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禮海出生清寒，憑著堅強的毅力，追求木藝事業不遺餘力，事業有成之後再投身木藝創作，獲獎無數，卻虛懷若谷。他現已85歲，還持續創作，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創作力，成為大溪木藝界的指標人物。

一、

游禮海，1933年出生在大溪頭寮一個礦工家庭，家裡有5個小孩，日子過得很辛苦。

他父親後來轉業，在頭寮輕便車站工作，因職業傷害罹患塵肺病，在他12歲時便過世。因此他小學沒畢業就得放牛補貼家用，母子6人幾乎都在半飢餓狀況下度日。游禮海小學畢業那年日本戰敗投降，家裡無力再讓他讀書，從此離開學校，沒再接受正規的教育。

為了分擔家計，他做過記帳員、茶廠工人、加油工、藥局練習生與修車廠學徒。由於工作勞累，待遇低，他深深感受到，唯有學一技之長，才能在社會立足。當時大溪的木器店生意相當好，學徒出師後都有很好的出路，便想去木器行拜師學藝。

可是他母親要他去當礦工，因為礦工的收入高，而當學徒3年都沒薪水。母子二人商討多次，終於達成協議，他只下礦坑一年，然後就去木器行當學徒。好不容易熬過一年，總算離開礦坑，但他已16歲，當學徒有點嫌大，所以拜師過程並不順利。

二、

有位親戚認識「阿全師」，母親便託他代為說項。「阿全師」本名黃全，是大溪知名的匠師，在中央路開設「新興木器行」，是學徒最想拜師的對象，要進他門下並不容易。阿全師礙於情面，勉強收他為徒，可是只要他做些雜事。他也看出師父是在考驗他，因此格外認真學藝。

半年後他的基本工夫已十分紮實，他覺得自己應該再充實，便半工半讀，白天在木器行學木藝，晚上到私墊學漢文。學會製作的整套工法後，又去外面學設計和繪圖，不斷在木藝上求精進。

阿全師看他勤奮向學，是個可造之才，工作之餘盡量讓他自由發揮。只要有空，他就看書，從「三字經」、「千字文」、讀到「古文觀止」，這些都成了他日後從事創作時的養分。

不到三年，游禮海就學完所有手藝，順利出師。

三、

游禮海出師後，跟隨師父工作了一年，覺得自己應該到外地見見世面，因此19歲時他便隻身前往台北打天下。1950年韓戰爆發，接著又打越戰，美軍派遣顧問團進駐台北協防作戰，帶動西式傢俱的產銷，游禮海乃改習西式傢俱，又在工作之餘勤學英文。四年後已能跟上時代潮流，不再只是一個傳統的匠師。

阿全師希望他能返鄉發展，他立刻打包回到大溪，將西式傢俱的元素帶入中式古典風格，並對傳統產品加以改革，很快就做出了成績。阿全師非常看好他的未來，將女兒黃月嬌嫁給他。

1963年，游禮海創業，成立「吉美木器行」，生產新古典風格的西洋傢俱，得到很大的迴響，讓他對創業充滿信心。

可是那年9月葛樂禮颱風來襲，西洋傢俱因採膠合組裝，被洪水浸泡之後很容易鬆脫毀壞，經過這次考驗，游禮海改以實木做傢俱，逐漸發展出中西合璧的風格。

四、

「吉美」很快就做出口碑，連鄰近鄉鎮的人，都慕名找到大溪來。他能夠在業界脫穎而出，成功地打響名號，得自早年學藝時的扎實工夫，又深諳設計的原理，這正是同業望塵莫及之處。

游禮海亟思將大溪木器業發揚光大。1971年間召募了一批木工、雕花、漆藝等匠師，由他畫圖、打版，交由他們製作，再將產品外銷美、日等地，賺取外匯，全盛時期工作人員上百人，是大溪最具規模的木器大廠。當時的總統經國先生曾多次來參觀，還主動幫他在國際上宣傳。

1978年，台灣經濟起飛，「吉美」專心做內銷生意，游禮海體認到造型優美的傢俱，不只能提升生活品質，更能豐富文化內涵，於是提倡「傢俱藝術化」。當年他所製作的「紅木太師椅」，即獲得省府建設廳舉辦的手工業產品競賽第三名，成為名符其實的藝術品。

1981年代，游禮海開始應寺廟之邀製作供桌，中壢「元化院」、大甲「鎮瀾宮」、板橋「菩提院」和「法禪寺」，甚至連美國紐約的「莊嚴寺」，都指定由他製作供桌，可見其作品受重視的程度。

1990年，游禮海榮獲教育部頒發「民族藝術薪火相傳獎」、1992年連續三年獲得文建會頒發三屆「民族工藝獎」。因長期在高分貝的雕鑿環境下工作，聽力逐漸退化，乃在1998年退休，將事業交由兒子經營。

五、

退休後，游禮海與太太經常結伴出國旅行，足跡遍及大陸及歐美各國。大陸的黃山、張家界和美國的大峽谷，令他印象深刻。因為那壯闊的絕壁、粗獷的肌理，就像用鏈鋸鋸出來的。大自然的奧秘與偉大，帶給他創作的靈感和熱情。70歲那年他以此為題材，再度投入創作的世界。

2009年，他開始創作第一件山水景觀系列作品「初心」，用台灣檜木製作，以木雕寫景，以刀代筆，做出水墨畫中的皴法筆觸，將崇山峻嶺縮小為案上小品，展現了他凌厲的刀工。

游禮海創造了一個「木藝職人」的典型，是一個全能型的通人，從個人創作到經營事業，樣樣精通。在人品方面，術德兼修，知書達禮，更是個雍容大度的達人，備受同業尊敬，是名符其實的大溪之光，也是後起之秀學習的榜樣。

(作者係作家)

日前，軍方針對雲豹裝甲車的後續研改方案，提出兩棲浮游車輛的自製案。該案係針對未來國軍陸戰隊兩棲登陸、災後救援、後送補給等任務需求，以最低風險、最少成本的方式完成建案，來彌補AAV7兩棲裝甲車等昂貴且數量不足的窘境。不過，雲豹裝甲車的研發過程一波三折，氣密性又牽涉到車體結構大改的部分，實非易事。因此，筆者採擷全球各國現役裝甲車輛的特色，設計一款專門進行兩棲浮游任務的概念產品，針對此案提出具體建議。

兩棲浮游車輛的重要性

兩棲浮游車輛的重要性，為適用於登島作戰、灘岸作戰、橫渡河川、防洪救災等任務。在過去，全球各國的軍用履帶、輪型裝甲車輛，多半皆具備兩棲浮游性能，如奧地利Pandur II 8X8等。陸軍現役的裝甲車輛中，僅有V-150 4X4和AAV7具備此性能。而新加坡的新科動力公司，則有野馬(Bronco)全地形履帶車輛(All Terrain Tracted Carrier, ATTC)可進行浮游。野馬在水中由履帶推進，入水前只需打開兩個部分車體上的艙底排水泵即可。野馬前半部分的最大載重1,200kg，後半部分最大載重3,000kg，可取代先前舊型的BV-206。但此種拖拉式的全地形履帶車輛接受度較低。

過去，筆者已對雲豹裝甲車提出許多改進建議。但軍方對於雲豹裝甲車的性能提升，僅止於換裝攝影鏡頭、80/120mm口徑迫擊砲和ATK Mk-44 30mm口徑鏈砲，其餘皆維持原樣。因此，以陸戰為主的雲豹裝甲車作基礎研改出兩棲浮游車輛，首先就必須強化氣密性和防鏽能力，難度頗高。此外，車輛後方加裝螺旋槳推進器，才能以時速10~15km的航速浮游。因此，全新設計的兩棲浮游車輛，才是真正符合需求的產品。未來，在海軍籌建船塢登陸運輸艦(LPE)完工後，也可以上艦使用（已確定由台船公司以46億3576萬元獲得此標，台船要在48個月內通過海軍對兩棲船塢運輸艦各項測評後，2021年交艦給海軍。）

兩棲浮游任務的概念產品

筆者的概念產品(APC 8X8)，是針對強化浮游性能而設計。採用類似魟魚的低扁外型、一體成型鋼製/鋁合金製/複合材料製車體、12.7mm口徑機槍的遙控武器站(RWS)、多角度傾斜裝甲模組、套筒氣壓式避震器、後置或外掛螺旋槳推進器、飛彈/火箭彈來襲預警系統等項目。

其中，懸吊系統參考土耳其的黑豹系列(PARS)，將氣壓式避震器包覆在套筒內，徹底杜絕潮濕水氣侵入，也可進行車身俯仰角度調整。車艙內裝以乘員的防護安全性為主要考量，配備懸吊式防爆震座椅。後艙門採用下開式強化門軸設計，利於乘員進出並具備高度氣密性。車頭可以加裝擋水板，水阻力小並提高航速。目前已有類似本概念車輛外型的產品問世，如Iveco SuperAV 8X8等輪型裝甲車輛。台灣的裝甲車輛製造產業技術正逐步成熟，未來也可以考慮兩棲浮游車輛的市場定位，進而開發設計。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為對付日本，讓戰略情報處(OSS)與由戴笠主持的軍統局聯手合作，於1943年7月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但因OSS出現內部爭權問題，加上中美雙方在工作權責上有衝突，該所1946年7月終止合作。

美國國防部遠東戰略小組曾規劃「X島」專案，決定攻占台灣，並以「國際託管」之名管控台灣。1942年，美國海軍完成台灣島戰略測量圖，並印行《台灣財富摘要》等相關資料。美國為占領台灣後能順利統治，預定在哥倫比亞大學訓練兩千名行政軍官及翻譯。甚至有人提議與蔣中正達成協議，由美國單獨軍政管理台灣。

這項計畫隨著羅斯福採用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無疾而終，讓投入大量人力與物資的海軍極為不滿。1945年初，美軍曾在福建招攬劉啟光，組織台灣工作團赴美，準備利用將來登陸台灣之用，但該簽呈被蔣中正的侍從室否決，美方只好與劉解約。

美接收日本在台情治人員

戰後，依照開羅宣言的承諾，美國海軍協運國府人員及部隊接收台灣，並派出以「尋找美國失蹤飛行員並協助遣返日僑」為任務的「美軍聯絡組」。但OSS的「金絲雀任務小組」早已搶先抵達，他們要求總督安藤利吉設置專門組織，為美國收集台灣特定情報檔案。安藤答應了該小組的要求，讓日本官吏化裝平民收集所需的資料。

1945年10月1日，金絲雀小組擔心戴笠的人馬搶奪他們掌握的情報，決定盡快帶著資料離開台灣。陳儀政府後來發現美、日情報人員合作的狀況，下令解散日本政府在台的情報組織。但在OSS主任克拉克(Leonnard Clark)的主導下，這些情報人員轉為地下化，安藤上將「完全配合」：

中方已經下令廢除所有的日本情報組織。日本人說中方可能懷疑這些組織為克拉克工作。克拉克已告訴日方遵守中方的命令，但使他們轉為地下化，繼續為他工作。安藤將軍完全配合。

美情報機構希望控制台灣

OSS福爾摩沙站站長摩根(William Morgan)認為，台灣可以成為美國重要的軍事基地，多次向美國政府提議：

有一段時間，我們一直以電報密集傳回華盛頓詢問，如果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國務院似乎可以擺脫「開羅協議」，讓美國能夠使用福爾摩沙做為基地。大陸上的情勢發展並不樂觀。馬歇爾將軍已經對雙方失去了耐心，而毛澤東的軍隊正在南下。我們在福爾摩沙上留得越久，它在我們心中就變得越大越重要，大到像是非洲那樣大。

足見美國部分鷹派始終未放棄占領台灣。但摩根也提到，美國政府並不接受他們的要求︰「最後，國務院對我們許多的懇求，禮貌的建議回覆說，我們只要做好份內的情報工作即可，將外交政策留給他們。」

台灣士紳反對台獨

當時OSS針對數十位台灣菁英，詢問關於對「台灣未來」、「對國民政府及中共的印象」等問題，林獻堂、許丙、林茂生、廖文毅、陳炘、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都曾接受訪問。他們多認為台灣人樂於復歸中國，但希望由台人治台，而非日本式的殖民統治；不希望由英美等國統治，因為不同文不同種，且風俗習慣差異太大；限於地理條件，也認為台灣不宜成為獨立國家，否則在國際上難有發言權。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收錄1946年葛超智(George Kerr)訪問許丙的紀錄。Kerr直接問道：台灣是否可能獨立？或者能否接受如同菲律賓一樣，由美國託管保護的地位？許丙回答︰以台灣如此侷限的經濟而言，獨立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被美國保護後）島民的生活水準與一般經濟條件也許會提高，但民眾要與華南建立血緣關係的願望更堅強，不容許這種保護關係。

慫恿台人趕走「中國人」

葛超智後來在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擔任副領事，期間扶植黃紀男成立「台灣青年同盟」，致力推動台灣託管運動。當時傳言，美國企圖藉聯合國「託管委員會」，控制整個太平洋上所有主權不明確的島嶼及國家，以形成對蘇聯的完整防線。但此種主張受到蘇聯、英國等國反對，在台灣也乏人問津。

二二八事件前夕，葛超智、卡托(Robert Catto)等美國官員否定「開羅宣言」的法律地位，且鼓勵台人趕走中國人。並承諾美國會給予「強大援助」：

……有一個人要提到，那便是1947年元月，馬歇爾將軍承認調處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失敗。也就在這同一時間，在台北的美國當局人士，諸如台北領事館副領事柯喬治、美國新聞處處長卡托、以及聯合國救濟總署的佩因上校，告訴黃紀男和他的同志：「開羅宣言」由於不是一項國際條約，不能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台灣可請求聯合國進行託管，將中國人趕出去。倘若台灣人能組成一項有效的運動，以達成這項目標，美國就會願意對台灣人予以強大援助。

王添灯不為美方所動

除了黃紀男等人，葛超智也看中擁有《自由報》、《人民導報》等多家媒體，又是茶業公會領導人的省參議員王添灯。蘇新表示，卡托曾透過翻譯陳振興，請王添灯赴美新處的茶會。王抵達時，已有七八位台灣紳士在場，試探他：「台灣不能這樣下去了，最好是自治或者獨立，不知道王先生有甚麼高見？」王添灯當場表示：「今天這個茶會真有意思，原來你們都是卡爾先生(Kerr)的好朋友，但真對不起，我是中國台灣省參議會的議員，你們對我談這樣的問題，未免太失禮！」，並要陳振興轉達：「請轉告卡爾先生，說他找錯了對象！」

二二八期間，上海《大公報》記者李純青也提到，美國領事館官員在群眾中鼓掌並送香菸、糖果，還有青年上台提議讓聯合國主持公道。王添灯的女婿蔡子民更表示，葛超智說過可支援武器。葛超智僅是副領事，地位不算高，雖有上尉軍銜及情報員資歷，能否動用美軍武器值得懷疑，除非他背後還有靠山。但對某些人來說，美國願意提供武器支援，肯定是極大誘惑。此項傳言流傳甚廣，蔣經國抵台調查期間也曾聽聞，因此在密電中指出，有人向美方要求武器及金錢，結果「美允money」，未同意提供武器。

美新處製造228假新聞

二二八事件隔天便登上大陸媒體的版面，但未受重視。《大公報》、《申報》都採用中央社新聞稿，內容大致與台北的報導相去不遠。但3月3日《大公報》突然採用美國合眾社的文稿，表示已有三、四千人殞命，憲警向憤怒群眾開槍，百姓多人擬入美國領事館避難。《文匯報》更表示，這是空前的「大流血慘劇」。

報導內容明顯與事實不符，國軍甚至還沒調動，台北怎可能已有數千人喪命？且逃往美國領事館求救的是被本省人追打的外省民眾，與憲警開槍並無關連。3月4日台灣旅滬同鄉會便以此報導上書蔣主席，要求徹查慘案。

3月5日中央社新聞稿澄清，台北至3月4日為止，台胞傷亡僅約40人，反倒外省公務員及眷屬被毆傷亡者逾400人。這份聲明與報導相隔兩天，為時已晚，軍警屠殺的形象深入人心，二二八由地方事件一躍成為國際焦點。美國合眾社的這則報導從何而來？或可合理懷疑，正是台北的美國新聞處處長卡托，為了配合葛超智，而擴大宣傳二二八事件，製造美國政府干涉台灣的契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今年是台灣大學創校90周年(1928-2018)的大喜日子，卻因校長當選人管中閔的顏色不符，引起獨派的卡管、拔管鬧劇。筆者30多年前曾努力爭取恢復台大校史起點及原始校慶日，但至今尚未成功。

筆者自1980年起，擔任台中市台大校友會會刊《台大人》總編輯。1984年10月因鑑於台大校慶日期顯然有誤，乃與大學同學鄭梓交換意見，反覆考證，撰寫了〈台大校慶的正確日期：1928年4月30日〉，刊於該刊第2卷第20期，希望台大當局尋根溯源，放棄以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改制之日（1945年11月15日），為校慶日及校史起點，恢復原先的校慶日。

台大校長始終未處理

當時《自立晚報》和多家黨外雜誌予以轉載，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尹章義教授還把論戰始末寫進《台灣近代史論》書中。

不意拙文得到台中市校友分會及校友總會理監事的共鳴與響應，台中市分會全體理監事還為此事聯名發函給當時的台大校長孫震，請其本著泱泱大風及有容乃大的精神，接納建言，當機立斷，回復台大原本的校慶！

孫校長接到校友聯名函不久，立即於當年11月2日函覆，表示「關於建議更改校慶日一節，目前本校正進行查閱教育部檔案，藉以明瞭當時核定校慶日之詳細情形。茲事體大，自當慎重研議，並參酌其他情形，研商依規定程序辦理，詳情另將奉告。」

全體校友恭候多時，卻始終未見孫校長及後任校長「另將奉告詳情」的回函。台中台大校友分會理監事多係一時俊秀，光是近四任市長（曾文坡、林柏榕、張子源及現今的林佳龍）都是台大校友。孫校長以這種態度敷衍校友，未免令校友大失所望。記得事後不久（1985年1月28日），台中市校友分會舉辦新春聯誼會，特地邀請孫校長蒞會報告校務，也請尹章義演講為台大正史做辨正，會後聚餐時，筆者向孫校長敬酒，當孫校長弄明筆者身分後，特向筆者致意，說拙文「很有見地，個人亦很表贊同」，筆者亦立即回說「希望校長拿出魄力、當機立斷，恭候回覆久矣！」孫震校長對這一席話可能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雖然如此，筆者卻終於1986年11月12日《中國時報》報頭下看到一則小廣告，是台大校友會總會長徐慶鐘及台大校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邱仕榮的聯合啟事：「欣逢母校41周年校慶暨創校58周年，本會舉行慶祝酒會，歡迎各界校友蒞臨同申賀忱」。校友總會此表態等於認同筆者提議，只是讓「校慶年代」及「創校歷史」同時出現在啟事上，如此和稀泥作風，不禁令人發噱。以後每年慶祝台大校慶，都是相同模式，邀請函和啟事都是「校慶○○週年及創校○○週年」並列。

應維護歷史事實

筆者當年建議，純粹站在維護歷史事實，而不在於爭台大歷史的長短或哪一天是校慶日。既然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大在1928年4月30日就已經存在，就應該尊重此一事實，幹嘛要蓄意否定這段歷史？尹章義說「討論台大校史當以史實為基礎」、「物換星移何損台大榮耀」，何懷碩也稱「台大歷史的爭辯，有人認為日據時代的一段恥辱，應該『切除』，我個人認為『恥辱』也是歷史，史實的真更重要」，可謂持平之論。

何況，正如尹章義所言，1945年11月20日，行政院第721次會議通過決議在台灣設立「國立台灣大學」，12月1日才決定聘任教育部接收特派員羅宗洛為台大校長，台大當局卻一直堅持以該年11月15日接收日作為校慶及校史起點，這既不合理，又不符史實！

台灣不少中小學慶祝百歲校慶（無不以日據時期創校日起算），甚至一些在台復校的大學，如中央、清華、交通、中山、輔仁、東吳等，也不顧中間的斷層，照樣以在大陸創校時間作為校史起點，奈何台大卻自絕於歷史！固然一所學校的學術地位不在於歷史的長短，但歷史不能任意斬斷或割裂，亦不能任意延長或縮短。

回顧當年，除了台中市台大校友分會熱烈響應外，《自立晚報》亦於1984年11月5日發布新聞「台大校慶生辰不符、校友咸盼『驗明正身』、明年應為建校57周年」，不久自立論壇全文轉載拙文，立即引發一場論戰，為時約半年，介入這場戰火的有尹章義、鄭梓、何懷碩、陳其南等人支持拙文論點，另有侯健、那廉君、諸葛更亮等人持反對立場。為此，筆者另撰有〈台大生辰之爭大事紀〉刊於《台大人》月刊，尹章義亦於該書中特闢「台大創校史與校慶之爭」一章，回述其盛況。

四月應慶祝創校90周年   

雖然自從點燃這次論戰戰火之後，個人因工作地點遠離台中，與台中市台大校友會日漸疏離。但因心願未了，乃又草就此文，以就教於社會各界人士，並期勉台大諸主事者，請務必以傅故校長「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和人類」的精神，恢宏氣度，盡早妥善處理、根本解決，並籌劃擴大熱烈迎接台大創校90周年大慶。

(作者係中學退休歷史老師)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審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監察法草案等數個提案，意味著已試點數年的監察體制改革，由此正式步入新的發展階段。

改革的醞釀與試點

改革開放初期，最先提上執政黨日程的事項之一就有監察體制的恢復和重建，但監察制度改革上升到國家頂層設計的戰略高度，卻要從十八大之後算起。十八大後，反腐敗成績顯著，但黨的紀檢機關系列舉措畢竟不能等同於國家行為，運動式反腐也不能代替長效運轉的國家制度建設。由此，如何將黨的反腐意志提升為國家意志，如何以制度化方式將反腐成績保持下去，就成了執政者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在此背景下，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強調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國家監察制度的頂層設計。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受到了各級領導集體的重視與推動。習近平先後6次主持召開相關會議，對改革做出頂層設計，明確了試點工作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試點省（市）黨委則充分發揮了「施工隊」的作用，積極堅定、審慎穩妥推進試點工作，比較圓滿地完成了試點任務。

以監督範圍而論，試點省（市）在實現黨內監督全覆蓋的同時，建立國家監察機構，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如山西省將原由公安機關管轄的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行賄受賄、失職瀆職，以及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人員貪污賄賂、職務侵占等罪名調整為監委管轄，浙江省則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委派到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納入了監察範圍。這些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順利進展，為之後的大規模推廣打下良好基礎。

從政黨反腐到國家反腐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這一政治構想也已得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制度落實。在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內容，就是在第三章「國家機構」中新增了「監察委員會」這一節。新憲法中明確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並對「監察委員會」的人員設置、任職期限、職權劃分等做了簡要說明。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則對相關制度內容做了更為詳細的解釋，正式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是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

全面推進監察體制改革，正式將政黨反腐提升為國家反腐，可謂是確立中國特色監察體系的創制之舉。改革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1)權力關係上，將職務犯罪的偵查權從檢察機關剝離，併入了監察權的範疇；

(2)機制機構上，將原本與黨的紀律檢察機關合署的監察部門（此前屬於行政機關）與檢察院的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吸收合併，從行政機關中剝離出來，成立由人大產生、與行政及司法機關並列的全新門類：監察委員會；

(3)監督範圍上，此前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監督物件只限於具有黨員身分的公職人員，新的監察體制則將範圍擴大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實現了檢查範圍的全覆蓋。與傳統監察制度相比，這是全新的拓展與開創，監督的物件與內容大為增加，實現了「一加一大於二、等於三」的積極效果。

建章立制，不負民眾重託

在人民網組織的兩會熱點調查中，「反腐」一詞再度蟬聯熱詞榜首。社會公眾對這一議題的廣泛關注，印證了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強化制度反腐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古語有云，「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中國歷代先賢對監察制度的探索延綿兩千餘年而從未間斷，通過建章立制實現自我革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的一個優良傳統。多年的政治實踐充分證明，反腐敗「九龍治水」不可行，必須把五個手指緊緊攥成拳頭才能形成合力。將政黨反腐提升為國家反腐，實現權力監察全覆蓋，就是要在制度與可操作性上避免「燈下黑」，進一步實現從治標到治本的根本性轉換。

當然，反腐沒有休止符，制度建設永遠在路上，「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非朝夕之功可成，但成功將屬於堅持不懈、踏實向前的探路者。正如有網友在評論中所言，「監察體制改革不能僅僅是一改了之。改要有改的成效……國家監察委員會要在工作成績上交出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時代答卷」。而今改革路上風帆高舉，期待全新登場的監察委員會能夠不負人民重託，有效監督權力，捍衛法紀權威，實現官場風清氣正，國家海晏河清。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研究生)

3月5日，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勞動增加收入、邁向富裕。」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將會啟動。

從1980年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確定為800元人民幣（以下同）起，經2006年、2008年、2011年三次調整，大陸目前的個稅免徵額調至3,500元。時隔七年，隨著大陸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居民收入的穩步增加及物價水準的不斷上漲，原有起徵點越來越難以適應新時代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個人所得稅改革已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焦點。

調整歷程與兩會聚焦

兩會期間，關於提高個稅免徵額的提案和呼聲高漲。全國工商聯就個人所得稅繳納標準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提出《關於進一步推進稅制改革的提案》，建議個稅徵收點從目前的3,500元調整至7,000元。全國人大代表董明珠在去年兩會提交《關於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至5,000元的建議》的基礎上，再次發聲，建議個稅起徵點調整到1萬元。

3月7日，財政部部長肖捷、副部長史耀斌稱，將根據居民基本生活消費水準的變化確定起徵點，啟動個人所得稅的修法，增加包括教育、大病醫療在內的專項扣除重點。這次改革還將完善徵稅的模式，將現行分類稅制轉化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稅制。

重大利好與逃稅隱患

根據經濟學者提供的資料，中國占有人口20%的富裕階層，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個稅比重10%左右，而中低收入階層繳納的個稅則占個稅比重的60%左右。可見中低收入階層是國家個稅收入的主要負擔者，將是此次免徵額提高時稅負降低的主要受益者。換言之，個人所得稅免徵額度的調整，對工薪階層的「利好」力度最為顯著。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個稅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將能緩解中低收入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對進一步增加低收入者的絕對收入、穩定低收入群體的發展預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對保障和改善民生水準，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這一角度看，提高個稅起徵點無疑是「重大利好」的舉措。

但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也引發人們對社會公平更多的思考。不少學者指出，稅收的高低並非是最重要的，關鍵仍在於公平。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稱，不合理的稅收乃是逃稅的巨大誘因。目前中國大陸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人群是工薪階層，高收入群體納稅份額偏低，甚而存在部分企業高管通過「一元年薪」等形式避開納稅。可見，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徵點，在某種層面上，將可能導致逃稅、避稅行為的出現，這非但損害了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利益，也將損害國家收稅利益，從而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形成「馬太效應」。

因此，在關注提高個稅起徵點的同時，要格外重視相應的徵稅模式和配套的監察機制，形成系統性、長遠性的稅制結構，使納稅人稅負更加合理，更好體現稅收公平，更充分發揮個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必須重視公平與效率平衡

從稅收作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角度看，合理充分的稅收是實現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保障和物質基礎。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在論述「賦稅、國庫收入多寡與自由的關係」指出，「國家的收入是每個公民所付出自己財產的一部分，以確保他所餘財產的安全或快樂地享用這些財產。」國家在考慮提高起徵點的時候，必須重視個人財富分配與國家財政收入之間的平衡，避免財政赤字擴大和政府債務徒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要實現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單是通過個稅起徵點的提高來增加個人的財富收入，更需要國家提供充裕的財政支援來保證公共服務的推行。減稅降費和擴大公共服務是兩手都要抓的問題，起徵點並非提得越高越好，應在公平與效率之間謀求最佳切入口。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經投票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個稅改革將立足新憲法，根據新的發展理念、在各級監察委員會的監察與保障下具體推進。新時代的個稅改革將致力於使民眾共用改革發展的收益，滿足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對美好生活嚮往的需求。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研究生）

「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中國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重要的戰略樞紐；更是中國對港澳由「一國兩制」走向融合的試金石，未來可能成為閩台融合的借鑑。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歷程

早在2000年，就有官員及學者先後提出「珠三角灣區」、深化粵港澳合作等概念。2009年，中國政府批准《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明確提出「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而當年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領導小組組長的，正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但「粵港澳大灣區」一詞首現於媒體則是2014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在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及發展「灣區經濟」。

2015年，「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表示，要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

2017年6月20日，由騰訊公司承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論壇在香港舉行；6月底「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在廣州成立。7月1日，在習近平訪港期間，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浮上枱面。

2017年11月30日，「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論壇召開。2018年2月24日，廣州市公布已編製完成「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草案，當中強調要將南沙建設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門戶；在南沙、黃埔、空港經濟區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並建設「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

「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包括2區9市，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東莞市、惠州市、佛山市、江門市、中山市、珠海市、肇慶市；輻射範圍包括泛珠三角區域。2016年統計顯示，此區域GDP達8.52兆人民幣(約1.4兆美元)，占全國的12.5%，人均GDP逾2萬美元；資金總量為23.8兆人民幣，是支撐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區域之一。

「粵港澳大灣區」的挑戰

中共十九大報告特別點名「粵港澳大灣區」，即反映出這片位於珠江口的土地，其整合和升級發展，將是中國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對「一帶一路」戰略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重要的戰略樞紐。2020年將完成「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框架，到2030年位居全球灣區龍頭，成為全球先進製造業中心、重要創新中心、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等戰略目標。然而，設立目標容易，達成目標卻困難重重；因目前在三地有三種貨幣，稅制、教育、金融等制度也不同，制度上如何突破，正考驗著大陸當局的智慧。

可成為閩台社經融合借鑑

2015年，「一帶一路」戰略進一步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對港澳經社融合措施，未來可能藉此作為對台融合的借鑑。包括：

(一)港澳「一國兩制」有可能轉為「一國一制」模式：十九大提及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並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同時強調，「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今年1月下旬《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評論，表示港澳成功實踐豐富「一國兩制」的內容主張，為未來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提供政策指向。

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卻可能意味著香港扮演的歷史角色將終結；換言之，香港最終有可能被納入「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一國一制）」的框架中。因為，整合陸港澳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將持續30年，而2047年正好是承諾香港50年不變的最後一年。(二)「粵港澳大灣區」與「閩台合作」模式：「兩岸一家親，閩台親上親」，相較於「粵港澳大灣區」，閩台融合無疑是兩岸最可行的試金石。2015年4月成立的「福建自貿試驗區」本就以「對台開放」和「全面合作」為方向，特別在投資准入政策、貨物貿易便利化措施、擴大服務業開放等方面先行先試，率先實現了區內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當時，福建省自貿區即提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多項創新舉措；在最近所端出的「31項惠台措施」中，福建平潭將推出四大措施，作為發展「兩岸一家親融合示範區」，加快給予台胞在閩的同等待遇，並持續推進閩台各領域交流合作，無疑是為閩台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做準備。

平情而論，港澳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政經融合難度低；而兩岸是不同的政經實體，融合談何容易。不過，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對港澳經社融合措施具體呈現，將成為閩台融合的借鑑。惟當前兩岸官方交流停止，閩台要進一步合作及共榮發展、最終融合，恐怕仍有一段漫漫長路。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3月8日川普簽署命令，對進口鋼鐵加徵25%關稅。3月22日又動用301條款，簽署總統備忘錄，對大陸銷往美國高達600億美元的貨品課徵關稅。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透過對進口鋼鐵和鋁材課徵關稅，是否事關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商務部的一項調查確定，2017年鋼鐵和鋁材的進口總額達480億美元，僅占貨物進口總額2.4兆美元的2%，或GDP的0.2%。無黨派貿易組織「交易夥伴」3月6日公布的分析報告指出，新關稅帶來的後果，預計將給鋼鐵和鋁材兩個行業新增就業33,464 人，而以鋼鋁作為原材料的中下游相關產業會有179,334人失業，其結果將導致淨損失145,870個就業機會，即新關稅每增加一個就業，就造成超過五個失業。

鋼鐵產業不過維繫了14萬工人的就業，貢獻了360億美元的國民收入；而以鋼鐵作為原材料的中下游相關產業，一共維繫了650萬工人的就業，貢獻1兆美元的國民收入，因此可見加徵鋼鋁關稅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得不償失。在川普宣布對進口鋼鐵加徵25%關稅後，美國國內生產的鋼材價格立即漲價35%，迫使賓州一家啤酒桶製造商裁員三分之一。

鋼鋁加徵關稅傷害歐洲

川普抱怨說「最不善待美國的有很多是我們的盟友」。儘管美國從100多個國家進口鋼材，但四分之三來自8個國家，2017年進口來源是歐盟、加拿大、韓國、墨西哥、巴西和日本。說這些盟友鋼材進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未免言過其實。

川普將加拿大和墨西哥列入豁免名單，借此希望兩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中做出巨大的讓步，由此可知川普對鋼鐵和鋁材加徵關稅，其實是將它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實際上無關國家安全，恰恰相反，由於徵稅面過廣，將會破壞美國與盟友的重要安全關係。

儘管中國生產全球大約一半的鋼鐵，但銷往美國僅排名第10位，而且美國早已對中國鋼鐵實行進口限制，2017年中國出口美國鋼材產品118萬噸，僅占中國鋼材出口總量的1.57%。統計數字顯示，2016年中國鋁箔出口量為108萬噸，其中對美出口量為16.9萬噸。2017年中國鋁箔出口量達116.3萬噸，但對美出口量同比減少2萬噸，下滑幅度為11.84%。

因此，川普此次對鋼鐵和鋁材加徵關稅，對中國傷害不大，因此，相對於歐盟憤怒且立即發表反制措施，中國卻表現得理性、克制，但美國還有更厲害的招數，中國必須嚴陣以待。

301調查係針對中國

鑒於美國對華貿易赤字（2017年達3,752億美元，為50年來的歷史新高），在美國貿易赤字總額（2017年為5,660億美元）占巨大比例。而美國今年年底要舉行期中選舉，川普政府必會採取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反傾銷和反補貼的雙反調查，以及301調查。

美國商務部近期發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鋁箔徵收高額的「雙反稅」，反傾銷稅率最高為106%，反補貼稅率最高為81%。儘管如此，這還不是針對中國的。因為，自去年1月20日川普就任以來，美國政府總計對各國展開了一百多件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約是之前同期的兩倍。

真正針對中國的是301調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依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301條，對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等領域的行動、政策和作法展開調查。美國商務部宣稱，中國強迫美國企業與中國合作夥伴分享其智慧財產權，以此作為在華開展業務的條件。

美國智慧財產權盜竊問題委員會指出，仿冒、盜版及盜竊商業機密等違反智慧財產權的行為，每年造成美國經濟6,000億美元的損失，中國是這些問題的主要元兇，美國沒收的假冒商品有87%來自中國。預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在4月公布調查結果，川普政府考慮對中國進口的服飾、消費電子產品等廣泛商品，全面課徵懲罰性關稅，或實施其他貿易制裁。

打貿易戰美國得不償失

川普在競選期間曾說要對中國商品徵收45%的關稅，這將是一項規模巨大的懲罰。若然，中國可能以拒買美國農產品、飛機、能源等或加收關稅作為回擊。以波音公司為例，未來20年中國預計需要7,240架新飛機，價值約1.1兆美元，估計可為波音提供至少5,000億美元的營收，並創造1.5萬個工作機會，貿易戰將給波音帶來災難性的衝擊。

另一方面，美國服務業對中國始終保持貿易順差，其中尤以金融業為最，如事態發展嚴重，美國金融機構在華業務很可能將受極大影響。

從種種跡象看來，中美有觸發貿易戰的危險，為了扭轉這一趨勢，之前曾派出時任國務委員的楊潔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先後訪問美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秘密會見了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但效果似乎不彰。因此，中國對極可能發生的貿易戰必須嚴陣以待。

貿易戰沒有贏家。一旦美國挑起貿易戰，到2020年全球經濟損失可能高達4,700億美元。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受到的經濟影響又將超過全球平均水準，成為貿易戰最大受害者之一。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繆德生上校(1956-2018)，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為捍衛中華文化，積極參與反台獨抗爭活動，2月27日清晨隨反年改群眾進入立法院，疑似為登高插國旗抗議，在攀爬立法院建築外牆時不慎摔落重傷，經搶救後，仍於3月5日離世。

 一年多前我還不認識繆德生。2017年1月，藍天行動聯盟（簡稱藍盟）友人楊思聖來電說，要介紹一位體能超強的退伍陸軍上校，他想從廣州黃埔軍校門口出發，行走3,500公里，7月7日到達蘆溝橋紀念館，用現代苦行僧的方式驗證黃埔精神。希望我能夠企劃一下，使他的壯舉能夠獲得共鳴。

從黃埔軍校走到蘆溝橋

首次和繆德生在台北市區見面後，我就感受到，現代已經少見革命軍人不畏艱難險阻、置生死於度外的堅持、決心與毅力。我們立即達成合作協議，並且請黃埔故事館的王遠服老師指導說帖和文案，王老師還捐贈了十套複製的北伐軍服，我負責繆德生的往返機票、部分住宿費、對外連絡、返台後的分享會和網路宣傳，同時成立了「台灣阿甘─繆上校重返北伐之路健行」臉書及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DTM1688)；針對大陸同胞又成立了「台灣畢博看天下」http://weibo.com/u/6182244633，配合現代化網路文宣作業，可以每天上網，看到繆德生行走至何處。

繆德生為避免被有心人扣政治帽子，企畫時就謝絕兩岸三地任何政府部門或政黨資助，僅接受台商、陸軍官校校友，以及認同「振興中華反台獨」理念的大陸同胞個人贊助住宿。

2017年4月7日，在廣東陸軍官校校友們、大陸熱心網友和我的歡送下，繆德生在廣州黃埔軍校舊址出發，4月8日開始行走，途中經過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等6個省，上海、天津和北京3個直轄市，84個縣市，大約3,500公里；至7月7日終於抵達北京蘆溝橋，當時臉書吸引了5萬多位粉絲；感動了近百萬位的兩岸三地同胞及世界各地華僑，紛紛在臉書及微博上留言。

繆德生令人鼓舞之處是，他用一步一腳印的方式，向兩岸同胞證明追求統一的黃埔精神仍在。在93天的行程中，很多不認識的友人看到網路，主動連絡我們表示願意接待繆上校一天食宿，使我們的財務壓力大為減緩；更令人感動的是，他走到浙江省之後，陸陸續續有當地網友主動以接力方式在路旁等待，為繆上校擔任導航，充分展現出大陸民間的力量。

投入藍天行動聯盟

返台後，繆德生十分認同藍盟的四條信念：「堅定做中國人、心繫中華文化、恪遵三民主義、堅持和統反獨」。因此接受該聯盟主席武之璋的邀請，參加藍盟，並擔任秘書長。

在近年的陳抗活動，都可以見到繆上校的身影。例如反非法沒收國民黨黨產、反對進口核食、反性平教育、反沃草中正紀念堂討論會等等。去年228，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與支持者，在中正紀念堂揚言拆除蔣介石銅像，要燒國旗，繆上校知道後，第一個帶著國旗帶領援軍到場，成功阻止獨派搶下國旗。而繆上校在中正紀念堂手拿旗幟往前衝的照片，在臉書刊出後，令不少網友動容。

去年3月，他參加考試院年改公聽會時，一個大跨步，跳上會議桌，衝上台前，對考試院副院長李逸洋開嗆；在退輔會的年改說明會上，他氣急敗壞，痛罵政府；去年8月世大運閉幕式，他也率領藍盟成員，試圖闖進管制區。在以上這些抗議活動中，繆德生不但身先士卒、屢屢受傷，還多次遭到警方移送。

今年2月26日，立法院新會期開議，反年改團體在2月27日上午6時許，抵達立法院聚集，抗議立法院審查軍人退撫新制相關修正案，抗議人士推倒青島東路的鐵門，衝進立法院圍牆內，站在議場門前抗議。當天繆德生準備了兩樣東西，第一樣是國旗，第二樣是一幅白布條，上面寫著「沒有國軍就沒有國家」，抗議期間，繆德生試圖把旗幟掛在立法院上，給蔡政府及所有立委看。但在攀爬建物圍牆時，不慎滑落跌到地面。

繆德生跌落後被消防局趕送台大醫院急救，藍盟號召近千名泛藍群眾，聚集在立法院旁的中山南路、青島東路口，一起點亮99根蠟燭，為他祈福。可惜搶救7天無效後，家屬忍痛同意於3月5日拔管。

反台獨烈士求仁得仁

繆德生已成為反台獨犧牲的第一個烈士。我們期望他的犧牲能夠振奮起黃埔軍魂、中華民族魂！吸引更多不求名、不求利、不怕死的好漢們，參加反台獨的戰鬥行列。

正如古人所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繆德生忠義雙全，仁至義盡，此生無愧！

(作者係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長)

許金玉(1921-2018)出生在台北萬華一個窮苦家庭，從小被送人當養女，日後當上了郵政工會代表，卻也因此坐了15年牢。出獄後不改其志，終其一生，堅持她愛國愛鄉、捍衛勞工權益的理想。

從工廠女工到郵政局職工

許金玉公學校畢業後，養父堅持不要她再受日本教育。她白天去汽水工廠做女工，幫助家用；晚上就到附近的私塾偷偷學習漢文。在這裡，她深刻體會到工人被剝削，勞動安全也沒有任何保障的悲哀。

1944年，許金玉報考三四百人報名卻只錄取兩人的郵政局甄試，錄取後被分發至保險科文書組任職。第二年台灣光復，從小就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許金玉不但自動到台北車站去歡迎祖國的軍隊，而且一聽到陳儀在廣播裡說「親愛的台灣同胞」，眼淚就掉了下來。

當時國民政府交通部在台北設立了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先後調派沿海各省郵政管理局和電信局的高中級職員到台灣接管。他們的工資一律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標準計薪，並從優換算台幣，而日據時代就進入郵電部門的「留用台籍員工」，卻仍照殖民當局訂的低標準發薪。再加上主管講話大小聲，態度傲慢，沒幾個月，台籍職工就開始感到不滿。

1946年5月，上海郵政管理局調派南翔郵局局長陸象賢（中共黨員）等40人到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工作。6月台灣省郵務工會籌備委員會奉准成立，8月10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開全省第一次郵電職工代表大會，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陸象賢被選為理事長後奉命到上海，向全國郵務總工會報告台灣省郵務工會的成立經過，並要求全郵總支援台灣職工爭取歸班，實現同工同酬的鬥爭。回台後，他擴大了原有工會學習班為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招收本省籍青年郵電職工入學，用各種方式進行思想啓蒙教育。

受計老師啟發任工會幹部

同年9月，江蘇籍的計梅真與錢靜芝應補習學校陸象賢校長之聘，聯袂來台，擔任國語教員。其認真與誠懇的態度，令人對她們二人產生好感。許金玉開始去上計老師的課。兩三個月之後，計老師看到許金玉在「我的志願」作文裡寫想開孤兒院，就告訴她，孤兒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如果有心，就要從根本改造整個社會。通過計老師的開導，許金玉開始參加局裡的團體活動。

228之後，本省員工發起爭取同外省員工一樣計薪的歸班運動。計老師建議，他們可以在工會裡爭取發言權與應有的權益。就這樣，生性害羞內向的許金玉參加了工會，並被選為代表。後又從計老師處學習如何發言，漸漸成為工會的「活躍分子」。

爭取留用台籍員工歸班

1947年11月，台灣省郵務工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國民黨把陸象賢視為眼中釘，改由侯崇修繼任，但軍統硬塞的理監事候選人沒有一人當選，工會提出的候選人則全部當選。許金玉和計老師的幾個學生也被選為理事。

計老師建議他們，抓緊歸班問題作為工會運動的中心目標。他們於是就在台北分頭說服群眾，並聯絡全省各地比較進步的工會代表。後來侯崇修被情勢所逼，到南京總局交涉，卻只帶回來「按照省政府標準加三成」，對歸班的事避而不談。1948年底，全國郵務總工會在上海召開全國郵工第五次代表大會，許金玉等20名工會代表前往參加。但在會上，侯崇修什麼也沒提，有一些台灣代表儘管起來發言，卻因爲普通話表達能力不行，沒有引起具體反響。

1949年年初，國民黨在大陸全面崩潰。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與此同時，各地郵務工會紛紛召開座談會或記者會，呼籲迅予本省郵電員工歸班。侯崇修前往晉謁省府主席陳誠，要求轉達中央，陳誠面允向來台養病的交通部長俞大維轉達並商洽辦理。

3月26日，許金玉被推舉為十名代表之一，前往台北郵政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長向南京總局反映工會的意見，卻發現局長只在敷衍他們。回到會場，許金玉按耐不住地哭了出來說我們被騙了。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喊我們去遊行，於是大家都衝出會場。雖然實際開會的只有400多人，隊伍出發時卻有1,000多人，沿途又不斷有支持者加入，走到省政府時人數就更多了。

當場，許金玉與另外兩位被推選為代表，進去找陳誠。陳誠沒聽他們開口就叫他們回去。許金玉站起來，用不流暢的普通話說，你沒有話講，怎麼就叫我們回去。我們怎麼回去告訴大家？陳誠瞄了她一眼然後說，我很關心這個問題。許金玉對他這個回答非常不滿意，還想講下去，但其他人都示意叫她走。

4月20日，解放軍渡江攻下南京。同日，《中央日報》報導說：「郵電人員歸班，總局呈部核示」。5月20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開始在全省實施反共軍事戒嚴令。24日立法院頒布實施《懲治叛亂條例》。27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禁止一切「非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並制定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與此同時，經過一場請願遊行之後，全省的台籍員工一律通過半放水的考試方式，正式歸入郵政人員等級。

秋後算賬被逮捕

儘管當天工會遊行非常溫和，卻是光復後台灣第一次工人請願遊行，引起當局注意。警備司令部下令整肅郵務工會，許金玉被調到台中北斗郵局。

8月18日起，保密局會同刑警總隊逮捕「成功中學畢業」的青年與台大法學院學生，並「循供」深入偵查，逮捕了包括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在內的「匪諜及涉嫌份子44人」。12月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遷移台北辦公，10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宣布破獲「奸匪光明報及匪基隆市委會案」，並槍決「匪諜」四名。

1950年2月初她回台北過年，就有人告訴她計老師出事了。3月17日，兩名便衣特務到局裡把她押到當地警察局，然後坐火車到台北，送到一個秘密看守所（後知是保密局南所）。結案時她又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這時她才跟計老師見到面。但不久後計老師就被押到馬場町槍斃了。

那天清晨，差不多四五點左右，押房的班長來點名，先叫了計老師，然後又叫了隔壁房的錢老師。計老師看到只有錢老師跟她，就欣慰地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然後勇敢鎮定地走了出去。有人哭了，有人目送她們唱起《安息歌》。

許金玉被判處15年。第二天早上她與同案難友就被移送台北監獄，從此歷經新竹少年監獄、台北監獄、保安處、軍法局、軍人監獄、板橋生教所，一直到1965年3月17日刑滿出獄。

路，要繼續走下去

1965年11月，已經45歲的許金玉通過難友馮守娥與陳明忠夫婦介紹，與年過半百的難友辜金良締結良緣。婚後她與辜先生從頭做起皮蛋生意，雖然屢遭阻擋，終於建立起台灣第一品牌浤良皮蛋的市場地位，並且博得同業的敬佩。

在許多受難人餘悸猶存的1996年，許金玉先通過〈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的口述史，發出瘖啞了半世紀的聲音，繼而又勇敢地面對鏡頭，通過侯孝賢電影社監製的第一部反映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發出歷史的最強音。

通過這部紀錄電影的巡迴放映，島內年輕一代對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開始有所瞭解。與此同時，許金玉素樸、堅毅的革命者形象，也贏得無數看過電影的青年朋友尊敬與愛戴。於是，有人進一步以她和辜先生為主角，拍了內容更為詳實的紀錄電影《春天》，贏得金馬獎最佳紀錄電影獎。也有人以舞台劇的形式演出她的故事。

許金玉始終把握每一次公開發言的機會，堅定地強調：我以為，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在年輕的時候，因為受到計老師的影響，從一個養女而走上工運這條路，現在我雖然年紀大了，可只要我能夠做到多少，我還會儘量去做的。畢竟，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安息吧！許大姊。別再為祖國擔憂。您沒有走完的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朋友會繼續走下去。

(作者係作家、辜金良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