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元旦，是中國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及與美國建交40周年的日子，再加上剛屆滿40周年的改革開放，吾人有必要在這「三個40年」的交會時點，回顧這三件互為關連、互輔互成，對中國發展及台海形勢有深刻影響的歷史性大事，從而前瞻未來大勢。

改革開放，加快了中美建交的腳步，也使大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出和平統一方針。40年間，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進展，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也因兩岸政經實力的差距不斷拉大，決定了台海形勢的基本格局。大陸至今奉行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堅信解決所有問題要靠自身的發展，習近平在12月18日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更表示：必須堅持擴大開放，不斷增強綜合實力，可預見，中美的力量對比還會逐步拉近，而台灣與大陸一較高下的能力則早已付之東流。

誠然，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導致堅持獨霸全球的美國，不惜通過貿易戰乃至軍事手段，企圖遏制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不過，美國為其自身利益，不可能放棄與中國又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若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美國身上，恐怕將再次遭到不可承受之重。

中美建交，帶給大陸改革開放有利的國際環境，也暫時排除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外部障礙。40年來，美國歷屆政府均承諾奉行「一中政策」，但同時又為其戰略利益，承諾提供台灣所謂「安全保護」，致使民進黨敢於主張台獨，國民黨堅不展開和平統一談判。近年來，美國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之際，更加大了扶持台灣與大陸對抗的力道，直接危及兩岸關係。

《告台灣同胞書》除宣示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並提出談判結束台海軍事對峙、推動人民自由來往、實現三通、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等具體主張。40年間，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兩岸社會從不相往來轉為全方位交流，可惜在政治關係上，因兩岸制度及意識形態不同，政治分歧未解，又加上外力不當介入，致使台獨勢力坐大，兩岸從兄弟鬩牆，變成統獨對峙的嚴峻關係。

不過，大陸對統一的決心從未動搖，隨著自身實力的壯大，不斷推出具體全面的惠台措施，顯示習近平12月18日首次提出的「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不僅是現在進行式，更是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

其實，《告台灣同胞書》40年前就承諾，在解決台海問題時，一定會考慮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現狀和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害。40年後，更加強大的中國沒有理由不謹守承諾，而且，以今天兩岸經濟消長的態勢，台灣人民在統一後不僅不會蒙受損害，還真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綜上，台灣人民與其對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對「被統一」感到焦慮，不如敦促執政當局放棄親美心態，及早與大陸展開協商，逐步解決兩岸的政治分歧，並提出能確保台灣人民在統一後維持現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具體內涵。這才是吾人面對「三個40年」及未來局勢的應有態度。

淡水歷經清代開港、中法戰爭、抗日乙未戰爭的洗禮。唯有深化各景點的歷史文化意義，才能吸引觀光人潮，淡海輕軌的興建也才有意義。

淡水舊稱滬尾(Hobe)。地勢背山環海，滬口向西。境內有五虎岡，為大屯山脈火山熔岩蜿蜒而下，而形成五條如虎爪般的丘陵。自西向東分別為滬尾砲台、埔頂、清水巖祖師廟、淡江大學、聖本篤修道院。所以，淡水市街只能沿山岡的山谷發展，形成具有空間變化的河港山城。

本世紀初，為了紓解台北盆地高密度的人口壓力，在北方海濱一帶有淡海新市鎮的開發。為了配合該鎮開發的運輸需求，以及紓解淡水交通壅塞的情況，新北市政府特別規劃北台灣第一條輕軌路線─淡海輕軌，分別以綠山線和藍海線2條支線，連接淡海新市鎮和漁人碼頭。位在五虎崗之外，沿著淡金公路通往淡海新市鎮的綠山線，在去年完工後，於12月下旬，新北市當局啟動為期一個月的試乘，筆者選在今年1月上旬體驗。

不輸國外的風景

綠山線從V01紅樹林站出發後，開始飽覽自然山水風光，沿途可看到淡水河岸壯觀的紅樹林和淡水河港的遠景及周遭的山景。過了V04淡江大學站，地勢逐漸趨緩，山景依舊。到了V07淡水行政中心後，路軌離開淡金公路改轉西向，並由高架轉為平面，開始與一般車輛共用道路。在未到V08濱海義山站前，車速減慢，以為是到站了。原來是在等義山路的紅綠燈，因為它是第一條非完全專用路權的捷運軌道設施。

藍海線有多處百年景點

從台北捷運淡水站出發的藍海線，首先經過第三岡的崎仔頂，它在清代是以漢人市街為主的發展地，大致位於現今清水街與重建街北段位置，崗頭是清水巖祖師廟，下方則是媽祖宮（福佑宮）。山上雖有小市，但不及媽祖宮廟埕前的富庶，一直到光復後，其功能才為清水街市場所取代。直到近年，當局在廟埕前興建中正觀光市場。而昔日媽祖宮市場前的清代碼頭，也被規劃為金色水岸。

金色水岸在一百餘年前，一望皆是來自福建漳、泉的民船。除了每年尚需赴上海運來台北需要的米；也從大陸內地載運「唐鹽」而來，因台人以內地為「唐山」，故名鹽曰唐。然後，利用在滬尾鹽館的配運局，透過淡水河運配發給北台灣各館。偶有唐鹽短缺之時，則派船運台南場鹽，名曰「府鹽」。每當春夏之交，汽船載茶及樟腦以去，民船載鹽、載貨以來，尤形繁鬧，基隆遠不及。但淡水出海口的沙洲，讓吃水四公尺以上的輪船通不過，進口必須候潮，基隆則無需。故值風大時，口外難以暫停，往往先赴基隆暫避。所以，清代規劃台北的鐵路到基隆，不到離台北最近的滬尾。

1887年台灣巡撫劉銘傳成立台灣商務局(Formosa Trading Company)，派人考察南洋商務，設招商局於新加坡。除了修築台灣島內的鐵路，並且擴充商務。為了銜接台灣本島鐵路與至內地及海外的航運，向德國購買快船駕時號(Cass)和斯美號(Smith)二輪，開闢通往上海、香港、新加坡的海上航線，台灣貿易為之大進，成為台灣南向政策的先驅。因二輪在淡水港內沒有專用碼頭，大多停泊在水雷局門前。1891年劉銘傳來此搭乘駕時號回內地述職，從此告別了台灣。

藍海線經過崎仔頂後，來到「埔頂」之下，該山頭因清代在河濱設有砲台，因此又稱為「砲台埔」，以洋樓、學校林立聞名，是洋人居留的租界地，更是馬偕(G.L.Mackay1844～1901)的發祥地。日據初期的明信片和圖畫裡的《淡水港市街》，可看到碼頭邊有一棟很大的洋樓，是得忌利士（Douglas日本譯為德忌利士輪船會社)洋行的淡水分公司。清代對外開放淡水通商後，此洋行利用旗下的兩條商輪海龍及科麼沙(Formosa)獨占淡水至廈門及香港等地的航運。來台傳教及創辦學校和醫院的馬偕博士，當年就是搭乘該公司的輪船來台。而清代許多來自內地的達官顯要，也藉由停靠在得忌利士洋行碼頭的小蒸汽船，沿著淡水河上溯至大稻埕碼頭，等待台北當局的接風。

藍海線經過「埔頂」後，來到油車口，有劉銘傳任內在五虎第一岡上修築的滬尾砲台；他在山下也設水雷局（今仍為軍事設施），以籌自製。砲台所在瞭望廣闊，淡水河口的絕景皆在視野內，所以是兵家必爭之地。在1888年日本陸軍步兵小澤德平中尉秘密測量的《淡水港市街及兵備圖》中，標示了「中法戰爭」滬尾戰時，從水雷局連結滬尾砲台至現今沙崙海灘周邊的城岸─類似長城的防禦工事，可見日本當時已有侵占滬尾的企圖。因新北市文化局公布了該城岸遺蹟為歷史建築，當局便將輕軌路線往北移了約6.8m，並改採高架型式跨越，避免影響城岸遺蹟。

乙未抗日的洗禮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台灣全島被列為警戒區。駕時和斯美二輪，不斷從大陸運送兵員和軍火支援。1895年5月下旬，淡水河口的滬尾砲台砲火，讓前來偵測登陸點的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乃轉往東北角登陸。

1895年6月初，台北淪陷前，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等大員赴淡水坐駕時號內渡。隨後，日軍由基隆經海路至滬尾，入清廷海關，開淡水支廳、設淡水事務所；並利用此經對岸福州的海底電線和日本本土取得聯繫。但日軍占領台北後不久，卻對城內及近郊的當地婦女施予性侵的暴行，造成一股脫離日軍魔掌的逃難潮，停靠淡水的海龍及科麼沙輪便成了難民船。

應以歷史遺跡作為亮點

目前綠山線主要以V08濱海沙崙站附近的程氏古厝和V03淡金鄧公站及V05淡金北新站附近的賞櫻為規劃景點，後者不妨以附近歷史悠久的忠寮李氏古厝群為亮點，該家族曾參與淡水的乙未抗日；而遊客一般到淡水觀光的習慣是以「步行」為主，加上腳踏車可供租借，對藍海線輕軌的需求可能不高。

唯有深化上述各景點的歷史意義，將來坐藍海線只去漁人碼頭，而錯過紅毛城等歷史景點的遊客，可善加利用該路線前往。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火箭彈因反應快、射程遠、造價便宜等優點，受到各國的青睞。中國大陸陸軍近十多年除已擁有先進的坦克裝備，在遠程火箭彈的發展上，也以優異的技術與能力震懾世人。

大陸官方資料顯示，衛士火箭炮是「四川航天工業公司」和「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的結晶。該型火箭炮能搭配子母彈、高爆彈、燃燒彈等，按照大陸陸軍的作戰想定，衛士火箭炮雖然是一款相較於飛彈更為廉價的裝備，但未來衛士火箭彈將能與戰術導彈搭配，形成「高─低模式作戰」，為海、陸軍爭取更多的局部優勢。

比較衛士各型功能及戰力

大陸官方資料說明，「衛士火箭炮」分為衛士1型、衛士2型、衛士3型與衛士4型，各型號依照火箭的口徑大小來決定射程長遠。舉例而言，衛士1型是302 mm口徑火箭，最大射程約80公里，其衍生型衛士1B型302mm與衛士1E型122mm，射程分別為180與40公里，對於敵軍的固定裝備具有強大的摧毀力。

後期的衛士2型，配合口徑增至400mm，其射程不但擁有200公里的優勢，相關的衍生型號分別為衛士2B型火箭，射程約200公里、衛士2C型400mm火箭射程約350公里，與衛士2D型400 mm火箭射程約400公里。

依據射程的設計，一般地面火炮，像是坦克車炮、自走炮與其他榴彈炮等，受制於性能、載台設計與裝藥量，其射程最多受限在100公里內，威力遠不如長程火箭彈，這也是為何長程火箭彈在各國陸軍的發展普遍受到重視。換言之，大陸衛士2型火箭除了能針對敵軍地面部隊進行打擊外，對於跨區作戰、跨島作戰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與前兩款最大不同的衛士火箭彈，分別為衛士3型400mm火箭，射程約480公里（反潛能力），以及衛士64型302mm火箭，射程約280公里（反艦反潛能力），它們除了能針對敵軍潛艦、水面艦隻進行打擊外，相較於傳統的反艦飛彈，其射程大約平均在90-200公里，長程火箭彈不但在尺寸的設計更為粗大，亦有能力在岸上配合水面艦隻的引導合作進行打擊。

解放軍的作戰想定

依照解放軍目前對台的作戰想定，由於造價便宜、部署容易，能在瞬間透過大量火箭彈的發射獲得巨大戰果，在開戰之初，長程火箭彈會配合彈道飛彈打擊台灣外島與本島重要的軍事基地，針對台灣裝甲部隊、機場、油料庫、發電廠等，由於主要目標完全處在衛士火箭彈的打擊範圍，因此對解放軍來說，更能在戰爭之初爭奪台海制空、制海權。

雖然長程火箭彈在精確度上仍無法與彈道飛彈相比，但大陸仍按照彈體尺寸，安裝類似GPS的導引系統，使火箭彈彈著點在敵軍附近位置，誤差能小於10公尺，增進打擊效能，也提升了火箭彈在大陸軍方的地位。

另外，針對日益升高的南海、東海主權爭議，大陸解放軍在面對美日等西方強國時，火箭彈能部署在中國南海的島礁，為達成維護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衛士系列火箭彈不但能創造出「不對稱作戰」的優勢，更能彌補傳統反艦飛彈射程的不足。換言之，大陸能利用少量的火箭彈部隊，便能達成「地緣戰略」上的優勢，而廉價的火箭彈在數量與部隊的布局上，往往能創造出巨大戰果，成功地達到嚇阻敵方的能力。

兩岸火箭性能比較

台灣方面，新一代的火箭為「雷霆2000」，在射程、彈藥數上遠不及於大陸衛士火箭系統（射程約45公里），由於大陸擁有更為進步的軍火科技，在相對廉價的火箭科技上優於台灣，兩岸在軍火的較量上，從最新的戰機科技到傳統的火箭技術，大陸皆擁有絕對優勢。

由於科技因素，火箭有「火箭飛彈化」的趨勢，顧名思義為衍生火箭既有的射程，使其具有射程數百公里的能力，另在彈頭安裝導引系統，縮小其誤差範圍，同時為因應射程的需求，必須將彈體擴大，才有助於燃料、炸藥量的裝載。中國大陸在軍火科技的應用上，幾乎已達到實戰化的要求。

換句話說，解放軍新一代的衛士系列，在性能上已能和傳統的彈道飛彈搭配，增加其部隊的作戰效益與武器的選擇權。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大陸海軍055型萬噸驅逐艦，是以052C型、052D型驅逐艦(又稱中華神盾)為基礎而研發的大型驅逐艦；排水量大、寬敞，可攜帶更多武器彈藥，為中國海軍新一代武庫艦(火力艦)的代表。外媒也將之列為全球現役10大最強戰艦。

055型的外型/性能/設備

過去，有關055型的外型，坊間曾有許多傳言，說是甚至比照美國DDG-1000朱瓦特級驅逐艦的穿浪設計。而從真正的量產型來看，055型為傳統外型設計，全長183m，全寬21m，標準排水量10,000噸，滿載排水量12,000~14,000噸。055型配置4具QC-280 ICR燃氣渦輪機組(COGAG)，可輸出總能11,000千瓦(kW)，配合2具傳動軸螺旋槳，最大航速可達36節。全艦官兵人數，約350~400人

由外型來觀察，055型幾乎是052C型、052D型的放大版。而在匿蹤考量下，055型線條更加簡化。尤其，排煙囪埋入上層結構，較052D型更佳。055型艦橋前後配置4具S波段主動式相控陣列雷達(AESA)，再加4具X波段主動式相控陣列雷達，可偵測周圍360度和天頂目標。雷達外型和052D型相同，為平面氣冷散熱，而非052C型的弧形水冷散熱。而更大尺寸的雷達面積，功率也更強，偵測距離更遠。此外，055型還配置1具長波/短波資料鏈傳輸天線。

055型艦艏下方球體，內含中/高頻可變深度聲納(VDS)；艦艉加裝拖曳陣列聲納，反潛性能極佳。而台灣海軍方面，近期採購的2艘美製派里級巡防艦和沱江軍艦原型艦，艦艉也加裝拖曳陣列聲納。

055型的武裝配備

055型總共配置112具（前64後48）冷熱共架垂直發射器（長度9m內徑85cm x 85cm），數量為中國海軍現役船艦之冠。此外，055型還配置1門130mm口徑艦砲、1門1130型30mm口徑近迫武器系統(CIWS)、1座紅旗10型(HQ-10)短程飛彈防禦系統（24枚）、2座3聯裝魚雷發射器和2架反潛直升機。

055型除了排水量大、垂射系統(VLS)數量多之外，也可發射多種新型飛彈，如：鷹擊18型反艦飛彈(YJ-18)、各型巡弋飛彈（鷹擊18型/長劍10型）、海紅旗9B型防空飛彈(HHQ-9B)、紅旗19型反導彈飛彈(HQ-19)、魚8型垂射反潛魚雷等，對空/對海/對地目標均可攻擊轟炸。其中，鷹擊18型反艦/巡弋飛彈均為仿造俄羅斯俱樂部M(Club-M)系列，可由船艦垂直發射或由潛艇魚雷管發射。

據傳，055型將配備鷹擊12型超音速反艦飛彈(YJ-12)，外型和台版雄風3型類似，並有極佳的抗干擾性。但鷹擊12型是由外部發射箱攜帶且側向發射，目前055型並未加裝外部發射箱。

055型量產進度

2014年初，湖北省武漢市某處放置上層艦橋結構，推測其和055型研發有關。2017年6月28日，055型1號艦在江南造船廠下水，而後2號艦也下水。2018年7月3日，3號艦和4號艦在大連造船廠下水，並進行組裝工程。英國「詹氏防務」網站報導，衛星照片顯示，中國正在建造第6艘055型，首批模組已經在2018年1月成型。2018年7月24日，西藏獨立自治區拉薩市民政局證實有1艘055型將命名為拉薩艦。目前，確認055型生產數量為8艘。

055型對台海防衛的影響

055型火力強大、航程又遠，是未來中國海軍航艦打擊群的最佳配角。若陸方實施遼寧號、山東號航母艦隊的繞台演訓，進而爆發小規模衝突或大規模作戰，台方除了艦對艦、機對機的單一作戰之外，必須重視海空機艦的聯合作戰。因此，資料鏈傳輸(data link)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未來，透過資料鏈傳輸，海空機艦可互相分享情資，縮短攻擊時間以克敵制勝。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2018年中國在海南島三亞附近海域，航母遼寧艦和40多艘戰艦在海上呈一字佇列航行，天空還有多批戰機，進行了海上大閱兵。報導一經刊出，在網路引發極大迴響，中國最現代化的海軍艦隊出現了。

2018年大陸在海南島三亞海域海上大閱兵後，美國Business Insider線上新聞網就報導了一些西方專家對中國艦隊的看法，美國軍事專家Hans Kristensen、核資訊專案負責人表示：「美國只要派4架B-1B戰略轟炸機攜帶96枚最新部署的長程隱身反艦導彈(LRASM)，就可以將這支艦隊摧毀。」聽起來感覺有點輕蔑，但是B-1B戰略轟炸機和LRASM長程隱身反艦導彈確實對中國海軍造成極大威脅。

LRASM是隱形殺手

LRASM是一款美國新型的長程反艦巡航導彈，最大射程達可達900公里，使得B-1B可在航母戰鬥群空中防護圈之外發射導彈。該導彈具有極強的隱身和突防能力，綜合運用了紅外特徵和電磁靜默等隱身技術，無論雷達還是紅外訊號都非常微弱，甚至可以在沒有GPS導引的環境下，向對方敵艦隊發起攻擊，是個具備人工智慧、十分犀利的隱身殺手，很可能使海戰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美國曾經規劃過一次以12架B-1B轟炸機，攜帶288枚新部署的長程反艦巡航導彈(LRASM)，分三批，從四個方向對敵艦隊發動飽和攻擊，如果這樣做，將造成敵方難以承受的打擊。

鋯石高超音速反艦導彈

俄國《衛星通訊社》報導，俄最新型鋯石高超音速反艦導彈（編號3M22）最近再次完成試射，測試過程中速度曾飆到驚人的8馬赫，比上次試射速度快了近一倍。俄海軍發言人稱，該反艦導彈預計在2018年開始批量生產，首批裝設在俄羅斯海軍「彼得大帝號」(Peter the Great)和「納西莫夫海軍上將號」(Admiral Nakhimov)這兩艘核動力重型巡洋艦，以代替原有的重型反艦導彈P-700花崗石(Granit) 導彈。同時，也可以裝在俄羅斯949A「安泰」(Antey，俄文：巨人的意思)核子攻擊潛艇上，每艘核潛艇可以攜帶多達72枚導彈。

俄羅斯鋯石反艦導彈射程超過600公里，最大飛行速度7至8馬赫，可以從陸地、海上和水下發射，它能在30秒內飛行350公里，整個打擊過程僅需200秒，在反導系統還未能有效反應前便已擊中目標。

西方軍事專家曾在媒體上指出，這種高超音速反艦導彈，一次打擊就能摧毀一艘航母，8馬赫的飛行速度讓任何反導系統都無能為力。一旦俄國巡洋艦及潛艇裝備鋯石高超音速反艦導彈後，將徹底改變海上戰略格局，航空母艦獨領風騷海洋數十年的情勢，很可能完全改變，這對擁有11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的美國來說，將造成嚴重威脅。當然，對積極發展航母的大陸海軍，也是個值得深思的警訊。

新型武器「狀態-6」

俄羅斯總統普丁之前向全世界大秀新型武器，其中一種相對低調、神秘的武器，在普丁介紹影片中著墨甚少的俄國尖端武器「狀態-6」，是種新型無人操縱的水下平台，其速度遠比潛艇、魚雷還快，可攜帶重型核彈頭，威力強大，只要1枚就可以癱瘓敵方港口或沿岸大城；也可用來攻擊敵方航母戰鬥群，堪稱殺人不眨眼的利器！如果它在敵方近海海底引爆，威力將引發一場超級強烈地震及人工海嘯，近百公尺高的巨浪將淹沒沿岸城市。

報導指出，這種「狀態-6」(Status 6)核魚雷可攜帶百萬噸級核當量的核彈頭，俄羅斯官方2015年確認了此核子武器的存在。「狀態-6」由魯賓設計局研發，直徑1.6公尺，長度24公尺，裝有小型核動力，具有極高航速，擁有人工智慧(AI)，可自行規劃它的航線及進攻路線，以躲避敵方偵查；也可由母船投放，航程超過1萬公里，其實就是一架智能化的「水下無人攻擊機」(Underwater Drone)。

反介入武力「新三劍客」

中國大陸的東風-16改，東風-17與東風-26改，都是「核常兼備」的反介入精確打擊武器，組成反介入武力的「新三劍客」；導彈的彈頭重量加大，毀傷威力大，具有足夠餘度換裝不同戰鬥部（彈頭）或集束式戰鬥部，打擊方式將更為靈活；導彈上裝載高超音速、高機動重返大氣層載具(WU-14)，可以配合空天預警偵察系統，對於巡弋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內外航母戰鬥群構成致命的威脅。2018年珠海航展展出的CM-401高超音速反艦導彈，具備與俄羅斯的鋯石高超音速反艦導彈類似的功能，將成為中國反航母的另一利器。

軍事思想應隨著科技發展而與時俱進，當遠程導彈、水下無人載具及空天作戰體系發展逐漸成熟後，是否會顛覆航母獨領風騷數十年的現況？所費不貲的航母作戰體系，是否仍然能繼續扮演主導海上霸權的角色，還有待觀察。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中國製造2025」無疑是中國大陸邁向製造業強國的最高戰略和指導方針，雖然最近低調改口，應是緩解美中貿易戰壓力的權宜之計。另外，其升級版「中國標準2035」已悄悄地進行，躍然成形。

在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1月前往大陸前夕，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首度改口說，「中國製造2025」只是「規畫指南」，並非正式的「行業政策」。眾所周知，「中國製造2025」是大陸邁向製造業強國的最高戰略和指導方針。如今，這種政策大轉彎的說詞，不禁令人猜疑，葫蘆裡賣什麼藥？

為緩解美中貿易戰壓力

不可否認，美中貿易戰與美方認為「中國製造2025」，可能成為威脅全球技術創新及美國科技霸權有關。因為，此計畫目標希望在2025年底前，基本核心零件和重要基礎材料供應商國內市占率提高至70%、大陸40%的手機晶片自主生產、還有70%的工業機器人和8%的可再生能源設備亦是自己生產；並期許未來在人工智慧(AI)等領域能逐漸追上美國及德國水準。陸方此時發布訊息，正凸顯其承受的壓力不輕，進而藉此緩解美中貿易戰，讓後續的談判能順利進行。

向「中國標準2035」發展

持平而論，技術標準是發明創新和商業化之間的紐帶，一個國家如果能把它的技術標準推廣到全球，就能從這些產業中獲取誘人的市場紅利，還能體現它深厚的硬實力。美中貿易戰後，大陸除了加強高科技自主研發外；據悉，早在去(2018)年3月，大陸「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和「工程院等國家高級智庫」已正式啟動標準化戰略的行動綱領「中國標準2035，China Standards 2035」（如表1所示）。

該計畫擬由IC設計、虛擬實境、智慧健康養老、5G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的國家標準制定做起。未來要推動物聯網(IoT)、資訊科技設備互聯與太陽能領域的國家標準，進而成為國際標準。實施步驟是先由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建立產業生態系，然後透過「一帶一路」推向全世界；進而讓大陸有機會擺脫依賴國外技術的現狀，掌握關鍵產業技術標準的話語權。準此以觀，「中國標準2035」無疑是「中國製造2025」的2.0版或升級版。

在新興科技領域急起直追

如同近期《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主題〈紅月亮升起─中國將主宰全球科技？ Red moon rising-Will China dominate science?〉。首先在5G領域中，華為竭盡全力地想主宰全球5G標準，晉身全球龍頭；此意圖也引發美國高度關注，認為中國宰制5G會嚴重衝擊國安並極力阻止；前陣子所爆發的華為事件，無疑就是明顯的舉措。然而，勢不可擋，華為目前在5G標準專利數已是全球最多；且在5G標準制定的過程中，中國電信正式發布《中國電信5G技術白皮書》，捷足先登。

此外，去年7月，由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中心所發布《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指出，在專利數目上，中國大陸已躍居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布局最多的國家，數量略微領先於美國和日本；在產業上，中國大陸的人工智能企業數量位居全球第二，北京是全球人工智能企業最集中的城市；另在風險投資上，大陸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占全球60%，成為全球最吸金的國家。外媒這兩年相繼發文指出，大陸在人工智能超越美國不再只是一個夢。

其次，在物聯網領域中，全球最強物聯網公司名單，亞馬遜、安謀控股公司(ARM)、Google、華為、高通公司等位列其中，大陸雖然僅華為一家上榜；但在全球手機和物聯網解決方案領域，華為卻是全球排名居首的平台供應商。據統計，大陸自2017至2021年的物聯網平台支出保持13%年均複合成長率；按此速度，到2021年，其物聯網平台支出將是世界排名第一，全球占比將超過三成。

美方不會輕信大轉彎

大陸除了刻意淡化「中國製造2025」外，表面上也釋出許多善意；包括，最高法院宣布將設立智慧財產權法庭；立法機構也將通過立法強化外國企業的產權保護；並擬將美國汽車關稅從目前的40%降至15%；此外，亦宣布恢復從美國採購大豆，並進口大米；自今年1月起將對706項商品實施進口暫定稅率，即變相調低或取消部分產品的進口關稅；7月1日起則取消14項資訊技術產品進口暫定稅率；盼能透過這些作為能堵住川普之口，進而讓雙方貿易談判進展順利。

1月7至9日，美中副部級於北京舉行貿易磋商，雙方討論智財權保護、「中國製造2025」、能源進口、農產品進口、汽車關稅，及金融市場准入等六大議題。據悉，雙方雖末簽署共識聲明，但中國大陸在會中已做出口頭承諾，包括，擬立法避免強制技術轉移、重新進口大豆、大米等美國農產品，暫停課徵美製汽車25%額外關稅，並保證增加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同意修改「中國製造2025」，並將部分內容延至10年後。

對此，強烈主張對大陸發動貿易戰的白宮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卻說：「除非大陸能同意進行深切的經濟、貿易及產業改革；否則，美中雙方無法在90天休戰期內達成貿易協議」。他亦指出，美國及日本都無人相信，中國大陸會放棄推進「中國製造2025」。因此可見，短期上，雙方談判確實有初步進展；但長期，美方對「中國製造2025」及「中國標準2035」可能造成的威脅應不會掉以輕心。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月2日，習近平講話中提到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引起社會各界廣泛討論。本文旨在探討「一國兩制」為何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式，也針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應注意的事項提出幾點意見。

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

首先，針對「一國兩制」為何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最佳方式，提出三點意見。

（一）可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會見台灣促統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說，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習這次說，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史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兩岸迄今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

另外，習近平在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的講話（下稱「7.1講話」）指出，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十九大報告說，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式。

綜上可知，台灣問題與港、澳回歸前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台灣雖早在1945年就脫離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重回中國版圖，與港澳在回歸前皆屬殖民地不能相提並論，不過，台灣光復僅僅四年，兩岸人民就因國共內戰長時間隔絕，各自經歷了不同的政經發展，導致意識形態及生活方式大不相同，這也成為台灣民眾對統一心存顧忌的最大理由。再加上台灣歷史教科書一步步切割台灣與中國的紐帶關係，導致年輕人的國族認同產生錯亂扭曲。

既然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在解決問題時就應採特殊方式，以確保台灣民眾在統一後可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二）促使兩岸以和平方式統一。大陸40年前就提出以和平方式統一，習這次更強調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依筆者見，和平統一對全民族最有利的理由如下。

(1)從大陸戰略思維來看。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習近平說「解決所有問題包括台灣問題的關鍵要靠大陸自身的發展」，而經濟建設需要和平的環境，尤其，大陸要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更須確保國內外及台海之間維持一個和平環境。

(2)從台灣人心思變來看。隨著大陸崛起壯大，對台政策更加清晰堅定，台灣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統一是大勢所趨，尤其，民進黨2016年二度執政以來因施政不力，又堅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經濟不振、政治亂象叢生，連台灣一向引以為傲的民主都快成為「失敗的民主」範例。而大陸經濟快速並持續成長，向世人證明其制度有合理性和競爭力，也使得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好感度已超越惡感度。兩岸和平統一指日可待，何需武統？

(3)從國際社會期待來看。「一中原則」雖早已成為國際共識，但仍有不少國家，特別是美國，常以「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為由干涉中國內政。作為倡導和平發展與世界大同的領頭羊，中國理應盡量避免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

不過，習也再次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但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子。由此看來，大陸會繼續堅守和平統一立場，但決不會讓統一的歷史任務無限期拖延下去，更不會坐視島內外台獨分子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三）符合台灣民眾利益及國家根本利益。理由詳述如下。

(1)符合台灣同胞利益。當鄧小平40年前說統一會讓台灣同胞過上更好的生活時，沒有多少台灣民眾相信，甚至有人消遣不願認大陸這個窮親戚，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崛起壯大，兩岸政經實力日益消長，台灣愈來愈多人相信統一後日子會更好。

習這次又表示，將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台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從過去一年大陸推出的31項惠台措施，到頒發居住證，到最近通過台灣中小學老師可赴大陸教書，已吸引了台灣青年爭先恐後前往大陸升學，中壯年優秀人才赴大陸任職，而且使台灣民眾對大陸好感度大幅增加，這證明個人的切身利益決定著民心的走向。

(2)符合國家根本利益。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憲案，憲法寫入「中國共產黨領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標誌著中國將繼續走一條與西方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道路，決不會改旗易幟，也不希望受到干擾。而台灣，一向以實施美式民主為傲，特別在不能以「不願認窮親戚」排斥統一後，民主就成了朝野「拒統」的神主牌。儘管近年來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制度自信」已在喪失中，但經過數十年的反共親美教育洗腦，要台灣民眾放棄自己熟悉的制度，的確有困難。

更重要的是，兩岸統一後若不採行「兩制」，會嚴重衝擊大陸實行的單一制體制，並難以找到兩岸同胞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習近平在「7.1講話」說的「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其道理完全適用於統一後的兩岸。

兩制尊重差異、相容並蓄

其次，習近平這次說「一國兩制」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這些特質對當前解決台灣問題至為關鍵，理由如下。

（一）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台灣在經濟上長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政治上採多黨政治、普選制度，雖近年已產生諸多致命的弊端，但大多數人仍堅持維持現有制度及生活方式。而大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被正式納入中共黨章及憲法，這代表兩岸未來會繼續走不同的道路，它雖使台灣一些長期堅持要以西方資本主義價值為主，實現「一國良制」的人夢醒，但要台灣立即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困難重重。只有實行「兩制」，制度不同才不再是統一的障礙。

（二）「兩制」不是「一國兩制」不被接受的問題所在。台灣大多數人反對「一國兩制」，除因「一國兩制」被不分藍綠的政黨及政治人物刻意污名化外，主要在於對「一國」或統一有所疑懼，而非對「兩制」有意見。也有人擔心「兩制」是暫時的。因此，只要台灣民眾知道「一國」不可迴避，必將審時度勢，轉而支持「兩制」，為自己爭取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及權益。另外，大陸既主動提出「一國兩制」，有何理由不照章行事？再說，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大陸，豈會不謹守兩岸協商的台灣基本法（暫定），自毀信譽？

（三）台灣不會「香港化」。有人因香港遭遇不少問題，而質疑「一國是真，兩制是假」，其實，台灣方案根本不可能有「香港化」的問題。

(1)「兩制」指的是台灣將與大陸實行兩種不同的政經制度，跟港澳關係不大；最淺顯的例子是，香港回歸21年仍沿用英美法，從未恢復死刑，這與大陸和台灣均採大陸法系，均未廢除死刑決然不同。(2)1980年代擬定的香港基本法，所有內容都是為維持當時的香港現狀，台灣方案最快也要等到2020年，中間至少相隔40年，怎麼可能一樣？(3)香港問題有其歷史及社會背景，也受到外力不當影響，大多數問題並非出自「一國兩制」的實踐。更何況，香港實踐正好提供了很多寶貴經驗，供吾人思考。

（四）兩岸仍須相互了解尊重。兩岸既實行不同制度，任何一方就不得對他方的制度說三道四，甚或刻意干擾。不過。為促使台灣民眾對大陸體制有所了解，並加以尊重，大陸應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大陸當代政治體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制度、領導人養成教育，人權及少數民族保障等政策。

台灣方案應注意事項

最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研討工作涉及範圍極廣，有必要先成立法政、經濟、社會、文教等組別，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各種問題進行梳理，最後再加以彙整，做出初步建議。筆者先提幾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此拋磚引玉。

（一）兩岸政治分歧亟待化解。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領土與主權從未分裂，復歸統一是結束兩岸的政治對立。習這次更明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要化解兩岸政治分歧，就不能迴避中華民國定位、「一國兩區」、「一國兩府」、「一國兩治」等問題，但台灣方面切勿天馬行空，或漫天要價，違背了「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在國號問題，民主應尊重多數人的意見，台灣方面若太過強求，恐怕反失民主精神。

（二）具體內容必須考量利弊得失及後果。大陸對於兩制的具體內容，先後有「葉九條」、「鄧六條」、「錢七條」。但隨著時間久遠，台灣政治生態及國際形勢又發生巨變，30年前的承諾是否應保留，必須深入討論其利弊得失及可能後果，再做定奪。另，由於台灣方面從未回應大陸的任何承諾，因此，未來即使不納入或修改某些內容，並無背信之虞。

（三）要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台灣的政黨政治、普選制度應可保留，但必須防堵弊病，以免後患無窮。例如，如何限制政黨不能有台獨黨綱？如何禁止台獨主張列入競選政見？如何限制民代在問政時刻意破壞兩岸關係？台灣選民選出的行政長官是否須經中央認命，或改採報備形式？這些問題攸關「兩制」在台灣實踐的成效及台灣的長治久安，至為重要。

（四）兩岸合作撰寫中國近代史。台灣國族認同問題不亞於香港，應及早落實兩岸共用史料、共寫史書政策，邀集兩岸歷史學者撰寫包括台灣史在內的中國近代史。也應就兩岸如何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加速兩岸融合發展，提出具體有效方案。

在設計「兩制」台灣方案時，應考量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遵循「三個充分」；參照過去承諾；考量香港實驗的經驗教訓、借鑑外國相關經驗等五大要素。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講話，是大陸推進國家完全統一的綱領性文件。在講話中，習近平提出要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於是如何具體落實這一任務，就成為大陸學界和政界未來一段時間的一項重要任務。筆者認為，設計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必須考量以下五大要素。

第一，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根本原則。

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指出，「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這句話其實正是設計「兩制」台灣方案時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其旨在確保兩岸統一後，中央政府能夠對台灣地區行使有效管轄。兩岸統一之後，必須確保國家整體安全、中央在台灣地區的主權行使、以及未來兩岸雙方的發展利益。

套用中央在治理香港問題上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實現中央的全面管轄權與台灣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學界和政界必須在確保這一原則的前提下，來研究和設定台灣的高度自治權，這也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前提和基礎。這是一個不容談判的原則，未來的「兩制」台灣方案必須在這一原則下設計。

第二，習近平的三個「充分」論述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遵循。

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這三個「充分」是今後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根本指標和基本遵循。

具體而言，第一個「充分」是針對台灣有區別於港澳的歷史背景、現實因素、「主體性」形態等。香港和澳門分別有「一國兩制」的香港方案和澳門方案，台灣與香港、澳門的情況有所不同，故需要有別於香港和澳門方案的台灣方案。

第二個「充分」是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是大陸單方面的制度設計，並將結果強加於台灣方面的「粗暴方案」，而是積極鼓勵台灣同胞共同參與、兩岸人士共同建構的雙邊共用安排。未來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應當是在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個共識性方案。

第三個「充分」體現了大陸的「暖心」，因為大陸體量大、人均GDP不高，有些台灣民眾擔心統一會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也有人擔心統一會使台灣自由民主受到限制。針對此，習近平做出了承諾，旨在讓台灣民眾放心。

所謂「感情」問題主要是指，多年來台灣當局一直以「國家」符號來治理台灣，台灣民眾對這套符號已抱有感情。今後如何處理，取決於未來兩岸雙方的協商，但不論結果為何，其前提必須是不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第三，20世紀80年代大陸官方對台灣方面的承諾，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參考。

既然先前的大陸領導人曾就「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施方案，對台灣做出過承諾，大陸學界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就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這些承諾。但是，遵循承諾並非意味著原封不動地照搬承諾。

我們要看到，這些承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時過境遷30多年，如今不論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局勢，還是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岸力量對比出現了根本性、結構性的逆轉，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給大陸未來治理台灣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並加上國際社會的複雜多變。

考慮到這些，我們認為，鄧小平先生當年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面的構想，並非完全適用於現在，未來設計台灣方案時不能無視以上變化而照搬原承諾。筆者認為，未來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對於鄧小平先前的「承諾」，我們只能與時俱進地「參照」，而不能原封不動地「依照」。

第四，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實踐資源。

在香港回歸以前，「一國兩制」不僅是中國對區域高度自治模式的重大探索，也是世界上不曾有過的破解國家統一難題的首創性制度安排。21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給予我們設計台灣方案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但無法迴避的是，香港方案中曾因個別制度設計的瑕疵，而給後續「一國兩制」實踐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這些問題在未來台灣方案的設計中，必須有意識地予以防範和避免。

筆者認為，凡是不利於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轄權的制度安排，中央應堅決一律予以改造或捨棄，不能在台灣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再重複出現類似香港的疏忽。

第五，國外處理中央（或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必要借鑒。

二戰以後，民族國家大多面臨如何處理國家的整體統一性與地區差異性之間關係的問題，並設計了種種制度，安排來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從近十幾年的國外實踐來看，西方國家先前的制度安排也遇到了挑戰，尤其是早發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紛紛出現公投型分離主義的問題，這些反映出二戰以來，西方國家解決中央與高度自治地區關係的傳統模式出現了問題。

為此，我們必須要有國際視野，通過比較政治研究，梳理、總結與汲取國外處理中央（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權力關係的經驗教訓，以便我們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加以參考。

總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儘管歡迎台灣各界代表性人士參與設計，但最終方案的形成還是取決於大陸方面。

一般來說，兩岸力量對比變化、兩岸政治談判的成效、大陸對統一後治理有效性的評估、台獨勢力的消長狀況，以及台灣社會對於統一的態度等等，都將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大陸官方對統一問題的研判，進而影響「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研究員)

我認識胡秋原先生，大約在1952年左右，是將近70年前的事情。因我喜歡拜讀他的文章，故自動去拜訪他並向他請教。當時，我來往的前輩學人蠻多的，包括任卓宣、鄭學稼、阮毅成、戴杜衡、江觀綸、周世輔、溫崇信、吳曼君、王撫洲、林衡道諸位先生。

胡先生是學貫東西的大學者、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論家。他一下筆便數萬言，像他這樣思路分明、滔滔不絕、一氣呵成，能寫數萬言的學者，中外並不多見。人多說，胡先生的筆尖帶感情，誠非虛言。

我非常欣賞胡先生的作品，所以在留學日本期間曾把他的〈中國之悲劇〉、〈毛澤東有思想嗎〉、〈給日本的公開信〉譯成日文，分別在日文雜誌發表，後來與任卓宣的〈新民主主義批判〉，加上我的三篇拙作，以《中國之悲劇》為書名，於1976年，由東京世界情勢研究會出版社出版，頗獲日本讀書界好評。

記得1961年春天，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三組主任的馬樹禮來日本考察，在東京黨部舉行了一次留學生座談會。座談會之後，馬先生要我留下來跟他個別談話。馬先生告訴我，是胡秋原先生特別介紹我。

從此以後，我經常和馬先生取得連繫；在紐約期間，我組織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創辦《中華青年》季刊，從事愛國活動，都是在馬先生指導之下進行的。

而此時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留美學生在華府召開反共愛國會議時，特別邀請了胡先生前來做專題演講。當時胡先生出國有困難，故我特別請馬先生為他解決問題。胡先生的精彩演講使與會的所有留學生精神百倍，信心大增。

該會議後，胡先生來紐約我家住了幾天。胡先生不管請客或作客，是從不講客套話的。他什麼菜都吃，而且吃好了就站起來離開座位，也不說一聲「你們慢慢用」，並去漱口。他嗽口是蠻大聲的，真是很特別。同時一坐下來就看書刊，或討論問題，極其健談，聲音又大，好像年輕人在爭論的樣子。我很喜歡他這種毫無拘束的作風。

胡先生有時候給我寫信。他字寫得很大，字形極為特別，開始時常不容易看懂，後來習慣就好了。我時為他找日文資料，並為他主持的《中華雜誌》和《世界評論》寫文章。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胡先生的是，1966年我要由東京轉往紐約繼續求學時，簽證需要2,400美元保證金。我因錢不夠，遂與胡先生商量。他立刻要他的千金采禾和女婿羅茂能，替我寄來一份2,400美元的存款證明。我到紐約之後，馬上簽字把錢還他們。

胡先生15年前去逝，我謹以此文懷念他。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孫中山最早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1923年與越飛簽署了聯合聲明，推動國共合作。本文旨在探討他改變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仔細研讀國父孫中山的遺囑，會知道他每一句話皆有所指。

首先，「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是改組後中國國民黨的屬性；「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要國人與平等待我的蘇聯親善。

其次，「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前面三本巨著是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建國程序，尤其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是他尋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資、外才與技術，共同開發中國的期望。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指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和日本訣別，與社會主義國家靠攏的宣言。

最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孫中山留給我們努力的目標。

蘇聯積極尋求與中國聯盟

從遺囑中可看出，孫中山晚年已傾向國共合作，並將外援的對象從帝國主義者，轉向反帝國主義者。

1917年蘇聯爆發大革命，列寧取得政權，先後成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共產國際組織，並向反帝國主義者尋求聯盟，東方的中國成為首要聯合對象。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蘇聯革命興趣不大，但已意識到社會主義將是世界未來的潮流，惟他們心儀的社會主義是歐美流行的改革型社會主義，而非蘇聯革命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北京政府處理外交的無能，以及看到各國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展開，他們開始探索蘇聯大革命，把馬列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一支來介紹及學習。

為尋求中國聯盟，共產國際依列寧指示，陸續派員來華活動，除孫中山外，他們也選擇陳炯明、吳佩孚為結盟對象。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與北京段祺瑞政權對抗，但他的政府卻得不到列強承認，更受到桂系排擠，政權始終不穩。

為了實現中國統一，孫中山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展開內外結盟。因桂系向直系軍閥靠攏，攻打皖系段祺瑞陣營，居於策略考量，孫中山尋求與皖系合作，最後順利回到廣州重掌政權。當時共產國際頻頻派員與孫中山接觸，但孫1918年在上海撰寫實業計畫時，期待英美資本家來華投資，故未將蘇聯當作外援對象。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來桂林，會見忙於籌備北伐的孫中山。馬林曾在印尼從事共產革命，與印尼回教民族主義者有合作經驗。他認為國民黨過於鬆散，因而向共產國際推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並建議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便於伺機取得控制權。

孫中山瞭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有共通性，例如：「實業計畫」可減少階級差距，「平均地權」可緩和貧富對立。但當時中國正爆發直皖戰爭，孫中山認為，這是北伐的好機會，馬林向他建議組成一個聯合各階級的政黨，尤其是工農大眾；設立軍官學校，擁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等事宜，但都遭到孫中山謝絕。沒想到，一年後的1922年8月，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有了重大的改變。

孫中山接受國共合作

孫中山開始進行國民黨的改組，他雖然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他還是於1923年1月與越飛簽署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進行國共合作。同年3月，孫中山三度回到廣州，建立了一個強化大元帥權威的政府外，還積極從事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以及設立黃埔軍校。

從國民黨改組到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可看出孫中山已全然接受國共合作，讓中共參與代表大會，並使國民黨從「孫中山黨」轉為「國民的黨」，在黃埔建校與建軍上採取了蘇聯紅軍規制。

孫中山改變的幾大原因

孫中山之所以改變，應有以下幾大原因。

首先，孫中山的改變，出自1922年陳炯明的叛變。陳炯明的叛變讓孫中山在上海苦思策略，以求東山再起。此時北方雖由直、奉軍閥共掌北京，因爭奪地盤及組閣問題衝突不斷，加上黎元洪總統被迫去位，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引發各地撻伐，粵奉皖三系聯合夾攻直系。直系吳佩孚雖先發制人，馮玉祥卻陣前倒戈，造成直系大敗，北方混亂，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是。

其次，孫中山的改變，出自日本政府對南方政權的不友善。眾所周知，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抗日情緒逐漸高漲，日本在華盛頓會議結束後，不僅國際地位驟升，在中國的既得權益（特別是滿蒙）亦未被解除。這段時間，孫中山不斷派員到日本，向日本政府尋求支援。

1921年3月，廣州二次政府成立前夕，孫中山邀請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到廣州。宮崎告知日本報導他的南方政府「赤化」、「與陳炯明交惡」及「財政困難」等訊息。孫中山指責日本當局侵略中國，支持北方政府，排斥南方政府，使他不得不轉向別國求援。他期望宮崎、萱野二人能向日本朝野宣傳廣州政府的發展，並給予瞭解與支持。

1923年11月，孫中山致函剛當上日本遞信大臣的犬養毅，請山田純三郎帶回面交犬養毅，「勸日本倘能覺悟放棄侵華政策，亞洲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向赤露而去矣。」此時孫中山已在年初簽署「孫越聯合宣言」，並發表「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從信函內容可以瞭解，如日本願意援助的話，他傾蘇的態度是可調整的。

孫中山最後一次對日本的期望，是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時。他從文化切入，說明東方王道文化與西方霸道文化的差異，並以中國、英國為例。他說，「中國講王道文化，以仁義感化人，尼泊爾至今還尊崇中國為上國；英國講功利強權，用洋槍大砲壓迫人，埃及、印度時刻都想脫離英國。」他接著提到，「歐洲有一個新國家，就是蘇聯，受到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所以他要和東方攜手」。

孫中山在演講最後提出「要以王道為基礎，團結亞洲各民族，共同抵抗歐美的霸道文化。」並問日本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干城？」

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可說是孫中山與日本訣別的一場演說。對孫中山而言，他多次表達中日要親善，但都得不到日本的回應，連最後一次訪日也沒有日本官員與他接觸。再從現實環境來看，中日俄聯手也不可能，因為日本在中東鐵路及外蒙等問題上與蘇聯有所衝突，何況此時日本侵華的氣燄不斷高漲。

再者，孫中山的改變，在於他對自己的三民主義充滿信心。他雖在1923年進行了一連串國共合作事宜，但他於1924年1月、3月及8月，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民族、民權、民生等三大主義；並公布《建國大綱》。連他北上的行李中都裝滿《孫中山講演集》、《國民黨講演集》、《農民章程及同宣言》、《國民黨週刊》及《三民主義》等8千餘冊書籍。他到北京時，受到眾多手持「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旗幟的民眾歡迎，更增加他要將三民主義推廣於全國的決心，可惜他1925年3月即病逝，中國政局也進入國共紛爭時期。

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孫中山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為他創造了勝出政治舞台的條件。他不顧挫折與失敗，為的是要再造共和。不管他透過談判、聯盟、討伐或向外求援，最後都以破滅落空收場，但他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正確性，始終深信不疑。他可說是一位「最能為國家而與內外勢力妥協者」，也是一位「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