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至2015年期間，台灣交通事故死亡總數為29,894人，遠高於美軍在伊拉克同一時間的陣亡人數(4,495人)。而2017年台灣因車禍死亡人數更超過2,800人。日本媒體甚至用「殺戮戰場」來形容台灣的道路交通。究其原因，台灣讓大小型車輛混合行駛，加上大型車輛肇事率偏高，才會有如此慘烈的結果。

大型車輛肇事的主因

從過往經驗可知，一般大型車輛（如大客車、遊覽車、大貨車、貨櫃車、砂石車等）肇事的主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一)駕駛人經驗不足：駕駛人年齡有愈來愈年輕的趨勢，駕駛習慣未成熟，欠缺大型車輛發生意外時的處理經驗。此外，疲勞駕駛或酒駕都容易發生意外。

(二)車輛保養未確實：以台灣的交通環境而言，大型車輛的保養維修絕對不可輕忽。但是，在駕駛人和業者「省錢省事」的心態下，往往容易疏忽這些事項（如煞車性能、胎紋檢查、輪軸檢查、貨物綑綁固定等），而造成嚴重的車禍事故。

(三)道路交通設計差：台灣的道路交通，號誌繁雜、人車混流、大小型車輛混合行駛的狀況，屢見不鮮。加上道路護欄設計不佳，容易讓大型車輛肇事時，衝往對向車道，而造成更嚴重的車禍意外。陽明山仰德大道車禍，就是大型工程車輛在輕微下坡路段，因煞車過熱失靈而連續追撞其他車輛的實例。（見附表）

降低大型車輛肇事方法

要有效降低大型車輛肇事，相關單位可以參考國外經驗(如德國、瑞典等)，儘速建立正確的大型車輛管控機制。

(一)德國和瑞典車廠，針對駕駛人發生打瞌睡和酒駕等情事，研發出大型車輛行進時的偵測/管制系統。例如：(1) 瞌睡預警系統。以駕駛眼皮跳動次數為測量基準，一旦偵測到駕駛人在某段時間眼皮未跳動，立即改為自動駕駛或關閉引擎停車。(2)酒測系統。以駕駛人呼吸的空氣成分來分析，一旦偵測到駕駛人的酒精濃度超標，立即關閉引擎停車。

(二)德國和瑞典車廠，近來針對大型車輛的追撞意外事故，也提出相關對策。例如：加裝自動輔助煞車系統，可依照雷達偵測前車距離而自動煞車，避免追撞。

小型車輛的自保之道

面對台灣日益險峻的道路交通，除了有效管控大型車輛之外，小型車輛也必須有自保之道。

愈來愈多的車主在選購汽車時，會注意安全配備的選項。此外，各車廠針對不同速度、角度、狀態的撞擊測試，也逐漸追上歐盟、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測試標準。近來，也有國內車廠針對小型車輛的抗撞性能不佳，提出相關對策。例如：(1)重新設計車架，強度更高且重量更輕。(2)採用硬度達750MPA~900MPA的高硬度鋼材，或1000MPA~1500MPA的硼鋼，來增加車身結構剛性。(3)安全氣囊、防鎖死煞車系統(ABS)、循跡防滑控制系統(TCS)、車身穩定控制系統(VCS) 等，也引進新車研發的選項。

不過，就算小型車輛大幅升級主/被動安全項目，駕駛人習慣還是相當重要。筆者建議駕駛人應注意以下幾點：(1)切勿緊跟大型車輛行進，避免因大型車輛駕駛人的視線死角，而擦撞肇事。(2)切勿任意切換車道，尤其小型車輛在大型車輛之間，往往容易形成「盲區」，而追撞肇事。(3)在高速公路發生事故時，請盡快下車離開車道，避免後車追撞。(4)要隨時注意精神狀態，避免疲勞駕駛或酒駕。

結語

其實，無論車輛的安全科技再周全，行車安全最後還是歸因到駕駛人本身。因此，有好的駕駛習慣和狀態，配合安全的車輛結構，才是真正的自保之道。

(作者係「聯署要求建立國產車安全評鑑規範」管理員)

三年前，BBC在日本拍了一部紀錄片The Great Japanese Retirement，台灣譯為《借鏡日本：人口老化的警示》。影片中許多没落小鎮：小學像廢墟，公園中人煙稀少，鞦韆生鏽，街上看不到小孩，監獄裡關著不少老人。台灣人口老化又少子化已是共識，那麽上述情景，可是我們明日的寫照？

台灣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根據內政部資料，台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2017年2月底是313萬多，占人口比率13.33%，14歲以下幼童約為310萬，占人口比率13.31%，第一次出現老人人口超過幼童的現象。一年後，老人占人口比率為13.55%，而幼童為13.22%，老人多出約8萬，相對是「高齡社會」了。

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堪稱「趕英超美」，也快過有「長壽國」之稱的日本。據此推測，我們在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也不算誇大。

人口老化快，說明老人長壽，也證明社會福利好，尤其是健保制度。我見過許多從國外回來定居的老人，健保是誘因之一，甚至是最大誘因。這讓我想到，除了鼓勵多生育，其實開放移民也是好辦法。美國和加拿大歡迎移民，結果吸收了各國的精英，國力蒸蒸日上。新加坡是彈丸小國，人口600萬，其中100萬是移民，這是小國保持國力旺盛的原因。

台灣自我封鎖不願改變

反觀台灣，對外來人口層層設限。我知道一位天主教神父，年已90，在台奉獻一甲子了，臨終前不久才獲入籍。台灣自我封鎖，尤其歧視陸配。外籍配偶4年就可入籍，大陸配偶要6年，有必要區別對待嗎？結了婚就是一家人，同心合力建設台灣多好。我們也該歡迎各國留學生，更歡迎畢業後留下來，他們可以是建設台灣的精英呢。

談到台灣人口老化，朋友感歎：豈僅人老，房子老，街道老，學校老，整個台灣都老了！

誠然。我遷入老人住宅前，租住一間公寓，屋齡40年了，沒有電梯；整條巷弄的房子大同小異。因和房東關係良好，一直勸他們參與「都更」，也代表他們參加討論會，結果是失望。台灣重視個人產權，若有一家不同意，一切免談。越老的房子成本越低，如今重建還要補一筆錢，許多人不肯掏腰包。當然，若是政府擇地拆建，免費領回一間最好。問題是，政府機關的屋齡也越來越老舊，還自顧不暇呢！

自從台北101大樓撐起世界最高樓(508米)稱號以來，台灣就沒再聽到什麼大建築。前幾年它已被上海中心大厦，即「上海塔」(632米)超越，如今不知落到什麼名次了。

教育、經濟都令人堪憂

十幾年前我擔任南投第一屆駐縣作家，在南投住了一整年。期間參觀一間偏鄉小學，學生11人，校長、教師和員工合計僅15人。去年參加南投縣另一間小學畢業典禮，畢業生5名。這些學校都很老舊，但是校長和老師倒是悠哉遊哉，沒人抱怨一名老師面對一間教室中僅有一名學生的景象。

大學也一樣。台灣大學多年不建新館，世界排名也直線下滑，連聘個校長都上不了任，還能指望它帶領台灣的高端教育？

經濟更不用說了，企業名牌說來說去就是鴻海、台積電，上世紀創造的「經濟奇蹟」稱號都成歷史了，哀哉。企業萎縮不振，青年或低薪或失業，前途渺茫。西進大陸是好出路，但民進黨政府偏偏「反中仇中」，反而提倡新南向。馬英九時代西進同時，也推動南進，只是後者了無績效而已。蔡英文無視前車之鑑，僵持近兩年，才於最近悄悄撤掉南進辦公室，治國無能可見一斑。至於「仇中」導致陸客不來，旅遊業哀鴻遍野，每天都有旅館關門，經濟一片愁雲慘霧。

台灣民主已淪為民粹

由於民進黨掌控了立法院多數席次，蔡英文可以為所欲為，可惜執政、立法效果不彰。「一例一休」連著修改兩回，還遭勞工日夜抗爭，只能長期以拒馬環繞總統府，形同自我圍困，創總統府先例。面對人口老化，政府一邊要投資長照計畫，但年金改革又減縮老人退休金，豈不矛盾？立法濫權的結果是，台灣人引以自傲的民主已淪為「民粹」，等同專制獨裁矣！

有人推算，蔡政府唯一的「政績」是，藉口「轉型正義」沒收了國民黨黨產，還干預婦聯會和國語日報等。這種清算鬥爭，儼然大陸的「文革」，只是事隔一甲子後居然在台灣上演，恐怕連大陸人看了也傻眼吧？

面對台灣人老地荒，政府又顢頇失能，人民該怎麼辦？

大概只剩下自救一途了。台灣加油！

(作者係作家)

歷經20年舖天蓋地的教化，台灣社會已約定俗成地藉228事件，將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脹歸咎於陳儀政府的接收無能，從而解構台灣回歸中國的正當性，今年(2018)也不例外。

日前紙媒報導國史館舉行由該館、台灣文獻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整理出版的《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新書發表會，書中「街談巷議」章節披露美國檔案，稱當年一位40歲擔任車伕的台灣民眾說「日本政府就像一隻狗，它會吠會咬，但可以保持和平與良好秩序。中國政府就像一隻豬，只會睡跟吃，但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僅在二個月前，由台灣大學校史館策畫、台灣大學圖書館出版的《六四事件與臺灣大學》一書中，訴稱戰後初期國府在台施政種種罪狀，加劇了惡性通貨膨脹，筆鋒一轉，盛讚二次大戰期間物價統制相當成功，1940-1944年平均物價上漲率都在1%以下。以三大公立專業文史館外加台灣大學的公信力說法，可說由不得台灣社會不信。

但歷史真相是，日帝戰敗前台灣物資匱乏的各地商店貨架上都空了，但日帝是動用國家暴力實施嚴酷糧食物資配給與物價管制，防止社會信心崩潰。台灣光復後，日帝蓄意立即放棄對糧食的嚴厲管制，使糧食消費驟增，消耗極度匱乏的米糧，使台灣往後陷於長達一年缺糧近半的大饑荒。

與此同時，瞞著國府，日帝私運了兩架飛機的巨額貨幣，向在台日人發放，俾渠等大肆採購市場上極度匱乏的米糧等各項物資，製造超級惡性通貨膨脹，使台灣物價早在國府陳儀抵台前就上漲20倍，陳儀來台後四個月飛漲50倍，1946年夏物價更狂漲100倍。

大量史料檔案證實，當時只有日帝的綜合國力，才有能力精心策劃發動這樣毀滅性的經濟戰，使1946年台灣陷於大饑荒及通貨膨脹100倍的經濟崩潰狀態。但是，部分國府官員的貪污，使獨派學者得以選擇性的定論是國府官員貪污造成當時台灣的經濟崩潰，從而掩蓋了日本發動經濟戰真相的罪行。

當時台灣本省人有600萬人，在台灣的外省人1.3萬人，僅占台灣總人口的0.02%，主要是軍公教，其中軍人散布在各軍營據點，公教人員散布在主要城市，至於二線城市及鄉鎮農村則很少見到外省人，故即使有所謂的文化衝突、省籍矛盾和政治矛盾，也僅a限於公務部門或政治人物領域，對600萬台灣人的影響應是有限。試問在全島本省人的熱情狂歡慶光復、0.02%外省人忙於戰後接收、遣返日僑日軍、復原重建、辦理民主直選、向內地調糧解決糧荒等情境下，怎可能造成228如此激烈事件？但是，惟有全面缺糧及百倍超級惡性通貨膨脹，方能影響到600萬的每一個人，而且是切膚之痛。

「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透過黨的十九大，走入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領導核心的中共「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是指「習近平思想」。兩者不同，但互有聯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套句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的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耀，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注意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義理

換句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說明了這個社會主義有以下特殊義理：(1)它不但使貧弱的中國站起來、富起來，而且強起來，並且還讓苦難的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2)它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後現代版，亦即馬克思主義有「強大生機活力」，絕不是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家所謂的「社會主義死亡論」。(3)它在發展理論上就是中國模式，在理論與經驗上，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道路選擇。

這麼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21世紀新時代的社會主義，而且它在中國的發展與實踐，已經由理論概念建構成發展模式，並且以中國模式型態，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有別於以「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為模式基礎，走向國家現代化的新發展理論與模式。

從比較政治學知識角度窺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概念、理論，到形成國家發展模式、新型社會主義道路，是政治發展理論知識上的創新，它不是二、三千字所能概述，但大文章可以分成幾個小專題加以分次評析，這篇文章就是在這種思考前提下寫出的。本文僅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新時代社會主義的知識角色，去駁斥西方知識流派所謂的「社會主義死亡論」。

蘇聯解體非社會主義無能

西方傳統觀點，尤其是海耶克(F. A. Hayek)（見其《到奴役之路》），認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不可行」。馬昆德(D. Marquand)指謂，蘇聯解體意味社會主義「無能」，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帶來人類科技進步與社會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實自蘇聯解體以來，至於俄共政治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哈伯瑪斯(J. Habermas)、霍姆斯(L. Holmes)、布朗(F. Brown)、甘迺迪(F. Kennedy)，均執這種看法。柯茲(D. Kotz)甚至以數據指證，1928—1975蘇聯經濟增長速率超過美國，可見不是「計畫經濟不可行」，換句話說，計畫經濟並不是蘇聯解體的內在主因。那麼蘇聯解體的主因到底是什麼？霍姆斯在其《後共產主義》大著中直指，是俄共與國內其他政治集團結盟，尤其是葉爾欽對著戈巴契夫搞兩個中央，趁機奪取政權，解構蘇聯。

難道是社會主義無能？也不是。柯茲調查指出，前蘇聯社會人民有10%贊成戈巴契夫改革前的社會主義，36%認同民主社會主義，23%主張瑞典社會主義，總之，整個前蘇聯有69%的人民依然擁護社會主義。至於蘇聯高層，也只有26.7%贊成資本主義社會型態，但是，這批政治菁英手中握有離開社會主義，實現轉向資本主義的權力。

蘇聯解體既然與社會主義沒有直接關係，那東歐共產集團崩潰，是否與社會主義有關？答案有兩個：一個是「馬列主義」（一個變種的、教條的、異化的社會主義，實指史達林主義）在東歐的去勢。東歐共產國家，除南斯拉夫，都以馬列主義為政治意識形態，東歐一旦其官方意識形態去勢，其政權不瓦解也很難；另一個是「史達林模式」的失敗。除了南共實行「南斯拉夫模式」外，「史達林模式」是東歐共產國家的主模式。「史達林模式」的失敗，不能說/不等於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終結」或「死亡」，因為，不論是馬列主義或是史達林模式，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與內涵，都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迥異。

社會主義未終結或死亡

蘇東波巨變確是20世紀結束前世界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充其量它意味著「歷史的共產主義」之失敗，但不等於社會主義走向終結，更不等於社會主義已經死亡。福山(F.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馬昆德(D. Marquand)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展開史詩般地鬥爭結束了，資本主義成了贏家」；達倫道夫(L. Dahrendorf)所謂「社會主義已經死亡」等論述與言說，都是簡單地以「蘇東劇變」作為經驗檢證，但蘇聯與東歐終究僅是冷戰時期「共產世界」的一部分。

亞里斯多德說過「部分不等於全體」，即使「各個部分加總起來也不等於全體」，因此福山等人的論述，在邏輯上犯了「過分簡單化」的謬誤(Fallacy of Over Simplification)。事實呈現的是，社會主義在東歐國家的經驗是蘇聯模式在東歐的失敗，尤指史達林模式在東歐的終結，根本不是、也不等於「社會主義已經死亡」。

不錯，社會主義一直受到資本主義的圍剿/圍堵，但毫無疑問的是，社會主義從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出版《資本論》以來，也一直批判/挑戰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面鏡子，沒有社會主義，尤其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老早自掘墳墓。

同理，沒有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便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一聲砲響」也不會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便不會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社會主義的實踐與創新，更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現，可見社會主義與現代中國不可分。十月革命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勝利，但蘇聯解體/蘇東劇變充其量是俄式共產主義的失敗，並不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終結或死亡。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社會主義死亡」恰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一樣，是西方世界政治言說下荒誕的「陰謀論」。西方國家自1950年代起，便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圍堵」，蘇東解體後，西方世界自認對共產世界圍堵成功，於今眼看社會主義中國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霸權加速遏制中國，非讓社會主義中國崩潰乃至死亡不可，可惜，不論是政治陰謀或是軍事、經濟行動，都未能得逞，原因無他，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轉型，30年前中國已經脫離俄式共產主義，放棄史達林模式，改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構中國模式，於今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然進入新時代，正以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與制度的態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引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總之，蘇東劇變既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無能/死亡，也不能反證資本主義的優越/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經驗，不但說明這個主義途徑把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以及在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後GDP一直以二位數數速率增長，即使2017也在6.9%即為明證）與社會建設（例如現代化高速鐵路為世界第一）上，要比資本主義來得快速與有效。

至於社會正義，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因資本主義之不公不義而出現在人間，中國大陸在脫貧與減低貧富差距上所做的努力與成效，連未來學家大前研一、拖夫勒(A. Toffler)都豎起大拇指，對社會主義中國按「讚」。

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實存在」的事實，雄辯式地反證社會主義不但沒有終結，更沒有死亡，而是與時共進，繼續發展，甚至以轉型/創新的態勢更加茁壯，走向未來。新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了新的歷史定位，也辯證地否定「社會主義死亡論」。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跌破很多人的眼鏡。但深入觀察，川普之當選並非偶然，再經過川普一年多來有意、無意流露出的種族偏見，甚至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容忍，更說明川普當選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反撲。

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復甦

白人至上主義毫無疑問是一種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在美國早成為政治不正確的名詞，但嘴巴不講，內心未必不想。英國人早年殖民北美，不與當地印第安人混血，再由於當地的印第安人不合作，只好去非洲運黑奴來做苦工。黑奴雖於內戰後獲得名義上的解放，實質上卻要到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 Bill)，才算在法律上取得平權，但法律並未能徹底解除習俗上的種族歧視心態。

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令世人刮目相看，但是歐巴馬「黑皮白骨」，言行思維與白人民主黨總統並無異質。事實上八年下來，黑人的境遇並未見改善；即使如此，對白人至上主義者而言，仍深感不爽。川普對他前任歐巴馬的攻擊，可說無微不至，甚至懷疑歐巴馬的出生地，以否定他當總統的合法性，超乎共和民主兩黨互批的尺度。若非種族主義作祟，諒不至於要如此趕盡殺絕。

黑人至今約占美國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來自墨西哥的族裔不斷越境，出生率又高，人口增長最為快速。美國白人原占80%，而今已接近60%，能無白人將成為少數民族之虞？所以寄望川普，川普也不負所望，一上台果然要禁止回族移民，並實踐驅逐在美國的非法移民的競選諾言，而非法移民之中，極大多數是有色人種，連在美國出生的所謂「尋夢者」也不放過，甚至要不惜工本在邊境修築長城，阻擋非我族類入境。所以川普聲稱「美國第一」，沒說的話是「白人第一」。川普說出歷屆前任不便說出的話，暴露了美國作為世界老大的虛偽性。

美國從未平等對待盟邦

美國會不會為了它的利益為先，而犧牲盟邦的利益？盟邦又如何將安全依賴美國？川普毫不靦腆，向盟邦推銷武器，催繳駐軍軍費，連沒有邦交的台灣也要繳納保護費。所謂保護費即以高價販售過時武器，意不在武器是否管用，而是付了錢可以得到賣方的保護。但「美國第一」的宣示又露了馬腳，美國的人命向來擺第一，肯為誰賣命乎？

所謂盟邦並非平等的同盟關係，而是由盟主華盛頓主導。例如日本號稱大國、強國，實際上仍在五萬美軍占領之下，尚非完整的主權國家。至於美國不能主導的國家如中俄，便要遏阻或防堵，當年的尼克森尚知道必須「聯華制蘇」，但蘇聯解體後美國仍步步進逼，逼出一個強勢的普丁。中國明言和平崛起，美國因不能主導，仍要處心竭慮，阻其崛起。川普公然要以中俄兩國為敵，而中俄都是核子強國，對抗的後果可想而知，豈其所願？

更不可思議的是，川普要再進一步發展核武，將核彈小型化作一般戰役之用。誰不知核戰的後果是互相毀滅，豈非瘋狂？若核彈永不會用，豈非是無謂的浪費？更何況，美國早已債台高築，竟又還要大事擴充軍費。有不少人說，川普此人不可測；然並非胸有成竹，莫測高深，而是毫無章法。他任職一年，已可見端倪，其不能將美國更強大，反而趨弱則可預測。

川普揭開民主自由的假象

選出川普，美國已有不少有識之士感到不妙；但一年之後發現比原來想的更不妙，他們沒料到總統會公開說，白人至上主義者、三K黨、新納粹都是「非常好的人」(very fine people)，會公然要他的聯合國首席代表在聯大，點名威脅反對美國決議案的國家，行為有如流氓、會睜眼否認氣候暖化的科學證據，單邊退出巴黎氣候協議。更不必說，川普的粗俗、淺薄、吹噓、謊言、高傲，甚至大肆攻擊媒體，直接挑戰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與言論自由。川普令美國有識之士最沮喪與痛恨的是，他毫不猶疑地揭開民主、自由、寬容的外衣，重新露出當年名記者根瑟所謂「醜惡美國人」的真面貌。

美國自開國以來，素以武人不能干政自許，連國防部長也素以文人掌管，崇尚文人政治。然而，川普政府的三大要職：總統幕僚長、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國防部長，都由將軍出任，令美國有識之士擔心有出軌之虞。此非偶然，美國早已是舉世無敵的軍事超強，仍不顧財政拮据，大肆擴充軍備，揭露了美國以武力來服人的霸權心態。

按照美國的制度，行政部門會受到立法機構的監督，然而，在野的民主黨處於少數，共和黨有兩院多數的優勢，而不少共和黨議員也覺得川普不適任，但因害怕觸怒川普「鐵杆部隊」（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維持右派保守派的議程，不惜自棄監督之責。在此也可略見美國民主制度的缺失，人民並不能真正經由代議政治來監督政府，因無論參議員或眾議員幾皆有權有勢之輩，其中不少是律師出身，許多階層與職業並無代表，少數族群的代表性也不成比例。

眾所周知，美國以軍力與美金兩大支柱稱霸世界。川普犧牲民生大搞軍備，且向盟邦催索軍費，兜售武器，暴露了美國軍工複合體的傳統有增無減；他的單方面課徵重稅的貿易政策，使人想起全球經濟大恐慌之後，美國國會於1930年不顧全球30個國家的抗議，通過殘忍的史姆特─郝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暴露了美國隨時可以為一己之私，不管他人死活。川普悍然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暴露美國的自私粗暴而缺乏理性，不僅不管他人瓦上霜，連自家門前雪也不掃。川普也悍然欲將大使館遷往有爭議的耶路撒冷，破壞中東和平進程，暴露美國不顧大局的偏狹心態。

川普自私、自誇、自大、自戀的個性，一旦當上總統後，不幸變為國格。難怪美國媒體、學界、婦女界及廣大的其他知識分子，近來對川普毫不掩飾地感到丟臉、不耐、甚至嚴厲痛斥。川普未來三年是否再有更多驚人之舉，固然難知，但「美國第一」乃大勢所趨，凡有礙美國第一者，無論敵我，皆不假辭色，這就是美國霸權的真面目。

（作者係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每年到了二二八，煽動挑撥族群情感的政治性言論就會充斥社會。2月22日，國史館館長吳密察表示，對美國檔案中提到陳儀部隊使用達姆彈一事深感遺憾。其實，美國國務院台灣密檔(以下稱台檔)開放已久，並無新意。

吳密察所提的檔案編號894A.00/3-547，名義上是由駐台北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所發，但撰稿人是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其代表作《被出賣的台灣》以描述陳儀政府在台灣的貪腐暴政，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民眾遭軍隊屠殺的情景聞名，他責備美國政府出賣嚮往受其統治的台灣民眾。這本書早年在海外的影響既深且廣，1970年代許多台灣留學生受其影響，紛紛投入台獨運動。

二戰中的葛超智

日據時期葛超智在台任教，實際上擔任情報員。與他關係密切的黃紀男在自傳中提過，後來他夏威夷大學的同事鄭良偉也表示，葛超智親口承認。陳翠蓮、朱浤源等都提出過葛服務於情治單位的證據。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國防部遠東戰略小組推動「X島」專案，決定攻占台灣，並在戰後以「國際託管」實際控制。為了占領後順利統治，訓練行政軍官與翻譯高達二千人，受訓單位設於哥倫比亞大學，葛超智與後來的民主黨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都是其中成員。

但海軍這項計畫與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不合，最後羅斯福總統裁決採用陸軍的主張，攻占沖繩。原本準備接管台灣的訓練計畫只能取消，讓已投入大量時間、人力與物資的海軍極為不滿。戰後，葛超智在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擔任副領事，扶植黃紀男等人成立「台灣青年同盟」，致力進行台灣託管運動。

黃紀男自傳中提到，他與鄭瓜瓞、莊要傳、陳瑞謙等人成立「台灣青年同盟」，初期僅是周末相聚暢談時政，表達對陳儀政府的不滿；莊要傳則表示，早期他們活動目的並非台灣獨立，而是由聯合國託管台灣。當時聯合國甫成立「託管委員會」，國際上便傳言，美國擬託管太平洋上所有主權不明確的島嶼及國家，以形成對蘇聯的防線。此種主張受到蘇聯、英國等反對，連韓國也不接受，在台灣亦未受重視。

台灣青年同盟後改組為台灣再解放聯盟，由廖文毅擔任領導人，成為最早的台獨團體，固定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經費仰賴默許下的台日走私。台檔提及負責聯繫的代表就是葛超智、救濟總署的佩因中校及新聞處的卡托。

葛超智與二二八

二二八發生後，葛超智多次向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報告：陳儀政府未遵守與人民的約定，不值得信任；二二八處委會匯集了所有台灣專業領袖，充分代表民意；並以軍警使用達姆彈及民眾的期望為藉口，希望美國政府介入。3月10日報告，葛超智更直接表示，台灣50多個機場與現代化海港都可成為美國的戰略資產。

布雷克對葛超智的報告內容無法同意，提呈報告時特別加了一段附註，表示在「維持關係」的壓力之下，不能對報告做大幅度修改，但其內容明顯有問題。代理大使白德華(Butter Worth)轉呈國務院時，也表示對葛超智報告的不信任。

美國大使館命葛超智到南京解釋，經調查後向國務院表示，葛超智對於「目前陳儀政府繼續在台灣執政，似乎越來越難有冷靜、公正的評論。」等於對他的能力做了不適任評價，導致葛在5月中被送回美國，並被剝奪公職身分。接任布雷克的新領事克倫茲(Kenneth C. Kerentz)，上任後調閱葛超智的報告，認為他的文筆很好，但太過感性，內容問題多，尤其拿二二八來對比美國獨立革命，根本胡說八道。

卜睿哲在2007年表示：《被出賣的台灣》並非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當中，扮演的是「當事人」而非「觀察者」角色，立場並不客觀。朱浤源撰寫多篇論文，探討並抨擊該書中大量的刻意錯誤及偽造史料。許雪姬認為：「George Kerr一生都在推銷其『台灣託管論』，並非他獨愛於台人，實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陳翠蓮亦表示葛超智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美國利益，「與其說他是同情台灣人，不如說是關心美國利益才更符合事實。」

葛超智建議占領台灣

被送回美國後，葛超智對台灣的歸屬念念不忘。他致函遠東司，表示台人一直羨慕菲律賓能成為美國的屬地。建議以公投方式，在台灣成立一個可以執行「美國方案」的自治政府，進行「現實政治」，另設「軍政府」控制島上機場及基地；盡可能安排大量華裔美國公民擔任顧問，只要先承諾將來會舉行公投及美國人撤退，便能將國內及中國的批評減至最小程度。

不久他再次投書建言：宣布（台灣）是一處特別經濟及政治實驗區，「條約未訂」期中，我們保留軍事的控制，但予台灣人以最大的自由，選出自己的政府…如果我們能把台灣加上菲律賓，列入我們從屬的民族目錄，進入一個民族自決的新時代，一旦民主與極權世界要做最後攤牌，我們這方就增多一塊陣地。

同年12月，葛超智又致函無任所大使約瑟普，表示美國對台政策要不是全面放手就是全面干預。他提出明定特定年數，在託管下建立台灣地方自治政府，並與東南亞反共國家，再加上已由美國占領的菲律賓、沖繩、日本組合成經濟聯邦，「尋求一種支配整個亞洲的不同方式」。

達姆彈是誰製造的？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中，有本被達姆彈擊中的厚重醫學書籍放在展覽區，作為陳儀政府使用國際公約禁止的武器，來傷害台灣民眾的證據。這顆子彈是由與葛超智一起負責「台灣青年同盟」的佩因中校所提供。他說他目睹「中國一輛軍車在台北通過所發射」，馬上交給美國領事館。接著葛超智就在3月5日作為報告內容，發文給南京大使館，表示台灣軍警使用國際禁止的子彈屠殺民眾；3月7日的報告中，再次強調軍警對民眾使用此種彈藥。

此顆子彈並未傷人，巧妙地打在一本厚重的書籍上，子彈也完好保存，實在完美至極，鐵證如山。但姑且不論3月5日國軍尚未抵台，警察配置達姆彈根本不可能，綜觀整個二二八事件，除這項「鐵證」之外，未有其他使用達姆彈的案例，國軍也沒有裝備此種子彈的紀錄。黃彰健院士更明白表示，當年中國兵工廠並無製作達姆彈的能力。這顆來源不明的彈頭，是否可以合理懷疑，根本是葛超智與佩因製造，用來誘使美國政府介入二二八事件的藉口？

台檔中的二二八

綠營學者不願提及，台北領事布雷克另外還報告：處委會提出的32條要求，包括警察、軍隊全部繳械、政府命令必須先經過處委會、台灣駐軍全部改為台人等，「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波利論壇報》雖在3月31日大幅報導「中國軍隊鎮壓民眾的暴行」，但也認為32條要求「近乎獨立」，超出政治改革的範圍。

陳翠蓮表示，美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態度，基本上謹守不介入的原則，儘管曾私下表示關切，並提出備忘錄建議蔣中正，但副國務卿答覆議員鮑爾的函件中，確實表達了美方遵守開羅宣言，無意提出抗議或介入的立場。魏德邁將軍更直接認定二二八是叛亂：

「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十億台幣，如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折合兩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一千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來看，此次事件很明顯地具有叛變的特性。」

自現任館長上任後，國史館檔案便禁止中港澳學者閱覽，本地學者也需經繁複手續。後來雖略有改善，但申請原檔影像一頁要20-300元，形同拒絕研究者利用國史館檔案。國家檔案局申請原檔僅需一頁2元，但本人於去年9月提出申請，至今已過半年，仍未通過審查，實不解政府對70年前史料控制為何如此嚴格？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2014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日本貨輪BAOSTEEL EMOTION，迫使日本三井株式會社向陳家支付積欠了78年的賠償金29億日圓，成為海峽兩岸媒體競相報導的大事，而獲賠償的中國船東正是先父陳順通。

2016年，我有幸讀到台灣大學博士生蕭明禮發表在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第99期上的《對日求償順豐、新太平兩輪強徵案的歷史考察》論文。蕭明禮在論文中寫道：通過查找在台北、上海等地的詳實史料，還原了陳順通所經歷的這段鮮為人知的索賠歷程。

該論文寫道：陳順通在抗戰勝利後便整理了兩輪的全部資料，即兩輪的船舶情況表、兩份租船合同、兩輪的船舶國籍證、日商就兩輪情況給陳順通的回函、兩輪分別從1937年8月16日、1937年8月1日起，截至1946年10月15日，按國際租船市場不同時期的價格計算出的租金，扣除相關船舶運營費用後，應該支付的租金等，委託國民政府向日方提出索賠要求：(1)歸還順豐、新太平兩輪或同等級、同噸位的船舶兩艘；(2)支付順豐、新太平兩輪截至1946年10月15日的租金，約600萬美元。兩項索賠合計近千萬美元。

1947-1949索賠過程

1947年2月15日，先父致函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表達自己的索賠要求，即使收到的答覆未如預期，先父仍然前往南京，表示務必要按其提出的要求向日方索賠。當時國民政府積極配合先父的請求，外交部王世杰部長、葉公超次長多次指示經辦人員與日方交涉，辦理歸還兩輪與追討租金等事宜。

1948年11月，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就盟國之間，對日本海外沈船打撈費用僵持不下，提出兩種方案。方案一為日本外海之被劫沈船經要求國自行打撈，拖往日本港後，應由日方負責修理重裝，並負責該項費用。方案二為盟國被劫之船舶，沈沒於日本海外者，其所需打撈修理費用，應就變賣無主劫物所得的價款中，抽出若干成，作為修理費。

1949年11月14日，家父在上海常德路寓所病逝，但顧維鈞等人還在鍥而不捨地推動對日索賠的事宜，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當我們子女讀到這篇論文時，各種滋味油然而生。欣慰的是，時隔超過一甲子，家父當年提交的證據還在台北，我們也去查閱了這些泛黃的檔案。尤其見到家父在文件上的簽名時，潸然淚下，瞬間家父在抗戰勝利後忙忙碌碌的場景，重新浮現腦海，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該論文中提及「陳家保留足夠多的證據是陳家能持續進行對日索賠的原因」，事實上，父親整理的順豐、新太平兩輪的索賠資料，最終成為東京、上海審理中威船案的關鍵鐵證。

我家怎麼保留這些鐵證，如何順利將他們帶往香港，又怎麼解決東京訴訟所遇到的困難，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

1960-1974索賠過程

1958年，人民政府在得知我家對日索賠之事後，便精心安排，使這些鐵證能順利帶到香港。

那年大哥陳甫康因捲入刑案而遭逮捕。在獄中，陳甫康立下要繼續向日方索賠兩輪等的具結書，希望戴罪立功，並表示先父在美國、日本、香港、台灣等地巨款要有人處理，得到「寬大處理，予以釋放」。

出獄後，人民政府同意陳甫康接受母親戴芸香的委託到香港定居，並處理先父遺留下在各地的數百萬美元巨款，陳氏家族的這些財產，成為陳家對日訴訟的重要資金保障。

先父在東京的索賠之路始於1960年代初，但到1970年代東京地方裁判所突然要求提供先父陳順通、母親戴芸香的親屬關係證明，否則，陳家的訴訟將被駁回。

當時正值文革時期，日方認為中國不可能出具這樣的證明，便能以此理由駁回陳家的對日索賠之訴。然而，大哥按照1958年上海市公安局給他的緊急聯絡方式，在香港聯繫了交通銀行，香港交通銀行即可聯絡上海中國銀行，並由上海中國銀行的工作人員親赴我家，通知胞弟陳乾康「讓戴芸香、陳乾康於1971年11月11日到福州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辦理證明」。母親還親口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如果向日本反動政府索賠成功，要將她及其他子女的份額匯進國內」。

正是這種安排、支持與幫助，母親和哥哥的申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多次與當事人的談話、調查取證等，最終於1972年2月18日出具了(72)滬高法證字第6號我家的親屬關係證明。

同日，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致外交部領事司(72)滬公軍審發字第63號函，「本市居民戴芸香擬由其香港的兒子陳洽群（陳甫康）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其父陳順通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寇強占後之兩艘輪船沈沒事」，證明了母親對陳家輪船的所有權，明確了母親讓其長子辦理陳家對日的賠償之事。

就這樣，東京地方裁判所的刁難沒有得逞，保證了陳家的訴訟能順利進行。但1974年，東京地方裁判所以「時效滅失」判決陳家敗訴。

總結以上，中威船案是我家一致對外的結果：先父開啟的對日索賠，為陳家之後的索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父提交的證據，最終成為陳氏家族對日索賠的關鍵證據；先父生前留下的數百萬美元遺產，也成為陳氏家族對日索賠的重要資金保障；而母親與哥哥申請辦理的(72)滬高法證字第6號證明書，更保證了陳家的訴訟得以順利進行。另外，我深感：只有祖國強大，中威船案才能在2014年4月執行完畢。

兩岸是割不斷的

近來，許多媒體紛紛刊登了陳家內部的分家、繼承糾紛一事。的確，我家內部對該賠償款的分割、繼承有巨大分歧。罪魁禍首是日方不按時履行兩輪的租船合同，兩輪從1936年6月、10月分別出租，直至2014年4月在上海海事法院強制執行下，日方才支付賠償款29億日圓，歷經78年。由於我的父親及母親、庶母都已過世，陳甫康又堅持所有賠償所得都是他的，與母親、庶母無關，更與弟弟、妹妹們無關，所以才會產生分割、繼承的問題。

從以上細節可看出，國民政府與中共在我家對日索賠事上的立場是一致的，而這種一致，生動地詮釋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且，如果沒有海峽兩岸這30年來多層次的交流互動，不僅台灣保存的大陸同胞相關史料文件還會持續束之高閣，無人問津，而且也不會有台灣學者關注，更不會有台灣媒體對大陸船東一家向日方索賠成功之後的分割、繼承案件的追蹤報導。

我願意借兩岸交流30周年的契機，將我家的真實故事與大家分享，因為這個發生在普通家庭的事件，又一次表明兩岸是割不斷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且，兩岸既然已在30年前打開了交流的大門，就應該早日走向統一，避免類似我家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

(作者係陳順通之女，現居美國芝加哥)

1978年因為中美建交，選到一半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喊停，台灣政治氣氛一片肅殺，包括黨外助選團及所有候選人都人人自危，幾乎都做好隨時被捕的心理準備。

我們當然不可能乖乖等著就逮，施明德和許信良等人籌辦《美麗島》，我則早一步在省議會辦了《潮流》地下報。第六屆省議會開議期間，我和吳哲朗各寫一面新聞版面，由我拿到台中一間快速印刷廠印刷，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印刷廠拿報紙直奔省議會，當場發送，每天如是。

南投在地的省議員張俊宏，有一堆死忠的支持者幾乎天天泡在省議會；台中的政治受難者陳博文主動提供一大堆照片，還有人拿《潮流》去影印發送，在那政治極度低氣壓中，《潮流》成為唯一為人民發聲的地下小報。

潮流也接受各界人士的捐款，在台中從事腳踏車出口事業的陳文輝，就是我們的金主之一。國民黨因為記恨中壢事件及橋頭遊行兩大事件，許信良成為首波打擊的目標，黨外人士紛紛在《潮流》報頭下刊登廣告聲援許信良，我記得每則廣告費600元，算是協助我們印刷之用，《潮流》就這樣越辦越有小小的規模。

紀萬生主動提供他朋友在台中一間透天厝的頂樓，作為《潮流》的辦公室，還幫忙找了一位義工，她就是石麗鐘。

石麗鐘小小年紀，長得美麗又聰明能幹。雖然多數時間我都不在辦公室裡，而且《潮流》辦到第41期，我就出國了，但我始終記得石麗鐘的勇敢參與，而她的哥哥石文傑老師參與更深。《美麗島》成立台中辦事處時，石老師出力甚大，他一邊教書，一邊寫文章，後來我才知道他有一個筆名是史為鑑，是當年知名的寫手，至今筆耕不輟。

石麗鐘後來和員林的林勝利老師結婚，積極參與各項公共事務，每次選舉更是最佳的助選員。石麗鐘曾被民進黨提名參選彰化縣議員，可惜未當選，後來受制於地方上黨內派系的角力，讓她有志難伸；林勝利則曾當選過第三屆國大代表。

石麗鐘平日注重養生，雖然年屆六旬，依舊年輕漂亮，想不到一年前發現罹患肺腺癌，雖經積極治療，終究於2017年12月27日病逝，享年60。石文傑說她不抽菸，不知何故會罹患肺腺癌，我則懷疑是受到台化污染所致，因為家母也住彰化，也是肺癌奪走她的生命。彰化縣肺癌死亡率一直高居台灣第一。

石麗鐘沒有全國知名度，現在彰化縣的民進黨員，認識她的也不多，在上位者更不用說了，但我會永遠想念這位勇敢的老友。在台灣追求民主的過程，像她這種人才，實在更值得我們敬佩，不是嗎？

(作者係前國大代表、文史工作者)

2015年日本宮崎縣日南市的藤田義弘先生，把劉大同與陳其美二位革命志士寫給他祖父藤田禮造的墨寶，贈予國父紀念館典藏。陳其美寫的是「濟困扶危有心者，亦丈夫也」；劉大同的是「揚鞭慷慨定中原，不為讎仇不為恩」。

陳其美(1878-1916)，又叫陳英士，孩提時期曾當機立斷救一名玩火不慎燒滿全身的小孩。他是孫中山倚重的同志，曾擔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中華革命黨總務部主任，後不幸遭人暗殺身亡。陳果夫、陳立夫是他的姪子，他與蔣介石的關係非常密切，孫中山與蔣介石的相識，就是出自陳其美的介紹。

至於劉大同(1865-1952)何許人也，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他雖是中華革命黨東三省支部部長，卻僅在《國父全集》中出現幾則報導而已。

劉大同對長白山的貢獻

2015年12月筆者在發表〈陳其美、劉大同墨寶的最佳歸宿：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第41期）後，接受時任長白山文化研究會張有福會長的邀請，參加吉林省安圖縣長白山保護開發區二道白河所舉行的「紀念劉建封誕辰150周年長白山詩會」，認識了劉大同（即劉建封）的曾孫劉自力夫婦，他們是天津音樂學院的教授，隨後又與張會長、劉教授夫婦前往長白山及安圖縣府拜會參訪。

到了吉林安圖縣，方知劉大同對長白山的貢獻。劉大同原名劉建封，山東安丘縣人，清末秀才。1896年為奉天候補知縣，1908年奉命率隊踏查東北第一大山─長白山，1909年被清廷任命為首任安圖縣知縣，兼統帶松圖兩江林政局軍隊。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劉大同雖為清朝地方官，卻在安圖舉兵，響應各省獨立，並成立「大同共和國」，宣告獨立，後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興兵征剿，退避奉天。1913年3月在大連起兵討伐袁世凱後，11月亡命東京。

劉大同科學探測長白山

劉大同在安圖縣家喻戶曉，1908年5月28日（國曆7月1日），他奉命率領5名測繪員和16名勘察隊員，踏查奉、吉兩省界線，兼勘長白山和三江（圖們江、鴨綠江、松花江）之源。劉大同認為，長白山山頂是清王朝的發源地，圖們江、鴨綠江又是中韓國界，身為朝廷命官，實有責任前往詳勘，方能不愧對國家社會。

一行人從臨江出發進入長白山，先後兩次登上長白山頂的天池，返回臨江口時，已8月末。歷時3個月的踏查，足跡遍及江岡諸地300多處，為長白山主要景觀和天池周圍16峰命名，並探明圖們、鴨綠、松花等三江源流，勘分吉奉界線，查清中韓國界。先後寫下10萬字的《長白山江岡志略》、即景抒懷的《白山紀詠》。他還向清廷提出《長白三江考略》、《白山調查記》、《勘界說》、《中韓國界說》、《間島辯》及《籌辦防善後十策》等重要成果報告，拍攝41幅照片，製作成《長白山靈跡全影》，給後人留下寶貴的文化資產。為此，劉大同制定方案移民實邊，發展農業生產，建立松、圖兩江森林警察部隊，來保疆衛國，開發森林資源。

百年後的2008年5月28日，吉林省長白山文化協會張有福會長帶領五位相關人員，以一周時間，沿著劉建封一行人所踏查的足跡，重新走進長白山，考察劉建封所記載的人文地理。同年7月1日，又在長白山保護開發區舉行「紀念劉建封踏查長白山100週年」研討會，啟動劉大同詩集的搜集出版、劉大同後人聯繫及安圖長白山文化博覽城興建等工作。

劉大同、陳其美參與革命

1913年亡命日本的劉大同，加入中華革命黨。回到大連後，與吳大洲積極推動黨務，不到4個月，就有17人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9月，劉大同再度到東京拜訪孫中山，期望孫中山等中華革命黨協助他在大連發動軍事活動，他還被任命為中華革命黨東三省支部長。因而1915年1月才有陳其美奉命與戴季陶、山田純三郎到大連，支援劉大同在大連討袁起義。

陳其美留學日本、做過滬軍都督，因討袁失敗而流亡東京，協助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被孫中山任命為總務部長。劉大同做過清朝地方官，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可說是大連地區有實力者。這二位算是民國初年的名人，又是討袁時期的重要領導人物。這段時間，他們的活動地點都在東北的大連，尤其大連還是日本的租借地，陳其美、劉大同在此組黨進行革命，需要有力的日本人士來協助。

藤田禮造(1881-1957)，佐賀人，是一位經營貿易的商人。1903年在三井物產會社上海支店的煤礦部門服務，1912年在大連自行開設「藤田洋行」，經營煤礦銷售，1918年返回日本，在神戶開設「藤田商會」，持續販售煤礦至二戰結束。藤田在大連認識了陳其美、劉大同。

書法是文字書寫的一種藝術，常被人當作墨寶加以珍藏，尤以日本人最愛。因此，藤田家裡擁有這二幅墨寶不足為奇，此外，其家中尚保有孫中山、陳其美贈送的照片。

不為人知的三地情緣

從陳其美書寫的「濟困扶危有心者，亦丈夫也」，以及劉大同的「揚鞭慷慨定中原，不為讎仇不為恩」這二幅墨寶來推斷，陳其美似乎在感謝藤田禮造對中華革命黨伸出援手；劉大同的慷慨揚鞭起義反袁，並非為了私人恩仇，而是對當政者昏庸無能的感慨。因此，推測墨寶相贈時間，應在1914年三人都在大連的這段期間。另從藤田家中保存孫中山等人的照片及墨寶來看，可見他很珍惜與孫中山等人的交流，所以才會將孫中山、陳其美、劉大同送的照片及墨寶特別珍藏。

藤田禮造因討袁活動讓他與中華革命黨的陳其美、劉大同相識，進而架起交流的橋梁。陳其美、劉大同贈予藤田禮造的書法，因授贈者及後人的妥善保存，今日才得以讓它公開呈現。這二幅墨寶雖是件文物，但其背後隱藏中華革命黨時期，三位中日友人如何在交往過程中，記錄著他們討袁活動的奮鬥史，也讓後人瞭解到這段不為人知的民間情誼。

回台後，劉自力教授託筆者幫他尋找在台的二叔劉心源，幾經波折，最後得到海基會副董事長周繼祥的協助，去(2017)7月，劉心源先生的長子劉冠宏夫婦來到台北國父紀念館，鑑賞到他曾祖父劉大同的墨寶，同時也與劉自力有信件往來。劉自力夫婦除邀請劉冠宏夫婦回山東尋親外，也邀請了藤田義弘到山東去玩。義弘先生為與劉大同的後裔見面，這一、二年來，拼命地學習中國話，希望能用中文與劉大同的後裔見面聊天，筆者在此期待他們的願望能早日實現！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副研究員)

民進黨在屏東縣已執政20年，但從屏東縣受薪族平均月薪全台最低，人口持續外移，今年可能得減少一席立委，以及自來水普及率非常低來看，民進黨的政績實在不好，只是一般人並不看好國民黨在屏東有翻盤的機會。

屏東面積超過2,700平方公里，但這個土地大縣的三個指標都很差：(一)受薪族平均月薪僅28,074元，全台最低，比台東、澎湖還少；拿新竹市一人的平均月薪，到屏東縣可以雇用兩個人。(二)屏東縣戶籍人口從90萬遞減至不到84萬，新竹縣因人口成長，正爭取增加一名立委席次，屏東縣卻可能得減少一個席次。(三)屏東縣自來水普及率去年6月才過半，還要再拚3年才可望達到6成，多數人自古迄今鑿井而飲。蔡英文、蘇嘉全都是屏東人，還是總統及立法院長，未免太沒面子了。

可是說也奇怪，國民黨在這裡從總統、立委、縣長選舉，一路輸；立委有三個選區，國民黨未拿到任何一席。國民黨用不分區立委培養的屏東人才蘇清泉、柯志恩，前者於2014年拒選縣長，後者去年10月即表示絕不會選屏東縣長，請國民黨趕快培養年輕人深耕地方。也就是說，民進黨做得再不好，屏東縣朝野政黨間也看不到鐘擺效應。為什麼？

國民黨缺長期蹲點之人

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提名台灣省政府住都局長伍澤元選上屏東縣長，之後，當過立委的曾永權、王進士各選過兩次縣長都落敗。2014年，國民黨空降行政院秘書長簡太郎回鄉選縣長，雖然他口才、學經歷都好，也有大選區選舉經驗；但因長期在台北任官，疏於地方經營，只得三成七選票，大輸民進黨的潘孟安。

民進黨則從蘇貞昌當選屏東縣長起，就逐漸形成接班梯隊，蘇嘉全、曹啟鴻都做滿兩任，繼之以潘孟安。潘孟安已獲提名競選連任，連再過4年的下一任人選也有譜了。地方形容民進黨要選縣長的人已排隊到門口，被點名的有立委鍾佳濱、蘇震清（蘇嘉全侄兒），連當過台北市議員的莊瑞雄都有縣長夢；潘孟安屬意由不分區女立委周春米接棒，等於4名立委都想當縣長。

國民黨在屏東縣沒有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不願戰，只剩原住民立委簡東明在位，卻官司纏身。選舉年到了，四顧茫然，選將在哪裡？國民黨秘書長曾永權當過馬英九的總統府秘書長，卻超沒地方人緣。連敗之下，屏東的藍營只見臨陣怯戰者，竟無一長期蹲點的敢戰勇士。

李登輝時代黑道治鄉陰影

李登輝當總統後，為集中權力鬥倒黨內派系及布局總統直選，運用國民黨資源輸送利益給財團，並收編地方勢力，提供了黑金政治的溫床。許多黑道角頭通過選舉漂白，登上議會殿堂，掌握預算、立法大權，藉干涉警政人事，流氓不再怕警察，最典型的案例就發生在屏東。

伍澤元因李登輝提名，放棄了仕途顯宦的舒適位子，勉力上任屏東縣長；議長由原來的副議長鄭太吉扶正。這名靠夜市地盤、賭場、色情特種行業起家的議長，曾被管訓過，有槍有錢，上了政治檯面後行徑囂張，威壓官員，恐嚇記者，被指控派遣徒眾持球棒闖報社辦事處砸場傷人。1994年更因賭場糾紛開槍殺人，當時死者母親就在現場，為兒子跪求生路竟不可得。

民進黨蘇貞昌因輸給伍澤元未能連任屏東縣長，後來北上當選台北縣長，與記者餐敘閒聊時，最能描述鄭太吉當年為伍澤元競選顧場子、綁樁腳、恐嚇記者的情狀。伍澤元縣長任期未滿，因任職省府時發包的工程，遭民進黨省議員舉發圍攻，吃了官司。鄭太吉被判死刑定讞，在陳水扁任總統後遭槍決。這片黑道治鄉的陰影迄今仍罩在國民黨頭上。

屏東縣缺乏經建資源

國民黨執政時，發展雙北、桃園成工商重鎮；在新竹、北苗投資科技產業；台中彰化有精密機械、中科園區；高雄有化學、鋼鐵、造船等重工業。屏東除了農漁、觀光，創新產業與現代化的腳步明顯滯後，導致年輕世代留鄉就業機會少，在地中小傳產能給的薪資又不高，服務業為減成本大砍人事費，低薪讓人愁。

民進黨在屏東長期執政，未替新產業開路，即使在陳水扁、蔡英文治下，也未得到具關鍵性的經建資源。屏東氣候和地理條件適合發展影視城、醫療生技、精緻農漁業、結合觀光的文化創意產業；但這麼多年來，除了看見放煙火式的消耗預算，未見立足長遠、活潑有力的品牌問世。

從屏東在地的小鎮資訊網站所反映的民意，可察覺許多人對國民兩黨執政都很失望，門前的灌溉水圳仍被畜牧、地下工廠排放水汙染；空氣裡有豬屎味；檢舉劣油案，要去台中告發才能查個明白；眼看官商、政客、樁腳各自抱團，有好處大家分紅，出事了大家包庇，真希望有不屬於綠、藍政黨的能人，肯跳出來給屏東一點新力量。

屏東的選舉鐘需要擺一下

黨政媒體說，民進黨在台南放一顆西瓜都能當選；到屏東，綠營擺一顆石頭也會當選。因為台灣選民不是選賢與能，是選爽，候選人要讓選民感覺爽，能解氣，至於豬屎味？等潘孟安連任再說吧！

屏東33鄉鎮裡，原住民及客家各有8鄉鎮，按人口比率閩南籍占6成，客屬23%，外省、原住民各占8%和7%多；若依傳統指標觀察，南客、閩南都偏綠，選票結構綠大於藍，加上地方選舉一向是「西瓜偎大邊」，愈強的靠攏的人愈多，挺綠已是政治正確。但是公共事務的現實性不會憑空消失，受薪族平均薪資全台最低，陸客減少致墾丁觀光業慘跌，這豈是煙火活動所能遮掩？選舉不就是為了改變嗎？屏東的選舉鐘需要擺一下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