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大選，以國民黨大勝告終，這次勝利除了「韓流」席捲全台外，促轉會的「廠公」們，也算幫了大忙。但國民黨若不解開自己繫上的反共大旗，面對1950年代白色恐怖，它還是會在歷史問題上一敗再敗。

促轉會全名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只是從創立初始，它就被設定為鬥爭工具，一來任意擴大行政機關的權責，二來在時序上明顯僅針對國民黨，張天欽自比東廠、自稱廠公，其實只是剛剛好而已。

由於廠公們意圖透過促轉會介入選舉的會議內情被揭發，導致了國民黨對促轉會強烈抗議，甚至選舉結束後，代理主委楊翠到立院備詢，都遭到國民黨立院黨團的翻桌杯葛。國民黨抗議促轉會的行為沒有錯，可說是國民黨少見的強悍行為，只是促轉會可以杯葛，白色恐怖的史實卻是無法迴避的歷史議題。

共產黨為何可以放下文革

近日大陸剛好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但大多數台灣人只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知道是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偉大成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瞭解共產黨為了走出文革陰霾，做了多麼巨大的努力。文革後的大陸百廢待興，其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文革期間，僅國家機關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就占幹部人數的17.5%，特別是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高達75%，如此多的幹部被冤假錯案所困，給政府施政造成莫大的影響。因此，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抓緊複查糾正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的請示報告》。此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全面展開。

全大陸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直到1985年才算基本結束。總共平反糾正了約300多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平反。正因為有這樣的努力，加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給了毛澤東「三七開」的正確歷史定位，整個共產黨及大陸人民才能放下文革的傷痛，向改革開放前進。

國民黨不該拒絕面對歷史

回到台灣，許多人不解國民黨為何始終身陷泥沼無法脫身？根源就在於國民黨拒絕面對歷史。因國共內戰，1949年5月全台宣布戒嚴，國民黨對島內左翼人士進行大規模的鎮壓與整肅，這便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本來在《戒嚴法》第10條規定，戒嚴時期犯內亂外患等罪者可於解除戒嚴後依法上訴，但在1987年7月解嚴前夕，立法院在6月通過《國家安全法》，其中第9條剝奪了政治犯上訴的權利，這成了政治受難人與家屬對國民黨展開抗爭的情緒起源。

直到1998年，制訂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依此條例成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承辦政治受難者的補償作業，國民黨當局才不乾不脆地開始對白色恐怖進行「補償」。

可是，這種作法與日本面對慰安婦問題的態度一樣，就是想用錢打發一切。對於白色恐怖時期鎮壓過重、株連過多的問題，國民黨並沒有自我反省，也沒有針對錯誤加以糾正。這給了民進黨利用歷史打擊國民黨的機會，於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成了提款機，每到選舉期間便被搬出來提現，國民黨也就在歷史問題前一敗再敗。

自我救贖擺脫反共陰霾

國民黨真正該做的，是為反共劃下句點。或許有人會說，馬英九都與習近平見面了，國民黨如何還能跟反共劃上等號？這個問題從許多藍營談到白色恐怖，開口閉口「你看他們都是共X」、「憑什麼去補償共X」、「當年殺他們是應該的」之類的言詞，以及綠營動輒以反共思維來捍衛台獨言論，就可以看出來反共緊箍咒，始終控制著台灣人民的思維。

這種情形與文革後期有許多雷同，在當時，四人幫雖然遭到粉碎，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仍禁錮人民於錯誤的觀點中，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左傾錯誤，否定「兩個凡是」，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整個共產黨才徹底從文革解放而出，才有改革開放的大步前進。

解鈴還需繫鈴人，反共思想正是今天困住台灣人民的「兩個凡是」，國民黨自己繫的反共大鈴自己不解，對於台灣社會的團結，以及兩岸關係的推進都無助益。也怨不得藍營前往大陸交流，就被獨派扣上「為匪宣傳」、「隔海唱和」、「親中賣台」等，國民黨自己教育民眾的反共口號，只有當國民黨本身跨過了反共這一步，才能把自己從歷史的泥沼中脫困而出。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國民黨該學習許歷農上將一樣，公開宣示「不再反共」，並轉而支持和平統一。國民黨更應敞開心胸，公開所有檔案，找出倖存的政治受難人現身說法，談談自己的「紅色青春，白色恐怖」故事，我想到那時候很多「老同學」們會願意與國民黨走上和解之路。而那些利用犧牲者，吃著死難者人血饅頭的吸血鬼，也將在陽光下無所遁形。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台灣人向來信賴「日本製造」，認為任何商品都是日本的好，不過，近年日本企業頻頻出包，去年10月的制震器數據問題、普悠瑪出軌事件都對台灣造成傷害，台灣人的「日本製造」迷思也該破除了。

台灣上自政府、下至民間，很多人對「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情有獨鍾，什麼都是日本好的觀念根深柢固，這也使得台灣民眾普遍對日本有好感。但事實上，日製產品並非那麼牢靠，而且近年多個著名製造商接連出狀況。在日本，每件幾乎都是頭版大事，國際間也多有追究，但在台灣很少人注意，直到事涉民間權益或生命安全。

日企出包付出高額代價

2015年日本的東洋橡膠工業偽造可抑制地震搖晃的免震橡膠性能，先拉開序曲；2016年三菱汽車為使省油效率看起來漂亮而竄改數據。但日本企業並未提高警覺，到了2017下半年便出現如排班式的連環爆。該年9月，日產汽車被日本國土交通省抓到雇用沒有證照的員工來檢測成品車的安全性，隨後速霸陸汽車也自爆有相同情形，兩廠分別大規模召回116萬輛、25萬輛已出售的汽車重新檢測。驚人的是，日產這種弊端從1979年就有了，長達38年；速霸陸的時間也可能長達30年。日產被痛批道德低下，高層意思執行不徹底。

10月，素有高品質美譽的神戶製鋼所（下稱神鋼）旗下鋁、銅、鋼鐵事業部門竄改產品檢查中強度證明之類的數據，有的是自行取消日本工業規格(JIS)的認證；其機械部門薄膜加工測定值、試作合金的成分值也都有竄改、捏造的情形，可能長達超過10年，甚至各相關單位負責人早就知情且前後任還加以「傳承」。儘管迄今尚未有影響安全的事例曝光，但日本國內外逾500家製造商使用過這些產品，包括美國波音飛機公司，通用、福特等汽車大廠，因此，美國司法部要介入調查，一旦啟動相關程序，通常得花2-3年時間；歐洲航空安全局也要參與調查。此前日本生產安全氣囊的Takata企業（支付10億美元和解）、豐田汽車(12億美元和解)、三菱重工業等9家三菱公司（7.4億美元和解），都曾被美國司法部調查過，付出巨額代價。

11月，非鐵金屬大廠三菱材料方面的子公司三菱電線工業、三菱伸銅、三菱鋁也都發生竄改產品資料的弊端，受害客戶逾270家，三菱還加以隱瞞，非常惡質，影響海外銷售。

問題避震器只出口台灣

在日本，日產、神鋼、三菱所犯的錯，都被視為是鑽法律漏洞而背叛消費者的行為。日本製造業予人的信賴感，被這一連串的品管弊案大大折損。只是這些大案事不關台灣，根本沒人在乎，沒想到2018年10月的兩大案就傷到台灣了。

長期以來，台灣人深信日本的地震研究和高端避震設備。但日本避震器大廠KYB去年10月19日和子公司Kayaba system machinery坦承所生產的避震、制震器裝置，2003年1月到2018年9月，長達15年竄改了Oil Damper液壓減震器的測試數據。通常減震器都會安裝在安全要求較為嚴格的新建大樓，如核電廠、醫院、機場。目前已知日本內閣辦公大樓、財務省、羽田機場、JR東京車站、東京都官廳、東京都立松澤醫院等約千棟建築都安裝了KYB的減震器。其社長證實，唯一外銷地是台灣，且出口給台灣的產品標準低於日本。台灣使用KYB宣傳的建案很多，但建商第一時間都立刻撤下網頁。23日，另一家制震器廠商川金控股(Kawakin holdings)也坦承數據造假，有280套裝置出口到台灣。

當時營建署表示，會發函給地方政府、結構技師公會等，請各縣市清查究竟有多少棟建築採用這些廠商的避震器，內政部長徐國勇也說不會包庇。

普悠瑪製廠承認設計疏失

正當台灣還在議論究竟哪些豪宅中槍之際，10月21日購自日本的普悠瑪列車在宜蘭發生18人喪生、200多人輕重傷的嚴重出軌意外。而還在查到底是人為疏忽或機械問題時，11月1日負責產製的「日本車輛製造」承認，車輛設計有疏失，關閉「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後，不會自動回傳訊息給行控中心，賣給台灣的所有列車都有這個問題，日方願意修復。該設計是台鐵的要求，然「銀貨兩訖」後日本就不管了，直到出了大事才發現。

上述兩案，營建署清查大樓避震器問題，全台6都有33件，結構技師初步認為皆「安全無虞」，沒有進一步追究的意思；普悠瑪事件更令人扼腕，拖到九合一選舉後才公布的行政院調查報告，檢討原因竟是「涉及人員操作、作業程序、機械設備及組織管理等個別層面的問題」，顯然是要把責任推給基層作業人員，對ATP輕描淡寫，完全沒有涉及日本的部分。當局似乎仍在顧慮台日關係，不願像美國司法部那樣調查日企。

相形之下，台灣民間建商倒是學到教訓，了解「最頂真」的日本企業也會犯錯，而且犯的都是大積弊，日企的國際聲譽早就「掉漆」，台灣人的「日本製造」迷思該醒醒了。

2018年大選結束，敗選的民進黨非但沒有調整兩岸論述的跡象，對前來弔唁江丙坤的陳雲林仍多所限制；而勝選的國民黨，也仍維持既有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並未見到更新的論述。

吳寶春在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吳說：「我是一個專業的麵包師傅」、「我很榮幸，很多年輕人因為我的關係走進麵包世界，我有責任為年輕人創造更大的市場」。最後他強調「吳寶春還是吳寶春」。韓國瑜則為吳寶春緩頰，強調吳寶春只懂麵包，不懂政治。

蔡英文同一天表示，吳寶春事件反映出來的是台灣現在所面臨的現象，中國以政治來扭曲經濟和貿易活動，確實存在於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中。她說：「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有人在脅迫下說出幾乎是標準化的台詞，台灣人都看得懂這是政治壓迫，台灣人不會接受，世界上的人也不會接受。」顯然，兩岸國、民、共三黨間一直缺乏互相信賴的基礎，因此，在九合一選舉後如何相互釋放善意，重建信賴為日後互動建立基礎，已成為選後的重要課題。

如想兩岸和解與合作進一步提升，需要各方釋放善意，例如，柯文哲重申兩岸一家親、迴避「九二共識」終究不是長久之道，更遑論柯文哲未來要競逐大位，當兩岸在反獨上沒有共識，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因此，筆者期待兩岸三個主要政黨能各自釋放善意。

對民進黨的建言

筆者深知，民進黨受制於「台獨」神主牌與獨派勢力，要對兩岸關係大幅調整、開放可能性極低，因此對民進黨的期待是希望政府能開放民間、城市與政黨間交流管道，增加相互了解，並且不攔阻可能在今年進行的國共論壇。

（一）開放城市交流限制：由於在此次地方選舉中，藍營獲得15縣市的勝利，代表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在台北市獲勝，為了讓地方經濟活絡，在可見的未來各縣市均會模仿台北市與大陸城市進行交流，執政的民進黨應該盡量開放讓兩岸城市交流互動，在人員進出與舉辦活動上盡可能給予協助，對於民進黨籍市議員參與活動也不應加以攔阻，甚至民進黨執政的6個縣市也應鼓勵其與大陸城市進行交流，以增進彼此了解。

（二）不攔阻國共論壇召開：改善兩岸關係讓台灣經濟走出活路，已經是台灣多數民眾共同的心聲了，經過這次選戰後，藍營獲勝的各個縣市長都已經蠢蠢欲動，希望跟大陸建立緊密的關係，但如果各縣市各吹一把號，對於整體的兩岸關係長遠發展，並沒有太大的好處，因此，兩岸間有一個統一的對話窗口實在有其必要。

去(2018)年受限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無法親赴大陸，行之有年的國共論壇中斷，使得兩岸失去一個積極對話的機會。建議民進黨政府面對今年吳敦義可能提出的申請，不要再加以阻撓，以確保國共論壇能順利舉行，對於新政局及兩岸關係應有所助益。這也同時可以向民眾宣示願意檢討兩岸關係，可以向國共兩黨釋放善意。

對國民黨的建言

筆者對未來可能扮演兩岸重要橋梁的國民黨，也有四點期待。

（一）「九二共識」需要深化論述：吳敦義主席選後談到「九二共識」時表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其中的「各表」，就是「你表你的，我表我的。你不能在陸方的面前講一中各表，公開講這個不行。」媒體詢問，「一中各表」會是「各表一中」嗎？吳敦義說，「當然不是各表一中，是一中各表」。但最近一份四位政治學者所做的項民意調查中，發現台灣民眾對「九二共識」竟有四個完全不同的認知，因此，國民黨有責任對「九二共識」做深化詮釋，以凝聚台灣與兩岸的共識。

（二）馬英九強調的「親美、友日、和中」策略應調整：首先在對中、美、日關係順序上應做調整，兩岸關係應該優先於對外關係，因此是否可以調整為「和中、親美、友日」為政策方向。

（三）對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應做出調整：由於大陸官民對於其中的「不統」是有疑慮的，因此選前馬英九提出｢新三不｣，即「不排斥統一，不支持台獨，不使用武力」，又引起台灣內部爭議，除了獨派人士批判外，國民黨內也有不同的意見，筆者建議可以將「不武」放在最前面，用「不使用武力、不支持台獨、不排斥統一」，以期減輕兩岸朝野的疑慮。

（四）避免過度傾美的傾向：台灣選舉後，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與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江啟臣，先後赴美說明選舉後當局的兩岸政策立場，有大陸學者認為，台灣當局向美國「彙報」的意味明顯，而國民黨居然也向美國「彙報」，顯然是想諂媚美國。因此，筆者建議國民黨應該由中央黨部統一口徑，對中美台關係做出說明，同時避免向美國過度傾斜，以向大陸當局釋放善意。

對大陸當局的建言

對於大陸當局，筆者同樣有所期待，習主席在十九大演說有關對台政策的談話中，除了一貫反台獨的立場外，特別提出「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其中，有關分享大陸發展機遇與給予台灣民眾居民待遇最受到矚目。但這仍屬於經濟層面，大陸當局欲獲得台灣民眾的心，在對台交流活動、經貿政策、青年政策等方面應該做更進一步的修正，才能改變台灣民眾的觀感，以下試分別說明。

（一）交流活動策略—縮小打擊面、擴大交流面：2015年國台辦曾說，絕不允許少數人一方面在大陸賺錢，另一方面卻支持台獨分裂活動，破壞兩岸關係。北京當局的想法及作法可以理解，但建議應該縮小打擊面，除了對鐵桿深綠台獨人士加以限縮外，對於僅是態度上同情台獨者應擴大交流面，讓他們多認識大陸，秉持「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精神，讓他們多了解大陸的進步，參與大陸發展機遇。同時，類似周子瑜、吳寶春等事件，受大陸網民抨擊時，台辦系統也應該適度給予緩頰。

（二）經濟貿易策略—取消買辦階級、參與大陸發展：習近平說應該「讓台灣民眾參與大陸發展機遇」，過去大陸對台經貿雖有很多優惠策略，但因發生來台灣採購面板後又停止採購；買了台灣的水果和虱目魚後，這兩年又急速凍結；對台採購又多透過特定「買辦」；這種種現象讓台灣民眾的觀感並不好。最近又流傳「窮台政策」，雖非官方提出，但仍使台灣民眾產生反感。

筆者建議，大陸應該持續對台灣採購，但可以做逐月、逐季或逐年檢討，更重要是減少「買辦」壟斷，而直接和廠商或者是農漁民接觸。至於「窮台」一詞，也希望國台辦有機會做適度的說明與解釋。

（三）青年與基層策略─改善優惠方式、加強新媒體運用：除了應持續目前給予台灣青年就業、就學與創業優惠及給予居民待遇外，筆者建議，大陸方面應該設法多使用台灣青少年習慣的臉書或Line等新媒體運用，加強與台灣青少年的接觸，如果在現有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也應該加強大陸微信或QQ在台灣的推廣力度，讓兩岸青少年有管道直接接觸。

最後，筆者期待兩岸當局及國民黨能對彼此釋放善意，以突破當前兩岸的僵局，當然，以上建議只是野人獻曝，謹供參考。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40年前，中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兩岸關係從此進入和平統一的發展階段。40年來，不管形勢多麼複雜、艱難，兩岸敵對僵持的局面已被打破，促進交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兩岸民眾的共同語言與追求。

40年來的巨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上。1979年前，台灣當局對大陸實行「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兩岸軍事高度對峙。「告台胞書」發表後，大陸率先做出調整，促使兩岸緊張關係走向緩和。1980年代台當局宣布解除「反共戡亂戒嚴令」，1990年代以「一國兩區」定位兩岸關係，作為處理民間交流事務的機構─海基會、海協會隨之成立。

1992年兩會達成「九二共識」，促進了兩岸民間交流的活躍。2000年民進黨上台，兩岸重現劍拔弩張的局面。所幸2005年國共兩黨就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重要共識。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兩會制度性協商機制得以恢復，並先後舉行了11次會談，簽署了21項重要協定，國台辦與陸委會建立起兩辦聯繫溝通機制，兩岸政治接觸獲得突破。2015年「習馬會」的舉行，更將兩岸政治關係發展推上一個新台階，為和平解決兩岸關係展現出光明前景。

（二）經濟上。1979年兩岸經港轉口貿易額僅為0.77億美元，相互投資為0，但到2016年底，兩岸貿易總額已達1,796億美元，大陸累計批准台商投資項目9.88萬件，實際使用台資646.5億美元，對台投資約12億美元。目前，大陸已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與最主要的投資對象，台灣則成為大陸第7大貿易夥伴，第7大出口市場和第6大進口來源地。兩岸經貿交流有利於大陸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也有利於台灣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順利度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衝擊，堪稱「互補互利、互惠雙贏」。2008年隨著直接三通的實現，兩岸加速形成「一日生活圈」，經濟交流更加便捷。互聯網的普及更為兩岸經貿一體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文化上。從文學藝術、教育科技、衛生體育、新聞出版到宗教民俗信仰、鄉村社區建設，交流途徑由暗到明，交流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樣，領域不斷擴大。2008─2016年間，兩岸有百多所高校簽署了校際交流合作協議，每年各有上千名學生赴對方學習，台灣有上萬名學生來大陸參觀交流；兩岸科研機構和團體定期舉辦研討會；文化界經常共同組織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演藝界人士互到對方演出，合拍影視作品成為常態；體育交流呈現多層次、全方位的發展態勢；兩岸互派記者到對方駐點採訪成為常態；兩岸出版界以合作辦展、委託出書等方式開展交流；兩岸民間信仰團體經常到對岸進香朝拜、舉辦文物展、講經弘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台灣組織龐大的代表團參加北京奧運會，兩岸體育健兒同享「主場優勢」。

（四）社會上。兩岸從「老死不相往來」發展到民眾直接全面接觸往來。1987年台灣開放返鄉探親，打開了兩岸人員往來的大門。1988年台約43.7萬多人次來大陸探親，以後逐年增長。2008年台灣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之後兩岸人員往來人數倍增，2009年首次突破500萬人次大關，2015年達到創紀錄的985萬多人次，其中台胞來大陸約550萬人次，大陸同胞赴台435萬多人次。兩岸政黨、民意代表、民間社團、縣市鄉鎮行政組織、少數民族之間的交流非常活躍。

隨著兩岸各項交流深入，出現了一批因經商、求學、通婚等原因經常奔走於兩岸，或在對岸常住的「兩岸人」，據稱這部分人現有約100萬左右，兩岸通婚約38萬對。

總之，40年來兩岸交流互動是全方位的、空前的，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為解決歷史遺留的兩岸政治關係難題進行了有益的摸索與實踐。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追根溯源不外乎如下原因。

兩岸全方位交流的原因

其一，兩岸同胞同文同種、血脈相通、地理相連、命運休戚與共。台灣的發展從根本上脫離不了大陸。大陸好，兩岸關係好，台灣才能好。1979年後兩岸關係逐漸緩和，各項交流逐步擴大，特別是2008─2016年步上和平發展軌道，給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生機活力，創造了互利互惠雙贏的成果，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民族的願望，故有著巨大的內在動力。

其二，大陸自1979年後推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政策，解放了大陸的生產力，綜合實力不斷發展壯大，2010年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列，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兩岸經濟民生差距日益縮小。大陸提出建立「一帶一路」倡議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積極開展睦鄰外交和全方位外交，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肯定，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空前增強。這些對台灣均產生了積極正面的影響，為兩岸關係發展注入強大的引力。

其三，大陸對台政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和平發展為主題，宣導「兩岸一家親」，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振興中華，對台工作方法日趨務實、細心、耐心和接地氣，兩手並用取得成效。譬如：針對民進黨執政推動「法理獨立」，大陸制訂了《反分裂國家法》，有效擊退台獨勢力發動的一系列攻勢。大陸先後採取一系列惠及台灣同胞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去年以來發布實施了力度更大的31項措施，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了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體現了大陸願意率先與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的誠意，受到台灣民眾的普遍歡迎。

其四，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沒有台獨的生存空間。隨著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日益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重要，話語權和影響力越來越大。台獨勢力幾次三番想在國際上挑釁「一中原則」，結果不僅四處碰壁，而且處境越來越糟。蔡英文執政僅2年，台灣就掉了5個「邦交國」，目前僅剩下17個，而且整天提心吊膽。

離和平統一目標不遠了

總之，兩岸同胞是兩岸關係的主人，其意願決定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與路徑，但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還是在於大陸的發展進步。事實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台灣的前途和出路只有一條，即與大陸聯手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促進中華民族復興，完成國家完全統一。

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到一個新時代，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都更加具備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基礎和條件。

令人遺憾的是，民進黨及其所代表的勢力仍在堅持台獨意識形態掛帥，堅持反中去中排中，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並處處給交流設限，致使兩岸關係重現緊張對峙狀態，台灣經濟民生發展難題受此牽連一籌莫展。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反映了台灣選民對民進黨的執政理念和表現深感失望已忍無可忍。儘管民進黨還掌握著台灣的執政大權，也還在謀劃反撲固權，但可以肯定的是，該黨一日不改變錯誤的兩岸政策，台灣就一日沒有好日子過，台灣人民淘汰民進黨只是遲早的事。

兩岸用了將近40年的時間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再有40年，難道還不能實現和平統一嗎？

(作者係台灣研究會前副秘書長)

2018九合一選舉後，台灣政治版塊鼎足而三，短期間柯文哲雖銳氣難擋，但中長期不可能持續，日後是否會有第四勢力出現，值得觀察。

九合一選舉後，民進黨一敗塗地，超乎選前各方想像。綠營出身、如今以白派自稱的柯文哲則真正體現了「台灣最大尾」的氣勢。「白綠合作」或「白綠和解」之聲在民進黨內民意代表圈裡響起。蔡英文有連任的壓力，在形勢上沒有柯文哲的幫忙，或者柯文哲最終跳入參選2020，蔡的連任只能是一場殘夢。

面對民進黨柯占有優勢

蔡英文為了連任，勢必要搞好與柯文哲的關係，為此主動約見柯文哲。外界認為蔡主動約見代表釋出最大善意，對此柯說「我是無所謂啦，…我是說我都可以啦。」這兩句話透露著，柯心裡清楚，他目前面對蔡與民進黨處在上風上手的位置，已有端起來的樣子。

12月13日柯蔡會，蔡英文幾乎是滿場笑容可掬對柯，柯郎心似鐵，幾乎是眼睛不看蔡，撲克臉孔自始至終，強弱之勢立判。柯迴避眼神與蔡交會，冷面以對，不就是因為自己正在思考2020的戰略布局嗎？因此，媒體問柯「2020年會支持蔡總統連任嗎？」柯則說「像你這種題目，我一定不可能回答的」。

柯蔡會後，柯輕鬆地答覆記者說，「沒有和解不和解，公事公辦就好。」可見，柯目前已經不把蔡放在眼裡了，但基於禮貌，還為了表演給綠營群眾看，拉攏更多綠營的支持者，他會對蔡很客氣，這其實是一種對蔡的軟性凌遲。蔡及其黨徒何曾想到會有今日，而且來得如此之速？

柯與藍綠鼎足之勢已成

總之，柯文哲目前有逐步走向落實他在2017年8月14日《中國時報》發布的專訪中所言之路：「我最驕傲的一句話，從今天開始，由我來重新定義什麼叫政治人物。」他的野心明顯變大了，事情正在變化。綠營媒體《美麗島電子報》11月30日才公布的〈2018年11月國政民調〉，柯文哲的信任度達63%，持續維持在相當高的水平，比較各家民調，應比韓國瑜還高出幾個百分點。柯目前的姿態應該是有一定底氣的。

大家最感興趣的是柯文哲選不選總統。對此，柯12月6日受訪時表示，現在的態度是「你們都不要吵我，明年6月再問我。」 在這之前還有要做的事。顯然，他不是不想選，只是還不到說定的時候。柯系人馬陳思宇將請辭觀傳局長參加台北市立委補選，12月14日下午提出辭呈，還說「我會跟阿北（柯文哲）說，我會在中央等著你。」意思很明白。

然而，柯文哲的陣營與當年宋楚瑜陣營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一人秀」。就此點而言，柯陣營只靠柯一人做秀的成分遠遠高於當年的宋陣營，宋當年手下還有一個穩定的團隊，柯沒有，只有一些童子軍，年紀比當年阿扁身邊的童子軍還輕。顯然沒有一個可擔負重任的執政團隊。

綠營暫時趴下

11月30日TVBS公布的國內12名政治人物排行榜，依名次排列為：韓國瑜62%、柯文哲61%、鄭文燦58%、侯友宜54%、朱立倫與林佳龍均為43%、馬英九36%、賴清德27%、蘇貞昌26%、陳菊25%，吳敦義18%排名11，蔡英文15%新低，排名吊車尾。

12月3日公布的《ETtoday（東森）新聞雲》最新的「2020總統選舉調查」結果顯示，柯文哲若選2020總統，有27.5%的民眾表示支持，排名第二的朱立倫只有10.3%的民眾支持，蔡英文更僅得7.8%的民眾支持，賴清德則獲7.0%民眾支持。

這些民調在在顯示，蔡英文連任之路前途多艱，已近乎不可能成功，賴清德提早報銷，連綠營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都唱衰，就可見民進黨2020輸面很大。民進黨2020似乎總統位子保不住了，立委不過半的雙輸局面已難避免。

然而，以民進黨自我批判的能力遠遠大於國民黨的程度來看，該黨要在台灣完全衰敗、不能再起，幾乎是不可能的。民進黨2020之後依然會是一個積極活動、有影響力的政黨。

藍營內外危機四伏

國民黨自2014與2016大敗之後，不曾進行任何具正面意義的改革，反倒出現令台灣人民痛恨的嚴重違反民主正當性的「換柱」與主席以人頭黨員當選的疑雲，此次提名，依然有多起不照自己載諸明文的規矩辦事，以致造成數起分裂。這種勝利非自己出，不可能持續，不言可喻。

選後黨內鬥爭隨即開始，「馬朱配」或「吳朱配」的放話、王金平自道基層有勸進之聲、中生代砲轟老一代、羅智強宣布積極參與2020總統大選以改造國民黨、蔣萬安與江啟臣搭配競選黨內提名、中生代放話秘書長辭職、秘書長將由中生代接任、……等等的傳言，都不會是無風起浪、空穴來風。羅智強與吳敦義的愛將李哲華為全民調對嗆可是有目共睹，在在可以嗅得出黨內鬥爭激烈的氣息。這對2020會有何種衝擊，很難說。

藍營此次大勝屬於自身的首要積極因素，恐怕非奇蹟似地突然竄起的「韓流」莫屬。然而，若是韓在一年內頻頻出錯，就像選舉過程中多次亂講話，以及輕率宣布林國權出任原民會主委一般，情勢對國民黨就可能開始逆轉。當「一人救一黨」的選舉風潮不能落實為政績時，就有可能反轉變成「一人毀一黨」。

除了「韓流」之外，國民黨的勝選主要是依靠派系運作，依然停留在過去潰敗的老路上，連韓國瑜都說了「別把地方派系污名化」這樣的話，可見國民黨老醬缸中的地方派系酵素威力依然無比強大。如今還和地方派系深相結納的國民黨一定會很快再敗，應無懸念，但2020未必。

若柯文哲不參選，因民進黨新敗不久，縱使柯為其抬轎，未必能將自己的受歡迎程度轉移給民進黨候選人，國民黨有得一拚，勝面大得多。若是柯自己參選，如無特別意外，國民黨的勝選機率便不大了。

大陸政策可能出現變動

柯文哲早在8月初就明白表示，藍綠的兩岸政策都不行，而兩岸關係是台灣頭等重要的政治問題，可見他早有藉此為突破口，一舉擺平藍綠的企圖。

12月10日，柯提到最近看到的一個笑話，「有人說支持『九二共識』，原因是『九二共識』是在講『一邊一國』，…，其實大家也不曉得裡面是在談什麼東西。」

柯文哲絕不是插科打諢。其實，已經在用他的笑話，教育支持者，一併否定藍綠紅三方各自對「九二共識」互有矛盾的定義，讓「九二共識」迷糊化、矛盾化、相對化，最後就變成一句不知所云的廢話，由他掌握話語權。焉知該笑話不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針對2020，這必定是最敏感的議題，柯已經出招了。

蔡英文為了連任，極可能調整原先的大陸政策。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11月22日重申，「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庸置疑的客觀事實」，這其實已與蔡的說法有出入，言外之意是，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12月11日邱垂正又表示，「中國強迫台灣接受其『一中』的『九二共識』，並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空間。」似乎話中有話，與蔡英文11月18日的「台灣就是台灣」說法調門不同。是否會調整，必須過一段時間才清楚。

2020的關鍵在兩岸政策

藍營則因此次大勝，吳敦義在兩岸關係上再度回到「你表你的，我表我的」的「一中各表」，忘了自己才在2018年5月22日親口提到，《憲法增修條文》「最終目的是國家統一為原則」。又主動把自己退回到與民進黨同槽的角落。如果民進黨大膽調整兩岸政策，最難堪的將是國民黨。

無論如何，台灣大選最關鍵的重點應該在兩岸政策，這始終是台灣政治重大轉折必會觸及、最難處理、最敏感、最能觸動人心的議題。藍綠紅三方涉入兩岸已久，如今卻被晚出道甚久的柯文哲以一則笑話一併消遣，真令人不勝唏噓。看來藍綠紅三方都應該省思其政策哪裡走錯了？及早補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2018年11月的選舉結果讓人跌破眼鏡，其中之一是國民黨7位女縣市長候選人全部當選。4年前當選的女性縣市長只有兩位，歷屆也從未超過此數。7位占了島內19縣市長近四成，為台灣女性參政寫下新頁，在國際上躋身前列。

不只縣市長，女性民意代表也締造佳績，新北和高雄女議員達到39%，台北38%，新竹和屏東等35％，連偏遠的台東也有30%。全部超過婦女保障名額的四分之一。

婦女參政運動與保障名額

中華民國憲法(1946)保障女性民代當選名額，1955年實施後，女性鄉鎮民代由不到0.2%升至8.6%。之後女性參政實力日增，10%的保障反倒成為政黨提名女性的上限。1990年代婦女團體經激烈地討論，設定以進階方式達到最高保障40%的目標。

1989年底婦女團體開始關注選舉，公布立法委員問政評估，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主張普設公立托兒所、婦女庇護所、實施彈性上班制等，標榜性別政治。1994年，台北婦女新知協會在理事長紀欣的領導下專設「婦女參政小組」，致力於提升女性參政。當年有大法官任命、北高兩市市長、市議員選舉，協會乃三管齊下，先後呼籲：(1)大法官有一定女性比例，且大法官必須有兩性平權意識。(2)提出「女人選女人」、「送女人進議會」口號，進行催票。(3)舉辦婦女參政生活營，講述婦女參政的重要性，訓練女候選人發表政見，並進行假投票。

1995年立委選舉，提出「政治是女人的事」、「婦女參政非夢事，女人連線非弱勢」，公布「最佳女選民」投票策略。同年8月第二屆參政營舉辦「政壇傑出婦女之夜」，出席者超過300人，更有各黨女性精英30多人應邀出席。晚會上，美國婦運先鋒傅里曼(Jo Freeman)演講美國婦女參政史。傅里曼針對大家關心的婦女保障名額存廢，提出了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的概念：有共同理念的成員至少應占四分之一才可能成功，台灣婦運也因而找到了將保障名額推向四分之一的新目標。

後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皆採取四分之一代表制，民進黨是每滿四人需有一名女性，國民黨則是女性不得低於四分之一。1998年葉金鳳任內政部長，應婦女團體要求，於《地方制度法》中，保障婦女在地方民代選舉中每滿四人，應有一名。1999年婦女團體再提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主張。2004年立法院通過國會改革修憲案，強制要求不分區立委各政黨女性當選人不得低於二分之一，2008年女性立委增至30.09%（2004年20.89%）。此後逐屆遞增，2016年達到38.05%。

其他國家的性別比例制

與男性並肩參與公共決策是全球婦運的共識，但男性久握公共資源，女性難以競爭，性別比例制遂成了最快速的補救方法。1980年代，瑞典、荷蘭等要求政黨提名時自動保障女性人數(party quotas)，1990年代後，南美和亞非國家採用保障當選人數的法定比例制(legal quotas)。保障名額或性別比例制可以提高女性人數，可是，若個人未能掌握政治資源，單以性別因素獲選，仍可能流為男性派系的傀儡。不過，當女性人數突增至相當比例（1/4或1/3）就可能對組織文化造成「性別衝擊」(gender shock)，改變民意機關的政治體質。

瑞典僅由各政黨自定提名的性別比例，但因其婦女地位厚實，仍然提高了女性當選人數；未採任何保障制的丹麥和芬蘭，也因女性地位高，當選比例並未落後，保持40%上下。

南美、亞非國家設定的法定當選比例大部分在30%上下。哥斯達黎加國會女議員因而從19%躍升至35%，阿根廷、南非、盧安達等也都躍居全球前列（40%以上）。巴基斯坦、印度等地方議會女性增至三分之一。議員人數增加未必能立即增強女性的群體力量，卻迫使政黨認真考慮提名女性，修正刻板性別印象。

美國期中選舉女性破紀錄

美國去年11月6日的期中選舉將126位女性送進國會，超越現任的104位，28位眾院新人也勝過1992「女性年」(Year of the Woman)的24位，破了歷史紀錄，2018因此被稱為「女性年2.0」(Year of the Woman 2.0)。

美國是少數未採性別比例制的國家，2018年雖是前所未有的勝利，但女性國會議員仍只占23.6%，排在全球百名之後，9位女性州長比現任的6位增加了50％，卻也只占總數18%。

美國婦運者不爭取保障名額，卻始終不懈地在體制外活動，1984年民主黨首度推出女性副總統候選人費拉若(Geraldine Ferraro)，提升了女性形象和大眾期望，可惜敗選，女性國會議員也未能突破5%。民主黨女性於1985年組織Emily’s List，募集款項，培養女性從政，也創造了民主黨女性遠高於共和黨的當選率。

影響1992年選舉的因素很多，經濟衰退對現任者不利。國會又爆發了議員濫用公款的醜聞，現任者受到唾棄，選民想要換人，而墮胎合法化也到了終需一決的地步。最震撼人心的是1991年大法官被提名人湯馬斯(Clarence Thomas)的公聽會：他被布希總統提名後，昔日助理、時任法學教授的希爾(Anita Hill)指稱曾受其性騷擾。希爾通過了測謊，湯馬斯則拒絕受測。公聽會現場經電視轉播到全美家庭，觀眾看到14位清一色男性參議院司法委員對希爾毫不留情的敵意。事後有7位女性民主黨眾議員公開遊行，表示抗議，也無人理會，點燃了女性選民要求改變的怒火，也掀起了女性參選的浪潮。選後女議員增加到有55位(10.3%)，也創下兩位加州參議員皆為女性的紀錄，其中包可士(Barbara Boxer)是Emily’s List創辦人之一，她連任至2017年，以77歲高齡退休。

#MeToo激發美女性參選

從2006年展開的#MeToo運動，到2017年底，成為女性爭自由的全球反性騷擾運動。川普上任時，歧視女性的言行引發了美國歷史上單日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稱為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也擴散到全球。川普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重演湯馬斯舊事，再度引發女性社群的憤怒和大量女性參選。此時民間組織和電腦網路都發揮了很大的催票功效。

2018期中選舉刷新了許多紀錄，南達科他州選出了該州有史以來第一位女州長，她主打經濟牌，承諾持續免徵所得稅，對性別議題並不感興趣。亞利桑納的民主黨女性參議員席納瑪(Kyrsten Sinema)是公開的雙性戀者，標榜國家重於政黨，擊敗爭取連任的共和黨對手。

眾議院首度出現兩位女性原住民議員（其中一位是公開的女同性戀）；另外首開先例的是兩位穆斯林女性（一位是新移民之女，一位是新移民），以及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員(29歲)，她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十連任的男性老將。

當人民不願再忍受父權官僚的貪腐濫權時，有新視野、新觀念的女性出來參選，往往給了選民新的選擇。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台北市YWCA董事）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獲得大勝，一掃2014、2016兩度敗選的陰霾，尤其這是在黨產遭清算後，國民黨還能以有限資源贏得選戰，對黨內士氣無疑產生極大鼓舞。只是，國民黨能乘勝追擊，一舉在2020奪回執政權？

九合一勝選後，國民黨內多位有份量的人士已開始放眼2020年總統大選，希望乘勝追擊一舉奪回執政權。於是乎，甫當選的縣市首長都還沒就職，各路人馬的放話與布局卻早已浮現媒體。

然而，2018的勝選是否必然可以延續為2020的佳績？有心問鼎大位的領導人，在全黨上下沉浸於勝選的愉悅時，必須以更冷靜的態度進行理性評估，萬不可被勝選沖昏了頭，最後無法達成政權再次輪替。

期中選舉常對反對黨有利

2018的地方選舉是在總統就職後的兩年舉行，形式上相當類似美國的期中選舉。根據美國長期累積的資料觀察，選民常傾向利用期中選舉，透過支持反對黨傳遞對執政者的警告。故而，自上個世紀初以來，美國所舉行的28次期中選舉，執政黨能同時贏得參眾議員席次者，竟只有1934年的羅斯福總統，與2002年的小布希總統。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選民的投票傾向也可能複製到台灣版的期中選舉。換言之，基於人性，2018的選舉「註定」會對在野的國民黨有利。

期中選舉不等於總統大選

期中選舉民進黨敗選，是否牽連蔡總統的連任機會？答案恐非必然。

由美國執政黨在眾議院輸掉50席以上的案例做觀察，如威爾遜的民主黨在1914年大輸61席，羅斯福在1938大輸72席，杜魯門在1946年大輸54席，克林頓在1994年大輸54席，歐巴馬在2010年大輸63席，但上述幾位總統依然在兩年後的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選（杜魯門小勝為例外）。可見以期中選舉結果預測兩年後的大選，誤失率將極為可觀。

台灣與美國不盡相同

與美國不同的是，國民黨這次大勝所贏得的並不是只出張嘴的國會席次，而是實際掌握地方資源的都縣市首長。在黨中央財力空虛的情況下，國民黨高層或許樂觀地認為，這些新當選的地方首長，可以利用地方資源，幫助國民黨在2020年奪回執政權。但這種想法未免過於一廂情願。試想，民進黨在過去兩年都敢違憲違法地以黑機關凍結國民黨的所有財產，未來又哪有可能坐視地方政府動用公共資源為特定政黨效力？

反之，掌握地方政權當然也需承受各種施政毀譽，國民黨的地方首長若不能戒慎恐懼，未來甚至可能喚醒民眾對國民黨的負面印象，成為2020年的選戰包袱。

民進黨無法凝聚綠營選票

與過往選戰比較，民進黨這次大敗，或許可以歸罪於某些傳統議題因民進黨執政而難以發揮。例如，過往民進黨總在選舉中指稱國民黨財大氣粗，有效激發基層民眾的階級對立情緒，從而轉化為反對國民黨候選人的選票。但自從全面執政以來，民進黨轟轟烈烈的「東廠」、「西廠」早就把國民黨抄到一窮二白，這類文宣幾乎在此次選戰中完全消失。偶有「陸資」傳聞，或柯文哲譏刺對手隱瞞帳目，但已無法激起任何共鳴。

另外，統獨議題或兩岸關係也是民進黨慣用的分化策略。但面對中美關係劍拔弩張，與兩岸急凍所造成的經濟萎縮，執政的民進黨不得不在這類議題上克制。選前雖有美國官員幫腔指出中共勢力介入台灣選舉，民進黨也有人老調重彈指控國民黨候選人會「賣台」，但缺乏中央強力的言詞唱和，這些指控最終只能流於選戰花絮，無法成為凝聚民進黨選票的黏著劑。

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打著「反服貿協議」的「反中」大旗，民進黨若加計柯文哲，已成功凝聚超過半數的支持，大勝國民黨的41%。但這次選舉，由於黨中央不敢操弄統獨，加上國民黨候選人，如韓國瑜，聰明地避談兩岸議題，使得民進黨的分化策略完全無用武之地，造成其得票率跌到不及四成。

由於缺乏統獨議題的激化，這次選舉的投票率也稍低於2014年，有理由相信，這些沒出來投票的應該不少是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彷彿不罵國民黨金錢綁樁或賣台，民進黨就不懂得選舉似的。

民進黨會力拼2020

但民進黨斷不可能在這次敗選後便準備等著國民黨接收政權，尤其美國期中選舉的歷史也鼓勵他們，這次的失敗無法預告2020年的可能結局。由於2020年的選舉涉及決定兩岸關係的總統大位，且政黨生態的改變也使得其他傳統議題無法繼續操作，不難預測，民進黨鐵定會在未來兩年內，集中全力聚焦一些更大膽的兩岸政策，挑起統獨意識與族群對立，並強化支持者對民進黨的認同。

在中美對抗的氛圍下，民進黨激化兩岸關係必會得到美國的支持。為了掣肘中國，美國政府可能會更公開地採取一些動作支持民進黨政府，例如允許台灣領導人首度借道華府、或大幅開放武器售台等，這些自然會有利於加強民進黨與大陸對抗的信心。故而，「人進得來、貨賣得出」的口號雖挫敗了民進黨2018的選情，但若以為民進黨將因此往中間溫和靠攏，則恐怕大大錯估情勢。「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可能取代蔡英文成為民進黨2020年的總統候選人，便是個不容忽視的指標。

如果這是民進黨在2020年可能提出的選戰布局，我們不禁要問，國民黨大老們在爭搶提名之餘，是否已在議題上做好準備？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美中關係正常化邁入第40年個年頭。40年間，北京的政經實力提高，威脅到美國的領導優勢。台灣也從追求國家統一逐漸朝向分離大陸。唯一不變的是，美國對兩岸的影響始終巨大，雖說不當調人，卻影響著兩岸未來的發展。

上海公報為三邊關係基礎

尼克森總統與北京在1972年簽訂了《上海公報》，這份重要的外交文件影響了往後數十年的美中台三方關係，其中的「一個中國」，許多人爭論美方究竟是「認知」或是「承認」，以探求詮釋美國的立場，從而為論述美中台三邊關係，但無論如何，美國不反對「一個中國」才是最關鍵的。

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77年2月8日，剛剛上任的卡特總統第一次見了當時中共派駐美國的聯絡處主任黃鎮，寒暄幾句話後，馬上就對黃鎮說，《上海公報》是中美關係的基礎。

卡特短短的一句話，就把美中關係發展初期階段的重要奠基給勾勒了出來，《上海公報》最核心的就是「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至於這個中國的定義，在季辛吉與周恩來等人談判時，似有意含混地提出。北京自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一個中國」，但美國並未明確表達這個意思。可以確定的是，自尼克森、福特以來，到卡特，歷任三位總統，美國信守《上海公報》，持續與北京擴大發展關係。

台海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聽完卡特的話，黃鎮也明白地對卡特說明北京的立場，如何解放台灣，採取武力或其他方式，那是我們的內部事務，外國勢力無權干涉，一如我們不會干預他國的內部事務，如果能夠和平解決那很好，但如果台灣有一群反革命份子，則除了動武外別無他途，但何時進行很難說。

在這場會面中，黃鎮也提到中方堅持關係正常化的三項前提：美國必須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卡特回答黃鎮，美國知道中國的立場，這些已經多次向美國表達。我們相信台灣問題必須由兩岸人民解決，沒有什麼比看到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更讓我們感到高興。我們了解這是個內部事務，但我們長久以來希望與期待這個問題可以和平解決。

美國雖積極與北京發展關係，但內部同情台灣的聲音一直沒有少過，主要是關心台灣的生存發展，這在季辛吉主導美中關係開展時，大概就已經把對台灣的根本立場框好了，即使在美中關係正常化下，也不表示台灣自動地被北京控制。

美堅持兩岸問題和平解決

根據國務院的解密檔案，1973年10月3日，國務卿季辛吉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會談。根據會談紀錄，季辛吉請馬康衛向蔣經國與其他人轉達他的問候，他對台灣的人民非常景仰，他很遺憾在台灣的中國人受到某些打擊，他對於美國必須採取的行動，也感到心中淌血般的難過。季辛吉說，假如我們不這樣做，美國就會分裂。我們在1971年必須採取行動。

季辛吉表示，我們沒有背棄台灣，這個態度現在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但是，我們將完全承認北京，在1980年之前可以完成，或許在1975年會開始某些作為，我們不會把台灣逼到牆角。如果台灣希望如此，我們的作為包括確保有強制力的法律，以維持台灣保持持續的分離地位。

馬康衛說，這當然要假設台灣沒有挑釁的舉動，例如宣布台灣的分離地位。季辛吉答說，的確是如此，不可以有挑釁。可是，現實上，他們可以保持分離的地位，假如我們採取行動，會確保台灣不會自動地淪入大陸的控制。例如，我們可以安排美國與台灣的防禦條約不會失效，或是失效後，在某些情況下防禦條約可以自動回復有效。

季辛吉也不忘批評日本對台灣的算計，日本不想負擔成本，只想平白享受成果，日本曾在1972年建議，日本可在北京代表美國利益，美國可在台灣代表日本利益。馬康衛說，希望北京不會決意對台灣進行經濟壓縮。季辛吉表示，這不太可能，他懷疑北京會全面窒息台灣的貿易，假如有這樣的舉動，讓台灣無法生存下去，日本會採取行動，我們也會。

從國務院的記錄可以發現，原本季辛吉不想見馬康衛，因為季辛吉知道馬康衛肯定是來幫蔣經國向美國傳話。但是國務院幕僚建議季辛吉，最好還是與馬康衛談談，穩固馬康衛在蔣經國面前的地位，免得蔣經國自己尋求台灣更獨立的外交政策。

美利用對台軍售維持關係

從1969年開始，季辛吉基於美國的戰略利益，不得不捨棄台灣，遷就中共，開始撤出台灣的駐軍與核武。從他對馬康衛的說法看來，美方對發展與北京的關係時，必定會犧牲台灣的外交利益，可是在安全問題方面，美方多少想要補償台灣的損失。這在後來就演變成了如何確保美台軍售在雙方斷交後持續進行。

1977年7月30日，卡特把國防部長布朗、國務卿范錫找來開會，軍售台灣問題在這場會談當中成了關鍵。范錫說，美中關係正常化後持續對台灣軍售，從來沒有對中方提出過，似乎不應該不提。

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說，中方到目前為止，只提到關係正常化的三個條件，假如中方也反對軍售，那就是增加了第四個條件。我們希望中方更關注象徵意義，他們願意容忍美國持續與台灣的安全關係，換取實質上美國肯定它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季辛吉與周恩來談判時，周恩來曾對美國提供台灣F-5戰機生產技術，以及美售台戰機的攻擊能力多所關切，季辛吉一一澄清，台灣只有組裝，沒有生產戰機，F-5航程有限，不足以威脅大陸。周恩來當時可能希望雙方在政治上有具體進展，才沒有花太多時間在軍事議題方面，但是這個問題到了卡特總統時期已不能不處理了。

卡特政府時期的國務院否決了五角大廈的意見，拒絕對台供售幽靈式戰機與魚叉飛彈，改以F-5戰機搭配小牛飛彈，在與台斷交前後，台灣提出要求美國供售F-16或F-18的要求，美國也斷然拒絕，因為擔心造成台海軍事失衡。

北京在鄧小平主導的外交談判上，其決策走向顯然正是美方所研判的，北京較重視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讓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蔣經國爭取外交迴旋空間

美國切斷與台外交關係的同時，也不想讓台灣脫離掌控。美國始終對曾在蘇聯生活過的蔣經國充滿疑慮，也懷疑蔣經國有意打蘇聯牌，最後還是由外交部長周書楷親自向美方澄清疑慮。

在某種意義上，蔣經國不無刻意藉機操作蘇聯牌的可能，以吸引美國關注。當美方向蔣經國提出撤出美方儲放在台南基地的核武設施時，蔣經國非常平靜地表達配合的態度，根據美國解密檔案，蔣經國告訴美方，美國在台部署核武，事前並沒有與台灣方面有任何協議，所以現在移走，那是美方自己的事情。蔣經國一方面與美國合作，一方面又讓美方擔心他會倒向蘇聯，在這種創造出來的模糊下，設法為台灣找尋機會。

美台安全關係的延續，始終是美中關係正常化後最棘手的問題，中國大陸第一任駐美大使柴澤民與卡特會談時，卡特以美國可藉此控制台灣為軍售辯解，希望北京能理解與接受。在相當程度上，台灣因此受制於美國，不僅不能自己發展核武，也要等到1990年代才取得F-16戰機。

台灣當局應知道如何自處

美中在軍售問題上的角力，最終導出了雷根政府的「八一七公報」，可是，台灣當局也在蔣經國的運籌帷幄下，爭取到了口頭六項保證，而這六項保證當中，美國表明不當兩岸調人，不會對台促談，都是重要的政治承諾。也就是說，兩岸問題應由兩岸自己解決，美國不願介入。於今40年過去，台灣在往台獨方向前進時，似乎不願意面對美中關係的根本基礎「一個中國」的事實，美國有可能毀棄這個幾十年來穩定的基礎，只為了解決與北京的貿易摩擦嗎？

這個問題現在沒有答案，但台灣總不能以為美國不促談，就可以藉著否定「九二共識」，無限期地推延兩岸談判。中方從未放棄武統立場，若美中矛盾衝突越來越高，難保北京會不顧台灣的主觀意願，一次解決。對美中台三方，這都是一場豪賭，美國若讓北京屈服其領導，是否台灣就可以獨立了呢？如北京與美國雙方達成妥協，那麼台灣是否可能在這過程中失去屏障？

未來不可知，但台灣持續拒絕與北京發展關係，同時一面倒向華府，這肯定是危險的發展。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大陸推行改革開放基本國策40周年，也是《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的40周年。這些重要日子的重疊，足以說明中美關係的艱辛與複雜，以及兩岸關係的重要。

本文將討論如下議題，一是中美衝突的未來走向是什麼，大陸下一步是採取行動還是觀望？二是美國的兩岸關係政策，究竟是遵守「一中政策」，維護海峽現狀，還是繼續在海峽問題上扮演挑釁兩岸和平的角色，強化美國影響？三是如何看待未來兩岸關係，這將涉及對過去兩岸關係的反思，問題出在哪裡，怎麼去解決問題？

結論認為：應該從中美關係發展與兩岸關係發展並行不悖的觀點看問題。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動權，越來越掌握在兩岸人民手中。兩岸已經走在和平統一的大道上，這股潮流不可扭轉。

中美衝突走向仍然可控

回想一下，自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的大起大落可謂舉世無雙。大陸從最初的美國「准戰略盟友」，一路演進到被視為美國的「最大潛在威脅」和「現實威脅」。其中，有對抗、有衝突，但基本格局是衝突可控。這一特徵也被表述為美國的「接觸+遏制」政策。

川普上台以來，其出爾反爾的行事作風，以及美國政治的波濤洶湧。面對中美之間的折衝樽俎，未來中美衝突是否繼續可控，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

中美關係的對抗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經濟一蹶不振，財長鮑爾森出訪中國，以及2010年中國GDP趕超日本後，美日在東亞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2016年推出印太戰略，2018年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貿易衝突，發展到經濟、政治、軍事關係全面緊張，地緣戰略對抗，幾乎一觸即發。而美國認為，中美關係可以通過遏制得到緩和。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講中號召「自由民主盟友結成貿易統一陣線，對抗中國」。當日，中國外交部立即進行駁斥，中國對美國的挑釁，不會有半點退縮，中國有戰略信心，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情。緊接著，中國對美國採取了貿易反制措施，在南海等區域安全問題上，中國軍方斷然取消中美防長「2+2」會談。直到新加坡會談後，才實現中國防長訪美和美國軍艦停靠香港。中國這些舉措表明，源於中國自身實力的存在，以及中國對這種實力的正確運用，中美衝突的走向，局部是可控的。

中美緩和與美兩岸政策

如前所述，中美衝突的未來走向，雖然局部可控，但中美衝突的程度，不可能完全由中國一方決定。中美關係中的反覆博弈，美國國內反華勢力在兩岸關係上主動「撬槓桿」的作法，說明川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尤其在對台政策上，具有多方謀利的特徵。中國政府認為，中美關係緩和，有助於兩岸關係發展，有利於維護台海和平。

中美貿易戰的爆發，對雙方都是考驗。中美都感覺到壓力很大，在經濟復甦、貿易衝突、科技競爭和市場維繫方面，雙方之間均互有所求。這些考慮直接導致2018年底，中美雙方調整貿易談判立場，達成3個月的休戰協議。

然而，2018年年底發生的，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的事件，將中美經濟關係重新拉回到政治衝突的邊緣。中國政府對此採取了堅決的反制行動。加拿大、美國、中國各自對這些信號的解讀，將影響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增加美國對台政策的未知數。

在政治反應方面，美國國內政治中，主張把中美關係拉回冷戰軌道的勢力，重新抬頭。這股勢力將中美衝突視為其集團勢力的發展「機遇」。他們甚至動用媒體資源，將中美經貿矛盾「上升到地區經濟合作與安全防衛層次」，宣稱中美將出現「以地緣爭奪為背景的全面衝突」，目的是強化美國對兩岸的干涉。近日美國媒體和台灣親綠媒體大肆渲染大陸軍機巡航東太平洋、美國政要給民進黨「打氣」，暗示「美國不會解除與台灣的夥伴關係」，指責大陸「破壞海峽和平」等，就是明證。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撰文，指責「中國政府成功干預台灣11月舉行的選舉」。他甚至直言：北京的目標是在台北換一個「比她（指蔡英文）好控制的領袖」。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則指出，過去40年，美國在「一中政策」架構下，「令台灣問題不成為美中衝突領域方面，做得不錯」。他強調「如果繼續擺弄一中政策，將會產生問題，引發雙方的誤解」。其他信號有AIT前台灣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喬治城大學中國中心沈大衛等人的講話。共同特徵是一方面「告誡台灣」，一方面向中、美政府「喊話」，指責川普政府缺少對華政策專家，而其真實目的是「確保美國在兩岸事務上的干涉權」。

大陸對美國政客與學者釋放的「美國有可能放棄修昔底德陷阱」，放棄「中美必有一戰」等說法，基本認可其「積極意義」。中國傳達出「不會追求取代美國，並將盡力避免與美國公開對抗乃至發生戰爭」的信號；強調中國將扮演「初級超級大國角色」。未來的「美中兩極世界」不是「處於世界末日的戰爭邊緣」，而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不穩定的和平時代」

未來的兩岸關係走向

中美關係緩和，無疑有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40年來，兩岸在交流、交往過程中日積月累形成的親和力，以及兩岸經貿關係高度的互補性，所產生的實實在在利益，正在深刻改變兩岸。11月24日台灣縣市長的選舉結果，就是一例。

那麼，美國是否意識到，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操控能力已經遇到挑戰了呢？如前所述，美國政客對兩岸關係說了一大推「違背現實」的胡話、酸話，但他們骨子裡也清楚，兩岸關係的主動權開始向大陸偏移。這種趨勢，美國難以阻擋。美國要想繼續對兩岸關係「巧取豪奪」，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容易。

展望未來，如果川普政府在中美關係上接受「美國霸權的冷戰後過渡期已經結束」，中美之間的「兩極分化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回歸」這一類對華建制派的主張，那麼，川普政府有可能改變挑釁性的兩岸關係政策。相反的，如果川普政府仍然不放棄「美國天下無敵」的獨霸作風，那麼，美國繼續在「一個中國」框架上旁敲側擊，在地區安全上拉住日本和台灣「做足文章」，就會遭到中國強有力的抵制。

可以預見，中國不會懼怕美國反華勢力當道，絕不會放鬆維護兩岸和平的警惕，也絕不會容忍美國反華勢力與台獨勢力勾結，繼續催生兩岸的長期分裂。

兩岸對中美關係影響大

從中國最近採取一系列後續行動的反應來看，中國認為川普政府或早或晚，將回復到穩定中美關係的戰略選擇。此外，中國也表現出積極應對挑戰的態勢。比如，世界經濟的不穩定、今年美國經濟可能出現放緩、中國自身由於結構調整，今年也可能是經濟比較困難的一年等；其中，包括應對中美關係的短期起伏。但中國的政策重心將放在建設中國有特色的發展模式。

兩岸關係上，近期民進黨的盲目舉動，顯示他們並不瞭解中美關係出現的實質性變化，也看不清兩岸一家這個以血緣為基礎的事實，是任何國際顛覆勢力難以改變的。台灣縣市長選舉結果說明，兩岸關係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正如大陸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一文所指出，未來大陸的對台政策將更加重視對台海形勢主導權和主動權的把握，更加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包括對「獨台」分裂勢力的批評與遏制。在對台優惠政策上，將更加細緻，包括在全球化格局下，布局兩岸經貿關係，從長計議，有的放矢，改變過去粗放式地扶植台灣青年在大陸創業，缺乏後續成效評估等不足之處。以市場為導向，實現兩岸雙贏。

可見，中美關係仍充滿不確定性，但兩岸因素的權重在中美關係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台灣民眾已經並將繼續作為大陸改革開放進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並從中受益。展望前景，今年將是兩岸關係充滿希望的一年。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去年12月1日G20會後，習近平與川普達成為期三個月的貿易戰休戰協議，情勢似乎有所緩和，但其實無補大局。中美關係實質上已經走向全面較量的道路，趨勢難以逆轉。

2018年是中美關係的轉捩點，這一年中美在各個領域衝突重重。年中關稅戰開打，幅度不斷升高，雙方互不相讓。台灣牌頻頻出現，以致台灣在外交上不斷受挫，大陸軍機軍艦頻繁繞台威懾。南海波濤洶湧，以自由航行為名，美國軍艦公然侵入中國南海島礁領海內，中美軍艦幾乎直球相撞。為了遏制「中國製造2025」，美國不僅連續封殺了中興、華晉等中國企業，更大動作令加拿大政府扣押了在加轉機的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同時施壓盟國拒用華為設備。

為了遏制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美國推出印太區域戰略以為反制。10月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了形同「討中檄文」的演講，11月中彭斯代表川普出席東盟及APEC兩個高峰會時，更高姿態與中較勁。種種跡象顯示，中美關係已經無復既往。

中美關係難以好轉的癥結

中美矛盾不限於貿易逆差，早已外溢到政治外交、科技創新、戰略安全等各層面，新冷戰正在形成中。中美關係難以好轉，原因如下。

首先，中國體量大，崛起速度出乎美國預料，未來將越來越難以對付。既然演化中國的政策失敗，美國只能趁其羽翼未豐之際設法壓制。這或許是既有大國與新興大國間難以逃避的宿命，艾利森(Graham Allison)稱其為修昔底德陷阱，其實就是一山難容二虎。

中國早就看出這個趨勢，力求避免，所以向美國提議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展合則雙贏的形勢，但美國始終沒正面回應。雖然美國也認為，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但對美國而言，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就是國際社會唯一的霸權，為什麼要和中國共享？

其次，中美矛盾和美蘇矛盾不同。當年美蘇在經濟實力上不成比例，美國可以經由軍備競賽，特別是外太空競賽拖垮蘇聯。現今中國經濟實力蒸蒸日上，經濟力量是國家綜合實力之母，以此為基礎，將帶動中國軍事、工業、科技、創新、外交、戰略等全方位的實力上升，事實也確實如此。因此，中國今天給美國造成的壓力與威脅遠高於前蘇聯，美國對中國的敵意當然更深。

再次，中美在政治體制、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較美蘇更為深刻。西方國家彼此間，因有共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宗教背景，即便有權力矛盾，甚至戰爭，吵吵打打之後還是可以合作，譬如英法、德法、德英之間都是如此。但是，在不同政治體制、文化信仰或意識形態的國家間，就沒有那麼容易，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如土耳其、俄羅斯（蘇聯）與歐洲國家的關係始終扞格不入。中國與美國的政治體制、文化、意識形態、歷史世界觀皆不同，期待中美相處融洽當然是緣木求魚。

中美新冷戰會有幾個特徵

中美關係陷入新冷戰趨勢已很明顯，不過不是當年美蘇冷戰的模式。當年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營與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陣營，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都自成體系，可以各自運轉，除了政治、軍事上的交鋒，兩個陣營幾乎沒有經貿與人員交流。

新冷戰中，中美兩國各層面將持續互動，關係可能因實力變化而不斷調整，節奏會更明快。中美關係何以能裂而不斷？因為中國已經融入西方建構的金融與貿易體系中，且成為其重要成員。中國在2008金融危機中扮演重要腳色，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成為第一大貿易體，是許多國家的重要貿易夥伴，中美兩國也互為重要貿易夥伴，美國無法、也無能將中國踢出此一體系。

再者，全球化後，企業分工細膩，一個產品的零件材料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彼此都需要互易有無，閉關自守成為不可能。中美貿易剪不斷，理還亂，相互之間的貿易不可能斷絕，糾紛也不會停息。

在政治層面，許多全球性與區域問題的解決，需要中美攜手合作，政治、外交上的往來當然也將繼續。這是為什麼在這麼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川普始終稱習近平與他關係不錯，習近平也隱忍不發的原因。留一些餘地，將來好見面。

第二個特徵是在新冷戰中，很難再出現舊冷戰時期的代理戰爭。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兩伊戰爭、衣索匹亞和索馬利亞戰爭等都是美蘇冷戰引發的代理人戰爭。這種代理人戰爭不會出現在新冷戰中，因為中美兩強實力差距不大，小國在兩強之間連選邊都覺為難與猶豫，當然不會輕易出頭為一方打代理戰爭，禍延己身。以菲律賓為例，即使美國幫忙打贏了南海仲裁案，菲律賓也不願當美國的棋子，反選擇與中國合作，分享南海利益。

同樣的動機，美國指望越南、日本為美國出頭槓中，如今這兩國反而都掉頭致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加拿大捲入華為事件，弄得進退兩難之例，更發人深省。

中美兩國都是核大國，他們若爆發戰爭，後果難以想像。小國既不願出頭當代理人，中美兩國或會更加審慎處理衝突，避免直球相撞，出現災難性的後果。合理推測，中美戰爭不會發生。

第三個特徵是中美外交戰會更綿密，因為雙方都需要更多國家支持他們的立場。

美國首要鞏固同盟關係，施壓盟國在中國議題上向美國立場靠攏。這些歐亞盟國，或懾於美國壓力，或受到美國挑撥，也對中國產生疑懼，具體的例子是在拒用華為5G通訊設備的政策上，若干國家選擇跟進美國。但他們心裡對美國也有埋怨與不滿：川普對盟國的頤指氣使，粗言批評，推卸責任，強調美國優先，隨意退出國際組織，撕毀條約，倡言保護主義，反對全球化、自由貿易等作為，已經埋下雙方分歧的種子，這些盟國會否永遠甘於扈從，是個問題。

再說，美國與盟國的利益並不完全契合，各國首要考慮的都是自身利益，這些盟國除日本外，在「一帶一路」政策上都與美國分道揚鑣就是一例。法國與葡萄牙在拒用華為5G設備一事上自行其事是另一例。美國與其歐亞盟國的關係會如何發展，是一個值得中國觀察並相機行事的課題。

其次，美國致力於拉攏中國周邊國家，伺機破壞「一帶一路」政策。中國與若干周邊國家有領土爭議，處境不佳是事實。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經貿關係緊密，後者經濟上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依賴，不會輕易隨美起舞。印度或許是個例外，中印除領土糾紛外，在印度洋還存在競爭，關係較敏感。但印度一向服膺不結盟政策，不會選邊，美國推印太戰略時，印度一直相當冷淡，不想表態。其他中南半島與中亞國家，美國更難撼動。美國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擴張政策，口誅筆伐，雖然給中國添了些麻煩，但基本上動搖不了此一政策的逐步落實。

中國一直以第三世界成員、發展中國家自居，堅守「和平共處五原則」，對非洲、拉美、中亞、印度洋周邊等第三世界國家耕耘良久，關係良好。中國提供資金幫助友邦推動各種經濟建設，從未附帶政治條件，干涉內政。在爭取第三世界上，美國難以競爭。

中美較量的前景與影響

中美衝突以貿易逆差為開端，實際上涉及工業製造、智財權、技術創新與移轉、軍民企業合作、軍工業發展、市場准入、「一帶一路」、貨幣政策、發展政策、外交戰略等層面，幾乎無所不包。化約而論，現階段鬥爭的主要重點在貿易逆差與科技創新兩大項，這兩大項恰恰涉及美國霸權能否維持，中國復興夢能否實現，雙方都很難大幅讓步。

貿易戰是削弱中國實力，延緩其崛起速度的有效策略，即使明知打下來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也不會鬆手。這場戰爭會打打停停，時張時弛。去年的經驗就是如此。

去年4月，習川湖海莊園會後，雙方協議停戰百日。談不攏，7月美國即啟動關稅戰，雙方你來我往，交手兩輪。12月習川G20高峰會後又協議休戰90天。若今年3月1日前還談不攏，當然又會重新開打。這是場長期戰爭，會持續多久，難以確定，或許要到一方真的撐不下去後才會罷手。這樣打下去，雙方及全球經貿都會受到牽連。

12月習川會的妥協方案大約是：美國暫緩對中國的2,000億美元產品調升關稅到25%，中國則承諾購買美國的農產品、能源產品、降低美國汽車進口關稅從45%到15%，各自解決了燃眉之急。90天休戰是為了協商美國所提的142項要求，簡單說就是要求中國放棄「中國製造2025」計畫。此一計畫追求的是，到2025年中國的製造業要超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德日等國，這令美國焦慮到極點。

現在中國已不提此一計畫，有報導稱北京甚至打算調整此一政策，一方面放寬市場准入，放棄一部分中國企業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推動更公平的競爭政策，採取「競爭中立」的立場，促進國有、民營和外企的公平競爭。但美國對此調整並不相信，所以採取了另一作為。

去年稍早，美國已對中國通訊產業的重要企業，如中興、華晉下重手制裁。原因是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是當今世界發展之鑰，創造商機無限。誰掌握了此一區塊，誰就掌握了世界霸權。互聯網起於美國，2G、3G時代的技術都握在美國的手裡，到4G時，中國企業華為已能參與其中，分享利潤。4G出現不久，華為異軍突起，在5G技術上趕超美歐，性能穩定，價格低廉。這給美國帶來無比的壓力：未來社會是萬物連網，若任中國在此領域超前，美國就不再是世界老大。

美國以華為5G網絡危及美國安全為由，拒絕華為通訊設備進入美國，甚至連華為手機也不能在美國出售，華為知趣地宣布退出美國市場。但美國還不放手，繼續追殺，要求其歐亞盟友跟進，拒買華為5G設備。

為確保萬無一失，在習川談判的同時，美國要求加拿大逮捕了過境的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以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由此可見美國的情急，也證實了5G通訊設備技術上，美國確實已被華為超過。安全理由是封殺華為的幌子，喪失壟斷性商機、5G網路標準制定權與話語權，才更為重要，更何況，技術一旦被超過將再難追上！只是這樣無憑據在域外抓人，哪裡還有人權？連美國媒體都不以為然。

誠如季辛吉所說，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中美這場實力較量的新冷戰可能持續數十年。中國不會放棄民族復興夢，目前在美國壓力下所做的一切調整、讓步，頂多只是延後大攤牌，不會換回美國鬆手。

該來的總會來，中國最好做好準備，沉著以對。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