海外的作家都很焦急，聶華苓打電話給我，要我返台向蔣經國求情。我怕我人微言輕，就糾集了許倬雲、李遠哲、李歐梵、張系國、杜維明、鄭愁予、楊牧、歐陽子、葉維廉、田弘茂、白先勇等27位海外學者及作家，共同聯署了一封給蔣經國的陳情信，呼籲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要軍法審判。
1980年1月8日，我帶著這一封信飛回睽別18年的台灣，求見蔣經國。我在台期間兩度見到蔣經國，他當時已是病魔纏身的老人，但言辭謙和，平易近人。我表達了海外學人對此事件的憂心，也為高雄事件民運人士求情。第二次見面時，他向我承諾一切會依法處理，並表示「哪怕是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我認為他能有這個心就值得肯定。
當年會做這件事，主要是因為台灣是我從小長大的故鄉，我卻沒有為台灣做過任何事，我想盡一份心力。也就是那次返台，我發現台灣的變化很大，一切恍如隔世，卻又那麼熟悉，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回台定居，但這個計畫一直拖到1995年才實現。
問：您1995年回到台灣定居時已57歲了，請問您當時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嗎？
答：在我遷居美國加州舊金山後，我跟家人過得還不錯，尤其1980年代開始我經常接待兩岸的作家，不少人住過我家，當時還有人戲稱我家是「陳若曦旅館」。但我總覺得美國不是我的家，因此回台定居的心從來沒改變過。
我1995年閏八月回到台灣。我記得回來前，舊金山不少朋友看了《1995閏八月》那本書，都憂心大陸會「武力犯台」，我回來看台灣一點事都沒有。
台灣是我的家鄉，我完全沒有適應的問題。我教書、寫作、旅行、演講，擔任駐校作家，加入晚晴協會、婦女寫作協會和銀髮族協會，也參與環境保護運動，日子過得很充實。只是，先生不願回台定居，我只好主動提出離婚，好讓他在中老年時再找一個伴。我跟他曾經共患難，卻不能白頭偕老，的確有些遺憾，不過分手對兩個人都比較好，我並不後悔。
問：您從1980年代後就經常到大陸開會、旅遊，您感覺這30年來大陸有哪些變化？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改進？
答：過去30多年中，我經常去大陸開會、旅遊，每一次去，我都看到大陸的進步。我接觸最多的是大陸的作家及藝文界人士。1980年代我在美國接待過他們，到了北京也多半是我請他們吃飯。2000年後他們所有人都告訴我「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他們都要請我吃飯。從這個小例子就可以看出，大陸的生活環境大獲改善。而且，從我多次與大陸導遊及民眾的交談中，我發現大陸一年比一年開放。
當然可以改進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我遊覽張家界時，在風景最好的地方，看到一個超大型的賀龍騎在馬上的銅像，我回台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那個銅像破壞了風景原貌，很煞風景。這一篇文章發表後，那個主辦單位就不再請我了，但我是實話實說呀。
問：請問您怎麼看待台灣有些年輕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您認為台灣民眾應該如何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前途？
答：台灣的民主已變成民粹了，社會上充斥著「反中」的極端主義，政治人物又亂開支票，以政策買票，令人憂心。如把台灣的民粹搬到大陸去，那一定會把大陸弄得一榻糊塗。
我認為台灣年輕人的中國意識愈來愈淡，有兩層因素，一是客觀事實，台海兩岸隔離的時間太長了。另一層因素則是台獨份子大肆宣傳台獨理念，民進黨為了選票、得到政權，不擇手段地任意抹黑。當然，國民黨也要負責，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不善用時機修改教科書，扭轉年輕人的國家認同，他還特別推崇日本人八田與一，難道他不知道清朝時期台灣已有水利建設？他這樣做簡直是拍日本人馬屁，也造成上行下效的後果。或許我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民族意識特別強烈。
不管台灣人怎麼想，都沒辦法改變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我常說，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國家則是中國，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兩岸關係愈來愈密切，台灣在經濟上又不得不依賴大陸。我真希望兩岸雙方都能互讓一步，尤其大陸方面可以再大氣一點，譬如改稱「中國」。
我很支持「一國兩制」，因為台灣人普遍希望維持現狀，我相信「一國兩制」能讓台灣人擁有民族的尊嚴，又能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透過自身的軟實力，深化大陸的政治改革。
問：您的小說總是幫女性講話，您自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您認為現代女性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才能活得自在？
答：我年輕時會選擇以「陳若曦」這樣一個中性的名字為筆名，為的就是打破性別的不平等，為女人說話。我回台後加入晚晴協會，是它的終身義工。
我的母親從小就告訴我教育能改變女人的命運。我看到上一代女人不僅忍受被遺棄之苦，連遭受丈夫的暴力也不敢求去，真是可憐。教育為現代女人開啟了就業之門，而經濟自立又提升了人格的獨立和尊嚴。當然有不少高學歷的女性在結婚、有了小孩後就放棄了工作，一旦碰到先生外遇和家庭暴力時，還是會擔心離婚後如何養活自己及小孩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女人保持經濟獨立最為重要。另外，台灣還要加強兩性平等教育，才能真正成為兩性和諧的社會。
問：作為一個文化人，您怎麼看台灣的文學？您認為傳承中華文化可以促進兩岸融合嗎？
答：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必須承認，過去半個世紀，台灣文學受到西方及日本的影響，在文風上有一定的特色。我不贊成台灣作家在作品中夾雜太多台語，畢竟文學作品是要讓大家都看得懂。中國有50多個少數民族，但凡用中文寫作者都應該採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書寫方式。
這幾年大陸很重視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習近平本人也多次表達他對中華文化的看法。這點我很同意，因為只有文化強的國家，才能算是強國。我希望國家領導人能尊重文化專業，多聽取文化人的意見。
至於如何讓文化拉近兩岸人民的距離，很可惜台灣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對於中華文化傳統也比以前淡薄了，現在談兩岸共同復興中華文化，有一點遲，但晚做總比不做好，只是應該要想出一套細緻、全面，又不流於形式的作法，才能產生功效。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停止寫作，現在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哪些方面? 您以為人在面對老年時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態度？
答：我2000年出版《慧心蓮》後就不再寫小說，主要是一坐下來就脊椎痛。這個毛病後來雖經開刀改善了，但我已不想再寫，2008年回憶錄出版後我更幾乎封筆了。我現在除偶而準備演講稿外，寫作對我而言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只在老人福利上盡心盡力。
我現在過著「減法」的生活。住的房子是租來的，生活非常簡單。我希望以後能搬到老人中心去住，連買菜、做飯都可以省了。
我目前擔任婦女寫作協會副理事長，並負責銀髮族協會的藝文工作。這兩個協會旨在豐富婦女和老年人的生活，我號召他們要自尊、自強、自足、自娛。我經常為銀髮族協會成員安排不同的節目，有時聽音樂會，有時喝下午茶，有時體育鍛練，活動滿豐富的。我也是荒野保護協會的終身會員，曾在大安森林公園作志工導遊。
我認為人到老年有三件事情最重要，一是身體健康，二是經濟獨立，三是有老伴或老友。有了這三樣，就可以享受人生了。
7月14日，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國及歐盟與伊朗正式就解決核問題達成協議，為延續了13年的伊朗核問題談判劃下句點，媒體使用「歷史性」來形容談判的成果。
伊核協議是妥協的產物
該協議長達100餘頁，主要重點如下：伊朗重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尋求、開發和獲得任何核武器；落實全面協議將使伊朗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相關決定下完全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力，伊朗核計畫將與該條約其他簽約國受到同樣對待；伊朗會把離心機的數量削減三分之二，從約1.9萬台減少至6,104台；國際社會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再持續5年；國際原子能機構人員可在24天內進入伊朗境內被認為可疑的地點；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實伊朗核計畫的和平性質後，聯合國、美國及歐盟將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如果伊朗方面違反協議，相關制裁將在65天內恢復；伊朗有權對國際查核人員的查核提出異議，由伊朗和六國人員組成的仲裁機構做出裁定；伊朗阿拉克重水反應堆可重建，但僅用於和平目的。
從以上要點看來，伊核協議主要是美伊雙方相互妥協的結果。伊朗外長札里夫稱「這是雙贏的解決方案」。歐巴馬7月15日稱，「若無核協議，伊朗的核計畫將沒有限制，伊朗可能會更接近造出核彈。我們面臨在中東地區出現更多戰爭的風險。」
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可看出，短期的軍事行動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長期的軍事介入也可能徒勞無功，而且已經招致美國人民的反對。況且轟炸只能摧毀有形的具體設施，無法抹掉伊朗已經取得的核科技知識和能力。因此，通過外交途徑談判便成為唯一的選擇，伊核協議可望消除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衝突隱患。除美國外，其他四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德國及歐盟都共同參與了談判，這表明今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無法一國獨霸，而必須與其他大國共治。
中東權力平衡將改變
制裁給伊朗老百姓帶來巨大痛苦，伊朗長期都在尋求如何擺脫孤立的困境，因此，它願意犧牲一部分核權力，換取經濟不再被封鎖，讓自己重新融入世界。2013年羅哈尼當選伊朗總統後，在最高領導哈米尼的支持下改弦更張，展開了與六國加歐盟的新一輪會談。伊核協議達成後，伊朗作為核國家的地位合法化，但是伊朗濃縮鈾製造核彈的能力在10年到15年內將受到嚴格的限制，換來的是解除制裁和重返國際政治舞台。一般分析認為，伊朗未來將更強大，也將更開放，重新加入國際社會會讓伊朗更為繁榮昌盛，隨著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擴大，溫和路線會占上風。
伊核協議也將影響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伊朗與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都是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支點國家，在地區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因受國際制裁的影響，伊朗的大國地位長期未受到重視。事實證明，在維護伊拉克局勢穩定，打擊伊斯蘭國組織，解決葉門問題、敘利亞內戰和推進中東和平進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伊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西方制裁解除後，伊朗可借機鞏固這些地緣政治的成果，逐步擴大地區影響力。今後美國支持及依賴以色列的力度可能將降低，對沙烏地阿拉伯亦復如是。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格局會發生變化。
美伊數十年的敵對使雙方都面臨國內主張強硬路線人士的質疑。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18日表示，伊核協議「不會改變」伊朗對「傲慢」美國的立場，不會改變對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以及對葉門、巴林「受壓迫人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伊朗人民則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一場勝利，但軍方尤其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對查核機制有疑慮，認為會侵犯伊朗主權。再過7個月伊朗就要舉行國會選舉，選舉結果將反應民意。
協議成為外交協商範例
由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有60天的時間來審議伊核協議。歐巴馬在7月15日的記者會上呼籲國會給予支持。共和黨人，尤其是有意爭取下一任總統提名者，則迫不及待地抨擊協議，他們表示將投否決票。歐巴馬也表示，如果國會投票反對，他將動用總統的否決權，但如果參議院有13個民主黨籍參議員「叛黨」，就能夠讓共和黨取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使歐巴馬的否決無效。傑布‧布希認為協議不是外交的產品，而是綏靖姑息的結果。希拉蕊則改變過去鷹派的立場，表明伊核協議是阻止伊朗實現核野心的重要一步。伊核協議能否在美國國會順利通過，尚在未定之天。
不過，伊核協議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以政治協商解決重大爭端的榜樣，值得今後處理其他國際熱點問題借鑒。伊核協議也是未來新興工業國應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範例。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2015年7月5日希臘歷史性公投，以61.31%壓倒性否決了對債權人所提出的新撙節要求，固然暫時解除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下台危機，卻也爆開歐元加速弱化的新危機，不過，7月9日晚間希臘所提出的新改革與減支方案，以及7月12日歐盟高峰會議所設定的「國家財政主權大接管」方案，則等同於要逼迫齊普拉斯立即下台。
整個新版的希臘悲劇，初看似純屬希臘財政失敗，其衝擊影響也看似應該止於國家破產及債券價值的失靈失速。但是，國際間其實早就看出，股債市已利空出盡，不會再繼續敗壞下去，即使發生上海疑似股災大崩盤事件，也都判斷會很快止跌回升，也就是說，國際股市可以轉回到經濟基本面的正軌上。不過，整起事件引發了希臘金融服務體系崩壞，直接拖累歐元地位，並引申出國際性新貨幣金融危機，其國際效應與市場殺傷力將更深更大，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明顯地因「希臘因素」而激起「集體下貶」(collective devaluations)的新貨幣戰爭。
加強版的財政撙節計畫
齊普拉斯7月9日晚間提出一項改革與減支方案，以換取三年535億歐元（592億美元，約台幣1兆8463億元）的紓困貸款，同意增稅減支等撙節措施，換取債務重整。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頓時大減，歐美股市以大漲回應，紐約三大指數開盤後漲幅超過1%。
希臘此次所提新計畫方案「先期行動」的內容，與債權機構6月26日提出的要求，包括設定主要預算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提高加值稅的「增稅」計畫，以及「減少退休金支出」的改革年金制度等幾乎一致，其所列金額也差不多，希臘也主張重組債務結構，同時提出一項350億歐元的成長方案。少數的差異是，希臘仍要求離島地區應適用較低稅率，並堅持年金改革法於2015年10月起實施（債權機構之前要求必須「立即實施」）。
希臘趕在截止期限前提案，立刻獲得法國和義大利的肯定。不過提案承諾的撙節措施與6月26日國際債權人的提案幾乎雷同，等於繞了一圈後，又回到原點。
希臘脫離歐元區機率銳減
歐元集團主席戴松布倫形容希臘新改革計畫內容「周全」，法國總統歐蘭德稱讚此次改革計畫「認真、可信」，已然證明希臘決心留在歐元區；但是，德國則仍然表示目前不做判斷，一切留待專家初步評估。
德國總理梅克爾及其政府承受極大壓力，必須軟化德國內部抗拒債務救濟的立場。歐元區會員國對於提供減輕希臘債務議題持開放立場，但若涉及「減記」(write-down)債務的本金，恐怕就很難獲得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等保守派的首肯，目前這仍是希臘與三巨頭爭論的主軸；希臘債務已達到其GDP的170%以上。
希臘脫離歐元區的機率降到2015年來最低，雙方在7月12日大限前達成協議，並且會很快正式展開第三次紓困案的談判（總額535億歐元、為期三年）。歐洲央行也將因此增加對希臘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S)，使希臘銀行在最近期內可望重新開業。
五個結構性棘手問題
儘管希臘7月9日提出最新紓困提案，願意接受國際債權人先前所設定的「財政撙節」條件，但希臘經濟前景卻不可能從這項最新撙節措施中得到實質好處，希臘想要經濟有效復甦並恢復市場競爭力，就必須優先解決五個結構性的棘手問題。
第一是如何優先解除退休金定時炸彈。解決希臘年金是必須最優先處理的問題。倘若放任不理，則單是「年金赤字」2030年將達希臘GDP的7%到8%，這已是無法迴避的改革重點。
第二是如何有效打擊逃漏稅。希臘設法積極解決「稅收不足」和「稅捐逃避」的莫大缺漏問題。希臘稅務稽查單位估計，每年光是逃稅短收金額，就高達450億歐元，相當於GDP的15%。
第三是如何繼續吸引並有效拉攏外資。希臘必須簡化窒礙難行的機制，制定透明、可靠且負責任的相關規定。這樣才能有助於希臘重返國際債券市場，解脫對短期紓困措施的絕對依賴。
第四是如何促進經濟多元化與提振出口。希臘悲劇的癥結是，高價值經濟活動發展滯後，造成國家經濟結構多元性嚴重不足的殘缺；出口方面，2014年希臘貿易赤字高達205億歐元，主因是能源進口暴增，而希臘企業又保不住國際市場，勢需高效提振對外貿易，促進希臘企業打進外國市場，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第五是人才荒。公共債務危機已造成希臘失業率翻倍至26.9%，青年失業率更超過50%。
這些存在於希臘本身自體的內在難題，都不是解決了即期紓困案就會自動消失的結構性問題，除了自己振作努力之外，任何外來的經濟援助恐怕都是無效的。
希臘財政主權被剝奪
然則，局勢一直迭變不已，7月12日歐盟峰會為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關鍵決策研商，在超過10個小時談判的過程中，多數歐盟會員國都鐵了心，芬蘭政府更擺出最強硬立場，敦促歐盟正式要求希臘交出「國家財政權」，並提供500億歐元資產扺押，否則應予「暫時退出歐元區」。
在這項高度剛性的要求下，歐盟及IMF等三巨頭正式進駐雅典，所有希臘政府的財政法案，都必須先取得三巨頭的共識同意後，才能提交希臘國會進行審議討論，這讓三巨頭形同「太上皇」，使希臘的財政主權根本喪失，這也表示歐盟峰會領袖已決意要弄走齊普拉斯；不過，另一方面，歐洲大左派的「反撙節聯盟」成員也正號召聚集10萬群眾反對梅克爾。
對國際貨幣市場的衝擊
歐洲社會面對希臘事件的解決方式與可能結局，已成為當前最能撩撥全世界金融市場的焦點，這也使得這齣「新版希臘悲劇」的戲碼張力十足。
儘管長時間以來歐洲央行一直盡力淡化「希臘因素」對歐元的衝擊效應，但希臘事件的震盪延燒，早已肇致歐元區的政經劇烈波動，使得歐元國際地位一路下滑。尤其，最近事態對外擴大蔓延，希臘資金大量外逃，存款急速被提存，銀行業面臨大崩潰。
自2014下半年起，對國際資金動向敏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多因「希臘因素」促衰歐元，並出現了「集體匯率下貶」的新格局。
國際機構一般預期2015年下半年，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會因「希臘因素」而出現新一輪危機；而且除非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不再積極蠢動，否則，甚至連東亞區域經濟國家的貨幣也都將受到牽連而動盪不安。
最近許多國際機構已明確指出，第一個沉不住氣的亞洲大國是日本。日本早就在一個月前，領先挑起新一輪的貶值潮。這次「希臘因素」暴衝歐元地位的突發政治事件，勢將加大日圓的貶值力度，對於升高亞洲貨幣的戰爭更具推波效應，刻正普遍受到國際關注，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更不容小覷。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2015年7月5日希臘歷史性公投，以61.31%壓倒性否決了對債權人所提出的新撙節要求，固然暫時解除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下台危機，卻也爆開歐元加速弱化的新危機，不過，7月9日晚間希臘所提出的新改革與減支方案，以及7月12日歐盟高峰會議所設定的「國家財政主權大接管」方案，則等同於要逼迫齊普拉斯立即下台。
整個新版的希臘悲劇，初看似純屬希臘財政失敗，其衝擊影響也看似應該止於國家破產及債券價值的失靈失速。但是，國際間其實早就看出，股債市已利空出盡，不會再繼續敗壞下去，即使發生上海疑似股災大崩盤事件，也都判斷會很快止跌回升，也就是說，國際股市可以轉回到經濟基本面的正軌上。不過，整起事件引發了希臘金融服務體系崩壞，直接拖累歐元地位，並引申出國際性新貨幣金融危機，其國際效應與市場殺傷力將更深更大，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明顯地因「希臘因素」而激起「集體下貶」(collective devaluations)的新貨幣戰爭。
加強版的財政撙節計畫
齊普拉斯7月9日晚間提出一項改革與減支方案，以換取三年535億歐元（592億美元，約台幣1兆8463億元）的紓困貸款，同意增稅減支等撙節措施，換取債務重整。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頓時大減，歐美股市以大漲回應，紐約三大指數開盤後漲幅超過1%。
希臘此次所提新計畫方案「先期行動」的內容，與債權機構6月26日提出的要求，包括設定主要預算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提高加值稅的「增稅」計畫，以及「減少退休金支出」的改革年金制度等幾乎一致，其所列金額也差不多，希臘也主張重組債務結構，同時提出一項350億歐元的成長方案。少數的差異是，希臘仍要求離島地區應適用較低稅率，並堅持年金改革法於2015年10月起實施（債權機構之前要求必須「立即實施」）。
希臘趕在截止期限前提案，立刻獲得法國和義大利的肯定。不過提案承諾的撙節措施與6月26日國際債權人的提案幾乎雷同，等於繞了一圈後，又回到原點。
希臘脫離歐元區機率銳減
歐元集團主席戴松布倫形容希臘新改革計畫內容「周全」，法國總統歐蘭德稱讚此次改革計畫「認真、可信」，已然證明希臘決心留在歐元區；但是，德國則仍然表示目前不做判斷，一切留待專家初步評估。
德國總理梅克爾及其政府承受極大壓力，必須軟化德國內部抗拒債務救濟的立場。歐元區會員國對於提供減輕希臘債務議題持開放立場，但若涉及「減記」(write-down)債務的本金，恐怕就很難獲得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等保守派的首肯，目前這仍是希臘與三巨頭爭論的主軸；希臘債務已達到其GDP的170%以上。
希臘脫離歐元區的機率降到2015年來最低，雙方在7月12日大限前達成協議，並且會很快正式展開第三次紓困案的談判（總額535億歐元、為期三年）。歐洲央行也將因此增加對希臘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S)，使希臘銀行在最近期內可望重新開業。
五個結構性棘手問題
儘管希臘7月9日提出最新紓困提案，願意接受國際債權人先前所設定的「財政撙節」條件，但希臘經濟前景卻不可能從這項最新撙節措施中得到實質好處，希臘想要經濟有效復甦並恢復市場競爭力，就必須優先解決五個結構性的棘手問題。
第一是如何優先解除退休金定時炸彈。解決希臘年金是必須最優先處理的問題。倘若放任不理，則單是「年金赤字」2030年將達希臘GDP的7%到8%，這已是無法迴避的改革重點。
第二是如何有效打擊逃漏稅。希臘設法積極解決「稅收不足」和「稅捐逃避」的莫大缺漏問題。希臘稅務稽查單位估計，每年光是逃稅短收金額，就高達450億歐元，相當於GDP的15%。
第三是如何繼續吸引並有效拉攏外資。希臘必須簡化窒礙難行的機制，制定透明、可靠且負責任的相關規定。這樣才能有助於希臘重返國際債券市場，解脫對短期紓困措施的絕對依賴。
第四是如何促進經濟多元化與提振出口。希臘悲劇的癥結是，高價值經濟活動發展滯後，造成國家經濟結構多元性嚴重不足的殘缺；出口方面，2014年希臘貿易赤字高達205億歐元，主因是能源進口暴增，而希臘企業又保不住國際市場，勢需高效提振對外貿易，促進希臘企業打進外國市場，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第五是人才荒。公共債務危機已造成希臘失業率翻倍至26.9%，青年失業率更超過50%。
這些存在於希臘本身自體的內在難題，都不是解決了即期紓困案就會自動消失的結構性問題，除了自己振作努力之外，任何外來的經濟援助恐怕都是無效的。
希臘財政主權被剝奪
然則，局勢一直迭變不已，7月12日歐盟峰會為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關鍵決策研商，在超過10個小時談判的過程中，多數歐盟會員國都鐵了心，芬蘭政府更擺出最強硬立場，敦促歐盟正式要求希臘交出「國家財政權」，並提供500億歐元資產扺押，否則應予「暫時退出歐元區」。
在這項高度剛性的要求下，歐盟及IMF等三巨頭正式進駐雅典，所有希臘政府的財政法案，都必須先取得三巨頭的共識同意後，才能提交希臘國會進行審議討論，這讓三巨頭形同「太上皇」，使希臘的財政主權根本喪失，這也表示歐盟峰會領袖已決意要弄走齊普拉斯；不過，另一方面，歐洲大左派的「反撙節聯盟」成員也正號召聚集10萬群眾反對梅克爾。
對國際貨幣市場的衝擊
歐洲社會面對希臘事件的解決方式與可能結局，已成為當前最能撩撥全世界金融市場的焦點，這也使得這齣「新版希臘悲劇」的戲碼張力十足。
儘管長時間以來歐洲央行一直盡力淡化「希臘因素」對歐元的衝擊效應，但希臘事件的震盪延燒，早已肇致歐元區的政經劇烈波動，使得歐元國際地位一路下滑。尤其，最近事態對外擴大蔓延，希臘資金大量外逃，存款急速被提存，銀行業面臨大崩潰。
自2014下半年起，對國際資金動向敏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多因「希臘因素」促衰歐元，並出現了「集體匯率下貶」的新格局。
國際機構一般預期2015年下半年，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會因「希臘因素」而出現新一輪危機；而且除非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不再積極蠢動，否則，甚至連東亞區域經濟國家的貨幣也都將受到牽連而動盪不安。
最近許多國際機構已明確指出，第一個沉不住氣的亞洲大國是日本。日本早就在一個月前，領先挑起新一輪的貶值潮。這次「希臘因素」暴衝歐元地位的突發政治事件，勢將加大日圓的貶值力度，對於升高亞洲貨幣的戰爭更具推波效應，刻正普遍受到國際關注，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更不容小覷。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目前兩岸經濟都處於亟需調整的關鍵時期，大陸提出了具有宏觀思考的創新戰略，對台灣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台灣如何做路徑選擇將是未來榮枯的關鍵。
大陸發展策略的創新重點
大陸近年進入了新的經濟發展調整時期，本質是經過30多年的高增長期後，社會經濟結構出現種種不適應的問題，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改革調整。面對這些挑戰，大陸政府通過冷靜分析，深入思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具有創新性的發展戰略，其中最具震撼力與影響的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一帶一路戰略。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首先向各國發出共同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呼籲。2014年5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構想，即一帶一路戰略。這一戰略的重點是以大陸經濟活力為支撐，以中國向外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為出發點，以建設便捷的經濟走廊為依託，搭建共同參與的開放平台，通過互聯互通，實現促進各國共同成長的目標。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大陸對外開放戰略2.0版本的主要內容，為大陸經濟發展奠定更深厚的基礎，更是大陸謀求擺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系，創建獨立的經濟產業運作體系的重要嘗試。
二是創設亞投行。創設亞洲基本設施開發銀行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配套措施，於2013年10月由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旨在以中國大陸雄厚的外匯儲備為後盾，吸引更多的外來資金助推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助推一帶一路戰略運作。2015年6月底中國等57個國家簽署建行協定，簽署國既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發達國家，也包括東南亞、南亞、中亞等發展中國家。
三是制定製造業2025規劃。2014年初，中國工程院首先提出了2025年進入製造強國行列的指導方針和優先行動方案，隨即工信部、發改委、科技部與國資委著手聯合編製《中國製造2025》規劃，以堅持製造業是大陸的優勢產業為前提，以推動大陸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為手段，以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為目標，以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由低成本競爭優勢向品質效益競爭優勢轉變；由粗放製造向綠色製造轉變；由生產型製造向服務型製造轉變，以體現資訊技術與製造技術深度融合的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製造為主線。李克強總理在今年3月人大會議上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將規劃綱要定位在國家發展戰略層次。
大陸新發展戰略的啟動，顯示大陸政府對未來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也是目前大陸經濟實力的體現，因此得到周邊相關國家的熱烈回應。對台灣來說，大陸的調整與創新是挑戰，更是機會，台灣發展戰略不能不做出相應調整。
台灣經濟與兩岸關係困局
台灣經濟近年明顯放緩，2008-2014年經濟增長率只有3.4%，甚至還不及2000-2008年的4.1%。其直接後果有兩個，一是收入增長緩慢，實質收入衰退。2007-2014年間台灣工業與服務業受雇人員平均薪資增長6.6%，而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9.3%。二是中、青年失業居高不下，2014年台灣失業率已從2009年的5.85%降為3.96%，而15-24歲年齡段的失業率仍高達12.63%。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當局施政產生兩方面的壓力，一是迫使其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更多的用於社會福利，二是難以確定改革戰略，準確把握調整力度。
台灣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即製造業無整合、服務業缺品牌。台灣經過幾十年的代工模式發展後，目前製造業專精於零部件生產，但仍缺少原創技術專利，整合型終端產品依舊不足，檔次不高。而占台灣GDP近2/3的服務業，更缺少知名品牌與規模，內向型企業占了多數，經營者缺少國際競爭的眼光與膽魄，僅僅滿足於對台灣市場的爭搶，最多只能在大陸和華人華僑占有經濟優勢的東南亞地區一展拳腳，無法貼近歐美市場的需求，占領世界高端的消費服務市場。
與此同時，兩岸關係也進入了新的和平發展時期。七年多來，兩岸兩會簽署了21項協議，經貿與人員文化交流迅速擴大，但隨著兩岸協商進入所謂深水區，兩岸發展路徑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即缺乏政治互信基礎的問題日益凸顯。近一年多來出現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現象，諸如兩岸服貿協議簽署兩年後仍無法生效，而貨物貿易協定協商舉步維艱等，最凸出的現象是去年爆發帶有鮮明反中特色的3.18學運，在台灣至今仍得到社會輿論的偏袒維護。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台灣社會對社會經濟趨於停滯，生活改善放緩的強烈不滿，而集中表現在對兩岸和平紅利分配的不滿。兩岸服貿協議中，大陸對台灣的開放幅度遠大於台灣對大陸的開放，但台灣依然有部分受到衝擊的產業代表鼓噪協議不公，而社會也從同情轉向認同這些相對邊緣產業的觀點，進而否定兩岸服貿協議意義的結論，從而拖累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局。
兩岸關係出現新變局，歸根結底，仍是台灣對其發展路徑認知的嚴重分歧所致。這種分歧在政治上表現為藍綠惡鬥，其爭論焦點就是要不要通過擁抱大陸，發展兩岸關係來創造台灣新的發展生機。去年九合一選舉前後，島內社會流行著要終結藍綠惡鬥局面，結果是藍敗綠勝，實際上絲毫沒有結束藍綠分野的根源。只要台灣社會沒有對未來改變做好徹底的準備，那麼惡夢就不會終止。
台灣經濟兩難終須一決
當今世界大勢一方面是大陸快步疾進，正改變著東亞乃至全球的經濟格局，一方面是歐美日深陷發展瓶頸。值此變化時刻，台灣卻一味苛求從為時尚短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中能分得更多紅利，渾然忘記了整體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上個世紀60、70年代，台灣抓準了世界產業變遷的脈博，為其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如今世界經濟格局同樣正發生深刻的變革，台灣如錯過、喪失其中所賦予的機會，必將日漸沉淪。
台灣社會已進入中等發達地區，對固有的發展路徑已經產生嚴重依賴，經濟與產業轉型步履艱難，實現向上躍升的難度加大。鑒於現實可能性而言，台灣未來無外乎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繼續依賴歐美日，加入TPP是其中重要的選項，二是拓展大陸市場，背靠大陸，積極加入RCEP等區域性經濟組織。
實際上，台灣想繼續往昔單純面向歐美的發展路徑已經不復存在，第二條路徑實際上早已成為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台灣社會雖然因為受到過去成功思維的局限，在少數政客別有用心的操縱下，持續抵制這一趨勢，這也正是台灣經濟增長動力趨弱的外在因素。
兩難之中終須一決，台灣是要調整航向，自覺地擁抱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增長，還是抱殘守缺，繼續坐待美日經濟的再創輝煌。前者也許需要台灣屈尊降貴，開放心胸，但卻是台灣經濟振衰起敝的不二選擇。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2013年8月，大陸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29日正式掛牌。上海自貿區是大陸新一輪對外開放的「試驗田」，是以開放促進改革的新特區。上海自貿區成立一年多之後，2014年12月12日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廣上海試點經驗，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以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12月28日該會通過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的總體方案，以及擴展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推動第二波自貿區的試點計畫。
自貿區的建設，在大陸對外經貿發展策略上扮演何種角色，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具有何種意涵，均值得關注。
自貿區的戰略意涵
19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經貿出現明顯的轉變。其一，隨著WTO的成立，經濟全球化固然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潮流，但由於WTO多邊談判延宕，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和自由貿易區協議成為發展趨勢，改變了國際產業分工格局，對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的衝擊。
其二，隨著社會變遷、產業轉型，服務業的重要性逐漸增加，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現代服務業比重更逐步提高。目前西方已開發國家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高達70％左右。
其三，高規格、高標準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規範。傳統的區域一體化協定以降低關稅和配額的政策為主要目標，但是近年來在美國和歐盟等國家的引領下，自由貿易區協定成為已開發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謀求有利地位中的戰略平台，並且成為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推進談判平台，區域經濟整合呈現要求更高的市場開放度和更高標準的貿易規則。
面對國際經貿形勢和格局的轉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其外貿體制和形勢卻無法配合國際環境轉變的新機遇，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外貿體制存在嚴重缺失，貿易便利化不足，通關程序複雜，監管部門信息不能共享，貿易成本增加，削弱了大陸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第二，服務業相對落後，服務領域開放不足；外資管理體制與已開發國家普遍實行的「負面清單」式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不一樣，現行審批管理內容不合時宜，審批程序複雜；投資軟環境，包括政策透明度、穩定性與可預見性較低、法律法規執行的標準不統一、行政事業性收費不夠規範等。第三，大陸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落後，管理主體多元，管理範圍交錯，權限職責不清，政策的系統性差，管理體制中的深層次矛盾制約了企業走出去。
經濟體制的落後和缺失，也阻礙了大陸參與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早期大陸所簽署的FTA基本上集中於關稅減讓、原產地規則、技術壁壘、服務貿易和投資等傳統領域。但是近年來區域經濟整合協議已經涉及知識產權、環境等非傳統領域議題，因此，大陸經濟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已勢在必行。
面對著國際經貿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壓力，近年來大陸已積極調整其經濟發展策略，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其主要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強服務貿易發展；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並在推進現有試點的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戰略，強調堅持世界貿易體制規則；全方位推進區域經濟合作，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自貿區的目標和規劃
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是大陸的重要國家戰略。所賦予的五大任務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其中，重點發展服務業的擴大開放、強化服務業的外人投資，並發展先進製造業及生產性服務業。
依據大陸的戰略規劃，透過設立自貿區，可以在一個相對可控的範圍內，藉由推進投資管理和服務業開放的試點改革，探索與國際規則接軌的發展機制，逐步形成應對國際貿易規則變化的緩衝區和示範區，從而有助於大陸進一步提升應對 TPP 和 TTIP 的主動性，為未來融入國際貿易建立新機制。
根據大陸方面的認知，上海自貿區實施一年多來，各項改革開放措施次第推展，包括：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已經基本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有效運行；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創新制度有序推進；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也已經初步形成；簡政放權等改革效應正在逐步顯現，形成了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創新成果，為在全大陸範圍內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了新途徑，積累了新經驗。
至於廣東、天津和福建等第二波自貿試驗區，大陸也設定其發展目標、主要任務和措施及功能劃分。廣東自貿區以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大平台為基礎，立足於大陸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融合，以深化粵港澳合作為重點，依托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建設粵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全大陸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先行地。
天津自貿區的主要特色，對大陸內部而言，將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重點發展航空航天、裝備製造、新一代資訊技術等高端製造業和研發設計、航空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以及發展以金融創新為主的現代服務業；對外，將配合「一帶一路」的國家建設戰略，發揮作為亞歐大陸橋重要的東端起點，以及配合國家推動高質量自由貿易協定戰略，先行先試構建符合國際化和法治化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特別對接中韓自貿協定，屆時將加快與韓國的投資與貿易交流合作。
至於福建自貿區則是由福州、廈門、平潭三地聯合申報而獲得批准。福建自貿區除複製上海自貿區的經驗，又具有自身的特色。福建自貿區將重點面向台灣，實現海峽兩岸更緊密的經貿聯繫，特別是希望能承接台灣高端產業轉移。此外，福建自貿區亦期望能拓展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對兩岸經貿發展的影響
大陸推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包括設置自由貿易試驗區、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其中，除了福建自貿區具有濃厚的對台戰略意涵外，基本上乃基於大陸本身的內外在環境考量，甚至有其爭取國際經貿話語權的深切構思，而此一發展策略的起始點和試驗點便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
從大陸內部環境來看，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大陸社會經濟已出現明顯的轉變，特別是2008年遭到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人口紅利、資源環境紅利等已逐漸衰減，大陸經濟必然逐步降落到中低增速的「新常態」時，在即將到來的「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2020），如何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舖陳良好的體制環境並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便是個重要的發展策略。
在國際環境方面，過去十餘年來，國際經濟格局已發生深刻的調整，外部需求出現常態性萎縮，支撐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需環境已不復存在。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改變了大國的博奕策略。如美國短期採取量化寬鬆和擴大出口，中期推動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就業，而長期則謀劃與已開發國家重構國際貿易規則，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高標準投資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等新規則體系。這將改變經濟全球化的多邊制度框架，並會導致國際經貿規則和環境的轉變，使諸多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因此面臨被邊緣化的困境。因之，如何進行體制的調整和改革，並增加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參與權和話語權，便是近年大陸對外經貿政策決策的重要考量。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非一蹴可成，它必須經歷試驗的階段。但是近年來大陸積極搭建其具有影響力的區域治理平台，並已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中心，這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無法忽視的事實。在四個自貿區的對台戰略方面，主要反映於福建自貿區的政策設計。
福建自貿區深化兩岸合作
福建自貿區的總體發展目標是要創新兩岸合作機制，推動貨物、服務、資金、人員等各類要素自由流動，增強閩台經濟關聯度。主要任務和措施則是要推進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率先推進與台灣地區投資貿易自由化、推進金融領域開放創新和培育平潭開放開發新優勢。
在具體措施方面，福建省自貿區已提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五項創新舉措，亦即1.探索閩台產業合作的新模式；2.擴大對台服務貿易開放；3.推動閩台的貨物貿易自由化，創新監管模式，尤其是關檢方面；4.推動兩岸金融合作的先行先試；5.促進兩岸往來的更加便利。在平潭綜合實驗區設置平潭對台小額商品交易市場、商務營運中心、台灣創業園、平潭跨境電子商務，以及嵐城、金井灣、澳前等三個片區，針對台商提供優惠政策，以吸引台商投資。
面對大陸以自貿區建設為起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發展策略，其所可能造成世界經濟格局，特別是亞太地區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和衝擊，台灣方面應採取積極的因應對策，繼續推進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以避免經濟被邊緣化。
（作者係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被騙本來是件最難堪、最痛苦的事，可是在台灣卻變成了集體的快樂，讓有識之士在納悶之餘，很想找出其中的緣由。
西遊記第120回，其中最關鍵的情節就是孫悟空在大鬧天宮後被抓，送進太白金星的煉丹爐，不但沒被煉死，反而煉就出一雙火眼金睛，能識假才能降妖，才能助唐僧到西方取得真經，捍衛真理。
這世上，誰最需要說謊？除了善意謊言之外，一切惡意謊言必是出自包藏禍心，巧取豪奪的加害者。他們先用謊言麻痺被剝削者的知覺，然後對被剝削者敲骨吸髓，被剝削者渾然不覺痛苦。這樣合理嗎？
謊言如要產生作用，必須先營造謊言可以流通的環境，其第一步就是在學校系統地推行愚民教育。教育方法以填鴨子式的灌輸為主，使得受教者不會獨立思考，讓學生帶上有色眼鏡，形成各種偏見。讓學生知道很多事和現象，卻不允許他們懂得如何在諸多表面現象中，去偽存真，去蕪存精，探尋事物內在的聯繫和必然的因果關係，以取得事物的本質和真相真理。使學生成為「知而不識」的假知識分子，這樣的教育成品以碩士、博士的姿態出現於社會各個角落，把愚民的成果最大化。
另外，通過各種媒體，隨時隨地推廣迷信，讓人們相信沒有根據地盲目相信，並用各種詭辯術來扭曲真象，製造假象。如：無中生有、以偏概全、斷章取義、人身攻擊、偷換概念、雙重標準，以眾暴寡、移花接木、相對的事絕對化，詭辯邪術有百種之多。這是台灣社會時時、處處進行的愚民教育，與學校系統的愚民教育雙管齊下，效果驚人。
為避免受到謊言的禍災，我們有必要像孫悟空一樣，努力為自己煉就出一雙火眼金睛，探求「人的正確認識從哪裡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有的理論最初都是來自實踐，而理論的發展也需要實踐的印證才能確立。因此，在做學問時，切莫依賴空談。不要輕信貼有標籤的論斷，以免「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
本質無法展現它自己。馬克思說：｢如果現象直接等於本質的話，一切的科學就變得無意義了。｣只有通過認清表面現象，才能經分析綜合而得出本質。而現象又有三性，即：片面性、階段性、和欺騙性。
現象的片面性：一事一物，從這邊看與從那邊看是不一樣的，從裡層看與從外層看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多角度、多層次的觀察是必要的，否則瞎子摸象很不周全。調查、統計、研究，再三反覆，雖然不可能做到一點也沒有遺漏，但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避免遺漏。面對這樣嚴謹而得到的本質，我們由此可以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也要判斷有保留，實證確立總結。｣
現象的階段性：事物永遠在發展中，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形貌、性質特點。如青蛙的卵、蝌蚪到成蟲，癌症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都非常不一樣。用第四期的醫療方法來治療第一期的癌症，那是欲益反損的事，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要把握事物的全過程，從來龍去脈的事物史中深入了解。有時需耐心等待，讓潛藏的事物完全浮出水面，才能見到廬山真面目。
現象的欺騙性：自然而然的欺騙，如：人久病不癒、或在極度疲勞、恐懼、憂愁的情緒影響下，會產生幻覺。鬼火在夜裡會追著人跑，你跑它就跑，你停它也停，那是你移動身體的空氣帶著它移動。自然界中又有許多週而復始的現象，日蝕、月蝕、月亮變紅了。還有錯覺，如海市蜃樓及各種錯覺藝術。另外，有人為的欺騙，可以娛樂人們的魔術，賭場上的老千，都是運用了障眼法。而無中生有的造謠，把人事時地物，說得非常逼真，甚至拍出紀錄片給你看。在一部經過造假剪接的紀錄片，或是以偏概全的幾張照片，能讓我們看得到真相嗎？排除現象的欺騙性，需要冷靜觀察、分析驗證，並找出破綻、沉著應對。
了解現象的三性，才能沿著感性的─「知」的現象階梯，更上層樓，而上升到理性的─「識」本質的高度。這時，誰想騙你，就不怎麼容易了。這時，我們再也不會以被騙為樂，而會以認識本質為樂。一旦得到真知灼見，你會興奮地歡呼：「朝聞道，夕死可也」，請自覺地告訴自己：｢永遠不要做被欺騙的腦殘人｣，欺騙是最傷人尊嚴的事，所以，要一不騙人，二不被騙。
最後，請大家欣賞一首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掩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登上哲學的最高層，謊言的妖霧又能奈我們何？
（作者係退休中學國文教師）
台灣今年上半年的經濟表現不太理想，原先規劃的成長目標可能無法達成，全年的經濟成長率能否「保三」都成了未知數。為此，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7月12日邀集了多位財經首長和專家學者開會，希望能夠找出對策。行政院長毛治國在得知有這麼一個會議之後，臨時要求參加，親臨會場聽取討論和建言。
會中，有學者建議，可以善用陸資，打「大陸牌」，卻引起了與會者不同的看法。有政府官員坦言，台灣長期以來都有人擔心經濟上倚賴大陸過深，加上目前氛圍不對，談大陸過於敏感，所以，無法打這張牌。
前述的說法，的確反映了台灣的政治氛圍，但也點出了台灣的死穴。台灣的經濟情勢，不客氣地說，就像溫水裡的青蛙，由於無知或者不肯面對現實，硬是把大陸拒於門外，讓自己困在悶經濟中，等著水溫逐漸升高，危機不斷加重，邊緣化日益加深。
從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大趨勢看台灣的出路，尤其是產業發展的出路，脈絡其實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台灣必須善用本身既有的要素天賦，在國際分工體系裡找到自己的利基，然後，依循比較優勢的原則，發展有競爭力的產業，或者在相關產業鏈中卡位。
由於台灣本身的市場規模不夠大，人才數量不夠多，技術能量不夠強，大多數時候，無法自給自足地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所以，台灣必須在境外尋找合作夥伴，把競爭優勢鑲嵌進各個值得投入的產業鏈組合裡，成為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然後，伴隨產鏈業的發展水漲船高，或者，精進本身的技術能量，在產業鏈中提升層次，邁向附加價值更高、更具主導地位的環節。
中國大陸由於市場規模龐大，人才數量眾多，技術能量與台灣有許多可以互補之處，再加上兩岸地理距離鄰近，語言文化相通，按照常理來思考，本來應該是台灣境外合作夥伴的首選。然而，因為政治因素的干擾，台灣始終不敢大開大闔地與大陸往來，總是謹小慎微地怕東怕西，防左防右，在兩岸之間設下許多人為障礙。
的確，有如前面提及的政府官員所說，台灣長期以來都有人擔心經濟上倚賴大陸過深。問題是，這樣的擔心是對的嗎？這種心態如果不改，台灣會面對什麼樣的經濟前景？
很清楚的事實是，經濟規律不會因為政治考量而轉彎。台灣如果不敢利用兩岸之間原本存在的互補優勢，乘勢而起，結果，就是別人會順勢遞補，然後，機會不再回頭。從1996年李登輝宣布「戒急用忍」開始，台灣就在大陸不斷成長的勢頭中，抓不住潮流，跟不上隊伍，一路向下沉淪。如今，已經落得斯人獨憔悴了，卻還硬要死守深閨中，如此地自作孽，經濟悶，能怪誰？
其實，台灣並不需要唯大陸馬首是瞻，我們只要把大陸當作一個可以正常交往的經濟體，拿對待美國和日本相同的標準，來和大陸打交道就行了。撤除兩岸之間不必要的人為障礙後，被壓抑的台灣競爭優勢就會自然顯現，無論是台灣本身的企業，或者是外資與陸資，各自會找到它們認為值得投資的亮點，紓解民間投資不足這個悶經濟的最主要癥結。不此之圖，什麼解決問題的方案，都是自欺欺人而已。
中國大陸藉由「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國際產能合作」等等的規劃，將建構出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貿易平台和生產網絡，擺脫美國在西太平洋想要圍堵中國大陸崛起的企圖。從亞投行獲得英國、法國、義大利和德國等歐洲重量級國家的響應看來，大陸經由中亞、西亞和南亞與歐洲聯通的規劃，成功的機會頗大。面對這個大局勢的變化，台灣要做什麼樣的抉擇？
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接軌全球的巨大經濟體，有能力從全世界吸收養分，自主地走出成長發展之路。如果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台灣會有比較好的機會與大陸攜手同行，一起賺全世界的錢。如果還是像目前這種氛圍，無法跳脫政治考量的桎梏，自絕於經濟規律之外，那就只好在溫水煮青蛙的困境中煎熬，等到水熱難耐的時候再想脫身，恐怕已經是苦海無邊了。台灣人，醒醒吧！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不論從藍綠版塊移動、政黨政治生態、兩岸情勢發展等攸關台灣未來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明年總統暨立委選舉都具有決定性的關鍵作用。台灣正站在歷史轉折點上，問題是，被媒體和政客操弄的多數台灣選民，可能尚未領悟這場選戰的重要性。
從藍綠版塊移動的視野分析，如果國民黨洪秀柱和親民黨宋楚瑜雙雙參選總統，爭奪已經大幅衰退的泛藍票源，加上區域立委也互相踩踏，則2016年的選舉泛綠可能完全執政，首度從中央到地方「綠大於藍」的時代來臨。
整合失敗加重泛藍危機
去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遭遇遷台以來最大慘敗後，泛藍支持者還抱一線希望，認為票開不出來是因「反馬效應」造成；或許明年總統選舉黨主席換人後，一切重來；加上鐘擺效應，藍營不見得會輸。
很不幸，事與願違。在「九合一」選戰慘敗後，朱立倫當上國民黨主席，但在黨提名總統參選人的過程卻形同「球員兼裁判」。一方面對是否角逐大位，只一再對外稱他的新北市長會做完，卻不把話說死；而朱的新北市府團隊核心卻在數次和媒體聚會的場合中，暗示朱一定會參選總統。於是，其他可能參選者，如副總統吳敦義、立法院長王金平等，都因朱可能參選而不便表態，以免一旦被認為有意和朱相爭，將遭藍營支持者譴責不顧大局、破壞團結。
朱立倫本當做好溝通者、抬轎者和裁判長的角色，讓泛藍能整合出最強有力的組合，迎戰虎視眈眈的蔡英文；但從他當黨主席近半年來政局的變化顯示，朱團隊完全誤判形勢。朱從一開始就沒有參選總統的可能，因為新北市如改選，八、九成會落入民進黨手中；而且他的團隊根本沒有準備好，黨內改革難度超乎他的想像，黨內總統提名初選過程幾乎完全失控，個人領導能力受到質疑。如今一場「八仙粉塵爆燃」的嚴重公安事故，再次凸顯團隊因應緊急事故的經驗不足。朱立倫正陷入黨務、市政兩頭煎熬的困境中。
問題是，洪秀柱初選意外出線後卻爭議不斷，黨內反彈四起，還爆發出走潮。即使7.19全代會通過她的提名，但不能保證能讓「Ｂ咖」變「Ａ咖」。為了拉抬親民黨立委選票，宋楚瑜極可能三度參選總統，因為只要三黨不過半，親民黨很有機會分得立法院副院長，甚至有機會和民進黨組成跨黨派內閣；親民黨已一再放話，宋是最好的閣揆人選。
台灣政局持續「綠化」
國民黨雖然緊急把中央委員李柏融停權，不讓他出席全代會「倒洪」，但不代表本土派會完全接納洪秀柱。明年總統選舉泛藍支持者非常可能因沒有勝算而不願投票，投票率可能是歷年來最低的一次，甚至可能連七成都保不住。泛藍選票減少，但國、親、新都要提名立委，結果國民黨很可能丟掉國會多數席，甚至讓民進黨首度取得過半席次，完全執政。
國民黨本土派和深藍團體失和，泛藍總統選舉整合失敗，彼此立委相爭、相抵；都將加速藍綠版塊的位移。實際上，從1991年修憲確立中華民國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之後，所謂「台灣第二共和論述」史觀成形，加上1996年李登輝第二任期至陳水扁執政8年，一連串修改教科書和「去中國化」，已造成藍綠版塊的位移。此一趨勢在去年的太陽花運動和九合一選舉已清楚呈現，而且隨著「後解嚴世代」逐漸成長，未來台灣政局將建立在「後解嚴世代」的土壤上，在綠營未遭致兩岸關係重大挫敗之前，台灣政局還會持續「綠化」。
其次，從政黨政治生態來看，明年選戰過後，應會再度出現「三大加二小」的政局，但和2001年不同的是，民進黨將成為國會最大黨，而國、親互爭泛藍代表，台聯黨、無黨聯盟仍居陪襯，其他首度參選的政黨，將無法單獨成立政團。就算民進黨無法單獨拿下立法院過半席次，但結合台聯黨後很有機會過半，親民黨不見得能換得到副院長。國、親加無黨籍聯盟結盟，雖有席次過半的機會，但如果投票率果真降到七成上下，則泛藍很不樂觀。
蔡要把台灣帶往何處？
國民黨一旦總統敗戰、國會失去多數席，將是遷台以來最大的一場「黨難」。國民黨必將「浴火」、但能不能「重生」，還得看能不能從接連的慘敗中吸取教訓，真正改革黨務、招募青年才俊、建立自己的論述，再把藍營的理念從選戰中贏回來，進入新國民黨時代。
換言之，新的國民黨只有擺脫對黨產的依賴、對人治體制的臣服，做到中興以人才為本，才能重新打造現代化的政黨，迎接網民政治的挑戰。
民進黨如取得總統勝選、成為立院多數黨，台灣將第一次由泛綠陣營完全執政，這雖然有助解開立法院兩岸監督條例審查的死結，但也可能引爆泛綠內部對兩岸路線鬥爭。蔡英文初次掌握國政大權，她必須和北京尋求一定程度的折衷妥協，才有可能維持兩岸交流的現狀，確保兩岸外交休兵。但在獨派大老出走另組政黨的壓力下，蔡英文面對綠營「兩岸不同屬一中」的核心信念，恐怕沒有多少退讓的空間。問題是完全執政之後，蔡英文將把、能把台灣帶到哪裡？
蔡英文訪美行之後，華府和民進黨目前都相信，只要蔡勝選的票數夠多，「台灣多數民意」展現的夠清楚，則北京就不能強逼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如果北京強硬扺制綠營重返執政，必須負起破壞兩岸關係的責任，並且傷害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感情。因此，小英選戰期間應該不會回應「九二共識」，等當選後再找人和北京周旋、談判；並且會藉助華府的力量，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
兩岸關係前景堪虞
問題是，這樣的假設是很難成立的。因為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早在3月12屆中國全國政協三次會中，嚴正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前副總統呂秀蓮更赤裸裸地點出，如果蔡當選，台灣將出現骨牌斷交，而且比塵爆萬倍的可怕。兩岸如重現對抗老路，華府和民進黨手中卻沒有什麼籌碼可打；何況北京不可能坐視台灣政治土壤綠化，而不進行任何反制。
如果蔡英文堅持不接受「九二共識」，也提不出能被北京接受的替代案，北京必定施重手；台灣不僅外交將遭重大打擊、國際空間更將緊縮，經濟困境將更惡化。如果蔡執政一年內交不出好成績、甚至讓台灣內外困境加大；屆時，泛藍支持群和中間選民就會產生鐘擺效應。換言之，建立在「綠營重返執政、兩岸關係不變」的假設一旦破裂，連帶「只要民意展現，北京不得不接受『台灣第二共和』的論述」也會破碎。
最後，華府向來依賴台灣藍綠相互牽制，使一方不會滑向統一、而一方不會滑入獨立，兩岸維持現狀最符合華府的利益。問題是，如果泛藍新世代一再遭打壓，國民黨進一步弱化、無力制衡綠營，屆時對華府而言，恐怕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因為華府必須直接面對北京的壓力，北京也可能繞過華府，直接對台灣當局下手。少了泛藍當緩衝和安全瓣，一旦紅、綠直接對撞，後果難以設想。
（作者係兩岸政策協會副理事長）
國民兩黨2016年大選候選人已正式出爐，未到最後時刻，勝敗總在未定之天。選舉越到後面，敏感度越高，影響勝敗的力道越大，行遠必自邇，未來的因素其實是從過去與現在開始積累的，不是未來某個時刻迸出來的，與候選人提出的議題及其論述密切相關。
客觀形勢與主觀意志交鋒
自1949年以來，台灣最大的問題都與對岸難分難解。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台灣被捲入兩岸關係的速度及廣度更與日俱增，迄今所有關係到人民福祉的問題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受其牽制與影響，而且都具有政治內涵。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發展、支撐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與產業政策息息相關的勞工政策、外貿、內外投資、歷史課綱、對外關係、租稅公平、股市、社會政策等等，只要說得出名目的大項目，大概都會牽扯到兩岸關係。
因此，台灣總統大選想要避開或淡化兩岸議題，聚焦或側重所謂的「內政問題」，就客觀形勢而言，是不明智且不現實的。然而，每位政治人物都有自己主觀的盤算與意志，常常會表現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偏執狂，相信自己會是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筆下最終勝出的偏執者。
綠營的偏執
蔡英文想藉2014九合一選舉結果之勢，徹底淡化兩岸議題，迴避且銷蝕上次令其挫敗之「九二共識」在此次選戰中的作用，將主軸轉移到「內政問題」。不過，兩岸議題有其客觀的重要性，任何候選人想不提，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務實。
蔡英文今年1月21日提出兩岸交流「三個有利、三個堅持」。「三個有利」是：必須有利於國家自由民主發展、區域和平安全穩定、兩岸互惠互利交往。「三個堅持」則為：堅持政府決策須充分民主和透明化、交流過程須多元參與和機會平等、交流成果須維護公益和社會共享。
明眼人一看便知，無論是「三個有利」或「三個堅持」，沒有對岸的配合，就是鏡花水月、緣木求魚。而要對岸配合，接受以「一個中國」為內涵的「九二共識」已為大陸高懸示眾、再三告誡的前提要件，舉世皆知。
就在今年3月，習近平發表了台灣若不接受「九二共識」，勢必造成「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談話。經數月，蔡英文招架不住，在赴美時大幅修改兩岸論述，目前停泊在以中華民國體制為內涵的「維持現狀」。
若依中華民國憲法，包含大陸地區的「一個中國」，接近「九二共識」，不過，有本質上的差異。究竟蔡最終會在選前接受「九二共識」，或是藉「九二共識」激起民眾反感，博取支持與選票，還有待觀察。依其迄今的發言、目前的情勢與趨勢，似乎以不接受的機率為高。這份偏執會為其帶來何種利益或傷害，只有看未來的結果，不過，是否要冒風險，選擇權在台灣人民。
藍營的迷茫
由於2014國民黨的大敗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有密切關係，令藍營對2016頓失兩岸關係的法寶。洪秀柱因緣際會，成為國民黨內唯一合格參選人後，便提出突破現狀的想法，凝聚成「一中同表」、簽署兩岸和平協定及相關論述。但此論一出，自我矛盾與無法自圓其說，造成黨內外爭議，原本與蔡分庭抗禮之勢立刻迅速且大幅衰退，不得不做出調整。
在7.19黨代表大會上，洪秀柱強調「我一定恪遵憲法，依循本黨政綱，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堅持台灣優先、民意為本、平等尊嚴，…讓全民共享兩岸的和平紅利」，而完全未提「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其所提「堅持台灣優先」，則有向綠營借箭的嫌疑。
7.19早報刊出洪辦發言人游梓翔透露了洪的演說會以「一個共識、三個內涵」為主題，一個共識是「九二共識」，三個內涵是「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捍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獨、兩岸應建立一個穩定長遠的和平協定」。
洪在7.19講話中也承諾「依循本黨政綱」。而7.19公布的黨綱相關部分則持續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以及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
洪本人及其兩岸關係的核心幕僚，曾多次表達對「一中各表」及「三不」路線的不滿，但其所提「一中同表」卻有兩邊不討好的問題。洪應該跳脫名詞之爭，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的事實」並主張開啟政治談判，保證能掐住小英的「維持現狀」，讓小英出盡糗態！
除兩岸議題之外，兩人對廢死、廢核、課綱等方面勢必會有激烈交鋒，其中課綱與兩岸密切相關。事實上，兩岸關係幾乎卡住台灣所有的重大議題，沒有合理可行的兩岸論述，就不可能有務實可行的內政論述！看來，兩岸關係依然是2016大選繞不過的必經之路！
（作者係政治大學國發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