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是1958年兩岸爆發823炮戰的62周年紀念。這一戰事影響了或說決定了1949年撤台國民黨此後的命運。台灣大多數人對此戰役已不復記憶，這也說明了大多數人其實對台灣何以是目前這樣，以及自己何以成為現今的自己茫然無知，當然更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裡。
6月上旬，大陸央視播出了一套10集的紀錄影集，主題是8.23炮擊金門，比較詳細闡述了中國大陸對這段歷史的記憶與觀點。這個影集平靜地追憶當年大陸、台灣、美國之間的三角互動背景，同時微妙點出北京與台北因內戰分裂對峙下，卻能共同維護「中國主權」的默契。台灣方面對此影集非常低調，僅有少數媒體報導，也只說它是北京的武嚇動作，意義不大。果真如此嗎？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心得，作為央視製作的補充。
事實上，所謂中美台三角關係，恰恰是經過1958年的這場慘烈炮戰後，確定下來的。這樣的「特殊關係」，內容充斥不穩定與折騰角力，但仍能維持到1991年蘇聯崩解，美國自認穩坐獨霸地位後。而時至1990年代之後，美國便展開其務必傾覆與主導塑造一套它要的三角關係，而形成今天的台海現狀。
簡言之，823炮戰台海危機，對中美台三方在爾後的相關政策思考與執行上，都因打了這一仗建立起了解彼此，而開始有了確定與穩定的選擇、決定。
台北方面
敗守台灣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反攻復國大業，在1954年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取得韓戰停火後美軍換裝汰舊的大量制式裝備，而使戰力相對提升，至少在台灣內部，反攻大陸的意志與氣氛漸趨高昂。針對大陸沿海地區的游擊式侵犯，包括空中深入偵查活動開始頻繁。這當然對北京構成威脅與麻煩。
中共占有大陸9年之後，它在1958年823展示的炮火轟擊猛烈程度，很明確地告訴蔣介石與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登陸作戰，將面對強大火力反擊。如不能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援，單憑國民黨在台灣的軍力，不可能反攻，只能期望中共在大陸統治失敗，被內部力量推翻一途。可以理解，蔣介石與國民黨自此開始認真思考在台灣的長久之計。這便牽涉到關鍵性的選擇考慮，要跟哪一種台灣人合作的問題。
然而，美國有它自身利益的考量。扼要以言，短期是利用、穩住蔣介石作為其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前哨衛兵，保防台灣不落入中國大陸之手；長期則是借國民黨的資源能力，培養訓練台灣皇民族群壯大，最終取消或取代來自中國大陸的「外來政權」，確定且永遠地作為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的一把匕首。
華盛頓方面
美國當然知道蔣介石想借美國的力量達成反攻復國的大願，但美國不可能支持一個像蔣這樣的中國人、強人領袖，統治大中國。蔣介石要求美國提供他武器軍備，以執行反攻實戰，作為他願意充當美國前線衛兵的報酬。美國故示慷慨地提供軍援，但精細算計，使國軍沒有大舉反攻的實力。蔣也因此被困在台灣，有志難伸，直到大去。
在823危殆之際，美國駭然了解到，蔣介石和毛澤東竟有意聯手保衛中國主權完整，並讓美國對台灣的野心曝光，而有了被耍的羞憤，因此大幅改變對蔣與國民黨的支援政策。1960年代起，美國坐視台灣軍力老舊、戰力空洞，這造成効忠領袖的國軍幹部產生嚴重的失落無力感，對神聖的復國任務，只能完全寄望依賴美國，而成為自欺虛無的軍隊。
美國接著致力於影響台灣本地人與菁英階層，在認同上拒絕中國，假以時日，蔣氏國民黨在台灣的一切努力及苦心果然化為泡影。今天大家都已目睹其結果。
北京方面
韓戰時，中國以血肉築成的長城，在朝鮮半島遏阻了美國不可一世的兵鋒。戰後也取得當代中國重工業唯一的希望、基地的安全，但也深受美國可能動用核武，以及驅策在台國軍反攻的威脅。這促使北京決策盡速建立重工業、軍事工業、核工業，以有效抵抗霸權的侵犯。
對貧窮落後的中國，這樣做，亟需安定和平的內外環境。台北與華盛頓所簽訂的協防條約，可能是美國用來報復韓戰鎩羽之恨的藉口，美台可能聯手進攻大陸，那麼上述建設將不知何年何月方克實踐。
毛澤東一手策劃的823炮戰，把美國不會支持、參與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底牌摸清楚了，北京於是放心放手大幹「三面紅旗」，以血淚積累自我剝削，幾近瘋狂地進行重工業建設，為爾後的「四個現代化」紮穩了基礎。
時光飛逝，62年過去了，除非刻意或被迫被騙忘記歷史，溫故而知新，總會使人們清醒與分辨真假善惡。台灣在近30年來的集體白癡化運動下，任何歷史教訓都失去了它的意義。何其悲哀！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教授)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上，台灣和中國大陸表現優越，美國則表現甚差。我們可以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來理解此中差異，有關研究也提醒我們，該如何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趨吉避凶。
從去年12月開始爆發，到今年6月17日為止，新冠肺炎已經蔓延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出800萬人感染，造成43萬5千多人死亡，說它是21世紀的黑死病或大瘟疫並不為過。
這場大瘟疫不僅凸顯了病毒不分國籍、不理國界的特性，也呈現出不同國家因應疫情的不同能力。
兩岸防疫表現均比美國好
台灣在這場防疫作戰中表現名列前茅，到6月17日為止，累計確診445人，死亡7人，平均每百萬人感染比例18.5人，死亡率1.6%。
同一時期，中國大陸累計確診84,823人，死亡4,645人，平均每百萬人感染比例60人，死亡率5.5%。不過，扣除疫情爆發源頭湖北的案例，大陸的防疫表現同樣卓越，湖北占整個大陸確診和死亡人數的比例是81%和97%。可以想見，疫情初起之時狀況不明，因應不及，所以導致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當中央意識到問題嚴重之後，立刻封城封省，緊急調度，因而能夠快速控制疫情。
相較於台灣和大陸，美國的防疫表現就令人搖頭了。美國疫情從3月中旬開始升溫，到6月17日，累計確診218,2950人，死亡118,283人，平均每百萬人感染比例6,631人，死亡率5.4%。
福山修改其「歷史終結論」
看看美中台三邊對比，感慨最深的人之一，大概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福山在1989年提出「歷史終結論」，預言蘇聯和東歐國家變天，共產主義陣營瓦解，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將成為世界各國制度安排的共同歸趨，人類社會制度演化的終極模式出現，歷史（社會制度演化）因而走到了盡頭。1990年代的世局演變和福山的說法頗為吻合，因而讓他聲名大噪。
可是，後來當福山目睹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下，美國露出疲態而中國大陸持續崛起之時，開始修正原先論點。他指出，全球化所造成的財富聚斂效應，使得美國的財富分配惡化，只有少數能夠利用高科技和全球性貿易與金融平台的精英，收入得以大幅提高，但絕大多數人卻被排除在外。其結果，就是中產階級沒落，少數精英掌控了政治、經濟和媒體大權，使得美國的自由民主政體向有錢人傾斜。這樣的制度安排當然不足以作為全球的榜樣，人類歷史還需要摸索前進。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福山對川普煽動右派民粹主義、提倡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川普的主張會讓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威信進一步喪失，光環更加黯淡。川普當選後，福山對他的施政經常發出警語，但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川普胡搞瞎搞，而徒呼負負。
關鍵在於人民信任政府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後，綜觀世界各國的防疫表現，福山很感慨地承認，各國表現優劣和政體是否民主無關，同樣是威權政體，中國大陸防治表現優異，俄羅斯則遠遠不如；同樣是民主政體，台灣和韓國防治疫情成效卓著，美國和英國則表現得一塌糊塗。福山認為，關鍵在於政府，尤其是領導人的能力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配合，而川普執政下的美國，正面臨著領導無方和失去人民信任的危機。
在人民信任政府是施政成功關鍵因素的論點上，福山曾經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情形。社會資本可以從個體和總體兩個視角理解，就個體而言，社會資本是個人，或企業透過人脈關係，或社會網絡，可以運用資源的總和；就總體而言，社會資本是一個社群或國家成員彼此之間，以及人民和政府之間相互信任與團結協作的可能。
可以說，在對抗新冠病毒的作戰上，台灣和大陸表現良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海峽兩岸都擁有總體層次較為厚實的社會資本，政府部門也展現了專業和效能。相對而言，美國因為領導人煽動族群分裂對立，加上不專業的領導統御，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導致疫情難以收拾。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雄厚對國家的發展建設固然是好事，但如果兩個社會資本雄厚的社群或國家，彼此關係不睦或起了衝突，衝突的程度會比較激烈，時間也會更持久。
美中消長台灣應趨吉避凶
從前述視角來審視，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的美中台三邊關係，我們不能不有所省思，雖然海峽兩岸都在防疫上有不錯表現，但卻沒有利用機會彼此釋放善意，促進交流合作，反而成了敵意螺旋上升的破口。尤其台灣官方口口聲聲，硬把新冠肺炎稱作「武漢肺炎」，刻意在傷口撒鹽，又如何能不激起大陸民眾的怒火，掀起網路上武力統一的殺伐聲浪？
族群分裂、疫情失控，凸顯了美國社會資本流失的頹勢，全民團結成功抗疫則映照出大陸民眾對於民族復興的欲求，在美中消長之間，台灣該如何趨吉避凶？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6月6日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6月18日傳出前台東縣長黃健庭有意接受蔡英文之邀，出任監察院副院長。且不論8月15日高雄市長補選結果如何，以及蔡英文此次拔樁是否成功，民進黨將長期全面執政，國民黨中生代的「跳船潮」非道德勸說或黨紀可以阻擋，恐怕都是事實。
值此關頭，中國國民黨改革委員會19日召開大會，宣達兩岸論述十個要點，包括：肯定「九二共識」貢獻；拒絕「一國兩制」；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兩岸共識；推動兩岸人權協議；訂立軍事防止意外機制；盼能打破僵局，走出統獨之外的第三條路等。
該論述被在現場的國民黨中常委批為「小綠」，也立即遭到兩岸學者逐條痛批「台灣從此無藍綠」、「國民黨成了民進黨的附隨組織」，大陸國台辦更表示，國民黨丟棄長期堅持的理念，不僅會損害互信基礎，而且會對兩黨及兩岸交流合作造成障礙。
其實，國民黨今年初在檢討敗選時，就認為「兩岸未能掌握話語權，無法因應當下變局」是主要原因，也開始考慮要放棄或擱置「九二共識」，前主席朱立倫更頻頻放話「國民黨要盡快撕掉所謂『親中賣台』的惡意標籤」。
這次會議果然把「九二共識」當成了「歷史貢獻」，還強調中共於2019年初片面更動「九二共識」內涵，例如加入「共同謀求國家統一」，才造成台灣民眾對「九二共識」的誤解與不信任。但歷史文件證明，1992年兩會在討論如何表述「一個中國」時，海基會主動說「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由此可見，「兩岸同屬一中」及「謀求國家統一」都是兩岸雙方當年的共識。人證物證俱在，如何抵賴？
兩岸小組成員又認為，統獨陷入僵局，應該有第三條路可走，例如暫時擱置主權爭議，良性競爭，再和平協商處理未來關係。然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既是歷史與法理事實，「和平統一」又是大陸40年不變的對台方針，有哪一位領導人敢放棄統一，或讓兩岸政治分歧一代一代傳下去？和平協商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途徑，但必須以「一中」、統一為前提呀。
5月21日，大陸全國政協報告指出，要「深化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交流交往」；次日，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提出，要「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促進統一」，二者皆顯示，大陸對台工作將持續「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政策。當然，「台灣人民」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惟超過百年的國民黨，不論在朝在野，都被視為「反對台獨、促進統一」的政黨，如今卻為了選票，為了迎合未經驗證的「大部分民眾認同支持的價值理念」，放棄為兩岸和平統一留下一線生機，豈不令人扼腕！
據國民黨說，改革方案將在未來兩個月內與黨代表、黨員溝通，才會在9月6日全代會定案。吾人希望國民黨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屏東佳冬最早因協助官軍平定民變，而列為屏東六堆重要的村莊之一。蕭家因在此經商有成，成為佳冬的大家族。乙未戰爭時，蕭家因壯烈犧牲而使佳冬結束了長達近三個甲子的民兵史，徒留「蕭屋」等歷史遺跡讓後人追憶。
屏東縣佳冬鄉是屏東線鐵路經過的一個小鄉鎮，曾因2009年莫拉克颱風引起水災而聲名大噪，但較少人知道的是，佳冬是1895年日軍從枋寮登陸後，遭到最激烈抵抗之地。今年清明連假，筆者首度造訪了佳冬。
屏東線鐵路雖已電氣化，台鐵高級列車普悠瑪也行駛到枋寮，但此處仍只有區間車停靠，於是筆者選擇在高雄搭車前往。南下途中，東邊的群山悄悄靠近，過去這是南北縱貫鐵路結束的象徵，1990年代初南迴線通車後，反而成為另一段旅程的開始。火車接近佳冬時，鐵路兩旁遍布魚塭，養殖魚場激起陣陣水花和椰林的搖曳，體現出南國風情。
來到這清靜偏僻的小鎮，除感到到客家鄉親的人情味，一路上可見到不少舊式建築。筆者在當地有名的「蕭屋」開始認識佳冬的前世與今生。
佳冬在近代的開發
佳冬原稱六根，因四周多植茄苳樹，故名茄苳腳，屬粵籍客家莊。清康熙60年(1721)，閩南籍朱一貴的民變，屏東的粵籍人士紛紛組織民兵，糾集附近13大庄、64小庄計13,000餘人，分前、後、左、右、中、先鋒、巡查等七營，協助官軍展開討伐。亂平後，獲得嘉許並御賜「褒忠」。為進一步發揮團結精神，客家人乃就客庄各依其性質分為：前、後、左、右、中、前鋒等六堆，以便平時各從其務，遇事編隊成軍。茄冬庄正是這六堆中，最接近海邊的左堆十三庄之一。
佳冬因屬六堆當中唯一靠海的地域，在地理上的防禦形勢顯得特殊與重要，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有類似台北艋舺、彰化鹿港的境界柵門(或稱門樓、隘門），共建東、西、南、北四座，目前僅存西、北兩座。今日從兩栅門邊都曾留有數方古碑來看，其建造年代似乎不晚於嘉慶年間(1796-1820)。
由於佳冬位居台南通往枋寮、恆春的要道，交通便利並且緊鄰海港，成為六堆中較富有的聚落，便有能力興建包括蕭屋、羅屋、林屋，和一些祠堂等較大規模傳統建築。蕭屋的開拓始祖蕭達梅祖籍廣東梅縣，自第19世紀渡海來台，最初落腳於台南，最後定居於六根莊，也就是今天的佳冬。
蕭家以釀酒為業，逐漸累積財富，並購置大批田產，曾於清道光30年(1850)捐80銀圓重修六根莊門樓。其孫蕭光明(1841-1911)更以「蕭協興」為商號名稱，在台南、東港、佳冬一帶經營貿易，從事碾米及染布生意；並在朝廷的「開山撫番」政策下，以米穀、鹿皮與山產為出口大宗，以酒和布匹為主要進口商品，逐漸成為佳冬地區的一大家族，並出資捐建褒忠亭及敬聖亭(或稱敬字亭)，今尚有刻「蕭協興、蕭光明」之名的相關碑記，遺留在東、北柵門遺址上。
蕭家因經商致富，於道光14年(1834)購買陳氏人家的土地興建蕭家大宅。建材均來自大陸，並從原鄉聘請師傅負責興建，形式模彷廣東梅縣的老宅，以了卻思鄉之苦。首建第一堂(落)至第四堂，並隨著家族的人口數持續成長，逐漸在宅第的兩側或者前後，加上橫屋(廂房)。外圍植刺竹，並圍上壕溝，作為防禦。隨著蕭家的家業興旺，日據時期增建第五堂，成為板橋林本源之後，台灣少見的五落大厝。
蕭家在乙未戰爭英勇抗日
1895年10月9日，當台南兵力空虛時，台灣抗日領袖劉永福飭義子劉成良速調六堆粵庄義民一千名，「不分晝夜，來郡守城」；此外，也徵調六堆各庄粵籍義勇駐防打狗(高雄)港區沿岸、左營等地。
10月11日凌晨，日軍由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率領的第二師團，到達枋寮外海。發現有當地民眾群集，但不久便逃跑一空。日軍陸戰隊約40名在番仔崙庄登陸後，陸軍也開始登陸，首先切斷台南、恆春間的電線。因茄苳腳位於東港及枋寮間的中樞位置，而且地當通往番地(台東)的十字路口，在戰略上十分重要，日軍便直接前進，占領茄苳腳至塭仔新打港（新打港、塭子的合稱，今佳冬燄溫村）一帶，掩護各部隊登陸。
茄苳腳庄民平素以武勇自居，當時已任左堆總理的蕭光明頗得人心。蕭於早晨得知日軍登陸，飛檄請求友庄來援，四柵門緊閉，嚴加防備。當時，全庄人口約有1,400餘名，婦女、兒童也拿起武器，列身於行伍之間，但其火器只不過抬槍15挺、步槍120、130挺。蕭屋因位居佳冬的市中心區，為當地聚落的防禦要角。加上為一五堂大屋，建構一完整封閉的圍龍屋，在蕭屋裡通道側有具防衛功能的槍射孔，於是成為日軍攻擊的目標之一。
由於東港方面兵勇支援，加以佳冬本地抗日軍熟悉地形、攻防得宜，造成日軍在佳冬一役死傷慘重。日軍有丸山少尉等14名戰死，負傷57名；六堆鄉團義軍傷亡80餘人，蕭光明則犧牲了兩個兒子，後返回廣東梅縣原籍避難，1899年才又返回佳冬。
1925年，日本殖民當局將在戰役中十幾名陣亡日軍士官兵遺骸，合葬於南柵門外的佳冬國小邊，並在其上立「忠魂碑」。在光復後更名為「光復紀念碑」，成為佳冬六根村的交通地標，並題辭「澤亙期頤」。
從日據到光復後的發展
1930年，日本殖民當局在今日佳冬的屏南工業區原址興建陸軍機場；1936年，在附近興建祭拜日軍征台統帥北白川宮親王等神祉的佳冬神社。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因畏懼美軍重蹈日軍的腳步在枋寮登陸，便將通車不久的林邊至枋寮段鐵路拆除，台灣光復後才重新鋪設。
1968年，原為屏東米鄉之一的佳冬，因生產米的成本提高，紛紛轉而從事養殖業，佳冬沿海一帶的塭豐、燄溫村民皆將農田開墾成魚塭，成為百年來地貌的最大改變。如今機場僅存留一座防空塔；神社的鳥居和基座等殘跡至今仍保存，2012年以「佳冬鄉神社」之名，公告為屏東縣歷史建築。而當年日軍登陸的番仔崙庄，則建成乃木將軍登陸紀念公園。
雖然經過乙未戰爭洗禮的蕭屋步月樓仍在，但留下的彈孔在十餘年前整修時被補平，至為可惜。為了讓後人莫忘那場犧牲無數庄民的生死決鬥，筆者建議，可比照桃園平鎮的抗日古戰場，在此建立抗日新碑，並表揚蕭家的抗日功績。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衛星的發展向來攸關國力與科技，當世人在熟悉美國的GPS定位系統時，殊不知中國發展的「北斗衛星系統」(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已正式完整建構，中國衛星系統的組建完成，不光應用在傳統的軍事作戰，對於日常的商業行為同樣擁有巨大經濟效益。
北斗系統開發史
鄧小平1986年3月推動的「863計畫」，正式將衛星導航技術列為技術領域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1995及1996年發生台海危機時，大陸軍方仍仰賴美國的GPS系統，因憂慮美軍可能關閉相關訊號，於是中國下定決心開發自主的衛星系統。
北斗衛星系統是中國政府主導開發的衛星。2000年發射第一代北斗衛星，因距今時間已久，且當時使用範圍僅限於中國大陸，第一代北斗衛星現已全數除役。2012年開始，第二代的北斗衛星由16顆衛星組成，並開放給亞洲地區的用戶使用。最新一代的北斗系統，也就是第三代系統，是以30顆衛星所組成，分別部署在地球軌道不同的位置，最後一顆北斗衛星於今年6月23日發射成功，比原定計畫提前了半年。從此，中國正式成為繼美國、俄羅斯與歐盟之後的衛星大國，中國政府也特別開放北斗系統供全球使用。
具體來說，中國政府以「三步走」的方式進行衛星系統開發。最早於1994年確定開發，並在2000年正式發射成功。放眼全球，美國、俄羅斯早就具有自身開發的衛星系統，中國在歷經20多年的努力，如今第三代的北斗衛星已達到百分百的自製率，完全不受外國技術的限制，更代表中國的衛星發展政策正確。
北斗在商業上的發展
一般來說，衛星系統的發展與應用範圍甚廣，使用在商業模式更是各國開發衛星首先追求的目標。不諱言，中國政府自2013年以來所提出的「帶路政策」，對路上與海上交通導引需求甚殷。例如，中國商船數量已躍升全球第一，北斗衛星能為中國在海上航行的船隻提供更精確的定位服務、海上交通的航道規劃、天候狀況、附近海域等資訊。針對海上所發生的商船事故，無論是漏油、緊急通報，北斗系統也都能提供即時的服務。
此外，針對「一帶一路」的受惠國：泰國、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寮國、印尼、沙烏地阿拉伯等國來說，中國可增設訊號接收站，同時應用北斗系統，協助上述國家做城市規劃、國土測繪、地籍管理、環境監測、防災減災、交通監控、災害預警等項目，換言之，中國開發的北斗系統能達到外交發展的戰略目的。
2018年北斗衛星系統帶動了中國超過3,016億元人民幣的經濟產值，不但帶動大陸衛星產業的發展，現今大陸已有超過7億支智慧型手機，更凸顯出北斗衛星在大陸廣大的市場需求；同時根據市場預測，北斗系統今年在大陸能創造出超過4千億人民幣的商機，更能與世人熟悉的「穿戴運動裝置」結合，讓北斗衛星系統的商業應用更加生活化。
北斗在軍事上的應用
現代戰爭向來和衛星系統具有深層連結。美軍能在世界稱霸，與它的GPS系統應用有直接的關聯。如今中國自主開發的北斗系統亦能應用在軍事作戰領域。中國在召開18屆3中全會時表示，解放軍著眼的改革將放置在硬體與指管通情兩大領域，北斗衛星系統即是彌補現階段軍方「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察(C4ISR)」的不足，如今不但是解放軍的靈魂，更是能否打勝仗的關鍵。
具體來說，北斗系統能提供精確的資訊精確打擊，更能及時掌握敵情動態，對敵軍的政治中樞或重要的軍事設備更能「事前」掌握，大幅提高「點穴戰」、「斬首」的成功機率。東海、南海與台海目前是中美競逐的海域，過往美軍透過GPS系統稱霸這些戰場，現在解放軍亦能依樣畫葫蘆。
現代聯合作戰、遠海打擊、戰略空軍，皆必須仰賴衛星體統的協助。中國擁有獨自開發的北斗衛星後，在軍事行動中必能擺脫受人擺布的命運。無論是對戰場環境的經營，或戰場資訊的透明化，解放軍的實力已不容美軍忽視，當美軍無法忽視北斗系統所帶來的實力增長時，就足以證明該系統的成熟與穩定。
北斗深具戰略意義
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從一個經濟實力薄弱的國家轉型為科技大國，其經濟與科技能力能協助周圍國家的經貿發展，更能體現「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層意涵。換言之，北斗系統不僅體現在軍事硬體的發展上，對於你我的日常生活也會產生重大影響。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日前，台灣和美國簽訂採購4架死神(MQ-9 Reaper)無人攻擊機(UCAV)和相關訓練設備，總金額達50億新台幣，而中科院研發的騰雲中大型無人機，卻被軍方排除在外，引來不少議論。中國研發「察打一體」的無人攻擊機，概分為螺旋槳發動機和渦噴發動機兩種，並有多種型號。這些無人攻擊機除自用外，也外銷其他國家。限於篇幅，本文僅介紹翼龍、彩虹-5、雲影等三款無人攻擊機，和其專用武裝彈藥。
翼龍無人攻擊機
2014年珠海航展，翼龍-1首度展出，其外型類似美國無人攻擊機，具有修長機身、機翼、V形雙傾斜尾翼、國產螺旋槳發動機等。前端弧形整流罩內為衛星天線收發裝置，下方為可轉動的光電偵搜裝置；機身中段和機翼內部為起落架收放處和內置油箱，提供該機飛行所需的油料。機翼下方掛點攜帶武裝彈藥，並由地面遙控飛行，可執行中低空偵察攻擊任務。
2016年珠海航展，翼龍-2首度展出，它換裝更大推力的國產螺旋槳發動機，強化機身、機翼結構，最多可攜帶480公斤的武器彈藥。目前，翼龍是中國外銷數量最多的無人攻擊機，主要買家是巴基斯坦和中東地區國家。2019年初的印巴空戰，翼龍也參與偵察和攻擊地面殘存敵軍等任務，但實際戰果和損失數量則未知。印度宣稱，至少擊落1架巴基斯坦翼龍。
彩虹-5無人攻擊機
2016年珠海航展，彩虹-5首度展出，其外型類似翼龍，也是具有修長機身、機翼、V形雙傾斜尾翼、國產螺旋槳發動機等。
彩虹-5尺寸較翼龍稍微放大，機身線條也更銳利，氣動力外型更佳。在強化起落架後，機翼下方可攜帶16枚各型彈藥，網路上也出現機腹下方攜帶合成孔徑雷達(SAR)的照片。西方媒體曾將翼龍和死神做比較，當然，翼龍在規格性能上略居下風。不過，依作者所見，彩虹-5的規格性能和死神相較，則在伯仲之間。
雲影無人攻擊機
雲影是中國航空工業「影」系列無人機中首款外銷機種。雲影是多功能無人攻擊機，具備優異的氣動力外型和自動飛控/航電系統，素有「中國版全球之鷹」的稱號。雲影具有修長機身、機翼、V形雙傾斜尾翼、國產渦噴發動機(Turbo jet)等，前端弧形整流罩內為衛星天線收發裝置。雲影的最大航速每小時620公里，較死神快上200公里；巡航高度為14,000公尺(42,500英呎)，遠高於一般防空系統的攔截高度。因此，可安全有效地執行高空、高速、大面積的圖資獲取，和遠距離對地/對海目標的精準攻擊。
目前，雲影無人機共有三型：雲影-1配備高空/高解析度拍攝鏡頭(CCD)和合成孔徑雷達(SAR)，可在13,000公尺高空每小時獲取10,000平方公里的地形、地貌圖資。雲影-2配備全頻段雷達訊號(ELINT)和通訊訊號(COMINT)偵測設備，可偵測和定位400公里範圍內的地面雷達位置和200公里內的通訊訊號。雲影-3配備合成孔徑雷達(SAR)和光電偵測設備(EO)，並攜帶多種武裝彈藥，可在50公里外執行高空偵察攻擊任務。
2016年珠海航展，雲影首度展出。2017年杜拜航展，雲影也首度出國參展。目前，已有多國表達採購意願，正在商談中。
藍箭21型空對地飛彈
中國軍方為旗下無人攻擊機研發多種武裝彈藥，配合已布建完成的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可在戰場上發揮其最佳效能。諸如：全球定位系統(GPS)導引炸彈、彈翼套件滑翔炸彈、激光(雷射)導引的50公斤/100公斤炸彈等。
其中最特殊的是藍箭21型空對地飛彈(Blue Arrow 21)。藍箭21型和地獄火飛彈極為類似，有二種導引模式：激光(雷射)導引和雷達毫米波導引。藍箭21型可在遠距離發射、追蹤和摧毀目標，對地面軟/硬性目標具威脅性。
合成孔徑雷達(SAR)
據目前報導顯示，彩虹-5、雲影二款無人攻擊機可攜帶合成孔徑雷達，對於敵情蒐集有極大幫助。合成孔徑雷達類似昆蟲複眼，由多個雷達組件構成，以不同角度掃瞄並拼湊出完整的影像輪廓。(請參考附表)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孫中山之名從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亡命後，因《臺灣日日新報》等報紙的陸續報導，就廣為台灣抗日志士及民間所知，本文特就幾則具代表性的篇章，為讀者勾勒出孫中山在該報中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形象。
報紙具有宣傳及塑造人物的功能，日本據台以來，深怕報紙成為鼓吹台灣抗日運動的工具，遂嚴禁台灣民眾發行報刊，但卻扶植日本人辦報紙。1898年5月，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臺灣日報》，改名《臺灣日日新報》，曾為台灣第一大報，至1944年4月與另五份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
孫中山曾是廣東逸犯
孫中山出身廣東香山縣，1879年隨母親到夏威夷，入教會中學讀書，1883年返國至香港求學。畢業後懸壺於澳門、廣州時，秘密聯絡同志，進行顛覆滿清，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亡命海外，聲名始為世人知曉。
1896年10月，「倫敦蒙難」事件後，《臺灣新報》出現轉載自倫敦的「清國使署逮捕違法」一文，報導孫中山在倫敦被拘禁的訊息，這是孫首度以「廣東叛徒」形象出現在台灣報紙上。1897年9月，該報又指孫是「逆黨批猖」，領導興中會意圖不軌，捐資加入興中會者不可勝數，日本將這位「逸犯」升格為有三、五百萬黨羽的「頭目」。
孫中山是革命理論家
1897年孫中山赴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黨因戊戌政變，也逃亡日本。這段時間，日本為革命黨、保皇黨等亡命之徒的舞台。甫創刊的《臺灣日日新報》出現「清國事變彙編」欄，專報革命黨與保皇黨的消息。一則「清國革命の計畫者」(1898.2.23)的報導中，指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有別於哥老會、白蓮會等秘密結社，是一個以革命手段組織共和，行總統制及憲政議會的現代化組織。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爭論，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達到高峰，兩派筆戰也由各派理論，提升到個人論述。《臺灣日日新報》主筆田原禎次郎，將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的演說，以「孫逸仙」為名，發表在1907年6月上旬的日文版及漢文版上，指孫是一位能募到數萬經費的募款高手，稱讚孫獨創的五權分立體制，是各國未曾有的政體。
報紙持續關注孫中山
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等消息，頻頻在《臺灣日日新報》出現。之後孫辭職，將總統一職讓位給袁世凱，翌年2月，孫赴日訪問，該報也向台灣讀者闡述日本政府對中國是親善的。1916年6月，洪憲帝制落幕，黎元洪出任大總統。孫中山為維護法統，南下廣州建「護法」軍政府，對抗北京政權。但孫至粵並不順遂，1918年5月離開廣州，在他赴滬的路上他先到了日本，該報稱日本仍以「南方之雄」歡迎他。
之後，孫中山在上海潛心著述，希望革命再起，台灣報紙經常刊載《實業計畫》的要點，意在鼓勵台灣的資本家能赴粵投資。不過，持續關注孫中山的《臺灣日日新報》一度出現「孫文下野」、「擁護陳炯明」、「商團問題」等不利於孫的新聞。直至1923年10月孫被邀請北上，共商國是，報上才轉而出現對他有利的報導。
孫中山影響台灣知識分子
遲至1921年，台灣殖民當局才允許台人組成「台灣文化協會」，發行《臺灣民報》，該報非常關注中國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對孫中山北上所主張的「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召開國民會議」，最為在意。
台灣知識分子紛紛呼應孫中山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關注「日華親善」、「亞洲民族聯合」等議題。《臺灣民報》呼籲，日本若要團結亞洲各民族，對抗歐美列強，就應「日華親善」，提升台人的地位，蔣渭水更在〈我的主張〉認為，唯有台人能扮演大亞細亞聯盟媒介的角色，因為日本治台如果失敗，就沒資格高唱日華親善。
「國民會議」引起在上海大學讀書、開始左傾的蔡孝乾、翁澤生等人關注。他們注意到孫中山北上，要召開以農、公、商等各界代表為主體的國民會議，不同於北京臨時執政要軍閥分贓的「善後會議」。蔡孝乾還在該報撰寫了一篇〈國民會議與中國之前局觀〉，力陳實現國民會議才能擺脫列強控制，作為呼應。
孫中山死後被高調追思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消息傳到台灣，從1925年至1929年6月奉安大典為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每年都報導台人為孫舉行追思大會。蔣渭水在「哭望天涯弔偉人」中，指孫是「自由的化身」、「正義的化身」；張我軍在「常使英雄淚滿襟」文中，稱孫是「弱小民族之父」；翁澤生在「哀弔中山先生」文中，稱孫是「中國平民的導師」；蔡孝乾則認為孫雖死，但他的精神未死，有四萬萬民眾繼續推動他未完成遺願等，形塑孫中山的形象。
經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的傳播，日據時期連左傾的台人也認同孫的形象及主張。國民政府成立後，在國民黨內部及「台灣文化協會」都分裂為左右兩派。文化協會雖遭殖民當局取締而沉寂，但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擁護三民主義、為孫中山的繼承人等訊息，隨著北伐的腳步，不斷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日後影響著台人投向蔣所領導的抗日民族運動。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研究員)
關於日本人遺留台灣有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是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人混入台灣居民中，其後裔達百萬。第二是關於後藤新平在1900年利用廈門事件，引來日本人，企圖進入大陸未成，都留在台灣，在1905年人口普查前，皆登記為台灣人，號稱深根密植。40餘年來，這種混為台籍的日本人，其後裔在1945年日本投降時大約有30萬，其後裔至今則達百萬。
上述第一種錯誤觀點，批判者已多，事實上，少數日本人因通婚、認養，留在台灣的實在很有限。當年農業社會，人口流動小，左鄰右舍互相大多認識，大批日本人留台實在不可能。而且1946年7月爆發澀谷事件，台灣媒體曾提起台灣人要對在台日人報復，使原本不少有意滯留台灣者也多生去意。所以，認為當時有大量日人留台應不可能。
第二種觀點來自名嘴黎建南。黎出身國民黨，後成為親民黨的要角。近來他有視頻，以後藤新平的設計與明石元二郎的安排，再搭配傳說中的日本忍者間諜，編織成一幅頗能吸引年輕人的神秘故事。他說得似乎有道理，但根據資料顯示，1899年台灣對外的海運人數為46,289人，1900年的海運人數為78,881人，差距為3萬人以上；但該數據不分進出，不是合計之數，並有可能是重複的紀錄。因而，若真有其事，應絕對不到其半數吧。
日人的史述中記載「官員抱著存夠錢後，就回日本享清福的心理，也不足為奇。明治32到36年間，17,858名渡台者當中，回日本的多達11,575人，此一數字顯示日本人定居台灣比率之低。」以及所謂的「明治32年散居台灣全島的日本人有33,120人」。而上述關於日本人定居台灣比率低的描述，是指1899到1903年的數據，那是在黎建南所說的1906年以前的數據；那4年間定居的只有6,283人；那麼其中在1900年定居的，若真的都是後藤所設計的那批人，能夠有多少人？6,283人的四分之一只有1,500多人，豈能在1945年繁殖到多少人？
關於明治32年有33,000人，遠低於上述海運人次，筆者推測應該是生意人或公務者重複進出，推高了人數。這其中只有33,120與1,500多人才是真實人數。
黎的百萬人數據偏高了。此外，關於黎所稱廈門事件中，後藤真的有準備那批人嗎？我認為是後藤聯繫軍方使用海軍護僑。
其次，沒有必要跟著日本學者強調後藤的地位。而且，兒玉總督的前任乃木就曾把母親帶來台灣、埋在台灣。
至於明石總督埋骨台灣；大家應該讀明石的傳記，其父在故鄉政爭中自殺；那時他三歲，他隨著寡母兩次回娘家謀生；惡質的成長環境使他自幼個性陰鬱，人生曲折走向情報之路；據說長州元老山縣都會怕他；由於外界流言蜚語，他返國述職時，當局派人跟蹤他，使他心生陰影；更重要的應該是拔擢他的寺內首相垮台，而爆發三一萬歲運動，使他過去在朝鮮的政績汙名化，在政界的鬥爭中必然被落井下石。不難想像，他在重病中想起父親之死與自己所受的艱辛，而他在台灣卻可以獲得高規格的紀念。
建議大家對各種問題，一定要多研究、多調查，充分掌握各種基本資料，才不至於被五花八門的故事所欺騙。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是在世界冷戰格局內的局部熱戰，是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獲勝後、對英美等資本主義先進國接連壓境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應，也是中華民族自19世紀以來曲折前進道路上的一頁教訓與悲傷，而台灣則扮演著悲傷的角色。
全民國防教育缺對日抗戰
今年7月，新課綱的高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結束，但其產生的疑惑比解答還多。台中育達文化出版的《全民國防教育》主題五是「戰爭啟示與全民國防」，內容只有「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一章，敘述古寧頭戰役、一江山戰役、八二三炮戰與台海飛彈危機諸節。換句話說，其所謂「戰爭」，全是內戰，而隻字不提犧牲3千萬軍民的對日抗戰。
該書第149頁明示「全民防衛動員相關法源依據」，首先就是1947年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而完全不提對日抗戰。既然依據時間說事，則所謂「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諸節，均應以中華民國台灣省與部分福建省作為敘述主體，畢竟「內戰」也是該書承認的用詞；但若偷樑換柱為「台灣」當主詞，則容易對學生造成時空誤解。除非，這種時空錯亂，恰恰是出版方與授課者的用意？
從全球範圍來看，美軍借韓戰介入台海以後，台灣成為美、日、西歐等國圍堵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其代價就是中國分裂與對峙，而非「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反之，若中國統一，則圍堵陣勢破局，這是韓戰後美、台之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原因。儘管該條約阻止台灣「反攻大陸」，但美方並不信任蔣介石，於是一方面希望蔣介石自金馬前線撤軍，另一方面則在島內培植親美的代理人。
因此，八二三炮戰實是中國內戰的一環，也是在美軍介入下，一場由中國人打中國人、並特意打給國際，特別是打給美國看的戰爭。然而，《全民國防教育》對這些章節的敘述卻避重就輕、斷章取義、條理不明。
國共內戰是國家內部的事
比如說古寧頭戰役一節，竟然出現「國共內戰期間，國軍每每因情報遭共軍竊取，導致作戰失利，進而影響整體戰局發展」，而且還在期末考重複一遍，似在強調國軍呆若木雞、沒有諜報人才。「古寧頭大捷」傳唱至今70年，是困惑學生，還是啟發學生？殊不知「古寧頭大捷」才過半年後，共軍就贏得比金門島大230多倍的海南島。
海南島以其豐富的天然資源和背靠大陸的優勢，迎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的前景。金門島呢？紀念碑、烈士墓、菜刀、高粱酒和八三一展示館！這些風化了的「戰地印記」，成為遊客對金門的印象，然而，金門住民卻連生活用水都需要仰賴廈門供應，是何道理？道理在於：金門縣與廈門市均隸屬福建省。正如福建省連江縣，從馬祖鄉到黃岐鎮只需25分鐘航程，兩地漁民早已恢復互補互助的傳統海域生活圈。
再說1955年1月的一江山戰役。該書只提及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卻不明示美國基於台海兩岸對峙的「戰略利益」，而根本不協助國軍防守大陸沿岸島嶼的事實。換句話說，一江山戰役是推送整團國軍官兵去死守的人間慘劇。湖南人王生明及麾下官兵未死於對日抗戰，而竟死於國共內戰；其身後的王生明路哀榮一時，如今安在？一江山戰役分明是慘烈悲劇，而該書盡寫「可歌可泣」、「忠誠無私」、「壯烈成仁」等頌詞，卻無一言恤憫家破人亡的戰士妻小，何其殘忍？
更可悲的是偏離史實。該書說美軍艦隊協助撤離大陳島軍民，是為了「讓中共當局深刻了解美國重視中華民國的存在與安危，一旦台海出現軍事緊張，美國絕不會坐視不管」。若真如此，為何美國無一人助守一江山島？難道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及一江山島不屬於中華民國？美軍協助撤台，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還是為了中華民國的利益？王生明等官兵犧牲於江山島，是「一個中國」篇章下的政治與軍事註腳，而非服從於美國利益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八二三炮戰「以戰養和」
正因為不服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才不會是單方面的炮擊金門。也正因為不符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軍艦在9月初為國軍運補金門護航時，才會一聽到炮聲就掉頭離場。事實上，蔣介石曾表示，就算沒有美國的協助，他也不會自金門馬祖撤軍。早在一江山戰役結束後，美國便策動紐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出「中國大陸沿岸島嶼停火論」，而遭到國共雙方領導人的反對，這是兩岸當局以「一個中國」，拒絕「劃峽而治」的鮮明立場。毛澤東還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構想，蔣介石則選派立委宋宜山赴北京「探親」。在國共內戰中，蔣介石和美國既合作又鬥爭的策略，基本上未脫離「一個中國」的政治格局。
何況，八二三炮戰已清楚證明，美國雖意圖維持兩岸分裂與軍事對峙，但不願捲入中國內戰，或演變成中美直接對戰。而蔣介石拒絕劃峽而治、金馬撤軍的要求，也使得美援只能間接而有限，從而讓美方「兩個中國」的算計無法徹底落實。蔣介石說金馬是台灣的屏障，在地理上根本說不通，固守金馬其實是以戰爭方式維持「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個中國」的框架難以單純用和平方式來維護，所以毛澤東在炮擊金門一個多月後，以「單打雙不打」、打海灘，不打陣地與住宅區、逢年過節不打的方式，和金門官兵形成「說給美國人聽的內戰對話」。《全民國防教育》能啟示這種「以戰養和」的政治智慧和歷史意義嗎？
台海飛彈危機與一個中國
以炮戰維繫「一個中國」20年後，「一個中國」的代表權由台北轉到北京手裡，但仍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運行。不過，台灣開始走向「革新保台」與「本土化」，接著就是扈從西方價值的「民主化」登台。大陸方面，改革開放十年後發生六四風波，1990年代的蘇東劇變，更讓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興起「歷史終結論」，並再三出現「中國崩潰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以為「兩個中國」有機可乘，遂讓李登輝赴美訪問和演說，而引起北京恢復「以戰養和」方法─藉由在台海試射飛彈，向美國人聲明「一個中國」。但《全民國防教育》則說中共1996年試射飛彈是為了干擾台灣選舉，並引發台灣民眾對中共的反感云云。後者是由「兩國論」角度出發，全然不顧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政治風潮。
所謂台海飛彈危機，其實是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兩岸關係偏離「一個中國」所引發的動盪，今日的台海危機亦然。換句話說，從上個世紀中葉至今，「一個中國」始終是兩岸關係的問題主軸，無論其間如何起伏。然而，《全民國防教育》論及「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諸節，如古寧頭戰役、一江山戰役、八二三炮戰等，皆以「共軍vs. 國軍」表示；談到台海飛彈危機時，就變成以「中共vs.中華民國」表示，這不是狹窄的「兩國論」嗎？2010年9月，教育部門函發「兩岸名稱用語建議表」，稱對岸為「中共」的依據是：「中國大陸現為中國共產黨所實質統治，且政治上尚非為人民經由民主選舉產生政府，故宜簡稱中共。」可見作為義務教育的課本，在名稱上既否認聯合國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要認同聯合國否認的中華民國，於是用「中共」二字把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4億人隱匿起來。但那種隱含敵對化的政治稱呼，是否反證台海危機正是兩岸關係偏離「一個中國」的後果？
沒有啟示的真相
台海飛彈危機說明動用武力不必通過金門馬祖，也間接說明八二三炮戰，國共雙方是為了「一個中國」而打，而吉星文、趙家驤、章傑則是犧牲在「一個中國」的內戰中。《台灣關係法》接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又說明這種路線至今未停，其與「一個中國」路線的鬥爭也遺留至今。
然而，《全民國防教育》應有起碼的史識和史德，既然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說事，則所謂「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諸節，就該明言其敘事主體是「一個中國」下的福建省與台灣省。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美國從來都不是可靠的盟友，它給你任何幫助，皆是為了往後能夠控制你，使你成為它的傀儡。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先軍援國府武器裝備，後來即藉著武器禁運，施壓國府與共產黨和談，國府打起仗來綁手綁腳。在美國武器禁運杯葛之下，國軍因缺乏零件，曾有3,000輛美援軍用卡車無法開動，部隊士氣受影響，民心盡失，最後撤退到台灣。
抗日戰爭後期，華府當局在駐重慶大使館館員影響下，積極介入國共衝突，駐華大使館有許多美國外交官主張扶持中共勢力，以對抗蘇聯投入中國戰場後，可能在東北與華北的影響力，當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館員多同情中共，認為共軍在抗戰期間較國軍更積極與日軍作戰。
抗戰勝利後，在美方的調解下，國共才簽訂《雙十協定》，但由於國共雙方缺乏互信，軍事衝突在1946年後逐漸擴大為內戰。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調停失敗感到沒有面子，以禁運武器方式，希望能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此單方面的壓迫對國府造成傷害，對本來就沒接受美援裝備的共軍則無任何實質影響。
杜魯門禁運扯國府後腿
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6年8月18日，杜魯門以行政命令擴大禁運，制止國府購買美國剩餘軍火。8月29日，行政院長宋子文電告蔣介石，美國停止供給我軍火之局面業已形成，請迅即返京，召集各方共商對內對外政策。
從宋子文的反應，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此時國共內戰尚未全面升高，撇開政治因素，從軍事角度而言，美國扯後腿的舉動對國府傷害很大，當作戰的一方顧慮後勤補給問題時，這仗就很難施展身手，因為總會擔心彈藥不夠，甚至許多裝備的妥善率都可能發生問題，影響整體的軍事行動。國府在抗戰期間仰賴美國供給武器，看似兵強馬壯，一旦雙方在政治上發生歧見，對方斷絕援助，這時就被人綁了手腳。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1946年7月23日，馬歇爾留駐華府的幕僚卡特向馬歇爾報告，在情勢明朗前，不論從哪個管道獲得的軍事裝備，都將延後送往中國，中方可能找英國、比利時、蘇聯或其他來源採購，國務院必須介入。果然後來比利時、法、英都受到美國的壓力，婉拒了來自國府的緊急軍事採購。
已付款軍購案也不准出口
7月26日，馬歇爾從南京電告卡特，如果暫停軍火交易符合美國最佳利益，可以實施，不論付款或未付款，交運或未交運，都可以暫停。針對國府已在美國進行的武器採購交易案，馬歇爾也認為，美國可以採取行政手段，限制軍品出口到中國，這下子，就算是蔣介石找美國廠商買東西，美國政府也不允許出口。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美方1946年8月23日通知在華府的中國代表，1億3千萬發7.92公厘子彈（中正式步槍用）不許出口，理由是中國軍隊並不是聯合政府下的軍隊。9月27日，馬歇爾通知在華美軍，暫停供應國府彈藥與作戰裝備，直到接到進一步的通知為止。
7.92子彈是抗戰期間中國政府向美國工廠訂購的，這是國造中正式步槍的子彈，與美規7.62公厘不同。抗戰結束後，這批子彈尚未交運中國，這筆龐大數量的子彈，美軍也無法使用，但美國為了壓迫國府與中共和談，仍然不允許子彈運往中國，這筆軍火交易還是中國政府直接向美國廠商訂購的，不涉及政府對政府間的軍事援助，美國依然出手攔阻，可見美國毫不顧慮蔣介石個人的政治立場，只在乎穩定亞洲局勢，對美國有利。
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在1946年8月30日可看到蔣的不滿：美國務院對我以現款購買其軍火，竟拒絕發給出口證，此乃馬歇爾對我更進一步之壓迫，可知美國對華政策，已因馬歇爾調解不成，更趨惡化。31日的本星期反省錄又寫著：美國務院聲明不以武器接濟我國，且對我國以現款購買軍火，亦不發給出口證。美國外交政策支吾宗旨，無定識，竟至如此。
12月3日，參謀總長陳誠報告，美方禁止我購運軍火，以致械彈來源困難，擬自行設廠製造。美方對我禁止購運軍火、炸藥，暫時似甚堅決，鋼料等之出口，均嚴加管制。另行派員赴歐設法購買。
美國國務院檔案另外可以看到1946年10月8日，馬歇爾不准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將彈藥賣給中國海關，因為馬歇爾懷疑不論彈藥數量大小，都可能流入戰鬥部隊。
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封殺，遠從歐洲各國，到美國本土境內，全部都不准出售武器裝備彈藥給蔣，即便是在中國境內的友軍單位，美國也不願將多餘的彈藥以剩餘物資賣給中國，懷疑會從其他管道流到國軍手上，美國這樣絕情的嚴厲手段，也難怪日後蔣介石對馬歇爾沒有好臉色。
兵工生產力有限急需外購
美國斷絕對中國軍事援助後，國府本身雖有兵工生產能量，但要應付全面升高的內戰，仍然力有未逮。在國務院的檔案中，有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4月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可看到，當時國府兵工廠生產能力，550挺布倫輕機槍，1,100萬發7.92公厘子彈，9000支中正式步槍，250挺馬克沁重機槍，100門82迫砲，5萬發82迫砲砲彈，2,500個28式榴彈發射器，8萬發槍榴彈，53萬個手榴彈，450門60迫砲，8.5萬發60迫砲砲彈，50門120迫砲。
庫存有7千挺馬克沁重機槍，4千門82迫砲，7千門60迫砲，3.5萬挺捷克輕機槍，4.7萬支美造45口徑衝鋒槍，3千支M-1卡賓槍，2萬支史坦衝鋒槍。雖然這數字可能遠遠優於當時共軍的裝備實力，但對國府的百萬大軍，要在每場戰役中都能夠隨心所欲，顯然還是非常不足。缺乏美援之後，國府窘態畢露，1947年2月15日，陳誠向蔣介石報告，部隊裝備現有美械國械之分，美械多戰防砲、火箭砲、火焰放射器，砲兵今後已不能維持，擬就國械分輕裝師、重裝師，輜重改用騾馬與人力。
陳誠提到砲兵不能維持，一方面是車輛無法維持正常運作，因為缺乏零件替換，一方面是缺乏彈藥，部隊輜重改用騾馬與人力，運輸效率一下子就落後許多，對軍事行動影響不小。
美國禁運造成卡車故障
使用美國裝備一定好嗎？因時因地有差別。國共雙方在東北決戰，國府自然將精銳部隊派出關外，這些使用美國武器的部隊，因美國武器設計背景條件不同，在東北戰場，反而不如其他國家的裝備。
美國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14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給國務卿的電報報告，蘇聯提供東北共軍50萬支日本步槍、10萬挺機槍，以及大量彈藥與砲彈。日本武器很不錯，東北酷寒天氣下都能正常操作，但美國武器只能在溫暖的氣候下操作，輕機槍在冷冽氣候下4小時就會故障。國府缺乏零件，被迫拆三輛卡車的零件，才能維持一輛卡車行駛，輪胎嚴重不足，飛機性能惡化，最多再執行2到3次任務，就需要全面檢修。美製武器缺乏彈藥，所有美援裝備逐漸失去效能。
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引述國府葉公超向美方的說法，陸軍的3千輛卡車因缺乏零件，無法行駛。
葉公超的說法，印證了瀋陽總領事館的報告，3千輛卡車影響所及，是後勤補給的交通無法如原先那樣快速，也可能造成重型火砲的運輸出問題，士兵的機動運輸也可能受影響，大量卡車無法使用，國軍的作戰行動必定受到牽制，影響部隊作戰效能的發揮。美國軍事援助原本應該是強化國府的軍事力量，但因政治因素的介入，這時援助反而成了綁手綁腳的限制，沒有零件的美援裝備限制了國府軍事行動的自由。
美國援助國府的槍械，在東北寒冷的天候下無法正常使用，反而是蘇聯從戰敗國日本繳獲的武器裝備，提供給共軍部隊使用後，在東北戰場上的表現優於美國槍械。由於後勤補給斷料，國府那些卡車也無法正常使用，這對國府要四處追剿神出鬼沒的共軍部隊，更是雪上加霜。
衛立煌找美國協助遭拒
1948年是國共內戰進入最後決戰的時刻，前半年，國府面臨彈藥不足的窘境，打起仗來施展不開。蔣介石派衛立煌接替陳誠，主持東北戰事。擔任東北剿總的衛立煌知道美中雙方因為內戰調停問題，造成美國武器禁運，衛立煌只好透過個人的關係，私下找美國援助，希望美國派200架飛機運補瀋陽，但馬歇爾照樣不給情面，他通知司徒雷登，拒絕衛立煌的要求，只發出武器彈藥輸出許可。也就是說，你如果有辦法在美國買到，你就去買，但美國不會幫你運送。
美國國務院檔案有衛立煌告急的電報，1948年2月14日瀋陽總領事館的電文稱，衛立煌彈藥短缺，急需外援，否則東北可能在兩到三個月內丟失。衛立煌缺乏彈藥當時被列為機密，美式30步槍（7.62公厘）缺1千萬發子彈，30機槍缺230萬發，7.92輕機槍缺462萬5,000發，60迫砲缺15萬5,000發砲彈。
1948年1月8日，陳誠也向蔣介石報告，瀋陽彈藥不足，30、79、303、60迫砲各種彈藥，庫無存品。陳誠所列舉的這幾種彈藥，分別是美造機槍子彈，國造中正步槍子彈，美造航空用機槍子彈與迫擊砲彈。
在國共內戰的緊要關頭，國府軍隊卻出現彈藥不足的情況，這個問題未必能影響戰役的成敗，但往往會造成戰場指揮官心理上的壓力，尤其是輕火器的彈藥缺乏，直接影響到第一線戰鬥部隊的作戰決心，一旦擔心子彈不夠，是不可能在戰場上盡全力拚搏的，部隊的戰鬥力就很難全力發揮，東北失敗很大原因在於國軍困守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地，交通線中斷，不敢往外擴張，爭取面的控制，彈藥不足造成守軍不能主動清剿，坐困危城，靜待情勢轉變。
以軍事援助控制台灣
抗戰期間的中美合作抗日，其實美國人打從心底瞧不起蔣介石與他領導的國民政府，美國只是利用中國牽制日軍，所以也要援助中共，希望擴張美國在華北的影響力，美國所思所念，都是自己的利益，至於盟友的死活並非最在意的事情。
美國一向重歐輕亞，二戰結束後，美國對華軍事援助，卻因為國共內戰出現變質，美國要當調人，但沒有能力約束國共雙方，美國想運用軍事援助的政治槓桿，施壓國府，以解決內戰，最後結果證明，美國的政治操作拖垮了國府。這種以軍事援助控制對方的手段，在國府撤退到台灣後，美方仍然持續操作，就連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仍持續用對台軍售，對台灣進行政治控制。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