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但「習川會」後，依據「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架構，進行了百日行動計畫。目前雙方已獲十大「早收」清單共識；而台灣在「親美遠中」的政策下，恐成貿易孤兒。

中美兩國自1980年代恢復正常貿易以來，雙方經貿關係日益緊密；1979年的雙邊貿易額僅24.5億美元，逐年成長至2011年的4,466億美元，成長逾182倍。2015年躍升為5,980.7億美元；預計2020年大陸對外貿易總額將達到5兆美元，而中美貿易額將達7,000至8,0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8%以上。

然而，在中美貿易發展進程中，中國大陸先前為保護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施行很多貿易限制，包括貿易壁壘、投資缺乏透明度、進口產品需要許可，以及要求外國企業通過輸出技術以換取市場等。中國在加入WTO後取消了部分限制，但仍存在一些貿易壁壘。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中國：(1)融入全球經貿體系，擴大互惠的經貿關係；(2)向外國投資者開放壟斷性的行業，如郵電、基礎設施、電信、金融服務；(3)在其國內市場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4)讓人民幣匯率升值，以此削減美中貿易逆差。但雙方卻一直存在矛盾與歧見，貿易摩擦亦始終不斷。

川普轉向習近平示好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近二十年來每年均大幅成長。去(2016)年全年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高達5,023億美元，為2012年以來最高。而中國對美一直存在巨額的商品貿易順差，去年為3,470億美元，約占美國全年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47%。對此，川普在上任前後一直耿耿於懷，不時地喊要課進口高關稅，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而大陸外交部屢次對外強調，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是全球產業布局、國際分工及中美經濟結構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所致。當然，這說詞難獲美國認同。3月底，川普簽署了兩項行政命令，要求商務部調查美國龐大貿易逆差的原因、各國的傾銷與補貼措施，以找出反制措施。

同時，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了「2017年外國貿易障礙國家評估」報告亦大肆抨擊中國設置了一系列貿易障礙，包括網路安全限制、強迫技術轉移、產能過剩、長期禁止美國牛肉和電子支付服務進入市場等。然而，令人跌破眼鏡的是，「習川會」後，川普一反常態地對習近平示好，雙方承諾將透百日貿易計畫，解決多年來的貿易議題，著實降低了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

「十大」早收清單出爐

「習川會」後，依據「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架構，進行百日行動計畫，而美國商務部於5月12日公布雙方就十大領域達成共識的「早收」清單，並將討論一年期計畫，進一步加強雙方合作；中國也打破藩籬，將對美開放部分金融服務業，為美信評公司及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市場准入。

十大領域包括：(1)大陸於7月16日前開放美國牛肉進口。(2)中美盡快解決中國熟雞肉對美出口問題，美方定最晚7月16日前公布規則提案，並盡速開放。(3)中國國家生物安全委員會將在5月底前評估8項美國生技產品的申請，通過安全評估者將在20天內發放認證。(4)大陸將擴大開放自美國進口液態天然氣，美國允許出口至中國。(5)大陸於7月16日前將開放全外資金融服務公司提供信評服務。(6)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擬於7月16日前延長上海清算所的非訴訟豁免6個月，未來預定延長至3年。(7)大陸將於7月16日前開放純美資的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申請執照。(8)美國監管機關對中國和其他外國金融機構採用相同的監管標準。(9)大陸將在7月16日前核發債券承銷與清算執照給兩家合格的美國財務機構。(10)美國認可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性，將派代表參加北京的論壇。

美出席「一帶一路」論壇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5月14-15日在北京登場，共有29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涵蓋110個國家、61個國際組織的官員及負責人出席；包括美日韓代表團，唯獨台灣缺席。

作為「一帶一路」資金池的亞投行，目前已有77個會員國，年底將增加至85個，遠超過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這情景應是中國繼去年G20杭州峰會再一次站上世界舞台；也意謂中國將扛起經濟全球化的大旗。值得關注的是，此次美國派員參加，不僅是川普對習近平正面的回應；未來，美國若能向「一帶一路」國家增加進口，也有助於中美貿易逆差的改善；對習近平而言，應是一石二鳥的策略。

台灣經貿將更加受限

坦言之，中美深化經貿合作，無形中降低了台灣在兩強經貿摩擦中槓桿操作的空間。例如，大陸長期和美國在牛肉議題上對峙，如今擬開放美牛，台灣未來不論是否與美國談FTA，都將面臨開放美牛、美豬的壓力。

再者是金融的開放；台灣雖已開放Apple Pay，但Uber登台4年多，2月底卻被交通部重罰並勒令歇業，引發熱議。彭博資訊專欄作家雷克(Eli Lake)就撰文指出，Uber在台灣發展受挫，未來恐將進一步影響台美貿易。尤有進者，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在中越簽署聯合公報後更加難行；也實難取代大陸市場。當全球各國都向中國大陸靠攏時，台灣卻背道而馳，恐將成為貿易孤兒。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為安定工業領袖對於「非核家園」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蔡英文政府在近日草成「非核家園能源轉型方案」，不過，看草案內容，蔡政府的「用心努力」，顯然沒有達到「穩定軍心」的作用。

以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為首的產業企業界領袖，早在六個多月以前，就已經公開表示，蔡英文只專注「轉型正義」，而不顧經濟民生，使得台灣有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等「五缺」問題，以及政府失能、社會失序、國會失職、經濟失調、世代失落、國家失去總體目標等「六失」問題，導致台灣投資環境走向崩壞。此一訴求也得到美國、歐洲及日本商會的共鳴呼應。

因此，5月10日，經濟部政務次長沈榮津、能源局局長林全能，銜命前往全國工業總會理監事會，向近50位各產業公會理事長簡報「電力供需政策方向及相關措施」，保證2017年至2025年的工業能源供給「不會缺、不會斷」。不過，從簡報中所說明的經濟部初訂方案，完全看不出台灣「能源供應數量的安全穩定保證」，乃至「能源成本價格倍增情勢」預計設算之「具體可徵的初步結果」，反而引起產業界更大的恐慌與不滿，應算是蔡政府對工商業界「溝通再溝通」的莫大失利，甚至得到「適得其反」的結果。

政治正確的「虛擬」方案

經濟部的「非核家園能源轉型方案」（以下稱方案），幾乎完全採用「2015固定情勢不變假設前提」，既脫離「前瞻現實」，也毫無「需求面情境設算」的依準，當然難以有效溝通達陣。

「電力供需政策方向及相關措施」是以2025落實非核家園為願景目標，虛擬出一個號稱是20-30-50的潔淨能源結構，未來台灣能源轉型發展，將以逐年增加再生能源與燃氣發電、降低燃煤比例、核能完全歸零，作為施政策略目標。

依經濟部的規劃設算，自2015起始年到2025目標年，各類能源發電占比：燃氣自31.4%跳增到超過一半的50.1%為最大，燃煤自44.6%降至26%居次，太陽能發電從原本不到1%份額，大幅度增至14.6%，成了居第三位的「大咖」，幾乎是可以完全取代核能發電現行角色地位與職能份額的「非核悍將」，燃油自4.7%減至1.7%，最自然的抽蓄水力則自3.3%降為1.2%。這當中，最為特出的是太陽能光電，發電容量將由80萬瓩/年，在短短十年之內爆增25倍，而能夠溢出到2000萬瓩/年。

無法消除限電斷電危機

自從蔡英文掌政宣布在2025年落實「非核家園」政策願景，核四作廢、核一核二核三除役，工業界領袖就公開質疑「不切現實」、「備載容量根本不足」，尤其對「供電數量危機」及「供電價格危機」，無不存有高度的不確定感。可是，這份方案試擬出來的「推計」內容與作法，根本無法消除工商企業界對供電數量與價格的危機感受。問題主要出在以下幾點。

第一是，方案通篇只考量到如何使能源裝置容量「依循計畫而自動大幅度增減」，以及如何讓供給結構依計畫全面翻轉，純粹只是一廂情願的供給面定制設想，其可靠度完全不足以為信。

第二是，台灣產業部門最關注的應該是未來十年間「單位能源成本」的演進變化情勢。倘若這項方案改採滾動式變動費率作為推計基礎，則電價成本應會出現高達25倍數的爆增，而不會像經濟部僅以初始年固定費率直線推計所得的20%增率。設若電價成本暴增，則台灣投資營運極可能出現「全面棄逃」的景象。

依存燃氣發電的危險

第三是，長久以來，台灣燃氣的對外依存度一向高達100%，現實上根本不具備任何自主性與自主能力。但進口供氣來源國家的不穩定性，加上國際供氣價格的波動，都會導致占比51%電源的意外「供給能量不確定性」及「供給成本費率不確定性」，燃氣供給的政經不牢靠程度，勢必對未來台灣工商產業的投資營運造成致命衝擊，也必然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成長。而更令人引以為憂的是，燃氣發電會排放大量的碳，這更是未來台灣難以向國際社會交代的課題。

第四是，聯合國全球能源發展調查報告指出，直到2050年，全球再生能源占比都不可能超過5%，而核能供電不會少於20%；是則台灣究竟何德何能，可以達到非核能源轉型方案所虛擬的「再生能源高占22.5%」？尤其，怎能將再生能源占比中的70%以上，完全繫於在台灣一向極不穩定可靠的「太陽能光電」？如此不牢靠的能源供需方案，實非正常國家產業政策NIP之所當取。

當場無法回應各種問題的沈次長、林局長已承諾，會把民間產業領袖的疑問帶回部院研商，近期內再「實問實答地」回應工業總會，但是，經此簡報，已然讓民間社會對政府「非核家園能源轉型方案」的修正案，不抱任何指望。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它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將充分依靠中國大陸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不僅不會與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10+1）等既有合作機制產生重疊或競爭，還可望會為這些機制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一帶一路」走向，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則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關聯緊密，必須要進一步推動合作，取得更大進展。

「一帶一路」涵蓋65個核心國家，覆蓋面積約5,539km2，約占全球總面積的41.3%；惠及46.7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66.9%；區域經濟總量達27.4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8.2%。「一帶一路」涉及的65國的發展差距很大，例如2013年卡達人均GDP達9.4萬美元，而阿富汗人均GDP僅為665美元，其中以發展中國家居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普遍較差，提升空間巨大。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於2017年4月25日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以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要讓古絲綢之路煥發新的生機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加緊密，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一帶一路」也將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用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

今年5月14日，在北京開幕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29國元首赴會。習近平在主題講話中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強加於人；「一帶一路」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

中國大陸海軍新型國造航母-001A已於4月26日正式下水測試，其滿載排水量達65,000噸，可攜帶50架戰機，除在機庫、艦身、艦載相控陣列雷達方面，與第一艘服役的航母遼寧號有明顯差異外，整體噸位上，已超越英國最新型的伊莉莎白女王號、法國的戴高樂號，讓人不敢忽視大陸海軍的軍力已經崛起。

001A航母於2015年開工建造，歷時不到兩年，不但已下水測試，並已決定在2020年前正式服役。相較於大陸第一艘航母瓦良格號，001A不但是中國自行研製，其整體船艦設計也採納了各國航母的優點，例如：艦載機的起降方式沿用了俄式風格，在艦橋與機庫的設計上則趨於西方國家風格，與美軍、英軍或法軍的航母有些許雷同之處，這代表大陸造船廠設計大型航母的技術已有具體進展。

大陸自2012年使用航母後，隨即艦載機J-15也已正式服役，航母艦隊作戰的訓練也在2016年初步完成，雖然以當前的規模來說，無法與美軍較量，例如在航母數量與作戰能力上仍居於劣勢，水面艦上的投射能力目前也沒有美軍遠（艦上裝載的導彈射程仍少於美軍艦上攜帶的戰斧巡弋導彈），不過，其他部分諸如新式軍艦的數量、性能、反艦飛彈、艦上防空飛彈，在數量與性能上已在水平之上。

大陸海軍若搭配其他軍種的聯合作戰，像是空軍的長程轟炸機(轟6K)、火箭軍(DF-16)等，已具備跨海、甚至兩棲作戰的能力，其實力足以重挫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所有艦隻，至於南海附近的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無論在水面艦數量、潛艦數量等方面，根本不是中國大陸海軍的對手。

(作者係中正大學戰略所畢業)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落實，是中國「達則兼善天下」的最佳體現。它是最大規模的全球經濟振興計畫、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也是最被看好的國際合作平台。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中國人歷來的理想。為了擺脫貧窮積弱，使中國屹立於國際之林，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殫精竭慮、變法圖強。

立志要對世界有貢獻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站起來了就要往前走，就不僅要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他說：「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麼貢獻。」可是，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不僅經濟不發達，工業水準不高，而且還有很多文盲。毛澤東提出分兩步走來改變這個面貌。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畫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設想到2001年，也就是進到21世紀時，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毛澤東說：「衡量我們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使我們自己發展起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要能夠隨著自己的發展，對人類作更多的貢獻。」

鄧小平多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想對世界有多一點貢獻，首先必須發展自己，把自己變得強大一些。鄧小平明確提出了 「三步走」戰略，即第一步從1981 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時間再翻兩番，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鄧小平強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永遠不會稱霸，中國永遠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1995年10月，江澤民在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上向世界宣告：「中國發展和強大起來也絕不謀求霸權，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而且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必將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江澤民明確把對人類、對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貢獻，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繫起來。

2005年中國GDP首次超過英國，成為全球僅次於美、日、德的第四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20%。這一成就使得「中國威脅論」一時甚囂塵上。為此，胡錦濤除重申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外，還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思想。

習近平有關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思想，是其「中國夢」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發展中國與發展世界的有機統一。習近平還將「中國夢」與「世界夢」聯繫起來，強調中國是世界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

終有條件做出貢獻    

瞭解以上歷史背景，就能體會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層意涵。

新中國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如今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強勁發展，國際話語權大大提升。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國際貿易反全球化逆流興起。「一帶一路」適時提出，這不僅是開拓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雄才偉略，也是面對當今世界挑戰的恢宏大計。堅持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不僅揭櫫中國和平崛起，不會重蹈歷史上大國博弈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描繪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景。

「一帶一路」雖是中國的倡議，但第一屆「論壇」絕非中國唱獨角戲，而有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出席，各抒己見的盛會。當然，作為倡議國，中國必須率先垂範，必須有大國擔當。

在論壇上，習近平指出，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總額已超過3兆美元，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中國企業更已在20多個國家建設了56個經貿合作區，創造了近11億美元稅收、18萬個就業崗位。習近平又表明，將向絲路基金新增1,000億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3,000億人民幣；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總計提供3,8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習近平還表示，未來3年將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人民幣援助，建設更多民生項目。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在台灣，沒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房地產被一場尚未結束的內戰所摧毀，也不願意自己的財產受到戰爭餘波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所吞噬。尤其，如Elizabeth Freund Larus最近在IPP Review上撰文指出，如果蔡英文政府不能處理好軍人的退休金改革，許多軍人會覺得被政府出賣，甚至改而效忠對岸。

回顧歷史，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有不少統一的模式出現，例如(1)北平談判模式：始於1948年12月，基本上是和平解決；(2)上海模式：1949年5月12日擁有42萬部隊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只進攻寶山區，並保持其他地區完整，經過16天的戰鬥上海解放了，全市沒有停電和停水；(3)海南島或全面進攻模式：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橫渡瓊州海峽，成功地攻克中國第二大島。

最近我訪問上海期間，一位政治觀察家張克文兩次跟我談到：北京只需把解放軍海軍部署在台灣水域，要求任何想離開台灣的人必須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要求在台灣註冊的船隻必須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旗幟，才能航行到其他國家和地方，就可以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蔡英文政府，當前唯一明智的作法則是儘早和北京政府展開談判，簽署雙邊和平協議，從而一勞永逸地結束內戰。

談判當然意味著雙方都必須妥協。I.William Zartman和Maureen R. Berman在1987年主編的《50%的解決方案》，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我15年前發表在美國國防新聞(Defense News)的文章中，建議由中華民國海軍巡邏至大陸沿海的領海，乃至基點基綫的整個台灣海峽，作為與中共簽署和平協議的交換條件。今天我依然以為，北京應按照「九二共識」，同意中華民國海軍巡邏整個台灣海峽，但兩岸的空軍仍應維持台灣海峽中間線。須要記住的是，當年處理港、澳與涉台事務的錢其琛，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前後都稱，兩岸的軍隊為友軍。

2017年5月，首次看到大陸官方報導承認，1976年12月中共海軍東海艦隊潛艇22支隊252艇，從浙江寧波大榭島出發，「首次秘密遠航30晝夜，突破了第一島鏈，開創了中國海軍潛艇進入太平洋進行戰備的先例。」2016年12月，遼寧號航母及其由護衛艦和驅逐艦組成的小型艦隊，首次穿過台灣和日本沖繩之間，進入太平洋公海進行演習和訓練。2017年4月，解放軍自行研究與發展的航母下水，並可能在將來穿越台灣的東部海域，顯示解放軍有保衛國家主權的實力。

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美國南北內戰的結果，亦即美國北部和西部變得更富裕，而曾經富裕的南部不僅有26萬軍人陣亡，而且戰後有一個世紀相當貧窮。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僅有兩次南方人打敗北方人。美國內戰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曾指出，南方的美利堅聯盟國失敗的原因是，「人民沒有足夠的意願努力和足夠的持久去贏得勝利。」這個決定性問題也適用於台灣的分離主義者嗎？答案是肯定的。

（作者係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大陸歷代領導人都強調，國家統一是全體國民的職責，而且統一採何種方式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受美國的影響。

1972年2月28日，中國大陸在《上海公報》裡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可見周恩來與毛澤東在簽《上海公報》時，未向尼克森承諾只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對季辛吉說，國民黨是一撮反動分子，「他們怎能和我們合作？」會後，毛澤東特別召集政治局會議，批判周恩來「和美國人打交道時犯下右派的錯誤」，因為當天周恩來曾對季辛吉表示，中國會用和平手段解放台灣，毛澤東說這是不對的，「台灣只能用打的」。

鄧小平未承諾放棄武力

鄧小平於1974年11月26日，剛接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在與季辛吉談到台灣問題之際，他重申「我們不相信和平交易」，鄧小平堅持不承諾放棄武力。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當天中國大陸發表一項片面聲明：「至於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在《中美建交公報》中，中國放棄了在上海公報裡「解放台灣」的說法，而改用「完成國家統一」，但也表示統一採哪種方式是中國的內政。

鄧小平時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台海兩岸的關係也走向緩和；但鄧小平始終未在台灣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因為他知道，如果承諾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那麼兩岸隔峽分治，中國就永遠不能統一。

1982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刪除了「解放台灣」的說法，但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是全中國人的神聖職責。

鄧小平1984年10月22日，對黨內高層說：「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2000年9月11日，大陸副總理錢其琛提出「一個中國」新定義：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大陸在國際上當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但在處理兩岸關係上，「一個中國」可以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試射飛彈懲罰李登輝

1995年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大陸在憤怒情緒不斷升高的一個多月後，7月13日，江澤民公開說：「我曾經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我也想說明，這裡面假使國際上有一種干預的勢力，非得要進行挑起我們的衝突，這個恐怕中國人也是不能答應的。」7月21日至28日間，解放軍舉行飛彈演習，以「試射飛彈」，懲罰李登輝訪問美國。

1996年3月，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大陸升級軍事演習而引發台海危機，美國緊急調動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台海應對，一時之間台海戰雲密布。大陸當時發動這場危機，是為了測試美國對台政策的底線，也想影響台灣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但李登輝仍高票當選。大陸開始注意到台灣的民意，也因此調整了對台政策。

通過反分裂法提出警告

2000年3月15日，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三天，大陸總理朱鎔基提出警告：「不管是誰，只要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但陳水扁依然當選了。

選後大陸對陳水扁採取了低調的「聽其言、觀其行」態度，希望能與民進黨對話，可是陳水扁第一任後期開始愈走愈獨，大陸全國人大乃於2005年3月14日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其中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不僅表明不放棄以武力統一，也對台獨提出最嚴厲的警告。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習近平2015年3月4日說，兩岸關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地動山搖」自然包括使用非和平方式。

為應對美國川普新政府，大陸國務院2017年1月11日發表全文約16,000字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主要闡述習近平的政策，卻隻字不提台海和平安全的問題，似乎台澎金馬已經沉入西太平洋。

美國新任國務卿提勒森表示，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向台灣承諾，「我們必須再次重申這些承諾，讓台灣清楚知道我們會履行承諾。」但是，台灣問題攸關中國的核心利益、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的中國大陸絕不會再容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獨霸，也不會允許美國插手干涉兩岸事務。這也應該是習近平「中國夢」的一部分。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鄭成功與蔣中正皆在台灣建立了不受大陸中原政權管轄的漢人獨立政權，但鄭要「反清復明」，蔣要「反共復國」，作者用現實權力的地緣戰略觀點，思考他們為什麼沒有成為台獨？

台灣民間稱鄭成功為「國姓爺」或「延平郡王」，正是分別來自南明隆武帝與永曆帝的冊封。即使永曆帝被清廷處死了，鄭成功仍沿用永曆年號。獨派的歷史教科書將「明鄭」改為「鄭氏」，並無法改變鄭成功畢生以「反清復明」為志的歷史事實。其實，台獨人士要搞台獨何需竄改古人之志，強拉古人作陪來給自己壯膽？

李登輝與民進黨夢寐以求的台獨春秋大夢，鄭成功與蔣中正豈會從來沒想過？暫且不論「漢賊不兩立」的儒家傳統思想與中原心態，若從純然現實權力的地緣戰略觀點來思考，他們沒有成為台獨，是因為他們體認到：只要中國大陸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就絕不容許台灣獨立。

台灣絕無獨立的可能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是台海兩岸最基本的總體戰略原則：台灣的獨立會威脅到中國大陸政權的統一性，所以，只要中國大陸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就絕不容許台灣獨立。換言之，只要台灣獨立，中國大陸政權必然會採取武力來終結台獨。

就現實戰略考量，台灣要獨立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中國大陸陷於內亂和分裂狀態。二是外國強權介入扶植一傀儡政權以對抗中國大陸。

若硬要勉強提出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台獨拚死一搏，背水一戰，壯烈成仁。這種可能實乃「不可能的可能」。道理很明顯，台灣太小，距離大陸太近，兩岸力量大小強弱太過懸殊，台灣想以海角彈丸之地對抗大陸統一政權而長久偏安一隅，在現實上絕不可能。

就讓我們從第三種「不可能的可能」開始談起。如果統一與獨立是兩大終極目標，和平與武力是達成目標的兩種手段，根據最簡單的排列組合，可得出四種可能選項：和統、武統、和獨、武獨。無論是站在統派或獨派的立場，都必須考慮到「和」與「武」的可能選項，所以中國大陸從未排除「武統」的可能性。但不可思議的是，台灣的獨派卻從未將「武獨」列入考慮，換言之，獨派自動排除了「武獨」的可能性，而一廂情願、掩耳盜鈴地將「和獨」列為唯一選項。

從一中原則的台海戰略思考可推出：只要中國大陸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就不存在「和獨」的可能性。所以「和獨」只是邏輯上的選項，就兩岸現實形勢而言，「和獨」根本是一個「不可能」的選項。然而，整個獨派的信念卻建立在「和獨」的基礎上，並衍生種種睜眼說瞎話、荒謬至極的台獨論述。

偏安之局只能是階段性的

台灣現狀的「偏安之局」，只能建立在「反攻大陸，終極統一」長遠宏觀的總體戰略思考上。換言之，偏安之局只能是階段性的「現狀」，無論是鄭的「反清復明」或蔣的「反攻大陸」，皆是以階段性的台海偏安之局，為終極統一鋪路。而「反攻」從來不限於武力軍事，它也包含經濟與文化上的「反攻」。

1960年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中正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70年代，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發展「台灣經驗」，影響了新加坡李光耀，新加坡模式又轉而影響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視為台灣在文化上與經濟上的「反攻大陸」。冷戰終結，兩岸開放，軍事上「反攻大陸」的訴求當然轉瞬成為歷史，但兩岸開放初期，台胞曾一度挾經濟與文化的優勢「反攻大陸」，風光兩岸、笑傲台海。可惜，風光不到十餘年，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優勢就被國民黨的獨台與民進黨的台獨敗光殆盡（今日大陸選秀節目，台灣的天王、天后還能在評審席中占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正是上個世紀台灣優勢的見證與餘暉）。

「鴨母王」或「兒皇帝」

台獨的「沒有戰略，沒有出路」，可以朱一貴為代表。養鴨起家的朱一貴有「鴨母王」之稱，在溝仔尾被捕（今嘉義太保），留下一句俗諺：「鴨母王入溝，死路一條。」這句歇後語可視為古人兵法「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的台式表達。今日綠營其實比鴨母王還不如，鴨母王至少還敢揭竿而起，捨命一搏。台獨則只敢打嘴炮，像黃國昌、林昶佐這樣怕死逃兵之徒，竟成為綠獨青年世代的偶像英雄。將綠獨比擬為鴨母王，實乃對鴨母王莫大的侮辱，在此要向鴨母王遙拜致歉。

台獨另一種可能是附庸於外國強權，如石敬塘割燕雲16州向契丹稱臣，上表自稱「兒皇帝」。從李登輝到蔡英文的台獨，走的就是「兒皇帝」路線，自甘充當美日勢力圍堵中國的棋子，欺壓自己同胞以取悅外國殖民宗主。台獨走上「兒皇帝」路線，實比「鴨母王」的死路一條更不堪，因為「兒皇帝」路線使台獨陷於全然的「原則自相矛盾」：高喊要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實質上卻自甘淪為反中排華的棋子與炮灰，自我殖民化、倭奴化。

簡言之，台獨只有兩種結果：或成為「鴨母王」，或成為「兒皇帝」。但台獨怕死，連鴨母王都不敢當，所以只能當兒皇帝，從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到洪慈庸，都是踩著同胞的屍體往上爬，燃燒別人，照亮自己的「兒皇帝」楷模。

 (作者係成功大學副教授)

古蒙仁讀中學時即開始寫散文、小說，1978年以〈黑色的部落〉榮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推薦獎。2012年移居桃園青埔，開始著述鄉鎮文史事，堪稱新時代的地方誌，再創文學生涯的另一個高峯。

古蒙仁，本名林日揚，1951年生於雲林虎尾，1971年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1972年首次用「古蒙仁」筆名發表小說。畢業後任職《中國時報》、1983年赴美留學，次年獲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文學碩士，隨即返台，先後擔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處處長、副執行長、代執行長；2002年至2005年任雲林縣文化局長、2010年到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工作，2012年舉家從台北移居桃園青埔，2016年10月退休。現專事寫作。

古蒙仁說他與報導文學結緣與輔仁大學延畢有關係。大四時，因為必修學分〈訓詁學〉被當，無法如期畢業，沒想到這多出來的一年時間，讓他提早進入新聞界。「1975年，《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先生在副刊籌畫了一個報導性的專欄，叫做『現實的邊緣』，他找我寫稿，開啟了我寫作報導文學之路。」

27歲奪時報文學大獎

古蒙仁憑著熟練的文字能力及敏銳的觀察力，上山下海記錄農、礦、漁村及原住民部落等偏遠地區的生活狀況。他寫出礦工生活的艱辛、鐵道員的滄桑史、台北大橋下無路可走的老工人…，這些作品多數登載於《人間副刊》。

1978年，古蒙仁一篇描述新竹尖石鄉秀巒泰雅族民生活的〈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榮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推薦獎」。那一年，他才27歲，從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手上接下大獎，不知羡煞多少藝文界的朋友。次年，古蒙仁以報導雲林縣草嶺潭崩塌的〈失去的水平線〉，再獲第二屆時報「報導文學優等獎」，而他的小說〈雨季中的鳳凰花〉，在評審委員白先勇的極力推薦下，得到「小說推薦獎」。

古蒙仁指出，三○年代大陸就有「報告文學」，但是台灣在1975年以前並沒有「報導文學」這個名詞。他表示，「報導文學不同於新聞報導，新聞報導是報導，報導文學則以文學的手法來寫新聞報導，我在文章裡，運用了倒敘、對白等各種文學上的形式及技巧，把我對社會的觀察及關懷寫出來，希望引起社會更大的關注與迴響。」他又說，「當時文學獎項只頒給散文、詩、小說，是高信疆先生堅持要用文學獎項肯定報導文學，立即提升了報導文學的地位，高先生是台灣報導文學的重要推手。」　　

感謝高信疆提拔年輕人

古蒙仁難忘得獎情景，「當時第一名獎金有16萬，獎座是朱銘的木雕〈創造者〉。領獎當天晚上，我請藝文界前輩師友吃飯，沒想到散席時忘了帶走獎座，幸好餐廳工作人員追出來叫住我，喊說：先生，你的菩薩忘了拿。」古蒙仁笑著說，「好險，只有第一屆得獎者得到朱銘的木雕獎座，第二年再得獎時，就沒有朱銘雕的獎座了。」

談起高先生，古蒙仁充滿懷念，「高先生不吝提拔年輕人，1970年，我19歲時的第一篇小說〈運動會〉即在中時人間副刊發表。1975年高先生邀請我參加當代中國小說大展，讓我成為參展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

現在網路發達，文字呈現方式偏向輕薄短小。古蒙仁認為，「不必憂心此種現象，自然會有機制決定這種文體會消失或保存下來。當然，過去報紙、雜誌、書籍等平面媒體非常發達，好的文學作品不怕沒有地方登，現在不分老少都用臉書等社群軟體溝通，而限於手機大小，臉書通常只能寫個200字，否則就沒人有耐心讀完。不過，我相信好的文學作品還是有人看，作者也該分清楚遊戲規則。例如在臉書發表短文，在紙媒發表較長文章。」

1983年，古蒙仁興起出國留學的念頭，但次年一拿到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文學碩士後，他就立即回國。在中時待一年後，於1986年被延聘到《中央日報》海外版，再高升為副總編輯，忙碌的主管生活，使他那段時間只能寫些抒情小品散文和諷刺性雜文。「當時很多人以為我不寫報導文學了，不是不寫，是行政主管要處理的事情太多。」

雖不在新聞的第一線，但古蒙仁從未離開媒體及藝文界。1995年，他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陳國慈的邀請下，到國藝會擔任獎助處處長。

古蒙仁表示，當時國藝會董事長是陳奇祿，執行長是陳國慈，國藝會由文建會捐贈一筆母金22億元成立基金，用基金孳息作為藝文補助的資金，當時銀行利息有6%，一年預算就有3億多，在擔任獎助處處長期間，古蒙仁獎勵協助許多青年藝文工作者，項目包括出版、演出、文資保存、繪畫、表演、出國參訪。可惜後來銀行利率降到1％上下，孳息相對變少，比較難發揮使命。由於工作需要，他接觸到藝文界的頂尖人物，也了解他們所遭遇的挑戰。

返雲林故鄉推動藝文

2002年，因政黨輪替，古蒙仁在一夕之間被解除副執行長的職務，在家賦閒兩個多月後，接到時任雲林縣縣長張榮味的邀請，返鄉擔任文化局長。「我與張榮味原本並不相識，他是從報紙看到我離開國藝會的消息，主動來找我。」身為雲林子弟，又被張榮味的誠意感動，古蒙仁經深思熟慮後，決心回饋鄉里、施展抱負。

背負著提升雲林藝術文化使命的古蒙仁，靠著他在藝文界的豐沛人脈關係，先後邀請到白先勇、余光中、鄭善禧等知名藝術家到雲林演講。他也邀請過交響樂團至雲林表演，並與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合作，「政府機關執行預算有一定流程及限制，但張榮味在文化領域上充分授權我執行，完全不干涉。」古蒙仁任職期間，大幅度提升了雲林縣的文化水平，可惜2004年又因政黨輪替離開了雲林文化局。

遷居青埔寫新地方誌

2010年，桃園國際機場公司改制為國營事業，亟需有經驗的新聞公關，古蒙仁前往報考，順利進入機場公司服務，2012年為了節省通勤時間，舉家從台北移居桃園青埔定居，並在工作之餘撰寫鄉鎮文史風情。2014年出版了介紹台中新社休閒產業的《花城新色》，他以故事筆法完整呈現出新社的蛻變過程與經驗，是新時代新類型的地方誌。古蒙仁今年6月出版的新書《青埔悠活》，即描述他在青埔生活的實況。勤於筆耕的他說，「現在無公務在身，更自由自在，此時不寫，更待何時？」

秉持冷眼熱心，以文學手法關懷人間事，並透過它喚起人們對社會關心的報導文學，改變了古蒙仁的命運。40年前，一篇篇的報導文學作品使古蒙仁自青年時期起便在文壇發光發熱，攀上文學及人生的高峰；40年後，他再以兼具報導力道與文學感性的筆，書寫住家附近的自然景色和環境變遷，再為自己文學生涯寫下新的篇章，只是，此回在燦爛之餘，多了一份靜謐。

1930年出生的馮守娥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曾於1950年入監10年；她的哥哥馮錦煇及丈夫陳明忠也是政治犯，前者被槍斃，後者被捕二次總計坐牢21年。馮守娥曾獨自養家育女，度過生命難關，至今仍堅持理想，堪稱女性典範。

生於宜蘭冬山鄉的馮守娥，五歲時因父親開設醬油工廠而移居羅東，小學就讀羅東女子公學校，後來考上蘭陽女中高中，並於1949年畢業。70年前羅東只有五名女性高中畢業生，馮守娥是其中一人，在當時可稱得上是極少數的高級知識分子。

自幼即思考人生意義

馮守娥的學業成就，一方面是因為她從小就很愛看書，二方面是受到父母親的影響。她的父親原本在冬山公學校教書，母親也是公學校畢業，皆很重視教育，總是鼓勵孩子們學習，「父親主科教日語，數理科也很好，常教我們兄妹算術。」馮守娥說父母親空閒時會與孩子們唱歌，她記得父親曾經教她唱一首歌：「我為什麼生出來，生出來的我究竟要做什麼？只是吃？只是睡？只是動？這跟禽獸不是沒有兩樣嗎？」這首歌觸發馮守娥思索什麼是人？人生活著的目的是什麼？馮守娥小小年紀便立志做個有用之人，她想像長大後，學美國萊特兄弟造飛機；她也想學愛迪生，製做更多電燈，照亮鄉下的大街小巷。

另一位影響馮守娥的人，是大她兩歲的哥哥馮錦煇。馮錦煇在羅東公學校、台北淡水中學畢業後，先後任教冬山國小、羅東國小。馮守娥因為與哥哥年齡接近，二人常一起看書學習，討論問題。她至今仍牢牢記得與哥哥的「巴西之約」，「哥哥很愛讀探險故事書，有一次他跟我說『長大後一起去巴西』，我問去巴西做什麼，他說『種咖啡』，我當下聽了覺得很有趣，就說好啊。」

因生活經驗萌生女權意識

雖然馮守娥心中懷抱著無限多的夢想，但回到現實生活，由於她是家中長女，必須分擔沉重的家務。「我媽媽18歲結婚，48歲過世，30年婚姻生活生了14個小孩，其中5個夭折。」馮守娥自5歲開始幫忙照顧弟妹，直至她被抓的那一刻。「每天放學回家，媽媽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要煮飯，還是揹弟弟妹妺？」馮守娥總是選擇揹小孩，唯有這樣，她才可以一邊揹弟妹，一邊讀書。

馮守娥還曾協助媽媽準備廟會大拜拜用的祭祀用品，一個人蹲在自來水水槽邊宰殺了13隻雞、13隻鴨，「等我處理完站起來時，兩隻腳一直發抖，站都站不穩。」鄰居日籍老師看馮守娥永遠有做不完的家事，問她，「晚上我們睡覺時，妳還沒睡；早上我們起床，妳已經在煮飯，妳到底幾點睡？」

雖然馮守娥沒有很多時間複習功課，但她在班上排名皆保持在前三名之內。升高中以後，隨著科目增多，內容變深，她想花更多時間讀書，但又不能不做家事，只好犧牲少到不能再少的睡眠時間，「我開始在早上五點多出門，趕六點的第一班火車去學校，然後躲在偌大的音樂教室讀書。」回想過去Ｋ書的歲月，馮守娥也不免驚訝當時為何膽子那麼大。

馮守娥聰慧，又具思辯能力、勇於表達。例如1945年8月15日，年僅15歲的她在回家路上，看到很多農民因繳不起米穀，在烈日下被日本人罰跪在滾燙的柏油路上，心中很生氣，正想回家後寫一封信到總督府抗議，未料一回家，就聽到廣播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家人都很高興。後來她把這一天的經過情形寫成〈台灣解放的一天〉，敘述日本人欺負台灣人的種種行徑，以及對台灣光復的喜悅。

又如，馮守娥眼見媽媽生養那麼多孩子、又要照顧醬油生意，可見身為女人的辛苦，於是她撰寫〈論台灣婦女〉，認為要求女性三從四德的觀念太封建了，她也分析女性為何總被男性認為缺乏見識，是因為時間都用在操持家事上了，她因此建議女人要多讀書提高自己的知識及能力，多關心社會以提高眼界，社會也應建立男女分擔家事、照顧子女的制度及措施，讓女性獲得真正的平等。

馮守娥表示，「我少女時代即具有女權意識，這主要是生活體驗，看見母親及周遭所認識的女性的辛苦，也受到書本的啓發，知道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必須與社會改革同時進行，因此，我開始研究社會問題，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各取所值」是拿有價值的、應得的，「各取所需」是拿我們最需要的。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較為恰當，因為婦女在家庭的勞務，可由各種社會措施來代替。」

參加讀書會被關10年

馮守娥談起被捕的原因，是在高二時參加讀書會。她對於台灣面對的新時代充滿期待，對西方新思潮求知若渴。馮守娥說，「我除了把學校的功課念好，也大量閱讀從圖書館找到的哲學和革命歷史書籍及雜誌，如《觀察和展望》、《新青年》，或去書店買魯迅、矛盾、巴金等人的書籍，再加上高一的國語課本是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其中就有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等令人思考的文章。」

當年的課本及課外書籍促使馮守娥關心國家社會，而同學們在課後也會熱烈討論各種思潮，例如「孫中山在發表三民主義演講中，開宗明義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他們還探討如何追求社會公義、如何成為有尊嚴的中國人、如何使婦女充分發揮能力為社會服務等等。

馮守娥本著良知關心國事，未料在高中畢業一年後被抓。而與她相約有朝一日去巴西種咖啡的哥哥，也在同一天被捕。更不幸的是，馮錦煇在監禁四個半月後被判死刑，隨後被帶到馬場町槍決，得年僅22歲。馮守娥回憶，「我覺得整個過程好像被綁架一樣，而且自被捕到移送至軍法處判決以前，我們被禁止寫信給家人，所以家人到處找，也到處打聽，連哥哥被槍斃的消息，也是熟人在台北火車站告示欄看到名字，才趕快打長途電話通知我父親來收屍。」

20歲的馮守娥被抓進監牢，看到不少女性遭受酷刑，她雖然沒被刑求，卻被疲勞轟炸地審問，但最哀傷的是，她坐牢期間接到媽媽過世的消息，提出回家奔喪請求，卻不被批准。坐了十年牢的馮守娥出獄時已經30歲，她很快地投入社會，找工作養活自己，她先開了毛線店，因警察找上門，怕影響房東只好放棄，轉當代課老師也遇到相似的情形，以致丟了教職，來台北後看報紙應徵考上日文翻譯，因為能力受肯定，加上同事相處後了解其為人，才慢慢被接受。

馮守娥出獄五年後，與同是政治犯的陳明忠結婚，沒想到陳明忠於1976年再度入獄。為營救陳明忠，馮守娥被軟禁七天，被騙走身分證、戶口謄本，以致無法證明夫妻關係，無法請律師辯護，幸好當時在美國的妹妹、妹夫及其他留學生立即籌款，在《紐約時報》刊登營救陳明忠的廣告，才被改判15年。坐牢11年後，陳明忠因健康不佳、在馮守娥送出第30封陳情書後，終於在1987年獲得保外就醫。這11年間，馮守娥獨自擔起教養兩名女兒的責任，除翻譯日文文章、日劇錄影帶外，也在補習班擔任日文教師，且一教就是30年，直到2002年、72歲才退休。

始終不忘初衷及理想

馮守娥一家人共坐牢三次、耗掉31年青春，以及哥哥22歲就失去生命，但是馮守娥無懼磨難，這些年來持續為平反白色恐怖事件而努力，並積極參與亞洲反日本殖民運動，以及島內的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運動。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宣布將年年參拜靖國神社，馮守娥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燃，她和陳明忠以曾是被殖民的受害者身分，與高金素梅等一群台灣愛好和平人士，於2003年2月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國參拜違憲訴訟」。他們夫婦義務擔任訴訟團隊的翻譯，3年內自費赴大阪9次。終於在2005年9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是違憲的，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做出這樣的判決，意義重大。

1987年，馮守娥與陳明忠等受難者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她一直到2013年才出任該會的副總會長，成為該團體第一位女性負責人。

她認為國共內戰、兩岸對立是造成白色恐怖的根源。她說，「據我所知，對於台灣能脫離50年日本殖民統治下各種不平等的待遇，絕大多數人都非常高興，所以在光復後，有許多愛鄉愛國的人希望能在祖國的懷抱裡，發揮自己的力量，把台灣建設成中國的模範省，雖然中間發生了228事件，然而他們並未失望，仍然抱持著改造社會、建鄉建國的理想，卻不幸地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犧牲了。」

馮守娥同意「傷害可以被原諒」，但「過去的錯誤與教訓絕不該被忘記」。她還強調，「兩岸不只要現階段和平，還必須永遠和平，兩岸不僅現在不要打仗，還必須永遠沒有戰爭」，她相信，「唯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終止敵對狀態，才能讓兩岸走向真正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