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事歷史教育工作，面對中學歷史課綱這一波「去中國化」，決定集合有志之士，推動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自救、自寫與自教。

古人常言，國可滅，史不可滅。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明朝大儒顧炎武說，有亡其國，也有亡天下。今天，歷史教育再不從根救起，則不僅是亡國，更可謂天下亡矣！

眾所周知，基於台獨建國意識的作祟，從李登輝以降的綠營政府，無時無刻不在巧立名目，試圖從各級歷史教育上，遂行「去中國化」的工作。對於不顧客觀的史實，強行割裂台灣人民賴以生存，豐富而偉大的歷史淵源與傳承，筆者認為萬萬不可。基於歷史、文化與國族的認同，決定發起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即自救、自寫與自教。

綠營政府的去中國化步驟

細究綠營政府「去中國化」的步驟，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量變：從李登輝時期，突然把認識台灣，從原屬中國史的範疇割出來，單獨成冊。不但如此，從國小的認識家鄉、社區，到國、高中時期的台灣史，幾乎是「地毯式」的把台灣史不斷重複灌輸到學生們的腦海裡。最後甚至將部分無足輕重的內容，也勉強納入各級學校的歷史教育，導致目前台灣史教學陷入濫竽充數的窘境。但此時，五千年中國史的歷史教育，卻孤單地躺在角落裡。

二、質變：當台灣史分量凌駕於中國史之上，台獨史觀的政府對中國史仍感芒刺在背，欲去之而後快。2018年的歷史新課綱，竟然不顧學界與社會大眾的極力反對，徹底毀棄馬英九時期的「微調課綱」，逕自粗暴地把中國史改為東亞史，以圖徹底消滅中國史。民進黨政府這種欲蓋彌彰的作為，其實是不堪一擊的遁詞，只是為徹底剪除學子們的中國史記憶罷了。

試想，東亞史乃是一門極為專業的學科，現在的國高中學生，以及台灣的師資，焉有能力學習與傳授東亞史？又試問，既然執政者把中國列入東亞史，則同樣身處東亞的台灣，又何不乾脆也納為東亞史，捨棄台灣史？

三、假學術與多元文化之名：這次歷史課綱另一大變革即是，刪除過去數百年以來中外歷史教育的時序方式，直接改為主題式教學。這一劇變雖美其名是新式教學，但骨子裡仍然脫離不了「去中國化」的本質。

另外，執政者宣稱台灣已是多元文化，不必再獨尊中國文化，究其實，這亦是罔顧台灣和中華文化高度重疊的本質，更漠視台灣永續生存文化底蘊之所在。

必須採取有效的對應策略

筆者對民進黨政府步步進逼與摧殘中國史教育，實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才毅然決定挺身而出，希望能撥亂反正，守護一部可長可久的中國史冊給台灣學子們。這是讀書人最莊嚴的使命感，責無旁貸。對於目前執政黨去「中國化」的歷史教育，筆者在過去兩個月採取了幾項對應策略：

一、反對「去中國化」歷史課綱的連署：當2018年夏天，執政者一意孤行通過新的歷史課綱，筆者立即在8月下旬，推出連署活動。令人意外的是，迄今僅僅二個月，連署人數竟然超過萬名以上。而就連署人性質而言，遍及三大洋、四大洲，包括中研院院士，知名的國內各領域專家與學者，更有美國名校教授，國高中歷史老師，各行各業關心與熱愛中國史的朋友們，均紛紛連署響應。這不就證明了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古訓。

二、正面論述中國歷史：為了不落入為反對而反對之譏，筆者決定採取正面論述一部可以疏通致遠的中國史。筆者深信，只要目標正確，人心必然覺醒，真理必能喚回，青史必然常存。所謂千年暗室一燈即亮，與其詛咒黑夜，不如點燃一根蠟燭。

歷史證明兩岸相互依存

與一些同道商量後，決定在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當天，集合所有正道的力量，成立協會，設立網站，進行一場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未來的網站將包括中國史與台灣史相關著作和教學影片的呈現，努力將兩岸相互依存的正確歷史，呈現給當代的台灣人民。總之，目的就是要喚醒台灣人民，能夠再度親近一部中國人賴以生存的奮鬥史。

筆者雖只是平民百姓，手裡既無公權力可供揮舞；口袋亦無百萬糧草可供揮霍，不過卻擁有掌握歷史話語權的壯志雄心，擁有逐鹿中原的文化企圖心。新三自運動是一場覺醒的歷史教育行動，在此，誠心呼籲，所有四面八方珍惜中國歷史的朋友們，一起共襄盛舉。大家群策群力讓偉大的五千年中國歷史與文明，常在這塊寶島上，長久發光發熱。

(作者係嘉義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發起人)

柯文哲日前一番「台灣只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引來各路人馬的解讀及抨擊，但從10月以來美國的動作頻繁可見，川普政府已將「台灣商品」價格喊到了極致。

  柯文哲日前接受外媒專訪時表示，台灣只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由於只是「商品」，中共如果武力犯台，美國當然不見得願意犧牲自身利益守護台灣。柯因此表示，台灣只能提升自身對美國的價值，爭取美方以較高的成本保全這項「商品」。

柯一番談話遭各方抨擊

柯文哲的談話立即引來蔡政府高層，與國、民兩黨市長候選人的抨擊。外交部長吳釗燮在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對柯的言論「絕對不同意」。吳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必須捍衛自己的地位與利益，「不是要去賣給哪個國家」。故而，「台灣是非賣品」，對柯的不當發言，吳釗燮感到「相當訝異」。

國民黨候選人丁守中則痛斥柯的發言為「自我貶抑國格、自我作賤的說法」，因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該把國家比喻成貨架上的商品，或是可以交換的籌碼。」丁守中表示，台灣雖是「弱國」，但弱國「可以在強國間游離，用兩手策略一手拉攏西方國家，一手改善兩岸關係，可以雙拳四手兩邊得利，不會變成貨架上的商品。」

民進黨市長候選人姚文智在第一時間對柯的說法表示認同，他說：「這樣的話需要他說嗎？大家不知道嗎？大家不知道台灣在美中貿易、世界局勢中處境的困難嗎？」但或許擔心附和柯的言論會牴觸黨的路線，姚隨後改口批評，柯在「兩岸一家親」的口號下，要讓台北市變成「中國貨」，去跟中國一起「共圓中國夢」。依姚的說法，台灣在這樣困難的局勢下，應該「不斷努力把握任何機會去實現價值，讓它是貨真價實的台灣貨。」

一篇淺顯直白的陳述，竟然可以引來各種怪異的解讀，難怪政績貧乏的柯文哲，民調人氣可以穩定領先。

吳釗燮答非所問

身為外交部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居然連立委質疑的主旨都搞不清楚，這樣的外交操盤手，怎能讓人對未來抱持信心？柯文哲所談：「台灣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講的明明是川普將台灣視為「商品」，怎麼部長回答時卻變成柯要把台灣「去賣給哪個國家」？

柯說美國人把台灣視為商品，角色便如同童話中那個指出「國王沒穿衣服」的直白小孩，部長若不同意，就應舉證美國人沒有這樣的心態，而不是答非所問地，反將戳穿國王新衣的小孩痛打一頓。

丁守中自失立場

丁守中的回應也有類似的狀況，柯的發言是指川普不屑台灣的國格，但卻被丁說成是柯「自我貶抑國格、自我作賤的說法」。

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當然都會認同，台灣作為一個「弱國」，可以在強國之間玩兩手策略，「可以雙拳四手兩邊得利，不會變成貨架上的商品。」但丁既然是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國民黨候選人，批柯之餘，當然更應該大膽說出，只有維持與大陸的親善關係，台灣這個「兩手策略」才可能玩得開。而要與大陸維持親善關係，「自我貶抑國格」的指控便不宜提出，因為它隱含「兩國論」的概念。

顯然，丁也如同一般政客，想在統獨之間玩弄兩面手法。在藍大於綠的台北市選區，丁的選情卻長期陷於膠著，想必與他瞻前顧後，不敢明指藍營核心理念的態度有關。

姚文智插科打諢

姚文智的回應，則投射了民進黨執政的難堪。的確，如姚所說，台灣只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無需柯文哲說嘴。但身為執政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柯一旦挑起這個話題，選民期待於姚的，便是他將如何運用他未來的市長地位，協助民進黨強化台美邦交，使台灣這個「商品」成為非賣品。

姚文智很清楚，在中美關係高度敏感的當下，任何強化台美關係的主張都是只能做不能說，於是便只能打哈哈地說，柯要「將台北市變成中國貨」。

筆者不才，怎麼讀也無法理解，何以台灣作為美國的「商品」，竟然也可以「變成中國貨」？無怪乎國民黨政策會前執行長蔡正元揶揄，上述這些政客們對柯文哲談話的回應，宛如「插科打諢，好像侏羅紀的電影旁白」。

川普利用台灣到了極致

今年4月，蔡英文接受媒體專訪時，曾意氣風發地表示，面對中美博弈，台灣也可以扮演「棋手」的角色，不必被動地只隨美方起舞。但10月以來，先有美國海軍外租的科研船「湯普森號」高調停泊高雄；22日美國海軍又公布兩艘軍艦由南往北的穿越台灣海峽，造成中美緊張關係再度升高。如果再加上擬議中的11月軍演，川普政府可謂已將「台灣商品」價格喊到了極致。

11月台美都有重要選舉，一般相信美方恐怕還會不斷出招。面對美方的動作頻頻，台灣究竟下了什麼好棋？之所以失去下棋的能力，不正因為自己斷絕了一切與北京的互動？如果無法下棋，被自己過去的盟友譏刺為只是「商品」，又何必跳腳？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陳玉慧，台中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系碩士，現為旅歐台籍作家，寫作領域跨越人類、文化，包含小說、散文、劇本、評論。

一

  1987年，陳玉慧第一本書《失火》出版。1989年，陳玉慧更大膽做了嘗試與實驗，用吳小姐的名稱在報紙上登徵婚啟事，將其中42位與她徵婚的男性互動情形寫成《徵婚啟事》，後來改編成舞台劇，由李國修導演，屏風表演班演出，亦改編成電影。

1990年，她和德國人明夏(Michael Cornelius)結婚，因為明夏的鼓勵，陳玉慧終於勇敢面對童年失愛的孤獨，將自我生命的故事寫成自傳性的小說《海神家族》。在寫作的過程中，因為與自我的對話及對父母心靈更潛藏的推敲，陳玉慧童年對家、對愛的渴求與失落，在長大後經過理性的抽絲剝繭後，終於懂得「家」與「愛」的各種面貌。

陳玉慧因為童年對「愛」與「家」的質疑，在青春期即離家出國，她嫻熟英、法、德等多國語言，曾追隨西班牙小丑劇團巡迴演出，在法國陽光劇團實習、紐約百老匯擔任導演。戲劇之外，陳玉慧敏銳的報導深獲國外報刊的賞識，曾任法國《世界日報》法文編輯，德國《南德日報》、《法蘭克福廣訊報》特約作家。林懷民譽她為當代最動人的散文家，德國作家史帝曼(Tilman Spengler)更認為陳玉慧是「德國文壇最值得期待的作家」。

《海神家族》療癒陳玉慧童年的失愛傷痛，她將自己對歷史與時代的更大企圖與更深的追尋，寫成了《獵雷：一個追蹤尹清楓女記者的故事》、《時代的摺痕：特派員的祕密檔案》，《CHINA》、《幸福之葉》。

二

文學創作話語的特色有其時代性的對應（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但陳玉慧以跨越戲劇、記者、文學的創作領域，反而成為她一種私有的文學語言風格，這種「精神游牧」、「文化跨界」的敘事，提供了她在人類與文學之間更大的存在與現象的解釋風格。旅歐時期，異國文化的衝擊與處境質疑，除了懷鄉與故鄉書寫之外，尋找與釐清「認同」的心靈方向是她更重要的課題。

有些領域其實我感覺得心應手，然後覺得也蠻有趣的，可是自從我投入《海神家族》的寫作以後，覺得寫作才是我的identity。

從旅居的異國西方文化回頭看清自己身分上的東方，《CHINA》陳玉慧用第一人稱敘事，描寫一位歐洲人魏瀚在18世紀，來到中國與China （瓷器、中國）相遇與相愛，從德勒斯登到中國尋找瓷器的製造方法，卻發現北京或景德鎮都沒能與他認知上的中國相印證。在中國，魏瀚是異鄉人，異鄉人對異國文化有著矛盾、迷惘與眷戀，尤其是和滿族人馬蓮的愛情與最後結合。

陳玉慧說「瓷與愛情，這世間最容易破碎的二樣東西」（陳玉慧，《CHINA》，台北印刻出版社，2009年）。魏瀚是陳玉慧的化身，也是陳玉慧想像中國的層層辯證，敘說人類史隨處發生的「遷徙史」，在遷徙過程中真實存在的心理狀態，魏瀚與馬蓮的異國身分與異國文化互相衝擊，無論人類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最後都要回到commitment的關鍵上。

另一方面是書寫中文的事情，因為我們台灣人也是從中國來的，所以我是來自中國，適用中國的文字，認同中國文字，你可以不認同別的東西，但你一定要認同這個，因為這是你的文字，是你的母語，所以當你認同自己的母語，就是認同自己的identity。

玉是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王權的象徵符號，然而，玉也是可以仿製的。馬蓮贈玉蟬給魏瀚，代表「重生」的符號，魏瀚贈送馬蓮「白玉聖母像」，代表從馬蓮與魏瀚及作者陳玉慧的眼中，中國如同白玉聖母像，是包容各種異文化的開明國境。

三

《幸福之葉》，陳玉慧用茶葉建構她的台灣經濟史。茶葉讓台灣在19世紀進入國際舞台，歷史上記載，真實的蘇格蘭商人陶德(John Dodd,1838─1907)與從廈門來到台灣大道埕賣茶的李春生，以及從安溪來台灣製茶的虛構人物─魏芷雲與高青華。這四位小說人物參與了台灣烏龍茶與東方美人成為國際商品的歷史，同時見證了西方資本經濟對台灣的入侵；陶德在同治4年(1865)，從福建安溪運茶種到台灣種茶及製茶。台灣烏龍茶能夠走向世界市場，不是清政府的有心發展，而是西方商人謀求利益的商品。

故事最後，魏芷雲死在台灣、葬在安溪，高青華回到安溪種茶製茶，李春生生根台灣，陶德後來不知何去。

陳玉慧用瓷器、玉、茶葉，建構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多重面向，並加以詮釋：

茶可說是第一件全球化的物品，比咖啡還早，可說是中國人的發明，但是中國茶的聲名和價格遠遠不如英國茶，而英國人在印度種茶，向中國輸入鴉片，取走大銀，然後回收印度茶，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欺凌與交易。……然而事實是，不管印度茶或英國茶，都是由英國人福均(Robert Fortune)從中國把龍井茶苗帶到大吉嶺去種植的。（《幸福之葉》，台北，印刻出版社，2014）。

(作者係文學工作者)

我在海上找到你

像一片落葉，飄在海上

像一個襁褓，飄在海上

我似乎感到了，淒雨冷風

我似乎感到了，孤苦伶仃

是落葉，你就歸根吧

是襁褓，快回到母親懷抱

母親盼兒歸，大樹可以乘涼

分離太久了，兄弟姊妹在翹望

我的心裡，有一絲柔情

願化作臂膀，願化作彩虹

願在平潭和新竹之間化作橋

高鐵馳飛，宛若條條銀龍

使者

那枚小小的郵票

已經不用貼在信封上了

想你的時候

觸摸手機螢屏

就可見到你的身影

聆聽你的笑聲

我還可跟隨旅遊團

去觀賞阿里山的風景

日月潭與西湖的三潭印月

拂掠同樣清爽的風

我把一句句溫暖的話

捎給我的同胞聽

是的，我還年輕

但我們的上一輩的上一輩

都已經老態龍鍾

他們不會上網微信

只是微笑地看著我

打開彩屏

講兩岸的新故事美麗動聽

他們的雙腿已邁不動

我做一個跨越海峽的使者吧

但願不久的將來

一道彩虹

成為橫跨海峽兩岸的

高鐵長龍

(作者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嘉義縣大林鎮是台灣西部第一個被列為國際慢城(Slow City)的城鎮，有近三百年的歷史，文化資產不少。建議當局應結合此拚觀光和文創產業，讓北漂游子回鄉創業，擺脫「又老又窮」的困境。

  慢城初創緣由，起因於全球化快速變遷下，衝擊以農業為主的小城鎮，導致城鎮人口流失，產業外移，造成勞動力下降，生活型態改變，推動慢城的目的是要喚醒當地居民對城市的情感，以保護地方文化與薪傳為基礎，創造永續成長的力量，並以透過地方微型經濟復興，與替代能源使用等方式，在不改變生活節奏的狀況下，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

大林成為台灣第二個慢城

要成為慢城，人口得少於五萬人，環境沒有汙染外，還得好好保存地方文化，重點是慢城內不可以有肯德基、麥當勞等速食餐廳，如此一來，才能讓強調在地食材的店家可以出頭，用當地土生土長的好料款待遊客。

2016年2月15日，經三年努力後，嘉義縣大林鎮繼2014年花蓮縣鳳林鎮，獲得義大利國際慢城組織(Cittaslow International)認證台灣的第二個慢城，也是台灣西部各大鄉鎮中的第一個。一個典型的人口老化城鎮、可以戴上國際肯定的桂冠，要歸功於農村社區的向心力。

近日，這平靜的小鎮因九合一選舉而熱鬧許多，但卻鮮少有候選人提出慢城的願景。如何讓「又老又窮」的大林「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慢城發大財」，成為重要課題。

三百餘年前的開墾

大林鎮屬於嘉南平原近山平原區，石龜溪及三疊溪環繞南北邊界，鎮內的東西區大致以今縱貫鐵路為界。原來境內是一大片「鹿仔草」等樹所構成的叢林。故稱大莆（埔）林。今天其所屬社區仍保有和「林」有關的地名，如中林、內林、林頭、林仔頭、林仔前、頂員林（今上林）等；及和「鹿」棲息地有關的鹿樹山丘（今大林國中）鹿窟（堀）溝二個地名。它是打貓（今民雄）平埔番社的獵鹿場。自明鄭以後，來自大陸的先民遷入諸羅縣開墾者眾，鹿場全被開墾為田。

1695年，位在大埔林北的走豬莊（今早知）民，引石龜溪開濬走豬莊圳灌溉走豬、排仔路頭（今排仔路）二莊，成為西區最早開發之處。而同樣位在大埔林北、屬於東區的內林莊（以簡姓為主），也於1710年引石龜溪開闢內林圳灌溉。

清雍正年間(1722-1735)，十股業戶再引石龜溪水開闢十股圳，並以鹿窟溝為蓄水池，以為西區的大湖、甘蔗崙、排仔路等庄灌溉田禾五百餘甲，從此讓大林變成水鄉澤國。但是，自此的百餘年間西區的劉、張姓和東區的江姓、簡姓宗親，因水圳的使用而水火不容。當局遂於1860年春立《奇冷岸十股大湖公石碑》曉諭石龜溪流域一帶的庄民，不許因十股圳水道滋事生端。此碑現存於甘蔗崙朝傳宮鼓樓壁，成為研究清代台灣農田水利的珍貴史料。

躍升嘉義首富的地位

十股圳開闢後，鄰近走豬莊的大湖莊及排仔路莊民，利用石龜溪上「走豬港」的河運，將生產過剩的稻米輸出到大陸而富有。至今，前者留下了俗諺：「有大湖厝，無大湖垺（稻草堆）」。後者則留下一棟近兩百年歷史、富麗堂皇的古厝。又因大林位居嘉南平原上山海的要衝，也是清代南來北往官道（國道）上的重要驛站，鄰近城鎮的鄉民、買賣者會眾於此，因此成市。貿易之盛，可謂嘉義縣之一大市鎮。商業的繁榮，也帶動了人口的高速成長。

1829年，噶瑪蘭（今宜蘭）通判姚瑩沿著官道來到大林後，在其《台北道里記》（當時的台北是指台灣府以北 ）中提到，「大埔林，民居稠密」。約在今天台一線省道和安霞宮（開漳聖王廟）之間的中山路，形成了一條清代老街。街道兩側林立著門面寬、屋深長的店屋，所以稱它是嘉義首富並不過分。加上當時老街商旅雲集，以大林當地優質的稻米做成的客飯聞名南台灣。

大林因戰略地位重要，在1895年乙未抗日時一舉躍上歷史的重要舞台，以東區簡姓宗親為首的抗日勢力，兩度在此和日軍有激烈的拉鋸戰。這乙未的戰火和1906年的嘉義大地震，一度讓此小鎮沒落。

日據初期，日本製糖會社在鹿窟溝畔設大林糖廠，十股圳成為糖廠用水的來源。而大湖莊的水田，被會社硬以廉價收買、變更為種甘蔗的農場。製糖業的興起，再度讓大林繁榮起來。

應重視糖廠的文化資產

20世紀中期，國民政府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發展策略，大林鄰近的斗南鎮和民雄鎮紛紛成立了包括食品加工在內的工業區，而大林糖廠在1990年代停止壓榨甘蔗後，也宣告該地製糖業的沒落，加上近年廠內的日式宿舍、鐵道等製糖設施被剷除殆盡，育樂公園雜草叢生，讓大林糖廠無法像德國魯爾區─從煤鋼產業到文化創意產業，一樣的轉型。

在原糖廠的幼稚園後方有一百年石碑，因字跡已模糊，曾被誤認為是《昭和太子登基紀念碑》，但筆者根據日據時期的舊報紙得知，因大林的鹿窟溝是乙未抗日重要的古戰場。糖廠當局為了鎮撫「大莆林水鬼」，在1916年9月15日於溝畔設立「南無阿彌陀佛」石碑，也在糖廠的上述現址設立同樣的石碑。

今年10月初，經過整地後再度重見天日。加上廠內另一座當局所稱為追弔建廠以來因公殉職亡魂所立的百年石碑（石頭公），可同列為糖廠重要的文化資產。

大林未來的展望

近十餘年前，縣府當局規劃在原屬大林糖廠的大埔美農場（東區）設工業區，希望能夠為大林鎮帶來更多的人口回流及遷入。但也有在地的簡姓鄉親表示婉惜，原本可以自「南二高」這端遠望西邊一望無際的農場，可以騎著腳踏車一路朝夕陽，讓風呼呼地從臉上拂過，從耳邊呼嘯而去的樂趣，如今不再有了。也有更多的大林鄉親，對它的環保措施感到疑慮。

反觀東部的另一座慢城─鳳林鎮，因保存了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建物，帶來觀光人潮及特色產業店家長期的營運與發展，使得它逐漸發展成獨樹一格、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慢城。建議縣府當局應整合大林東西兩區的居民，以當地文化資產拚觀光和文創產業，吸引外漂游子回鄉創業，恢復「嘉義首富之區」的榮景。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今年10月光復節前，應邀走了一趟抗戰時東區服務隊（游擊隊）走過的路線。一方面為紀念東區服務隊成立80周年，二方面為紀念台灣光復73周年。

  10月24日，我們一行抵達廣州，第二天舉行了光復節73周年座談會。第三天出發到羅浮山，接著數日內，每天我們坐車數小時，下車又走一大段路。一站站在山區裡行走，我們不得不佩服當年先賢先烈的腳力，他們可是背著被子、鍋碗全程走路啊。

東區服務隊下鄉組織抗日

重讀當年組訓東區服務隊丘念台先生的遺作《嶺海微飄》，他書中記：民國27年（日軍已陷廣東）10月20日，12軍團司令香翰屏，叫他組訓惠州、潮州、梅州等25縣民眾，他立即帶青年工作人員開始各處去，由四會、清遠往東走，而且一路增添成員。丘念台寫「我和大家一樣揹起包袱與氈子，翻山越嶺，跋涉二千里……沒有一個人說苦，愈跑愈精神」。

他們曾被懷疑是下鄉的戲班子，甚至是漢奸、共產黨，後來組訓隊的人愈來愈多，被打小報告的事層出不窮，他們卻仍一處處去，教文盲，組訓抗日，在羅浮山、粵北、閩西周遭一路工作，每抵達一個地區，就跟民眾解釋、教化，把抗戰精神帶到偏鄉山裡。

他們一再被外界中傷，經費又拮据，卻依舊穿著草鞋，各處建立民間武裝抗日組織，在各地借廟宇、學校、民間祠堂、書屋，先後辦了45個小學，又辦了中學。

丘念台救了五位台籍青年

最有意義的是，丘念台拯救了五位由台灣到廣東抗日被懷疑為日諜、本要被槍斃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是台北帝大醫學院畢業的蕭道應和他妻子黃素貞，明治大學的鍾浩東和他妻子蔣碧玉（蔣渭水之女）及李南衡。這五位台籍青年參與了東區服務隊，還有百多位粵籍青年。其中有丘念台的姪兒丘應柏和姪女，以及他自己的獨生女。當時姪女才14歲，他女兒丘應棠才18歲，而在東隊青年中，王致遠和徐森源兩位隊員對丘應棠十分心儀。

丘念台後來選了王致遠為婿，王致遠和徐森源在台灣光復後隨丘念台到台灣，但王致遠和丘應柏在二二八事件後被通緝，跑回廣東。出身美濃的鍾浩東被槍斃，蔣碧玉及屏東的蕭道應夫婦、徐森源等下監。這幾位抗戰愛國青年竟然在台灣光復後，有如此悽慘的下場，令人扼腕。

侯孝賢導演曾把這五位台灣青年的故事，拍成電影《好男好女》，編導是藍博洲。這次是藍博洲召集東隊成員的第二代前往東區服務隊去過的地方，我也因此第一次看到鍾皓東的長子鍾繼堅。

以虔敬的心拜謁先人

除了廣州，我們也去了惠州，在羅浮山看了沖虛古觀，葛洪博物館、東江縱隊紀念館，在梅州看了五杠樓、南華又盧、三星書屋，又去蕉嶺參觀了桂嶺書院、蕉嶺中學、羅福星紀念館、丘逢甲故居、創兆小學、廣益中學、樂育中學……。每個地方都有先賢先烈的遺韻。有趣的是，我在南華又盧認了一位親戚，而在去過多次的創兆小學，赫然發現自己捐款被銘刻在牆上。

我們在徐森源之子徐博東帶領下，到了東區服務隊曾駐紮過的廟寺、民居、學校，我們一路都覺得很辛苦，想到先人沒車可坐，全是徒步，而且每到一地要組訓民眾閱讀，又要被人猜忌，真是何苦？何況，他們大多是台灣、廣東兩地的大家族子弟啊！

這次復刻東區服務隊最遺憾的是沒去上杭師範傳習所，辛亥3.29之役多位革命先賢先烈都是那裡出去的。上杭緊鄰廣東鎮平（後易名為蕉嶺），但屬於福建省，那兒有邱氏宗祠，清末丘復和丘逢甲將之改為師資培育地，也是革命黨員的培育地。黃花岡烈士林修明的姪孫女林少雯，而丘復的孫女丘彥明，都是世界女記者作家協會的資深老會員，而我逢甲公侄孫女也是。

上杭古稱紫金，在宋末為大鎮，孫中山及李光耀的先人都是從上杭移至外地、南洋。我25年前第一次回上杭，交通極不便，祠堂又破又住滿了人。但在上杭人的努力下，已恢復金礦開採，號稱是中國第一金山，地方恢復富裕，而丘（邱）氏祠堂更裝修地美崙美奐。

此行以當年東區服務隊成員的第二、三代為主，正因為每個人的先人都曾在各處吃過苦，所以我們每個人以虔敬的心，一處處拜謁，可惜時間太短，無法深入，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停留更多的時間，走更完整的行程。

(作者係資深作家、丘逢甲姪孫女)

10月初，作者還和王仲孚教授一起在醉紅小廚吃晚餐，未料10月18日王教授即在貴州旅途中，因心肌梗塞而驟然離世，消息傳來，作者悲慟不已，憤筆疾書寫下此追思文。

回憶與王仲孚教授的認識與交往，已是50年前的事兒了。兩個人的友誼長達半個世紀，雖然不能像俞伯牙與鍾子期的「知音」之遇，但在知識與學問上，可以算作相互砌磋的「知己」之遇，如今這樣一個知識畏友永遠離我而去，心裡的孤單和落寞筆墨難宣。

初見面即成一生好友

猶記1968年金秋季節，一位中學學弟宋力行告訴我，他想介紹一位他的師大同學和我認識，還說你們倆都喜歡讀書，一定談得來的。就這樣，隔一個禮拜，宋力行帶著他這位北方同學在台北火車站和我見了面。見面時宋力行為我介紹：「他叫王仲孚，我師大歷史系同班同學，現正就讀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修中國上古史，他是山東人，北方個性，耿直豪放，喜歡讀書，有我們中國古代士的風骨。」我仰望著他戴近視眼鏡的面龐，熱情地伸出手來和他相握，並說仁兄是山東人，小弟是河北人，齊魯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有幸成為朋友，真是高興。

當天我們三人一同出遊陽明山，秋山紅葉，藍天白雲，有說有笑，他說他的老師是朱雲影，我說我的受業老師是胡秋原，他在《少作收殘集》第一頁刊印的自己年青時穿著的時髦西裝照片便是朱先生來台後奉還的，原來朱、胡兩人早在30年代留學日本時便認識並成好友。既然朱、胡二師是老友，我還打趣地說咱們倆做學生的也會成為好友，於是我們朝著長空仰天而笑。

對國家統一抱以無窮希望

50年來我和仲孚兄空間上不是一個座標，我在美國，他在台灣，我在高雄西子灣，他在台北和平東路，我離開中山去宜蘭佛光大學，仲孚離開師大去陽明山華岡文化大學傳道授業。空間雖異，但時間同一，50年一直保持友誼不變，而且越老越彌堅，尤其晚年，兩個人課已不多，除了以文會友，幾乎每個月都能見面一次。

我們見面閒話家事，也談國事、天下事。這兩年我們都已含飴弄孫，他說平日對他/她們略盡看護之責，累在身上，欣慰在心裡。談到國民黨，他的看法和我一樣，國民黨已不是「中國國民黨」，而是變了質的「台灣國民黨」，沒有孫中山、蔣介石時期的國民黨胸懷與志氣，謀求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而是一個已台灣化/本土化且偏安海隅的一個政權/政黨，國民黨要想再起，必須喚回黨魂才能浴火重生。

談到兩岸，他嫌大陸老共對民進黨太客氣，就憑民進黨及蔡英文的否認「九二共識」，拒絕「一中」，乃至去中、反中、離中、仇中，他認為老共就該啟動《反分裂國家法》。我告訴他今天的中共不是當年的「毛共」，不是「解放台灣」，而是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我還說和平是手段、過程，統一是價值目標，和平未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統一如未完成，民族也無由復興，他點頭稱許，並說對國家統一抱以無窮希望。

又有一次，我們用完晚餐，一起乘坐捷運回家（他住景美，我住新店），在車上我們聊到「中國崛起」，他對在中國崛起下兩岸最終統一的進程期待加速，而且寄以濃厚的「希望」，恨不得明天就看到兩岸統一，我回答他：「我研究黑格爾歷史哲學，我深信你的希望必然化為現實」。他高興地在地鐵上猛拍我的肩膀，他就是這麼一個關心兩岸未來、對國家統一寄以高度希望的人。

胡秋原鼓勵要為統一盡力

仲孚學歷史，我學哲學，他認同中國，熱愛民族，堅持統一，大約30多年前他忽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對胡秋原老前輩十分敬佩，既佩服胡秋公的學問，又敬佩胡先生親赴北京與李先念、鄧穎超們談兩岸統一的正道與勇氣，要我能否陪他去新店中央新村登府拜見胡先生？我立即答應並安排時間前往。

見到胡秋公，仲孚行90度鞠躬禮，可以看出他尊師重道。接著，他向秋公報告他是朱雲影的學生，在念師大歷史所時，朱老師便要求學生精讀秋公大著《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秋公笑答：「朱先生是我的老友，年輕時我們在日本便認識，朱先生是日本問題專家，他的《日本必敗論》歷史果如所料，他近況好嗎？」仲孚回應：「報告秋公，朱老師由師大歷史系退休後已旅居美國加州，人在海外，心存祖國。」

秋公對我們兩個後生晚輩談了台灣前途、大陸發展、民族未來，除了勉勵年輕人要堅持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外，還說他已年老看不到兩岸統一了，你們年輕人可能看到，要為民族統一盡力啊！

這是仲孚首次拜見胡秋公，也是最後一次，我們還和胡先生在客廳合影留念，然後鞠躬而退，仲孚在回程車上對我：「與秋公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瞧不起親美媚日分子

仲孚兄生於1936，比我大5歲，我以兄長對待他。我們都是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從大陸隨政府及國軍跟著父母逃難來到台灣的。可以這麼說，他和我都是生於對日抗戰、國難當頭的民族大苦難時代，幼小的心靈裡邊深深印烙著日本侵華的鬼影，以及國共內戰民族分裂的傷痕。談到日本，他最恨，既不諒解老蔣的以德報怨，也看不起李登輝的「皇民化」作為，凡是親美、媚日，他都認為沒有民族意識，不是中國人。對國民黨不紀念七七抗戰，民進黨否認台灣光復特別不滿，認為這是反民族主義。

有一次我和仲孚喝酒聊天，回想起至今耳中還有日本飛機轟炸聲，以及當年逃難的艱苦日子，一種民族苦難的情緒讓我和他淚眼相視，良久他和我都不能自已，當時的語境不是《大江大海》這本書所能涵蓋和表述。

仲孚苦學出身，讀過師範，做過小學教員，師大畢業後回到台中當過中學教師，憑著一股向上志氣，再次回到台灣師大考取歷史研究所，專攻中國上古史，畢業後留校任教，一路由講師升到教授，由歷史系主任做到文學院長，退休後憑其史學造詣，又蒙文化大學邀聘任教，直到前年才二次退休，可以說一生獻身教育，橫跨小、中、大學。

批判「台灣史觀」

仲孚是中國史專家，他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400年來閩南、客家由長山大陸移民而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他對於民進黨的「去中國化」痛心疾首，每寫文章，必無情抨擊。尤其是民進黨政府自陳水扁到蔡英文妄自修改中學歷史課綱，高中歷史只教台灣史、東亞史與世界史，中國史成了東亞史中的一章，屬於外國史，這種去中、傾獨，數典忘祖的反歷史、反民族、反智識的作為，他公開從歷史學知識的立場，對杜正勝等台獨派學者的「台灣史觀」提出批判，並要求做公開知識辯論。

由於我們心懷故國，都將學術觸角投向大陸，他常去大陸參加中國歷史學術會議，我則常去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雖然在大陸我們各奔東西，但在台灣我們這幾年幾乎一個月見面一次，有次在《海峽評論》編輯會議上，他大批總統府將國父遺囑拿掉，斥國民黨視而不見，他說對國民黨甚為失望。

在希望中死去就是存在

仲孚在「失望」中去大陸散心，未料在旅途中因心臟病發作去世，我雖悲傷，但覺你比我幸運，你躺在祖國母親的懷裡永遠睡去，我將來如何去見馬克思莫測難料。沙特在垂暮之年說「世界看來是醜惡的，沒有希望，但是，我正在反抗，我將在『希望』中死去」。

仲孚，你也說過台灣沒有希望，但是，你也一直在反抗，在兩岸統一終究會實現的「希望」中死去，說明你也不是一個悲觀論者。「我將在『希望』中死去」就是「存在」，在我心中，你「存在」，而非「死去」。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美國期中選舉結束，民主黨奪回眾議院掌控權，而共和黨仍占參議院過半席次。參眾兩院由不同政黨主導，會使川普的財經政策受到挑戰，未來全球金融市場可能更加動盪不安。

美國期中選舉落幕，選舉結果大致符合預期；即民主黨奪回眾議院掌控權，而共和黨仍占參議院過半席次。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在未來二年將處於兩黨對抗的局面；如近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主題「下一步走往何處？」，也因而，川普的財經政策充滿變數，全球金融市場將更加動盪不安。

貿易戰短期不會停止

美中貿易戰自7月6日開打至今已進入第二波，美國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的2,500億美元商品課稅；而大陸則對美國進口的1,100億商品課稅。除此，川普亦警告，未來不排除再針對大陸2,670億進口商品課稅。

11月5日，習近平在首屆「上海進口博覽會」開幕致詞時表示：「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狂風驟雨可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中國歷經五千年，大海依舊在那裡」。此話意謂，中國經濟屹立不搖，不懼貿易戰。習近平表示，他願意與川普坐下來好好談；而中國大陸副主席王岐山近日亦表示，中國準備與美雙方就共同關注的貿易議題進行磋商。不過，一般預期難有圓滿的結局。因為2017年，美對中仍存在3,7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難以抹平。

今年8月，美對中的單月貿易逆差更擴大至創紀錄的386億美元，讓川普之怒難以平息。而且，此次期中選舉結果顯示，美國農業與工業州的共和黨候選人仍然勝選；川普因而在選後強調，貿易戰不會變。

尤有進者，美國兩黨皆支持對中國貿易與保護智財權採取強硬立場。近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主席拉加德(Lagarde)及美前財政部長鮑爾森(Paulson)不約而同表示，美中貿易戰可能加劇，甚至進入長期冷戰。

稅改2.0版充滿變數

川普的稅改方案（1.0版）於去年底通過，這也是美國30年來最大的稅改；內容包括對企業大幅及永久性減稅，以及對個人暫時性減稅（至2025年），預計未來10年將減稅1.5兆美元。其中，對企業減稅達1.3兆；減稅固可刺激經濟成長，但對GDP年成長率貢獻僅約0.6%至0.8%，顯然對經濟成長刺激有限，明年更會減少至0.3%。

再者，減稅使本年度財政赤字增加1兆，單是8月赤字就比去年成長一倍。如表1所示，美國財政赤字自2011年後明顯下降至2015年；但2016年後又開始上升，2018年預算赤字較前一年(2017)上升17%；主要因素即由於川普對公司的減稅政策所致。

而川普進一步提出稅改2.0版，擬將個人所得稅、各州及地方稅扣抵上限1萬美元等措施改為永久實施。此外，還包括擴大中小企業、退休儲蓄選項等措施。此項新稅法9月28日已在眾議院通過；但未來參議院必須要有60位議員同意才能通過；要在51席共和黨參議員外，爭取至少9名民主黨議員，並不容易。

對伊朗制裁油價進入熊市

受原油減產協議、中東政治局勢緊張，以及經濟成長需求增加等因素，近幾年來，國際油價呈現緩步上漲態勢；特別是今年初至10月初，原油平均漲了近三成。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10月1日漲破85美元，已來到2014年以來的新高價。但川普卻改變了此上升趨勢，伊朗制裁案於11月5日生效，對伊朗石油、銀行和運輸產業，擴大實施經濟制裁。

儘管包括台灣在內的8國政府在豁免名單之列，然而，產油國為填補伊朗空缺而增加生產；在產量及庫存均增加的情況下，西德州原油價格在5周內重挫20%、布倫特原油跌幅達18.5%；再加上未來全球經濟逐漸減緩時，原油價格極可能由牛市轉為熊市，勢必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

聯準會升息  股匯震盪大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QE)於2014年10月底退場，聯準會於2015年底首度升息；最近的一次升息在今年9月27日。聯準會升息主要是基於美國經濟成長強勁、失業率屢創歷史新低，但通膨壓力卻持續上升。

選前，川普憂心升息會影響經濟成長及選情，口出惡言責罵聯準會主席鮑威爾(Powell)瘋了；但聯準會於11月8日召開會議，決議利率按兵不動，把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2.0%至2.25%，符合市場的預期。這意謂在強勁的經濟成長、關稅上調，以及工資不斷上漲下，通膨持續升溫；12月繼續升息的機率相當高，未來二年亦不排除再升息。升息將使資本回流美國，造成新興經濟市場和匯率波動。

解除管制可能會減緩

今年5月底，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放鬆「陶德─法蘭克法案」(Dodd-Frank)，這是川普的重大立法勝利。

此法案是2010年7月歐巴馬簽署頒布的，主要目的是強化金融監管，防止類似雷曼兄弟事件發生。該法案有三大核心內容，一是改變現有超級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局面，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二是保護金融市場中的弱勢群體，避免金融消費者受到欺詐；三是採納「沃克爾規則」，即限制大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且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以防範金融風險。川普卻主張放寬對小型銀行和社區銀行的經營限制，結果利弊互見。

如今民主黨掌握眾議院，預料部分法規有可能會翻案；無論如何，都會對華爾街及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影響。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丘念台於1967年1月12日下午8時病逝於日本東京山王醫院，享年73歲。父親葉榮鐘於同年9月13日寫了〈我所知道的丘念台先生〉，但未發表，該文於2000年收入「臺灣人物群像」（葉榮鐘全集，晨星）。

  我記得兒時每年大約會有兩三次機會看到丘念台來家看望父親。他來之前，一定會由其祕書來電詢問時間是否方便，有無其他客人。每次他都是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不苟言笑，母親泡好茶要我們送入客廳，退出後，門就關上，即使站在門外，也聽不見聲音。辭去時也是不苟言笑，非常有威嚴。

誠如父親於文中所述「筆者在民國七年(1918)到東京留學的時候就聽到丘先生的大名，當時他不叫念台而叫丘琮」，但到1924年才與丘先生第一次見面，丘先生暑假歸省由粵赴日返校，途過台灣，專程赴霧峰拜訪林獻堂，而父親那時在林先生處當秘書。

父親極為推崇丘念台

二人真正的接觸是在1945年台灣光復後，丘念台寫信告知獻堂，台胞在粵的困難情形，並呼籲設法營救。1946年8月，丘先生發起組織「臺灣光復致敬團」赴南京獻金撫卹先烈家屬，致祭國父，晉謁元首，並擬到陜西祭黃帝陵。

父親隨團赴大陸前後滯留了30餘天，相信這30餘天內二人有密切的互動，返台後才有更進一步的交往。父親在〈我所知道的丘念台先生〉文中說「我們出生在割台之後，所受的完全是日本式的教育，對祖國的政治情勢一無所知。所以念台的周旋應對，以致於一舉一動都足以啟動我這單純幼稚的腦筋。他體格高大魁偉，但是思慮周密而感覺銳敏，一面又是心平氣和，謙恭有禮。經過這一次的接觸，他老人家似乎以我為孺子可教，所以另眼看待，以後一年間總有數次來台中，來了一定會到舍下看我。」

丘念台領導「東區服務隊」

父親的朋友中有過延安經驗的人，除了丘念台之外，另一位就是徐復觀。而難能可貴的是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是真正仿效延安精神身體力行的。

感謝藍博洲鍥而不捨的致力發掘白色恐怖的史實，我們才能由《幌馬車之歌》中鍾浩東、蔣碧玉的描述，了解當初東區服隊的點點滴滴。下面引一段書裡蔣碧玉說的「一直到勝利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隊員都加入了曾生領導的東江縱隊。那時候東江縱隊的人以為我們是丘念台的心腹，因而不敢與我們接觸。一般的國民黨員，卻因為東區服務隊的作風與共產黨雷同，而認為除了丘念台之外，東服隊都是一些左傾分子。我們就處在這樣的尷尬處境下找不到可以認同的黨。」

促成「台灣光復致敬團」

「台灣光復致敬團」是丘念台先生一手鼓吹促成的。1946年8月29日，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成員黃朝清、林為恭、林叔垣、葉榮鐘、姜振驤、李建興、張吉甫、鍾番、陳逸松、顧問丘念台，財務陳炘、祕書林憲、陳宰衡、李德松等15位由台北飛往上海，展開了為期37天的祖國之旅，除了拜祭中山陵，晉謁元首，赴南京捐錢撫䘏先烈家屬，赴西安祭拜黃帝陵，於10月5日結束。

從團員所留下的日記、回憶錄等，可以理解致敬團在祖國的生活點滴及和政府官員的互動。留下日記的有林獻堂，李建興，寫回憶錄的有葉榮鐘和丘念台。

2006年，60年後，由致敬團的秘書林憲老先生（時年88歲）和林光輝的奔走，組成了台灣光復致敬團後人團，循著先人的腳步到黃帝陵祭拜並立碑。我深感榮幸得以參加這活動，更重要的是，能將當初致敬團於耀縣遙祭黃帝陵，由父親所寫的「祭黃帝陵文」，立碑於黃帝陵。

東寧學會欲從事啟蒙工作

關於「東寧學會」，父親有以下描述「民國36年(1947)冬，我們幾個同志感覺，本省與祖國隔絶半世紀，台胞在此期間所接觸到有關祖國的消息，都是經過日人一番剪裁染色，因此和事實頗多出入。」更有感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惡端，不容台人教育自己的同胞。一切教育言論皆操在日人手中，就連通俗的講習會、演講會也多方阻撓，「所以很想組織一個團體，來從事文化的啟蒙運動。大家推我和念台先生商量，並請他出來領導，結果遂於36(1947)年12月21日在台中市成立「東寧學會」。

然而，丘念台在其回憶錄《嶺海微飆》中，對於「東寧學會」有以下的描述「我計議中的黨的外圍組織，其命名起初想用台灣政治協進會，或台灣協進會、東寧協進會（東寧是台灣在鄭成功時代的名稱）等，後來和前主任委員（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即當時社會處長的李翼中商定用東寧學會的名稱。」

父親於文中說，「原來『東寧學會』這個名稱乃是丘念台在東京留學時，和當時台灣留日學生所組織的團體，因為避免日本警察的監視，不敢稱台灣而代之以東寧。」然而好景不長，父親於1948年5月接到台中市政府一紙訓令：「事由：奉電轉知該會未經依法請准，組織不得擅自活動希知照由。」對於祖國政治情勢一無所知的父親，本以為有丘念台為顧問的「東寧學會」可以好好開展群眾的文化啟蒙運動，可惜，事與願違，它活生生地被扼殺了。相信這對父親和丘念台都有某種程度上的打擊。

丘念台毅然決然回到台灣

2006年9月11日，林憲和我們一起到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當他發現所有的陳設與60年前無異，便走到一張桌子前興奮地叫我「葉蔚南，當年你父親就是在這張桌子上寫下了祭黃陵文」。隔年林憲便與世長辭了。

據家姊葉芸芸轉述，林憲曾告訴她，1949年廣州解放的前夕，他曾陪丘念台去廣州火車站見葉劍英，他在外面等候，丘念台出來後告訴他，「葉劍英告訴我全國就要解放了，無需再回台灣，留在袓國為新中國奮鬥」。

在丘念台的回憶錄裡，有下列描述「民國38(1949)年10月12日午間，廣州國軍開始撤退，我不得不籌謀離穗計畫，便和友人南武中學校長黎傑和監察委員袁晴暉等約同明日赴港。當我回到廣州市長泰里寓所時，不料已有共首葉劍英派來的人在等候著。他提出代表葉劍英的來意，說是毛酋勸我不必跟著政府撤退，將來要我幫忙他們做台灣的工作。還說共軍和葉共明天就可入城，恐怕城裡不很安全，明天歡迎我到沙面60號房（原租界基督堂）居住。」「當晩祕密趕緊收拾行李，在10月13日清晨4時，也是廣州淪陷的那一天，和祕書梁傑英等一行四人，選定向西不向南的脫逃路線，搭輪渡到江門石歧，繞道澳門乘船去香港。」

林憲一輩子跟隨丘念台，沒必要在丘念台過世、台灣解嚴後告訴家姊這一段歷史。儘管他的轉述與丘念台的回憶錄有些差距，但兩者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解放台灣是必然之勢。那為什麼丘念台會選擇返回台灣，而沒有留在祖國為新中國打拚呢？

丘念台在台灣光復隔年，就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顯然在台灣與內地之間是想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讓對祖國毫無了解的廣大台灣人民，對祖國能有較多的了解，這應該是他義無反顧回到台灣的原因。

最後，我要說一句公道話，有人對丘念台有負面說詞，包括批評他是個「半山」，我認為他不是我們所認知的半山（回台接收的台灣籍官員），他是一個真正想要做事，希望扮演良好橋樑的人。他對國共兩黨皆有批評與期許，而他是站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立場上，説說了他認為該說的話。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

鄒韜奮與曾虛白皆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記者和出版家，前者去世時被中共中央追認為共產黨員，後者赴台後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等職。儘管兩人政治立場不見得相同，卻始終相知相惜。

鄒曾二人同庚同窗同道

  鄒韜奮與曾虛白同庚（均誕生於1895年）、同窗（先是南洋中學，後是聖約翰大學國文系同學）、同道（均以新聞出版為業）。

鄒韜奮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和出版家。1926年，他因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黃炎培的提名，擔任該社《生活》周刊的主筆，實現了他從事新聞工作的夙願。以後，他還創辦生活書店，主編並創辦多種刊物和報紙，成為進步文化的堡壘。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甚一日，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為此，鄒韜奮將宣傳抗日救國作為《生活》周刊的中心內容，從而不斷受到反動勢力的迫害，致使其六次流亡，一次坐牢，但他戰而不屈。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不幸病逝，中共中央追認他為共產黨員，並在唁電中對這位奮鬥不息的文化戰士予以高度評價。

曾虛白，同樣是新聞事業的名家耆宿，早在1932年就在上海創辦《大晚報》，任總經理兼總主筆。1937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47年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49年到台灣，歷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國新聞學會主任委員、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等職，主編過《中國新聞史》，1994年在台北病逝，成為名副其實的期頤壽翁。

《大眾生活》遭到查封

在鄒韜奮心目中，曾虛白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是他的老友。尤其在丁丑事變前，出於對抗日救國的共識和對新聞出版事業的熱愛，使他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1935年11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提出：「團結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張，這與不久後爆發的要求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所提出的政治口號不謀而合，故《大眾生活》深受讀者歡迎，發行數量很快達到20萬份，國民黨當局對此大為惱怒，先是由國民黨復興社總書記和中央宣傳部部長找到鄒韜奮，逼迫他停止抗日宣傳，但遭到鄒的嚴詞拒絕，不久，又有海上聞人杜月笙出面「擔保」，誘騙鄒前往南京，許以要職，鄒再次拒絕。《大眾生活》因此遭到查封，韜奮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

鄒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

為保護鄒的生命安全，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派韜奮等人離滬赴港，創辦《生活日報》和《生活星期刊》。與此同時，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和抗日救亡活動的不斷高漲，以宋慶齡為首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鄒韜奮以其社會聲望和能力，與沈鈞儒、馬相伯等1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

鄒韜奮到香港後，費盡周折，《生活日報》創刊號終於同年6月6日深夜誕生了。當他從印刷機上接下第一份報紙時，快慰得喜淚盈溢。雖然流亡在外，但韜奮一直關心著國家安危、民族存亡，他在《生活日報》創刊詞中提出「報人應該是民眾喉舌」，「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這也是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作為救國會的執行委員，他更將「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作為他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

誠然，由於受財力、印刷條件的限制，受香港新聞檢查制度的桎梏，初創時的《生活日報》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為了與朋友分享快樂，更為了傾聽批評和指導，鄒韜奮將最初兩期《生活日報》郵寄給正在上海主辦《大晚報》的曾虛白。就在這時，一些蓄意詆毀的謠言也不時傳出，有人說，韜奮辦報的資金是由南京某位巨公資助，條件是鄒不在上海辦報；也有人說，韜奮為兩廣某派勢力所操縱，辦的是機關報。這些謠言在新聞界內外瀰漫開來，使韜奮感到「莫明其妙的冤屈」。就在這最需要人理解、支持的時刻，曾虛白給鄒韜奮寄來了熱情誠懇的慰問信，信中說：

韜奮學兄：連讀賜寄《生活日報》兩期，異常高興。不客氣的說，從報人技術的眼光來批評，這兩期我實在不敢恭維，並且要說一句太簡單了；可是從朋友的立場說，惟其簡單，可以證明你這份報經濟的並不充裕，間接證明了我在此間聽到許多不利於你的謠言的毫無根據。你還是純潔的，還是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掙扎苦鬥著。就憑著這一點信念，我感到非寫幾句去安慰我海南奮鬥的同志不可了。

從你的報上接二連三的×××記號上看來，我知道港方檢查壓迫的厲害或者更甚於上海；從你們引《時事新報》《阿國慘敗的教訓》句中，也發現了大批×××記號一點上看來，知道你直接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比較我們更要厲害。咳！在這時代何處真是言論自由的樂土！我同情你的苦痛，可是我不贊成你在港出版的計畫。弟制虛白手啟。六月十七日。

曾虛白在信中，除對鄒韜奮表示慰問和同情外，還針對《生活日報》在編排上需要改進之處提出四點建議。所以鄒韜奮稱曾虛白的來函是「一封充滿著誠摯友誼和主持正義的信，好像在我患難中從天上降下來，使我發生很深刻的感動。這也是我生平最不能忘卻的一件事。」「曾先生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他的指教是很可寶貴的。」

曾虛白支持「七君子」

同年8月初，《生活日報》在香港停刊，移往上海籌備出版，但由於國民政府的阻撓，復刊計畫始終未獲批准。鄒韜奮回到上海後，一面利用所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積極開展抗日宣傳，一面與救國會的幾位負責人為抗戰事宜而磋商忙碌。同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在上海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沙千里、王造時、史良逮捕入獄，史稱 「七君子」 之獄。

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立即通電營救，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宣稱「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救國會領導人被捕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義憤，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此，曾虛白也表達了他要求盡快釋放救國會領袖的鮮明態度，他在自傳中憶述：

淞滬戰爭結束之後，24年9月18日上海就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活動，發表「九一八」四周年紀念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個會的中心人物是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章乃器七個人。我要承認，他們發起這個運動時純粹是愛國動機，絕對沒有任何左傾思想，因此當時《大晚報》是竭力擁護這運動的一份報紙。我本人也跟這七人結為同志，特別此中的鄒韜奮是我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創辦一家「生活書店」，相當成功。他曾勸我放棄《大晚報》，他願投資跟我合辦一份真正為國家服務的新報紙。我很受他的感動並允慢慢考慮。可惜不久他就病死了。

順便說一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介紹曾虛白生於1894年，看來是錯了。因為在《曾虛白自傳》的第一句就明確寫著「我是在甲午中日之戰後一年（乙未，亦即是民國紀元前17年），農歷3月25日，在江蘇省常熟縣城內西山塘涇岸，我的祖宅內來到這個人世的。」

(作者係常熟市檔案館原館長，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