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出家學陶藝有成
何志隆的一生頗富傳奇色彩，前半生只是一個平凡的陶藝老師，在監所教導受刑人製作陶器。但在47歲那年，人生出現了巨大的轉折，他為了鑽研自然落灰上釉法，不惜投下畢生積蓄，燒出了有別於一般的柴燒青瓷，經過專家鑑定後，被認為是在中國失傳了1,500多年的灰釉青瓷。
消息傳開之後，不僅在台灣引起注意，連大陸的博物館也派專家來台考察，為他舉辦展覽和國際學術研討會，那也意味著他平靜的日子已告一段落，下半生的柴燒傳奇正要開始。
1959年，何志隆出生在台北一個單親家庭，高中畢業後，受到神恩感召成為傳教士，經常深入社會傳播福音，對偏鄉弱勢階層和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尤其關心，盡量給予協助，希望他們能在社會上立足。
1991年他32歲時，偶然接觸到陶土，沒想到揑出了興趣，便開始拜師學手藝，學成後改行當起陶藝老師，在監所開陶藝班，全心投入教學工作。十多年後他逐漸嶄露頭角，也結交了許多陶藝界名家。他看到他們在做柴燒，用裸胚直接燒製，出窯之後卻有釉，令他十分好奇，也加入柴燒的行列。
何志隆改採柴燒後，胚體雖然可以沾染自然落灰釉，但窯溫不穩，落灰量不大，無法將落灰燒透，反而造成胚體污染，決定自己來研究、改進。幾經嘗試，終於在不添加礦物釉的情況下，燒出前所未見的陶器，質感及釉色渾然天成，晶瑩剔透，十分耀眼。
華嚴宗的海雲法師是國內知名的青瓷鑑賞家，看到何志隆的作品夾帶古老的青瓷血脈，研判應是失傳了1,500年的灰釉青瓷，有人還專程到大陸博物館尋找出土的漢陶來做比對，證實了海雲法師的說法。這對他是何等大的肯定與鼓舞，從此全力投入自然落灰釉青瓷的燒製。
在台東開啟隆窯新事業
2009年，何志隆在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蓋了一座窯場，取名為「隆窯」。窯爐的結構非常特殊，一般柴燒最多只能燒3天，他卻可連燒7天，使溫度攀升至1,200多度，自然落灰可均勻地落在陶器上，形成自然灰釉，呈現出綠色及深藍的色澤，有如人工玉，令他十分欣喜。
可是品質並不穩定，令他備感挫折。為了追求滿釉，他屢次將窯場拆掉重建。每次燒窯都要燒掉大量的漂流木，僱用大批人工照顧窯爐，連燒400小時不能中斷。這些都成為極大的負擔，生活也難以為繼，一度曾想放棄。
所幸妻子不忍他奮鬥多年的事業毀於一旦，便回到福建老家，賣掉了原本要養老的房產，總算使他渡過難關。她同時扛起公司的業務重任，讓何志隆能全心投入研發的工作。
2013年，是何志隆相當關鍵的一年，經過十多次的改造，「隆窯」的情況已趨穩定，他的技術更臻成熟，燒製出來的成品顏色接近翡翠，他命名為「翡翠青瓷」，開始在各地展出，出售。第一站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吸引許多民眾前往觀賞，作品也賣得不錯。
由於他與佛光山的因緣甚深，2014年「佛光緣美術館」屏東館首先為他辦理個展，之後又連續在台北館、高雄總館、中國嘉應會館、台南館、佛陀紀念館及彰化館，辦理了六場展覽。2016年8月，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也為他舉辦個展，可說是官方對他的肯定。
受到大陸陶藝界肯定
2016年在佛陀紀念館展出時，大陸河北博物院院長羅向軍，正好赴佛光山參加兩岸博物館的交流活動，初次見到翡翠青瓷，令他對「裸胚入窯，滿釉出窯」的燒造工藝深感好奇，決定邀請他到大陸訪問，打開了他與大陸陶藝界交流的窗口。
當年7月何志隆啟程前往河北博物院，與專家們分享自然落灰成釉的理念與歷程，獲得陶藝界人士一致肯定，希望邀請他到該院展出。羅院長為求慎重，派出三批研究人員，到台東「隆窯」進行實地考察，參與完整的燒窯過程，證實翡翠青瓷確實是以自然落灰上釉的方式燒造而成。
與此同時，台灣「雙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洪三雄和大陸「中華陶瓷大師聯盟」幾位專家，也對翡翠青瓷產生濃厚的興趣。洪三雄是台灣金融界及收藏界的名人，之前他曾目睹「隆窯」開窯的歷程，看到成品青碧如同翡翠，令他大開眼界，對何志隆燒製技藝讚嘆不已，決定大力為它宣揚。
2016年1月，上海天物博物館館長錢偉鵬帶領上海交大藝術鑑賞研修班的學員到「雙清館」觀摩教學。結束時洪三雄出示了一件翡翠青瓷的作品，就教於錢教授。錢偉鵬得知是斷代的灰釉青瓷後大為吃驚，希望能與何志隆認識。
兩個月後，何志隆經由洪三雄引薦，赴上海與錢偉鵬會面，二人晤談甚歡。錢教授為解內心諸多疑點，也希望能到窯場一睹開窯的現況，促成了大陸學界再度赴「隆窯」參訪的行程。
翡翠青瓷登上國際舞台
4月，錢教授與「中華陶瓷大師聯盟」的瓷器專家夏高生、孟樹峰一行，組團前往台東，目睹翡翠青瓷入窯與出窯的整個過程，並由隨行的中央電視台拍成紀錄片存檔，共同見證了灰釉青瓷的再生。
7月，錢教授陪同何志隆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拜會當代最權威的陶瓷專家耿寶昌。經過耿老鑑定後，讚揚翡翠青瓷確實是灰釉青瓷再世的新生品種，並責成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翡翠青瓷作品。
得到耿寶昌的認可後，「中華陶瓷大師聯盟」即以翡翠青瓷具有歷史、學術、創新、專業、包容和市場等特性，推薦它參加11月在法國羅浮宮舉辦的第21屆「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共有來自法國及世界各地的340個展位，展示了40多種文化遺產，在修復、還原和繼承發展方面的成就。
翡翠青瓷因具備文化繼承發展的意涵，獲准以「孔雀開屏」及「觚瓶」二件參展，吸引了舉世讚嘆的眼光，不僅是何志隆個人的殊榮，也是台灣之光。
被譽為中華陶藝史的奇葩
2017年4月，「中華陶瓷大師聯盟」再度組團前往「隆窯」考察。同行的還有首度參訪的浙江大學文物保護鑑定研究中心主任周少華，他曾經當過瓷廠的廠長，是個理論與實務兼具的陶瓷專家。
此行主要目的，是為河北博物院即將召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預做準備，周少華因要在會議中做學術研究報告，特地來考察「隆窯」的開窯儀式。當窯門打開，窯內寶光四溢，周少華不愧是行家，不禁脫口喊出：Celadon，是法文青瓷的專有名詞。
4月下旬，河北博物院正式推出何志隆翡翠青瓷展；5月下旬，國際學術研討會接著登場，共有7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參加。
周少華在做總結時表示，翡翠青瓷不是簡單的恢復或仿製技術，而是一種集成創新技術，因為從原料分析、配方試驗、造型設計、燒料選用、燒製工藝，每一項技術都是新的創造和突破。
在中華民族的陶瓷史上，把瓷做成玉，是陶藝家畢生的夢想，特別是翡翠，是玉中最珍貴的品種，極受人們喜愛。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翡翠的仿製材料做成，證明人工翡翠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
從「隆窯」產製的作品來看，翡翠青瓷確實是世界上最像翡翠的青瓷，可說是中華陶瓷器史上出現的一朵奇葩。何志隆不但傳承了柴燒的技藝，更代表了在陶瓷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作者係作家)
毛澤東本一介書生，從來沒有受過任何正式的軍事訓練，卻能在與蔣介石多年的鬥爭中，最後取得全面勝利。道理何在？本文介紹的盧德銘是當年率軍同毛澤東一起上井岡山，卻在途中戰死的將領。
著名影星林黛的父親，前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程思遠，生前曾告訴筆者，當1965年他隨李宗仁回北京定居時，有一天被邀請到中南海毛澤東寓所去游泳。在池邊，他問毛：「主席精通韜略，威震四海，不知主席的軍事雄才，是淵源於我國《孫子兵法》，還是西方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毛聽後，未作答復，停了少頃，突然大聲地對程說：「我哪學過什麼軍事！當年被逼上了山，只得被打著就跑，跑了又打，也就這麼弄出來了一套！」
盧是秋收起義的總指揮
可見，毛自認「上井岡山」是他軍旅生涯的開始與事業的轉折。毛澤東是如何上井岡山的？是誰率軍，同他一起上井岡山？
盧德銘這個名字，現在對一般人來說是十分陌生的。很少人知道他是促成毛澤東開啟武裝鬥爭和軍事生涯的人，是秋收起義的總指揮，也是中共第一位為武裝革命犧牲的高級將領。
1927年春，經過三、四年的國共合作，北伐成功地進展到長江流域後，國民黨開始清黨，共產黨員大多被殘殺。是年8月1日由周恩來、賀龍在南昌發起武裝暴動，旋即失敗。
繼之8月7日中共中央會議決定，派遣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前往湖南、江西籌劃秋收起義，決定於9月9日在湘贛兩省多處發動，然後會師奪取長沙。
9月上旬毛澤東抵達安源，召集中共黨負責人及軍事領導，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3個團，擁眾號稱5千人，由盧德銘任總指揮，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
上井岡山以農村包圍城市
盧德銘，四川自貢人，生於1905年。1924年入黃埔軍校二期，加入共產黨，先為葉挺屬下連長，參加北伐，後任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他於8月初前往江西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後來到湘贛之界。
秋收起義於9月9日發動後，幾路隊伍均受挫，殘部集合到湘贛之交的瀏陽文家市。在那裡，毛澤東召開了前委會議，討論下一步的進軍計畫。在會議中出現了「攻」與「退」兩種意見。一部分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保存實力，應退萍鄉」。另一部分人贊成以師長余灑度為首的意見：「取瀏陽，直攻長沙」。
會開了一整夜，爭論得非常激烈。毛澤東提出到羅霄山脈中段去當「山大王」的計畫，遭到余灑度等多人反對。他們認為：「革命怎能到山上做大王？這叫什麼革命？」在爭論中，毛得到盧德銘及其他幾個前委員的支持，遂做出「向萍鄉退卻」的決定，其後發展成「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及「上井岡山」，形成中共「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多年後終於將國民黨擊潰。
9月20日，工農殘軍約1,500人由文家市向萍鄉進發。當時幾路敗軍會集，軍旅雜亂。23日晨在經過萍鄉附近的蘆溪縣上埠鎮山口岩村，正向羅霄山脈中段的蓮花進軍時，因放哨有誤，遭到地方部隊伏擊，軍陣大亂。盧德銘為了穩住軍心，掩護大隊撤退，親率一連兵士殿後。但所騎白馬目標顯著，有似龐統入川，不幸中彈死亡，年僅22歲。當時毛澤東痛失肱股，悲傷不已，大呼：「還我盧德銘！」
在四川找尋盧德銘故居
近年來，我在中國大陸每當問起：「盧德銘是誰？」答案多是：「不知道」。幾年前的秋天，我前往四川自貢遊覽，見到旅遊地圖上標了一個景點─「盧德銘故居」。為好奇心驅使，乃雇了輛出租車向自貢南郊駛去，道路愈走愈難行，最後走到田埂小道，行車十分困難，幾度路絕，好在師傅技術高明，且進且退，沿途又得到農民的指點。
最後在田埂旁遇一中年婦人及幼童，我問她：「盧德銘故居怎麼走？」她告訴我：「沿此小徑還有一段距離，路不太好走。」又說：「我是盧家第三代媳婦，這孩子就是他的曾孫女。」我請她們母女二人上車帶路。在泥濘小道又行駛了十來分鐘，進入一個閉塞的小山窪裡，那婦人說：「這就是盧德銘的故居。」
出師未捷身先死令人感傷
我四周張望，一位老人指著一處告訴我：「這裡原就是盧家的老屋所在，但早就破毀，現這裡也沒有任何他的遺物了。」旁邊建了幾所房舍，其前有一水塘，四周竹林環繞，初秋之際，葉落蕭索，令人傷感淒涼，不知盧德銘的遊魂，是否還在江西深山中遊蕩？更不知他在天之靈是否知曉，當年他與毛澤東同夥並肩，向井岡山進發，導致其後中國翻天覆地的巨變？盧德銘這個改變時代的歷史人物，怎能被遺忘呢？
（作者係文史及旅遊專欄作家）
近年陽明山竹子湖以海芋季聞名，高峰期一天有近兩萬名遊客，但可能沒幾個人知道，百餘年前的竹子湖是梯田的輪廓映上金黃色的稻穗。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發展歷史，使竹子湖成為北部地區著名的休憩區。
蓬萊米的故鄉，正是位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竹子湖。該地名在清代的台北舊志即有記載，是位於台灣北部大屯山、小觀音山與七星山之間的一個山谷。海拔高度約有600多公尺，原為一火山堰塞湖，後來因湖水的侵蝕作用產生缺口，湖水逐漸流失枯竭，形成今天所看到的地形。閩南語中的「湖」具有泥濘地的意思，為陽明山區少有的休閒農業區，也是大台北地區知名的旅遊景點。
清朝時期水圳與梯田共生
以大屯火山群為主體的陽明山國家公園，火山岩流主要為安山岩所構成。安山岩節理分明、方便堆砌、適合當建材，所以早在清代，曹姓、高姓的先民就在竹子湖地區採集安山石，建造出冬暖夏涼的石頭屋及灌溉梯田的圳溝。
水圳的開鑿使農業生產由甘藷、玉米等旱作轉而栽植產量較大的秈稻，改變了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傳統古厝聚落、水圳與梯田共生的空間模式，見證了漢人開圳墾荒的重要文化景觀。今天遊走在竹子湖的水尾聚落（下湖地區）一帶，尚可看到傳統工法砌成之古樸的石頭老宅；在其他地區也可看到以此改建的餐廳。
日據時期栽種蓬萊米
1895年日本占有台灣後，起初稱台灣種植許久的秈稻（一年可生長二季）為支那米；本國種植粳稻（一年只能生長一季）生產的為日本米。由於日本人習慣吃的米是短圓、有彈性的粳稻，吃不慣當時台灣人常吃的細長、口感偏硬的秈稻，因此從台北南侵的日軍只吃從本國運送來的日本米。但在8月底占領彰化後，受到河川的阻隔及航運不便的影響，只能暫時就地徵糧，支那米和日本米混著吃。
在1896-1899年間，簡大獅率領抗日勢力在陽明山地區集結，在竹子湖地區留下古戰場遺跡。當時隨日軍上山的記者傳送了當地的櫻花新聞，讓這個小鄉村躍上《台灣日日新報》。1910年日人以「保存風政」之名，在竹子湖栽植多株從日本引進的櫻花樹，使當地成為賞櫻勝地。但，在此同時，從日本移植到台灣，在平地種日本型的水稻品種，卻屢屢失敗。
到了1921年，日本人發現，一來竹子湖海拔約600 公尺以上，是個四周環繞高山的山間小盆地，這樣封閉的地區可以避免與其他種的稻米雜交，病蟲害也不易傳染；二來竹子湖氣溫低，與日本南九州相近，種植日本的水稻，比較快適應環境，成功率也比較高。三來竹子湖年雨量達3,000公釐，水量充沛、溪流遍布，方便灌溉。特別是此地氣候涼爽又有溫泉方便稻種消毒及催芽的優點，這使得竹子湖成了全台蓬萊米，也被稱為「原種田」的發源地。從1923年開始，日本人在竹子湖的頂湖、下湖、東湖，設置種植日本型稻（內地米種）的原種田事務所，於5月種植，9月收穫，獲得優良成績。根據1925年8月11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一期米的移出和產地，中北部多為內地種，南部則多為在來米（秈稻）。
1926年，日本當局將竹子湖的原種命名為「蓬萊米」。經過多年試種後，這種稻米產量高過台灣在來米種的20%，其後即在台灣各地推廣，稻作面積逐漸擴大至60%，不但縮短栽培期間，並可栽種其他雜糧作物。
竹子湖因稻米栽種，而衍伸出的事務所、溫泉療養所、登山住宿山莊、蔬菜試驗所、竹子湖書房，以及1930年設置的氣象觀測站等，也使竹子湖成為重要的觀光勝地。但隨著平地的稻作面積不斷擴大，中南部一年可收成二至三次，竹子湖一年僅收成一次，蓬萊米原種田也就在1940年代漸漸沒落。
台灣光復後至今
從日據末期在竹子湖發展出的高冷蔬菜產業，在此時獲得蓬勃的發展。以高麗菜為大宗，主要供應大台北地區。種植花卉也獲得推廣，供應台北的切花大賣市場，到1970年代這段期間，竹子湖的花農在台北花卉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但高速公路通車後，武陵農場、梨山等地區培育的高冷蔬菜大量引進台北地區販售。於是，1958年從日本引進象徵純潔的白色海芋，市場反應熱絡且廣受歡迎，因而成為現今最主要的經濟作物。
2011年，在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推動下，當地農夫展開了蓬萊米復耕計畫。此時，距離1976年結束最後一畝水稻田已近40年光景。竹子湖高家後代慷慨出借兩分地，作為竹子湖蓬萊米的復耕田，也是目前竹子湖僅存的一塊稻田。每年由曹家後代負責培育秧苗，再由當地老農與小學生一齊下田插秧和收割，把社區的歷史記憶種回來。期待當地也能重視已逐漸消失的石頭宅等文化資產，找回先民奮鬥的精神。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3千年前，中國已有封建制度的文明，同時也有了文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其關鍵之一是中國人發展出用以載道的中文漢字。人類有語言，但未必都有文字；嚴格的文字標準不僅能表音，且能表義，還能「望文生義」。
生生不息的文字只有漢字
人類達到具有文字歷史階段的族群很少，古埃及、古巴比倫曾經有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消亡已久。流傳至今，並依然生生不息的文字，只有漢字。至於西方諸語系的語言，都是所謂拼音文字；但嚴格來說，拼音文字並非文字，而是對語音的記錄。且語音因人、時、地而變，只好不斷增加語音記錄的詞彙（音符），或乾脆誕生改變音標的新語言。如此不穩定的語音記錄，自然擔負不起道統或文明的積累，所以，大陸學者董并生說：「西方沒有『文字』，只有『字母』。」
伏爾泰說過：「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如此看來，距今約700年前，歐洲幾乎是個文盲世界，更無「斯文」的傳統或「文化」的民族。17、18世紀，耶穌會教士來中國取經、譯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結果，才造就了歐洲的啟蒙運動。所以說「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是中華文化天下觀的「自願原則」。
漢字絕非「霸權工具」
然而，原台師大國文系教授莊萬壽卻不如是想，他在號稱「發揚中華文化」的萬卷樓出版《史通通論》一書，將形、音、義俱備的漢字視為「霸權工具」，而對歐洲的拼音文字褒獎有加：
尤其漢字兼備形、意，充滿意識型態，如「仁」「義」「道」「德」「忠」「孝」，感染力與滲透力強大無比，非拼音文字所及，孔孟儒教的階級與親疏的封建思想、中原文化的價值觀，經由漢字、漢籍以及科舉的功利，無數「蠻夷」不待語言消失，本民族思想的主體性先滅，則語言之亡無日矣。漢字成為東亞的文化霸權，此亦是中國近鄰越南、朝鮮要廢漢字的主要因素。反觀歐洲，稍晚於秦漢的羅馬帝國興起，羅馬(拉丁)字母拼音伊始，後隨基督教傳播而散諸全歐，拼音系統符號是依語音的不同與變遷而異的。不會說某族語，就看不懂某族文。但創造拼音文字很容易，有文字的民族，就能容易的傳承本族的文化，不容易被異族同化。而且歐陸並無文化的中心說(如中原)與大一統的久分必合的思想，多元語文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歐洲主要的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字，都有自己的國家。當然這是符合基本人權的發展。
莊萬壽貶漢崇歐的說法，使人想起距今一百年前，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忙著參與東方化(Orientalism)的往事。比如主張廢除漢字的新文化運動者錢玄同，他認為中國舊書上的名詞，絕非20世紀時代所夠用，而中國文字只有送進博物院的價值；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擱置一旁，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在20世紀做一個文明人。
一百年後，漢字仍然是台獨學者最深層的忌憚。莊萬壽的邏輯是：獨立的語言→獨立的文化→獨立的民族→獨立的國家，也就是源於17、18世紀的歐式民族國家的邏輯。然而，中國人的文明始於有3千年歷史的中文漢字。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強調，中國文化有驚人的連續性。直到今天，一些日用的文字在把握和反映現實方面，仍與3千多年前文字初創時完全相同，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莊萬壽一方面主張台灣人「去漢姓運動」，以免「認賊為父」；另一方面卻承認漢字是台灣文化的重要基礎，「台灣不可能逃脫漢字文化、或漢文化圈」云云。其病狂的邏輯，沒有超過一百年前的格局。
漢字取於人，而不聞取人
至於近代朝鮮、越南廢漢字，其主因是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重作用使然，源頭來自於西方（歐洲），而不是莊萬壽所稱的「漢字霸權」。朝鮮和越南本屬於華夏文明圈，其古書或高階文書都有漢字成分，「去中國化」的文明損益盡人皆知。所以早在2009年，韓國20多位前總理組成的「全國漢字教育促進總聯合會」，就聯名向青瓦台建議，韓國應從小學開始教習漢字，這個建議將於2019年開始落實。漢字取於人，而不聞取人，韓國就是「自願原則」的證明。目前的全球性中文漢語熱潮也是如此。
日本當代著名的漢學家白川靜表示，漢字雖是原始的文字，但其強烈的信息傳播作用，已不見於其他語言。就符號學來說，漢字是最先進的文字。在資訊社會中，漢字高度的可塑性功能，是其他任何文字都無法取代的。然而，曾留學日本的莊萬壽卻以文字承載功能的多寡，來作為他評斷「霸權與民主」的標準，其方式本身就是將文字意識形態化，可謂欲加之罪而已。
以英文為對照，如今英語的詞彙量據說已達百萬，僅1989年的《牛津英語詞典》第二版就收錄了301,100個主詞彙。這樣別說「同化異族」，連「傳承本族的文化」都嫌困難。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亞劇作，在英國已是少數人的專業知能；然而，2,400多年前的《論語》，在中國還是中小學生的普及讀物。那麼，知識的普及是霸權？還是人權？
台灣用漢字是後進於禮樂
中國在古封建時期就流行書寫文字，並形成後來啟蒙歐洲知識界的諸子群經，例如《易經》在德國影響了萊布尼茨出版於1714年的《單子論》，傳布孔子學說則讓沃爾弗成為熱門人物；而《論語》在法國被魁奈借用為《格言》，孔子學說還影響了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
直到15世紀初，英格蘭皇家圖書館的藏書僅6冊，「其中3本還是跟一個修女院借來的」。「同一時期歐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羅倫斯人弗朗西斯柯達梯尼(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8本是宗教方面的。」而15世紀初的中國明朝調動了2000名學者，以6年時間編成《永樂大典》，共有11,095冊，是3億7千萬字的百科全書，到本世紀初才被e化的維基百科超越。
事實俱在，先進不等於霸權，日本遣唐使不是中國人逼來的；台灣人用漢姓、漢字、漢文化，是「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莊萬壽身為「國文老師的老師」，卻不站在中文漢字的主場說話，難脫誤導台灣學子去做小人之嫌。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3千年前，中國已有封建制度的文明，同時也有了文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其關鍵之一是中國人發展出用以載道的中文漢字。人類有語言，但未必都有文字；嚴格的文字標準不僅能表音，且能表義，還能「望文生義」。
生生不息的文字只有漢字
人類達到具有文字歷史階段的族群很少，古埃及、古巴比倫曾經有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消亡已久。流傳至今，並依然生生不息的文字，只有漢字。至於西方諸語系的語言，都是所謂拼音文字；但嚴格來說，拼音文字並非文字，而是對語音的記錄。且語音因人、時、地而變，只好不斷增加語音記錄的詞彙（音符），或乾脆誕生改變音標的新語言。如此不穩定的語音記錄，自然擔負不起道統或文明的積累，所以，大陸學者董并生說：「西方沒有『文字』，只有『字母』。」
伏爾泰說過：「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如此看來，距今約700年前，歐洲幾乎是個文盲世界，更無「斯文」的傳統或「文化」的民族。17、18世紀，耶穌會教士來中國取經、譯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結果，才造就了歐洲的啟蒙運動。所以說「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是中華文化天下觀的「自願原則」。
漢字絕非「霸權工具」
然而，原台師大國文系教授莊萬壽卻不如是想，他在號稱「發揚中華文化」的萬卷樓出版《史通通論》一書，將形、音、義俱備的漢字視為「霸權工具」，而對歐洲的拼音文字褒獎有加：
尤其漢字兼備形、意，充滿意識型態，如「仁」「義」「道」「德」「忠」「孝」，感染力與滲透力強大無比，非拼音文字所及，孔孟儒教的階級與親疏的封建思想、中原文化的價值觀，經由漢字、漢籍以及科舉的功利，無數「蠻夷」不待語言消失，本民族思想的主體性先滅，則語言之亡無日矣。漢字成為東亞的文化霸權，此亦是中國近鄰越南、朝鮮要廢漢字的主要因素。反觀歐洲，稍晚於秦漢的羅馬帝國興起，羅馬(拉丁)字母拼音伊始，後隨基督教傳播而散諸全歐，拼音系統符號是依語音的不同與變遷而異的。不會說某族語，就看不懂某族文。但創造拼音文字很容易，有文字的民族，就能容易的傳承本族的文化，不容易被異族同化。而且歐陸並無文化的中心說(如中原)與大一統的久分必合的思想，多元語文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歐洲主要的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字，都有自己的國家。當然這是符合基本人權的發展。
莊萬壽貶漢崇歐的說法，使人想起距今一百年前，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忙著參與東方化(Orientalism)的往事。比如主張廢除漢字的新文化運動者錢玄同，他認為中國舊書上的名詞，絕非20世紀時代所夠用，而中國文字只有送進博物院的價值；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擱置一旁，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在20世紀做一個文明人。
一百年後，漢字仍然是台獨學者最深層的忌憚。莊萬壽的邏輯是：獨立的語言→獨立的文化→獨立的民族→獨立的國家，也就是源於17、18世紀的歐式民族國家的邏輯。然而，中國人的文明始於有3千年歷史的中文漢字。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強調，中國文化有驚人的連續性。直到今天，一些日用的文字在把握和反映現實方面，仍與3千多年前文字初創時完全相同，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莊萬壽一方面主張台灣人「去漢姓運動」，以免「認賊為父」；另一方面卻承認漢字是台灣文化的重要基礎，「台灣不可能逃脫漢字文化、或漢文化圈」云云。其病狂的邏輯，沒有超過一百年前的格局。
漢字取於人，而不聞取人
至於近代朝鮮、越南廢漢字，其主因是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重作用使然，源頭來自於西方（歐洲），而不是莊萬壽所稱的「漢字霸權」。朝鮮和越南本屬於華夏文明圈，其古書或高階文書都有漢字成分，「去中國化」的文明損益盡人皆知。所以早在2009年，韓國20多位前總理組成的「全國漢字教育促進總聯合會」，就聯名向青瓦台建議，韓國應從小學開始教習漢字，這個建議將於2019年開始落實。漢字取於人，而不聞取人，韓國就是「自願原則」的證明。目前的全球性中文漢語熱潮也是如此。
日本當代著名的漢學家白川靜表示，漢字雖是原始的文字，但其強烈的信息傳播作用，已不見於其他語言。就符號學來說，漢字是最先進的文字。在資訊社會中，漢字高度的可塑性功能，是其他任何文字都無法取代的。然而，曾留學日本的莊萬壽卻以文字承載功能的多寡，來作為他評斷「霸權與民主」的標準，其方式本身就是將文字意識形態化，可謂欲加之罪而已。
以英文為對照，如今英語的詞彙量據說已達百萬，僅1989年的《牛津英語詞典》第二版就收錄了301,100個主詞彙。這樣別說「同化異族」，連「傳承本族的文化」都嫌困難。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亞劇作，在英國已是少數人的專業知能；然而，2,400多年前的《論語》，在中國還是中小學生的普及讀物。那麼，知識的普及是霸權？還是人權？
台灣用漢字是後進於禮樂
中國在古封建時期就流行書寫文字，並形成後來啟蒙歐洲知識界的諸子群經，例如《易經》在德國影響了萊布尼茨出版於1714年的《單子論》，傳布孔子學說則讓沃爾弗成為熱門人物；而《論語》在法國被魁奈借用為《格言》，孔子學說還影響了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
直到15世紀初，英格蘭皇家圖書館的藏書僅6冊，「其中3本還是跟一個修女院借來的」。「同一時期歐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羅倫斯人弗朗西斯柯達梯尼(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8本是宗教方面的。」而15世紀初的中國明朝調動了2000名學者，以6年時間編成《永樂大典》，共有11,095冊，是3億7千萬字的百科全書，到本世紀初才被e化的維基百科超越。
事實俱在，先進不等於霸權，日本遣唐使不是中國人逼來的；台灣人用漢姓、漢字、漢文化，是「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莊萬壽身為「國文老師的老師」，卻不站在中文漢字的主場說話，難脫誤導台灣學子去做小人之嫌。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3千年前，中國已有封建制度的文明，同時也有了文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其關鍵之一是中國人發展出用以載道的中文漢字。人類有語言，但未必都有文字；嚴格的文字標準不僅能表音，且能表義，還能「望文生義」。
生生不息的文字只有漢字
人類達到具有文字歷史階段的族群很少，古埃及、古巴比倫曾經有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消亡已久。流傳至今，並依然生生不息的文字，只有漢字。至於西方諸語系的語言，都是所謂拼音文字；但嚴格來說，拼音文字並非文字，而是對語音的記錄。且語音因人、時、地而變，只好不斷增加語音記錄的詞彙（音符），或乾脆誕生改變音標的新語言。如此不穩定的語音記錄，自然擔負不起道統或文明的積累，所以，大陸學者董并生說：「西方沒有『文字』，只有『字母』。」
伏爾泰說過：「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如此看來，距今約700年前，歐洲幾乎是個文盲世界，更無「斯文」的傳統或「文化」的民族。17、18世紀，耶穌會教士來中國取經、譯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結果，才造就了歐洲的啟蒙運動。所以說「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是中華文化天下觀的「自願原則」。
漢字絕非「霸權工具」
然而，原台師大國文系教授莊萬壽卻不如是想，他在號稱「發揚中華文化」的萬卷樓出版《史通通論》一書，將形、音、義俱備的漢字視為「霸權工具」，而對歐洲的拼音文字褒獎有加：
尤其漢字兼備形、意，充滿意識型態，如「仁」「義」「道」「德」「忠」「孝」，感染力與滲透力強大無比，非拼音文字所及，孔孟儒教的階級與親疏的封建思想、中原文化的價值觀，經由漢字、漢籍以及科舉的功利，無數「蠻夷」不待語言消失，本民族思想的主體性先滅，則語言之亡無日矣。漢字成為東亞的文化霸權，此亦是中國近鄰越南、朝鮮要廢漢字的主要因素。反觀歐洲，稍晚於秦漢的羅馬帝國興起，羅馬(拉丁)字母拼音伊始，後隨基督教傳播而散諸全歐，拼音系統符號是依語音的不同與變遷而異的。不會說某族語，就看不懂某族文。但創造拼音文字很容易，有文字的民族，就能容易的傳承本族的文化，不容易被異族同化。而且歐陸並無文化的中心說(如中原)與大一統的久分必合的思想，多元語文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歐洲主要的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字，都有自己的國家。當然這是符合基本人權的發展。
莊萬壽貶漢崇歐的說法，使人想起距今一百年前，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忙著參與東方化(Orientalism)的往事。比如主張廢除漢字的新文化運動者錢玄同，他認為中國舊書上的名詞，絕非20世紀時代所夠用，而中國文字只有送進博物院的價值；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擱置一旁，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在20世紀做一個文明人。
一百年後，漢字仍然是台獨學者最深層的忌憚。莊萬壽的邏輯是：獨立的語言→獨立的文化→獨立的民族→獨立的國家，也就是源於17、18世紀的歐式民族國家的邏輯。然而，中國人的文明始於有3千年歷史的中文漢字。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強調，中國文化有驚人的連續性。直到今天，一些日用的文字在把握和反映現實方面，仍與3千多年前文字初創時完全相同，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莊萬壽一方面主張台灣人「去漢姓運動」，以免「認賊為父」；另一方面卻承認漢字是台灣文化的重要基礎，「台灣不可能逃脫漢字文化、或漢文化圈」云云。其病狂的邏輯，沒有超過一百年前的格局。
漢字取於人，而不聞取人
至於近代朝鮮、越南廢漢字，其主因是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重作用使然，源頭來自於西方（歐洲），而不是莊萬壽所稱的「漢字霸權」。朝鮮和越南本屬於華夏文明圈，其古書或高階文書都有漢字成分，「去中國化」的文明損益盡人皆知。所以早在2009年，韓國20多位前總理組成的「全國漢字教育促進總聯合會」，就聯名向青瓦台建議，韓國應從小學開始教習漢字，這個建議將於2019年開始落實。漢字取於人，而不聞取人，韓國就是「自願原則」的證明。目前的全球性中文漢語熱潮也是如此。
日本當代著名的漢學家白川靜表示，漢字雖是原始的文字，但其強烈的信息傳播作用，已不見於其他語言。就符號學來說，漢字是最先進的文字。在資訊社會中，漢字高度的可塑性功能，是其他任何文字都無法取代的。然而，曾留學日本的莊萬壽卻以文字承載功能的多寡，來作為他評斷「霸權與民主」的標準，其方式本身就是將文字意識形態化，可謂欲加之罪而已。
以英文為對照，如今英語的詞彙量據說已達百萬，僅1989年的《牛津英語詞典》第二版就收錄了301,100個主詞彙。這樣別說「同化異族」，連「傳承本族的文化」都嫌困難。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亞劇作，在英國已是少數人的專業知能；然而，2,400多年前的《論語》，在中國還是中小學生的普及讀物。那麼，知識的普及是霸權？還是人權？
台灣用漢字是後進於禮樂
中國在古封建時期就流行書寫文字，並形成後來啟蒙歐洲知識界的諸子群經，例如《易經》在德國影響了萊布尼茨出版於1714年的《單子論》，傳布孔子學說則讓沃爾弗成為熱門人物；而《論語》在法國被魁奈借用為《格言》，孔子學說還影響了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
直到15世紀初，英格蘭皇家圖書館的藏書僅6冊，「其中3本還是跟一個修女院借來的」。「同一時期歐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羅倫斯人弗朗西斯柯達梯尼(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8本是宗教方面的。」而15世紀初的中國明朝調動了2000名學者，以6年時間編成《永樂大典》，共有11,095冊，是3億7千萬字的百科全書，到本世紀初才被e化的維基百科超越。
事實俱在，先進不等於霸權，日本遣唐使不是中國人逼來的；台灣人用漢姓、漢字、漢文化，是「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莊萬壽身為「國文老師的老師」，卻不站在中文漢字的主場說話，難脫誤導台灣學子去做小人之嫌。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致命中國》可說是美國川普總統對中國貿易戰的指導思想，內容詳列了美國對中國在雙邊貿易上的各方面指控，本文對書中各種指控提出簡潔但全面的駁斥。
《致命中國：中共赤龍對人類社會的危害》(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的主要作者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另一作者為Greg Autry）是一名經濟學家，目前擔任美國白宮的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是美中貿易戰的主導者之一，因此，該書雖早於2011年出版，其部分內容已有些過時，但由於貿易戰的長期重要性，仍有必要予以辯駁。
《致命中國》全書分為5部分：第一部分指控中國大陸的產品多半劣質，甚至有毒致死。第二部分指控中國以不公平貿易手段：出口補貼、低估幣值、盜竊美企智財權、破壞環境、不善待勞工、出口限制(某些礦產)、壟斷聯盟(如稀土)和「保護主義長城」等，摧毀美國的就業機會，並殖民非洲、拉美。第三部分警告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主要針對海軍、間諜滲透、網路駭客和太空星戰。第四部分指控中共屠殺、殘害人民及迫害西藏、新疆、內蒙古的少數民族。第五部分指責許多為中國辯護的美國人，並提出對抗中國的行動計畫，包括拒買中國產品。
作者指控可一一駁斥
如書中所述，美國進口中國產品，其成本僅美國製商品的一半。一分錢一分貨，部分中國產品有瑕疵，甚至含毒，不算意外，進口商既獲得極大成本優勢，當然該負責檢驗商品，對商品品質把關，何能歸罪於中國產品？書中所述為8年前的狀況，現在美國進口更多的中國產品，產品品質顯已改善。
出口補貼等於以低於成本價輸出，對中國何益？中國即使有出口補貼，也是極少數的暫時權宜手段，這種指控是無的放矢。
中國對美國有大幅順差，收入大量美元，如書中所述，中國若把大量收入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自然逐漸升值；但中國卻以大量美元順差購入美國債券而不兌換人民幣，因此能保持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幣值。這是合法正常的金融操作和儲蓄，美國何能指控中國操縱滙率、低估幣值？
每個企業都該想方設法保護本身擁有的智財權，並在智財權受到侵犯時向司法機關提出具體控訴。籠統地指控他國盜竊智財權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壓低進口商品的產地價，以獲取高利潤，正是中國不得已破壞環境、不善待勞工的元凶，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身受其害，美國何能指控中國破壞環境、不善待勞工？所幸近年中國經濟發展有成，其自然環境和勞工環境已頗有改善。
作者信口開河、缺乏根據
中國大陸盛產某些資源（如稀土），被作者指控「出口限制」、「壟斷聯盟」，難道中國非要大量開採到供過於求、市價大跌，才是公平的自由貿易？
根據世貿組織規定，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合法擁有某些保護本國產業的權利，美國何能指控中國有「保護主義長城」？
中國大力投資耕耘非洲、拉美，讓不少地區經濟頗有進展。中國的行動即使不盡完美，對比過去歐美占領殖民，還從非洲輸出黑奴，中國是好太多了。美國指控中國殖民非洲、拉美，能不心中有愧嗎？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有不少政策失誤，但作者竟隨意指控「毛澤東殺死的人數為4900至7800萬人」，信口開河，莫此為甚。不算西藏、新疆和內蒙古古代曾屬於中國，這三地近代進入中國版圖時，大約正逢美國獨立建國時期，中國對待這三地的少數民族，好過美國對待印第安原住民。印第安人當年被迫離開長居的家鄉，搬遷到陌生的保留地，造成人口迅速大減，而中國的少數民族卻沒有遭受這樣的惡劣待遇。
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作者具有強烈的美國優越感：「沒有一個美國人應該懷疑下面這個經濟上永恆不變的事實：只要給予美國工人與中國或其他任何人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公司和工人就足以與世界上任何人競爭。」作者的美國優越感遮蔽了他的理智，經濟上不變的事實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若能保持穩定團結，當它逐漸學會工業化和現代的金融和商業制度，它以較已開發國家低的所得，即較低的勞工成本，使它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這才是美中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除了指控中國，作者在書中（第二部分）嚴厲譴責投資中國的許多美國企業家愚蠢、不愛國，他們為了進入大陸市場，接受成立中美合資公司，或以技術轉移交換一些投資優惠（如減稅、低價取得土地），最後喪失了競爭優勢。
以技術轉移交換投資優惠是合作雙方的自願交易行為，對誰較有利，取決於雙方的智慧判斷，若談不攏，美國企業大可以不投資。作者不以技術轉移協議歸罪於中國，是可取的，然而貿易戰開打以來，美國卻以此指責中國，實在荒謬。
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掀起美中貿易戰，企圖壓制中國崛起，可以理解，然而，身為經濟學者擺出忿忿不平、義正辭嚴狀，全面指控、抹黑中國，就令人噁心了。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日前由美國主導的「印太區域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在台北舉辦，左翼聯盟黨抗議「美國把宗教當作武器」，藉此進行「亞洲新戰略布局的延展」。其實，外國勢力早就以各種名義來台灣搞顏色革命了。
台獨運動與顏色革命結合
去年10月，一群名為URM (全名為Urban Rural Mission，中文為城鄉宣教運動）台灣校友會的人，在基督教長老會總會舉辦了「記念非暴力之父Gene Sharp追思會暨URM校友會」，紀念非暴力之父吉恩夏普(Gene Sharp, 1928-2018)。與會人士有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林芳仲，自由台灣黨的蔡丁貴，以及前民進黨僑選立委林哲夫。這個紀念活動讓我們看到，台獨運動究竟如何與顏色革命結合在一起。
吉恩夏普被推崇為「顏色革命之父」、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他1983年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創辦了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夏普致力於倡導非暴力抗爭和公民不服從，他還創造了「公民防衛」這個新名詞，從前蘇聯的解體，到世界各地顏色革命的現場，幾乎都可以看到他的知名著作《非暴力抗爭小手冊》。而「顏色革命之父」為何會與台灣扯上關係呢，關鍵就在前民進黨僑選立委林哲夫。
林哲夫，宜蘭羅東人，因被國民黨列為海外黑名單，長期旅居加拿大，直到解嚴後，被民進黨提名為第三屆僑選立委。1982年，任教於加拿大多倫多萊爾森大學(Ryerson University)的林哲夫，因緣際會接觸到城鄉宣教運動，並且很快地舉辦了第一期城鄉宣教訓練班，第一期學員除林哲夫自己外，還包括了後來擔任民進黨立委的洪奇昌，以及陳水扁時代的國防部長蔡明憲。
URM（城鄉宣教運動）乍聽之下，好像是宣傳基督教的培訓活動，其實不然。URM受訓的課程主要圍繞在議題分析、思考策略，最後到社會行動。據曾任國大代表、扁政府時代的行政院顧問黃昭凱回憶，課程簡單一句話就是「組織人民，爭取權益」，也就是訓練學員成為一位社會運動抗爭者。透過長老教會在台灣的組織系統，林哲夫將URM引入台灣。
URM吸收大量民進黨人
由於早期林哲夫屬於黑名單人員，無法入境台灣，因此由帶領他入門的加拿大URM負責人耶得嘉費爾牧師(Rev. Edgar File)來台訓練學員。當時國民黨當局是有掌握的，因此後來也限制了費爾和他的妻子來台，但種子已經種下，後續許多學員前往加拿大受訓，最後並在台灣開設訓練班至今，受過訓練的學員眾多，在2014年的相關報導中聲稱，已培訓超過1,200人，其中許多人與民進黨的新潮流系高度重疊，已知道的知名人物有翁金珠、簡錫堦、林重模、林錫耀、陳秀惠、蔡丁貴…等，連參與慈湖陵寢潑漆的郭潤庭都是。
由於台灣的URM學員，選擇採取非暴力的抗爭路線，因此與夏普主張的「非暴力抗爭」巧合相似，夏普自然成為URM的精神導師。自1990年起，林哲夫即積極邀約夏普訪台，終於在1994年成行。
除在立法院舉辦了兩場公聽會之外，還進行了十場演講，夏普離台前夕還建議林哲夫參考立陶宛非暴力抗爭的實踐成果。因此1996年林哲夫當選僑選立委後，引入立陶宛的抗爭經驗，希望能以此對抗逐漸升高的「中國威脅」。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林哲夫更積極透過《國防法》的「全民國防」思維，將夏普的「公民防衛」滲入其中。
台獨藉外部勢力橫行無阻
URM學員的初試啼聲是「拉倒吳鳳銅像」行動，1988年12月31日，長老教會的林宗正牧師，帶領著URM學員拉下了吳鳳騎馬銅像。這個行動迫使國民黨教育部撤除吳鳳相關教材，吳鳳鄉也在三個月後改名為阿里山鄉。緊接著在1990年推動「廢除刑法100條」運動，成立了「100行動聯盟」，最終成功廢除了刑法100條，從此，台獨運動在台灣橫行無阻，再無人能攖其鋒。
近年來的每場社會運動，都可看到URM與夏普的身影，如林義雄的核四公投苦行；2004年的「228牽手護台灣」，即是參考波羅地海三小國的牽手活動；2013年台灣農村陣線舉行的「818拆政府」行動，更在現場直接發送《非暴力抗爭小手冊》；2014年太陽花運動，也有受過URM訓練的牧者及神學生在現場帶領小組討論。
以上種種外國勢力介入台灣遍地開花的成果，對比如今蔡英文成天指責大陸為「境外勢力」、「介入台灣選舉」，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化大學史研所博士生）
印、巴兩國因邊界爭議再度爆發軍事衝突，巴基斯坦派出大陸研製的「梟龍戰機」(JF-17)前往戰區，擊落了印度空軍的米格21戰機，「梟龍戰機」因此一戰成名，成功打開未來國際軍武大門的市場。
梟龍戰機研製背景
「梟龍戰機」是巴基斯坦與大陸兩國合作的產品，主要為成都飛機製造商與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共同努力的成果，大陸軍方稱為FC-1，巴基斯坦則稱為JF-17雷電戰機。
巴基斯坦為達成空軍建軍的目的，曾多次向美歐等國洽談購買下一代的戰機，無奈因1980年代遭受經濟禁運的影響，礙於政治現實，西方軍火商普遍無法正式對巴國銷售新一代的戰機。大陸軍方熱情地向巴國招手，也意外牽起雙方合作研製戰機的契機。
原型機於2003年出廠，2004年進行首飛任務，2008年巴基斯坦正式對外表示採購120架「梟龍戰機」，成為梟龍戰機的使用大戶，因價格相對較低廉，同時獲得奈及利亞與緬甸的青睞。
根據國際軍武售價標示，一架梟龍戰機的平均售價落在500-800萬美元，其最大飛行速度為1.6馬赫，作戰半徑700公里，發動機用的是俄製的RD-93，或大陸的渦扇-13發動機。
梟龍戰機具有多重特色
為使操作與成本能相互兼顧，梟龍戰機採用機械液壓式操縱系統，配備簡單自動駕駛儀，座艙採用圓弧風擋、水泡形座艙蓋和穿蓋彈射救生系統，不但讓飛行員的視野獲得保障，彈射逃生設備也較為可靠。
梟龍戰機的內載燃料分布在主翼及機身內，共能裝載2300公升的燃油，機翼與機腹更能掛載副油箱來增加航程，同時為延伸作戰半徑，「梟龍戰機」更配有空中加油管，有能力執行航程較遠的作戰任務。
為了滿足「梟龍戰機」的作戰需求，大陸與巴基斯坦特別提升了綜合化的航空電子和武器系統，同時為達成聯合作戰的需求，「梟龍戰機」配備了數據傳輸通訊系統，來增強與空中、地面的資訊傳輸，加上機上掛載的中長程空對空飛彈、對地飛彈等，「梟龍戰機」且能針對敵方地面目標進行攻擊，提供友軍更多的空中保障。
現代戰機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制空作戰，「梟龍戰機」配有KLJ-7型脈衝都卜勒雷達，最大的搜索範圍為130公里，在對空搜索雷達的協助下，能針對10個目標進行鎖定攻擊，以「梟龍戰機」的電戰功能來論，在垂直尾翼上裝有雷達預警接收器、飛彈預警器等，使飛行員在執行任務中能獲得即時的敵軍狀態，透過箔條/熱焰彈給予反制。
武裝配備最新改良版
「梟龍戰機」除有一挺固定的23公厘機砲外，全機上下共有7個武器掛點，能攜帶空對空飛彈包括：霹靂-9、霹靂-5與霹靂-12。
在空對艦的飛彈配備上，鷹擊12與鷹擊83為制式配備，除能有效執行制空作戰任務外，制海作戰上「梟龍戰機」也能勝任，不輸給美軍的F-16、F-18戰機。
由於「梟龍戰機」至今已出廠十餘年，客觀來說也是該戰機需執行性能提升之際，根據大陸鳳凰網軍事的消息，「梟龍」未來將與大陸的殲-10B戰機換裝向量推力的發動機。
所謂的向量推力發動機亦簡稱「向量噴嘴」，換裝向量推力發動機的戰機能夠透過噴嘴的偏轉方向來使部分推力的方向改變，達到控制飛機的姿勢，這對於現代空戰來說有重大意義，透過高複雜的運動，戰機在飛行時便能獲得額外的推力與升力，增加攔截與脫離戰場的能力。
為成都飛機公司打響名號
一戰成名的「梟龍戰機」除讓巴國空軍臉上有光彩外，該款戰機的誕生，更標誌著大陸與巴國首次軍機合作成為一大典範。
過去大陸的軍機發展受制於技術、資金，往往在戰機的研製上遭遇挫折，所幸軍機研製技術逐漸進步，輔以外交政策的斡旋，「梟龍戰機」如願以償的研發成功，並順利的配發部隊成為巴國空軍的一大主力。
這次印巴衝突雖未釀成全面性的軍事衝突，但已為巴國空軍與成都飛機製造商打響名號。相信「梟龍戰機」在未來的國際軍火市場上必會出現更多買家。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中大型商用客機市場九成以上是由美國波音公司(Boeing)和法國空中巴士集團(Airbus)所占，其餘中小型客機市場則由俄羅斯、日本等國瓜分。近來，737 MAX 8中型客機發生二起空難(MCAS系統失常)，對波音公司的營運帶來巨大衝擊。而中國自主研發的商用客機即將在今年試飛。
C-919客機的規格
過去，四具發動機的超大型廣體客機（如波音747和空巴A-380），因具備載客人數多（500~800人）和超長航程(10,000km)等優勢，曾長期主宰航空業界。但是，昂貴的單價和營運成本，也讓航空公司傷透腦筋。目前，許多航空公司改以中短程運輸市場為主力，或改以廉價航空模式節省成本。雙發動機的中型客機愈來愈盛行，除了較省油、降低單價和營運成本之外，也是各國航空業務的大幅改變所致。
C-919全長38.9公尺，標準航程4075公里，最大航程5555公里，為中國首款按照最新國際適航標準研發的商用客機，具有完全的智慧財產權。C-919為中國商用飛機公司研製，配備雙發動機，機身流線且有翼尖小翼，具備現代化客機的特色。以業界標準而言，單通道為窄體客機，而雙通道則為廣體客機。因此，C-919屬於「中短程雙發動機的窄體商用客機」，單通道並配備168個座位，最多可容納190個座位。
C-919客機的科技層次
C-919為全模組化設計，從機身外型到內部結構，都為電腦軟體(CAD)計算繪製，不同於過去業界慣用的圖紙和計算機。一般而言，客機最重要的部分為客艙、油箱和機翼配置。過程中，電腦軟體可事先模擬機體的結構強度和飛行姿態，以避免不必要的問題發生。因此，後續的強度測試和試飛過程也相當順利，生產進度大幅超前。
C-919全機身採用更高比例的複合材料，大幅減輕空重；C-919駕駛艙採用先進的彩色顯示器，媲美歐美同級產品；C-919飛控系統為電子訊號傳導的線傳飛控(FBW)，可增加操控靈敏度和節省空間；C-919的2具CFM LEAP-1C增益型渦扇發動機(Turbo fan engine)，也可因應載重大小而調整轉速和推力輸出，以降低油耗。C-919機身流線且有翼尖小翼，可提供更佳的機身浮力並降低油耗。因此，C-919具備更輕量化的機身、更靈敏的操控性和更省油的技術優勢，對航空公司的營運將是一大利多。
C-919客機的製造過程
C919的動力系統，配備CFM LEAP-X系列的發動機，型號為LEAP-1C。其中，發動機吊艙和逆（反向）推力裝置為Nexcelle公司生產，採用高比例複合材料，並有減低噪音處理，具備高級進氣道調整性能。C-919的機輪，採用米其林公司生產的Air X子午線胎。
C-919的機鼻雷達，由中航工業天津廠製造；C-919機頭，由中航工業成都廠製造；C-919的機尾和垂尾，由中航工業哈爾濱廠製造；C-919的中心翼盒、外翼盒、翼段、副翼，由中航工業西安廠製造；C-919的前、中、後機身段，由中航工業洪都廠製造；C-919的前緣襟翼和後緣襟翼，由中航工業昌河廠製造。
中航工業上海廠為第一生產線和總裝廠；中航工業洪都廠為擬定的第二生產線和第二總裝廠。為配合C-919的生產和總裝，南昌航空工業城已於2009年開始興建，2012年第四季開始生產C-919的主要零件。C-919在上海完成設計和總裝，自製率約30%；C-919首飛時，自製率提升至約50%，2025年後C-919自製率會超過90%。首架C-919於2017年5月5日，於上海浦東機場完成首飛。
C-919客機的服役時程
2019年2月，中國商用飛機公司宣布，年內將再有3架C-919進行首次試驗飛行，試飛作業會全面加快。截至目前，C-919已獲得國內外28家航空公司的815架訂單。首架C-919預計於2021年交付中國東方航空。而中國某些非官方網站更透露，C-919極有可能成為共軍下一代大型預警機的載台。目前，共軍的大型預警機，多為俄系運輸機載台，技術層次和性能較為落後。未來，若C-919真能成為大型預警機載台，其具備更佳的飛控性能和更長的滯空時間，將更有利於大陸空軍的戰場調度。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