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早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1923年與越飛簽署了聯合聲明，推動國共合作。本文旨在探討他改變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仔細研讀國父孫中山的遺囑，會知道他每一句話皆有所指。

首先，「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是改組後中國國民黨的屬性；「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要國人與平等待我的蘇聯親善。

其次，「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前面三本巨著是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建國程序，尤其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是他尋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資、外才與技術，共同開發中國的期望。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指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和日本訣別，與社會主義國家靠攏的宣言。

最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孫中山留給我們努力的目標。

蘇聯積極尋求與中國聯盟

從遺囑中可看出，孫中山晚年已傾向國共合作，並將外援的對象從帝國主義者，轉向反帝國主義者。

1917年蘇聯爆發大革命，列寧取得政權，先後成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共產國際組織，並向反帝國主義者尋求聯盟，東方的中國成為首要聯合對象。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蘇聯革命興趣不大，但已意識到社會主義將是世界未來的潮流，惟他們心儀的社會主義是歐美流行的改革型社會主義，而非蘇聯革命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北京政府處理外交的無能，以及看到各國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展開，他們開始探索蘇聯大革命，把馬列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一支來介紹及學習。

為尋求中國聯盟，共產國際依列寧指示，陸續派員來華活動，除孫中山外，他們也選擇陳炯明、吳佩孚為結盟對象。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與北京段祺瑞政權對抗，但他的政府卻得不到列強承認，更受到桂系排擠，政權始終不穩。

為了實現中國統一，孫中山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展開內外結盟。因桂系向直系軍閥靠攏，攻打皖系段祺瑞陣營，居於策略考量，孫中山尋求與皖系合作，最後順利回到廣州重掌政權。當時共產國際頻頻派員與孫中山接觸，但孫1918年在上海撰寫實業計畫時，期待英美資本家來華投資，故未將蘇聯當作外援對象。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來桂林，會見忙於籌備北伐的孫中山。馬林曾在印尼從事共產革命，與印尼回教民族主義者有合作經驗。他認為國民黨過於鬆散，因而向共產國際推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並建議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便於伺機取得控制權。

孫中山瞭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有共通性，例如：「實業計畫」可減少階級差距，「平均地權」可緩和貧富對立。但當時中國正爆發直皖戰爭，孫中山認為，這是北伐的好機會，馬林向他建議組成一個聯合各階級的政黨，尤其是工農大眾；設立軍官學校，擁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等事宜，但都遭到孫中山謝絕。沒想到，一年後的1922年8月，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有了重大的改變。

孫中山接受國共合作

孫中山開始進行國民黨的改組，他雖然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他還是於1923年1月與越飛簽署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進行國共合作。同年3月，孫中山三度回到廣州，建立了一個強化大元帥權威的政府外，還積極從事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以及設立黃埔軍校。

從國民黨改組到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可看出孫中山已全然接受國共合作，讓中共參與代表大會，並使國民黨從「孫中山黨」轉為「國民的黨」，在黃埔建校與建軍上採取了蘇聯紅軍規制。

孫中山改變的幾大原因

孫中山之所以改變，應有以下幾大原因。

首先，孫中山的改變，出自1922年陳炯明的叛變。陳炯明的叛變讓孫中山在上海苦思策略，以求東山再起。此時北方雖由直、奉軍閥共掌北京，因爭奪地盤及組閣問題衝突不斷，加上黎元洪總統被迫去位，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引發各地撻伐，粵奉皖三系聯合夾攻直系。直系吳佩孚雖先發制人，馮玉祥卻陣前倒戈，造成直系大敗，北方混亂，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是。

其次，孫中山的改變，出自日本政府對南方政權的不友善。眾所周知，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抗日情緒逐漸高漲，日本在華盛頓會議結束後，不僅國際地位驟升，在中國的既得權益（特別是滿蒙）亦未被解除。這段時間，孫中山不斷派員到日本，向日本政府尋求支援。

1921年3月，廣州二次政府成立前夕，孫中山邀請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到廣州。宮崎告知日本報導他的南方政府「赤化」、「與陳炯明交惡」及「財政困難」等訊息。孫中山指責日本當局侵略中國，支持北方政府，排斥南方政府，使他不得不轉向別國求援。他期望宮崎、萱野二人能向日本朝野宣傳廣州政府的發展，並給予瞭解與支持。

1923年11月，孫中山致函剛當上日本遞信大臣的犬養毅，請山田純三郎帶回面交犬養毅，「勸日本倘能覺悟放棄侵華政策，亞洲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向赤露而去矣。」此時孫中山已在年初簽署「孫越聯合宣言」，並發表「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從信函內容可以瞭解，如日本願意援助的話，他傾蘇的態度是可調整的。

孫中山最後一次對日本的期望，是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時。他從文化切入，說明東方王道文化與西方霸道文化的差異，並以中國、英國為例。他說，「中國講王道文化，以仁義感化人，尼泊爾至今還尊崇中國為上國；英國講功利強權，用洋槍大砲壓迫人，埃及、印度時刻都想脫離英國。」他接著提到，「歐洲有一個新國家，就是蘇聯，受到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所以他要和東方攜手」。

孫中山在演講最後提出「要以王道為基礎，團結亞洲各民族，共同抵抗歐美的霸道文化。」並問日本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干城？」

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可說是孫中山與日本訣別的一場演說。對孫中山而言，他多次表達中日要親善，但都得不到日本的回應，連最後一次訪日也沒有日本官員與他接觸。再從現實環境來看，中日俄聯手也不可能，因為日本在中東鐵路及外蒙等問題上與蘇聯有所衝突，何況此時日本侵華的氣燄不斷高漲。

再者，孫中山的改變，在於他對自己的三民主義充滿信心。他雖在1923年進行了一連串國共合作事宜，但他於1924年1月、3月及8月，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民族、民權、民生等三大主義；並公布《建國大綱》。連他北上的行李中都裝滿《孫中山講演集》、《國民黨講演集》、《農民章程及同宣言》、《國民黨週刊》及《三民主義》等8千餘冊書籍。他到北京時，受到眾多手持「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旗幟的民眾歡迎，更增加他要將三民主義推廣於全國的決心，可惜他1925年3月即病逝，中國政局也進入國共紛爭時期。

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孫中山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為他創造了勝出政治舞台的條件。他不顧挫折與失敗，為的是要再造共和。不管他透過談判、聯盟、討伐或向外求援，最後都以破滅落空收場，但他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正確性，始終深信不疑。他可說是一位「最能為國家而與內外勢力妥協者」，也是一位「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副研究員)

1月2日，習近平在北京《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纪念會上，發表了他就任6年多來最重要、最完整的對台講話。筆者聽完講話，不禁回憶起26年前他在香港專訪習近平的往事。

1993年1月初，中共14大剛開完不久，全黨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習近平已從閩東的寧德山區調往省會福州，由中共寧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我則已定居香港數年，時任《香港經濟日報》中國部主任。

一天下午，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廳的電話，詢問我是否願意專訪習近平，我回答說，當然可以啊。隨即約好當晚7時半，到李嘉誠給習近平安排的中環希爾頓酒店頂樓一間套房採訪他。習近平當時率領福州市一個訪問團在港招商。

晚上7點多，他剛吃完晚飯回到房間。我告訴他，香港各界都很想了解他，因他是中共新一代年輕幹部，其父習仲勳在改革開放後曾任廣東省委書記，港人也很崇敬習仲勳。房間內有一長沙發，他讓我坐沙發，自己拉了個椅子坐在我旁邊。他拿起我給他的報紙，認真看了我在香港專訪聶榮臻女兒、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聶力中將的專版報導，很是欣賞。他說，聶力啊，我叫她聶大姐。

我拿出錄音機放茶几上，開始一問一答，足足談了兩小時。他不僅談他對福州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計畫，也談他對香港與福州經濟合作的大計，唯有介紹他自己時不願多談。不過，我還是繼續追問了他個人的一些情況，因為香港人很想了解。

我問他：能不能談談您的個人的一些情況，例如您的父親習仲勳、太太彭麗媛的近況。他笑著回答，「這些事就不談了，我就是我，不要把我和父親連在一起。但可以告訴大家，父親身體還可以。我一直是靠自己闖事業的，一個一個台階往上走，一個台階也沒落空過。」我還問他，海外有傳聞說，中共14大後，他將調到中央任職，有這麼回事嗎？他說，「我從來沒想到哪兒工作，一切都由組織安排。我現在能夠把這個市委書記做好，就不錯了。」

當晚，我回到報館，立即整理錄音，整理出一大版文章，大標題為：內地省市領導談改革開放─習近平：福州按市場規律引外資改造企業。我還找來著名畫家靳尚誼畫的彭麗媛油畫作品，把它翻拍為照片，配上「元老之子、妻為名歌唱家」附文，整版圖文並茂，內容豐富。隔日報紙正式刊出。新華社香港分社朋友隨即轉來兩罐福建茶葉給我，說習書記謝謝我。

習近平從政後重視做事，專訪他實屬不易。刊登報導的《香港經濟日報》當年在港有較大的影響力，不左不右，中間色彩，深受財經界、政界及外交界歡迎。

專訪習近平的報導發表後，在港引來好評。港人對習近平刮目相看，認為他是中共元老的優秀後代。報導也獲很多外國媒體、台灣媒體轉載。有意思的是，文章導語中預言，習近平可稱是中共跨世紀的接班人，當年的研判，近20年後真的成為事實。

我第一次見到習近平是在1985年，當時他剛從中共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調升到廈門，任主管對外開放的副市長，是當時省委書記項南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借將調來的。此後，習近平在福建工作了整整17年。

那年秋，副省長王一士帶隊到廈門調研廈門及閩南三角洲經濟發展規劃，參加的有省對外經貿系統負責人等，我是省報負責對外開放報導的記者，隨團採訪。習近平是該次活動的主要策劃者。我們在廈門兩天，後又去漳州，住在漳州賓館，他談了很多對廈門經濟特區建設的思路和想法，也對漳州市及閩南地區開放建設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

十餘年前，我從香港新聞界轉行做學術研究，一直關注及研究台灣問題。這次習近平提出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近平提出的是統一戰略，大陸今後將牢牢掌握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和主動權。習很了解台灣，交了很多台灣朋友，對台灣人民有深厚感情，他主張兩岸一家親，中國人幫中國人；他對國家完全統一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對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充滿信心。

俗語說，既有菩薩心腸，也有霹靂手段。習絕不會容忍台獨等分裂國家行為，假如台獨分子真的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他絕不會坐視、不會留情。我希望台灣當局千萬不要誤判，以為與大陸對抗、猛搞台獨不會有事。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

《國文天地》是台灣知名的中學國文教育刊物，其出刊宗旨為「發揚中華文化、普及文史知識、輔助國文教學」，卻長期一手從事兩岸文教交流，一手刊載台獨文章。這種歷史暗角如不清理，恐非國文教育與兩岸學子之福。

2018年5月11日，《國文天地》雜誌社與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簽署「合作編輯出版」的協議，該雜誌將可通過福建師大在大陸的學術影響力，讓更多高校讀者看到。從兩岸文教交流的角度來說，這是值得樂觀其成的好事。然而，《國文天地》一手從事兩岸文教交流，另一手卻刊載主張「台獨」的文章，這種歷史暗角若不經清理，恐怕不是國文教育與兩岸學子之福。

以該刊2012年9月號，新竹清華大學台文所原所長陳萬益策畫的「台灣文學和語文教育」專輯為例，陳萬益主張「台灣文學」對照「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因而「台灣文學」應屬國家文學，並非區域文學。又說「台灣文學」之所以定位曖昧，其關鍵在於台灣的政治身分不明確。然而，如此明確地「以文學道政治」的套路，《國文天地》豈會不知道？

尤其是，陳萬益認為「台灣文學」指涉的概念和對象，並不包括台灣傳統的漢詩漢文，而是1920年代源自西方文學觀念的新文學；又認為高中國文教本的台灣文學被限縮，最主要的原因是古文篇章太多云云。這般古/今、中/台（中/西）、文/白二元對立的敘述套路，身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發起人之一的《國文天地》總編輯陳滿銘，應該怎麼看？

再如中興大學台文所所長廖振富，只因為溫家寶朗誦了林朝崧的「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兩句詩，就刊文指其為「統戰目的」、「政治的感性包裝」，並藉此疾呼台灣師生要對台灣文學加緊補課云云。其實，溫家寶朗誦的中國古詩詞很多，按廖振富的邏輯說來，台灣師生難道不需要對中國古詩詞加緊補課？這不是《國文天地》的宗旨嗎？台灣文學和大學裡的台灣語文系所本可正當存在、合理發展，但不幸被框限為「中/台對立」的政治性存在，因而扼殺其合理的發展方式和生機，可謂作繭自縛。《國文天地》對此沒有撥亂反正、力挽狂瀾，反而任其自生自滅，這其實是走到「普及文史知識、輔助國文教學」的對立面去。

再以台中市新民高中國文教師顏利真為例，後者在《國文天地》分享其「本土化教學經驗」的母語教讀：（妻）：「參啊！賰的錢khiam7起來，ka7阿嫂彼枝金花贖轉來毋是較要緊？」三頓踪無門，按怎通有賰？過勞又帶病，景緻迷茫一四界。浮輕的性命，沉重的社會；贌幾坵田，才會種出稱花？

顏利真刊文的結論是：「我更強烈的感受到台灣必須儘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如此公然將語文教育和本土化教學當成台獨政治工具，令人疑惑《國文天地》要怎麼自圓其說？

2013年12月，《國文天地》與台灣文學館、師大國文系合辦「台灣文學教育的回顧與開展」座談會，並在《國文天地》第29卷第10期推出相關專輯。陳萬益為此再度刊文稱頌美國學人李慕思(Mource A. Lee)，推銷那套「英/美＝中/台」的所謂「正常化」邏輯，並認為島內台文系所的發展限制是「中國化」的教育體制使然。台獨學人的思維是把台灣文學線性地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如此才便於套用「英/美＝中/台」的抽象邏輯，而不考慮兩者無法類比的地緣、歷史、政治和社會實際。

葉石濤通過對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社會經濟性質的分析，發表〈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其結論是「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答案顯然不是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但是，在那場座談會擔任引言人之一的姚榮松卻表示，從台灣文學的內涵來看，台灣文學課程中的民間文學、傳統詩文戲曲、日殖台灣新文學、戰後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等五大領域，已說明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異質性」：我們不再承認台灣文學只是漢文學的一支，而是結合台灣這塊土地所發展的特有文學，當然也不能視為中國文學大傳統下的「小傳統」，而是道地具有台灣味的文學。

姚榮松的問題不僅在於把台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而不考慮內在於台灣的中國文化(學)傳統；也由於他把中國現代文學總體化，而不考慮中國文學內部之間的複雜和差異程度，其實不小於或大於台海兩岸之間的文學差異性。這種無視或無識，自然是基於把中國文學「對象化」、「他者化」的主觀需要。然而，號稱要「發揚中華文化」的台北《國文天地》，又是出於什麼目的而讓這種文章見刊？

師大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國文天地》顧問莊萬壽刊文稱：「現代人必須知道現代國家與古代封建王朝或城邦不同。1861年才有義大利，1871年才有德國。中華民國是開國於1912年的。我看過一本名教授的著作說：『我國唐朝』真是荒唐。」（見〈現代化與現代性〉，《國文天地》2013年8月號）。那麼，《國文天地》總編輯陳滿銘說：「我國對古典文學教育，向來都十分重視。因為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先民即開始創作，……。（《國文教學論叢》，p. 3）」對莊萬壽來說，豈非「真是荒唐」？

陳滿銘又說：「從文學風格來看，在我國，自曹丕〈典論論文〉與劉勰《文心雕龍》開始，對風格概念，就探討、發展得很好，這可由傳統有關的許多論著中得知，……。而我國涉及此『剛』與『柔』的特性來談風格的，雖然很早，如南朝梁鍾嵘的《詩品》、唐司空圖的《二十四品》、宋嚴羽的《滄浪詩話》等，……。（《篇章結構學》p. 332-333）」以莊萬壽的「現代性」邏輯來看待陳滿銘三復斯言的「我國」，又豈非「真是荒唐」？

《國文天地》雖刊載大陸學者的文章，但又刊載「去中國化」學者的分離主義文章。所謂學術交流或多元意見，實不宜與出刊宗旨相悖。筆者從一名讀者和國文教員的身分來看，《國文天地》應該對自己的出刊宗旨負責，以免誤人子弟。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美國總統川普只顧「美國優先」，不顧別國死活的作為，不僅引起國際社會不滿，就連美國外交界也看不順眼，2018年一年就有三位著名的外交菁英先後撰書對此發出警訊。

《挑戰和平》

第一本書是去年4月出版的暢銷書，書名是《挑戰和平：外交的終結與美國影響力的衰落》(War on Peace：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作者拉南法羅(Ronan Farrow)是從事調查性報導的新聞記者、普立茲獎得主。他曾與前主管東亞太平洋事務及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大使共事過。

本書專訪了季辛吉國務卿以次的歷任國務卿，以及200多位卸任及現任外交官。法羅對川普逼退了許多有經驗的資深外交菁英，任由國務院高級職位懸缺不補、大砍國務院及國際援外計畫預算30%，約88億美元，而國防軍費卻高達7,500億美元，大不以為然。

法羅指出，美國曾透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了波士尼亞的內戰，卻任由軍方與中央情報局主宰阿富汗問題，而使得郝爾布魯克大使無用武之地。美國外交機構一向是增進美國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今國務院已無往日燈火通明的景象。資深外交官不是被迫離職，就是遭到冷落，紛紛求去，且至今尚有二、三十位駐外大使迄未補實，包括美國重要盟邦的沙烏地及土耳其，影響美國對外關係至深且鉅。

法羅認為，川普未經國務院評估，即逕自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伊朗核協議」及若干聯合國附屬組織，使得美國的國際信用掃地。川普以其個人喜惡推行外交，破壞了美國外交體制，打擊了外交人員的士氣，根本是倚仗美國強大的軍力，將外交「軍事化」。他也感嘆，美國駐外大使館快要變成推銷軍火的「代理商」，長此以往，終將付出嚴重的代價。

《當心法西斯主義復活》

第二本書是《當心法西斯主義復活》(Fascism: A Warning)，也是去年4月出版，立即列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作者是柯林頓任內的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歐布萊特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國務卿，也是美國公眾最欽佩的公職人員。她是生在捷克的猶太後裔，其父曾任捷克駐南斯拉夫大使，二戰時因希特勒占領捷克而避禍倫敦，戰後返回布拉格，後因1948年捷克共黨執政，其父被迫去職，全家以政治難民身分移民美國。歐氏1957年歸化為美國公民。

歐布萊特以其二度親歷法西斯統治的體悟，憂慮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下，法西斯主義有復活的跡象。她認為，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崛起，無不源自經濟、社會或政治動亂，反對黨內部的分裂與無力，以及對保守勢力的姑息與退讓。當今若干民主國家出現反民主的強人，諸如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維茲、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等領導人，均在利用極右派民粹統治國家。

歐氏認為，川普的強人作風有傾向法西斯統治的跡象。首先，川普讚賞普丁、金正恩，卻嚴厲批評歐洲民主盟邦─德、英、法的移民政策。其次，川普苛責美國本身優良的民主體制，諸如聯邦調查局、法院及第四權的新聞界。再次是川普與世界各國交往採取「零和博弈」方式，並以「美國優先」之名為所欲為。她並且說，川普是當代美國歷史上「最反民主的總統」，因此，美國公眾應提高警覺，設法團結共和、民主兩黨有識之士，阻止此種反民主趨勢繼續發展下去。

《珍惜每一天》

第三本書是去年9月出版，也被《紐約時報》列為暢銷書的《珍惜每一天》(Every Day is Extra)。作者是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他也是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1985-2013)，並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本書敘述凱瑞服務公職50年的所見所聞及他對人生的體悟。其中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是作者1966到1969年在越南擔任快艇艇長及巡邏艦長，與越共作戰三次負傷，因戰功榮獲紫心勳章等多個勳章。但他退役後因感戰爭的殘酷，於1970至1971年間，積極參加越戰退役軍人反戰(VVAW)活動，擔任發言人，並曾應邀在參院終戰委員會上作證。

其二是凱瑞擔任國務卿期間，在他的主導下，美國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5+1)，於2015年10月完成「伊朗核協議」，凱瑞又代表美國於2016年4月與其他171國，共同簽署了「巴黎氣候協議」。

凱瑞認為，透過談判，促進國際合作，會使美國的未來更好，這是他擔任公職所追求的目標。他也對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及「伊朗核協議」，並恢復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經濟制裁，極為不滿。凱瑞批評川普做了極危險的決定，不僅有損美國自身的安全與信用，也疏離了歐洲盟邦，是一種缺乏常識與戰略思維的決策。

川普難獲國際支持

上述三位作者皆為美國外交菁英，他們都擔憂川普採取「伐兵」重於「伐交」的手法，將使美國長期所擁有的國際影響力日漸消耗，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川普這種急功近利的性格，能得人心嗎？能獲得國際支持嗎？

(作者係退休大使)

繼去年，今年己亥年，對南北韓而言，又是一個新的挑戰，也是一個嶄新的機會。韓民族的共同目標很簡單：和平、繁榮及統一，繼續透過「文金會」來協商、落實。相比較，蔡英文當局拒絕兩岸協商，實在不自量力、自挖墳墓。

邁入2019年，南韓總統文在寅、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以及美國總統川普彼此間交換了的賀年信，都一致傳出「喜訊」。首先，第4次「文金會」將於4月在首爾登場。而更讓文在寅和金正恩受到鼓舞的是，川普也宣布加入談判行列，第二次「川金會」可望於2月底在越南舉行。

新年川普收到金正恩的親筆信後，不僅表示非常滿意，並且對舉行第二次「川金會」充滿信心，顯示美朝都願意各讓一步，美國會把談判的重點放在長程洲際飛彈(ICBM)上，而北韓則著重在經濟利益。

兩韓2018創造多項奇蹟

其實，文在寅和金正恩兩人在去年一年內就創造了三次「文金會」，一口氣達成的《板門店宣言》、《平壤宣言》，活生生記錄了南北韓走向和解合作之路。該等宣言大部分以兩韓未來的經濟合作與交流為主，透露出兩韓有意共同追求經濟繁榮，逐步走向統一。若與1月2日「習5條」內容對比，有頗多雷同之處，值得蔡英文好好學習。

文在寅和金正恩二人，在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盧武鉉，以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兩次高峰會談的基礎下，承先啟後，往前再推進一步，順利達成這兩份宣言協議，將南北韓牢固綁在一起，逐步走向「命運共同體」。

「文金會」具體成果

第一、共同主張「一個韓國」原則。兩韓目前雖各有國號、國旗及憲法，甚至在聯合國各擁有席次，但均堅持國家未來統一，希望早日解除軍事敵對，走向和平與共榮，不再是國際擔心的朝鮮半島火藥庫。

兩韓不斷努力在國際場合以「一個韓國」呈現。例如，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兩面不同的國旗，在國際奧運會上換成一面朝鮮半島地圖，並用民謠阿里郎替代國歌，這樣就讓雙方不再為國號、國旗和國歌爭吵，強調「韓民族是一家人」和「一國兩制」。

第二、文在寅主張「兩韓經濟一體化」。文在寅主張，今後南韓經濟發展應拓展至北韓，北韓的天然資源及人力，正好能融合南韓的科技與資金，互補性高，各有所取，可以共同攜手進入世界市場。

文在寅再三強調「先經濟、後統一」。兩韓於1950年經過一次慘痛的「韓戰」教訓後，韓民族流過不少淚水及財產損失，南韓人民好不容易從廢墟中締造了「漢江奇蹟」，擁有今日的富庶生活。現在，他們認為這個成果應該與北韓同胞分享。

第三、兩韓「應通盡通」。目前，北韓因遭受美國和聯合國的制裁，使得兩韓經濟關係被制約，但雙方克服萬難，盡量打開「38休戰線」鐵門，舉辦鐵公路開工典禮，甚至要把鐵路直接延伸至中國大陸、俄羅斯及歐洲，這種雄心壯志令人印象深刻。

甚至，兩韓國防部長互換協議書，並在聯合國部隊的見證下拆除軍事設施。兩韓彼此不再互相心戰廣播喊話。在這種和諧的情勢下，每年舉行的美韓聯合軍演也不得不喊停。兩韓正朝著撤離駐韓美軍、簽署終戰協定及和平協定的方向努力。

第四、美朝或兩韓談判不提政治體制不同。北韓目前實施的政治體制，不同於南韓及美國，但不論是「文川會」或「川金會」，都未涉及政治體制。這顯示互相尊重各自的選擇，也因此創造了會議的良好氣氛。

兩岸關係現不如兩韓關係

近日，南韓大進大學教授、前統一部次長金炯錫應邀來台，在一場「九合一選舉後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與前景」會議中率直地指出，過去他在統一部任職時，關注兩岸關係的演進，當時非常羨慕台海兩岸和平發展，但現在，台海兩岸在與兩韓統一的競賽中，台灣恐怕要學習兩韓了。不知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聽了這句話，有何感想？

1月2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卻被蔡英文斷然拒絕。如果小英繼續緊抱台獨，繼續說一些與國際現實不合的「夢話」，後果令人堪虞。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為重振鯨魚產業，逕自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連數十年刻意營造的國際「模範生」形象也不顧了。日本正在蛻變，它是否會重新走上類似戰前的獨行路線，東亞鄰國可要看清楚了。

去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IWC)，並從今年7月起重啟中斷了30多年的商業捕鯨。該退會聲明6月30日生效。這消息令筆者憶起小時候在黑白電視裡看到的一則日本魚油廠商廣告：一艘船頂著大浪前進，人員熟練地操作著架設在船頭的捕鯨砲，「砰」的一聲，粗大的魚叉精準射入前面奔游的鯨魚身。

二次大戰後，日本為洗刷戰前侵略的形象，戰戰兢兢在各個領域爭做「模範生」。1988年聯合國的常規分攤額日本占比10.84％、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國，直到今年才被中國大陸趕上；1990年代日本一度是先進國家政府開發援助(ODA)第一大國；在國際輿論中，它還是防災模範生、環保模範生。其對外關係，向來秉持與國際協調合作的理念，力求表現，不曾退出國際組織，但這次日本甩掉IWC的約束、要大力捕鯨，模範形象全破功，惹來國際社會譁然、抨擊。

日本科研捕鯨數量大

IWC1946年成立，目的在保護鯨魚資源及捕鯨產業有秩序的發展，日本1951年入會，目前有89個會員國。日本宣稱，獵鯨、食鯨已有數千年歷史，鯨肉生產量1930年約3萬噸、1939年4萬5000噸，特別是1940-60年間日本因戰爭、戰敗，肉食品不足，鯨肉一度是日本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1960年代之前，許多國家濫捕鯨魚，日本1964一年就捕殺了超過2萬4千頭，造成部分鯨魚種類瀕臨滅絕。

1986年IWC的《全球禁止捕鯨公約》生效，禁止商業捕鯨，但允許科學研究捕鯨，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陸續宣布放棄商業捕鯨。然而，1987年起，日本每年皆以「調查研究」之名持續捕鯨，有時甚至跑到南太平洋、南極去。迄今日本水產廳網頁上，還針對國際間的質疑辯說，調研「每頭鯨魚要收集逾100項數據」；「只捕殺特定種類的鯨魚，在不影響現有資源的情況下，以科學方式算出可捕獲的鯨魚數」；「調查捕獲後必須盡可能加工，銷售鯨肉不是目的」。

不過，事實證明，就是有鯨魚肉流到了魚市場、餐廳、超市。再說，如僅為做科學研究，日本一年就捕殺850頭鯨魚，數量比明白反對禁止捕鯨的挪威（591頭小鬚鯨，2016）、退出IWC的冰島（46頭小鬚鯨）數量還多，那麼一旦重啟商業捕鯨，會不會更大開殺戒？

日本深諳鯨魚經濟價值

鯨肉可食，雖不見得比雞豬牛羊肉美味，但高蛋白質、低脂肪，營養價值高；內臟等約70個部位都可充分利用，當藥品、工業用品等；鯨油可作為燈油、防蟲材料；鯨脂是脂肪十分豐富的動物油，含大量甘油，可用作合成炸藥中的硝化甘油和紙煙加工，而且還能用來製造肥皂和提煉高級機械潤滑油。

2007年IWC大會反對重啟商業捕鯨以來，日本幾乎每年都以其研究數據，主張應解禁而迭有抱怨，經常揚言退會。去年底，終於憋不住了。有日媒指出，安倍晉三出身的山口縣，其下關市是「近代捕鯨城鎮」、有鯨食文化，赴南極科研的捕鯨船皆由這裡出港；自民黨幹事長（秘書長）二階俊博為和歌山縣選出的國會議員，當地的太地町是「古代捕鯨發祥地」；日本宣布退會前一刻，執政黨自民黨總部在一場支持捕鯨國會議員會議上，與會者皆大啖了一頓鯨肉餐；這顯示退會與選票、相關人員和捕鯨團體的飯碗有關。無論是否言過其實，應該都跟日本欲擴張海洋資源、漁業資源，重振鯨魚產業的企圖脫不了干係。

美媒批判日本「川普化」

澳洲、英國、紐西蘭和美國皆很不滿日本退會。日前《紐約時報》曾以社論批評，日本退出IWC既危險又愚蠢，這類似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的行徑，日本不應有樣學樣。日本外務省立刻反駁說，捕鯨是「固有文化」，日本會遵守國際法，保全鯨魚。

然而，日本近代不遵守國際法是有前科的，戰前發動一連串侵略就是明證。況且，日本近代最被推崇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早早就「啟蒙」國民說，在國際關係中，「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砲，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當年負責維持國際和平的國際聯盟委派李頓調查團赴東北調查，所提報告認定日本非法侵略，1933年3月日本即悍然退出國際聯盟。日本也是利益遠重於國際法，殷鑑不遠。

在安倍長期領導下，日本正在蛻變，這回首次退出國際組織、拋棄國際協調的慣例，究竟是單純為了重振鯨魚產業？抑或是改採類似戰前獨行路線的前兆？東亞鄰國可要看清楚了。

英國脫歐的過程迄今起起伏伏，轉轍難定，甚至造成全國人民怨懟日深，分裂更加明顯，也許二次公投是解決英國「脫歐迷途」的較佳方案。

梅伊崩潰式挫敗

英國首相梅伊就像洗三溫暖一樣，先是黨版的「脫歐草案協議」一如預期的在英國國會中遭受挫敗；更跌破專家眼鏡的是，這項挫敗是同志倒戈，讓保守黨兵敗如山倒。

梅伊以輸230票的結果面臨羞辱式的慘敗，除了創下英國政治史上國會表決的「最慘潰敗紀錄」，在野的工黨也乘勝追擊地提出了對梅伊內閣的「不信任投票」提案，要求保守黨為首的政府立刻下台，最後梅伊以慘勝的得票數維持了搖搖欲墜的政權。

英國必須決定脫歐方向如何前進，是要有條件的脫歐，還是不顧一切的「硬脫歐」？英國政府又該何去何從，是重新大選傾聽民意？還是就脫歐進行「二次公投」，了解民心走向？更重要的是，英國要如何面對與歐洲大陸的關係？如何設定與歐盟各國的關係？問題千絲萬縷，理還亂，不理更亂。

脫歐公投迄今已經兩年，英國朝野完全陷入意見相左，卻沒有決定性方案的紛亂局面，任何意見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必須完全負責的梅伊，卻始終搞不定多數支持的版本。面對動盪不安的局面，在野黨也始終不願意與梅伊坐下來坦誠溝通，這種重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景象，把英國推入徘徊迴旋的無底深淵，就算再來個幾年，脫歐大事顯然也不易底定。

尤其，伴隨著脫歐議題而來的民心浮動，兩方人馬的暴力相向，已然讓19世紀的日不落國政治停滯不前，人民分裂危機已露，經濟更加停滯，更不要說，還有想要獨立的蘇格蘭尚未具體表態，這種種問題都讓英國陷入嚴重的國家危機。

脫歐是天上掉下來的炸彈

在2019年動盪不安的年頭，梅伊似乎難以施展拳腳，政府部門絞盡腦汁，對歐盟低身下氣，才正式提出由內閣通過的脫歐方案，展開和歐盟談判的「前進令」，但這份脫歐方案在得到歐盟同意後，英國國內各界卻爭議不斷，仍待做最後的決定。

英國決定脫歐是政客不負責任的政治豪賭，並非規劃妥當之事，也並非多數國民皆額手稱慶，由於公投結果超乎執政黨原先的預期，且支持與反對脫歐的意見又在伯仲之間，不僅選民意見紛歧，政黨菁英也對脫歐莫衷一是。再說，自歐盟成立以來，從未有任何國家脫歐，英國要怎麼做才能順利脫歐，讓歐盟與英國都不受害，沒有前例可循。

所以，公投過了，才發現脫歐工作說的比做的容易，需要耗費巨大資源與時間，進行雙方定位調整的動作，這也是梅伊接任以來，屢屢在歐盟及國內遭到批評與質疑的原因。

正由於脫歐方案內容龐大且複雜，談判曠日又費時，加上英國國內對於脫歐的民意意見分歧，甚至方案「硬」提出後，除了合作政黨「北愛民主統一黨」的強力批評外，黨內脫歐溝通會後，也有數位內閣重臣宣布辭職，不願接受既有方案；甚至黨內反對的同志們對梅伊祭出不信任投票，連保守黨黨鞭也在國會投票前夕發表公開信，對自家閣揆倒打一槍，表達反對執政黨脫歐方案的立場。這樣棒打落水狗的心態並沒有打倒梅伊，反倒讓國家發展完全停滯。

英國將是漂泊的航母

沒有歐盟的英國將駛往何處，這可是英國脫歐以來一直未能真正觸及的大哉問。英國應往何處去，這樣的分歧與爭議未來會繼續困擾英國多年。

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以來，歐盟會員國十年來一直面臨兩大難題，財務分配與移民問題。在歐盟中，英國屬於經濟財務狀況與社會較穩定的國家，為了挽救歐盟的完整性與部分狀況較差的國家，英國必須出資代替部分國家償還債務，又須按比例接納中東來的移民與難民，這種幫別人擦屁股的事情致使英國人民對歐盟不滿，要求退出歐盟。

英國認為脫歐以後，國家財政可以自主，資源可以自行使用，這有利於英國的自主發展，然而，英國因為脫歐，原來與歐洲大陸和美洲各國的關稅與相關交易條件都需重談，所有的成本計算與談判皆須重新來過，這真的比較好嗎？

再說，重新談判曠日廢時，等到脫歐工程完成，英國自己孤立於各大自由貿易市場外，會比較好嗎？連俄羅斯總統普丁都說，英國脫歐後，將成為孤懸歐洲大陸外海的邊緣小島。

英國因脫歐議題面臨了內憂（國家分裂）與外患（歐盟關稅壁壘），看來國會改選與脫歐二次公投將不可避免，但無論如何，英國的政局都將長期地動盪。

(作者係政治評論人)

東廠行為就是司法受政治影響，甚至受到政治控制。這種事不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美國。只是美國做的較文明，較不易被發現。

美國司法柿子挑軟的吃

在紐約860萬人口中，華人居民有812,410人之多。自然就會有中國人開的銀行，為華人做金融服務。曼哈頓中國城有個國寶銀行(Abacus Federal Savings Bank)，資產只有三億美元，名列全美2,651名。2009年金融風暴後，該銀行自行向檢察官申報一個前員工房貸作假，立刻遭到曼哈頓檢察官Cyrus Vance起訴。

大家可能都記得「越大越不能垮」(too big to fail)的故事。檢察官不敢起訴大銀行，反去起訴國寶銀行，以為小銀行一定會認罪，為金融風暴背黑鍋，沒想到，這個屬於Thomas Sung的家族銀行拼死也要打這場官司，結果檢察官花了一千萬，打了五年官司，最後敗訴。

近年來，中國的大銀行像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招商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都先後到紐約開分行。他們來紐約不是因為紐約華人增加，而是因為紐約是世界第一大金融交易的大都會，紐約的貿易額大，自然外貿結匯就大，因此，全球有點份量的銀行都會在紐約設立分行。

欺負中國人的事再度上演

最近在紐約發生一件商業侵權的訴訟案，牽連到上述幾家中國銀行。這些銀行被調查其來往帳戶及作業，引起媒體和大眾關注。

據新聞報導，這案子起因是美國一家鞋公司Nike and Cromwell在紐約法院告了幾百家中國鞋店零售商侵權，被告零售商未出庭抗辯，故法院判Nike and Cromwell勝訴，並判原告應得到18億美元賠款。Nike and Cromwell因考量收取罰款不易，把此案權利轉讓給Next Investments, LLC.。此公司隨後要求法官准其調查與此案有關的銀行帳戶往來信息。

上述銀行向法官提出要求停止調查令，因為他們與該案關聯性「太微小」(de minimis contact)，並提出中國司法部司法協助交流中心表示願意配合的文件。但紐約南區法院拒絕銀行的申訴，並認為司法協助交流中心的文件不足以代表願意配合。

當中美貿易變成政治外交問題時，美國法院的手伸得這麼長，不免使人想起用東廠行為來形容它，只是美國人做的，比台灣檢察官稍微文明一點。

不久前，中興公司被美國罰9億美元罰金。這是美商務部告中興違背美國對北韓商品禁運法令的案子，歷時5年，最後中興認過，答應罰款，並同意放棄出口權利7年，直到2022年，也接受監視團隊進駐中興。這個案子表現出美國司法的力道。

華為案引發國際關注

再說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在去年12月3日過境溫哥華赴阿根廷參加G20財經會議時，被加拿大應美國的要求，依美加引渡協定加以逮捕，並將她關入監獄等待引渡。

美國針對華為涉嫌違背對伊朗禁運一案，也是由紐約南區法院經手的。只是加拿大的逮捕，一來沒有公布明確的罪行，二來時間選在G20會期中川普與習近平會面，共同尋求解決兩國貿易戰的關鍵時刻，國際譁然。再加上加拿大以重罪犯對待孟女士，行跡惡劣，引起國際注意，更令中國憤怒的是，川普的幕僚竟稱其主子事前不知此事。

就在孟女士被加拿大關押之後，中國也陸續逮捕了多名在大陸的加籍人士。中國雖然否認逮捕與孟案有任何關連，但明眼人，包括美國國務卿龐培歐，都認為中國是在報復。反過來說，中國如對美加的不當行為不做任何反應，那又怎麼能保障中國百姓的人權呢？

美國新聞雖對華為、中興被美打壓事件不做詳細報導，但紙包不住火，中興、華為事件已經被認為不只是違背禁運那麼單純，也不是貿易戰的枝節。華為一直被美國排擠，不讓其產品打入美國市場，並以國家安全為由，規定政軍機構不得購買華為產品。然而，近幾年來華為的電訊、電話產品銷量躍居全球第二，直逼蘋果。尤其華為在五代（5G）智能電話通訊上，已成為世界領頭羊，對美國產生極大壓力。

和則兩利、鬥則兩敗

兩個大國競爭在所難免，但一極化的世界早在20世紀末如曇花一現，逐漸消失。蘇聯雖瓦解，美國難獨強。美國以金融掛帥的經濟走向投機，以債養債，終究導致經濟危機（除了矽谷投資科技之外）。

自2008至2009世界經濟危機以來，破產的破產，背債蕭條的蕭條，走修正路線的試著修正，大家都在掙扎。中國的計畫經濟則每5年修正一次，使得經濟持續速長，技術由低推上，中國又推出「中國制造2025方案」、「一帶一路」，讓美國害怕到發動貿易戰。

事實上，貿易戰或許不是壞事，可以讓兩國早點看清，鬥則雙敗（失業破產、經濟蕭條），而且殃及全球，和則有雙贏的機會（振興經濟、促進繁榮），全球得利。

實際上，中美兩國在資源回收、再生能源、向外太空發展等領域合作。而在市場的分配上，美國應當允許開發國家提升市場層次，而不是限制他們的發展。市場的力量是人口乘以人均購買力，提升人均購買力，就等於擴大市場。美國要確保自己的經濟地位，就必須促進技術開發，外銷技術產品，不停擴展市場，而不是禁運高端技術產品。

(作者係《中美論壇》評論員及專欄作家)

楊昌洙生於1958年，1980年2月獲得韓國國民大學行政學學士學位。1984年5月通過外務高考，7月進入外務部工作。1987年2月修得首爾國立大學行政學碩士學位，6月調為韓國駐挪威大使館二等秘書。

1990年韓國與羅馬尼亞建交，楊昌洙旋即參與了韓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籌建工作，並在駐羅期間就讀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1995年6月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96年8月，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和北京語言大學深造，次年在韓國駐中國大使館任一等秘書，1998年負責中國大陸第一所韓國學校—北京韓國國際學校的創校業務。2001年4月前往廣州參與總領館籌建工作，於設館後擔任領事一職。2003年7月，調返外交通商部，出任歐洲局的歐洲二課課長，2004年7月後改調至總理秘書室任禮賓課長。2006年2月，派任韓國駐日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2008年7月起重回外交通商部，任歐洲局審議官，2009年12月升任該局局長。2012年2月後接任第5代韓國駐廣州總領事，並於該年12月主持總領事館新址的開幕。2015年5月擔任京畿道的國際關係大使。2016年11月抵達台灣履新。

問：韓國總統文在寅在2018一年間促成了三次「文金會」，一次「習金會」，讓原本動盪不安的韓半島局勢轉向和平穩定，請問您怎麼看剛過去的2018年？

答：我認為可以用一個詞形容2018年，那就是「翻轉」，change。不論是韓半島的局勢，或台灣的九合一選舉，都說明2018年各地發生了大翻轉。

我認為，作為外交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對世界局勢的變遷保持高度敏感。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就是告訴我們必須隨時掌握世界潮流，更要順應潮流。

2018年4月、5月及9月連續有三次「文金會」，南北韓先後簽署了《板門店宣言》和《9月平壤共同宣言協議書》，雙方皆有強烈意願要逐步落實「韓半島和平進程」。兩韓促成的和平氛圍已經形成一種國際潮流。

今年元旦，金正恩發表新年談話指出，他追求全面非核化的決心沒有改變，美國若採取相對應的行動，非核化的進展會更快速。他也表示，會支持重啟開城工業區、北韓的金剛山旅遊區等，同時向南北韓人民喊話，呼籲雙方「徹底落實歷史性的南北韓宣言，讓韓半島迎來和平、繁榮、統一的盛世。」我想這些正面訊息有利於韓半島的和平穩定。

不可否認，文在寅總統當前面臨不少挑戰，一方面要解決國內經濟低迷不振、高失業率等諸多問題。但這是經濟循環的正常表現，我相信文在寅政府可以很快地克服種種困難。

問：您在廣州擔任過領事、總領事，而廣州剛好是大陸改革開放的重鎮，請問您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什麼樣的評價？

答：中國大陸有6千萬華僑，其中有3千萬是從廣東出去的，所以廣東一直是中國最開放的省份，1957年4月的廣交會就是當時大陸對外的唯一視窗。

1978年，習仲勛先生出任文革後廣東第一任省委書記。在他的努力下，中國於1979年7月批准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廈門創辦經濟特區，1988年又把海南劃分為經濟特區。40年後，深圳從一個26,000人的小漁村，變成今日近1,300萬人口的大城市，與香港不相上下，2017年的GDP居全中國大中城市的第三名。深圳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計畫城市」(planned city)。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韓國和廣東的經貿合作持續擴大，廣東一直是在中國省級行政區域中排在首位的。我在擔任廣州總領事任內，訂了「一長、三短」的目標。長期目標是鞏固韓國和廣東的合作關係，探索雙方互惠互利的方案，建立韓國、廣東發展論壇，制定系統的合作機制。三個短期目標：一是新建領事館館舍開館；二是開辦韓國學校解決僑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三是營造韓國特色街。這三個短期目標都在我任內提前達成，讓我感到非常欣慰。

2018年11月，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我相信，這不僅會強化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及經濟發展，更將帶動香港、澳門與珠海等珠江三角洲的產業進一步發展與轉型。而我在廣州時，也看到許多台商在當地踴躍投資，因此我希望有機會再去走走看看。

問：這兩年是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成立以來，台韓交流最盛的時期，請問您怎麼看台韓關係？

答：韓台之間有深厚友誼。1919年大韓民國在上海成立臨時政府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吳鐵城受到蔣介石的指示，對臨時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這份情誼韓國人不會忘記，也說明了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雖然韓國與中華民國在1992年結束了外交關係，但因文化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相近、民眾往來頻繁，以及雙方交流的擴大，韓台一直維持著緊密的關係。

許多人可能認為，韓台之間是競爭關係，但比較雙方的主要貿易品項，即可得知雙方的互補性相當高。韓台雙方在投資方面也持續成長，201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330億美元，韓國是台灣第五大貿易夥伴，台灣則是韓國的第七大貿易夥伴。

另外，過去幾年，台灣掀起了「韓流」，韓國也吹起了「台風」。韓國的年輕人更有「台灣熱」，喜歡到台灣旅行，品嚐台灣美食、感受台灣美景，這使得雙邊互訪的人數快速攀升。韓台雙向交流自2012年「松山-金浦」開航以來持續增溫，2015年9月仁川航線的機型放寬，更增加了韓台之間的運能，2016年互訪人數約有170萬人次，2017年韓國來台人數突破105萬人，台灣訪韓旅客亦接近89萬。2018年12月15日，雙方互訪人數更首次突破兩百萬人次，台灣躍升為韓國觀光客的第三名（在大陸、日本之後），而韓國到台灣旅遊的人數也成為台灣的第三大國。

問：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喜歡看韓劇、喜歡韓國影歌星，請問您怎麼看韓劇文化？

答：有人稱韓國是「韓劇共和國」，這句話並不誇張，韓劇不僅為韓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也讓全世界人透過韓劇認得我們。據我知道，韓劇最早在台灣流行，後來才到香港、大陸、日本、東南亞、歐美，今天連中東的電視台都在播映韓劇，可見韓劇跨越了文化差異，受到廣泛的歡迎。不僅如此，我聽說，韓國電影《與神同行》去年在台灣也創下超高票房。

我想，韓劇之所以受歡迎，主要是韓劇的故事講的是如何孝順父母、友愛兄妹、對國家忠誠、對朋友講義氣等傳統美德，而這些價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問：您曾表示韓國是最有儒家思想的國家，請問韓國在哪些方面表現出遵奉儒家思想？

答：韓國文明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薰陶。一直到現在，儒教仍然是韓國最主流的文化，孔子主張的「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等思想，徹徹底底地融入了韓國人的日常生活。在韓國，從小學開始，各階段都設有「倫理課」，而這樣的禮節教育，小至個人的生活禮節，大至國家的生活禮節，對韓國人的一生都有正面影響。韓國人認為儒教不僅締造了他們家庭的和諧穩定、社會的善良風氣，政治上也較為穩定，例如，朝鮮王朝長達500多年，高麗王朝也有將近500年歷史，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目前韓國5千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信奉基督教，三分之一信奉佛教，但不論信仰什麼宗教，儒家思想始終是韓國文化的一部分。

問：您到任後不斷地與台灣各界人士接觸，請問您想藉此表達什麼樣的訊息？

答：我相信，有接觸才能增進了解及合作。過去兩年中，我也拜訪了各政府單位及多個縣市政府，尋求韓台進一步交流合作。2017年6月，我拜會了台北市長柯文哲，表達期待雙方在尖端和創新產業領域能有更多交流合作。柯市長不僅表示很樂意加強雙方的關係，還詢問我有關韓國以大企業為發展主力所帶來的經濟奇蹟。我當時回應，20年前的國際情勢非常適合韓國發展以大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但近年來世界經濟低迷不振，韓國的大企業陷入困境，中小企業的表現也不甚理想，因此，文在寅總統上任後，將中小企業視為發展新動力，對中小企業提供較以往更多的支援與協助，韓台可相互學習並共同尋求突破點。

2018年6月，我與桃園市長鄭文燦攜手合辦「韓台文化交流饗宴」，同時促進了雙方在經貿、文化、體育、人員等領域的交流。

我希望在不久的未來去拜訪高雄市長韓國瑜。因為他讓「韓流」更加熱門、流行，而且高雄、釜山有著50多年的姊妹市緣分。我也希望韓國旅客能多多去高雄觀光，也希望未來能增闢金浦─高雄航線，進一步擴大載客運能及便利性。

另外，我相信，經濟是外在的聯繫，文化是內在的聯繫。因此，不論我派駐何處，我都會主動邀請或拜訪當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我到台北任職後，已先後邀請了台大、政大、文大、師大、東吳、佛光等大學的校長到府吃飯，感謝他們在韓台斷交前後仍持續培養韓國的中文專家、台灣的韓語人才。

問：南北韓在1948年被迫成為兩個國家，但雙邊領導人先後表示「兩韓統一自己來」，台灣與大陸從來都是一個國家，當前的台灣領導人對兩岸統一卻興趣缺缺，請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南北韓人民都覺得自己是韓民族，沒有理由不統一，但現實上，由於兩地隔絕了70多年，加上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兩韓交往合作仍有諸多限制。就這個角度來說，我很羨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密切，人民來往頻繁。好在金正恩在新年談話表示，會支持重啟開城工業區、北韓的金剛山旅遊區等，我認為，只要國際社會予以協助，又得到各自人民的支持，兩韓在未來必將有突破性的發展。

綜觀兩岸關係、南北韓關係，雙方互有共通點和差異性，如何對彼此的優缺點截長補短，需要集結眾人的創意集思廣益。

國民黨內的醬缸文化始終沒有改過，好的時候爭表功，壞的時候全龜縮，並任由自己人中槍？

民進黨九合一選舉敗得一塌糊塗，才兩個月立刻把敗戰聯盟重組成軍，個個摩拳擦掌捲土重來，反觀國民黨呢？拭目能待嗎？

第一個跳出來要選總統的是朱立倫，他想要洗刷那個在換柱風波中，過度算計、瞻前顧後的負面形象，更重要的是，他選擇賴清德宣布辭職的當天宣布，表示他和賴清德具有相同份量。

第二個是王金平，從韓國瑜才只有一碗滷肉飯沿門托缽時，他即以熟練的江湖經驗，押寶投資，然後隱身幕後，出了一本新書《橋─走近王金平》，以闖蕩江湖50年、政壇不倒翁、公道伯的身分，道出「政治無他、耐心而已」。

馬英九習慣性地不缺席。他在為新書接受專訪時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馬習會」的歷史成就。但他任內把國軍用民進黨的手砸爛，讓教科書獨化養出太陽花，放手油電雙漲物價飆升，最後讓國民黨徹底崩盤。

如今韓流再造國民黨新氣象，馬英九兩度傷口灑鹽，阻攻不成，立刻轉向，輕鬆募款億元，成立馬英九基金會，搶在公道伯新書發表的同一天，宣傳他的《八年執政回憶錄》。

吳敦義20歲出道，寫出「台大人的十字架」，在經國先生的加持下，政壇一路扶搖直上，李登輝千方百計要他沾黑靠金，他不為所動，就被隔離核心，放在高雄。當陳水扁勢如中天時，只有他力守南投，到馬英九奪回政權，出任行政院長，又作了馬第二任的副手，創下台灣政壇多項難得一見的記錄。

九合一大選前，吳敦義一面頂著民進黨抄家滅門，一面還要每個月籌3,000萬供黨使用。如果不是他一再拜託，怎麼會有「韓流」？怎麼會有15個縣市長大勝，擊敗民進黨的場面？

當國民黨的勝利者，包括侯友宜，一一登為擂台主，各擧旗幟，開始當諸侯時，只有吳敦義還在化緣找錢，低調辦「感恩之旅」，出門第一站新北市，就被挑釁的記者半途攔問「是來踩朱立倫的地盤嗎」？他也不管「中計」與否？大怒回嗆。

吳敦義反應快，官場上練就辯才無礙。

我問過許多國民黨不同階層的人：吳敦義哪裡不好？沒有人能夠具體說出來。我也問過民進黨人，十之八九回答：他太厲害。

我想問朱立倫、馬英九、王金平：國民黨現在缺錢，你們這些口口聲聲叫團結的大咖，有責任認捐、募款，幫助國民黨不倒，否則憑什麼對提名條件說三道四？

最後：我要以20全黨代表的身分向黨內先進建言：團結不是口號，承擔要有實際作為，戰鬥要勇敢；國民黨沒有再模糊的空間，我建議全黨一致支持吳敦義競選總統，朱立倫擔任副總統候選人，將來兼任行政院長，王金平總綰2020競選兵符，至於馬英九，就擔任終身志工吧！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