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曉波是台大同學，他比我低一屆，他在文學院，我在理學院，只有在演講會和(劉容生教授創辦的)台大學生刊物《新希望》集會上見過幾次，印象中他很喜歡打抱不平。

我在高中時就幫著父親校對他辦的刊物《世界評論》。1963年《中華雜誌》創刊，我仍然幫忙校對。我跟第一代的《中華》同仁，如錢江潮、徐高阮、張益弘、張化民、蔡天進等幾位先生比較熟。1967年去美國讀書，到我1993年回國定居前中間很少回來。所以跟《中華》後期的朋友，如毛鑄倫、陳映真、尉天驄、姜新立、繆寄虎、福蜀濤等，都是先在雜誌上拜讀他們的文章，後來才逐漸認識的。

1970年11月《中華》刊登王順、茅漢（曉波大學時代就開始用該筆名）合輯的〈保衛釣魚台〉；文章一開始引用〈「五四」運動宣言〉中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篇文章和這兩句話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在其他因緣際會下，我在美國參加了保釣運動。2002年我再度投入台灣的保釣運動，一直到現在。

《中華》1993年12月停刊，我回國後因工作需要經常加班，很少有機會跟曉波、鑄倫等碰面。2002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後，才常常在會議上或街頭抗議時看到曉波、鑄倫，聽到他們兩位一些宏論和高見。

我知道曉波研究法家思想，有一次偶而重讀《韓非子》後，剛好碰到他，我跟他提到：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法家思想是不是可以稱為政治經濟學？他想了一下，不置可否。

有關毛鑄倫，母親在世時總稱讚他為人厚道，給我印象深刻。我相信一方面是鑄倫用四川話跟她交談；另一方面，我父親性格比較固執，我聽過鑄倫幾次替父親解釋，安慰母親。父親過世後，每年端午節(父親生日)我都會收到鑄倫的電郵。他總是先提到他對父親的懷念；然後要我在祭祀的時候代他說幾句話。父親剛過世那幾年，鑄倫在清明節前幾天也都會來信，要我上靈骨塔時，代他鞠躬。

這些年來，鑄倫有時會把他的文章寄給我，我都會表示一些淺見，請他指正，也請他同意我把他的宏論轉載到我的部落格上。從我在《中華》讀他的文章起，他一直說理清晰，憂國憂民之情，孤臣孽子之心躍然紙上，幾十年如一日。

(作者係老保釣、胡秋原之子)

王曉波一生傳奇精彩，受他學問及愛國精神感召的朋友、同志、學生，在得知他7月30日凌晨二時病逝後，紛紛撰文追憶他一家三代政治犯、1971年推動保釣運動、1973年成為「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1991年創辦《海峽評論》、2004年籌組「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等往事，但幾乎無人詳述他也是籌組、創立中國統一聯盟（下稱統盟）的重要推手之一，且曾擔任統盟副主席12年這一塊。這篇短文或可對他在統一運動上的努力做個補白。

推動創立中國統一聯盟

1988年1月22日，中華雜誌社與夏潮聯誼會聯名邀請台灣主張統一的團體與個人，就應成立促進統一的聯合機構及研究若干實際問題進行討論。會中協商產生林書揚、陳映真、張曉春等11位籌備委員。後經5次會議籌備，終於在同年4月4日舉行建盟大會，發表〈建盟宣言〉，選出第一屆執行委員陳映真、蔣碧玉、錢江潮、曾祥鐸、尉天驄、簡永松、王曉波等21人。另選出監察委員張曉春等7人，候補監委毛鑄倫等3人。

執委會隨後召開臨時會議，選出陳映真為統盟主席，謝學賢、黃溪南為副主席，監委會選出張曉春為召集人。執委會並提名胡秋原、余登發為名譽主席，經盟員大會鼓掌通過（詳見統一聯盟黨官網）。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從統盟文獻可知，王曉波和毛鑄倫自統盟創立後就扮演重要角色，但曉波以一家三代政治犯、照顧父親為由，一直到2001年才同意出任統盟副主席，這使得後進的我，有機會從2004年至2013年，前後9年與曉波在統盟共事。

統盟除每年固定於2.28舉辦「探索真相研討會」、7.7舉辦「全民族抗戰紀念講演會」、10.25舉辦慶祝台灣光復等活動外，也隨時以召開記者會、發布聲明稿、刊登報紙廣告、舉辦演講會，發動街頭抗議等方式，表達對兩岸事務的立場。2007年9月15日，統盟與勞動黨、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共同發動「反公投入聯大遊行」，之後在全島發起「拒領公投票」運動，成功阻止了「入聯公投案」在2008年大選時過關。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台灣終於迎來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也進入和平發展新局，只是統盟仍多次發動群眾前往日本交流協會，抗議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抗議日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前往美國在台協會抗議對台軍售、有害美牛入台；前往立法院表達支持ECFA；參與「人人保釣大遊行」等等。另外，統盟也經常出席歷史教科書公聽會，聲援王曉波、王仲孚等學者，表達「反對分離史觀，恢復台灣史的正常化」立場。

2012年總統大選，宋楚瑜堅持參選，為維護兩岸和平發展，避免蔡英文漁翁得利，統盟於2011年8月組織了龐大的學者助講團，在全省從北到南，舉辦了八場「2012年大選說明會」，曉波每一場都做了壓軸演講。最終宋楚瑜僅獲36.9萬票，馬英九順利連任。

馬英九連任後公開表示，將在第二任追求歷史定位。之後，與馬英九自1971年就認識，並素有交情的王曉波，熱心安排了統派學者與馬英九、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偉寧多次見面商談，並提出具體建議，最後曉波還出任了「課綱微調小組」召集人。可惜消息一出，即遭到獨派師生強烈反彈，最終微調部分明顯不足，2016年5月31日，蔡英文政府正式廢止了課綱微調，這不僅讓曉波感到挫折，也因此遭到一些盟員的指責。

曉波曾私下跟我說過多次，我們這一代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最重要的使命，是為中國和平發展建設爭取時間，他支持馬英九是為達此目的。在2015年出版的《故人故事：我的告白》一書中，曉波在文章及訪問稿裡，詳述了他與馬先生的交往及對馬先生的了解，值得參考。

對曉波思想的幾點了解

曉波有近20本著作，跨越中國先秦法家思想、台灣史、保釣運動及兩岸論述，加上他的演講稿及專訪文，已充分表達了他的思想及立場。以下說幾點我對他的觀察及了解。

第一，劍及履及的「統派知識份子」。曉波在一生無權無勢無產的情況下，不斷學習、思考，透過教學、著作、演講，成功宣達了他的理念。曉波的演講條理分明又語帶感情，極具說服力、感染力。曉波下筆快且準，成為統盟及各個統派團體的文膽及軍師。曉波為發揚台灣人的愛國精神，長期鑽研現代台灣史，故對台灣民眾「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複雜心態」(錢其琛語)有深刻了解，也先後籌組台灣史研究會、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鼓勵後進及抗日志士後代學習、繼承台灣同胞的愛國主義傳統。

第二，統運必須團結一切可團結的人。1988年統盟的成立，就是成功結合了代表外省人、中國民族主義的《中華雜誌》，以及代表本省、左派的夏潮聯誼會。2012年3月9日，統盟又與新同盟會、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勞動黨、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等20多個團體，共同組成「促進和平統一政治團體聯合會」，由許歷農上將出任主席，曉波與張麟徵教授擔任顧問，這又是另一個大團結的例子。

第三，終身的保釣健將。2007年9月，曉波在得知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將永遠收藏1970年代在台灣和海外發生的保釣運動文獻資料時，請我轉給清華教授吳國禎的信上說：「保釣運動的洗禮，使我終身成為一個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者，雖經打擊、挫折，至今不改其志」。曉波在保釣25周年撰寫《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25年》，在保釣30周年、40周年前夕，編輯出版多本保釣文獻史料。曉波一向把保釣運動定位為「台灣青年愛國主義的保釣運動和統一運動」，從近十幾年台灣的保釣活動不再分左右來看，曉波是正確的。

第四，兩岸論述極具創意思考。1990年代初期，他先後提出「不完全繼承論」及「現在就是一國兩制，今後應在此基礎上追求國家和平統一」。有關這兩點，我曾多次就法理及現實情況跟他討論過。猶記得在他66歲自台大退休，好朋友為他辦的party上，以及他70歲大壽的小型餐會上，我誠懇地跟他說，希望你今後少喝酒、保重身體，把兩岸論述寫得更透徹、更有條理，他當時看著我說：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你們來吧。

「不能說我們沒有盡力」

2018年12月3日上午曉波中風，送進台大醫院。事隔一個月的2019年1月2日，我在電腦前聽著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講：「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物，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不禁呼喊：曉波，趕快醒來，你會很高興聽到這一段話。

曉波的腦部手術基本上是成功的，因為當我在他術後去加護病房看到他時，他神智清醒，不僅認得人，還會舉手致意。之後他會用手寫板表達意思，但他一直有困難自主呼吸，肺部容易感染。今年初，我與曉波的老友陳鼓應去他家看他時，他清瘦不少，精神卻很好，我說「瘦得好，看起來更帥了，你要趕快好起來，我們繼續打拼」，他當時笑得很開心。沒想到再見到他時，已是8月4日火化前的蓋棺儀式。

曉波在向父親告別時說「下輩子一定能作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他也在文章寫下「我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見祖國的統一，如果不能，至少盡了力，正是唐樹備先生所言『只能說我們能力不夠，不能說我們沒有盡力』」。

曉波，你已用你的一生寫下統派知識份子的典範，我們會追隨你，繼續往前行。

7月30日早晨，打開手機得知：曉波兄淩晨二時在家中仙逝。得悉噩耗，悲從中生，痛及五衷。

在《海峽評論》雜誌同仁中，我和曉波兄恐怕是思想交鋒最激烈的一對，按照他的說法，我們都是讀哲學出身的。

我與曉波兄認識於20年前。記得1990年代中後期，我由日本東京大學轉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從事研究工作，適逢海外爆發第二波保釣運動，我全副身心投入其中。當我完成《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一書，並交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後，旋即轉入兩岸關係研究，而引導我入門的正是曉波兄及其主編的《海峽評論》。

說來也巧，在UBC的亞洲圖書館，正好藏有兩套從1991年創刊至1999年大約100期的《海峽評論》，我如饑似渴地將每期文章讀完。當然，其中讀得最多的就是曉波的文章。

當時有一種感覺，好像兩岸關係的問題大致上都被王曉波講完了，尤其是關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基本上都可以在《海峽評論》中找到答案。由於受到曉波兄及《海峽評論》的啟蒙和引導，使我的兩岸關係研究很快就上了道。

從《海峽評論》第105期開始投稿發表第一篇文章，20年來前前後後發表的文章不下百篇。與曉波兄也由最初的神交，變成後來的知交。

20年來，每次到台北，曉波兄必邀五、七知己同仁，聚首醉紅小館，把盞縱談天下事，謀劃兩岸和平統一大業。曉波兄本是性情中人，每當酒酣耳熱處，有時會痛哭流涕，感歎壯志未酬，大業未竟。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遜茲沉痛。

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的對談從來沒有筆記，也沒有錄音，酒後即消逝於雲端，殊為可惜。

記得年前到台北過訪紀欣，談到曉波兄的身體狀況和思想志業。紀欣鼓勵我能在未來多多幫助曉波，一來是曉波頗信任我，二來是我能幫助曉波把他的兩岸論述更系統化、學術化，對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可望找到更好、更具創意的方案。

當時並不覺得紀欣的話有什麼特別的含意。我心裡總是想著曉波兄的狀態會逐漸好起來，巴望著把酒問青天，縱談天下事的快樂日子及早到來。

無奈天不遂人願，哲人已去，舉世同悲！正當風雨，失雞鳴其奈何！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我與王曉波初次謀面在1992年5月中旬，之前讀過他的文章。1992年5月中旬，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我率團應邀與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到台北，走上政治大學講壇。在開幕式上致辭的政治大學校長張京育、國史館館長瞿韶華都很興奮，表示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起點。

1979年元旦，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10月，中國史學會與湖北省社聯在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世界各國的學者都來與會，盛況空前。在會前給台灣學者發出邀請函，竟無一人前來，可見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緊張的。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老兵大陸探親，1988年起有一批台灣來的歷史學教授來近代史所，我曾接待他們。

台北開會初見曉波

1992年5月10日，主辦者胡春惠所長在論文集裡說，這次會議是「大陸學者正式受到邀請集體到台北出席會議的記錄開創者。……這次黃興與近代中國的討論會，不僅是一次成功的討論歷史會議，也是一次成功創造歷史的會議。」中國社科院也很高興，此次到台北出席會議實現了大陸學者海峽兩岸雙向交流。

會議第一天茶歇時，來自日本的戴國煇教授（此前在北京已經見過）問我，想不想與王曉波見面？我說沒有機會。他說他來安排，只是要我向會議主辦方提出爭取一點自由活動時間。我同意了，但會議主辦方告訴我，時間已經安排滿了，沒有我的自由活動時間。晚飯後，有一年輕人敲開我的房間門，要我跟他走。我跟著他到了政大中文系尉天聰教授家裡，那是宿舍樓的頂層，屬違規房。進門後發現戴國煇夫婦、陳映真、王曉波、尉天聰等人都在。

這次見面才知道，王曉波家的電話被竊聽了。曉波問我，張教授怕不怕坐牢？我答覆他，在1949年前當然怕，今天不怕。曉波說，我們找個立委到立法院裡去質詢，為什麼不讓我們接待張教授？我表示不要採取這種辦法，這樣會惡化兩岸關係，使剛剛開啟的兩岸文化交流中止。曉波說，你請主辦方買下午返回機票，上午我們以台灣史研究會名義歡迎你。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但也未實現。主辦方安排了上午的飛機，淩晨4點就起床，當然無法與曉波再見面。

這次首訪台灣，本計畫兩周，一周在政大，一周在南港。政大一周結束了，我們被通知離開。我猜想，這大概與戴國煇給王曉波打電話被竊聽有關係。

北京再度見到曉波

初次見面，對曉波印象很好，坦率、善辯，是一個可交的朋友。第二年在北京出席海峽兩岸關係論壇，又與王曉波見面，發現他的戰鬥力極強，對與會的國民黨一派學者質疑「一國兩制」駁斥甚力。我在會上提交的論文〈歷史與現實：「一國一制」和「一國兩制」研究〉很快在1992年第2期《海峽評論》(下稱海評)刊登。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台灣刊物上發表。從1992年起，海評每期都送給我，不久後我被列名為大陸顧問。我拿到雜誌，看到封面上的通欄標題《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 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很高興，兩句話把海評的編輯宗旨講透徹了。

1993年以後，我的文章大約有近20篇在這個刊物上刊出，大多數都是曉波先生約稿，少數是轉載，更少數是我主動投稿。1993年第12期我主動投稿〈中國歷史將要良性運轉─毛澤東與近代中國歷史的隨想〉，該文是我對未來中國歷史的預測。1995年第1期的《中國的統一要靠中國人自己─書生議政：年終看兩岸關係》文章，是1994年末曉波的約稿，他在紙上寫了幾句話，要我對兩岸關係、中國前途和國際形勢發表看法，用傳真機發給我。

我覺得1994年初以前的兩岸關係發展很順暢，台灣當局召開了國是會議，成立了國統會，國民黨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1992年兩會在香港就事務性進行談判（後來概括為「九二共識」），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會談成功等，看來局勢向好。不料，1994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引發兩岸關係倒退。我看到千島湖事件後，台灣當局和李登輝的一系列表演，很是氣憤。

收到曉波約稿函後，我寫了分成三個子題的文章：1994年的兩岸關係、「一個中國」的定義、「一國兩制」會讓台灣人民失去什麼？曉波收到文章後，立即安排在1995年第1期發表。通過千島湖事件，我指出兩岸關係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很快在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大學演講、1996年導彈事件、民進黨陳水扁上台等一系列事件得到證明。

「冰點事件」引起關注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一文本來是我2006年3月1日在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發表的。這是由袁偉時在該欄目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引起的。袁和我的文章之間的一系列事件被稱為「冰點事件」，曾在國際新聞界引起廣泛關注。

這年3月下旬，我應美國胡佛研究所邀請，前往出席蔣氏父子日記揭幕儀式。忽然接到曉波打來的越洋電話說，看到了我發表的文章，表示要轉載我的文章以示聲援。

冰點事件不單純是中國大陸的新聞事件。它把台灣也扯進來了。《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互聯網上公布關於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後，袁偉時與台北市前文化局長、作家龍應台取得聯繫。1月26日，龍應台在台北《中國時報》、香港《明報》、美國《世界日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同時發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藉口冰點事件，攻擊胡錦濤、攻擊中國新聞不自由、攻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當時陸委會副主委及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發表談話，都表示支持龍應台的文章。台港和外國媒體都刊登了冰點停刊事件的消息，美國紐約「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並就此發表聲明。

海評不僅轉載了我的文章，還發表了陳映真等人駁斥龍應台的多篇文章。我認為，曉波及海評在冰點事件的表現極好，那是一場捍衛新聞自由的戰鬥，也是一場兩岸學者共同捍衛一個中國的戰鬥。

關於新聞自由，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時要我談談中國的新聞自由。我反問了日本記者一句話，貴國的大報是否可以發表學者已經在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日本記者回答不可以。我說中國青年報發表袁偉時的文章，是三年前袁先生在廣東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的，你說中國新聞不自由嗎？日本記者啞口無言，這場採訪在日本也未見報。

曉波在北京見到賈亦斌

我與王曉波還有機會在台北、北京等地就海峽兩岸關係、就中國統一前途和未來發展、就台灣史學術研究、就中國哲學史等交換意見，認識大同小異。2002年我在中國社科院成立台灣史研究中心，請他來北京指導我們。該中心每隔一年會在大陸各地召開有關台灣史的學術討論會，大多數場合他都出席了。在所有這些場合裡，他的發言都明確地表達反獨立場及愛國主義精神。

王曉波1943年出生於南昌，1949年去台灣。他的母親受中共委派到台灣工作，在白色恐怖中殉難。他聽他的外祖母講過，有機會去大陸，就去找賈亦斌。他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了賈亦斌，跪在地上抱著賈的大腿痛哭不已，賈先生跟他講了派他母親去台灣的經過。我每聽到這些，對那個時代中國人的付出深受感動。

先生去矣！8月8日，他的女兒在淡水外海上灑上金門高粱為他祭奠，我以茅台為他送行。君去矣！此後海峽兩岸關係，我向誰請益呢？先生已矣！台灣的台獨勢力仍在囂張，反獨的地火也在運行，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們將告慰曉波先生！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經過將近一年的混戰，投票的日子終於就要到了。十天後，我們就不用再為選情鎮日焦慮不安或氣憤難平，當然，開票結果如非所願，難免會因將繼續忍受可能更糟的四年而感到失望，甚至痛心疾首。

不過，任何一場選戰不到最後一刻都難分勝負。尤其，大家既然都已認知，民調多半經過加工，名嘴大多被人收買，網軍更由特定人士所豢養，這反而給了一般選民機會，可以在選戰最後關頭，發揮螞蟻雄兵之力，以鴨子划水之姿，努力為韓國瑜拉票，下架蔡英文，終結綠色全面執政。

拉票務必走出同溫層，也務必能清楚回答下面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要下架蔡英文？二是如何能達到下架蔡英文的目標？

針對第一個問題，其實大家對蔡英文治理失靈、年金亂改、打壓異己、製造綠色恐怖，讓民主崩潰、社會分裂，選前更亂撒大錢，掩蓋敗政等惡行劣跡，早已心知肚明。但不少選民仍有兩個迷思，一是國民黨「親中賣台」，若不選蔡英文，台灣主權恐將不保；二是美國支持蔡英文，蔡若連任，美國會對台灣更加友好。其實，這兩點完全站不住腳。

首先，蔡英文三年多來丟了七個邦交國，她才該為「保主權不力」負責吧。再說蔡英文1998年即見到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陳菊2004年即拜訪當時的上海市長韓正，賴清德2014年6月會晤上海市長楊雄，謝長廷2013年與香港特首董建華餐敘，那麼韓國瑜、吳斯懷等人公開去港澳大陸拜會、開會，為什麼不是「正常交流」，而是「親中賣台」呢？兩相對比，不僅證明民進黨有雙重標準，更證明兩岸交流交往本來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20多年前就有，今後也會有，絕非由不再具有民意的立法院匆匆通過「反滲透法」，就可以杜絕的。

其次，眾所周知，美國人希望蔡英文連任，是因為符合其戰略需要，想用台灣作其「抗中」的馬前卒、或成為代理人戰爭的場域。美國國會的確也為此通過一些友台卻不務實的法案，來恐嚇中國大陸，但美國至今未改變其「一中政策」，又未能讓台灣出席WHA等國際會議。因此，如蔡英文連任，台灣除了應更加提心吊膽「台海有事」外，究竟能得到什麼實質好處，或更大的安全保障？

至於如何才能下架蔡英文，答案更簡單。韓國瑜是唯一可能打敗蔡英文的人，不投他，能投誰？台灣現在面對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局面，既然蔡英文四年來的表現已清楚顯示，她帶領的台灣只會走向更大的困境，我們唯有選擇他人，才能讓台灣至少有機會免於進一步沉淪。

除了票投韓國瑜，也應該把立委選票集中投給最堅定反台獨、主張兩岸和平發展的政黨與候選人，確保民進黨不再一黨獨大，胡亂修法，禍及全民。

相信任何人想清楚以上兩點，1月11日，都能心平氣和、心甘情願地投下手中的三票，並期待台灣變天。

房地產炒作向來被視為擴大社會貧富差距的主因，為了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實價課稅是合理的，但1992年李登輝總統因不同意實價課稅，導致時任財政部長的王建煊下台。

李反對土地交易實價課稅

李登輝日前過世，令人想起1992年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煊，因堅持土地買賣交易應該按照實際成交價格課稅，而辭官的往事。

按照孫中山先生所謂的土地漲價屬於不勞而獲，應該歸公的精神，土地買賣理應按實際成交價格扣稅，才符合租稅公平正義。有錢人賣土地不勞而獲，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對這些投機客與建商大財團來說，富人炒樓、炒地皮賺來的錢繳稅給國家，讓政府透過預算分配，用來幫助社會弱勢族群與各項公共建設支出，是天經地義的事。1992年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也支持王建煊這項劫富濟貧的土地稅改政策，不過，最後兩人還是不敵李登輝一個人的反對。

房地產按實際成交價格登錄課稅，在技術上並不困難。王建煊之後進了總統府，與李登輝見面，離開後便辭去財政部長一職，令人印象深刻。此後台灣的房地價格便開始飆升，記得1992年，台北中永和一棟400萬左右的老公寓，到2016年已經漲到2000萬，如果是台北市信義、大安蛋黃區的房價，漲幅就更不得了，因為房屋土地的賣價一定要比買進的價格高，才有利可圖，所以房仲業與投機客，為了獲利，在一買一賣之間，不斷墊高房屋土地買進的成本，造成房屋的「價格」，明顯且不合理地高於房屋應有的「價值」。按照台灣這些年來的物價指數、建材成本與GDP增長率估算，房地產價格不應該漲得這麼兇。

更弔詭的是，近30年來，許多行業的起薪並沒有變化。記得1991年銀行新進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22,000元，到了2016年，多家銀行新進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還是22,000元，完全沒有變化，結果造成沒有富爸爸、富媽媽的年輕人，必須節衣縮食數十年，甚至一生的時間，才能換來一間小小屋簷遮風避雨。

「房子是用來住的」

馬雲曾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可謂一針見血。想想如果當年李登輝接受王建煊的提議，讓台灣房地產按實際成交價格課稅的話，財團低買高賣房地產所獲的價差扣掉土地稅後，利潤不會太大，那麼自然就不會有那麼多靠炒地皮維生的財團及投機客，而台灣近30年來的房價也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不合理地飆漲，這中間是否有黑金政治在裡面，只有李登輝知道。

2011年12月，為了抑制台灣房價土地飆漲，落實孫中山主張土地漲價歸公的精神，立法院三讀通過實價登錄「地政三法」修正條文，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地政士法及平均地權條例中，皆要求不動產買賣雙方、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相關業者，必須實價申報登錄，合稱為「實價登錄地政三法」。

2016年被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為「全球與亞太地區最佳財政部長」的張盛和部長，提出「正式版」的房地合一稅制，以2016年1月1日為界線，之前持有未滿2年的房地，當日起出售，課稅30％，直接取代當時的奢侈稅；該日之後取得的房地，未滿2年出售仍然課30％的稅，持有房地超過2年的課稅17％。造成當年不少房仲公司，因無利可圖而退場，也從此抑制了台灣高房價繼續飆升。

如今回想，如果當年李登輝採納王建煊按實際成交價格課稅的建議，台灣房價就不至飆漲數倍，對那些絕大多數沒有富爸爸、富媽媽的受薪階級年輕人來說，是不是可以少奮鬥20年呢？

開放十多家民營銀行

李登輝1988年接任總統，當時台灣早在蔣經國先生十大建設的基礎下，奠定了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地位，台灣的「經濟奇蹟」主要是蔣經國的功勞。當時整體經濟結構是以公營事業為主體，但走的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體制。1990年台灣開始推動銀行民營化，陸續開放新銀行申請設立，結果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台灣一口氣增加了16家民營銀行；其中包括事後發生弊案的中興銀行、中華銀行與泛亞銀行，這些銀行造成許多無辜的存款人受害。

以台灣當年的金融市場、人口與土地規模來看，已經有公股行庫近十家，還有那麼多的信用合作社，也有不少外商銀行，真的有必要開放十多家民營銀行嗎？這還不包括這些新設立民營銀行的分支機構，何況當年十信才剛出事，李登輝為何這麼做，至今仍是一個謎。

(作者係網路大學校長、副教授)

1977年服完兵役後進報館工作，20多年外勤生涯，曾側身採訪過蔣經國、李登輝兩位故總統的下鄉行程。近距離觀察他們二人行腳民間的言行，以及如何與接觸的人民互動，可發現二人路數明顯分歧，經國先生像一位每事必問的歐吉桑，李登輝則像昂首而行的巡檢使。

記李登輝第一次下鄉行程

1988年李登輝掌政不久後，第一次下鄉行程是到新竹縣。第一站前往位於新竹工業區的三陽工業，大廳內有穿著套裝的女員工迎接他，並獻花齊喚「總統好」，接著參觀機車生產線。當時三陽機車自製率已超過九成，產線長逾百公尺，一行人像閱兵般地從頭步行到尾，觀看由零件組裝成機車的過程，期間只有陪同者說明，未見剛接大位的李登輝與員工有任何互動。

離開三陽後，一行人轉往位於湖口鄉的嘉莘牧場，這是力霸集團王又曾旗下的種豬場，培育仔豬，供銷各大肉豬場。牧場周邊圍繞著稻田、農家，多年來鄉民不斷抗議豬糞尿汙染灌溉水源，曾堵路圍場，抱怨氣味難聞、稻禾不結穗。李登輝在西裝革履的王又曾陪同下走近畜欄邊，聆聽腳穿膠鞋、身穿白袍、戴頭套的場長簡報。此時王又曾突兀地跳進畜欄內，用手大力拍打種豬的後肢大腿，吆喝豬站起來，讓李登輝可以清楚觀看自英國進口的種豬，有多麼雄偉的軀幹。

新竹客運公司董事長周金華曾任職於青果合作社，是李登輝的舊友。行程最後，二人相偕到寶山鄉柑橘園喝茶。農家栽培從日本引進的茂谷柑，市面上很少見，小桌上澄黃發亮的茂谷柑堆成寶塔狀，李、周二人吃得很開心，周邊站著的記者群、隨扈則乾瞪眼。臨離去時，總統府安全人員抬著裝滿茂谷柑的藍色塑膠簍，推進總統府專車的行李箱。

天色昏暗中的這一幕，讓我想起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走訪新竹縣五峰鄉原住民部落的場景。原鄉沒有飯店、餐廳，鄉長家客廳只容一桌人坐食，中午陽光炙熱，經國先生簡餐後走出來，看見記者群圍在門口，第一句話問：「你們吃飽了嗎？」《中央日報》特派員余甦賢操著廣東腔大聲說：「還沒有，只有吃麵包。」經國先生回說，那你們慢慢吃，我等大家吃完了再一起照像。

李登輝下鄉行程很難報導

李任台灣省主席時，我已見識過他下鄉時的自我中心主義。1980年代，台灣許多城鄉發生垃圾堆路邊、河川地的窘況，他到新竹市查看南寮海濱垃圾掩埋場運作的情形，稱讚這是好辦法，既能衛生掩埋，又解燃眉之急。陪在一旁的台灣省衛生實驗所所長羅美棧，當著採訪記者的面進言，指掩埋場沒鋪不透水布，會汙染地下水、海水和土壤，並不衛生。但李登輝仍保舉了當年的清潔隊長為模範公務員，只可惜此君隔年即被檢舉採購舞弊遭查，還棄保潛逃。

採訪李登輝下鄉行程後，我曾與時任新竹縣長的陳進興略抒己見。我說李的巡視新聞很難寫，從頭到尾如閱兵式地看生產線，未與作業員互動，寫一百字都嫌多。而且，如果是經國先生，一定會與員工寒暄幾句，問問工作情況和家庭生活，至少照片題材會生動不少。至於嘉莘牧場，他肯定不會安排這種行程，因為他不會願意為那種遭鄉民抗議、有公害的牧場背書。

李登輝參觀嘉莘牧場的隔年有新竹縣長選舉，他提名的傅忠雄以些微票數落選，湖口鄉出身的范振宗代表民進黨，選贏了。

經國先生喜歡接近庶民

經國先生的下鄉行程幾乎從不通告，但他到的前一晚，警察局會有聯合勤務會議。記者晚間進警局守夜，只要看見指揮中心大門緊閉，軍憲調官警會集，就知道明天有大人物來，找縣長問問準沒錯。經國先生下鄉隨行車輛不多，他喜歡接近素樸的鄉民百姓，有次到新埔義民廟參拜後，在廟前廣場漫步，他特意走向一名青年，狀似要握手攀談；此時對方的手持式無線電機傳出人聲，經國先生知道是維安人員，立即調頭離開。

還有一次，新竹縣長林保仁陪經國先生路過竹中往竹東去，看見路旁有野台戲，他下車走近一名臉上還塗著油彩的女演員問候；由於天熱，女演員穿著白汗衫，頭頂束髮帶，用手掩嘴而笑。這張照片登出來後，有讀者投書報社指責照片不雅，對元首不敬；單位轉來投書要我答覆，我想了一下，回以這樣的鏡頭，恰能反映總統不分階級的親民作風。

據我多次見聞經國先生的下鄉行程，他真的喜歡接近庶民，想藉此了解人民的生活樣貌。有次車隊行經新竹縣芎林鄉道，看見路旁有農民腳踏打穀機採收稻穗，他臨機停車走進打榖場，有樣學樣地拿起稻株，腳踩踏板，打下穀穗。經國先生到新埔鎮老街吃粄條、豬頭肉，這家餐廳現已分割成兩家，至今仍高掛著他來訪的照片，生意興隆。

新竹市三姓溪是流量不大的野溪，因上段開墾山坡地，下段為臨海平地，遇暴雨就淹水；平地是家戶密集區，水淹逾一公尺，民怨很大。一次雨災後，他親自勘災，車隊停在淹水區外，去時走堤頂，居高看地形；回程時，他捨有乾路面的堤頂，帶頭撩起褲管走進水裡。當時多數記者跟隨在後，只有《聯合報》特派員石建華守在回程路上，拍到經國先生涉水勘災的照片，得到那一年行政院頒發的攝影金鼎獎。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來台弔唁李登輝，蔡英文率政府高層高調接待，刻意營造台日關係匪淺的印象，但日方低調又顧及中美平衡，對作為台灣「親日反中」最重要推手的李登輝僅是盡基本禮數，這可窺知日本人對李的真評價。

8月9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旋風式來台4小時，會見蔡英文、弔唁李登輝，電視實況轉播，當局簡直像是在利用李登輝的剩餘價值，大秀台日友情，隨後更被綠營媒體誇大成「戰略紅利爆發」、台日關係「起風了」，令人看得啼笑皆非。

森喜朗跟李登輝略有淵源

森喜朗是率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弔唁故李前總統訪台團」，包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安倍胞弟眾議員岸信夫等，及其他保守政黨代表，再加上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谷崎泰明共11人；主要任務是到台北賓館弔唁李登輝。

森喜朗現在是日本東京奧運組委會會長，曾任首相、眾議員，文部、通商產業、建設大臣，是日本政壇重量級人物，符合安倍派人所要求的「代表性人物」；不過，他在首相任內不斷失言，創下民調支持率僅6.1％的最低紀錄，且沒有留下任何建樹。

日本目前還在世擔任過首相的人物中，安倍是唯一跟李登輝見過面、有來往的，但他是現任，不可能來台，其他現存的10位前首相，除了森喜朗，都跟李登輝沒有淵源。而所謂李、森二人的「淵源」，並非台日公眾事務，而是2001年李登輝想去日本訪問、治療疾病，那時的外相、官房長官均不願給予簽證，而森首相排除眾議，以「人道」理由發下簽證。

日本低調、顧及中美平衡

無論如何，日本能派人來，對這幾年屢屢辦斷交事宜的外交部長吳釗燮來說，就是難得的「業績」。蔡英文親自接見，所有活動都由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吳釗燮、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親自作陪。

森喜朗致詞時，談了些跟李登輝有關的事，而對蔡英文所提「台日在疫苗研發上，擴大合作空間」沒回應。他還洩漏內情說，本來一行人是要低調、「秘密訪台」的，因消息走漏，才人數增加、幾個政黨一起來。為什麼要「秘密訪台」、少人數？他們跟幾乎同一時間來台的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比較，的確低調且停留時間極短，凸顯出日本政府既要配合美國演出，又得顧及中日關係，以避免陷入類似台美操作反中的泥淖。

因應蔡英文說自己近日上了日本漫畫雜誌封面，森喜朗將Big Comic該期雜誌送給蔡英文，這原本應該是溫馨的一幕，但畫面竟是森喜朗坐著，左手拿麥克風，右手將雜誌遞給蔡英文，而蔡站了起來、鞠躬，恭敬地雙手捧接。這不經意的動作讓台日關係不對等的本質大露餡。

李登輝是親日反中的推手

由於有二戰侵略的歷史，1990年代之前，日本在東亞近鄰中，既不受歡迎也沒有朋友。而李登輝適時開始全面「去中國化」，抹殺先民墾拓台灣的貢獻，而讚美日本殖民統治使台灣「現代化」、「貧脊土地變穀倉」，又允許日本次級文化湧入，將台灣政治扭轉成「親日反中」型態；李登輝2004年出書推崇日本武士道，同年11月與林昶佐穿武士服合照。2007年6月他還親赴日本參拜靖國神社。

釣魚台自古為中國領土，今隸屬於宜蘭縣，1970年代初美國擅自將釣島行政權交給日本，激起海內外保釣運動，而李登輝在任內曾阻止政府機構及國軍保衛釣魚台行動，卸任後多次在台、日公開宣稱「釣漁台列嶼是日本領土」；2014年他在日文《餘生》一書，更說「釣魚台不歸屬台灣，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盲從說出『釣魚台列嶼是台灣領土』的人，都是無知又沒常識的台灣政客」，罵遍藍綠政治人物。

李登輝開啟的「親日反中」操作，使台灣快速蛻變成全球最親日之地，年輕一代民族、文化認同錯亂。因此，日本人尤其是右翼格外喜歡李登輝；其輿論普遍將台灣的「民主化」(對李的黑金政治視若無睹)、「成為日美夥伴」、「台灣人與中國人劃清界線」，追捧為李登輝的「功績」。即使李已下台多年，仍一直在乎台灣當局是否延續「李登輝路線」。

不過，必須認清的是，日本人喜歡李登輝是因為他主動當日本在台的經紀人，但喜歡他，未必尊敬他。李登輝一生反覆，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誰。這樣的人，日本人會打心裡尊敬？

日本給李的禮數不及兩蔣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日本有4個團體分兩天兩批來台參加喪禮，當時有兩位前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及自民黨總務會長灘尾弘吉、中日合作策進會會長石井光次郎、《產經新聞》社社長鹿內信隆，總共46人。1988年蔣經國過世，前首相福田赳夫與灘尾弘吉率78位國會議員的弔唁團來台參加喪禮。層級、規模都是這次森喜朗團無法比擬的。

李登輝一生媚日、擁護日本利益，但日本人回饋給李的禮數卻僅僅如此而已，這也隱隱流露出他們對李的評價。

李登輝終於走了，綠營推崇他是「民主先生」，藍營批評他是「黑金教父」，會有正反兩極如此不同的評價，也證明其一生為了一己之私，翻來覆去的本質。隨著李的離世，許多問題也被帶入墳墓，不知將來會否能有所解答，其中最令人不解的，就是蔣經國為何找了李登輝這樣的接班人？蔣經國傳承給李登輝的，是李後來執行的路線嗎？

「催台青」變成「去中國」

1990年4月17日，蔣宋美齡在婦聯會40周年會慶上說，「今社會紛亂盡歸咎選自大陸各省之老輩中央民意代表之未退，有欠公允，…台灣僅雖中華民國之一省，一旦老代表齊退，而選自本省之代表則為省之代表—議員，焉得稱之謂中央民意代表？依法何據耶」。蔣宋美齡的質疑得從蔣經國開始說起。

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推行了被外界稱為「催台青」的本土化政策。其實「本土化」這樣的主張並非蔣經國獨有。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生效後，反攻大陸無望、代表中國亦不可得，國民黨內即有這樣的聲音，楊西崑與雷震便分別提出更改國號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的建議，完成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在地化」。

只不過蔣經國「催台青」的目的，是面對到從大陸來台的菁英逐漸老化，若依舊從外省籍人士中尋找人才，則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勢必面臨挑戰，因此無可避免必須拉攏在地菁英。有「催台青」政策，才有了李登輝被拔擢的機會，等到李登輝一朝大權在手，便加碼全面「去中國化」，「催台青」反成了中華民國的催命符。

蔣「討好」成了李「土斷」

蔣經國最被獨派津津樂道的一句話，便是他1987年時所說的，「我在台灣居住、工作40年，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獨派喜歡強調這代表「外來者」的蔣經國，開始「認同台灣」了。其實，蔣經國這番話，不過是為了討好一般老百姓的懷柔之策，並沒有放棄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但傳到李登輝之手後，就變成了「土斷」政策的執行。

自古以來，偏安政權為使外省籍人士斬斷與故土連結的手法便是「土斷」。在李登輝任內，1992年立法院修正了「戶籍法」，將身分證上的本籍改為出生地，從此生在台灣的人，就只是台灣人，不再是「外省籍」人士了。外省籍人士倘若願意接受「土斷」者，即可獲李登輝封為「新台灣人」，不願接受者，則成為「非主流派」，逐步被排擠與邊緣化。

李扶植在野、毀掉黨國

去年（2019）日本《產經新聞》，自7月14日起連載《李登輝秘錄》。第1集的題目是「收到『讓在野黨成形吧』的密令」。文中指出，1986年2月7日農曆年前，蔣經國指示李登輝「過完年後，建立一個與黨外人士溝通的管道，由你本人參與」。蔣經國為何突然有這樣的想法，或許其來有自。

美國前中情局(CIA)副局長克萊恩(Ray S. Cline)，在他所寫的《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聯經出版社1990）（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1989）一書中，透露出在他與蔣經國交往的過程中，他不斷將美式價值與思想，潛移默化小蔣。在那個時代，大陸改革開放的成果尚不明顯，美國的富強卻是眾人皆知，因此當蔣經國在思考政治體制改革時，自然會把美式政體，視為可參考的模版而加以仿製。

這剛好正中美國下懷，透過李登輝的接棒，持續推行扶持在野黨的政策，利用政黨補助金等方式，使民進黨壯大，同時以各種威脅利誘的手段，拆解黨國體系，使國民黨菁英忙於內耗、內鬥，葬送大好江山。最終完成本土相互輪替的兩個政黨，使整個島嶼符合美式價值，而得到美國的全力支持。

「李友友」如何見蔣經國

蔣經國的驟逝，以及其御醫在其走後立即離境，使台灣有人懷疑蔣是遭到美方「家法處置」（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毛鑄倫語），原因或許與蔣經國突然開放大陸探親有關。據傳在台灣當局宣布開放大陸探親政策的次日，克萊恩就飛到台北，對著蔣經國大吼大叫地說：「我們美國人沒有準備好，你們怎麼可以開放探親？」並對蔣私下派密使與大陸溝通不滿。不過，這樣的說法，恐怕必須有更多史料出現才能證明。

綜觀李登輝的掌權歲月，固然有許多令人氣憤扼腕之處，但倘若國民黨上下一心，不為一己之私，堅守民族氣節，李登輝又豈有禍害國家社稷的機會？如今李登輝雖離開人世，但其徒子徒孫充斥整個台灣，若無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則蔣經國時代的文化思想不可能重見天日，不知道那些在過程中助紂為虐的李友友們，九泉之下可有臉見蔣經國？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擾亂台灣政治數十年的李登輝，終於在昏迷數月後，7月30日病逝於台北榮總。李登輝以本省籍青年菁英背景，參與過共黨組織，逃過死劫，日後還能成為國民黨黨主席，擔任總統12年，這個過程其中謎團很多，至今不明。在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將台灣逐步帶入兩岸分裂、社會族群撕裂的亂局。蔣經國完全錯看了李登輝，李登輝也隱瞞了他內心的真實面。

得利於國民黨吹台青政策

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後，在政壇逐漸脫穎而出，其中無非是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吹台青政策。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到1978年擔任總統，直到過世為止，蔣經國積極重用台籍人士，其中，1978年選擇謝東閔擔任副總統，是台籍人士進入高層的開端。儘管謝東閔僅具象徵意義，實際的政治權力不如行政院長孫運璿，不過，重用台人，已是國民黨延續政權合法化的一個重要政治手段。

二二八事件發生，族群矛盾是原因，更是結果。加上內戰失利，大量外省軍民遷來台灣，國府也於1949年12月撤至台灣，為台灣島上的族群問題埋下了遠因。政府遷台初期，重用不少台籍菁英，但這些人士多半出自國民黨系統，他們在日據時代前往大陸，加入國民黨組織，雖能進入政府，但缺乏政治決策影響力，雖在地方自治選舉中當選民意代表，但無法影響中央決策。而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是否能容納更多本省菁英加入，始終是美國關切國府政權穩定的重要考量。

國府念茲在茲的軍事反攻大陸，在美國態度消極、政治不支持之下，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始終無法發動，直到蔣經國離開國防部長職位，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這時台灣的政治氣氛開始轉變。國府口頭上雖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政治口號，但在實務上已開始將政治資源更多轉用在發展台灣。

蔣經國轉向建設台灣

1972年蔣經國接替嚴家淦擔任行政院長，過去反攻大陸的目標已默默地轉向建設台灣，十大建設的提出就是為強化台灣的基礎建設。蔣經國這時加強起用台籍菁英，日後邱創煥、林洋港、李登輝成為最有希望的三位台籍人士，尤其李登輝、林洋港，先後擔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可見蔣經國培養他們治理地方的經驗，是有計畫的。

蔣經國1978年以謝東閔為副總統，1984年以李登輝為副總統，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蔣經國如此布局，就是考慮在無法軍事反攻大陸之下，必須將台籍菁英納入政府中，否則國府統治難免會被質疑沒有代表性，成了李登輝日後所說的「外來政權」。

副總統人選各方關切

蔣經國選擇李登輝之前，宋美齡非常關切，她在1984年2月6日從紐約致電蔣經國，希望他慎重考慮副手人選：蓋汝父與汝均集黨魁與元首於一身，故難免或被認為順理成章，尤要者，其應對吾黨宗旨深切服膺，並有毅力膽識，忠誠可靠，不自滿於侷踞一方，而堅持執行復興大業者，庶不辜負為國犧牲諸忠貞人士及汝父之抱負。

兩天後蔣經國從台北電紐約稱：母親所示副手人選條件，實為國脈民命最關重大之問題，兒亦已思慮甚久，考核甚切，並準備提出一黨政運作方案，以其無負於父親之志業，母親之叮嚀。

其實蔣經國起用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早有風聞。郝柏村日記2月13日記載：杭立武宴客，請省主席李登輝夫婦，此一晚宴似有政治作用。若副總統提名必須本省籍，李登輝勝算甚大，現實政治環境既須培植本省忠黨愛國政治人士，李應為適當人選，他學歷好，做事堅持原則，尤其具有宗教信仰的虔誠，年富力強，值得支持。郝2月15日日記：下午揭曉為李登輝，這是經國先生對歷史負責的明智決定。

看看郝柏村對李登輝的正面評價，再與李登輝後來的許多爭議言行相比，任何人都會以為這是兩個不同的人，李登輝前後的差別，亦是國民黨紛亂崩裂的開始。

李登輝早年有共黨背景

根據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一輯，其中有政治受難者戴傳李的訪問記錄，他因為共黨組織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遭到迫害，當時是台大法學院學生。

根據他的敘述，「大三時，認識了李登輝，那時李登輝與曾文惠交往許久，他們都是出身小基隆（三芝）望族的有錢人家，記得當時曾文惠在台北的家，就位於南京西路徐外科對面的巷子裡，她的兩個弟弟其中一位曾永與我交情很好，日據時代日本政府提倡皇民化運動，要台灣人把姓氏改為日本姓，當時曾永也響應此舉，改姓為曾山。光復後，吳克泰在曾文惠家教國語，我與李登輝、曾文惠，以及另一名台大同學許昭然，都受教於他。1946年，他在吳克泰介紹下，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大三時組讀書會，討論馬克思主義，同班同學許遠東加入。」

戴傳李因吳克泰加入共黨，吳克泰與李登輝、曾文惠都有往來，戴傳李被捕，李登輝難道沒有受到牽連？戴傳李說，「保密局的人曾爭取我擔任他們的特務，要我回台大，為他們工作，我沒有答應，但向他們力薦吳振祥，後來他果然獲選，沒有關多久，就回到台大當職業學生。」

擔任國民黨特務，監視其他學生，就可以平安離去，根據戴傳李的說法，似乎也可以用在李登輝身上，讓我們推敲李登輝早年涉及政治案件後，卻仍能受到國民黨政府重用，或可從戴傳李的說法裡面得到某些啟發。但真相到底如何，還需要更多史料說明。但可以想見，李登輝並非郝柏村以為的那種人，更不會是蔣經國考核過的那樣好。郝柏村對李登輝的評價或許受到蔣經國影響，失之於天真，蔣經國又可能受到國民黨某些勢力的矇蔽。

任國民黨代理主席無前例

在李登輝之前，國民黨並無代理黨主席一事。1988年蔣經國死前，當時希望以國民黨中常會為集體領導，李登輝僅為名義上的領袖。1984年蔣經國將中常會成員增加為31人，其中增加了不少台籍人士，連戰首度進入中常會，是最年輕的一位，郝柏村也在這次入列中常會，台籍人士與軍方背景人士增加，顯示蔣經國希望中常會這個團體能夠各方勢力平衡，而不是由某個強人集權。

蔣經國死後，李登輝被推為代理黨主席，是李登輝掌權的開始。1990年李登輝藉著外部有反對勢力，營造國民黨對統治政權合法性的危機感，為自己贏得第一任總統的機會，排除了林洋港等人的挑戰。其背景不能單純地以為是保守派與李登輝代表的改革派之間的爭鬥，其實那是李登輝奪權的開始。

李登輝藉著分配權力，操弄李煥鬥爭俞國華，又藉著郝柏村拉下李煥，再用連戰換去郝柏村，李登輝這一連串的人事操弄，讓國民黨在短短幾年內鬧得烏煙瘴氣。

民主改革始自蔣經國晚年

蔣經國晚年開放報禁、黨禁，這些為社會資訊多元化及言論開放，建立了基礎。蔣經國生前最重要的政治決定就是解除戒嚴，這個從內戰期間延續了幾十年的措施，曾禁錮了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蔣經國能夠從台灣社會力的蓬勃發展，盱衡內外情勢，決心解嚴，這讓民主改革走上了康莊大道。蔣經國的意志，國民黨上下自然清楚，李登輝不過是延續前人未盡之功，卻以民主先生自居，顯然是掠人之美。

李登輝掌權，乃因國民黨內部許多人貪戀權力，藉著推李登輝上台，鬥垮其他人，為自己營造更多權力。國民黨後來的土崩瓦解，在台數十年建設被民進黨一筆勾銷，李登輝功不可沒，但即使李登輝已蓋棺，國民黨人仍不敢論定其功過。

國民黨不敢批判李登輝叛黨毀國，就沒有再起之日，因為這個黨在蔣經國死後，因循苟且數十年，已無自省能力，李登輝之死更凸顯國民黨的顢頇。當年蔣經國為國民黨人欺瞞，重用了李登輝，如今國民黨仍眛於世俗，不能認清李登輝的錯誤，那就準備面對歷史對國民黨的裁判吧。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