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頭位於金門西南隅，古代即稱為水頭，後因金門北方也有個聚落叫水頭，故後來分別改稱為「前水頭」和「後水頭」，前水頭又叫「金水」，指的就是今之水頭，而後水頭亦叫「汶水」，即現在的後水頭。

水頭聚落的開基主為黃氏族長黃輔，字仲卿，是元朝廷祐二年乙卯科進士，因避元亂，由同安金柄遷浯而定居於水頭，綿延至明代時已具備聚落的雛型，依山而建，呈長形分布，大致分為頂界、中界、下界及後界四甲頭。但清朝頒遷界令之後，村人四散，村廓盡毀，一切又得重頭開始，主要的開發仍在乾隆以降。

二、

乾隆初年，黃氏長房和二房，分別在杭州及錦州經商營布莊，累積致富後，乃有餘力服務鄉里。黃家在聚落裡建宗祠、蓋房舍、辦教育。三房汝試公除出資建大宗祠外，還在中界蓋書齋「酉堂」，此為金門唯一建有池台亭榭的庭園。

當時設立的書院尚有伯合公的「四維堂」、楚公的「怡齋」、冀公的「懋齋」和依言公的「卓齋」等四個私墊，教育宗族子弟，可見當時族人對教育的重視。

水頭民居的興建，以頂界處的建築型態最具代表性，不僅反應當時社會的生活型態，更是財富的具體展現。二房在頂界有一大塊土地，因族人大多經營南北貨，手上不乏銀兩，乃各自集資在此興建房舍，所蓋的房屋都是石基磚牆的兩進大厝，整齊排列於最繁華的頂界。這就是鼎鼎大名的「十八間」的梳式配置建物，至今已有200多年，仍為金門傳統建築的瑰寶。

由於黃氏家族家大業大，為了方便經營事業，還投入船舶運輸，擁有自己的碼頭以停泊船隻，地點即在西北邊往後豐港的路邊，距水頭碼頭亦不遠。由於鴉片戰爭迫使清庭開放廈門對外通商，使得內陸的商業行為及南洋移民更為便捷，掀起了金門人移民南洋的高潮，水頭一躍成為著名的僑鄉，盛名歷久不衰。

三、

民國初年，由於印尼麻里巴板石油的開發，吸引了黃氏族人大舉下南洋，造成另一波的移民潮。十年之後，早期的移民致富之後，陸續回到故鄉，興建洋樓供族人居住，是水頭聚落出現洋樓最密集的時期。

比較有代表性的，像金水小學、得月樓黃輝煌洋樓、黃永遷黃永鑿兄弟洋樓、黃乃甫番仔厝、僑鄉文化館等，都是此一時期的產物。其中又以金水小學的籌辦與興建，最為族人所重視，也是水頭聚落的盛事。

在黃氏族人的奔走下，金水小學於1921年成立，最初以黃氏大宗祠為校舍。但因學生人數日增，宗祠不敷使用，乃發動南洋僑鄉捐獻，擇定中界南邊一處空地興建校舍。周邊剛好有一些洋樓正要興建，使得中界南邊自成一洋樓區，充滿濃濃的僑鄉味。

四、

1932年金水小學落成，由聚落中較有名望者組成董事會管理校務，並在麻里巴板開了20家校產店，收取月租作為小學的經費。其中又以商業交易的稅收，作為學校經費的主要來源，匯款則透過海外商會自組的「信匯局」匯回。

兩年後，金水小學創辦了「塔峰月刊」，專供鄉僑通訊使用，以便他們得知鄉里的消息。可見水頭公共事務的運作，仍有賴鄉僑的經費資助，而僑匯更是支持地方發展的主要動力。

在這樣的運作下，金水小學的董事會，儼然成為地方的文化工作團體，也是公共事務推動的中心。這一切都要歸功於與鄉僑的密切聯繫，以及僑匯源源不絕的供應，使得水頭成為金門最有組織、最富有，也是人口眾多的聚落。連當年的全縣運動大會，都委由水頭來統籌辦理，使水頭聚落的發展可謂極一時之盛。

日軍進駐金門前夕，鄉僑紛紛回歸僑居地，洋樓多委託親友代管，地方事務的運作逐漸停擺，僑匯在日軍嚴密的管制下也告斷炊，金水小學也因此而停辦，校舍淪為日軍的野戰醫院。物資缺乏，盜賊四起，造成人口大量出走與經濟萎縮，日據時期明顯是水頭聚落由盛而衰的轉捩點。

1949年國軍進駐後，水頭再度歷經一場巨變，軍隊進駐民宅、各村莊成立自衛隊、八二三砲戰後建築物毀壞、聚落多人舉家遷台。以後十年兩岸關係逐漸穩定，被戰火損毀的建築物改建為透天厝，也有別墅出現。

五、

1986年金水分校廢校，在旁另建長排型教室，作為幼稚園班使用，聚落中的公共事務改由村里辦公室來執行。而宗族組織則納入行政體系運作，水頭的僑鄉味已漸漸走味、消失。

1995年，金門國家公園成立，水頭聚落被納入園區，在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規劃下，啟動全方位的古厝整建和聚落保存工作，水頭的古厝和洋樓，再度凸顯出其在文化資產上的價值。

2005年推出的古厝活化，開放供民間經營民宿的委託案，即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使得水頭的古厝恢復了昔日的生機，吸引了無數的觀光客前來住宿，體會古厝靜謐、幽雅的生活。

至於洋樓更是觀光的新亮點，為了重現僑鄉的風情和魅力，破損的洋樓經過重新規劃、整修，營造出觀光一條街的氣勢。在金門國家公園出版的「水頭觀光地圖」中，規劃了一條觀光路線，連接起11座精選的古厝和洋樓，大多分布在頂界和中界的精華區，供觀光客參訪。

它們依序是黃廷參三落大厝、金水小學、得月樓黃輝煌洋樓、黃永遷黃永鑿兄弟洋樓、黃廷宙銃樓、水頭18支樑、黃乃甫番仔厝、黃天露宅、黃氏家廟、僑鄉文化館、蔡開盛宅。全程步行約2小時40分鐘。

水頭聚落的珍貴，即在這些不同時期建造的古厝群，以及它們所形成的獨特風格。清乾隆年間建造的古厝，屋宇氣派，藻飾華麗；民初僑匯興建的洋樓群，古典的迴廊列柱、優美的山牆裝飾、牆面磚雕、泥雕彩磁，洋溢著浪漫的巴洛克風格和異國情調，幾乎匯集了金門洋樓之大全，足以與傳統的閩南建築分庭抗禮。只要循線走完這一條大街，遊客必可一目瞭然，深覺不虛此行。

六、

其中最特別的是得月樓、黃廷宙銃樓和黃永遷黃永鑿兄弟洋樓，因它們都設有防禦盜匪所建的銃樓或高牆，在諸多古厝和洋樓中顯得非常特殊。

得月樓占地遼闊，位居洋樓建築群中心，主人黃輝煌早年在印尼經營百貨批發，致富後匯銀13,000銀元興建。樓高四層，四面外牆有圓形槍孔與槍架，屋頂的女兒牆還有垛口，可供火槍防禦之用，另有地下坑道可以通往鄰棟洋樓。但造形優雅，外牆的雕飾精美，整體外觀極富美感，加上得月樓的名字，充滿詩意，是遊客心目中的最愛。

而黃廷宙銃樓的主人黃廷宙，更具傳奇性。他因臉色黝黑，而有「黑面宙」的綽號。早年下南洋經商致富，又有「半山富」的稱號。1933年，內地土匪「強槓仔」覬覦其財富，闖入他的住家搶劫。黃廷宙本人因外出僥倖逃過一劫，但兒子等四人卻被綁往內地，遭勒索巨額贖金，損失不貲。案發後黃家連忙加建一座銃樓，四周遍布27個槍眼，是這棟建築最大的特色。

至於黃永遷、黃永鑿兄弟洋樓，主人同樣是在印尼發跡，返鄉後蓋了此樓，為二落大厝加二櫸，為水頭規模最大的洋樓。水頭發生搶案後，為了防禦盜匪而加深院落，加高外牆，更顯得宏偉壯觀，與得月樓同為水頭的地標。現已轉型為風獅爺文物館，專賣風獅爺文創商品，頗受觀光客喜愛。

(作者係作家)

隸屬瑞芳的金九地區，曾有不少來自大陸的浙江人在此參與抗日，也有不少淘金客來到此異鄉打拼，這裡有包括金瓜石線鐵路在內豐富的歷史文化，值得當局重視。

金九地區指的是新北市瑞芳區的金瓜石、九份。清代時，瑞芳僅是淡蘭古道的一個小驛站─瑞芳店，屬基隆廳管轄。自近兩甲子以前，在金瓜石、九份發現砂金後，成為台灣著名的產金礦區，吸引不少人前往淘金。連1895年侵台前日軍所使用的50萬分之1地圖，也不忘將這個金山標示出來。

近日，筆者因看到某電視節目到金瓜石採訪來自浙江溫州的礦工第二代，保留過節時以古法製作的溫州年糕、紅麴及副產品『紅糟』，以及講述許多溫州人來金瓜石開礦所居住的溫州寮，乃心嚮往之，便從台北一路顛簸的親往採訪，感覺當地有很豐富的歷史文化值得記錄下來，遂以《江蘇人在台灣》這本書為師，把這近兩甲子以來，包括溫州人在內的「浙江人在瑞芳」寫出來。

浙江人的抗日

出身浙江的俞明震（1860-1918，大陸全國政協前主席俞正聲的曾祖父）曾任乙未戰爭時的基隆前敵指揮官。他著述的《台灣八日記》，為其領導抗日親歷之事。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因日本時刻不忘台灣這覬覦已久的土地，包括溫州、台州、寧波等在內的浙江人，遂應國家的招募，穿著華麗的軍服，首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隨後，台灣巡撫唐景崧派人以10萬餘兩購到挖金砂的採礦機器，計畫開採作為軍費。但不幸碰到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許多外省來的軍隊奉命內渡，但仍有一些浙江籍的軍人願意留下來保衛台灣。

而在日軍即將登島入侵的前夕，唐景崧也緊急招募瑞芳、雙溪（今新北市雙溪區）一帶的當地鄉勇，以彌補基隆方面的防務空虛。包括不願讓金礦礦山落入日本人之手的九份、金瓜石的礦工，也加入了抗日的行列。

1895年5月，日軍從基隆後方的澳底登陸，當日軍沿著淡蘭古道越過三貂嶺準備往瑞芳前進時，因澳底沿著海岸可達基隆，中隔基隆山，過山即無路，行亂石中，必由海邊社寮島（今和平島）砲台前經過，防守最易。所以，基隆前敵指揮官俞明震乃以瑞芳直抵三貂嶺這一路作為正兵（擺開陣勢正面作戰的軍隊）；另一路為伏兵，由社寮砲台至八斗子、焿子寮、基隆山直達澳底，截其歸路。此段路，即今日的濱海公路所經之處。據1912年元月來台考查的施景琛從基隆坐轎前往九份時，所提到的路況是：「崇山峻嶺，林木陰翳，兼之雨絲風片，如在畫圖中行。」、「前面瀕海，驚濤駭浪，聲如洪鐘。」

5月底，占領三貂嶺的日軍派出不到百人的斥侯隊前往九份、金瓜石偵查地形時，和抗日部隊的正兵遭遇，突然的肉搏近戰，加上側面有本地鄉勇的夾擊，於是，帶隊的日本軍官被擊斃，其部下乃棄槍械越嶺逃走，百姓觀戰者均拍手歡呼。但抗日軍因互相爭功內鬨，三貂嶺遂又淪於敵手。日軍乃進占九份、金瓜石，其分布期間的礦工小屋，大半被日軍燒燼或毀壞。6月2日，俞明震所領導的千餘名浙江部隊，在瑞芳打了一次壯烈的戰役，最後僅百人歸鄉。

溫州人來礦山擔任苦力

日據中期，台灣礦業會社買下金瓜石礦區，為了將金銅等礦砂運送至基隆的八尺門（社寮島與台灣本島間一寬約不到百公尺的海峽或水道）漁港，計畫建造一條為762公厘（俗稱五分車）的輕便鐵道，從八尺門經焿子寮繞基隆山麓到金瓜石礦山山下的水湳洞，遭到八尺門漁夫的強烈反對，因起落礦石時，常有喧噪聲及礦毒，魚類恐被驚走。鐵道部遂與該會社商議擇址由瑞芳經八斗子到水湳洞。

後因基隆市政府以在八尺門漁港對岸設置礦砂裝船工廠（今阿根納造船廠遺址），以不阻擾漁港的作業，及除了搬運礦石，還可兼以載客為由，同意最初的建造計畫，金瓜石往八尺門的鐵道遂於1936年春竣工。

此時，有數千的浙江溫州人應募到金瓜石礦山擔任苦力的工作，造就了金瓜石的黃金時代。當時九份有酒家19家，一到華燈初上，山上繁華的情形較其他市鎮猶有過之，故有小香港之稱。但溫州人的到來，因排擠到台灣本地人的工作，加上受到歧視，不時有和本地人鬥毆的事件發生。加上來台數年後罹患了職業病，多不治死亡，歸鄉者無多。而當時日方不斷運用便捷的鐵路將金、銅運回日本，以供應戰爭資金，可以說是用中國人的血淚堆積成的。當時的詩人蕭水秀有詩提到：

祇愁機械加精巧，裁去勤勞食力人。運輪改用五分車，鐵道延長出海涯。

八尺門通水南（湳）洞，工程浩大足堪誇。雜役坑夫不一流，十分之二混溫州。做工亦要查身分，抄本須交苦力頭。浮油選鑛日紛紜，內外人夫數十群。時有女工勞過刻，要求賞賜給加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已不需要黃金，金九地區的金礦產量為之降低。加上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帶來大量的大陸黃金用作國際貨幣幣值的存底基金。到了1950年代，該區的產量僅日據全盛時期的17分之1。

光復後深澳鐵路的興建

為了因應深澳及八斗子火力發電廠（今海科館所在）的煤源，台鐵利用金瓜石線鐵路的路基，建設了一條從瑞芳到深澳軌距1062公厘的鐵路，後為因應客運需要，延長到水湳洞。位於深澳灣的「瑞濱海水浴場」，也於1963年6月1日開放營業，成為深澳線最有名的景點。後來為興建深澳油港以進口原油及天然氣，瑞濱海水浴場被迫關閉，並將浴場餐廁部改為建港施工所。加上濱海公路的闢建，北部地區品質最好的沙灘就這麼不見了。

未來的展望

如果照蔡政府原本的建深澳火力發電廠，且將深澳灣作為卸煤碼頭的據點，那將會給當地環境帶來更大的衝擊和生態浩劫。當局應體察民意，並善用金九地區的歷史文化以發展當地經濟。或許以瑞芳當地人士所提議將金瓜石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並重新活化從八斗子到水湳洞的這條鐵路作為觀光，才是給當地帶來經濟活水之道。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10年6月，大陸自製的殲20型戰術轟炸機的照片曝光了，它兼具鴨式布局(Canard)、兩側蚌式進氣口(DSI)和內置彈艙(武器艙)，匿蹤效果極佳。該機是由成都飛機製造公司研發，經過8年的測試量產，即將成軍服役。

殲20型的氣動力布局

  為求最佳的機動性能，殲20型一反過去傳統氣動力布局，改用小前翼配合三角翼的鴨式布局(Canard)，並增設腹鰭翼以增加穩定性，此和殲10型相同。

殲20型簡化機身外觀以利匿蹤，並配合雙發動機和內置彈艙（武器艙），延長機身、改為兩側蚌式進氣口(Diverterless Supersonic Inlet-DSI)和內縮進氣道。由凸包（鼓包）配合一體成型的大型整流罩，可遮蔽發動機葉片以增進匿蹤效果，並改善超音速性能。而腹鰭翼的位置也稍有改變，改置於雙發動機的噴嘴旁邊而非機腹下方，以降低雷達反射值(RCS)。殲20型的原型機採用黑色塗料和紅色國徽，量產型則換用銀灰色匿蹤(吸波)塗料和低視度國徽，此和美國F-22A/F-35戰機相同。

中方宣稱，殲20型的匿蹤效果優異。2016年珠海航展時，首秀2架殲20型的機腹後方還吊掛訊號放大器，便於機場雷達追蹤。部分媒體質疑殲20型為戰術轟炸機，體積龐大且不利於空戰纏鬥。但是，殲20型具有全動式雙垂尾，若配合全動式小前翼，可提供極佳的俯仰操控。從首秀的飛行表演，即可看出殲20型仍具備靈活的操控，而非一般笨重的轟炸機。

殲20型的航電系統

由於殲20型是中國下一代戰轟機，航電系統當然是最高規格。主動相陣雷達(AESA)、整合式頭盔系統、全幅觸控顯示器和語音系統，是殲20型的標準配備。此外，殲20型還增設光電追蹤瞄準系統(EOTS)、光電分布孔徑系統(EODAS)等先進裝備，大幅增進轟炸目標和自身防衛能力。

目前，EOTS和EODAS僅有美國F-35和俄羅斯T-50(Su-57)戰機配備，甚至美國F-22A戰機也未裝設。由此可見，中方極為重視殲20型的作戰性能。

殲20型的發動機

目前，殲20型使用2具俄製AL-31FN發動機或中國自製渦扇10型(WS-10)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約在120~130千牛頓(kN)之間。一般認為，殲20型的空重約25噸，最大起飛重量超過35噸，為戰術轟炸機。因此，上述2款發動機的總推力明顯不足，也造成殲20型的性能下降。

據媒體報導，中國已進行渦扇15型(WS-15)發動機的研發作業，後燃推力將增為180千牛頓(kN)，此數據為歐洲颱風戰機(Euro Fighter Typhoon)使用EJ-200型發動機(90kN)的2倍。未來，若殲20型換裝2具渦扇15型，將大幅提升推重比。由於換用銀灰色匿蹤（吸波）塗料後，和空氣劇烈摩擦時容易產生高熱而毀損。因此，殲20型的最大航速限制在2.2馬赫左右。

殲20型的武裝配備

殲20型有3個內置彈艙（武器艙）。機腹中央的大型彈艙，寬度和深度可裝填多枚精準導引彈藥或先進中程/長程空對空飛彈；進氣道外側的小型彈艙，可裝填1枚短程空對空飛彈（如霹靂10E型），具有偏軸（離軸）發射能力。飛行員使用整合式頭盔系統，可發射這類短程空對空飛彈。此有2種發射模式：(1)預射模式：打開艙門、伸出飛彈並開啟尋標器，鎖定目標後發射。(2)盲射模式：打開艙門、發射飛彈後，再開啟尋標器鎖定目標。其中，盲射模式可避免敵機提早預警飛彈來襲，大幅增加將之擊落的機率。

此外，殲20型的翼下掛點可攜帶4具副油箱，或其他武器彈藥。據媒體推測，若殲20型攜帶4具副油箱再加上內置油箱存量時，單趟的最大航程將超過6,000km，超過中國空軍其他各型戰機。此亦表示，殲20型從華北/東北機場起飛，最遠可抵達北極圈/日本列島再返回。這對中國對外的戰略主權宣示，有重大意義。

殲20型的服役狀況

隨著殲20型即將服役，未來也有可能成為空防高低配：殲20型負責長程高空巡航、殲10型負責短程中低空巡航。近來，大陸屢次進行機艦繞台等演訓行為，甚至宣稱將進行殲20型的繞台飛行任務。由此可見，殲20型的研發進度超前，提早服役是理所當然的。

除了殲20型之外，大陸也多次透露下一代次音速匿蹤轟炸機(Stealth Bomber)的研發進度，不排除近期會公開。據模擬照片顯示，中國空軍下一代次音速匿蹤轟炸機，極類似美國的B-2轟炸機。未來，將取代現役的轟6K，成為中國空軍戰略打擊的重要角色。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建立一支立體化的直升機部隊有利於部隊的運送、攻擊乃至掩護。早年中國大陸陸軍的直升機皆為外購，近年在航太科技的努力下，大陸自製武裝直升機的成果備受國際矚目。

武直10研發及飛機性能

  21世紀後，大陸解放軍無論是在戰機、坦克、軍艦乃至飛彈的發展成果皆備受各國矚目，相形之下，武裝直升機的發展進度遠落後於其他裝備，在取得技術性突破前，現役機種均為模仿外國的產品，例如，大陸生產直8、直9直升機就獲得法國的授權。嚴格來說，在武直10成功服役前，大陸並沒有一架真正自主研發的武裝直升機，為突破限制，大陸自1995年開始研究如何研發、生產自製的直升機（命名為武直10），這就是著名的「九五計畫」，由「昌河公司中國直升機設計研究所」進行研發，並交由哈爾濱飛機公司生產。

武直10採用一般傳統直升機的構型設計，主旋翼由五葉片構成，其旋轉方式迥異於西方國家所設計的順時針方向，尾旋翼則以四葉片組成。直升機座艙一樣由兩位機組人員組成，由於其座位方向為縱列式，前座為砲手，後座為飛行員，機首安裝一挺固定的23mm機砲，與西方國家的30mm口徑不同。

機翼武裝部分，武直10最多能裝載16枚反坦克飛彈，其火力與西方國家不相上下，而號稱武直10的頭號假想敵─美軍的AH-64，兩款直升機在反坦克飛彈的掛載數量一致，因此被視為同一火力機種。

然而，武直10在座艙設計不同於一般西方國家所設計的直升機，為強調機組人員的作戰能力，座艙設計採取階梯狀的設計，不但使後座擁有良好視野，面對戰場上複雜的環境，獨立的座艙反而可提高人員的存活率。

此外，對空作戰上，傳統的直升機除執行對地攻擊任務外，所掛載飛彈的射程也相當重要，由於武直10最多能搭配16枚「天燕-90空對空飛彈」，6公里的射程遠超過美軍直升機掛載的「刺針空對空飛彈」，在直升機的制空作戰上，中國大陸享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武直19研發及飛機性能

為持續提升中國大陸解放軍直升機部隊的實力，大陸直接從現役的直九運輸/反潛直升機進行研發改良，該機亦由經驗豐富的哈爾濱直升機公司研發、生產，並命名為「黑旋風」(Black Whirlwind)直升機。

由於大陸先前已有武直10作為主力機種，因此，後繼機種武直19的出現令外界頗為好奇，武直19在研發的過程中較為順利，原因在於該機的構型與基本性能是由現役直9直升機的基礎而來，面對大陸武裝直升機較為缺乏，武直19恰好與武直10形成低/高搭配，成為大陸陸軍航空兵現役直升機的攻擊主力之一。

武直19採用4片旋葉作為其主旋翼，後機身採用與法國AS365直升機相同的「涵道式尾槳」，所謂的涵道式尾槳，在於涵道內的旋翼在飛行運轉時，其「半封閉」的空間能夠通過控制氣流的運動方式，來提供直升機額外的飛行推力，另外，半封閉的結構更直接降低直升機尾部人員的安全威脅，戰場上由於涵道式的旋翼，其紅外線訊號較傳統直升機薄弱，面對敵軍的雷達偵測、防空飛彈反而更能獲得隱形的效果。

由於武直19是一款中型武裝偵察直升機，在設計上特別重視直升機的「抗墜毀」能力，座艙四周具有基本的裝甲來保護機組人員的安全，並配備了抗墜毀座椅以及防彈油箱，同時後三點的跪式設計起落架，對於直升機的安全性有很大的幫助。

機翼武裝部分，最大的外掛飛彈也是由16枚反坦克飛彈所組成，機首有一挺23mm機砲，其火力與武直10不相上下，但由於武直19在原始設計中，仍被定位成一款偵察功能的輕型武裝直升機，因此在最大起飛重量略小於武直10的6,400公斤。即便如此，武直19的大部分技術源自於直9，在生產速度上明顯的快於武直10的服役數量。

武裝直升機不再受制於人

早年大陸的直升機多數由前蘇聯提供，或是仿製前蘇聯的機種而來，隨著大陸軍事工業實力的增強，模仿西方國家的武裝直升機已成為研發基礎，透過模仿美國、義大利、法國等國後，大陸建構出一條屬於中國式的直升機風格，近期能看見大陸直升機在自主研發上已大幅躍進。雖然現階段直升機在發動機的部分零件仍須向外採購，但對直升機的部隊來說，大陸已能自行研發、生產、外銷，打破過去受制於人的困境。

武裝直升機無論是協助陸軍進行立體化作戰、特種作戰、登陸作戰等任務，中國大陸陸軍航空兵的質/數量已足以稱霸亞太地區，成為不容忽視的力量。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理論上愈有錢的人應繳納愈多的稅，然而，較高稅率會妨礙企業家的新創，使富人減少經濟活動，進而造成經濟成長下降。因此，台灣當局有必要檢討、修訂現行所得稅課稅級距稅率及納稅人逃稅追徵期限。

建議改為遞減式累進稅

財政理論有關累進稅的課徵主要是針對直接稅的稅目，例如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等，多數人普遍認為，所得愈高，應該要繳納較多的稅負，這樣才符合量能課稅的租稅原則，但台灣財政部所訂個人綜合所得稅的課稅級距，並不完全符合租稅公平正義精神。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對個人所得課徵比例稅，由於每個不同所得階層的相對關係並不會因此而改變，所以比較公平，但是課徵累進稅會改變不同所得階層的相對關係，對於經濟社會的分工，將會產生不利的負面影響，破壞社會分工機制。

再者，按照一般投資理財理論，高報酬與高風險往往成正比，企業家的創新與積極進取精神，是一國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經濟成長力的重要動能。惟全額累進稅與遞增式超額累進稅的設計，等於是所得愈高者，需要繳納的稅負愈多，如此對於長期且可能產生風險的投資活動將有不利的影響，打擊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與創造利潤的意願，造成勞動供給後彎曲線效應。面對累進稅，多數高所得者寧可增加更多休閒，也不願意再投入更多工時，加班時數減少，人們用於提高科研生產技術的時數相對減少，這樣將不利於競爭力與生產力的升級。

從台灣財政部所訂的10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速算公式表可發現，其稅制設計內容雖然非針對納稅人全額所得，按不同所得高低差別，課徵不同稅率的全額累進稅率。但是，由表1可知，當年所得54萬元適用稅率為5%；年所得121萬元，其中54萬元徵稅5%，超出的67萬，適用稅率為12%；年所得242萬元，其中第一檔次的54萬元徵稅5%，第二檔次的67萬，適用稅率為12%，第三檔次的121萬，適用稅率為20%。依此類推，可發現台灣現行的綜合所得稅制，第二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比第一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提高7%；第三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比第二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提高8%；第四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比第三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提高10%；第五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比第四檔次適用的所得稅率提高10%，呈現遞增累進趨勢。

筆者以為，台灣現行「遞增的累進稅」，與諾貝爾經濟學家海耶克所主張，直接稅應採行「遞減的累進稅」的觀點相悖。它將造成台灣許多優秀企業家為了避稅，而選擇將企業總部移至海外或是整廠輸出，長期而言，恐不利台灣競爭力與生產力的發展。

納保法應考量公平正義

財政部日前表示，研擬年底前修改「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將目前「基本生活費總額」、「免稅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薪資所得扣除額」公式加以修改，把其中的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排除，而考慮新增身心障礙扣除額、教育學費、幼兒學前教育和「儲蓄投資」四項特別扣除額。

以上新增四個項目是一大進步。可惜，財政部未將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納入基本生活費用計算，這顯然未考慮到當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所造成納稅人的財產交易損失，將影響其基本生活。筆者建議，政府應將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納稅人的財產交易損失，也納入基本生活費用的總額計算，以符合租稅公平正義原則。

建議追徵期間改為無期限

台灣稅捐稽徵法第2條規定，如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核課期間為五年；如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核課期間為七年，台灣對於個人以及企業欠稅的追繳期最長為七年。換言之，個人及企業欠政府的稅款，依照台灣現行稅捐稽徵法規定，只要拖過七年便可以永遠免繳，這樣很容易變相鼓勵平日誠實申報繳稅的納稅人，紛紛想盡辦法隱匿真實所得，逃漏應納稅負，造成稅基侵蝕。

反觀中國大陸對於逃漏稅的追徵期間比台灣更嚴格。依大陸稅收徵收管理法第52條規定：如果是因為計算錯誤等失誤，未繳或者少繳稅款，追徵期間3年；有特殊情況，追徵期間可以延長到5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以偷稅、抗稅、騙稅等方式逃漏稅款者，追徵期間為「無期限」。換言之，在大陸，只要是納稅人蓄意逃稅，政府有效的核課期間是一輩子，對於企業以及個人假報出口等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的行為，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者甚至判處徒刑、死刑，並沒收財產。

面對台灣長期以來稅收短徵嚴重的現象，建議政府考慮大陸的作法，對故意以詐術方式偷稅、抗稅、騙稅等逃漏稅款者，將台灣稅捐稽徵法現行追徵期間由最多七年改為「無期限」，並對逃稅行為加重刑罰，讓想要逃漏人的個人及企業有所忌憚，不敢貿然輕易逃稅，如此才能避免台灣稅基侵蝕繼續擴大惡化。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

中美貿易對峙已白熱化，兩國領袖都表現出自信及堅定的態度，為自己國家的未來前途打拼。由最近發生的幾個事件不難看出，兩國博弈最大的目標在於科技競爭。

美國自二戰以來即在科技領域全方位的領先，除了軍事、太空穩居龍頭外，在其他商用高科技，生化，醫療及工程方面也都是佼佼者，直到冷戰後，美國外交上趨向以武力解決糾紛，經濟上著重金融服務，退出勞力密集的工商業，並疏忽了製造工業。相反的，歐日等國填入空擋，中國也加入競爭後來居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方面得利於中國人埋頭苦幹、分步分區分層地做長程經濟開發計畫，另一方面則是得利於國內巨大的市場及改革開放成功。

如今美國醒悟，要改變趨勢，甚至採取不為國際貿易認同的政策，用打壓的方法阻止中國繼續發展，特別是針對中國的「2025中國製造」計畫。本文由最近發生的幾個事件，來研判一下中國高科技的未來前景。

中興被美商務部罰款事件

中興是中國的國營企業、跨國電信通訊設備和系統製造公司，總部設在深圳；其營業分為三大部分，網絡(64%)、終端(26%)及通信(17%)，年營業額1,088億元人民幣。2017年3月，中興因違反「伊朗禁運」被美國商務部罰款11.92億美元，並處罰高層職員。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禁止美國公司高科技零件外銷給中興，包括芯片(如Qualcomm processor)，徹底癱瘓了中興。7月11日，中興同意付出10億美元罰款，4億美元抵押金亦被扣留，並同意設立監控部門，禁售令才於兩天後取消。8月14日，川普仍然頒令禁止美國政府機關購買中興與華為的產品。

中興事件不僅對中興造成打擊，也刺激了中國製造業了解到，所謂的國際自由貿易是多麼的脆弱，隨時會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所以，要提升高科技、實現「2025中國製造」，必須要有獨立自主的高科技，不能依靠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

華為推出「麒麟980」

華為也是成立於深圳的通訊電信公司，但它是員工擁有的民營公司。於1987年創立，比中興晚兩年，但年業績為6,036億元人民幣，幾乎比中興大六倍。華為注重研發，2017年研發經費達897億元，近9萬名員工中有45%都投入研發工作。

華為今年進入Fortune 500強的第72名，在智能手機等產品上居世界龍頭地位。8月31日，華為在德國IFA 2018工商展會上，正式揭曉了新一代移動SoC處理器「麒麟980」。

麒麟980有六個世界第一：第一個7奈米工藝SoC、第一個ARM A76架構CPU、第一個雙NPU、第一個Mali-G76 GPU、第一個1.4 Gbps Cat.21基帶、第一個支持LPDDR4X-2133內存。這些專有名詞合起來說明一件事，那就是華為可以自主、獨立領導5G手機革命。在通訊電信上，華為站住了，不會被高通(Qualcomm)打壓了。

iPhone XS vs. Mate 20

另有第三個事件值得一提，蘋果9月13發布新XS智慧型手機，以及華為Mate 20系列新產品在倫敦發布後的消息。

在眾多新聞報導中，最引人注目的標題和討論是價錢（華為$925，蘋果$1,000），以及功能（華為顯像螢幕大，首供指紋辨識，三鏡頭相機等），彭博新聞稱Mate 20為新旗艦智慧型手機。另有分析報導說，買蘋果股票，不要買蘋果高價手機，這當然是矛盾的話，只是反應了兩家新產品發布後，蘋果股票大跌。

華為今年第二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的手機供應商。它在大陸手機市場占有比率從去年6月的21%，增加到今年6月的27%。國內外雙重的增長率，已經奠定了華為的品牌基礎。

彼此有競爭但不值得打仗

美國對華為打壓和發起貿易關稅戰，力道可能太小或太遲了。美國用關稅壓力想把零件製造和供應商從大陸移出去，自然會打亂一些中國製造的供應鏈，但願意為了短期關稅不定的冒險，放棄在大陸市場中鏈條和裙帶關係的企業不會太多，主要是因為會得不償失。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短時間束緊褲腰帶，要比脫掉褲子換條新的容易得多。從兩個經濟大國互有依賴來看，持久的貿易戰不大可能。中國不可能放棄技術提升，美國無理也無力強迫中國放棄。

由以上幾件事情可以推論， 中美貿易戰或科技競爭不會引起當今擁核大國的直接交戰，間接戰爭靠的是國民多寡和國民的鬥志、資金多少，以及工業的實力。以當今中國的人力、人才、技術和工業製造力的基礎，應付美國挑釁應該問題不大。

美國在許多方面的技術仍然領先全球，但中國技術已經不容小看，美國要盡速調整，而中國要和平崛起，這就是中美博弈的本質，彼此有競爭，但不值得真的打仗。美國跨國企業領先已久，現在要等著看「2025中國製造」計畫能創造出多少與亞馬遜、阿發百、特斯拉、波音競爭的科技企業？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

美中貿易戰已進入2.0版，後續不排除再進階為3.0；美中經貿對抗日趨升溫，加上聯準會升息、美元升值；資金流向美國，新興市場股、匯市首當其衝，台灣股、匯市亦難置身度外。

16-21世紀大國興衰史

  由歷史經驗來看，大國的形成必然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科技上力爭主導權。君不見，16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至19世紀後期的英國，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的美國，及至於21世紀崛起中的中國，莫不按此軌跡挺進。

進一步言之，葡萄牙藉著優越的航海技術，大量擴展殖民地，掠奪黃金、珠寶；西班牙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美洲後取而代之；但1588年的英西戰爭中，其無敵艦隊被英打敗，年年爭戰，國庫大幅耗損，經濟衰退。

17世紀，小國荷蘭崛起，進而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中心；而18世紀的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逐漸稱霸全球，到處侵城略地，在全球建立無數的殖民地。當時，為了方便貿易，於是導入金本位制，並擔任世界銀行角色。

1914年，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英鎊海外投資達40億，占西方國家的一半。但因參與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庫漸損，財政無力可回天；進而將世界盟主拱手讓給崛起中的美國。

二戰後的美國毫無疑問是世界第一超強，經濟總量幾乎等同其他國家總和。自有人類以來，不曾出現過這麼富強的國家。

中國則在改革開放40年後，躍升為全球第二世界經濟體，無疑成為美國的眼中釘。於是，遏阻中國的崛起成了美國對外政策，川普上任後更不惜與中國打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繼續升溫

美中兩國於9月24日分別宣布，針對2,000億及600億美元進口商品課徵關稅，貿易戰升級為2.0版；川普放話不排除再對中國進口的2,670億美元進口商品課稅，屆時，將進階為3.0版的全面課稅。

不少人認為，美中兩強為爭奪全球主導權，將使貿易戰陷入長期經濟新冷戰。如美國前聯準會(Federal Reserve)理事華許(Kevin Warsh)就認為，美中關係降至冰點，相方對峙的程度，如同尼克森總統於40年前開啟兩國關係之前一樣糟，他預料，接下來10年或20年將面臨「經濟冷戰」風險。換言之，今日兩國對峙及貿易戰，已埋下日後兩國經濟冷戰的種子。

10月13日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以「下一個經濟衰退」(The next recession)為封面，若其言一旦成真，將對全球經貿及金融市場造成極大衝擊。10月20日該周刊又以「中國v. 美國，危險的對抗」(China v. America, A dangerous rivalry)為封面，顯見國際經濟學家認為，美中貿易對抗情況愈來愈嚴重。

美元飆新興市場貨幣遭殃

美國今年經濟成長強勁，也給了川普打貿易戰注入一劑強心針。由於經濟成長，失業率及通膨符合預期水準，美聯準會於台灣時間9月27日凌晨宣在升息一碼；聯邦資金利率已上升至2%至2.25%水準，年底可能會再升息，以達到自然利率為目標。而美元指數自 9月27日聯準會宣布升息後的94.894一路上升至10月17日的95.9000，升值幅度為1.06%，再度導致國際資金撤出亞洲新興市場，大舉流向美國，迫使亞洲新興市場股匯重挫。

此期間的MS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 Currency Index)由1,602.92走貶至1,600.54，至於印尼盾更貶破15,000元，創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20年新低，累計今年跌幅已達12%；另外，印度盧比則由72.6454貶至73.8000。

此外，市場擔心的人民幣匯率在10月8日宣布降準4碼後首日開盤跌勢加劇，一舉突破6.9，直逼7.0關卡。雖然美財政部於10月17 日公布「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告」中，末將大陸列為匯率操縱國，但人民幣卻續跌至6.9366。

至於台幣，則同受美元升值及外資撤出影響，10月17日已貶至30.968，貶值幅度達1.2%（詳如表1所列）。由此可知，美元若持續升值，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將升高。

憂心受影響亞洲股市重挫

美中貿易戰升級，全球股市，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更是神經緊崩。日前，因彭博報導亞馬遜、蘋果等近30家企業的電腦設備遭中方植入惡意晶片，大陸生產的電子產品被視為不安全。港股於10月初的單周暴跌1,215.95點，跌幅達4.38%；而台股亦難置身度外，特別是蘋果供應鏈個股，包括台積電、大立光，鴻海等大型權值股一一中箭，成為外資的提款機。

緊接著，美國副總統潘斯發表一篇對中國不滿的演講，內容批評中國大陸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偷竊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迫害宗教及人權團體，企圖影響美國選舉等；被認為是川普政府對中國政策的定調，甚至被稱為「討中檄文」；美中關係惡化．更讓市場投資人緊張。

尤有進者，因聯準會升息也帶動美國公債殖利率飆升；美10年前公債殖利率一直是市場相當重要的指標，殖利率不僅反映投資人的報酬率，也意謂企業發債及借貸成本的高低。

以往的經驗顯示，當長期債券殖利率接近3%時、或是短債殖利率高於長債殖利率時，股市及債券市場將由多頭轉向空頭。今年2月5日，美股盤中一度下跌1,600點，即與殖利率升高有關。近期，10年公債殖利率由8月24日的2.817%上升至10月5日的3.2404%，創2011年來新高：徒使企業發債成本增加，引發美股三大指數由高點重挫，也波及亞股。MSCI新興市場指數(MSCIEF)今年高點下挫，累計跌幅已逾二成。

台股在10月初的5個交易日重挫超過500點，市值共蒸發近1.5兆台幣。接著，在雙十節當天，美科技股重挫，道瓊暴跌831點，創下8個月來最大跌幅，台股11日開盤跟著暴跌660點，跌破萬點行情，至10月18日，仍在跌跌不休，全球股市也一片慘綠。

總結而言，美中貿易對抗升級，不僅企業對市場不確定性升高，對金融市場的股匯市衝擊更是不容小覷，後市應保守以對，不容樂觀。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葉榮鐘(1900-1978)留下300餘萬字的著作，包括歷史紀實：《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人物傳記《台灣人物群像》、隨筆散文及漢詩集等。本文旨在談他書寫歷史與人物傳的差異性。

父親撰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刻意以梁任公(1873-1929)和林獻堂(1881-1956)相識為政治社會運動的開端，而捨棄日本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的「同化會」。就如同書中開宗明義的凡例所述：所謂「民族」的觀念、係以文化、傳統、目的、願望等共通的心理因素為其內涵。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

《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雖以日據時期的金融體系為重點，但明確指出「清丈賦課」始於前清台灣巡撫劉銘傳，奠定了稅收的來源，日後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75-1929)只是蕭規曹隨。《台灣人物群像》一書是評價當時台人與日本殖民抗爭的主要領導人。

林獻堂在史、傳中的對比

1956年林獻堂在日本過世，1960年父親因主編《林獻堂紀念集》（包括年譜、遺著、追思錄）而重新提筆創作，當時即發表〈杖履追隨四十年〉，收錄於《林獻堂紀念集之追思錄》。1966年又寫了一篇〈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後改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收錄在《台灣人物群像》。

〈杖履追隨四十年〉一文父親道盡與林獻堂的私人情誼，文末尤以1952年父親代表彰化銀行同仁去探望林獻堂，他所贈一首詩，當時未能體會而耿耿於懷。特錄於下：「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蕭蕭細雨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其中「故園花草有誰憐」實乃林獻堂之痛，當初這些一起打拼的同志，是他無顏面對的，只好繼續漂泊異鄉到死始得歸鄉。全文細數父親追隨林獻堂40年為民眾奔走的事蹟，感懷之情溢於言表。

至於〈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筆調語法全然不同，這是父親於公的認知，對於歷史的交待。其中有一段特節錄於下：「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脱籍離台之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林獻堂字灌園）手中。」父親的目的即在指出霧峰林家是三代以來都是姪子帶著叔叔打天下的，林文察與林奠國，林朝棟與林文欽，林季商與林獻堂，因為姪子有功名，自然而然族長之職是落在姪子身上，一直到林季商脫籍返回祖國，參加孫中山的二次反袁帝制革命，才起了變化，林獻堂也才開始掌握霧峰林家的主導權。

林獻堂對父親，於私而言是恩同再造，因此〈杖履追隨四十年〉是從私人情誼為出發點來書寫。但於公而言，他在書寫《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除凸出了維新改良派梁啟超、林獻堂的貢獻，但也不忘將林文察、林朝棟、林季商祖孫三代革命派的功績記上一筆。

《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於1967年動筆，1971年完成，先於《自立晚報》連載，1972年出單行本，更名為《台灣民族運動史》，2000年以手稿版再現於《葉榮鐘全集》時，復名為《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稱《運動史》）。在第一章〈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濫觴〉導言中，他指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與領導者林獻堂有密切的關係，林獻堂一生的思想行動，除他生得的性格與學養外，受梁啟超的影響最多也最深，是故本篇為追本溯源起見，先由梁任公與林獻堂的關係寫起。」但他又急轉直下婉約地評論「林獻堂參加同化會是他一生被誤會受誣謗最深的一齣」，以林參加同化會「純係出自一種解懸拯溺的迫切心情」為其文過。該文也公正道出林的侷限與貢獻：

何況林氏的性格也不是硬繃繃的革命家，他的資產、地位、聲望，也會使他的行動受到一定的限制。他的思想形態，充其量也不能超過「改良主義」，這在今日雖然平淡無奇，或者已入落伍之列，但在風氣未開的當時，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我們若再進一步去檢討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他的同輩、他的同族大部分的公子哥兒都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他竟能獨立獨行飄然不群，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處。……所以他第一著手和板垣伯提倡同化會，可能也是根據任公的指示而來的牛刀初試。

關於林獻堂參加同化會之舉，父親在〈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評價：「1914年伯爵板垣退助以明治維新開國元勳的身份，紆尊降貴來到新附的台灣，倡導創設同化會，當時台灣的一般知識分子（不免有點飢不擇食的氣味），莫不群起響應，林獻堂、林痴仙尤為熱心…論理林痴仙的行動，林幼春是沒有不追隨的。唯獨對同化會兩者之間意見似乎並不一致」。父親認為：在初期民族解放運動，林幼春的「民族純粹性」是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能贏得追隨者的信賴、加強向心力，更大力度的激發個人鬥爭的熱情。林幼春在民族運動的陣營，可以說是魯殿靈光、民族精神的燈塔。對比上述運動史與人物傳的書寫差異，父親評價先賢的歷史地位，在遣詞用字上可謂用心良苦，值得後人細細體會。

蔡惠如為民族運動鋪路人

《運動史》〈第三章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第二節提到「新民會」1920年1月11日於蔡惠如(1881-1929)東京澀谷區的寓所成立，席上公推蔡任會長，但蔡極力謙辭，並列舉數點，強調會長非林獻堂莫屬。

「新民會」與先前的「啟發會」、「聲應會」最大的不同處，是當天決議發刊機關雜誌。該決議案的背後原因，1917年俄國10月革命，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14條和平基礎的民族自決，1919年朝鮮發生了三一獨立運動（即萬歲事件），同年大陸發生了五四運動，這一連串事件衝擊著台灣海外留學生，促成了「新民會」後來成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指導機關凡十餘年。蔡惠如在經濟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仍拿出1,500元交給林呈祿，創辦了該會的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成為後來台灣人唯一的報紙《台灣新民報》。

父親在〈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描述：「在民國初年，惠如先生是中部地方首屈一指的領導人物，其聲望也許比較林獻堂更為顯赫。」父親在文中指出三個理由：(1)蔡惠如講義氣，重然諾、富有熱情，自然也有「雖千萬人我往矣」的衝動性，頗具東方式豪傑的風格。但台灣民族運動過去武裝蠭起，屢試屢敗，祗有退而求其次改用交涉方式，所以領袖的人格、信譽極為重要。(2)東京留學生畢竟是少數，而運動必須是能夠博得全台灣同胞的支持。(3)這種運動是需要有雄厚的資力才能夠持久，發生作用。

蔡惠如自知以上三點遠不及林獻堂，所以他願意以鋪路人的身分來促進這個運動的進展。在這裡必須提一下，蔡惠如的孫子蔡意誠，在白色恐怖時代兩度入獄，坐了23年多的黑牢。他也出資贊助創辦了《夏潮》雜誌。

1920年7月16日《台灣青年》月刊在東京創刊，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在《運動史》〈第六章台灣文化協會〉的導言有以下陳述：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三大主力。

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緣由，在《運動史》中有以下幾點論述：(1)官方記錄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的《警察沿革誌》所載，「在島內為該運動的先驅者而奔走於團體結成的是台北市的開業醫師蔣渭水…1910年7月蔣訪謁林獻堂，協議團體組織事宜。(2)蔣謂水的回憶，在其所著〈五年中的我〉第三項〈組織文化協會的動機〉：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以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章程和我研究。我考慮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於是計畫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3)醫專學生間的醞釀，據何禮棟的談話，在1920年11月間（當時他是醫專四年級生）他與同學李應章、吳海水，為避免日本官憲的干涉，不談政治，専以啟發台人的文化向上為目的擬組織一個團體，苦於沒有可做領導者的社會人士，經賴石傳的推薦而找上蔣渭水。綜合以上三點，可以確認台北醫專學生找上蔣渭水，而蔣渭水希望能有更大的影響力，又找上林獻堂，以期獲得社會更多民眾的支持。

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創立總會。公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總理」是孫中山國民黨所採用的稱謂，在當時的殖民統治下是不被容許的。

〈台灣文化協會〉特別提到「二林事件」，父親認為這是台灣左翼思想的起源，二林的文化演講將一個僅能容納200人的碾米廠擠得水泄不通，圍觀民眾多達3千人，促成了二林農民組合的成立。李應章、簡吉、葉陶這些當時有左翼思想的人，展開了台灣另外一條路線的社會運動，父親的目的即在留下線索，讓後人得以順藤摸瓜，由此認識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反殖民抗爭，如何演變成階級鬥爭的過程。

《運動史》敘述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的臨時大會在台中市公會堂舉開。屬於連溫卿派的大甲、彰化及由台北大批湧進會場的無產青年占大多數，他們以連溫卿為中心占據座席的中央，大有睥睨全場的氣勢…依據新章程選舉中央委員的結果，連溫卿直系11人當選…蔣渭水與連溫卿本來是共同戰線的提攜者，但因兩者思想上有不可踰越的界限…所以他也不屑留在連派旗下共事，…向來以民族主義的文化啓蒙團體的形態存在的台灣文化協會，一變而成以階級鬥爭是務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啓蒙團體。」

1927年7月10日，台灣民眾黨假台中市新富町聚英樓酒家舉辦創立大會。「1928年2月台灣工友總聯盟結成後，民眾黨的政策顯然有遷就階級鬥爭的傾向，這與立黨當時所標榜的全民運動頗有偏差。不過民眾黨對於工友聯盟的袒護與遷就勞工運動的態度，黨內的民族主義者頗不以為然則是事實。」

他在人物傳〈革命家蔣渭水〉則陳述：「民國17年（1928）在渭水先生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據說它的組織法，完全用上海總工會的章程做藍本…在那個階段，無疑地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對於青年及勞工的力量並沒有充分的認識，唯有他能夠洞察時代的趨勢。」父親對蔣渭水因同情無產階級，而造成日後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感到惋惜。

革命派的風骨不容或忘

父親於1974年赴美探親，在家兄的陪同下拜訪了在渥太華的莊生兄（莊遂性長子）。之後在給莊生兄的信裡指出，台灣人自決是行不通的，唯一的路就是「與大陸八億中國人同其運命」。國共內戰時期，麥克阿瑟一再倡導台灣國際託管論，而父親認為兩岸是中國人自家的事，容不得外人說三道四。身為出生於台灣的中國人，怎能依附外國勢力來損害兩岸統一的民族大業？

父親從美國歸來後，在戒嚴體制下分別於1975年8月、10月與12月在黨外雜誌《台灣政論》連續發表了〈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革命家蔣渭水〉，以項莊舞劍之舉對國民黨政權發出批判。同年12月27日《台灣政論》刊行五期後即被查禁。父親除了期許年輕一輩能認知、傳承先人之志，最重要的是，希望台灣青年在謀台灣出路的同時，不可或忘這些革命派的民族風骨與祖國情懷。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

少帥張學良曾是一位紈絝子弟，在聽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一場演講之後，幡然悔悟。兩人不僅結為忘年交，而且情同師生，終生不渝。

張學良雖然未曾正式進入南開學校讀書，但一直以南開學生自居，將張伯苓校長視為影響自己一生最大的人。

張學良的青年時代，俄國和日本都虎視眈眈地盯著東北這塊肥肉，伺機謀圖擴張。張學良雖然滿懷愛國熱情，但卻無力回天，因此對前途和未來有些灰心失望。加之，張學良曾患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因吐血而臥床不起數月之久。其父張作霖急忙派軍醫處長王少源給兒子治病。這位王處長不僅是一位醫生，還是虔誠的基督徒，並擔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因此，他一面醫治張學良的病，也想方設法救治他的心靈。

張學良深受張伯苓啟發

1916年10月9日，王少源邀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領袖人物張伯苓，到奉天發表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他請張學良前去旁聽。演講一開始，張伯苓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之希望是什麼？」接著他說「中國的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個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等道理。張伯苓一句「中國是很有希望的，中國之希望就是我！」讓張學良聽了熱血澎湃，情緒激動起來。

張伯苓接著說：「大家對國家悲觀失望，自暴自棄，你認為國家沒有辦法，我也認為國家沒有辦法，那麼，中國豈不是真的沒有辦法了嗎？如果大家都奮發圖強，自我勉勵，犧牲一切，為國家為大眾服務，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擔當起來，自己堅定信念，中國的前途就是我。中國就不會亡—因為有千萬個我，無數的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萬眾一心，還怕中國不強大嗎？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誰也不想去奮鬥犧牲，認為我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如果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國家的光榮，國家它自己會強大起來嗎？若是我們多數人，自暴自棄，都坐享其成，那才真是會招來亡國之禍，這也是今日國家不強大之原因也，願大家從今日起，決心立志，說中國不會亡，有我！」這番言論，讓張學良恍然大悟，為國家盡力，人人有責，不僅要有愛國熱情，更應當腳踏實地去大膽實踐。

演講過後，張學良要求見張伯苓，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普賴得(J.E.Platt)的陪同下，實現了這一願望。一見面，張伯苓就問張學良對自己的演講何感想？張學良一五一十地說明了自己的心態變化。張伯苓很高興地鼓勵他，說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不要自暴自棄，要奮發努力，可以改變中國的前途。張伯苓還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社會習慣是，好人坐在屋子裡歎氣，壞人在台上唱戲。如果我們捫心自問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極地坐在屋子裡歎氣，任憑那壞人在台上唱戲。

可以說，正是聽了張伯苓的演講和當面教誨，張學良一掃從前的萎靡頹廢，振奮起精神，立志為挽救國家危亡盡自己的力量，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張學良後來曾多次回憶說：聽完張伯苓演講後他的生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鄙人自聽此講演之後，以為行將亡之國家，尚有可挽救之希望，乃憤志讀書，痛改前非，將素日之悲觀，忽一變而樂觀」。從此，張學良與大他24歲的張伯苓成了忘年交。每次見面，張學良總是對張伯苓以師禮待之。

張學良終生感念張伯苓

1930年張學良和夫人在張伯苓的陪同下來到南開大學，向數千名師生表明自己誓死保衛祖國和家園的堅定決心。隨後，他深情地向張伯苓表示：「予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之所以有今日，亦實南開之賜」。

1990年，當有人採訪經歷了很多人生風雨的張學良，問起「先生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說：「張伯苓先生」。

1996年4月5日，是張伯苓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時年96歲的張學良不顧年老體邁，在萬里之外的美國夏威夷居所，揮毫寫下「桃李滿天下」5個大字，寄回南開，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感念。

1997年，南開校友決定捐建一所名為「伯苓堂」的建築，以示對老校長的紀念。當時，在美國的南開校友甯恩承借為張學良慶祝97歲大壽之機，特意請張學良為「伯苓堂」題名。當寫到「張學良題」的「題」字時，因筆劃太多，張學良就問寫「書」字是否可以，寧恩承說，「只張學良三個字就可以」。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在他的名字下鄭重地寫下「書」字。寧恩承見此不禁感慨萬千：「漢公耳聾眼花，九七高齡，久已不能執筆。只因他對於伯苓先師終身敬仰崇拜，每自稱為南開學生，故勉為其難寫此三字。」  張伯苓和張學良之間所結成的忘年交，也成了令人感動的一世情。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

改革開放可分兩方面，一是改革，二是開放；前者的物件是國內，後者的對象是國外，主要是東亞和歐美，包括台港澳和散居歐美各國的廣大華人社會。

向東亞和歐美開放，無疑對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奇蹟，在資金、人才、技術、市場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動作用。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這裡只談兩個方面，一是1970年代初的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二是台灣1970及80年代經濟起飛的成果，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釣運是海外新五四運動    

首先是釣運。1970年代初，國際風雲突變，十年的越戰烽火以美國的徹底失敗告終，中美蘇三足鼎立的三元格局取代了冷戰時代的美蘇二元國際格局，啟動了國際大和解的進程。在此時代的背景下，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使得中美關係解凍，也促進了兩岸及全球華人與祖國的冰封關係解凍。這時適逢惡鄰日本覬覦我東海釣魚台列嶼的自然資源而欲據為己有，旅美的台港留學生遂趁這股大和解的勢頭，發動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愛國護土、統一中國的釣魚台運動。

就本文的題旨而言，釣運做出了兩點重要貢獻，一是淡化了冷戰以來，台港海外華人長期形成的反共心態和思想，進而在歐美的反戰運動、巴黎1968年學運掀起的毛澤東熱潮下，也興起了毛澤東熱，將原被國民黨政權醜化為「禍國殃民」的「匪」、「民族罪人」的毛，褒之為「民族英雄」、「民族救星」；反之，將原被吹捧為「民族救星」的蔣介石，貶為「民族罪人」；這一褒一貶之間，對在愚忠教育下成長的台灣留美學生，不啻是一次顛覆性的思想解放大革命。

與此同時，釣運喚醒了長期處於冬眠、政治冷感狀態的海外廣大華人的政治熱情和親情，從而在兩岸和全球的華人世界中，掀起了一股認祖歸宗、回歸中國歷史文化主流的熱潮。當時盛傳1971年周恩來總理接見海外老保釣訪問團時，高度讚揚釣運是一場海外愛國的「新五四運動」，可見其重要意義。

質言之，儘管老保釣都是窮學生，但釣運確為廣大海外華人，以探親訪友、專業知識回饋、投資創業等的特殊方式，奉獻改革開放事業，提供了政治前提，鋪平了道路。

台灣經濟健將發揮了作用

另外，廣大的海外華人，特別是台港的實業金融界以其所長，為大陸經濟建設所亟需的資金、經驗、技術、人才和普及全球的市場機制，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單拿台灣來說，這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時期，而三個代表人物尹仲容、李國鼎、趙耀東都以各自的方式，間接或直接地參與了大陸改開進程。

有「台灣經濟之父」美譽的尹仲容雖早於1963年去世，但他為台灣的經濟建設奠定了思想和機制上的基礎；思想上，搞出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計畫式自由經濟」思想；機制上，建立了同樣有中國特色的「加工區」模式。從鄧小平宣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和經濟特區的模式，都可以看到尹仲容的影子。

其次，有台灣「經濟發展的建築師」和「科技之父」美譽的李國鼎，推動國企民營化，啟動以外貿為主的台灣經濟。大陸的國企民營化和注重出口貿易的政策和機制，也可看到李的影子。

再就是有「鐵頭」之稱的趙耀東，1988年首先倡議「經濟援助大陸」，致使國民黨大佬們如陳立夫與蔣緯國等32名中央評議委員，提出《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畫，建立互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方案，強調統一中國「必須由中國人以自力達成之」。該方案在台海兩岸引起強烈的反響，《人民日報》還以評論員名義撰文高度評價讚賞。但不幸被當權的李登輝刻意扼殺而胎死腹中。即今思之，不勝唏噓！

值此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海外華人深感安慰的是，在對大陸改開期間取得的經濟奇蹟進程中起過重要作用，沒有缺席；而是以自己身處域外的方式做出份內的貢獻，無愧於作為命運與共的華族成員一份子，雖然這遠遠不如以「一生當做三生，苦幹實幹巧幹」的大陸同胞為國家崛起、富國強兵、民族振興所做的不可取代的巨大貢獻。

最後，兩年後的2020年釣運將屆滿50周年，筆者作為一個老保釣，在此呼籲海峽兩岸與釣運資料收集和研究有關的院校、機構、團體，應及早籌備隆重紀念這個改變海外華人命運的重要節日。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