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縣的南庄鄉近年取得了國際慢城認證，但這座融合漢原文化的山城，卻擺脫不了商業氣息，尤其是南庄抗日的故事，來訪的遊客大多不知，雖然各個相關景點都立有該事件的說明牌，卻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位於苗栗縣山區的的南庄鄉，是一個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多元族群交融的寧靜村落。早年林礦業發達，到了21世紀轉型為觀光。除了秋天（農曆10月15日，客家話稱「十月半」）舉行的矮靈祭、賞花熱潮的桐花季，以及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等，會吸引外來客前來，其他大部分時間這裡的步調大多是緩緩的、靜靜的。所以，在2016年6月成功取得了國際慢城 (Slow City) 組織的認證。不過，當局為了創造和活絡地方經濟，選擇用夜市或商圈商業的手法包裝老街，然僅少數標榜地方的小吃之外，很多商家賣的東西，同樣可在其他老街看到，很難讓遊客感受到「真正歷史的況味」。

兩百餘年前開墾

源自加里（裡）山風美溪的東河，在南庄街南側與發源於八卦力山的南河 （又名蓬萊溪）匯流後，下游始稱中港溪，再流經頭份的斗換坪到竹南鎮塭子頭出海，全長約54公里。加上地近雪霸國家公園、四面環山，在這秀麗山林，清澈透底的河川間，造就了美麗的觀光景點。露營區 、山莊、民宿遍布整個山城。在晚秋，漫步在東河旁東江部落的落羽松林間，也可悠閒的度過一個下午；而走在串連南庄老街與南江老街的康濟吊橋上，也可愜意地體驗南庄老街山城的風貌與溪流景色。

南庄在清代文獻多名為「南莊」，意為向南開發的村莊。開拓者黃祈英為來自廣東的客家人，於清嘉慶(1795-1820)末孑身來台，至斗換坪，與南庄的賽夏族貿易。後從其俗，改名黃斗乃，並娶番女為婦，名為「番割」，生兩子。隨後，積極邀其鄉人等入山，約為兄弟，也各娶番女，與番往來，遂墾南莊之地，後隸屬台灣府苗栗縣竹南堡管轄。

1860 年代台灣開港後，樟腦利益極受重視，中部製腦區地位因北部番害嚴重而崛起，苗栗內山的樟腦資源為眾家必爭之地。據來台傳教的馬偕博士等人的記錄，此區有複雜無比的勢力爭奪。此時，南、北獅興（今南庄鄉的蓬萊村、南江村）仍為番界，沿山一帶群峭摩天，深林繁密，樟樹尤多。賽夏族各番社，共計有番丁200餘名，北獅里興社土目為絲大尾，南獅里興社土目為日阿拐，另有獅頭驛社（今南庄鄉的東河村）土目張有准。新竹文獻稱其：「性頗馴狎．腦戶雜處，煎熬日眾．查獅里興一帶由獅頭驛南入十餘里，雖壑絕巖深，地少平坦；然數年後，大樹為墟，若墾而耕之，可得良田數百甲。」

光緒初年，台灣巡撫岑毓英將南庄未墾埔地的墾批交付竹塹的閩籍士紳林汝梅，光緒8年(1882)林汝梅向岑毓英回報獅里興等社皆已歸化，而林汝梅也在此設墾號經營腦業。光緒10年(1884)獅里興、獅頭驛等番社反悔襲擊林汝梅等人的山場，翌年圍攻林汝梅在南庄的公館，後適逢黃南球率隘丁夜襲生番才得以解圍，但此舉也使得南庄的勢力落入客家人之手。

此後日阿拐與絲大尾等土目在南庄、獅潭等地靠著向入墾墾民收取山工銀，在劉銘傳實施開山撫番後，日阿拐、絲大尾及張有准等土目也招漢佃開墾，成為地方有勢力者。光緒13年日阿拐因協助撫番有功，劉銘傳奏請軍功六品，為國子監大學士。光緒20年(1894)22歲時，響應山東賑災捐銀肆拾參兩貳錢，由山東巡撫奏予監生。其裔孫日進財現珍藏有「戶部執照」、「監照」、「捷報」等文獻。

南庄抗日事件

光緒 21 年(1895)，日本據台，翌年在南庄成立撫墾署，派員至南庄攫取貿易資源─樟腦。後來，日阿拐起而宣稱：「彼等日人為搶奪吾人祖先所傳下之土地，而欲陷吾人於困厄者。彼等開墾者依恃日本官憲之擁護以逞其慾望，吾人不可不同心協力以擊破之。」成為抗日的引爆點。

明治35(1902)年7月4日，南庄支廳管內南方八卦力的一名巡查與數名隘勇，在巡邏途中和原住民起衝突，巡查受傷；又傳來南庄支廳管內各番社有不穩的情報。7月5日，新竹廳長發給警察本署長的文件紀錄顯示，聽聞6日會有數百名南庄生番襲擊南庄街的消息，為警戒並安撫人心，要求派遣警部1名、巡查10名前往南庄支廳戒備，警察本署長隨後回覆說，為安撫人心，應派遣若干軍隊。次日兒玉源太郎總督親自下令混成第一旅團長，派遣守備隊駐紮，而日阿拐則聯合大東河等附近番社的賽夏及泰雅族的原住民起事，於7月6日包圍襲擊南庄支廳，史稱南庄事件，又稱為「日阿拐事件」。

南庄事件後，日阿拐躲到鹿場，有人通報日本警察將來襲，乃順著風美溪往上進入加里山區逃匿，翌年抑鬱以終。南庄抗日事件後，賽夏族人原居之大部分番地被劃入普通行政區。台灣光復後，大致循日據時的行政區分，在南庄設鄉，劃屬平地鄉。

光復後煤礦業發達

日據時代就開始開採的南庄煤礦，到光復後創造了南庄史上最繁華的時代。當時中港溪流域的竹南、頭份、南庄居民，幾乎都以打炭（客家話，採煤的意思）為主副業，邊種田邊打炭。當時洗煤水汙染造成的黑水河，每逢颱風大雨過後，有許多人至河床打撈煤炭，成為客庄少見的奇景。

那時大部分的商店都跟採煤產業有關，光是戲院就有4家，目前僅存的南庄戲院，尚可看到當時的風光。後因南庄鄉的礦業和林業沒落，再加上天災和社會結構改變，人口大量外遷，南江老街也因此黯淡下來。

南庄未來的展望

如今，南庄這座山城，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一景一物，足以辨識當年南庄抗日的歷史，但隨處仍可看到南庄事件的解說牌。

當地目前僅以百年郵局、老庄長官邸、乃木崎等日據時期留下的遺跡，作為招攬遊客的景點，作者建議，不妨效法另一慢城嘉義大林活化萬國戲院，成為文化藝術展演空間的模式，活化南庄戲院，作為活絡當地歷史文化的起點，可擺脫台灣老街普遍具有的商業氣息。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18年歲末的山東行，讓身為台灣抗日志士的後代，實地看到了抗日運動的源頭。作者無論走訪濟南，或威海衛、劉公島的營區，都不禁想起家族參與抗日的艱辛歷史。

濟南慘案及歷史烙印

抵達濟南，就想起從小家母黃素貞敘述「濟南慘案」對她的衝擊。那時母親是初中生，隨著原籍台灣北部汐止人的外祖父母，全家旅居福州，以販售汐止生產的茶業為生。外祖父母當時算是台灣日據時代旅居福州的「日僑」，但外祖父受孫中山同盟會的感召，平時經常參與同盟會旳演講並定時捐款，同時也希望子女能在大陸受中文教育，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母親常說，她在學校時知道幾個同學是台灣人，但彼此不敢相認，更不敢講台語（閩南語）或日語，因為當時大陸同學抗日情緒高昂，若不小心透露出自己是「日本僑民」，那就麻煩大了！

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與日軍發生衝突，日軍乃蓄意地屠殺6,000餘名中國軍人與民眾，並於5月11日攻占濟南。家母當天跟著同學上街參加抗日遊行，晚上則接獲日本領事館人員的通知命令，要連夜撒僑。原來日本人深怕中國人報復，採取了撤僑行動。家母就跟著外祖父母抱著懷裡的妹妹，連夜落難似地搭上返回台灣的輪船，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台灣。過了三個月，母親才在反日聲浪稍平靜後再返回福州。

父母一起赴內地抗日

1931年瀋陽發生「918事件」，家母及外祖父母再度返回台灣，但因時局變化太大，無法再回到大陸，就在台灣以教授漢文維生。當時日本禁止台灣人學習漢文、禁止講漢語，而台灣人懷念祖國的心從未稍減，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的家父蕭道應，與上下期的醫學院同學均心向祖國，一聽到有從大陸回來的語文老師私下教授漢語，均成群結隊地成為母親的學生，也因此兩人結下良緣。

家父1940年醫學院畢業後，與家母一起赴大陸，追隨丘念台參與在廣東敵後區「東區服務隊」的抗日聖戰。1945年抗戰勝利後，家父以上校軍官、台灣兵俘虜營政戰主任的身分，帶領著上千名被徵召入伍的台灣兵，經廣州花地返回台灣，隨即成為台灣最早的法醫學本土師資，之後並擔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第一位台灣人主任。

甲午戰敗清庭割讓台灣

到了威海，不能不令人想起甲午戰爭與清廷割台。

甲午戰爭中，淮軍體系的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戰鬥可分為豐島海戰、大東溝艦隊決戰、威海衛保衛戰等幾個階段性戰役。但甲午戰爭不光有海戰，還有陸戰。甲午戰爭的陸地主戰場在遼東半島。同為淮軍體系的陸軍在遼東卻打得很好，尤其是馬玉昆部，一度打得攻入遼東半島的日本陸軍精銳師團沒脾氣，幾乎讓日本大本營一度想放棄遼東半島。可見清廷在戰術上有與日本一博的實力，但輸在清廷戰略上的失敗與喪失信心。丁汝昌提督在海戰後轉戰旅順、威海衛，幾無後勤支援，加上山東陸戰失利，才造成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甲午戰敗，清廷決定割讓台灣。「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雖然「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亦形成台灣同胞奮起抗日的火花，連續數十年激烈的武裝抗日，造成日人無法駕馭台人，甚至提出要將台灣統治權賣給英、法的主張。當時日本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台灣人民，1895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造成玉井、楠西、南化、左鎮及周邊地區村莊，遭遇日軍毀滅性屠村，人口銳減，受創極深，台灣人的抗日行動才由武裝抗日，轉變成文化抗日。

屏東六堆步月樓之役

1895年(光緒21年)，清廷甲午戰敗；4月17日被迫簽下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割日。日軍近衛師團進兵台灣，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10月9日嘉義陷落。10日下午，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下令各部隊集結登陸枋寮。11日晚上9時30分，日軍第二師團18,000人，於枋寮登陸完畢，隨即兵分三路進攻，即令占領茄苳腳。

我的老家屏東佳冬（茄冬腳；六堆之左堆），距離枋寮約10公里。茄苳腳原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擁有柵門、城牆、刺竹林等防衛設施。六堆義軍在蕭光明的帶領下，藉著清軍遺留下來的軍火，鎮守四個主要柵門。日軍上級商議之後，決定進攻位於東柵門的蕭宅步月樓。步月樓樓下有門，日軍必須經過此門才可以進入茄苳腳。

我的高祖父（來台第三代）蕭光明（時任六堆副總理、左堆總理），率領義軍鄉勇，在「茄苳腳」步月樓奮力抵抗日軍，數百鄉勇抵抗數萬日本大軍，無異以卵擊石。在戰鬥中，堅守東柵門的蕭光明次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蕭升祥，不幸壯烈犧牲；率領大刀隊迎戰於南柵門的蕭光明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於戰役結束後不久去世。

日軍派兵增援包圍義軍，從左右兩翼突破，相繼衝進村內，放火焚燒。午夜0時30分，日軍占領了茄苳腳，這場連婦幼都投入的「步月樓之役」慘烈結束，現場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作者係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50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有少數人，即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一代當時的年輕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史明，親身經歷過228的「革命起義」後，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228「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主要原因在於年長的台灣人依舊懷有中國情結，而未加入「打阿山」的「228革命起義」，導致年輕人勢單力孤，最終失敗。史明因此說老一輩的台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當他小時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的國家觀念已是全然相反。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對日本戰敗感到如喪考妣，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大多為台灣老一輩的人。

台韓對日本殖民認知不同

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過日本殖民的韓國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接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做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把衰落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選擇，自以為認同日本即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於是皇民化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做日本人為榮。

福澤諭吉不瞭解中國文化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脫亞入歐的成功，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19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儒家的民本思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在日據時期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經長久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否定與詆毀受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作法，在世界殖民史上乃獨一無二，也形成了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台灣青年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則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自然而然形成崇拜日本，鄙棄中華文化的價值觀。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感到仰慕和嚮往。為了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

媚日仇華造成台獨思想

即使日本戰敗了，他們認為日本是敗於美國，並非中國，而且戰後日本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人的優秀和堅強。這些哈日族至今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光復初期，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產生摩擦，更使得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228就是因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的。

繼之而起的是，台獨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228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而「反共」只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

（作者係旅美文史工作者）

日據時代台灣先民的抗日是一部血淚史，但綠營執政以來，「親日反中」史觀當道，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這既羞辱了抗日先民的犧牲，也將使台灣新生代「失根」、找不到生存發展方向。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據台之初即撰文說，割取台灣的目的在土地、物產而不是人民，應該「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台灣人），盡量沒收土地，舉全島為官有地」，且再三強調，「凡有反抗形跡者，應盡予誅殺」。啟蒙大儒都這樣說了，台民豈能好過？

然而，李登輝、鄭弘儀高調聲稱自己或長輩當過日本人、日本兵；每年2月底，綠營免不了要大大消費「二二八」，「促轉會」只追究1945年8月15至1992年11月6日國民黨執政期間的問題，卻對之前的日本殖民統治放水，乃至中學教科書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這對得起當年無數抗日先民的犧牲？

《運動史》反證台民訴求

筆者數次閱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又稱《台灣社會運動史》），是1939年7月28日發行版本的重印版。該書原是總督府內部傳閱的秘本，由曾擔任「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的鷲巢敦哉負責編纂，收集了當時總督府大量的官方檔案，偵蒐、審訊資料，記述1920-3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的文化社會運動。

由於是殖民當局委託編寫，代表官方立場，在對付台人抗日的情況下，難免會有誣陷、誤認的可能，但細嚼其用字遣詞、評論，很容易了解當時日本當局看待台灣人的態度。看撰文者的解說，可知殖民政府的觀點，看所錄抗日活動的宗旨、文宣，則可反證當年民眾的訴求與處境。

先回顧一下日據時代的分野。台灣割讓後，日軍從基隆澳底登陸，一路南下攻擊台灣抗日義軍，連續發生大嵙崁燒殺、大莆林對婦女暴行、阿公店屠殺等，日本當局視抗日軍為「匪賊」、「土匪」，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誰武裝抗日、忤逆日本統治，誰就是「土匪」。

從1895年的乙未戰爭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之間，台灣人武裝抗日20年，日本也在台灣殺伐了20年；期間1902年殺了林少貓，同年還在中部利用歸順典禮誘殺騙殺抗日分子；1907年又發生北埔事件。西來庵事件時，總督府法院一舉判860幾人死刑，蔚為世界法院「奇觀」（日本侵略半個亞洲、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戰後被判處絞刑的甲級戰犯僅28人），當時台灣能武裝抗日的人幾乎都被殺光，而且沒收槍枝，民間再也沒有武器裝備對抗日本了。

當局嚴控8種社會運動

此後台灣仕紳、知識分子改採文化、民族、政治等運動與殖民當局周旋，《台灣社會運動史》就是記述這時期的事情。書裡中國人都寫成「支那人」，朝鮮人則為「鮮人」，皆為歧視用語，稱台灣人為「本島人」，這顯然也沒將台灣人當成日本人；在台日人則稱為「內地人」。

該書依序分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右翼運動，共8章，前7章記述的都是抗日、反日團體的活動。極諷刺的是，最後第8章親日、附和日本政策、拍日本馬屁的台日聯合右翼運動、大亞細亞運動，總督府也沒把他們當「自己人」，照樣以日警監控。

鷲巢從一開始的文化運動及之後的章節多次貶抑說「台灣文明開發尚淺，大多數民眾『無智蒙昧』」。文內對任何事件、活動的人物、開會地點（某人住處或料理店）、時間、來龍去脈、過程中的對話矛盾和論辯；每個人的出身（家鄉、讀過的學校、工作過的地方）；某集會出席者的化名、本名，出席人數；某人持有什麼文件、宣傳品（海報及其內容），幾件，各人負責什麼工作、區域；海內外（台灣、朝鮮、日本、…）組織人數；有何會議結論、方針、目的、宣言，在什麼地方辦過什麼活動、什麼演講、聽眾幾人，導致分裂的人物及其提案內容，在日本、中國大陸成立的團體等統統查得清清楚楚，鉅細靡遺。

有「特高警察」偵蒐痕跡

因此，該書將文化協會44位主要幹部和會員列表姓名、鄉里、現住所、學經歷、職業、出生年月日；各分部會員多少、增減幾名、有無整頓，日警都知道，連共黨派來的「細胞」是誰也瞭如指掌。筆者2002年訪談參與過文化協會的許月里老太太時，她就很困惑地說，「我們非常機密的會議、文件，為什麼日警都拿得到？他們確實厲害」。

1911年日本警視廳就成立了負責思想控制的秘密政治警察單位「特別高等警察課」，1925年又為對付共產黨，通過「治安維持法」，據說鷲巢擅寫文章，然從該書論述不難感受有思想管控、偵防技術融入其中的痕跡。

當年參與活動者，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王敏川、張深切、王詩琅、林季商、蘇新、蕭來福、王萬得、謝氏阿女（謝雪紅）、剛軍（郭德金）、簡吉、蔡孝乾、張維賢、邱琮（丘念台）等名字躍然紙上，有的還交叉在文化、共產、農民、工人等運動出現。這可看出，那時台灣人的抗日組織不計其數，可惜的是，被日警調查、偵蒐、監控的組織，其文件、資料絕大多數都軼失，《社會運動史》反成了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珍貴史料。

台人學生在校備受歧視

試舉一平實的例子：1928年台中師範學校發生糾紛。該校校規規定「禁止講台語」，而該校日籍舍監有一次發現台籍學生用台語交談，翌日朝會就訓斥學生說「台語是清國奴語」、「要講台語就滾回支那去」。

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立即發出傳單，寫著「我們現在被禁止使用台語、民族差別待遇（被歧視）、讀書受限制、會面外出的自由被剝奪、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被剝奪等，所有的自由都被剝奪」…「全台灣被壓迫的學生諸君，我們還能相信他們所說一視同仁、內台融合、共學制等的美麗辭藻嗎？那些日本老師雖然常說沒有差別待遇，但就是對我們差別待遇」。

那個時代，日本人或極少數講日語的台人家庭小孩讀小學，出身不常使用日語的台人家庭小孩讀公學校。小學與公學校的師資、設備、課程內容有差，升學考試以小學的課本為準。中學以上才是日人、台人共學，但這只是名義上好聽，事實上日人、台人的所得待遇差別很大，日人薪俸一律比台人多，依不同職業台人薪水通常只有日人的四至六成。譬如，師範學校日人一個月領津貼15日圓，台人只能領9日圓。台籍學生還得忍受日籍老師、同學的欺凌與歧視。學校開運動會，日本學生的家長有座位、有看台，台人學生的家長沒座位、沒看台，要來參觀，就等於是罰站看比賽。

扭曲日據史將使台灣失根

台籍學生若參加活動抗議，很容易遭退學處分。之後，有的去日本，有的則去大陸讀書，深受民主主義思潮、一戰後的民族自決思潮、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朝鮮獨立起義、共產主義等各方面的衝擊和影響。學成返台繼續對抗殖民政府，但總督府持續專制獨裁，控制嚴厲，有的人甚至被送進大牢，因此成效很小。

透過《社會運動史》，可以看到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的迫害與壓榨，但台灣從李登輝當政開始即改寫歷史，「親日反中」史觀當道，為配合意識形態及政治鬥爭，現在的教科書、獨派刊物都為殖民統治講話乃至讚頌，這無異是在羞辱台灣抗日先民，長久下去，台灣新生代將會是失根的一代，而失根的人是不會找到發展方向的！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超過70年，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已大幅改變，各方對事件的論述不斷進行調整。相關當事人、目擊者甚至研究學者們，對事件的認知有落差，其論述也因時、因地、因立場而有所改變。

姑且不論事件的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群眾來收拾殘局，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戒嚴之後，社會環境肅殺，情治單位嚴格監控，自然也不允許公開討論此議題。二二八平反運動更挾帶省籍隔閡與本土悲情，歷史傷痕與受難家屬的血淚，一直是反對黨崛起的最大政治資本。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中，口述歷史占極重要成分，主要是因為官方文獻及檔案被認為是加害者的紀錄，部分不太為學者接受。台灣學者陳翠蓮說過，「戒嚴時期，統治者試圖抹滅民眾的歷史記憶，與二二八有關的記述無法在公開場合出現，因此想瞭解二二八事件只能由回憶錄、傳記或者小品中濾出線索。」

一般而言，檔案為第一手史料，最為重要；包含口述歷史在內的回憶性資料當然亦有價值，但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易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現今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問題，可大致分為四點。

訪談對象集中於受難者

習賢德曾完成《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中央警校台幹班的集體記憶》，希望以這部作品，「平衡近年較偏向純以受難者之主觀，回顧史事的取向」。他訪問了37位當年參加台幹班的警員，其中有人被參與的群眾毆打，大多數人的武器被奪，但在政府「放棄抵抗」的命令下，只能與其他外省人被集中「保護」，到現今還被認為是「加害者」。

作家李喬曾為撰寫歷史小說進行田野採訪，對口述歷史的侷限性及錯誤傾向有所認知，他表示，除了故意胡扯之外，敘述的內容有誤，有幾種可能︰(1)當年年紀小，或原本就沒看清情況，記憶本身有誤；(2)原本就只是聽說，經過長時間沉澱自我內化變成親身經歷；(3)人的記憶力有限，受到他人論述影響，填充了變形的記憶；(4)人類本身有自行修補記憶的本能，尤其「內心有愧」的人常會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

他提到，這些缺失比起某些「歷史家」基於政治立場而造假，僅是小瑕疵；且口述歷史可以透過數量的累積，「量大為正」，達到一定比例時，錯誤的說法會被比對出來。

但除了早期的政府出版品外，現今能見到的各種相關口述訪錄，以受難者作為對象的比例占絕大多數。拿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口述訪問系列為例：《淡水河域二二八》書中27篇訪錄，有25篇受訪者是受難者家屬或親友；《花蓮鳳山二二八》受訪者多為張七郎家族的親友；《諸羅山城二二八》29位受訪者中，前20位是受難者及其家屬，後面的9位「市民」中，有7位參與了攻擊紅毛埤彈藥庫及水上機場，只是沒被政府追究責任，僅有兩位算是旁觀見證人；《噶瑪蘭二二八》中，受難者及見證者各13人，但見證者中，曾被軍警審訊者超過半數。

誠然，受訪的數量大到一定程度時，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與問題，但是當受訪對象集中於天秤的其中一側，那麼恐怕得到的只是某一方想要的結果。在利益相同的情況下，受訪者們共同建構出對單方面有利的二二八論述，在這個理論架構下，或許也建構了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一般的「台灣民族」雛形。

受訪者身分及立場矛盾

日本人戰敗離去時，不少台灣青年中的佼佼者，滿懷抱負與熱情迎接祖國，卻親眼目睹國民黨官僚的貪污腐敗和專制跋扈，成為熊熊的烽火在二二八事件中爆發，他們對中華民國深感失望，因此加入中共，參與各項政治啟蒙運動與地下組織工作，陳英泰便是其中之一。

陳英泰所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及《再說白色恐怖》，提及他加入中共地下黨，並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情況，以及被捕後的見聞及經過。他提到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接受省文獻會訪問前，受訪人士多已認知到，訪問內容與自己罪名的平反及政府正研議的補償有關，因此「發言應比較慎重，有所保留，不能隨便亂講」。與陳同屬地下黨的呂沙棠，受訪時便否認參加「叛亂組織」。

互助會在集體受訪之前，還要求所有成員統一口徑，既不能談與地下黨組織的關係，也不能講為何被捕的案情，還不能提及別人的事，避免彼此相互矛盾，破綻太多，兜不起來。當受訪者具有上述共識後，所做出來的訪問紀錄，一方面想要說明當年自己激於義憤，挺身對抗腐敗政府，與國軍對抗的英勇事蹟；另一方面為了得到平反與補償，又得強調自己無辜受難，身分及立場就難免既矛盾又困惑了。

訪問者本身立場偏頗

訪問者的立場也是問題。曾親身參與嘉義水上機場戰鬥的陳正雄接受訪談後，向周婉窈反應，他不願意積極參加相關座談會，因為曾遭到預設立場的質疑，並以質問犯人的態度對待：

前年曾受台大歷史系研究所林姓學生前來做口述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訪問，初聯絡時，我先不作預設立場下歡迎他來，不料林君以嘉義飛機場已死有三、五百名，那麼全島估計該如史明所說有十萬名為論點，認為我所述，實際戰鬥接觸嘉義飛機場攻防最烈，約死亡80至120名，傷者50餘名；如國軍尚未來台施援前，因戰鬥而死者，全省計最多不超過1000名，綏靖工作開始後被捕約1,000-1,200名，傳說兩、三萬名乃包括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捕人員(包括檢肅匪諜案外省人)之說法不實。好像檢察官開庭問犯人似的口氣、態度，花費了約二小時的錄音中，令我不愉快。

陳正雄向那位研究生說明，嘉義水上機場的戰鬥中，民軍在最初接觸戰時占絕對優勢，但後來發現缺乏彈藥補給後，節制使用而使雙方陷入對峙；國軍的援軍登陸後，風聲一到大家連忙逃離，沒有太大死傷。但即使如此，該研究生仍不願相信，最後訪問中斷，不歡而散：

如此說明，林君尚執不信態度，我一時生氣說：「我是參加者，我已將我所知、所經歷過的說給您聽，不論實、虛，您當時尚未出生，圓扁您都不知，況事先既要求您勿持有預設立場才來。我損失同胞，給全台灣人帶來了無限心身痛苦，夢碎可再夢，心靈的傷痕壓在心底……，百般忍耐至今，您竟用猜疑態度口氣對待他人，讓我失望。我講實能得到甚麼？我講虛又能得到什麼？既不太相信，那枉費您時間，我也不願勾起一段痛恨之回憶。請回吧，對不起。」我遂下逐客令。

在這種敏感的口述歷史進行當中，訪問者若有抱持預設立場，再加上刻意引導，勢必影響訪錄的內容。綠營對於二二八死亡人數極為堅持，當年日本留下的戶籍資料大致完整，至今只能找到千人左右的受難者名單，但仍以「人口學統計」做出的18,000到28,000人數為準，凡有異議者多受抨擊。畢竟日據時，各種抗日及政治事件中死傷動輒上千，光是《警察沿革誌》檔案中記載，被殺害的台人數量就超過16萬，若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不夠多，就失去炒作價值。

文字編輯上下其手

吳銘能曾撰文表示，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期刊的部分內容，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經過重新編排納入《高雄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這個過程中，編輯者刻意增添一些主觀用語強調悲情，甚至進行意識形態的改變。

例如將當時慣用的「日據」改為「日治」，「外省人」改為「中國人」，有時也將「國民黨」改成「中國」，將民眾憤恨國民黨的窳政，轉向整個中國。另外，為了強調台灣人的悲情，添加諸如「劫後餘生」、「餘悸猶存」、「逃過一劫」等詞語，都是原文未見的。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訪錄內容卻被刻意做了這些修改，雖不確定是否為迎合政治需要，但實在有違學術道德。這反映出，某些人將主觀意見混雜在客觀史實內，促使台灣人價值觀改變。

大陸學者褚靜濤表示：「國民黨官方史料有編造的成份，而口述歷史錯繆處也不少，對這些史料必須批判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貶低口述歷史的價值，也不必迷信口述歷史，而將官方檔案棄置一旁。」

當然，我們不應因噎廢食，輕視口述歷史的成果，但相關訪錄缺點實在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若加上訪問者、編輯者甚至主辦單位有特定立場或目的，其成果實不忍卒睹。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以下稱珠三角九市），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7年底總人口約7,000萬人，2017年大灣區經濟總量約10兆元人民幣。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

空間布局方面：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快速交通網絡與港口群和機場群，構建區域經濟發展軸帶，形成主要城市間高效連接的網路化空間格局；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支持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城市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增強城市綜合實力。

科創方面：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向港澳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支援粵港澳有關機構積極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允許香港、澳門符合條件的高校、科研機構申請內地科技項目，並按規定在內地及港澳使用相關資金。

基礎設施方面：支持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建設和澳門機場改擴建，實施廣州、深圳等機場改擴建，開展廣州新機場前期研究工作，研究建設一批支線機場和通用機場；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推動珠三角無線寬頻城市群建設，實現免費高速無線局域網在大灣區熱點區域和重點交通線路全覆蓋；推動降低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並研究取消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

產業方面：以珠海、佛山為龍頭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以深圳、東莞為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電子資訊等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支持香港在優勢領域探索「再工業化」。

金融方面：擴大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擴大香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進行跨境投資，擴大兩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管道。

教育方面：鼓勵港澳青年到內地學校就讀，提供與內地學生相同的交通、旅遊門票等優惠政策；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研究開放港澳中小學教師、幼兒教師到廣東考取教師資格並任教；進一步完善跨區域就業人員隨遷子女就學政策，確保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順利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研究賦予在珠三角九市工作生活，並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同等接受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的權利。

人才方面：支援大灣區建立國家級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建立緊缺人才清單制度，定期發布緊缺人才需求，拓寬國際人才招攬管道；鼓勵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擔任內地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務，研究推進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報考內地公務員工作。

本文探討鄧小平於1987年4月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為何強調香港回歸後，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鄧小平這番話，在吾人研討「兩制」台灣方案的當下有何啟發?

鄧小平的「五十年論」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發布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明載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依據「一國兩制」的構想來治理，其後香港人士成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回歸後，實踐「一國兩制」，從此「一國兩制」由鄧小平的口頭承諾，變成了香港的法律和制度。

然而，在長時間西方話語權的影響下，大家對北京的「承諾」或是「法律」，並不信任；因此，「一國兩制」，對「五十年不變」的說法，就有許多的質疑聲。雖然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在2007年時，曾經消聲匿跡過一陣子，但隨著香港特首的「普選」問題，2014年引發香港「占中運動」的動亂，於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又成為外界質疑的話題。

最近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建議，自然又在海內外引起正反不同的熱議，正反的議論都有。而不信任的、質疑的聲量和分貝似乎比較高，這篇短文，希望能從鄧小平當年的講話出發，了解鄧小平究竟是怎麼說的，我們重新審視和解讀，以便我們更好地討論「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以及未來的發展。

應辯證地解讀「原典」

鄧小平講法最完整的一次，應該是1987年4月16日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談到「一國兩制」的方針，強調香港回歸後，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記錄了當年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全文不過4,400餘字，鄧在開場之後，就說「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註一)

我們重讀鄧小平的講話，立即感受到鄧小平所談的「不變」一直是從唯物辯證的角度，同時講兩個方面的「不變」，是「兩個不變」，不是單方面的、片面的不變。

「講話」一開始就說「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50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為什麼鄧小平的講話一開始把「一國兩制」和改革開放並列為大陸的「不變」，從後面的講話內容來看，鄧小平企圖引導人們從唯物辯證的角度了解，什麼是「不變」。鄧小平認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全部時代裡，「一國兩制」都不會變。為什麼？「一國兩制」的不變，是由「改革開放」的需要所決定的。

接著鄧小平估計中國大陸的發展速度，「（達到下世紀中葉）人均4,000美元的水準，15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就是6萬億美元」，此一估計十分保守，但在此估計下，「改革開放」對「一國兩制」的需要是不變的。現在的中國大陸早已超過此一目標，「一國兩制」是否就可以改變呢？鄧小平說「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

變與不變都有前提條件

從鄧小平的精神來看，所謂「沒有理由變」因為大家都繁榮了，所以沒有變的需要，其實這裡所謂的「不變」，是以「變」，尤其是大陸的「變」為前提，如此說來，「一國兩制」的不變其背後的依靠是不同的，先是需要，後是不需要。

然後鄧小平講「不變」的條件：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顯然前者是後者的前提，沒有政局穩定不變，一切的不變就都失去依靠，大陸如何維持「政局穩定」依賴社會主義，依賴中國共產黨領導，所以大陸的政策就不會變。

那麼「不變」是不是一切不改呢？他特別舉當時（1987年）物價的波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例子，他說「有人議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收」，即指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變」，鄧小平說「不變」必須從「從大局來看問題」、「從全域看」，而「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他講「我們要用事實證明這個 『不變』。」

另一方面之所以要變，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不變，他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所以他總結出「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他又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

最後，鄧小平也講香港的政治，他似乎敏銳地預測到香港回歸之後，大陸可能遭遇的政治麻煩，他談了三點：制度、普選和自治。在制度設計方面，他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認為「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鄧小平而言，「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普選，鄧小平說：「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對於自治，鄧小平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所以，「香港自治」是以互不損害彼此為原則，他說「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

這三點所談的，似乎都是香港所謂自由派人士和反華人士最不願意聽的，當然也就是他們攻擊和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藉口。但對鄧小平而言，他是從「唯物辯證」的立場談「不變」，是同時指大陸的制度和香港的制度都「不變」，所以他說「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

從以上來看，鄧小平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的講話，既不能用形式邏輯地靜止不動來理解，也不能用機械邏輯式單方面不干預的方式來理解，所謂辯證式的理解，首先必須從全局，從長時段去了解，不能只計較一時一事的具體措施。

其次，必須以穩定為前提，沒有穩定的政局就不會有不變的政策，則繁榮發展也都要落空。

其三，必須從兩方面互不損害為「不變」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互相促進式的、共同變化式的「不變」。

台灣方案應以香港為鑑

從鄧小平1987年的講話來看，「一國兩制」絕非台灣所謂的統戰伎倆，因為這是立基於大陸改革開放的需要，也立足於國家統一的需要，以及台、港、澳不再受外人擺布、利用為基礎。所謂「需要」就是利益，既有利益自然就不是權宜之計。而刻意將「一國兩制」視為對台統戰，正是一切污名化的源頭。

同時，從鄧小平的講法，「一國兩制」是長期存在於同一體制內，相互競爭、相互發展的制度，即使中國大陸發展了、繁榮了，為什麼「沒有變的必要」，因為雙方可以相互觀摩，尋找第三種可能，例如鄧小平在談香港政治所想像的香港可以普選，但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大陸不會搞「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但是「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在人類經歷了冷戰終結、金融危機和政治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之後，重讀鄧小平的講法，更覺得格外睿智。

就香港「一國兩制」成敗的關鍵，大家都只認為與北京的干預程度成反比，其實鄧小平一開始就很清楚地說明了自治的限度，部分港人從挑戰北京出發，刻意測試北京的耐力，加上香港轉型遲緩、發展滯後，從而凸出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可以說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越強，則香港人可以保守和爭取到的利益也更多。

台灣的「一國兩制」方案，更需要先明白這一點，否則也會陷入香港的困境。

註1：2017年全球GDP總量超過10兆美元大關的只有美國與中國，美國是19.36兆美元，中國為12.25兆美元，雙方差距已縮小至1.6倍。對比1978年，雙方的差距高達15.7倍，2018年美國的GDP總量突破20兆美元大關，而中國也突破14兆美元。

（作者係本刊主筆、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2月1日，德、法、英三國發布聯合聲明，推出歐洲商業結算機制INSTEX SAS系統，用以取代美國獨擅全球的SWIFT系統後，美元危機更形具體化。2019下半年或更早，就將是美元霸權正式陷入「王者崩壞」危機的開始。

誰來繼承金融貨幣霸權

進入2019年，美國的金融世界霸權地位遭到結構性的撼動與衝擊。而未來究竟可以接替美元地位的會是人民幣，還是歐元，正受到全球的矚目。

美元地位遭到大挑戰，起自於2013年「石油人民幣」的崛升與擴張，以及川普高壓制裁伊朗，因而衍生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以及歐洲發動INSTEX（歐洲商業結算機制）取代SWIFT系統。

自1947年布列敦森林體制以來的美元霸權強勢，主要建立在六項基磐上；惟這一基磐目前正面臨人民幣為首的多元挑戰。

第一重挑戰在於外匯存底的對比。1980年代全球化運動後，美國外匯存底一直處在赤字2千億美元上下；相反地，中國的外匯存底則年年持增，最近十年更維持3兆美元上下的水準，讓美國的劣勢益形凸出。

第二重挑戰在於貨幣發行的規模。中國躍登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國際間皆認為，中國的名目與實質GDP都將在2025年前大幅超越美國，中國貨幣發行的規模與範疇當然會勝過美國。

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石油美元替代黃金，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貨幣發行基礎；但2013年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其規模直逼石油美元，同時獲得OPEC及非OPEC產油國的接納與支持，這當然是動搖美元地位的一支巨棒。

「本幣結算機制」普世化

第三重挑戰在於占有政府官方準備的貨幣份額。美國占有率長期持高，最高達76%，最少不低於24%；但人民幣占比目前已超過11%，難保不在2030年前直追美國，成為動搖霸權美元地位的最大挑戰者。

第四重挑戰在於占全球市場交易結算的結構比。人民幣國際化的最重大突破，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本幣結算機制」普受各經貿對手國的接納，造成國際外匯交易市場的「脫美元運動」。

第五重挑戰在於國際流通交易數量的總量比率。中國自2015年已成為全世界第一大貨品貿易國家，無形中，美元在國際交易的流通數量份額逐漸被壓制縮小。

第六重挑戰在於全球金融銀行服務支援系統，即國際商業結算機制的效能與效率。

川普連坐制裁伊朗引反彈

2018年11月5日，川普向全世界宣布，對伊朗能源、銀行等領域發起最嚴厲的制裁，同時，並強硬提出任何國家、企業如繼續和伊朗進行商業往來，將立即遭到美國制裁。歐洲國家受衝擊最重，才會引發德、法、英三國在2019年2月1日，聯手正式開啟INSTEX運作。

美元之所以能全面宰制全世界，主要是自從1973年以來，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國的金融銀行服務體系機制，都必須完全依賴SWIFT系統，全球商業交易基本使用的是美元，其運作也離不開美元系統，而這個SWIFT系統受美國「完美控制」；任何國家只要使用美元，就無法閃避美國的宰制，這正是過去大半個世紀，美元一直高踞全球貨幣霸主的基磐所在。

歐洲欲擺脫美元束縛

德法英開始建立INSTEX系統，擺明就是要取代美國單獨、完全掌控的SWIFT系統。這對美元和美國雄霸世界的金融服務系統，都構成重大打擊。

其實，早在50多年前，歐洲就有過擺脫美元的嘗試。當時帶頭的是法國，選取的工具是黃金，雖然那次「用黃金挑戰美元」的努力未獲成功，但歐盟已醒悟僅僅「歐元國際化」並不足以應對美元壓力，必須要能一舉占據金融咽喉要道，才能擺脫美元交易系統的束縛。此次法、德、英三國所聯合建立與伊朗商業結算的機制INSTEX SAS，旨在簡化歐洲經濟體與伊朗之間的合法財務匯款，這項機制初期主要應用在針對伊朗人民重要民生關聯的外匯交易領域，包括藥品、醫療設備和農產品等，這也正是歐洲國家當前出口伊朗的最大宗。

而此前歐盟早已展開獨立於美元之外的歐洲結算體系(SPV)，就是建立在歐洲貨幣基金，並獨立於SWIFT系統外的結算機制體系，同時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多個主要石油消費大國，也主張應該在石油交易領域，擺脫美元的掌控，建立一套以歐元交易為主體的商業結算體系。

大半個世紀以來，美元之所以在全球金融服務體系保持主導地位，並成為國際間的主要儲備貨幣，除了美國的經濟綜合實力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元壟斷了包括石油、黃金等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也同時間接控制了主要的「國際貨幣清算中心」，換言之，任何國家一旦被美元限制結算，就根本無法進行國際商品交易；而伊朗的石油產業就是面臨這樣的風險。

CIPS已延伸至148國

2012年初，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開發的獨立支付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InterbankPaymentSystem, CIPS)，可替代SWIFT系統，完成部分國際結算業務，進一步整合人民幣的跨境支付結算管道和資源，採用即時全額結算模式，支援客戶匯款和金融機構匯款等支付業務，滿足全球各主要時區跨境人民幣貿易、投融資業務等的結算要求，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CIPS系統於2015年10月8日正式啟動，截至2018年3月底，CIPS共有31家境內外直接參與者，695家境內外間接參與者，實際業務範圍已延伸到148個國家和地區。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最近的報告顯示，2018年第一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處理業務32.87萬筆，金額達人民幣5.45兆元，每日平均處理業務5,388.74筆，金額達893.91億元。

倘若說SWIFT系統是統治「美元經濟圈」的利器，CIPS系統就是開展強化「人民幣經濟圈」的利器，而歐洲的INSTEX機制也當然是鞏固拓展「歐元經濟圈」的利器。由於歐洲與中國這兩大貨幣經濟圈，已籠罩整個歐亞大陸板塊，以及絕大部分非洲及多數中南美洲國家地區，CIPS及INSTEX機制一旦完全取代SWIFT系統，「美元經濟圈」必將退縮到北美洲一隅，這鐵定會激起川普先發制人，粗暴地對付盟友。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台灣內需消費不振其來有自，政府不對症下藥，積極改善薪資結構、提升薪資水準，並思改善兩岸關係及提升觀光品質，卻試圖以急功近利的撤錢補助政策挽救傾頹的觀光及消費，恐是徒勞無功。

農曆年剛過，今年適逢金豬年，芸芸眾生祈求諸（豬）事大吉，財源廣進；但一向神準的南鯤鯓代天府竟357年來首度抽不出國運籤，是否意謂國運及景氣不佳，引人遐思？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於1月21日公布2018年的經濟成長率為6.6%，創下28年新低紀錄。據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中國大陸GDP降1%，台灣GDP將下降0.2%。台灣去年12月接單急跌逾一成，其中來自大陸及香港的訂單金額劇減10.3%，為2016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以電子產品及機械產品減少最多。緊接著，台灣經濟研究院於1月25日公布2019台灣經濟成長率 (GDP) 最新預測值為2.12%，較11月預測微幅下修0.08%；主計處則於2月13日二度下修2019年經濟成長2.27%，較先前預測數據下修0.14%；除出口因素外，內需消費僅持平、美中貿易戰晦暗不明、政經情勢紛擾不斷是下調主因。

台灣內需長期不振

台灣為小型的開放經濟體，對內仰賴內需消費及投資，對外則端賴出口。如表1所列，自1990年以降，消費占GDP比重一直維持在52%至53%左右；而消費成長率由1980至2000年的7.9%，大幅下降至2001至2016的2.4%，近2年更低於經濟成長率。投資在1995年時曾達28.02%，但2005已降至24.46%，2015至2017年均在20%至21%之間，成長幾乎停滯。出口占GDP比重則在1990年後快速上升，2010年達到70.92高峰後下降，2017年占比為65.18%，是最重要的成長引擎。

端出五道牛肉救觀光消費

2008年金融海嘯後，馬政府以舉債新台幣858億元方式，發放每人3,600元消費券；希望透過消費乘數效用帶動經濟成長；但後經評估，消費券對GDP的貢獻僅約0.28~0.43%。而蔡政府為推動新南向觀光市場，交通部觀光局多次編列預算，提高境外包機旅客來台獎助金額；結果雖然來台人次增加，但對消費並沒有產生顯著效果。另蔡政府憂心景氣寒冬降臨，今年將採取五大刺激消費政策，包括減稅措施、促進國內旅遊、辦理大型活動、鼓勵節能低碳消費及電動汽、機車免徵貨物稅等。

就補助國內旅遊而言．觀光局於今年1月實施「暖冬遊的國旅全台住宿補助方案」，預計挹注9.8億元新台幣經費；估計可增加25萬個客房住用數，帶動約50萬人次前往各地深度旅遊，並帶動超過55億元效益，但這如意算盤可否達成目標？

未對症下藥　恐徒勞無功

第一，消費往往決定於可支配所得，但台灣經常性平均薪資成長率低於物價成長率。這使得一般民眾因可支配所得減少而降低消費能力。根據主計處2017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全台近900萬名勞工中，有逾300萬人月領的經常性收入不到3萬元；月薪5萬以上者僅163.6萬人；而且有六成的勞工是低於5萬元的平均薪資。不僅許多年輕人因低薪沒錢花，連老年人也不敢多花錢；尤其許多退休公務員，因年金被砍，可支配所得減少，便開始縮減非民生必須的開銷，久而久之，對消費及投資產生的抑制效果日趨明顯。

第二，因憂心未來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努力儲蓄者、降低消費者與日俱增。據萬事達卡調查，台灣消費者將每月收入撥出24%作為儲蓄，遠高於亞太區平均值18%。主計處預估，2018超額儲蓄（國民儲蓄毛額減掉國內投資毛額）達2.28兆台幣，超額儲蓄率（超額儲蓄占國民所得毛額GNI比率）為12.49%，連續6年破一成。超額儲蓄意謂消費及投資不振，不利於經濟成長提升。

第三，生產成本持續攀升，環保議題抬頭等，使不少廠商將工廠遷移至海外。這不僅導致投資量能下降，外派主管及眷屬長年居住海外地區，也使得消費地點移至海外，無法挹注島內市場，導致消費市場動能持續下降，且市場規模逐漸縮減。

第四，國人連假出國旅遊增加。根據觀光局統計，2017年國旅人次較2016年少了700餘萬人次；同期間出境人數則達1,565萬人次，再次刷新紀錄。其中，91%集中在亞洲地區。而主計處的統計資料亦顯示，台灣人出國旅遊消費總支出達7,216億，年增8.6%，高於在國內的旅遊消費。況且，政府採一次性補助只是催化劑，若要吸引旅客再來，住宿條件、餐飲、景點環境等品質絕對是重要關鍵；否則補助結束，旅客也不會想要再來。

綜合言之，政府施政必須對症下藥，解決長期結構問題。首要之務應是努力拼經濟、促進經濟成長、改善薪資結構、提高薪資水準才能有效提高消費。尤其，大陸觀光客在2015年達418萬人次高峰，年消費金額達新台幣2,137億元，約占GDP的1.2%；但近年兩岸關係不若以往，陸客來台人數在2016年降至351萬人次，2017年更減至273萬人次；2018年1至11月僅246萬人次。這導致2017年觀光外匯收入減至新台幣3,749億元（2015年4,589億元），足足少了841億元。不少業者叫苦連天，倒閉者時有所聞。

筆者以為，政府若不亟思如何改善薪資結構，提升薪資水準，並設法改善兩岸關係及提升國內觀光的品質，卻以撤錢補助的政策挽救傾頹的觀光及消費，恐怕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四位祖輩皆為反清鬥士

我的祖父黃興，字克強，湖南長沙人(1874-1916)；他是華興會創始人、同盟會領導人之一、辛亥革命先驅、開國元勳。1907年起參與並指揮了辛亥革命等11次起義中的8次，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歷任戰時革命軍總司令、陸軍總長兼參謀長、南京留守、討袁總司令等職，1916年10月31日病逝於上海，終年42歲。1917年4月15日國葬於長沙岳麓山。章太炎悼黃興的輓聯「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為其一生做了蓋棺論定。

祖母徐宗漢，原名佩萱(1876-1944)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907年襄辦華僑學校，加入同盟會。1910年參加新軍起義，擔任聯絡工作，密設革命機關。廣州3.29起義時，曾秘製炸彈，運輸槍械至廣州。事敗之後掩護黃興至港療傷因而結緣為夫妻。後參加「東方暗殺團」活動。武昌保衛戰中，抵鄂參加救護傷病。漢陽失守後赴上海，組織「廣東北伐炸彈隊」，任隊長。「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美國，從事反袁活動。五四運動時發動和領導上海女界聯合會，晚年致力撫育遺孤和抗日救國。68歲時病逝於重慶。人稱「香山女俠」。

外祖父張繼，字溥泉，河北滄州人(1882-1947)。1905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先輩，國民黨元老，曾任參議院院長，駐日代表，中央監委，國史館第一任館長……張其昀曾稱讚溥泉先生的全人格：「儒家的心地，墨家的肩膀，道家的面孔，法家的手腕，四者兼備於一身。」與張繼私交甚佳的于右任以「冒別人所不冒的險，吃別人所不能吃的苦，負別人所不肯負的責，忍別人所不願忍的氣」為溥泉先生為人的最佳寫照。1947年12月25日，張為審查民意代表候選人，積勞成疾，病逝於南京，享年66歲。國葬時于右任的輓聯稱：「開國推元老，勞生以苦工。」

外祖母崔震華，河北慶雲人(1886-1971)。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畢業。早年曾進行反清活動，歷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議會參議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1949年隻身隨蔣介石赴台，與家人天隔一方，唯賴監委薪洽度日，幸得焦仁和之母趙文秀認為義母，晚年蒙焦家多方照顧。1971年病逝於台灣，終年85歲。

黃興屬於全中華民族

黃興1916年病逝於上海時，先父黃一美僅三歲。我個人前半生從中國到美國，只忙於謀生，無念也無暇去瞭解祖父。直至2005年擔任北加州湖南聯誼會會長後，所到之處─特別是故鄉湖南，人們異口同聲地表達對祖父的仰慕之情，我才較深入的學習，瞭解祖父的生平事蹟。開始接觸時，總是夜不能寐，思緒萬千，停留在祖孫之情。現在，我已漸漸跳出家庭範圍，仰望之際，我明白了，他是屬於中國歷史的，屬於中華民族的。

祖父有以下幾點，特別令人難忘。首先，他以自己一生的言行完美地詮釋了「篤實」、「無我」。而這四個字已成為黃家祖訓。其次，從數以千計為黃興國葬而題的輓聯、悼詞中，我保留了最深刻的32字：締造共和，再創民國，名振中外，功在河山！以誠修身，以信孚人，不居其功，不在其位！

最後，也是最讓我感佩的是左舜在《黃興評傳》(1968年初版)中，提到章太炎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八期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曰「革命之道德」。列舉革命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凡四點，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左先生說「我默察六十年來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兩點已屬難能；對這四點能一一躬行實踐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無出克強先生之右者。」這是對祖父為人最全面而貼切的概括，我試舉例說明。

（一）知恥。祖父20歲時便知清廷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軟弱無能。甲午戰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辛丑」條約，割地賠銀……領受到國家與民族蒙受的奇恥大辱，決心「投筆從戎」。「華興會」因此誕生。

除了知國恥外，他一生參加反清武裝起義近10次，每次均「以死報國，義勇蓋天下」(章士釗語)，表現出最高的軍人本色。由於種種原因，有些戰役失敗了。但黃興從不諱言自己打過敗仗。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當時黃興在香港籌款，擬再次暗殺李准。宋教仁電促他北上，動身之前，他曾和譚人鳳賦詩一首，曰：「懷錐不遇粵運終，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者，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對武昌起義的喜悅與讚歎，勇於知恥的真情流露，人盡可知矣！

（二）重厚。黃興之為人，在重厚方面尤為突出。他做人持重敦厚，一生重行為，淡泊名利，秉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理念，尊崇孫中山，自己甘居於輔佐位置。1907年7月，孫中山先生離日前，得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鈴木久五郎饋金15,000元，以2,000元留作「民報」經費，餘款悉充起義軍費。章炳麟、陶成章等借孫未經同盟會同意，發起攻擊，要罷免孫之總理職務，改選黃興。黃興從香港覆函表示：「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莫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

自武昌起義後，他迭辭大元帥、南京留守、內閣總理，拒受袁世凱頒贈的上將、勳位不勝枚舉。1912年9月12日及15日，兩次覆函袁世凱，請辭陸軍上將，表示「患難舊信，多遭慘斃，獨膺上賞，只增凄痛。」10月11日袁世凱電告授予勳一位，復電辭拒不收，指出：「民國肇造，烈士堪悲，國慶紀念，彌增感痛，興歷年奔走，幸保餘生，分所應為，何勳可紀？」

曾長期追隨黃興左右的李書誠，曾感慨地說過：「克強是個最平實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戰身先士卒，愛護袍澤，做人推誠務實，容忍謙恭，受謗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說己之長。」

章士釗在〈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一文中說「吾恃以論交唯一武器，在『無爭』兩字，然恃此以御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大於我。且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

（三）耿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孫中山與黃興均為君子，他們雖是革命同志，但亦有意見分歧。討袁戰爭失敗後，中山先生在東京倡議組織「中山革命黨」，並擬定章程及入黨誓言：「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條件，凡入黨者必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要求於誓約署名下需按指模，此舉頗不為部分同志所接受，黃興亦以「前者不夠平等，後者幾近侮辱」不同意，且不加入。其堅持原則之耿介可見一斑。但其後，黃興出國赴美，仍在海外各處宣傳討袁，協助籌款，維護孫中山的威望。

民國元年4月13日，上海舉行追悼宋教仁大會，當時南北局勢已陷破裂狀態，對於追究宋案主凶之事，各界噤若寒蟬。旋知袁世凱在北京也開大會追悼宋教仁，黃興憤極，立即又撰一輓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韾，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其耿直與無畏流露無疑。

（四）必信。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事前的策劃十分周詳，而且籌得的款項為歷次之最（共有17萬餘，其中海外華僑捐募近10萬）。但結果失敗了，原因很多，如事前準備較久，消息洩露，出現內奸，敢死隊因缺乏槍械，從800人減至300人，特別是原定分為四路發難，但29日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隊臨時未動，以致黃興一隊成孤軍奮戰。黃興痛心之餘，決定由他一死拼李准（清水師提督），以謝海外僑胞援助，維護黨人信譽。

誠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決定性的關頭，不計成敗的孤注一擲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某個戰役的成敗得失，而在於人心的順逆，有的起義雖然悲壯地失敗了，但其潛在的影響和威力卻是不可低估的。孫中山是這樣評論是役之壯烈與影響之偉大的：「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為之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有人說，黃興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而我更懷念他平實的一面，尤其偏愛他1912年10月25日生日當天，在離湘8年，第一次歸省途中，於船上所作〈三十晉九生日感懷〉：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好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作者係美國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顧問、黃興之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