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學長新著《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下稱《評傳》），收錄在台大出版中心「台灣研究先行者叢書」。在展讀全書前，我注意到，這套叢書前四冊涉及的對象，均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同學科的日籍台灣研究先驅，體現了當代台灣學術史的自我認知，以及現代性起點的自我想像。或是叢書主編的有意安排，抑或是偶然，接續的第五冊以出生於日殖時期、學術臻熟於1970年代台灣「軸心時期」，且持馬克思經濟學立場的劉進慶先生為傳主，反而凸顯了其「抵抗與學問」之於台灣的重要性。

現象與本質

作為政治學的學徒，我在求學期間，接觸到解釋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論述，莫過於「雁行理論」，以及由此延伸而來的「亞洲四小龍」形象，儘管有別於純經濟學視角，而強調「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但對於國家性質的討論，仍囿限在民主與威權的政體分類。在課堂上，劉進慶的名著《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下稱《分析》）總是列名在課程大綱的參考書目上，卻始終宛若神祕般地存在，除了借用其中的數據資料之外，熟悉於西方主流知識典範的師生們，恐怕都無力讀懂這本書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

邱士杰在《評傳》裡，不只一次援引馬克思《資本論》所言：「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以此揭示劉進慶從其生命經驗出發，求索台灣經濟表現背後經濟本質的宏大企圖。或許可以這麼說，藉由《評傳》的輔佐，更又有助於讀者對《分析》作者與理論在認識上的統一，從而得以觸及《分析》的「本來面目」，亦即書中引用魯迅研究者伊藤虎丸之語：「喚醒個人的自覺，促使回心，給予救贖的同時喚起其主體性」，其價值不僅在於學術上的探索，更在於蘊含其中的運動性格。

抵抗與學問

《分析》所遺留下來的思想困境，邱士杰在書中認為，日本學者難以理解「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如何成為劉進慶的抵抗立場，而台灣讀者則難以掌握其立基於馬克思經濟學的學問。然而，在我的閱讀過程中，始終感覺到對於當代台灣而言，無論是其抵抗還是學問，劉進慶可能在被貼上「統派」與「立場先行」的標籤之後，便被拒於意識形態大門之外，更遑論進一步接受或把握他。

在學習《分析》之前，我先看過劉進慶的兩篇論文，一是發表於《海峽評論》的〈歷史悲情與歷史認識的自我檢討─剖析台灣媚日反華分離主義者的奴性史觀〉（1997），二是收錄於《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與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2004）。二文涉及的主題都是關於日本殖民評價的探討，這個問題在當下台灣或許已「殆為定案」，卻是追尋台灣主體性面貌不可能繞過去，且需要不斷反思與辯論的一道思想關卡。

劉進慶曾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是非台灣主體的近代化，乃不可取」，也曾嚴厲地批評「自我奴化」的史觀：「美日好比是台灣的太陽，地球好似以美日為軸在轉動，歷史好像由美日來帶動」。這兩段話看在多數台灣讀者眼裡，也許視之為「激進」或「極端」，然而卻是劉進慶從其一生「抵抗」與「學問」提煉出來對故鄉的肺腑之言。

原點與承續

我在研究所期間曾受業於許介鱗老師，他與劉進慶既是同代人，也有著相似的修業背景。許老師回憶其成長過程，由於察覺到自身的處境與國際政治的險惡，而從殖民地的「馴民」覺醒。另一位背景相近的戴國煇教授，也曾憶述日本人對台灣人「清國奴」的惡毒辱罵，在其心中形成「隱痛的傷痕」。《評傳》書中則提及少年劉進慶的小故事，殖民統治「二重社會」的矛盾，乃至於其父親眼看全鎮媽祖像被集中焚毀時的眼淚，「成了觸發我民族感情的原點」。

再加上光復之後政治上的腐敗與高壓，構成了劉進慶這一代人的「原體驗」。我在《評傳》書裡竟也看到不久前過世的祖母影子，1936年出生於雲林二崙小鎮的她，晚年曾對我們說過二二八期間與同學們做飯糰送往戰鬥前線，以及白色恐怖期間鎮上正派人士「一夜消失」的記憶。因此劉進慶的「原體驗」，不只屬於他個人，確實如同邱士杰所描繪的，那是「民眾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

無論是許介鱗的「覺醒」，或是劉進慶的「原體驗」，在台灣如今的統獨政治語境中，既成為了一塊「歷史化石」，也成了「狗去豬來」這種二元簡化的教條信仰。問題是，既然歷史是延續與累積的過程，左右人民生活體驗的政治與經濟條件，本身也應該有相承的線索。這也是劉進慶何以堅持追溯晚清台灣的意義所在，他指明：「戰後台灣經濟是繼承戰前殖民經濟的遺制，予以改編，形成龐大的公有經濟為出發點」，而「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之起點，是建立在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台灣近代化．資本主義化的良好歷史基礎上而開展的」。劉進慶的歷史詮釋，正呼應著他對戰後台灣20年，「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判斷的脈絡。

不過，僅管具有共同的「原體驗」，劉進慶的同代人還是產生了不同類型的人生道路，劉進慶稱之為「同根異果論」，按《評傳》說法，他「對於認同相異者的共感同情以及自身寬闊的胸襟」，「沒有將自身獲得原體驗以後的人生經歷視為唯一典型」。如何在理解台灣歷史複雜性與特殊性的基礎上，對於「同根異果」，甚至是往後世代「異根異果」進行自洽性的分析，應是劉進慶自稱的「附錄」研究範疇，以及理性之外不可或缺的感性掛念。

預示與召喚

我更好奇的是，當劉進慶「不想肯定」的「獨裁政權」被推倒之後，他的抵抗與學問，將依託到什麼對象和位置上？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台灣的貿易重心轉移到中國大陸，形成了與時俱增的依存關係；但是在政治關係上，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對抗與「脫勾」越演越烈。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特殊的「政經相悖」矛盾狀態，致使在認識上又停留在過去對美日的依附關係，政治與安全自不待言，經濟上同樣將「附庸性」視為「主體性」的展現，包括對於「護國神山」的自豪感與光榮感。正如他在《分析》〈漢譯版序〉所說：「我們切勿為一時的豐裕而得意忘形，沖昏了頭腦，走錯歷史方向」，那麼如果劉進慶沒有在2005年溘然長逝，他將如何展開抵抗與學問、如何提示現象與本質的關係、如何從經濟的考察中繼而喚醒民眾，這是《評傳》令人意猶未盡的發想與渴望。

與此伴隨而來且迴避不了的問題，當屬中國大陸於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以及之於台灣的意義。《評傳》收尾並未越俎代庖替劉進慶做出回答。但劉進慶2002年1月21日「最終講義」最後一項主題－「21世紀之經濟再構築的課題」，以及發表於過世後探討日本資本主義前景的專文，似乎都帶有對台灣如何重新思考中國大陸的預示意味與移情寄託。

我想起《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下冊收錄的第一張圖片，1986年11日23日劉進慶在大陸訪學期間，所留下的一幅題詞：「祖國建設欣欣向榮，革命偉業永垂青史」。劉進慶對未來世界和平繁榮的溫厚想望，以及建設一個「對人類的共生有所貢獻，並得以成為世界各為所尊敬的先鋒國家」的激情關懷，或許他早已有了暗自的期許與答案，至今依舊召喚著故鄉的人們─擺脫「奴隸的語言」。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我於60年前負笈北美，在入學資格口試時，三位口試老師認為最容易的一問：史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為何重要？我居然答不上來。我在台大讀歷史本科時，雖選讀過張貴永教授的西洋史學史，但當時習自希臘、羅馬到近代歐洲，卻從未注意到美國史家。

美國史家雖於19世紀仍多到德國取經，但已經人才輩出，而尤其看重透納。透納平生著作偏少，僅完成兩本專書，依然於1910年被選為地位崇高的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主要是因1893年美國歷史學會在芝加哥舉辦的年會上，他宣讀了一篇〈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論文，提出「邊疆理論」(the frontier thesis)，一舉成名。據統計，當透納於1932年辭世時，全美大部分大學的歷史系，仍然講授他的邊疆史。

邊疆理論挑戰歐洲淵源說

直到1880年代，「歐洲淵源說」仍是美國的主流，奉為史學祭酒的亞當姆斯(Herbert B. Adams, 1850-1901)尤主此說。他研究波士頓新英格蘭一帶城鎮，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源自中古德國，是為承上啟下的縱向「條頓民族淵源論」(the Teutonists’germ)。透納則以橫向地區間的互動挑戰此一說法。

他說歐洲的殖民者來到新大陸，並未在東岸止步，而是不斷地向西推進。拓墾者在中西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與環境互動，大顯身手，使遼闊的土地成為美國制度的大熔爐，其中人們有大好機會改善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幸運的荷鋤者可由赤貧變成富豪，導致社會驟變，為美式民主打下堅實的基礎。他認為階級在邊疆上很容易升降，故而意義不大。他因而認識到特殊的自然環境影響了拓墾者的心理層次，使西部人比較獨立自主，逐漸形塑了美國的國格。所以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源在中西部，而不在大西洋沿岸。

透納的新解釋對美國史具有革命性的影響，贏得青睞，毫無懸念地壓倒了亞當姆斯的歐洲淵源說。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演化論原本兼顧到先天與後天，而透納的「環境論」(environmentalism)就是要偏重後天環境的重要性。他的「經濟社會論」，取代了亞當姆斯的「生物有機論」。更值得注意的是：透納挑戰的，不僅是亞當姆斯個人，而是亞當姆斯所代表的美國主流史學界。年輕的透納身處美西，卻戰勝了位居要津的美東史界耆老，聲名鵲起。

透納相信環境會改變人類

透納能夠提出新見，並非偶然。他本來就生長在中西部的環境裡，原是一名漁夫，悠游於山水之間。他看到荒原曠野的無法無天，親眼目睹被私刑吊在樹上的屍體，看到邊疆的真情實況。他自少又喜讀地方史，博覽群籍，對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他覺察到美國人雖同樣來自舊大陸，但東岸都會區與西疆拓墾區之間有明顯的差異。他深信環境可以改變民族及其制度，認為歐洲文化進入新大陸後，新環境特別是中西部邊疆特殊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決定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國家性格，形塑了獨特的美國文明。

透納斷言環境可以改變人類，顯然有所取自政治經濟學者易理(Richard Ely, 1854-1943)的說法，他也顯然受到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家洛理亞(Achille Loria, 1857-1943)經濟決定文明社會的影響。當時的美國名家如班克勞夫(George Bancroft, 1800-1891)與派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都輕視邊疆上的皮貨生意，以為無關緊要。透納則不以為然，他視這些經濟活動為進步的象徵，以及新興文明的必要因素。從歐洲及東岸來的新移民，居住在西部的新環境裡，不斷產生有機的發展，涉及村落內部的改良與進展，以及土地法與勞工等議題的處理。所以他說：要瞭解美國史，必須先瞭解美國的中西部。

透納在威斯康辛大學讀歷史系時，已理解到史家的職責不僅僅是記錄事件，而且需要理解歷史時空裡的人性，需要重視社會在環境裡的成長。他的業師艾倫(William Allen)指出：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時代是歐洲擴展的最後階段，他因而將眼光投射到散布在新大陸的拓墾村落。他執教鞭後，繼續以社會在時空中的發展教導學生，而最須知道的是：發展中的變遷及變遷的原因。所以研究歷史，除了時間紀年外，也需要明白地理空間。

透納的第一本書《西北史大綱》（Outlin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就強調地理是歷史事件不可忽略的背景，以及新興社會在特殊地域內的發展。他看到美國如何從原住民的居住地，經由法國人先探險後占領，如何與當地的印第安人因矛盾而作戰，再到為英國人與西班牙人所占領，最後到獨立革命前的西北拓墾。美國聯邦政府於1787年發布詔令，在英國的北美殖民地與「大湖區」(the Great Lakes)之間，建立了美國的「西北領地」(Northwest territories)，接著聯邦政府於1803年自法國政府以1,500萬美元，購得路易斯安娜土地，總面積有828,000平方英里，每一平方英里只值18美元。其實法國僅控制這一大塊土地中的小部分，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但霸權根本不在意原住民的權益。美國進而爭奪遠西的俄勒岡，再進軍沙漠，並從俄羅斯購得阿拉斯加，美國疆域迅速擴張。

邊疆是美國文明的特色

透納既視西部殖民為美國歷史的最重要部分，他將人及其制度與思想聯繫到自然環境裡。他看到19-20世紀之交的美利堅合眾國，事實上是一「多地區的聯邦」(a federation of sections)，是一眾多地區的組合。美國的歷史就是地方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力量的激盪。最後美國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逐漸勝出，統一了包括移民、海軍、仲裁、旅行、自由貿易、商業成長，以及國際事務等多方面的分歧勢力，形成統一的國策。

大西部的拓墾及其影響呈現出美國各方面的新面貌，開墾者的愛鄉土意識轉化為國族主義，形成美國在思想與制度上的特殊性格。他想要說明的是：美國人的生活明顯有異於英國與歐洲，美國與歐洲的民主完全是兩碼子事，所以他認為西部觀點是把鑰匙，可以開出美國史重要的新課題。他的結論是：邊疆是美國文明的特色，美國史也必須要從新大陸的特殊環境中去瞭解。透納的邊疆理論推翻了陳說，自有其創見，對美國史的重要性已呼之欲出。

美國向西推進，到1890年代，已經抵達西岸。邊疆在新大陸消失，使美國人感到不再有無止境土地的恐懼，而同時來美移民的激增，產生了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所說生產趕不上人口增加的危機感。美國人視邊疆為「安全瓣」(safety-valve)，一旦肥沃的土地耗盡，生機受到威脅，心裡上便不再感到有取之不盡的自由土地。透納也為此產生危機感；不過，此後美國開闢了向太平洋擴張的新邊疆，將商業利益投向海外市場，從拉丁美洲到太平洋上的夏威夷與遠在東亞的菲律賓，以至於走向環球「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無疑都承繼了19世紀擴充邊疆的心態。

20世紀之初，賀布森(John Hobson,1858-1940)成為帝國主義理論大師，對帝國主義充滿熱情的樂觀，與透納對邊疆終結的悲觀相映成趣。當今美國海軍縱橫四海的「自由航行」，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新大陸的邊疆結束了，但拓墾精神已經在美國繁殖，深度影響了美國的制度與思想。此一學說強調，邊疆環境能改變人為制度，看來像是「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其實不然，決定論只允許唯一的決定因素，透納雖重視環境，但絕未忽略社會多方面的人為因素。

經濟與社會影響人類行為

透納與同時代的美國史家，多少都受到「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的影響，不認為可以獲致完全客觀的歷史，因歷史家會受到國族、時代、階級等因素的影響。他認為歷史不是逃避到往古的避難所，而是理解當下之所需。換言之，歷史足可照亮今日所遇到的問題。這也可說明，透納注意到歷史的用處，不僅可作為政治資鑒，更重要的是必須瞭解：經濟與社會因素會影響到人類的行為。

他也拒斥歷史是大人物的傳記，曾說理解普通的美國人才能理解美國的文明。他培養出許多博士生，其中極負盛名的俾爾德(Charles Beard, 1874-1948)，曾說他的老師引領經濟為美國歷史書寫的重點，就足以令名不朽。透納也是量化史學、科際研究等的宣導者，對歷史研究的概念與方法，也有其貢獻。

透納的邊疆理論並非心血來潮，憑空而來，而是從其歷史與文化的經驗而來。美國內戰後南北統一，經濟得到起飛的機會，工業化與橫貫鐵路的建築，向西擴張成為大勢所趨。廣袤的土地並不是可以自由取得的「無主之地」(free land)，有的是從投機商買來的，有的是追殺原住民後搶來的。不管從何種手段獲得，肥沃的中西部土壤是農耕者的天堂，成為美國龐大的穀倉，贏得農產品的國際市場。透納的歷史眼光注意及此，絕不意外，他受到美國史學界的敬重，他個人和藹可親的形象也有助於他聲望的延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極有主體性的美國史解釋，證明美國文明雖來自歐洲，然而在中西部遼闊的原野裡，人與惡劣的環境鬥，與野蠻人鬥，培養出自立、自強、自治的精神，養育了本土的民主文明與獨特的國性，使美國人感到自豪。

透納的學說不僅在美國史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廣受美國人歡迎，因他為許多民間傳說與神話以真材實料來佐證，給一般美國人一縷鄉村的浪漫情調，增添對未來的滿滿憧憬，產生回歸自然的濃厚興趣，以至於1890-1900年代的美國社會，出現對「原野的崇拜」(wilderness cult)。其實，實況並非如此浪漫，除了原始的自然環境需要克服，人為的橫暴幾同叢林法則，拓荒者唯有帶槍自保，美國至今槍枝氾濫有其淵源。

「新清史」竟議論中國疆域

透納的邊疆理論到1960年代，批評者漸多，不再流行，主要認為透納過於強調邊疆上的民主與平等，看不到婦女與少數民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與壓迫。但他的論點沒有被遺忘，多少啟發了後起的「環境史」及人口移動的研究。透納的邊疆理論或可稱之為「假說」(hypothesis)，因他並無意要創立歷史哲學，因他不相信人事可由任何鐵律來牢籠。他很能接受不同的歷史解釋，畢竟他的學說來自美國經驗，並無普世價值。他的理論並不適合加拿大、澳洲、西伯利亞等地的邊疆，更無論中國的邊疆。

今日美國的疆域與中國相差無幾，兩國的地理空間同樣在改變，都是從歷史演進而來。美國只經過二、三百年，就從13州發展到今天橫跨兩洋的疆域，領土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增大了三分之二有餘，而中國要經過兩、三千年才演變到今日的疆域。中國歷史疆域演變的時間遠較美國為長，而且既有伸展，也有收縮，不像美國快速擴張而無收縮。不料，近年美國的「新清史」學者，居然把中國疆域的伸縮當成話題。

哈佛大學歐立德教授大談「中國應有的疆域」(the proper limits of China)，說哪些疆域應「入」(in)，哪些該「出」(out)！日本人岡田英弘在其《從蒙古到大清》說，滿清繼承蒙元，所以元清兩朝擴充的領土都不應該是中國的疆域，這豈不就是戰前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的新版？照此邏輯，美國的疆域是否應限於東岸的13州，當今三分之二的領土都應該「出」嗎？於此可見，在西方學術文化的霸權下，在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籠罩下，歷史話語權如果失去自主性，跳不出西方的歷史語境，或有領土分裂之禍。

中國應提煉出自主性理論

新清史學者利用二分法將中原與邊疆對立，甚至將中原併入邊疆，於是有此怪談：中國只是大清中亞帝國的一部分。即使按照透納的「邊疆理論」，美國受到邊疆自然環境的影響，大西北的原野尚能改變來自歐洲的文明；滿人入主中原，豈能不受中原自然環境與濃郁文化氛圍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漢化的事實，遠遠早於元、清兩朝，豈能視而不見？更何況，透納也指出，美國東岸與西疆的歷史互動，最後形成的是國族主義，而非地區分離主義。中國的中原與邊疆的互動，同樣是在塑造中華國族主義。西方理論既然來自西方經驗，我們也可善用中國經驗提煉出具有自主性的理論。人文社會學有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判斷、不同的解釋，也就有「主體性」。主體性並不是「中心論」，也非「文化相對論」，而是英國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說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不同的文化各自有其主體，各有其特色，可以並存不悖。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歷史教授)

中國大陸部分省市飽受Omicron摧殘，特別是大上海史無前例地啟動封城模式，民眾猝不及防，民怨沸騰，出現了「改弦更張，與病毒共存」的觀點。但大陸高層沒有被部分輿論所裹挾，堅持「動態清零不猶豫、不動搖」。這是為什麼呢？

不能低估Omicron的危害

「Omicron致死率已與流感相當，截至4月17日，上海本輪疫情本土感染者30萬人，死亡案例只有3例，重症也寥寥無幾，足以證明對Omicron風聲鶴唳是杞人憂天。」連日來，對大陸過度防疫的質疑不絕於耳。然而，上述看法似是而非，顯然低估了Omicron的危害。

首先，Omicron變異株的致死性目前來看比Delta弱，但仍不可等閒視之。大陸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近期披露：有研究發現Omicron毒株流行期間造成的死亡總數，高於Delta毒株流行同期的死亡數。世衛組織4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也顯示，Omicron導致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大幅增加，出現了大量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例。在一些國家，Omicron毒株導致的死亡人數與之前的峰值相似，甚至更高。考慮到Omicron的超強傳播性、大陸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相對薄弱的醫療資源，決策層不可能對Omicron放任自流。更何況，誰也不敢斷言，病毒會不會發生新的可怕的變異。

其次，對全程接種疫苗的青壯年來說，Omicron也許正在流感化，但對於接種率較低的廣大弱勢群體來說，Omicron仍是重大威脅。要知道，大陸人口超過14億，其中60歲以上人口達2.67億，少兒人口超過2.5億。一老一小兩大群體的免疫力相對較弱，一旦疫情出現規模性反彈，後果不堪設想。上海又是一個老齡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截至2020年底，上海60歲以上的戶籍老年人口達533.49萬人。

承擔新冠定點醫院任務的上海瑞金醫院黨委書記瞿介明，最近向媒體介紹，該院北部院區收治的患者中，60歲以上患者占比約15%，加上幾乎所有重症患者均為老年人。即使輕型、普通型患者也有因Omicron感染導致症狀明顯加重。事實上，上海現有的三個死亡案例均為高齡老人。換言之，如果上海棄守，極有可能重蹈香港的覆轍。

再次，即使Omicron沒有在上海掀起腥風血雨，並不代表一旦其擴散到大陸其他地區，也能保持極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也就是說，上海付出慘重代價嚴防死守，不僅是在自保，也是為了保護全國人民。上海人民應當有這個大局觀。

「躺平」的後遺症嚴重

反對動態清零者的一個重要論據是，許多國家已經放棄對Omicron的抵抗，有些國家甚至解除了所有的防控措施，宣布與病毒共存，被陸媒形容為「躺平」。如此躺平看似與時俱進，實則不負責任，後遺症嚴重，不能為大陸所效法。

以今年2月底正式宣布與病毒共存計畫的英國為例，疫情自3月份以來急劇惡化。截至4月初，英國已連續兩周單周新增病例，處於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準。截至4月中旬，英國累計確診病例已超2,167萬例，累計死亡約17萬例。在英格蘭，新冠肺炎的住院率，已經連續五周上升。為了避免傳染，所有陽性患者的床位必須與其他病患隔離，導致嚴重的醫療資源擠兌。

更重要的是，躺平並沒有帶來英國經濟社會復甦。有研究顯示，1/5住院患者在5個月後因健康狀況不佳仍不能工作，或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增加了20萬。據英國《衛報》報導，由於勞動力短缺、通貨膨脹等問題至今無法得到解決，餐飲、旅遊等服務行業還未擺脫疫情帶來的混亂，前景也充滿不確定性。還有英國專家擔心放任Omicron流行，會為病毒變異提供更多機會，而病毒並不如大多數人想像的那樣，一定會變得更加溫和。

過去兩年多來，大陸堅持動態清零，成效有目共睹。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海嘯，大陸不僅率先遏制住疫情蔓延，最大程度減少了人民的生命損失，而且率先復工復產，成功做到了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2021年，大陸GDP比上年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經濟增速居全球主要經濟體前列。

當前上海確實因封城，社會停擺造成經濟受挫、民生艱難，但正如新華社所分析的，「從一個國家、一個整體來看，局部地區、小部分人被管控，防止疫情擴散，換來的是更大範圍、更廣泛的百姓正常生產生活，是更加寬鬆、穩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以英國的前車之鑒，如果大陸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倉促開放，被動「躺平」，不僅短期內感染率和死亡率將直線上升，經濟社會發展也會遭遇重創，甚至好不容易取得的扶貧攻堅的成果也會被逆轉。因此，大陸必須高度警惕「躺平」的後遺症，動態清零不能輕易動搖。

新形勢下動態清零可實現

動態清零並不是追求絕對的零感染，而是強調發現一起，撲滅一起，確保不出現疫情的規模性反彈。Omicron傳播性強，隱匿性高，的確給動態清零帶來新的考驗。但實踐證明，只要堅持動態清零總路線，把一系列快速、科學、精準的防控舉措落到實處，就能阻斷Omicron的社區傳播鏈條，實現社會面清零，為經濟社會發展回歸常態創造條件。

事實上，今年1月，天津用了兩周時間實現社會面清零，大陸在與Omicron的首次大規模遭遇戰中旗開得勝。隨後，深圳從緊急封城到逐步解封，用時不到10天。4月14日吉林在抗疫40多天後，實現社會面清零。天津等地可以在短期內做到社會面清零，上海沒有理由做不到。接下來，上海需要更加堅決果斷執行動態清零，同時加強與民眾溝通，全力保障民生。相信上海最終會打贏這場防疫攻堅戰。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截至4月13日，全球累計病例數為4.99億，死亡人數為618萬。從第一例到一億例間隔389天，一億到二億為190天，二億到三億為155天，三億到四億快到33天，四億到五億為64天。目前全球每周發病率連續第三周下降，較前一周下降達23%；全球每周死亡率趨勢連續第二周下降，下降率達17%。

全球疫苗接種概況

截至4月5日，世衛組織(WHO)報告全球累計接種疫苗113億劑，其中50.6億人、占65%的全球人口至少接種了1劑，45.4億人、占58%全球人口完全接種了疫苗。

美國的新冠累計病例為8,030萬例，死亡為98.4萬人。4月的前7天，每日發病率近3萬例，略呈上升趨勢；死亡率趨於平穩為454例。美國已累計接種了5.67億劑疫苗。過去兩周每日疫苗接種量顯著增加，從15.7萬人攀升至44.5萬人。此乃FDA授權第二劑mRNA加強劑量疫苗適用於某些人。

美國大約76%的成年人，以及2,300萬18歲以下的兒童接種了疫苗。總共有9,900萬人接受了額外劑量或加強劑量。這相當於45%的人完全接種了疫苗，其中65歲以上者有68%完全接種了疫苗。

義大利國家衛生研究所(ISS)估計，2021年義大利的新冠疫苗接種，預防了約15萬死亡案例和800萬例的確診，還防止了50萬人住院和5.5萬人入住加護病房(ICU)。自大流行開始迄今，義大利已有1,530萬例確診、16萬人死亡，為歐洲第二。

美公衛緊急狀態延長90天

由於確診病例增加、大流行持續，美國原定於4月16日到期的國家公共衛生緊急狀態聲明再延長90天。此決定允許數百萬美國居民繼續免費接受檢測、治療和疫苗。4月13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亦將公共交通的旅行口罩授權延長至5月3日，以評估最近由Omicron BA.2新冠肺炎病例的上升情況及其影響。4月初以來，7天平均病例數穩步增加，CDC估計，美國有86%患者歸因於 BA.2。美國政府對取消航空旅行、公共交通的口罩規定，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公共衛生專家支持繼續使用旅行口罩，主要是為了降低傳染給老年人，以及尚無資格接種疫苗的兒童、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及不能戴口罩殘疾人的風險。

輝瑞和BNT宣布，計畫申請美國FDA緊急使用授權為5-11歲的學童提供10μg加強劑（第三劑）疫苗。數據顯示，在第二次注射後6個月內施用的第三劑顯示，SARS-CoV-2野生型毒株增加了6倍中和幾何平均滴度(GMT)。另外對Omicron特異性中和滴度增加了36 倍。因此，無論之前是否感染過，都顯示了強烈的反應。根據美國CDC的數據，截至4月6日，只有28%的5-11歲兒童接受了第二劑疫苗。

累積感染及心肌心包膜炎

根據《柳葉刀》一份報告，在Omicro 變體出現之前，截至2021年11月中旬，全球約44%的人口至少感染過一次新冠肺炎。然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感染率差異很大，40個國家的感染率高於70%，39個國家的感染率低於20%。凸顯出巨大的區域差異，有助決策者確定預防傳播的最有效策略、干預措施、疫苗接種。

今年4月《柳葉刀呼吸醫學》雜誌的一項報導指示，COVID-19疫苗接種後心肌心包膜炎症的發生率，不比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種後高。而接種COVID-19 疫苗後出現心肌炎心包炎的患者中，男性30歲以下以接受第二劑mRNA疫苗後的發病率明顯最高，而非第一劑或第三劑。

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 Neurology)最近研究說明，嗅覺減退、部分或完全喪失、或異常，影響30-70%的患者，症狀可持續長達一年。病毒引起嗅覺上皮細胞的發炎，對神經元造成損害，減少從軸突到大腦的信號傳導，並導致嗅覺功能障礙。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健康檢驗局(APHIS)對幾種動物種群，如鹿、老鼠、水貂、養殖場周圍的野生動物，進行了新冠病毒監測。病毒從包括寵物在內的動物傳播給人類的風險仍然很低。但人類新出現的傳染病，有75%是通過動物傳播的，即所謂「人畜共患病」。CDC新興傳染病雜誌4月的一份報告指出，動物可以作為某些疾病的前哨站。美國參議院提出2022年預防未來大流行法案(S.4074)，授權美國政府與其他國家合作制定計畫，以降低新的人畜共患病病原體傳染到人類。

另外，一種最初用於治療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實驗性藥物Sabizabulin，證實可顯著降低住院中重度患者發生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的風險。目前美國FDA已給予緊急使用授權，Sabizabulin無需冷藏，每天一次口服給藥，最長持續21天，對資源匱乏地區極具優勢。

台灣疫苗注射概況與因應

台灣疫苗覆蓋率，迄今打了一劑為84%，二劑為79%、三劑為55%，其中75歲以上長者打了一劑為78%。二劑為72%、三劑為58%，明顯不足。至於12歲以下學童染疫致死率為萬分之一，是否該注射疫苗引起學界爭議。由於疫苗的長期效應不明，且藥廠對疫苗的副作用相當保留，筆者並不建議小學生打疫苗。

面對一日有三千新確診個案，政策清零早已無望，被迫與病毒共存為必然的趨勢，而我們防疫中心的部署樣樣慢半拍，迄今普篩試劑嚴重不足且昂貴，治療藥品也未備齊，而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似乎已把心思放在台北市的選戰上，每日新增逾十萬確診病例的日子為期已近！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中美兩國於2021年底完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正在討論是否要進行下一階段談判之際，爆發了俄烏戰爭，加上中美雙方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產生歧見，使得未來双方經濟關係更加撲朔迷離。雖然拜登總統表示，在中國沒有落實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承諾前，無意鬆綁對中進口產品加徵關稅，但在此之前，美國貿易署(USTR)代表戴琪曾指出，將會重新檢視加徵關稅的作法。

美今年3月下旬，戴琪在出席眾議院「歲入委員會」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聽證會時表示，下一階段對中經濟戰略核心，除了檢視中國如何落實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承諾之外，是在要求中方遵循公平貿易行為，藉此重新校正美中貿易關係。此外，戴琪更進一步建議，美國應該從事「戰略性投資」，提高戰略性產業競爭優勢，以捍衛本身的經濟利益，以及加強與盟友之間的合作，促使產業供應體系更具韌性，避免受到中國不公經濟行為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美對中經濟戰略收效甚微

從戴琪的論述觀察，似乎意味著美國或將調整對中的經濟戰略；如果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其調整何嘗不是代表美國長期以來對中經濟戰略受到嚴重挫敗。這或許可以臆測，戴琪從此一期間美國對中國實施的貿易戰、科技戰等兩個戰略進行評估分析認為，因收效甚微，而必須重新加以調整。

先從貿易戰來說，川普自2018年3月起對中掀起貿易爭端之後，不斷擴大對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不過，依據資料統計顯示，美國對中貿易逆差在2018年創下4,182億美元高峰後，2019年因加徵關稅，減少進口中國產品，而縮小為3,456億美元，2020年因新冠疫情的影響，緊縮消費，而下降至3,103億美元；但2021年隨著疫情緩和，增加需求，再增加至3,553億美元，不但未見逐漸縮小，反而重返擴大格局。然而，最關鍵的莫過於，在對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後，反而造成美國通膨壓力，不但生產者指數上揚，而且消費者物價指數更是從去年4月的4.1%，逐月升高至今年3月的8.5%。因此，3月23日美國貿易代表署辦公室公布，重新豁免352項中國進口產品關稅，至2022年12月31日止。此一作法，無疑是在扭轉川普認為加徵關稅可以改善貿易逆差的思維。

再就科技戰而言，拜登不但持續執行川普時代對中科技制裁的政策，甚至加強實施限制對中出口科技產品等措施。不過，在俄烏爆發軍事衝突，掀起全球經濟動盪不安的同時，曝露出美國既有供應鏈難以脫鉤中國的脆弱。誠如2021年12月，英國劍橋大學針對過去20年來，中美兩國的科技競爭加以分析，以及對未來的趨勢進行預估，所公布的「21世紀中國與美國之比較」報告指出：中國已替代美國，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科技製造大國，同時羅列著中國在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等領域上，位居世界第一；再者，在其他例如晶片、生物技術、綠色技術等領域，也將會在未來十年內超過美國，在無形中，更加讓美國重視打造自主供應鏈的迫切性。

《印太經濟架構》面對挑戰

上述無疑說明，過去三年，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戰略並未成功，此一情勢，或將讓拜登政府調整，從今年5月開始，作為落實「印太戰略」主軸的《印太經濟架構》。雖然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架構》迄今所公布的資訊有限，但其希望是在經濟的領域，採取更實質的戰略競爭工具，填補川普退出TPP所造成的戰略競爭「破綻」，重新扮演在印太區域的經濟主導地位，進而圍堵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

不過，在《印太經濟架構》即將開始推動的前夕，美國擬於3月25日與東協國家的領袖舉行峰會，卻又因多個成員表示不克與會而取消；相對是中國「一帶一路」重要夥伴的印尼、泰國、菲律賓、緬甸等東協成員國外長，卻又從3月31日起先後訪問中國。其實，拜登召開這場峰會的目的，是在期待東協支持美國的「印太戰略」，同時透過《印太經濟架構》來圍堵中國，進而提高其區域勢力範圍。然而，美國卻忽略了中國與東協的經濟關係，例如2020年其雙邊貿易金額達6,850億美元，是美國與東協雙邊貿易額3,620億美元的一倍；尤其中國對東協的投資更是美國望塵莫及。這些事實似乎說明，美國希望從「政經」層面，在印太地區建立「反中聯盟」的構想，已呈現嚴重警訊。

中美未來考驗美政府智慧

很顯然地，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尤其是在中國成為許多國家不可或缺的製造供應來源，以及脣齒相依的重要貿易夥伴之下，過去冷戰時代所存在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糾葛，已經逐漸模糊。

面對俄烏軍事衝突持續延燒，美國再度陷入對中國經濟戰略布局的選擇，誠如許多學者專家認為，如果中美關係再度陷入冷戰糾葛，其實對政治不利、對美國未來的發展更加不利。將來中美經濟關係能否雨過青天、邁向坦途，從貿易上的合作至科技上的合作，都考驗著拜登政府的智慧。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俄烏衝突引發美歐對俄羅斯發動六輪以上的制裁，最引人矚目的包括：將俄羅斯排除在SWIFT支付系統之外、凍結俄羅斯央行部分外匯儲備等金融制裁；以及能源禁運制裁。美國想利用金融霸權地位將美元「武器化」，意圖一舉打垮俄羅斯，不意普丁使出「反制裁」策略，非但削弱、甚至瓦解了美國的霸權地位，還抬高了盧布的國際市場貨幣地位。

盧布躍升世界交易貨幣

二戰後，布列敦森林體制造就了70多年來美元是「世界流通貨幣」、「世界交易貨幣」、「世界結算貨幣」、「世界儲備貨幣」的唯一強勢貨幣，另列在IMF一籃子的關鍵貨幣，如歐元、英鎊、日圓、加拿大元、瑞士法郎及人民幣，都僅具備四大功能中的二或三項，稱為強勢貨幣；至於其他不具備四大強勢功能的國家級貨幣，包括盧布(Ruble)在內，都屬於弱勢貨幣。

不意此次普丁竟讓盧布從弱勢貨幣躍升為「世界交易貨幣」的準關鍵性貨幣。這應該是拜登壓根兒始料未及的。

歐美西方以為，只要將俄羅斯的銀行排除在全球銀行參與的SWIFT平台系統之外，就可讓俄羅斯對外經濟交易關係難以再繼續使用「國際主要交易貨幣」的美元和歐元，與所有外國進行貿易結算，也藉此讓俄羅斯無法再進行海外匯款等交易。

美國的如意算盤是，一旦俄羅斯無法透過美元和歐元對外出進口，對其基礎能源及農林漁牧產業的打擊將非常巨大；俄羅斯石油產量排在世界第三，天然氣排世界第二；二者在俄羅斯出口總金額中的占比高達6成。如此制裁，應可讓俄羅斯經濟一刀畢命。

歐美對俄的制裁重創自身

儘管歐美對俄羅斯所施加的種種制裁，極可能會一一反向回擊。譬如，俄羅斯產原油的外銷，倘若因制裁被阻斷了流通性，必會肇致全球市場供求關係緊張，國際原油價格可能上漲到每桶120美元以上；油價上漲會讓美國通膨惡化，拜登政府原本低迷的支持率越發雪上加霜。儘管如此，美歐北約國家在美國的威懾下，依然採取強硬態度，根本原因是擔心，對俄羅斯的制裁力度若有不足，未來更無法遏阻中國的崛起。

普丁3月23日宣布，俄國向歐盟成員國等「不友好」國家和地區，供應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產品、礦物產品、糧食穀物、農林漁牧產品、高科技產品的進出口，一律改用盧布結算，或黃金或人民幣進行交易、結算。

新規定自4月1日起生效。短短一周間，盧布倏然變成國際交易貨幣，讓布列敦森林「金本位」貨幣體制，再度出現大復辟的端倪，甚至拉高了由第三世界發動的「去美元化」運動之氣勢，讓國際經濟社會為之驚嘆。

《盧布結算令》把盧布聯繫上黃金，等於給全球經濟重新定了一個錨，一方面讓國際重新審視「金本位貨幣」的穩健性與可信賴性，另一方面也等於宣告美元「完全脫鉤黃金」的「債務本位貨幣」絕對不可信賴，是經濟自殺、財產歸零的作法。

《盧布結算令》有高妙玄機

《盧布結算令》除了把盧布直接聯繫上黃金，確保盧布作為國際交易貨幣的安全性與可靠度；同時還規定購買俄羅斯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產品買賣，應以盧布為交易計價與結算的基準，打破了1990年代以來國際能源市場的「石油美元」壟斷地位。

同時，《盧布結算令》限定盧布直接聯繫黃金與人民幣，摒棄美元，其中尤以聯結人民幣關係更為重要，因為人民幣在國際上已具有「世界流通貨幣」、「世界交易貨幣」、「世界結算貨幣」、「世界儲備貨幣」四個功能特徵，可以有效挹注盧布的不足，中國CIPS結算平台更可以協助盧布作為「世界流通貨幣」、「世界交易貨幣」、「世界結算貨幣」的關鍵輔助機制，只要盧布掛鉤CIPS與歐盟INSTEX的結算平台機制，即可讓盧布完全擺脫拜登的SWIFT封殺令。

盧布不僅可支撐還會升值

《盧布結算令》不僅可以支撐盧布的匯率，還可以讓盧布升值。

全世界石油及天然氣的購買者，都將因《盧布結算令》籌集盧布，而俄羅斯理所當然可以此對價獲得外匯。為了支付天然氣相關費用，歐洲也不得不從俄羅斯中央銀行購買盧布，而該銀行在3月被列入歐盟的制裁名單。考慮到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對歐盟成員國的關鍵重要性，《盧布結算令》對所有西方經濟社會形成壓力，也將使歐美西方的制裁變得無效甚至荒謬可笑。

俄羅斯一直都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主要出口國，歐盟進口的天然氣約40%，進口原油的約30%都來自俄羅斯。3月23日的盧布匯率，因預期的需求增加，一度漲至1美元兌81盧布，這是主要國家宣布經濟制裁以來的最高水準。

加速「去美元化」進程

據英國Capital Economics統計，俄國對歐盟的出口額為每年300-400億美元，俄羅斯通過強制採用盧布支付，迫使外國企業參與盧布交易，以尋求遠離俄羅斯的制裁。使用盧布結算可降低俄國的交易成本，並將收入留在俄羅斯，同時減少國際市場做空盧布的企圖。歐洲高度依賴俄國天然氣，使用盧布進行天然氣貿易結算，將提振盧布的國際需求。未來俄國也可能要求出口石油、金屬和其他大宗商品都以盧布結算，屆時盧布的價值、國際貨幣流通、交易及結算體系，都將因此重構與再造。

《盧布結算令》一方面可以降低俄羅斯所設立的美元或歐元帳戶被凍結的風險，另方面可加速「去美元化」的進程，真可謂一舉多得。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俄烏戰爭不久，歐美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採取嚴厲的金融制裁，凍結美元資產及排除在SWIFT之外。有感於此，中俄之間的人民幣貿易更為緊密，石油人民幣及數位人民幣的發展亦獲得加速。

西方經濟制裁應引以為鑑

俄烏戰爭不久，美國總統拜登即頒布行政命令，禁止俄羅斯參與任何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也禁止美國或美國人直接或間接向俄國政府或任何在俄國的人出口、再出口、銷售或供應使用美元紙幣；更進一步撤銷俄國的最惠國待遇，即「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的地位，亦剝奪了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各項關稅優惠及貿易好處。

歐盟隨後也跟進，宣布禁止對俄國出口和進口用歐元紙幣，並決定取消其貿易最惠國待遇，禁止歐盟企業投資俄國油氣行業，禁止向俄國出口奢侈品和高級汽車，禁止俄國鋼鐵出口至歐盟等，並將俄國排除在SWIFT國際支付系統之外，凍結其央行資產，俄國銀行一旦被排除在外，將難以跟外國進行生意往來，進而中斷它的國際金流。此外，俄國央行擁約6,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原可用以應對世界各國的制裁，然在被凍結後，已無法透過出售外匯，來換取美元及歐元以支撐盧布。

中美貿易戰後，美國進一步對中企祭出嚴厲的下市制裁，未來雙方若交惡，美國恐如法炮製，將中國排除在SWIFT支付系統之外，且凍結央行資產，禁止使用美元。有感於此，近來全球「去美元化」有加速跡象。另一方面，俄羅斯多達數千億美元資產遭西方國家凍結，中國持續購買俄油，而沙烏地阿拉伯也考慮將部分賣給大陸的石油改採人民幣計價，這是否會成為挑戰美元世界霸主地位的最新催化劑，值得關注。

人民幣外匯儲備占比升高

人民幣國際化自2009年推動至今已逾12年，按照規模增長情況可劃分為三個階段：2009至2015年為第一階段，因資本流動管制逐步放開、鼓勵人民幣結算等政策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展迅速。從2016開始至2017年進入第二階段，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停滯，主要原因包括人民幣兌美元由升值轉為貶值、中美利差收窄等。201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受人民幣匯率由跌轉升、金融去槓桿等因素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增速恢復為正，增長回暖。

根據IMF最新的統計，截至2021年第4季，人民幣占全球央行外匯存底比重已逐季增加至2.78%，而美元則降至58.81%近年低點(參考表1)。2022年1月，人民幣全球支付的占比3.2%，創歷史新高，為全球支付貨幣第四名。再者，伴隨著今年元旦「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生效，以及IMF將在今年7月重估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可能獲得更大的權重，均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

石油人民幣已興起

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任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曾指出，美元霸權是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根源；俄羅斯總統普丁更直言，要跟夥伴一同克服儲備貨幣太過有限的問題。擁有全球最大原油蘊藏量的委內瑞拉，於2017年10月13日宣布，不再接受美元付款，而可直接以人民幣的一籃子石油報價。大陸自2018年推出以人民幣計價的石油期貨合約，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部分舉措，不過，人民幣原油期貨並沒削弱美元在石油市場的主導地位。

華爾街日報報導，沙國與中國就部分石油交易以人民幣計價的談判已經斷斷續續地進行了6年，但今(2022)年加快了談判步伐，因為沙烏地人對美國幾十年來所給予的安全承諾愈來愈不滿意。沙國出口石油25%以上由中國採購。若這些交易以人民幣計價，將大大提升人民幣的地位。沙國還在考慮將人民幣計價期貨合約納入沙國國家石油公司的定價模型，這些期貨合約也被稱為石油人民幣(petroyuan)。

中俄聯手發展支付系統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 CIPS)是由中國人民銀行開發的、為其成員進行跨境人民幣支付與貿易提供清算和結算的支付系統。2015年10月8日，系統第一期正式上線。首批使用者包括19間中國和在中國設立的外國銀行，以及176家間接參與者，覆蓋6大洲與47個國家和地區。

截至2022年2月底，CIPS系統已有參與者1,287家，其中直接參與者75家，間接參與者1,212家，覆蓋全球6大洲，103個國家和地區，實際業務覆蓋175個國家超過3,500家法人機構。2021年交易筆數達到了212萬筆，交易金額51兆人民幣。另一方面，中國銀聯系統興起，北京致力於讓人民幣國際化，俄國近期正與大陸商討，是否要連結兩國的支付系統。如此一來可以避免使用美國支付系統，如Visa、Master Card可能遇上的麻煩。

據悉，俄國曾於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後，遭到國際制裁，Visa、Master Card 拒絕為部分俄國客戶提供服務。俄國於是發展自家支付系統Karta Mir，如今Mir 卡在俄國發卡量達1,400萬張。目前，俄國有意連結Karta Mi 和中國銀聯，對抗美國支付系統。中俄反制美元不只如此，兩國的雙邊換匯協定也計畫再延3年，這也助於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數位人民幣可防金融制裁

人行近年著力於數位人民幣的推進，各地試點相當成功。持平而論，數位人民幣推出和應用最早，且大陸經濟世界第二；具有行動支付體系健全等優勢，若能持續加快貨幣體制改革，成為完全自由兌換與進出的貨幣，有機會成為國際貿易媒介的新選項。

再者，透過數位人民幣貿易不需經SWIFT轉帳，一則可擺脫美國監控，再者，可動搖美國的長臂管轄權及美元霸權的地位。高盛(Goldman Sachs)預期，數位人民幣(e-CNY)用戶規模在10年內或擴增到10億人口，每年e-CNY的支付額高達19兆人民幣。若能維持目前的發展速度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或許再經數年，即可與美元一較長短。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日本亟思在俄烏戰中覓得制俄、制中之策，原本制裁俄羅斯得心應手，但遇上油、氣能源竟立刻沒了底氣；而派系大老安倍想介入台海，外相林芳正則期待北約「亞太擴」。

在俄烏戰爭持續這段期間，日本是西太平洋上藉機採取動作最多的國家，頻頻制裁俄羅斯，大增國防預算、升高核武論。在眾多政界人士中，仍舊想主導日本對外政策的前首相安倍風頭很健，究其主旨，就是老套的要在駐日美軍背後，製造台海衝突，給自衛隊切入的機會，只是，他的政壇冤家林芳正外相，卻從北約全球化中，看到另一條極為冒險、激進的制中捷徑。

日制裁俄國能源踢到鐵板

日本在金融、出口方面制裁俄羅斯是跟緊著美歐，既快又狠，但到了3月底，遇上涉及國家利益的能源，日本也跟眾多歐盟國家一樣，馬上嘴硬手軟。俄羅斯是能源出口大國，天然氣出口尤居世界第一，歐盟進口量逾四成皆來自俄國斯。為反制制裁，3月31日普丁宣布，美歐日等不友善的西方國家，從4月1日起購買天然氣需用盧布。

日本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煤炭占一成，石油5％、天然氣8％，依存度不算高，但仍是重要來源。煤炭無法一下子完全斷絕，可逐步減少進口，換從別處張羅及增加核能廠運轉。而其關鍵是出在「薩哈林1、2號」、「北極 LNG 2」的油、氣投資。

薩哈林即是庫頁島，「薩哈林1」為俄、美、日、印度四國共同投資合作開發，日方參與者有經產省、伊藤忠商事、石油資源開發、丸紅等官方和民間大企業，合計共有30％權益。俄國出兵烏克蘭後，美國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3月1日就退出「薩哈林1」。「薩哈林2」則是由俄、日(民間)、英組成，原是俄羅斯與外國企業最早在油、氣領域開展國際合作的重大項目，而2月28日英國殼牌(Shell)石油認為業務難以繼續開展，便退出了「薩哈林2」。

在北極圈的液化天然氣「北極LNG2」亦為非常大的計畫，預估在2023年開始生產，未來年產量有望達到1980萬噸，日本半官方的石油天然氣和金屬礦物資源機構與三井物產共同擁有10％權益。美、英自己有豐富的油、氣能源，在俄羅斯投資的企業可以說退就退。

輪到日本表態，結果是3月31日岸田宣稱不會退出在庫頁島的油、氣事業；翌日，經濟產業相萩生田光一說，日本也不會退出「北極 LNG 2」，並辯解在能源價格飆升的情況下，可以比市場更便宜地採購，對能源安全極為重要。

安倍促美對台戰略清晰

日本根本沒有切斷與俄國能源合作的底氣，檯面理由是「本國擁有權益」、「能源安全很重要」，但其實日本更擔心的是，一旦退出，前功盡棄且中國大陸極可能填補空缺。因此，日本總是給日俄關係留下「一線生機」。

暫時無法再對俄羅斯出招，日本政客隨即將目光調轉回看東亞戰略。擁核原為日本戰後的禁忌，而2月底安倍一席「核共有」說掀開了潘朵拉盒，自民黨其他派系領袖已跟著改口「應容許各種討論」；比自民黨更民粹、右傾的第三大黨「日本維新會」，乾脆貶抑非核三原則是「昭和時代的價值觀」，對核武的態度尤為積極。未來會否翻轉成輿論主流，值得關注。

不過，安倍的最大策謀是拿台海問題說事。3月22日藉著「日華議員懇談會」的年會場合，安倍與蔡英文舉行了自2016年以來的首次視訊會談，兩人皆認為自由開放的印太不容許任何國家以武力改變現狀。4月3日安倍在山口市演講表示「(俄烏戰)盟國以外國家不參戰是冷酷的現實」，顧慮到中國的軍事壓力，日本應加強美日同盟，並要「自助」，跟德國一樣，將防衛費增加到GDP的2％以上；12日他更投書《洛杉磯時報》，條陳俄烏、陸台之間的異同，呼籲美國改變以往的「戰略模糊」政策，明確宣示當大陸動武時會挺身捍衛台灣。

安倍如此力拱美國，正襯托出他想插手台海，卻又要利用美軍武力做前鋒，讓自衛隊以後勤支援美軍來介入台海，最後達到「制中」的目的。由於去年12月24日(鹿兒島)《南日本新聞》、《琉球新報》、《沖繩時報》等多個地方報紙，都在報導「西南諸島變成美軍臨時基地」、「在台灣有事時的共同作戰計畫」之類的相關事務，不難推知，美日應已在規劃「共同作戰計畫」。防衛相岸信夫日前也宣示，2023年度的防衛預算將大幅增加。

林芳正為北約亞太擴背書

4月5日，日本外相林芳正赴烏克蘭與烏國外長庫列夫短暫會晤，表示支持烏克蘭、增加接受烏國難民等的人道援助。接下來他參加了6-7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外長會議。這次北約會議有兩個值得關注的重點，其一，北約秘書長史托爾滕博格說，在新戰略構想中「將首次考慮中國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脅迫性政策」。

其二，北約特別邀請了8個非成員國的外長，在歐洲的烏克蘭、芬蘭、瑞典、喬治亞四國都想加入北約，而更須注意的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四個亞太國家。其中，日、韓是首次受邀，顯示北約希望深化與亞太國家的合作，它不僅在歐洲東擴，恐怕還要「北約全球化」、「亞太擴」，這應是日本最有興趣的發展。因為如此，日本將可遽增眾多制約中國的盟友，並突破軍事的束縛，但是，一旦輕易引北約到中國的家門口，那可絕非東亞之福。

南韓第20屆總統尹錫悅將於5月10日就任，反對黨「國民之力」將從此成為執政黨。尹錫悅最近快馬加鞭，想改善文在寅執政期間惡化的韓美、韓日關係。由此可窺見今後東北亞局勢的可能變化。

 尹錫悅於4月2日至7日派遣「韓美政策協商代表團」訪問華盛頓之後，又於4月23日至28日派出「韓日政策協商代表團」赴東京訪問，他顯然要加強與美、日的關係，企圖扭轉文在寅總統任內的「不正常」外交。

堂堂的外交 牢牢的安保

尹錫悅提出的施政目標第8條是「堂堂的外交 牢牢的安保」，顯示他對文在寅的外交政策不滿。他認為文在寅為討好北韓，與傳統盟邦美國與日本關係幾乎跌入谷底，因此，他強調「外交要走堂堂正正的路，國家安全要牢不可破」。

文在寅對「小老弟」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低姿態，換到的卻是金正恩的飛彈威脅和為所欲為，而不是「完全可驗證的非核化」與「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4月16日下午，在金正恩的親自督察下，發射了今年以來第11次二枚「不明」飛彈，南韓國防部參謀本部於17日才對外公布，隨後在青瓦台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金正恩酷似「好動兒」，無人可管。由南韓投資巨額建築的「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大樓」在世人的注目下炸毀，文在寅默不作聲；北韓要求文在寅下令禁止脫北者空飄政治宣傳單，文在寅也乖乖照辦。

文在寅以金正恩親口答應「非核化」，讓美國前總統川普舉行了兩次「川金會」。拜登上台後，堅持北韓「先廢核」再說，因而美朝關係不進則退。

美國國務院對北事務特別代表金星於4月18日訪問首爾，拜訪新任總統尹錫悅，針對拜登5月份訪問日本前要先訪問韓國一事，交換了意見，並與新政府負責外交、安保的有關人員舉行了會談。

尹錫悅要恢復與美日關係

文在寅執政期間，簡直把日本當成「敵對」國家。把前總統朴槿惠與前首相安倍晉三之間簽署的賠償慰安婦10億日圓協定，在未經協商下，單方自行廢止了，並要求重新談判。不僅如此，文在寅還有意將行之有年的《韓日軍事情報合作協議》拋棄，後在美國出面施壓後，他才勉強接受恢復。

尹錫悅要改變作法。一方面得採取有效遏制北韓的措施，一方面要加強與美、日的外交與國防。因此，他組織了政策協商代表團分訪美、日兩國，不令人意外。值得關注的是，究竟何人能率領政策協商代表團。

美、日團長均有傲人背景

赴美團的團長朴振，原是四屆資深國會議員，現為新政府的外交部長，曾留學美國與英國，獲有博士學位，英語流利，與拜登總統的交情頗深。他擔任過前總統金泳三的「口譯哥」，將金泳三的政治座右銘「大道無門」，即席翻譯成A freeway has no tollgate，獲得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讚美。

赴日團的團長是鄭鎮碩，他是現任國會副議長、韓日國會議員親善會的會長。此團將拜訪日本外務省、國會議員及學界。此團出訪一方面表示重視日本，另一方面可向日本表達，尹錫悅有誠意改善僵硬的韓日關係。

權寧世將出任統一部部長

尹錫悅任命了曾在朴槿惠政府擔任駐中國大使的權寧世，出任統一部長。權寧世有四屆國會議員的資歷，此次總統大選，擔任對策委員長及政府交接委員會副委員長。他是尹錫悅國立首爾大學法律系的學長，深得尹錫悅的信任與器重。

尹錫悅分別任用美國通專家、中國通出任外交部長與統一部長，可以觀察到他的內閣用人術係經過深思熟慮，人選被評為適才適所。一方面注意到南韓國家的安全，在對抗北韓方面仍需美國的核武「保護傘」，加強南韓的防衛力量，這推翻了文在寅停止或縮小美韓軍事演習的作法。另方面，他也考慮到「兩韓和平統一」，需要中國大陸的積極協助。

權寧世與中國有過一段交情與人脈。一般認為，權寧世這次出任統一部長，可以透過中國大陸，有效控管北韓不要再「胡作非為」，也讓北韓知道，尹錫悅不是「好戰」的人，而是要追求南北韓和平相處，一直到國家統一。

台韓關係仍難以改善

美國對台灣那麼好，不僅出售武器，拜登還連續派「國會議員團」來台示好，但在韓台關係上，美國並未施壓南韓與台灣改善關係。

駐台北的韓國代表其身分與地位都是南韓駐菲律賓大使館的下屬機關，領務業務、簽證、驗證都以該大使館的領務組章戳對外。新任代表鄭炳元於去年12月來台到任後，幾乎不見其人影，甭談與台灣官方有過任何接觸。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3月26日至4月1日這一期的《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題為〈普丁為何恨西方〉(Why Putin Hates the West) 的文章，文章稱普丁為「KGB的惡棍」、「黑手黨的教父」、「貪婪的流氓」，將俄烏衝突一股腦兒歸咎於他。鑒於批評普丁幾乎成為西方語境下的政治正確，我們有必要釐清俄羅斯如何從希望融入西方安全共同體，不止一次呼籲「歐洲不可分割的安全」，轉變為西方對手的來龍去脈。

1990年2月9日，老布希的國務卿貝克與戈巴契夫的外交部長謝瓦爾納茲討論東西德統一問題時，達成一項諒解和承諾，亦即東西德統一後，德國會留在北約組織，北約將不在昔日的東德駐紮軍隊，北約也不會向東擴展一英寸，這項諒解和承諾由2+4方式（東、西德及美、英、法、蘇）加以保證。戈巴契夫相信美、英、德、法的承諾，同時認為蘇聯只有融入歐洲才有前途，而德國統一後，因為仍然留在北約，所以它將是歐洲的成員，不會獨立發展核武。

蘇聯解體後與北約的關係

蘇聯解體後，時任總統的葉爾欽向美國和北約表示，「與歐洲唯一的軍事聯盟合作將是俄羅斯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將加入北約視為「長期目標」。獨立後的俄羅斯奉行「自由國際主義」 ，時任外交部長的科濟列夫認為，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利益是天然和諧共通的，既然俄羅斯已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即使它與北約國家間有局部分歧，也可以通過國際機制化解。

1991年，俄羅斯受邀參加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峰會，由過去西方眼中「邪惡的紅色帝國」，一躍成為與美、英、法、德、義、加、日平起平坐的大國，這讓總統葉爾欽及其精英集團有點飄飄然的感覺。1993年，科濟列夫在北約官方雜誌《北約評論》上撰文表示，俄羅斯與北約今天是天然朋友，未來是盟友。老布希也多次表示，只要俄國完成相應的改革，當然也能加入北約。時任俄羅斯聯邦安全部副部長的斯捷帕申表示，加入北約是確定的目標，俄國在歐洲沒有外敵，主要威脅來自於內部的政治動盪；解決政治動盪是加入北約的前提，建立與北約的安全夥伴關係是俄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

從1993年下半年起，美國柯林頓政府認為，北約東擴可以鞏固東歐國家的民主化，為了與共和黨競爭，同時迎合國內軍工集團和波蘭、捷克裔選民，開始積極推動北約東擴。北約外長會議在未與俄羅斯商量的情況下，突然宣布擴張路線圖，激怒了葉爾欽總統。1995年葉爾欽任命的專家小組針對北約東擴提出兩個方案：要麼北約接納俄羅斯加入，要麼把北約置於一個由聯合國主導建立的擴大版歐安組織，且俄羅斯擁有否決權。這是俄方「歐洲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主張的重要思想來源。

俄羅斯從未放棄加入北約

1997年俄羅斯被接納成為G7的成員國，G7隨即變為八國集團。當時俄羅斯上下無不欣喜異常，1990年代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困境，西方並未伸出援手，但俄羅斯對西方仍抱有一定的幻想。1999年3月，北約不顧俄羅斯的警告，悍然對南斯拉夫發動全面空襲，並第一次東擴，讓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該軍事聯盟。即便如此，俄羅斯並未改變對北約務實合作的態度，俄方仍積極推動與北約的關係正常化。

1999年8月，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丁表示，俄羅斯應該且將要融入文明世界，因此「我們將與北約合作」。隨後俄羅斯與北約恢復接觸，雙方軍隊開始在科索沃維和行動中密切配合，一直持續到2003年。

2001年的911事件成為雙方關係升溫的契機。普丁在大國領導人中第一個致電支持小布希，美俄成立了反恐聯合工作組。2002年5月，俄羅斯與北約各國簽署協議，將常設聯合理事會升級為「北約－俄羅斯理事會」。2004年3月，俄羅斯和9個北約成員國舉行第一次聯合反導指揮部演習。同年12月，俄羅斯與北約批准了全面反恐行動計畫，俄羅斯加入北約在地中海的反恐行動。時任北約秘書長的羅伯遜及北約演習成員國領導人支持俄羅斯加入北約。這是俄羅斯與北約的短暫蜜月期。

俄與美國、北約出現裂痕    

但在同一時期，俄羅斯與美國和北約的關係也開始顯現三條裂痕。其一是反導系統與戰略穩定問題；2002年，美國單方面退出美蘇簽訂的《反導條約》。其二仍是北約東擴問題；2004年，北約無視葉爾欽此前提出的「北約不向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擴張」 的紅線，向波羅的海三國在內的七國發出邀請，開啟北約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第二次東擴。北約就此構築了北起波羅的海，中間經黑海、高加索，直至中亞長達3,000公里的對俄羅斯戰略抵近和包圍弧線。俄羅斯總統普丁開始對西方產生懷疑，並把這種行為視為背叛。其三是顏色革命問題；2003-2005年，烏克蘭和喬治亞先後發生顏色革命。這三條裂痕雖然當時並未嚴重影響雙方的關係，但成為延續至今的紛爭與對峙的根源。

2006年，美國正式提出在東歐建立反導基地，並前往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北約新成員國選址；2007年1月，美國啟動與波蘭、捷克的反導部署談判。雖然美國聲稱東歐反導系統是針對伊朗和朝鮮的導彈威脅，但分析人士認為，該系統同樣可以用於攔截俄羅斯的導彈，抵消俄羅斯核反擊能力，削弱俄國戰略威懾的有效性。

2007年2月10日，普丁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及單極秩序的想法，強烈反對北約擴大及在東歐部署美國反導系統的計畫。他說：「我認為北約擴大進程顯然與該組織自身的現代化及保障歐洲安全沒有任何關係。相反的，這是降低互信水準的嚴重挑釁行為。華沙公約組織解散後，西方夥伴們做出的保證如何了呢？這些聲明如今何在？甚至已經沒人會記得它們了。我想引用1990年5月17日北約秘書長韋爾納先生的一段講話。當時他說『我們不準備在西德以外部署北約軍隊，這會給蘇聯提供穩固的安全保證』。這些保證何在？」

當時全場一片死寂，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北約成員國，都未回應普丁的質疑。15年後的2022年2月10日，俄國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目前的情勢印證了普丁總統當年所說的是認真的。

西方始終不回應普丁警告

針對北約東擴，普丁2014年曾指出：「我們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議題與西方國家展開合作，希望能加強彼此之間的信任，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開放且誠實的，但我們沒看到你們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的，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騙，別人在我們背後替我們做決定，留給我們的都是既成事實。這在北約東擴時發生過，在他們把軍事設施放在我們邊境附近時也發生過。西方一直說這跟你們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說得好輕巧！」

2014年俄烏關係惡化後，烏克蘭加速其加入北約的進程，甚至在2019年以修正案的方式將烏克蘭加入北約，作為國家基本方針寫入憲法，更觸動了俄羅斯的安全底線，也讓俄羅斯堅定其必須拆除北約東擴、深入俄國歷史領土這一定時炸彈的決心。從2014年俄烏關係惡化以來的歷程看，普丁對於烏克蘭的紅線始終是明確的，那就是反對外部力量介入、拒絕外部軍事干涉、烏克蘭不得加入北約、俄羅斯的歷史領土不容侵犯。

2014年3月，普丁問道：「在基輔已經有人揚言加速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進程了，…這將會威脅俄羅斯南部，這不是什麼稍縱即逝的騷擾，而是切切實實的威脅。」普丁表示，俄羅斯不反對與北約合作，但反對在存在軍事集團對抗的情況下，北約關起門來自己發展軍事組織。2021年7月，普丁發表的〈關於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再次指出，俄羅斯對與烏克蘭的對話持開放態度，但合作夥伴是捍衛民族利益，而不是為他國服務，不能作為別人手中的工具來對付俄羅斯。

2021年6月，拜登與普丁在瑞士見面，約定以半年為期，雙方將多層次、多領域地磋商，對兩國關係進行調整。然而，拜登對北約東擴、烏克蘭問題表現出西方慣有的傲慢與冷漠，完全沒有回應。同年10月底，俄羅斯重兵壓境烏克蘭，開始對烏克蘭及其背後的西方集團極限施壓，同時順勢就俄國與西方關係，拋出了「安全保障條約草案」(下稱草案)；其中關於烏克蘭「紅線」被視為這份草案的重點，即排除北約進一步擴張和烏克蘭加入該組織的可能性。北約和美國蠻橫批駁了俄方提出的草案，稱烏克蘭有權申請加入北約，又稱加入北約的批准權取決於其30個成員國。

俄羅斯表明草案可以妥協退讓，但在烏克蘭問題上無路可退。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國在歷史上構成俄羅斯帝國、蘇聯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普丁和俄羅斯人認知中的「歷史領土」。俄羅斯對烏克蘭有切實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有民族情感和歷史脈絡合理性。越來越多的國際分析人士認為，烏克蘭固然需要安全保障，俄羅斯也同樣需要一份安全保障。美國和北約不能也不應置身事外、隔岸觀火。相反的，華盛頓需要反思其在對俄國戰略上長期以來的傲慢態度與偏見。

結語

俄羅斯與美國和北約的這場曠日持久的威脅與反威脅鬥爭，最後演變成俄烏兩個兄弟國家之間的血戰，令許多對俄烏都懷有感情的人感到困惑：「俄烏關係惡化到底是俄羅斯人的責任，還是烏克蘭人的責任？」

總的來看，冷戰後俄羅斯精英不止一次希望建立和融入「從溫哥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方安全共同體，不止一次呼籲「歐洲不可分割的安全」，而美國和北約則選擇拒絕將俄羅斯融入新的全歐安全體系，其中的恩怨情仇可用「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來形容。

在意識形態和軍工複合體的遊說下，美國不顧國內戰略界如喬治‧肯楠、季辛吉和米爾斯海默等人的警告：東擴是「整個後冷戰時代美國政策中最災難性的錯誤」和俄羅斯的多次反對，推動了北約五次東擴，並且一次次在俄羅斯周邊策動顏色革命，一步步將俄羅斯逼到牆角，最後俄羅斯只好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來反擊。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