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縣大林鎮是台灣西部第一個被列為國際慢城(Slow City)的城鎮，有近三百年的歷史，文化資產不少。建議當局應結合此拚觀光和文創產業，讓北漂游子回鄉創業，擺脫「又老又窮」的困境。

  慢城初創緣由，起因於全球化快速變遷下，衝擊以農業為主的小城鎮，導致城鎮人口流失，產業外移，造成勞動力下降，生活型態改變，推動慢城的目的是要喚醒當地居民對城市的情感，以保護地方文化與薪傳為基礎，創造永續成長的力量，並以透過地方微型經濟復興，與替代能源使用等方式，在不改變生活節奏的狀況下，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

大林成為台灣第二個慢城

要成為慢城，人口得少於五萬人，環境沒有汙染外，還得好好保存地方文化，重點是慢城內不可以有肯德基、麥當勞等速食餐廳，如此一來，才能讓強調在地食材的店家可以出頭，用當地土生土長的好料款待遊客。

2016年2月15日，經三年努力後，嘉義縣大林鎮繼2014年花蓮縣鳳林鎮，獲得義大利國際慢城組織(Cittaslow International)認證台灣的第二個慢城，也是台灣西部各大鄉鎮中的第一個。一個典型的人口老化城鎮、可以戴上國際肯定的桂冠，要歸功於農村社區的向心力。

近日，這平靜的小鎮因九合一選舉而熱鬧許多，但卻鮮少有候選人提出慢城的願景。如何讓「又老又窮」的大林「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慢城發大財」，成為重要課題。

三百餘年前的開墾

大林鎮屬於嘉南平原近山平原區，石龜溪及三疊溪環繞南北邊界，鎮內的東西區大致以今縱貫鐵路為界。原來境內是一大片「鹿仔草」等樹所構成的叢林。故稱大莆（埔）林。今天其所屬社區仍保有和「林」有關的地名，如中林、內林、林頭、林仔頭、林仔前、頂員林（今上林）等；及和「鹿」棲息地有關的鹿樹山丘（今大林國中）鹿窟（堀）溝二個地名。它是打貓（今民雄）平埔番社的獵鹿場。自明鄭以後，來自大陸的先民遷入諸羅縣開墾者眾，鹿場全被開墾為田。

1695年，位在大埔林北的走豬莊（今早知）民，引石龜溪開濬走豬莊圳灌溉走豬、排仔路頭（今排仔路）二莊，成為西區最早開發之處。而同樣位在大埔林北、屬於東區的內林莊（以簡姓為主），也於1710年引石龜溪開闢內林圳灌溉。

清雍正年間(1722-1735)，十股業戶再引石龜溪水開闢十股圳，並以鹿窟溝為蓄水池，以為西區的大湖、甘蔗崙、排仔路等庄灌溉田禾五百餘甲，從此讓大林變成水鄉澤國。但是，自此的百餘年間西區的劉、張姓和東區的江姓、簡姓宗親，因水圳的使用而水火不容。當局遂於1860年春立《奇冷岸十股大湖公石碑》曉諭石龜溪流域一帶的庄民，不許因十股圳水道滋事生端。此碑現存於甘蔗崙朝傳宮鼓樓壁，成為研究清代台灣農田水利的珍貴史料。

躍升嘉義首富的地位

十股圳開闢後，鄰近走豬莊的大湖莊及排仔路莊民，利用石龜溪上「走豬港」的河運，將生產過剩的稻米輸出到大陸而富有。至今，前者留下了俗諺：「有大湖厝，無大湖垺（稻草堆）」。後者則留下一棟近兩百年歷史、富麗堂皇的古厝。又因大林位居嘉南平原上山海的要衝，也是清代南來北往官道（國道）上的重要驛站，鄰近城鎮的鄉民、買賣者會眾於此，因此成市。貿易之盛，可謂嘉義縣之一大市鎮。商業的繁榮，也帶動了人口的高速成長。

1829年，噶瑪蘭（今宜蘭）通判姚瑩沿著官道來到大林後，在其《台北道里記》（當時的台北是指台灣府以北 ）中提到，「大埔林，民居稠密」。約在今天台一線省道和安霞宮（開漳聖王廟）之間的中山路，形成了一條清代老街。街道兩側林立著門面寬、屋深長的店屋，所以稱它是嘉義首富並不過分。加上當時老街商旅雲集，以大林當地優質的稻米做成的客飯聞名南台灣。

大林因戰略地位重要，在1895年乙未抗日時一舉躍上歷史的重要舞台，以東區簡姓宗親為首的抗日勢力，兩度在此和日軍有激烈的拉鋸戰。這乙未的戰火和1906年的嘉義大地震，一度讓此小鎮沒落。

日據初期，日本製糖會社在鹿窟溝畔設大林糖廠，十股圳成為糖廠用水的來源。而大湖莊的水田，被會社硬以廉價收買、變更為種甘蔗的農場。製糖業的興起，再度讓大林繁榮起來。

應重視糖廠的文化資產

20世紀中期，國民政府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發展策略，大林鄰近的斗南鎮和民雄鎮紛紛成立了包括食品加工在內的工業區，而大林糖廠在1990年代停止壓榨甘蔗後，也宣告該地製糖業的沒落，加上近年廠內的日式宿舍、鐵道等製糖設施被剷除殆盡，育樂公園雜草叢生，讓大林糖廠無法像德國魯爾區─從煤鋼產業到文化創意產業，一樣的轉型。

在原糖廠的幼稚園後方有一百年石碑，因字跡已模糊，曾被誤認為是《昭和太子登基紀念碑》，但筆者根據日據時期的舊報紙得知，因大林的鹿窟溝是乙未抗日重要的古戰場。糖廠當局為了鎮撫「大莆林水鬼」，在1916年9月15日於溝畔設立「南無阿彌陀佛」石碑，也在糖廠的上述現址設立同樣的石碑。

今年10月初，經過整地後再度重見天日。加上廠內另一座當局所稱為追弔建廠以來因公殉職亡魂所立的百年石碑（石頭公），可同列為糖廠重要的文化資產。

大林未來的展望

近十餘年前，縣府當局規劃在原屬大林糖廠的大埔美農場（東區）設工業區，希望能夠為大林鎮帶來更多的人口回流及遷入。但也有在地的簡姓鄉親表示婉惜，原本可以自「南二高」這端遠望西邊一望無際的農場，可以騎著腳踏車一路朝夕陽，讓風呼呼地從臉上拂過，從耳邊呼嘯而去的樂趣，如今不再有了。也有更多的大林鄉親，對它的環保措施感到疑慮。

反觀東部的另一座慢城─鳳林鎮，因保存了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建物，帶來觀光人潮及特色產業店家長期的營運與發展，使得它逐漸發展成獨樹一格、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慢城。建議縣府當局應整合大林東西兩區的居民，以當地文化資產拚觀光和文創產業，吸引外漂游子回鄉創業，恢復「嘉義首富之區」的榮景。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今年10月光復節前，應邀走了一趟抗戰時東區服務隊（游擊隊）走過的路線。一方面為紀念東區服務隊成立80周年，二方面為紀念台灣光復73周年。

  10月24日，我們一行抵達廣州，第二天舉行了光復節73周年座談會。第三天出發到羅浮山，接著數日內，每天我們坐車數小時，下車又走一大段路。一站站在山區裡行走，我們不得不佩服當年先賢先烈的腳力，他們可是背著被子、鍋碗全程走路啊。

東區服務隊下鄉組織抗日

重讀當年組訓東區服務隊丘念台先生的遺作《嶺海微飄》，他書中記：民國27年（日軍已陷廣東）10月20日，12軍團司令香翰屏，叫他組訓惠州、潮州、梅州等25縣民眾，他立即帶青年工作人員開始各處去，由四會、清遠往東走，而且一路增添成員。丘念台寫「我和大家一樣揹起包袱與氈子，翻山越嶺，跋涉二千里……沒有一個人說苦，愈跑愈精神」。

他們曾被懷疑是下鄉的戲班子，甚至是漢奸、共產黨，後來組訓隊的人愈來愈多，被打小報告的事層出不窮，他們卻仍一處處去，教文盲，組訓抗日，在羅浮山、粵北、閩西周遭一路工作，每抵達一個地區，就跟民眾解釋、教化，把抗戰精神帶到偏鄉山裡。

他們一再被外界中傷，經費又拮据，卻依舊穿著草鞋，各處建立民間武裝抗日組織，在各地借廟宇、學校、民間祠堂、書屋，先後辦了45個小學，又辦了中學。

丘念台救了五位台籍青年

最有意義的是，丘念台拯救了五位由台灣到廣東抗日被懷疑為日諜、本要被槍斃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是台北帝大醫學院畢業的蕭道應和他妻子黃素貞，明治大學的鍾浩東和他妻子蔣碧玉（蔣渭水之女）及李南衡。這五位台籍青年參與了東區服務隊，還有百多位粵籍青年。其中有丘念台的姪兒丘應柏和姪女，以及他自己的獨生女。當時姪女才14歲，他女兒丘應棠才18歲，而在東隊青年中，王致遠和徐森源兩位隊員對丘應棠十分心儀。

丘念台後來選了王致遠為婿，王致遠和徐森源在台灣光復後隨丘念台到台灣，但王致遠和丘應柏在二二八事件後被通緝，跑回廣東。出身美濃的鍾浩東被槍斃，蔣碧玉及屏東的蕭道應夫婦、徐森源等下監。這幾位抗戰愛國青年竟然在台灣光復後，有如此悽慘的下場，令人扼腕。

侯孝賢導演曾把這五位台灣青年的故事，拍成電影《好男好女》，編導是藍博洲。這次是藍博洲召集東隊成員的第二代前往東區服務隊去過的地方，我也因此第一次看到鍾皓東的長子鍾繼堅。

以虔敬的心拜謁先人

除了廣州，我們也去了惠州，在羅浮山看了沖虛古觀，葛洪博物館、東江縱隊紀念館，在梅州看了五杠樓、南華又盧、三星書屋，又去蕉嶺參觀了桂嶺書院、蕉嶺中學、羅福星紀念館、丘逢甲故居、創兆小學、廣益中學、樂育中學……。每個地方都有先賢先烈的遺韻。有趣的是，我在南華又盧認了一位親戚，而在去過多次的創兆小學，赫然發現自己捐款被銘刻在牆上。

我們在徐森源之子徐博東帶領下，到了東區服務隊曾駐紮過的廟寺、民居、學校，我們一路都覺得很辛苦，想到先人沒車可坐，全是徒步，而且每到一地要組訓民眾閱讀，又要被人猜忌，真是何苦？何況，他們大多是台灣、廣東兩地的大家族子弟啊！

這次復刻東區服務隊最遺憾的是沒去上杭師範傳習所，辛亥3.29之役多位革命先賢先烈都是那裡出去的。上杭緊鄰廣東鎮平（後易名為蕉嶺），但屬於福建省，那兒有邱氏宗祠，清末丘復和丘逢甲將之改為師資培育地，也是革命黨員的培育地。黃花岡烈士林修明的姪孫女林少雯，而丘復的孫女丘彥明，都是世界女記者作家協會的資深老會員，而我逢甲公侄孫女也是。

上杭古稱紫金，在宋末為大鎮，孫中山及李光耀的先人都是從上杭移至外地、南洋。我25年前第一次回上杭，交通極不便，祠堂又破又住滿了人。但在上杭人的努力下，已恢復金礦開採，號稱是中國第一金山，地方恢復富裕，而丘（邱）氏祠堂更裝修地美崙美奐。

此行以當年東區服務隊成員的第二、三代為主，正因為每個人的先人都曾在各處吃過苦，所以我們每個人以虔敬的心，一處處拜謁，可惜時間太短，無法深入，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停留更多的時間，走更完整的行程。

(作者係資深作家、丘逢甲姪孫女)

11月6日，為期6天的珠海航展正式展開，此次航展規模不但更大、更新，還吸引了超過43個國家參與展出，其中不乏世界先進軍火大國，為有效讓讀者了解珠海航展背後的意義，本文針對航展上一些劃時代的裝備進行分析。

殲-20戰機設計先進

  殲-20戰機是中國第五代戰機，而且是隱形戰機。不同於多數國家，大陸已有能力自行研發、製造隱形戰機，從2011年的首飛，至今殲-20仍在機體設計上進行改良，就第一款自製的隱形戰機而言，固然無法與美俄完全比擬，但在中國航太工程師的努力下，殲20先進的設計與布局已讓世人驚艷。

首先，在11月的航展上，殲-20透過打開彈艙進行飛行表演，彈艙攜帶威力強大的霹靂-15與霹靂-10E飛彈，兩款飛彈在性能上已能與美俄兩國匹敵，機身的塗裝以戰鬥迷彩為主，其最大的優勢並非完全隱形，而是在於殲-20戰機已進入實戰化服役，中國空軍的例行戰鬥巡弋任務皆能勝任，更標示著大陸空軍正式邁向第五代戰機。

其次，在珠海航展上，4架殲-20以編隊模式呈現在外人眼前，或許在一般人眼中其重要性遠低於戰機的性能，但據筆者觀察，殲-20戰機的機隊已能透過作戰編隊的模式達成制空作戰任務，對於大陸領空的捍衛已能完全面對。由於大陸面對美日兩強的威脅，殲-20更能適時發揮隱形戰機的功用，進行國土防空作戰，爾後配合空中加油機的協調，殲-20更有能力在俗稱第一島鏈的上空進行任務，為捍衛中國的領土主權盡心盡力。

殲-10B戰機達成熟階段

展場上，另外值得關注的戰機為大陸第四代戰機的主力之一，殲-10B戰機。嚴格說來，殲-10B戰機是由殲-10戰機衍生而來，大陸在2005年正式將殲-10戰機服役於部隊，由於該機性能媲美美軍的F-16戰機，故兩岸或美國的軍事專家時常將兩款戰機的性能進行比較、分析。

平心而論，早年的殲-10戰機性能普通，無論以作戰半徑、載彈量、雷達等性能來說，與美軍的F-16差異不大，然而，殲-10戰機走向不同型號的研發道路，後期的殲-10S、殲-10B、殲-10C，無論從發動機性能、外型設計、發動機型號等，殲-10戰機已達到成熟階段，中國空軍共裝備了超過650架殲-10系列戰機，足可看出其在中國空軍的地位。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的珠海航展上，大陸以殲-10B為性能展示機，亮相的殲-10B戰機配有「向量發動機」，其型號為渦扇-10「太行」改良型發動機，該發動機將為殲-10B提供更佳的機動飛行能力。所謂「向量發動機」是指噴口可以朝不同方向偏轉，以產生不同方向推力的發動機，最大特點在於控制力矩與發動機緊密相關，而不受飛機本身飛行姿態的影響，對於近距離空戰纏鬥或戰場撤離，皆有實質助益。

JY-300無人預警機

此外，這次航展上讓世人驚豔的武器，還有一款由中國電科集團14所研製而成的 JY-300無人預警機。一般而言，全世界的空中預警機皆為有人操作，此次劃時代發展，標示著下一代戰場將出現無人預警機，該機配備了先進的量子雷達、微波光子雷達、太赫茲雷達，為全球首架配備如此先進雷達的無人預警機，其先進的機載雷達更是隱形戰機的剋星。

換言之，大陸軍方已有能力針對美軍新一代的隱形戰機進行偵測、鎖定與攻擊，美軍戰機現有的隱形優勢，將在 JY-300無人預警機的服役下逐一流失，未來的亞太軍事強權將會出現變化。

依據大陸公開的資料，JY-300無人預警機的航程超過1,000公里，實用升限超過5,000公尺，原則上應付一場中小型戰爭綽綽有餘，加上， JY-300無人預警機的成本相對較低，僅大陸自製彩虹-4無人機的一半左右，相對低廉的製造成本，對於戰場上的損失較能容忍，更是未來大陸出口該款武器的競爭優勢。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10月初，作者還和王仲孚教授一起在醉紅小廚吃晚餐，未料10月18日王教授即在貴州旅途中，因心肌梗塞而驟然離世，消息傳來，作者悲慟不已，憤筆疾書寫下此追思文。

回憶與王仲孚教授的認識與交往，已是50年前的事兒了。兩個人的友誼長達半個世紀，雖然不能像俞伯牙與鍾子期的「知音」之遇，但在知識與學問上，可以算作相互砌磋的「知己」之遇，如今這樣一個知識畏友永遠離我而去，心裡的孤單和落寞筆墨難宣。

初見面即成一生好友

猶記1968年金秋季節，一位中學學弟宋力行告訴我，他想介紹一位他的師大同學和我認識，還說你們倆都喜歡讀書，一定談得來的。就這樣，隔一個禮拜，宋力行帶著他這位北方同學在台北火車站和我見了面。見面時宋力行為我介紹：「他叫王仲孚，我師大歷史系同班同學，現正就讀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修中國上古史，他是山東人，北方個性，耿直豪放，喜歡讀書，有我們中國古代士的風骨。」我仰望著他戴近視眼鏡的面龐，熱情地伸出手來和他相握，並說仁兄是山東人，小弟是河北人，齊魯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有幸成為朋友，真是高興。

當天我們三人一同出遊陽明山，秋山紅葉，藍天白雲，有說有笑，他說他的老師是朱雲影，我說我的受業老師是胡秋原，他在《少作收殘集》第一頁刊印的自己年青時穿著的時髦西裝照片便是朱先生來台後奉還的，原來朱、胡兩人早在30年代留學日本時便認識並成好友。既然朱、胡二師是老友，我還打趣地說咱們倆做學生的也會成為好友，於是我們朝著長空仰天而笑。

對國家統一抱以無窮希望

50年來我和仲孚兄空間上不是一個座標，我在美國，他在台灣，我在高雄西子灣，他在台北和平東路，我離開中山去宜蘭佛光大學，仲孚離開師大去陽明山華岡文化大學傳道授業。空間雖異，但時間同一，50年一直保持友誼不變，而且越老越彌堅，尤其晚年，兩個人課已不多，除了以文會友，幾乎每個月都能見面一次。

我們見面閒話家事，也談國事、天下事。這兩年我們都已含飴弄孫，他說平日對他/她們略盡看護之責，累在身上，欣慰在心裡。談到國民黨，他的看法和我一樣，國民黨已不是「中國國民黨」，而是變了質的「台灣國民黨」，沒有孫中山、蔣介石時期的國民黨胸懷與志氣，謀求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而是一個已台灣化/本土化且偏安海隅的一個政權/政黨，國民黨要想再起，必須喚回黨魂才能浴火重生。

談到兩岸，他嫌大陸老共對民進黨太客氣，就憑民進黨及蔡英文的否認「九二共識」，拒絕「一中」，乃至去中、反中、離中、仇中，他認為老共就該啟動《反分裂國家法》。我告訴他今天的中共不是當年的「毛共」，不是「解放台灣」，而是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我還說和平是手段、過程，統一是價值目標，和平未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統一如未完成，民族也無由復興，他點頭稱許，並說對國家統一抱以無窮希望。

又有一次，我們用完晚餐，一起乘坐捷運回家（他住景美，我住新店），在車上我們聊到「中國崛起」，他對在中國崛起下兩岸最終統一的進程期待加速，而且寄以濃厚的「希望」，恨不得明天就看到兩岸統一，我回答他：「我研究黑格爾歷史哲學，我深信你的希望必然化為現實」。他高興地在地鐵上猛拍我的肩膀，他就是這麼一個關心兩岸未來、對國家統一寄以高度希望的人。

胡秋原鼓勵要為統一盡力

仲孚學歷史，我學哲學，他認同中國，熱愛民族，堅持統一，大約30多年前他忽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對胡秋原老前輩十分敬佩，既佩服胡秋公的學問，又敬佩胡先生親赴北京與李先念、鄧穎超們談兩岸統一的正道與勇氣，要我能否陪他去新店中央新村登府拜見胡先生？我立即答應並安排時間前往。

見到胡秋公，仲孚行90度鞠躬禮，可以看出他尊師重道。接著，他向秋公報告他是朱雲影的學生，在念師大歷史所時，朱老師便要求學生精讀秋公大著《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秋公笑答：「朱先生是我的老友，年輕時我們在日本便認識，朱先生是日本問題專家，他的《日本必敗論》歷史果如所料，他近況好嗎？」仲孚回應：「報告秋公，朱老師由師大歷史系退休後已旅居美國加州，人在海外，心存祖國。」

秋公對我們兩個後生晚輩談了台灣前途、大陸發展、民族未來，除了勉勵年輕人要堅持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外，還說他已年老看不到兩岸統一了，你們年輕人可能看到，要為民族統一盡力啊！

這是仲孚首次拜見胡秋公，也是最後一次，我們還和胡先生在客廳合影留念，然後鞠躬而退，仲孚在回程車上對我：「與秋公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瞧不起親美媚日分子

仲孚兄生於1936，比我大5歲，我以兄長對待他。我們都是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從大陸隨政府及國軍跟著父母逃難來到台灣的。可以這麼說，他和我都是生於對日抗戰、國難當頭的民族大苦難時代，幼小的心靈裡邊深深印烙著日本侵華的鬼影，以及國共內戰民族分裂的傷痕。談到日本，他最恨，既不諒解老蔣的以德報怨，也看不起李登輝的「皇民化」作為，凡是親美、媚日，他都認為沒有民族意識，不是中國人。對國民黨不紀念七七抗戰，民進黨否認台灣光復特別不滿，認為這是反民族主義。

有一次我和仲孚喝酒聊天，回想起至今耳中還有日本飛機轟炸聲，以及當年逃難的艱苦日子，一種民族苦難的情緒讓我和他淚眼相視，良久他和我都不能自已，當時的語境不是《大江大海》這本書所能涵蓋和表述。

仲孚苦學出身，讀過師範，做過小學教員，師大畢業後回到台中當過中學教師，憑著一股向上志氣，再次回到台灣師大考取歷史研究所，專攻中國上古史，畢業後留校任教，一路由講師升到教授，由歷史系主任做到文學院長，退休後憑其史學造詣，又蒙文化大學邀聘任教，直到前年才二次退休，可以說一生獻身教育，橫跨小、中、大學。

批判「台灣史觀」

仲孚是中國史專家，他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400年來閩南、客家由長山大陸移民而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他對於民進黨的「去中國化」痛心疾首，每寫文章，必無情抨擊。尤其是民進黨政府自陳水扁到蔡英文妄自修改中學歷史課綱，高中歷史只教台灣史、東亞史與世界史，中國史成了東亞史中的一章，屬於外國史，這種去中、傾獨，數典忘祖的反歷史、反民族、反智識的作為，他公開從歷史學知識的立場，對杜正勝等台獨派學者的「台灣史觀」提出批判，並要求做公開知識辯論。

由於我們心懷故國，都將學術觸角投向大陸，他常去大陸參加中國歷史學術會議，我則常去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雖然在大陸我們各奔東西，但在台灣我們這幾年幾乎一個月見面一次，有次在《海峽評論》編輯會議上，他大批總統府將國父遺囑拿掉，斥國民黨視而不見，他說對國民黨甚為失望。

在希望中死去就是存在

仲孚在「失望」中去大陸散心，未料在旅途中因心臟病發作去世，我雖悲傷，但覺你比我幸運，你躺在祖國母親的懷裡永遠睡去，我將來如何去見馬克思莫測難料。沙特在垂暮之年說「世界看來是醜惡的，沒有希望，但是，我正在反抗，我將在『希望』中死去」。

仲孚，你也說過台灣沒有希望，但是，你也一直在反抗，在兩岸統一終究會實現的「希望」中死去，說明你也不是一個悲觀論者。「我將在『希望』中死去」就是「存在」，在我心中，你「存在」，而非「死去」。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美國期中選舉結束，民主黨奪回眾議院掌控權，而共和黨仍占參議院過半席次。參眾兩院由不同政黨主導，會使川普的財經政策受到挑戰，未來全球金融市場可能更加動盪不安。

美國期中選舉落幕，選舉結果大致符合預期；即民主黨奪回眾議院掌控權，而共和黨仍占參議院過半席次。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在未來二年將處於兩黨對抗的局面；如近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主題「下一步走往何處？」，也因而，川普的財經政策充滿變數，全球金融市場將更加動盪不安。

貿易戰短期不會停止

美中貿易戰自7月6日開打至今已進入第二波，美國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的2,500億美元商品課稅；而大陸則對美國進口的1,100億商品課稅。除此，川普亦警告，未來不排除再針對大陸2,670億進口商品課稅。

11月5日，習近平在首屆「上海進口博覽會」開幕致詞時表示：「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狂風驟雨可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中國歷經五千年，大海依舊在那裡」。此話意謂，中國經濟屹立不搖，不懼貿易戰。習近平表示，他願意與川普坐下來好好談；而中國大陸副主席王岐山近日亦表示，中國準備與美雙方就共同關注的貿易議題進行磋商。不過，一般預期難有圓滿的結局。因為2017年，美對中仍存在3,7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難以抹平。

今年8月，美對中的單月貿易逆差更擴大至創紀錄的386億美元，讓川普之怒難以平息。而且，此次期中選舉結果顯示，美國農業與工業州的共和黨候選人仍然勝選；川普因而在選後強調，貿易戰不會變。

尤有進者，美國兩黨皆支持對中國貿易與保護智財權採取強硬立場。近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主席拉加德(Lagarde)及美前財政部長鮑爾森(Paulson)不約而同表示，美中貿易戰可能加劇，甚至進入長期冷戰。

稅改2.0版充滿變數

川普的稅改方案（1.0版）於去年底通過，這也是美國30年來最大的稅改；內容包括對企業大幅及永久性減稅，以及對個人暫時性減稅（至2025年），預計未來10年將減稅1.5兆美元。其中，對企業減稅達1.3兆；減稅固可刺激經濟成長，但對GDP年成長率貢獻僅約0.6%至0.8%，顯然對經濟成長刺激有限，明年更會減少至0.3%。

再者，減稅使本年度財政赤字增加1兆，單是8月赤字就比去年成長一倍。如表1所示，美國財政赤字自2011年後明顯下降至2015年；但2016年後又開始上升，2018年預算赤字較前一年(2017)上升17%；主要因素即由於川普對公司的減稅政策所致。

而川普進一步提出稅改2.0版，擬將個人所得稅、各州及地方稅扣抵上限1萬美元等措施改為永久實施。此外，還包括擴大中小企業、退休儲蓄選項等措施。此項新稅法9月28日已在眾議院通過；但未來參議院必須要有60位議員同意才能通過；要在51席共和黨參議員外，爭取至少9名民主黨議員，並不容易。

對伊朗制裁油價進入熊市

受原油減產協議、中東政治局勢緊張，以及經濟成長需求增加等因素，近幾年來，國際油價呈現緩步上漲態勢；特別是今年初至10月初，原油平均漲了近三成。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10月1日漲破85美元，已來到2014年以來的新高價。但川普卻改變了此上升趨勢，伊朗制裁案於11月5日生效，對伊朗石油、銀行和運輸產業，擴大實施經濟制裁。

儘管包括台灣在內的8國政府在豁免名單之列，然而，產油國為填補伊朗空缺而增加生產；在產量及庫存均增加的情況下，西德州原油價格在5周內重挫20%、布倫特原油跌幅達18.5%；再加上未來全球經濟逐漸減緩時，原油價格極可能由牛市轉為熊市，勢必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

聯準會升息  股匯震盪大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QE)於2014年10月底退場，聯準會於2015年底首度升息；最近的一次升息在今年9月27日。聯準會升息主要是基於美國經濟成長強勁、失業率屢創歷史新低，但通膨壓力卻持續上升。

選前，川普憂心升息會影響經濟成長及選情，口出惡言責罵聯準會主席鮑威爾(Powell)瘋了；但聯準會於11月8日召開會議，決議利率按兵不動，把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2.0%至2.25%，符合市場的預期。這意謂在強勁的經濟成長、關稅上調，以及工資不斷上漲下，通膨持續升溫；12月繼續升息的機率相當高，未來二年亦不排除再升息。升息將使資本回流美國，造成新興經濟市場和匯率波動。

解除管制可能會減緩

今年5月底，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放鬆「陶德─法蘭克法案」(Dodd-Frank)，這是川普的重大立法勝利。

此法案是2010年7月歐巴馬簽署頒布的，主要目的是強化金融監管，防止類似雷曼兄弟事件發生。該法案有三大核心內容，一是改變現有超級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局面，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二是保護金融市場中的弱勢群體，避免金融消費者受到欺詐；三是採納「沃克爾規則」，即限制大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且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以防範金融風險。川普卻主張放寬對小型銀行和社區銀行的經營限制，結果利弊互見。

如今民主黨掌握眾議院，預料部分法規有可能會翻案；無論如何，都會對華爾街及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影響。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於1966年1月，由東京轉往紐約進修和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回國後曾任政大校長的張京育，一起上過美國政治的課。在那時，我認識了也在紐約的沈君山。

有一天，沈君山來到我在紐約的住處對我說，他寫了一篇文章，《聯合報》不敢登，你的《中華青年》敢不敢登？我回答他說「原文照登，給你兩倍稿費。」

沈君山此文刊登在《中華青年》第四期（出版於1972年7月1日）題曰「論革新」。我到紐約之後不久，創立了「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同時創辦了《中華青年》季刊。

當時台灣的報刊在稱呼國父、總統時，一定會在之前空一格，對中共則必須稱之為「毛匪」；但《中華青年》在國父、總統前不空一格，稱對岸為「中共」。那時在紐約的一些台灣留學生不愛看《中央日報》，但《中華青年》在紐約華人街一本賣兩毛五美元，可以賣到一百多本。《中華青年》在台北使用最薄的紙張印刷，空運到紐約去販售。因文中不稱中共為毛匪等原因，故台灣的圖書館不可能找到此份刊物。

沈君山在其著作《尋津集》第一集卻說，他的那篇文章刊登在《中華青年》第一期，當然是錯誤的。我手上有《中華青年》每一期的目錄，證明該文的確刊載在第四期。

其次，沈君山說，台灣留學生參加密西根大學安那堡左派擧辦的學術會議，堅持到底的只有他一個人，這也不正確。參加該次會議的台灣留學生有將近40人，國民黨美南分部要包括我及劉志同等9個人留在現場，其他的人先退出。我們9個人在會場分開坐，分別陸續發言，等到散會後才離開安那堡。

我是一個有什麼說什麼的人，從來不會說口是心非的話。沈君山對上述兩事記憶有誤，我特在此補正。

另外，沈君山是學者，也是橋牌國手。這使我想起日本也有一位學者，同時也是橋牌國手的山田文雄。

山田是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被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系趕出校門的河合榮治郎教授的徒弟。

河合被趕出東京帝大時，山田是助教，他和河合老師一起告別東京帝大。戰後，山田擔任過東京都副知事，最後轉任神奈川大學教授，專研印尼經濟。我因研究河合榮治郎的思想，並翻譯過他的著作，在香港《祖國》周刊發表，因此和山田文雄教授有來往。因山田文雄和沈君山有同樣經歷，故順便一提。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丘念台於1967年1月12日下午8時病逝於日本東京山王醫院，享年73歲。父親葉榮鐘於同年9月13日寫了〈我所知道的丘念台先生〉，但未發表，該文於2000年收入「臺灣人物群像」（葉榮鐘全集，晨星）。

  我記得兒時每年大約會有兩三次機會看到丘念台來家看望父親。他來之前，一定會由其祕書來電詢問時間是否方便，有無其他客人。每次他都是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不苟言笑，母親泡好茶要我們送入客廳，退出後，門就關上，即使站在門外，也聽不見聲音。辭去時也是不苟言笑，非常有威嚴。

誠如父親於文中所述「筆者在民國七年(1918)到東京留學的時候就聽到丘先生的大名，當時他不叫念台而叫丘琮」，但到1924年才與丘先生第一次見面，丘先生暑假歸省由粵赴日返校，途過台灣，專程赴霧峰拜訪林獻堂，而父親那時在林先生處當秘書。

父親極為推崇丘念台

二人真正的接觸是在1945年台灣光復後，丘念台寫信告知獻堂，台胞在粵的困難情形，並呼籲設法營救。1946年8月，丘先生發起組織「臺灣光復致敬團」赴南京獻金撫卹先烈家屬，致祭國父，晉謁元首，並擬到陜西祭黃帝陵。

父親隨團赴大陸前後滯留了30餘天，相信這30餘天內二人有密切的互動，返台後才有更進一步的交往。父親在〈我所知道的丘念台先生〉文中說「我們出生在割台之後，所受的完全是日本式的教育，對祖國的政治情勢一無所知。所以念台的周旋應對，以致於一舉一動都足以啟動我這單純幼稚的腦筋。他體格高大魁偉，但是思慮周密而感覺銳敏，一面又是心平氣和，謙恭有禮。經過這一次的接觸，他老人家似乎以我為孺子可教，所以另眼看待，以後一年間總有數次來台中，來了一定會到舍下看我。」

丘念台領導「東區服務隊」

父親的朋友中有過延安經驗的人，除了丘念台之外，另一位就是徐復觀。而難能可貴的是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是真正仿效延安精神身體力行的。

感謝藍博洲鍥而不捨的致力發掘白色恐怖的史實，我們才能由《幌馬車之歌》中鍾浩東、蔣碧玉的描述，了解當初東區服隊的點點滴滴。下面引一段書裡蔣碧玉說的「一直到勝利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隊員都加入了曾生領導的東江縱隊。那時候東江縱隊的人以為我們是丘念台的心腹，因而不敢與我們接觸。一般的國民黨員，卻因為東區服務隊的作風與共產黨雷同，而認為除了丘念台之外，東服隊都是一些左傾分子。我們就處在這樣的尷尬處境下找不到可以認同的黨。」

促成「台灣光復致敬團」

「台灣光復致敬團」是丘念台先生一手鼓吹促成的。1946年8月29日，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成員黃朝清、林為恭、林叔垣、葉榮鐘、姜振驤、李建興、張吉甫、鍾番、陳逸松、顧問丘念台，財務陳炘、祕書林憲、陳宰衡、李德松等15位由台北飛往上海，展開了為期37天的祖國之旅，除了拜祭中山陵，晉謁元首，赴南京捐錢撫䘏先烈家屬，赴西安祭拜黃帝陵，於10月5日結束。

從團員所留下的日記、回憶錄等，可以理解致敬團在祖國的生活點滴及和政府官員的互動。留下日記的有林獻堂，李建興，寫回憶錄的有葉榮鐘和丘念台。

2006年，60年後，由致敬團的秘書林憲老先生（時年88歲）和林光輝的奔走，組成了台灣光復致敬團後人團，循著先人的腳步到黃帝陵祭拜並立碑。我深感榮幸得以參加這活動，更重要的是，能將當初致敬團於耀縣遙祭黃帝陵，由父親所寫的「祭黃帝陵文」，立碑於黃帝陵。

東寧學會欲從事啟蒙工作

關於「東寧學會」，父親有以下描述「民國36年(1947)冬，我們幾個同志感覺，本省與祖國隔絶半世紀，台胞在此期間所接觸到有關祖國的消息，都是經過日人一番剪裁染色，因此和事實頗多出入。」更有感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惡端，不容台人教育自己的同胞。一切教育言論皆操在日人手中，就連通俗的講習會、演講會也多方阻撓，「所以很想組織一個團體，來從事文化的啟蒙運動。大家推我和念台先生商量，並請他出來領導，結果遂於36(1947)年12月21日在台中市成立「東寧學會」。

然而，丘念台在其回憶錄《嶺海微飆》中，對於「東寧學會」有以下的描述「我計議中的黨的外圍組織，其命名起初想用台灣政治協進會，或台灣協進會、東寧協進會（東寧是台灣在鄭成功時代的名稱）等，後來和前主任委員（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即當時社會處長的李翼中商定用東寧學會的名稱。」

父親於文中說，「原來『東寧學會』這個名稱乃是丘念台在東京留學時，和當時台灣留日學生所組織的團體，因為避免日本警察的監視，不敢稱台灣而代之以東寧。」然而好景不長，父親於1948年5月接到台中市政府一紙訓令：「事由：奉電轉知該會未經依法請准，組織不得擅自活動希知照由。」對於祖國政治情勢一無所知的父親，本以為有丘念台為顧問的「東寧學會」可以好好開展群眾的文化啟蒙運動，可惜，事與願違，它活生生地被扼殺了。相信這對父親和丘念台都有某種程度上的打擊。

丘念台毅然決然回到台灣

2006年9月11日，林憲和我們一起到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當他發現所有的陳設與60年前無異，便走到一張桌子前興奮地叫我「葉蔚南，當年你父親就是在這張桌子上寫下了祭黃陵文」。隔年林憲便與世長辭了。

據家姊葉芸芸轉述，林憲曾告訴她，1949年廣州解放的前夕，他曾陪丘念台去廣州火車站見葉劍英，他在外面等候，丘念台出來後告訴他，「葉劍英告訴我全國就要解放了，無需再回台灣，留在袓國為新中國奮鬥」。

在丘念台的回憶錄裡，有下列描述「民國38(1949)年10月12日午間，廣州國軍開始撤退，我不得不籌謀離穗計畫，便和友人南武中學校長黎傑和監察委員袁晴暉等約同明日赴港。當我回到廣州市長泰里寓所時，不料已有共首葉劍英派來的人在等候著。他提出代表葉劍英的來意，說是毛酋勸我不必跟著政府撤退，將來要我幫忙他們做台灣的工作。還說共軍和葉共明天就可入城，恐怕城裡不很安全，明天歡迎我到沙面60號房（原租界基督堂）居住。」「當晩祕密趕緊收拾行李，在10月13日清晨4時，也是廣州淪陷的那一天，和祕書梁傑英等一行四人，選定向西不向南的脫逃路線，搭輪渡到江門石歧，繞道澳門乘船去香港。」

林憲一輩子跟隨丘念台，沒必要在丘念台過世、台灣解嚴後告訴家姊這一段歷史。儘管他的轉述與丘念台的回憶錄有些差距，但兩者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解放台灣是必然之勢。那為什麼丘念台會選擇返回台灣，而沒有留在祖國為新中國打拚呢？

丘念台在台灣光復隔年，就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顯然在台灣與內地之間是想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讓對祖國毫無了解的廣大台灣人民，對祖國能有較多的了解，這應該是他義無反顧回到台灣的原因。

最後，我要說一句公道話，有人對丘念台有負面說詞，包括批評他是個「半山」，我認為他不是我們所認知的半山（回台接收的台灣籍官員），他是一個真正想要做事，希望扮演良好橋樑的人。他對國共兩黨皆有批評與期許，而他是站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立場上，説說了他認為該說的話。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

鄒韜奮與曾虛白皆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記者和出版家，前者去世時被中共中央追認為共產黨員，後者赴台後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等職。儘管兩人政治立場不見得相同，卻始終相知相惜。

鄒曾二人同庚同窗同道

  鄒韜奮與曾虛白同庚（均誕生於1895年）、同窗（先是南洋中學，後是聖約翰大學國文系同學）、同道（均以新聞出版為業）。

鄒韜奮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和出版家。1926年，他因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黃炎培的提名，擔任該社《生活》周刊的主筆，實現了他從事新聞工作的夙願。以後，他還創辦生活書店，主編並創辦多種刊物和報紙，成為進步文化的堡壘。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甚一日，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為此，鄒韜奮將宣傳抗日救國作為《生活》周刊的中心內容，從而不斷受到反動勢力的迫害，致使其六次流亡，一次坐牢，但他戰而不屈。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不幸病逝，中共中央追認他為共產黨員，並在唁電中對這位奮鬥不息的文化戰士予以高度評價。

曾虛白，同樣是新聞事業的名家耆宿，早在1932年就在上海創辦《大晚報》，任總經理兼總主筆。1937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47年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49年到台灣，歷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國新聞學會主任委員、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等職，主編過《中國新聞史》，1994年在台北病逝，成為名副其實的期頤壽翁。

《大眾生活》遭到查封

在鄒韜奮心目中，曾虛白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是他的老友。尤其在丁丑事變前，出於對抗日救國的共識和對新聞出版事業的熱愛，使他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1935年11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提出：「團結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張，這與不久後爆發的要求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所提出的政治口號不謀而合，故《大眾生活》深受讀者歡迎，發行數量很快達到20萬份，國民黨當局對此大為惱怒，先是由國民黨復興社總書記和中央宣傳部部長找到鄒韜奮，逼迫他停止抗日宣傳，但遭到鄒的嚴詞拒絕，不久，又有海上聞人杜月笙出面「擔保」，誘騙鄒前往南京，許以要職，鄒再次拒絕。《大眾生活》因此遭到查封，韜奮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

鄒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

為保護鄒的生命安全，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派韜奮等人離滬赴港，創辦《生活日報》和《生活星期刊》。與此同時，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和抗日救亡活動的不斷高漲，以宋慶齡為首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鄒韜奮以其社會聲望和能力，與沈鈞儒、馬相伯等1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

鄒韜奮到香港後，費盡周折，《生活日報》創刊號終於同年6月6日深夜誕生了。當他從印刷機上接下第一份報紙時，快慰得喜淚盈溢。雖然流亡在外，但韜奮一直關心著國家安危、民族存亡，他在《生活日報》創刊詞中提出「報人應該是民眾喉舌」，「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這也是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作為救國會的執行委員，他更將「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作為他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

誠然，由於受財力、印刷條件的限制，受香港新聞檢查制度的桎梏，初創時的《生活日報》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為了與朋友分享快樂，更為了傾聽批評和指導，鄒韜奮將最初兩期《生活日報》郵寄給正在上海主辦《大晚報》的曾虛白。就在這時，一些蓄意詆毀的謠言也不時傳出，有人說，韜奮辦報的資金是由南京某位巨公資助，條件是鄒不在上海辦報；也有人說，韜奮為兩廣某派勢力所操縱，辦的是機關報。這些謠言在新聞界內外瀰漫開來，使韜奮感到「莫明其妙的冤屈」。就在這最需要人理解、支持的時刻，曾虛白給鄒韜奮寄來了熱情誠懇的慰問信，信中說：

韜奮學兄：連讀賜寄《生活日報》兩期，異常高興。不客氣的說，從報人技術的眼光來批評，這兩期我實在不敢恭維，並且要說一句太簡單了；可是從朋友的立場說，惟其簡單，可以證明你這份報經濟的並不充裕，間接證明了我在此間聽到許多不利於你的謠言的毫無根據。你還是純潔的，還是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掙扎苦鬥著。就憑著這一點信念，我感到非寫幾句去安慰我海南奮鬥的同志不可了。

從你的報上接二連三的×××記號上看來，我知道港方檢查壓迫的厲害或者更甚於上海；從你們引《時事新報》《阿國慘敗的教訓》句中，也發現了大批×××記號一點上看來，知道你直接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比較我們更要厲害。咳！在這時代何處真是言論自由的樂土！我同情你的苦痛，可是我不贊成你在港出版的計畫。弟制虛白手啟。六月十七日。

曾虛白在信中，除對鄒韜奮表示慰問和同情外，還針對《生活日報》在編排上需要改進之處提出四點建議。所以鄒韜奮稱曾虛白的來函是「一封充滿著誠摯友誼和主持正義的信，好像在我患難中從天上降下來，使我發生很深刻的感動。這也是我生平最不能忘卻的一件事。」「曾先生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他的指教是很可寶貴的。」

曾虛白支持「七君子」

同年8月初，《生活日報》在香港停刊，移往上海籌備出版，但由於國民政府的阻撓，復刊計畫始終未獲批准。鄒韜奮回到上海後，一面利用所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積極開展抗日宣傳，一面與救國會的幾位負責人為抗戰事宜而磋商忙碌。同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在上海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沙千里、王造時、史良逮捕入獄，史稱 「七君子」 之獄。

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立即通電營救，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宣稱「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救國會領導人被捕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義憤，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此，曾虛白也表達了他要求盡快釋放救國會領袖的鮮明態度，他在自傳中憶述：

淞滬戰爭結束之後，24年9月18日上海就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活動，發表「九一八」四周年紀念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個會的中心人物是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章乃器七個人。我要承認，他們發起這個運動時純粹是愛國動機，絕對沒有任何左傾思想，因此當時《大晚報》是竭力擁護這運動的一份報紙。我本人也跟這七人結為同志，特別此中的鄒韜奮是我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創辦一家「生活書店」，相當成功。他曾勸我放棄《大晚報》，他願投資跟我合辦一份真正為國家服務的新報紙。我很受他的感動並允慢慢考慮。可惜不久他就病死了。

順便說一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介紹曾虛白生於1894年，看來是錯了。因為在《曾虛白自傳》的第一句就明確寫著「我是在甲午中日之戰後一年（乙未，亦即是民國紀元前17年），農歷3月25日，在江蘇省常熟縣城內西山塘涇岸，我的祖宅內來到這個人世的。」

(作者係常熟市檔案館原館長，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理事)

改革開放，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開始實行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方針。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現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開放主要指對外開放，在廣泛意義上還包括對內開放。

中國的對內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開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對內改革的大幕。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的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簡言之，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發布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宣布，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從此進入新的時期。

在改革開放政策下，過去40年，中國大陸先後成立了多個經濟特區，例如：1980年國務院將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設為經濟特區；1988年5月10日第一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在北京成立；2010年5月設立喀什經濟特區，帶動西部地區協同發展；2013年9月29日成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均獲得良好成績。2017年4月1日，國務院決定在雄安特區設立國家級新區；2018年4月14日，國務院發布指導意見，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並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該報告又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強調，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盧文端，1948年生於福建省泉州市石獅市，1954年隨母親移居香港。現任香港榮利集團董事局主席。

歷任主要公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並擔任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委員、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永遠榮譽主席、中國和平統一基金會榮譽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全港各區工商聯會會長、閩港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顧問、清華大學研究基金會副會長等。2018年9月1日，當選中國僑聯副主席。

現任香港民建聯監委會主席、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問：日前您參加了香港、澳門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於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見到習近平主席，請問您對習主席的講話有何感想？

答：習近平主席一開始就說，「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他接著細數了港澳同胞發揮的六大項作用，讓我深受感動，也想起了自己在1980年代回內地設廠，當時國家建設非常依賴香港的資金和技術，而內地有大量勞動力，兩者優勢互補。我個人的親身經驗說明了40年來，香港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受惠者。

習主席不僅對港澳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的貢獻和作用充分肯定，並表達衷心感謝，而且強調中國新時代遭遇世界大變局，應對的方略仍然是堅持改革開放，而香港在新時代改革開放進程中，仍然具有特殊地位、獨特優勢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此，他提出四點希望，讓我看到了香港的發展方向，增強了我對未來的信心。

問：請問您認為在面對中國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開啟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之際，香港社會最關注的問題有哪些？

答：香港人關注兩大問題。一是香港的作用是否還會像過去那樣受到重視，以及香港能否在國家改革開放中得到新的更大發展？二是中國新時代遭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不穩定與不確定性大增，美國又對華發起貿易戰，香港如何面對？

習主席的一席話，給了我明確的答案。

第一，習主席肯定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習主席對港澳寄予厚望，提出四點希望：一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他還特別強調要關心青年，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

第三，習主席特別囑託要抓住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香港可以作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雙向投資和貿易往來，拓展市場空間，謀求發展新動力。香港也可以發揮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專業服務等獨特優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程度和發展水準，為香港開拓發展空間。

我認為，習主席新時代方略仍然倚重香港，是香港的幸運，更是香港的機遇。香港應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依託，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平台，在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又帶動自身更大的發展，造福港人。

問：您和多位知名人士在2009年成立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請問該會宗旨為何，過去9年來舉辦過哪些重要活動？最近您又連任理事長一職，您對該會未來有何展望？

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的宗旨是：廣泛聯繫和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宣傳「一國兩制」經驗，密切港台關係，深化港台交流，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早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是本會的總監。本會實行理事制，下設工商專業委員會、社會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會、文化委員會、港台交流委員會等5個專委會。本會現有理事逾500位，其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共計61位，並有香港海峽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總會、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等11個團體會員。這些團體會員積極參與了本會的活動，我們也對團體會員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予以支持。

過去9年，我們舉辦了多場對兩岸意義重大的活動，包括「九二共識」20周年系列活動；「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紀念兩岸交流30周年大會，11月13日我們又舉辦了《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每一場重要活動，我們都邀請了台灣各界人士，為探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獻策獻計。

今年8月，本會選出第三屆理監事，除了我連任理事長，林建岳連任監事長外，姚志勝當選會長，陳亨利當選執行會長，他們都是一時之選，也十分關心兩岸關係。本會將致力於做好兩岸青年工作，提供資源平台，共同分享大陸經濟發展成果，推動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問：您認為香港在兩岸關係中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我一直認為，香港是兩岸交流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在兩岸關係中一直扮演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九二共識」就是在香港會談後達成的。而且，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對兩岸早日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有重大的指標作用。我也因此認為，這次在香港舉辦《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特別具有意義。

40年前，《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和平統一的方針，開啟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階段。今年也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這兩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時間點緊密相連，並非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清楚顯示和平統一與改革開放有著密切關係。正是有了改革開放，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發展取得豐碩成果，不僅為大陸帶來巨大的變化，同時也深刻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發展。

香港回歸21年以來，雖然仍有一些地方有待改進，但實踐已證明，「一國兩制」是香港順利回歸、保持繁榮穩定的不二選擇。尤其，香港特區政府這兩年為所當為，依法行事，態度親民，但反「港獨」、反外部勢力介入的立場堅定，我相信香港可以繼續當好「一國兩制」的先行者，為推動兩岸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