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習近平在北京《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纪念會上，發表了他就任6年多來最重要、最完整的對台講話。筆者聽完講話，不禁回憶起26年前他在香港專訪習近平的往事。

1993年1月初，中共14大剛開完不久，全黨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習近平已從閩東的寧德山區調往省會福州，由中共寧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我則已定居香港數年，時任《香港經濟日報》中國部主任。

一天下午，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廳的電話，詢問我是否願意專訪習近平，我回答說，當然可以啊。隨即約好當晚7時半，到李嘉誠給習近平安排的中環希爾頓酒店頂樓一間套房採訪他。習近平當時率領福州市一個訪問團在港招商。

晚上7點多，他剛吃完晚飯回到房間。我告訴他，香港各界都很想了解他，因他是中共新一代年輕幹部，其父習仲勳在改革開放後曾任廣東省委書記，港人也很崇敬習仲勳。房間內有一長沙發，他讓我坐沙發，自己拉了個椅子坐在我旁邊。他拿起我給他的報紙，認真看了我在香港專訪聶榮臻女兒、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聶力中將的專版報導，很是欣賞。他說，聶力啊，我叫她聶大姐。

我拿出錄音機放茶几上，開始一問一答，足足談了兩小時。他不僅談他對福州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計畫，也談他對香港與福州經濟合作的大計，唯有介紹他自己時不願多談。不過，我還是繼續追問了他個人的一些情況，因為香港人很想了解。

我問他：能不能談談您的個人的一些情況，例如您的父親習仲勳、太太彭麗媛的近況。他笑著回答，「這些事就不談了，我就是我，不要把我和父親連在一起。但可以告訴大家，父親身體還可以。我一直是靠自己闖事業的，一個一個台階往上走，一個台階也沒落空過。」我還問他，海外有傳聞說，中共14大後，他將調到中央任職，有這麼回事嗎？他說，「我從來沒想到哪兒工作，一切都由組織安排。我現在能夠把這個市委書記做好，就不錯了。」

當晚，我回到報館，立即整理錄音，整理出一大版文章，大標題為：內地省市領導談改革開放─習近平：福州按市場規律引外資改造企業。我還找來著名畫家靳尚誼畫的彭麗媛油畫作品，把它翻拍為照片，配上「元老之子、妻為名歌唱家」附文，整版圖文並茂，內容豐富。隔日報紙正式刊出。新華社香港分社朋友隨即轉來兩罐福建茶葉給我，說習書記謝謝我。

習近平從政後重視做事，專訪他實屬不易。刊登報導的《香港經濟日報》當年在港有較大的影響力，不左不右，中間色彩，深受財經界、政界及外交界歡迎。

專訪習近平的報導發表後，在港引來好評。港人對習近平刮目相看，認為他是中共元老的優秀後代。報導也獲很多外國媒體、台灣媒體轉載。有意思的是，文章導語中預言，習近平可稱是中共跨世紀的接班人，當年的研判，近20年後真的成為事實。

我第一次見到習近平是在1985年，當時他剛從中共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調升到廈門，任主管對外開放的副市長，是當時省委書記項南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借將調來的。此後，習近平在福建工作了整整17年。

那年秋，副省長王一士帶隊到廈門調研廈門及閩南三角洲經濟發展規劃，參加的有省對外經貿系統負責人等，我是省報負責對外開放報導的記者，隨團採訪。習近平是該次活動的主要策劃者。我們在廈門兩天，後又去漳州，住在漳州賓館，他談了很多對廈門經濟特區建設的思路和想法，也對漳州市及閩南地區開放建設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

十餘年前，我從香港新聞界轉行做學術研究，一直關注及研究台灣問題。這次習近平提出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近平提出的是統一戰略，大陸今後將牢牢掌握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和主動權。習很了解台灣，交了很多台灣朋友，對台灣人民有深厚感情，他主張兩岸一家親，中國人幫中國人；他對國家完全統一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對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充滿信心。

俗語說，既有菩薩心腸，也有霹靂手段。習絕不會容忍台獨等分裂國家行為，假如台獨分子真的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他絕不會坐視、不會留情。我希望台灣當局千萬不要誤判，以為與大陸對抗、猛搞台獨不會有事。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

近年來，中國崛起正成為世人熱炒的話題，但與之相伴發生的中華古文明之再生、再造輝煌，卻被世人忽視了。這一個對中國和世界意義更為深遠的大事，理應受到應有的關注。

再造輝煌之「再造」，隱含著中華文明曾經由儒道造就過數千年的輝煌，後來衰微了。宏觀地看，中華文明在河洛的原生時期，在地氣、人氣、文氣的交織作用下，就具有一種先天的生命週期，每隔若干年，就會生場小病，每隔百十年甚至數百年，就會生場大病；小病小衰，大病大衰。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是從大病走向康復，從衰微走向輝煌；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開頭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衰世亂世，合是盛世治世，兩者就是這種週期現象的經典表述。近現代中國自清乾嘉之交以來，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難歷程，再次印證，這個週期循環律仍在起著積極的作用。

之所以如此，要從中華文明成型的源頭去找原因。中國是個道地的農耕文明，自然要從形成農耕文明的地氣、人氣、文氣三個維度去找尋答案。農耕文明最根本的地氣也即構成河洛華夏農耕文明的基本物質條件或生態條件來說，從其原生期，就與農耕文明不可或缺的「水」資源結下了生死緣，所以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成為中華民族的神話美談。

夏禹通過治水改造山河，奠定了中華文明千秋萬代賴以存續的物質基礎，並確立了中華民族生存的九州基本疆域規模。這個物質基礎的地氣支撐了中華文明至今數千年的存續，並由此衍生了中華文明的人氣─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以及文氣─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的標誌性特徵。

這些標誌性特徵先後造就了秦漢、隋唐、明清初期中華文明的輝煌。但是到了近現代的這個節點，也即到了清中葉乾嘉之交時期，構成中華農耕文明賴以存立的水土資源與人口的矛盾形成難解的尖銳矛盾；質言之，水土資源已不足以養活當時劇增的人口，誠如乾隆時期的人口學先驅、中國的馬爾薩斯─洪亮吉(1746-1809)在其《意言‧治平篇》中所言，「（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以致帝國的人口從清初的一億左右猛增至四億之多，造成農村破敗，人民流離失所，社會動盪，終於爆發了回亂、太平天國、捻亂的空前社會大動盪，使帝國陷入前所未有的王朝危機，並預示未來中華文明將面臨更深刻的人口危機；試想：如果今天，仍然沿用傳統儒家的重農經濟思想，不思與時俱進，中華大地的水土資源，如何能養活今天多達14億的龐大人口？

迫切呼喚嶄新的治道

但是，當時的學術界以乾嘉時期考證學派的繁瑣，以及當道的宋明理學的玄虛，在在顯示，古老的儒道中華文明已到了江郎才盡、陷入「哲學貧困」的地步，正在迫切呼喚嶄新的治道。然而，此後的各個世代，自龔自珍直到孫中山的無數仁人志士，中經太平天國「離經叛道」的上帝教，雖然都艱辛地想克服這個尖銳的矛盾，探索出新的治道，但最終均以失敗告終。

風雲際會，到了五四時期的歷史節點，中國共產主義的先行者李大釗，從異國他鄉，剛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找到了一套可以徹底解決這個矛盾的思想和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一副內足以使當時病入膏肓的中華古老文明起死回生，外足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工商文明挑戰的靈丹妙藥。

找到中華古文明再生靈丹

之所以說馬克思主義是靈丹妙藥，首先是，它為古老的中華農耕文明，找到了工業化時代新的驅動歷史車輪前進的動力，取代了儒道唯心的心性論，即科技生產力論。

馬克思主義在《共產黨宣言》裡承認，資產階級握有打開自然界深層奧秘的鑰匙—科學技術，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正是自稱不知農、不知兵、視科技工藝為雕蟲小技的孔子，所代表的儒道，在近現代工業化的世界歷史大潮中，所嚴重缺乏的安邦定國大智慧。

其次是，它在中華農耕文明被迫與西方海洋工商文明接軌的節點，為中國找到了一整套足以抗拒和應對資本主義，以及其衍生的帝國主義運作規律的完整理論和實踐方法。

第三，它是唯物的、科學的、辯證的，與儒道的反科學的唯心辯證思維正好相反。

第四，它是海陸二維思維，海陸並重的經濟、政治和國防三位一體的思維；政教（化）合一公天下的的一元專政，與自由主義的多黨議會政治水火不容。

第五，以現代的產業工人階級取代傳統的農民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將之轉化為建設現代化中華文明的生力軍、先鋒軍。

最後是在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方面，中國主流思想儒道的核心價值不外立足於農業社會主義的「仁」、「義」、「公」三個基本範疇，而與立足於工業化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勞苦大眾謀求福祉的思想，似曾相識、不謀而合，從而可以互容互補。這是馬克思主義有助於古老中華文明再生的人氣和文氣。

這些正是治療古老中華文明痼疾的奇效藥方。幸好這時在李大釗的鼓吹傳播之下，中國先進的知識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是，中國人被儒道長期牢牢封閉了的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緊箍咒被砸碎了，思想被解放了；此後的中國，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主導下，其生產力得以飛速發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和科技奇蹟，直到近年來特別是在軍工業、航海、航天、高鐵、一帶一路、基建等方面，均取得井噴式的大發展，在國際上為中國贏得了「基建狂魔」、「中國速度」的美譽！中國人也自豪地讚譽說：「厲害了，我的國！」

近現代農工商業並重

其中與民生密切有關的是，已經完成的南水北調的東線、中線工程（西線尚在論證），以及目前正在論證的一項將西部的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水，通過黃河、河西走廊、武威、酒泉、嘉峪關、玉門、庫姆塔克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和田、喀什，全長6,118公里、覆蓋遼闊乾旱的新疆和大西北的「紅旗河」的跨世紀工程。

據權威專家稱，這項曠世工程，沒有資金、技術、人才、經驗上難以克服的障礙。果如所言，一旦得以立項上馬，必將徹底解決洪亮吉揭示的中國水土資源和人口之間的尖銳矛盾；從而在夏禹治水的四千年之後，再次改造河山，使中華大地傳統的農耕自然生態，也即地氣轉變為近現代農工商業並重的地氣；從而保證為中華古老文明再造輝煌，永續繁榮，提供牢固永續的物質基礎。追本溯源，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說厥功至偉。

中華古文明浴火重生

但必須強調，馬克思主義源自西方掠奪性的海洋文明，先天帶有西方理性主義的印記，所以當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時，特別加入中華文明標誌性的仁性價值觀，以符合中國傳統的人情國情。此後，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各個世代，又加以充實闡發。特別是毛澤東，這位集蘇格拉底「哲王」的智慧、孔子「聖王」的仁德於一身的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奠定了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領導風格和氣質酷似毛澤東的習近平主席，於2017年分別在日內瓦的達沃斯論壇和聯合國萬國宮，首次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以中國元首的身分，自信地向世人闡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新中國社會主義文明的要旨，明確宣示中國的傳統美德，揭示富有強國擔當責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世界觀和價值觀，並具體開出治世良方。

可以說，習總的演講，標誌古老的中華文明，在注入馬克思主義的新血液之後浴火重生，展現蓬勃的生機，占據人類文明德慧的世界制高點，從而使中華古文明，於千年後再次登頂世界之巔，再造儒道之後的輝煌！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

《國文天地》是台灣知名的中學國文教育刊物，其出刊宗旨為「發揚中華文化、普及文史知識、輔助國文教學」，卻長期一手從事兩岸文教交流，一手刊載台獨文章。這種歷史暗角如不清理，恐非國文教育與兩岸學子之福。

2018年5月11日，《國文天地》雜誌社與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簽署「合作編輯出版」的協議，該雜誌將可通過福建師大在大陸的學術影響力，讓更多高校讀者看到。從兩岸文教交流的角度來說，這是值得樂觀其成的好事。然而，《國文天地》一手從事兩岸文教交流，另一手卻刊載主張「台獨」的文章，這種歷史暗角若不經清理，恐怕不是國文教育與兩岸學子之福。

以該刊2012年9月號，新竹清華大學台文所原所長陳萬益策畫的「台灣文學和語文教育」專輯為例，陳萬益主張「台灣文學」對照「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因而「台灣文學」應屬國家文學，並非區域文學。又說「台灣文學」之所以定位曖昧，其關鍵在於台灣的政治身分不明確。然而，如此明確地「以文學道政治」的套路，《國文天地》豈會不知道？

尤其是，陳萬益認為「台灣文學」指涉的概念和對象，並不包括台灣傳統的漢詩漢文，而是1920年代源自西方文學觀念的新文學；又認為高中國文教本的台灣文學被限縮，最主要的原因是古文篇章太多云云。這般古/今、中/台（中/西）、文/白二元對立的敘述套路，身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發起人之一的《國文天地》總編輯陳滿銘，應該怎麼看？

再如中興大學台文所所長廖振富，只因為溫家寶朗誦了林朝崧的「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兩句詩，就刊文指其為「統戰目的」、「政治的感性包裝」，並藉此疾呼台灣師生要對台灣文學加緊補課云云。其實，溫家寶朗誦的中國古詩詞很多，按廖振富的邏輯說來，台灣師生難道不需要對中國古詩詞加緊補課？這不是《國文天地》的宗旨嗎？台灣文學和大學裡的台灣語文系所本可正當存在、合理發展，但不幸被框限為「中/台對立」的政治性存在，因而扼殺其合理的發展方式和生機，可謂作繭自縛。《國文天地》對此沒有撥亂反正、力挽狂瀾，反而任其自生自滅，這其實是走到「普及文史知識、輔助國文教學」的對立面去。

再以台中市新民高中國文教師顏利真為例，後者在《國文天地》分享其「本土化教學經驗」的母語教讀：（妻）：「參啊！賰的錢khiam7起來，ka7阿嫂彼枝金花贖轉來毋是較要緊？」三頓踪無門，按怎通有賰？過勞又帶病，景緻迷茫一四界。浮輕的性命，沉重的社會；贌幾坵田，才會種出稱花？

顏利真刊文的結論是：「我更強烈的感受到台灣必須儘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如此公然將語文教育和本土化教學當成台獨政治工具，令人疑惑《國文天地》要怎麼自圓其說？

2013年12月，《國文天地》與台灣文學館、師大國文系合辦「台灣文學教育的回顧與開展」座談會，並在《國文天地》第29卷第10期推出相關專輯。陳萬益為此再度刊文稱頌美國學人李慕思(Mource A. Lee)，推銷那套「英/美＝中/台」的所謂「正常化」邏輯，並認為島內台文系所的發展限制是「中國化」的教育體制使然。台獨學人的思維是把台灣文學線性地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如此才便於套用「英/美＝中/台」的抽象邏輯，而不考慮兩者無法類比的地緣、歷史、政治和社會實際。

葉石濤通過對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社會經濟性質的分析，發表〈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其結論是「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答案顯然不是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但是，在那場座談會擔任引言人之一的姚榮松卻表示，從台灣文學的內涵來看，台灣文學課程中的民間文學、傳統詩文戲曲、日殖台灣新文學、戰後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等五大領域，已說明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異質性」：我們不再承認台灣文學只是漢文學的一支，而是結合台灣這塊土地所發展的特有文學，當然也不能視為中國文學大傳統下的「小傳統」，而是道地具有台灣味的文學。

姚榮松的問題不僅在於把台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而不考慮內在於台灣的中國文化(學)傳統；也由於他把中國現代文學總體化，而不考慮中國文學內部之間的複雜和差異程度，其實不小於或大於台海兩岸之間的文學差異性。這種無視或無識，自然是基於把中國文學「對象化」、「他者化」的主觀需要。然而，號稱要「發揚中華文化」的台北《國文天地》，又是出於什麼目的而讓這種文章見刊？

師大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國文天地》顧問莊萬壽刊文稱：「現代人必須知道現代國家與古代封建王朝或城邦不同。1861年才有義大利，1871年才有德國。中華民國是開國於1912年的。我看過一本名教授的著作說：『我國唐朝』真是荒唐。」（見〈現代化與現代性〉，《國文天地》2013年8月號）。那麼，《國文天地》總編輯陳滿銘說：「我國對古典文學教育，向來都十分重視。因為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先民即開始創作，……。（《國文教學論叢》，p. 3）」對莊萬壽來說，豈非「真是荒唐」？

陳滿銘又說：「從文學風格來看，在我國，自曹丕〈典論論文〉與劉勰《文心雕龍》開始，對風格概念，就探討、發展得很好，這可由傳統有關的許多論著中得知，……。而我國涉及此『剛』與『柔』的特性來談風格的，雖然很早，如南朝梁鍾嵘的《詩品》、唐司空圖的《二十四品》、宋嚴羽的《滄浪詩話》等，……。（《篇章結構學》p. 332-333）」以莊萬壽的「現代性」邏輯來看待陳滿銘三復斯言的「我國」，又豈非「真是荒唐」？

《國文天地》雖刊載大陸學者的文章，但又刊載「去中國化」學者的分離主義文章。所謂學術交流或多元意見，實不宜與出刊宗旨相悖。筆者從一名讀者和國文教員的身分來看，《國文天地》應該對自己的出刊宗旨負責，以免誤人子弟。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美國總統川普只顧「美國優先」，不顧別國死活的作為，不僅引起國際社會不滿，就連美國外交界也看不順眼，2018年一年就有三位著名的外交菁英先後撰書對此發出警訊。

《挑戰和平》

第一本書是去年4月出版的暢銷書，書名是《挑戰和平：外交的終結與美國影響力的衰落》(War on Peace：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作者拉南法羅(Ronan Farrow)是從事調查性報導的新聞記者、普立茲獎得主。他曾與前主管東亞太平洋事務及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大使共事過。

本書專訪了季辛吉國務卿以次的歷任國務卿，以及200多位卸任及現任外交官。法羅對川普逼退了許多有經驗的資深外交菁英，任由國務院高級職位懸缺不補、大砍國務院及國際援外計畫預算30%，約88億美元，而國防軍費卻高達7,500億美元，大不以為然。

法羅指出，美國曾透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了波士尼亞的內戰，卻任由軍方與中央情報局主宰阿富汗問題，而使得郝爾布魯克大使無用武之地。美國外交機構一向是增進美國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今國務院已無往日燈火通明的景象。資深外交官不是被迫離職，就是遭到冷落，紛紛求去，且至今尚有二、三十位駐外大使迄未補實，包括美國重要盟邦的沙烏地及土耳其，影響美國對外關係至深且鉅。

法羅認為，川普未經國務院評估，即逕自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伊朗核協議」及若干聯合國附屬組織，使得美國的國際信用掃地。川普以其個人喜惡推行外交，破壞了美國外交體制，打擊了外交人員的士氣，根本是倚仗美國強大的軍力，將外交「軍事化」。他也感嘆，美國駐外大使館快要變成推銷軍火的「代理商」，長此以往，終將付出嚴重的代價。

《當心法西斯主義復活》

第二本書是《當心法西斯主義復活》(Fascism: A Warning)，也是去年4月出版，立即列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作者是柯林頓任內的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歐布萊特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國務卿，也是美國公眾最欽佩的公職人員。她是生在捷克的猶太後裔，其父曾任捷克駐南斯拉夫大使，二戰時因希特勒占領捷克而避禍倫敦，戰後返回布拉格，後因1948年捷克共黨執政，其父被迫去職，全家以政治難民身分移民美國。歐氏1957年歸化為美國公民。

歐布萊特以其二度親歷法西斯統治的體悟，憂慮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下，法西斯主義有復活的跡象。她認為，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崛起，無不源自經濟、社會或政治動亂，反對黨內部的分裂與無力，以及對保守勢力的姑息與退讓。當今若干民主國家出現反民主的強人，諸如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維茲、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等領導人，均在利用極右派民粹統治國家。

歐氏認為，川普的強人作風有傾向法西斯統治的跡象。首先，川普讚賞普丁、金正恩，卻嚴厲批評歐洲民主盟邦─德、英、法的移民政策。其次，川普苛責美國本身優良的民主體制，諸如聯邦調查局、法院及第四權的新聞界。再次是川普與世界各國交往採取「零和博弈」方式，並以「美國優先」之名為所欲為。她並且說，川普是當代美國歷史上「最反民主的總統」，因此，美國公眾應提高警覺，設法團結共和、民主兩黨有識之士，阻止此種反民主趨勢繼續發展下去。

《珍惜每一天》

第三本書是去年9月出版，也被《紐約時報》列為暢銷書的《珍惜每一天》(Every Day is Extra)。作者是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他也是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1985-2013)，並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本書敘述凱瑞服務公職50年的所見所聞及他對人生的體悟。其中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是作者1966到1969年在越南擔任快艇艇長及巡邏艦長，與越共作戰三次負傷，因戰功榮獲紫心勳章等多個勳章。但他退役後因感戰爭的殘酷，於1970至1971年間，積極參加越戰退役軍人反戰(VVAW)活動，擔任發言人，並曾應邀在參院終戰委員會上作證。

其二是凱瑞擔任國務卿期間，在他的主導下，美國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5+1)，於2015年10月完成「伊朗核協議」，凱瑞又代表美國於2016年4月與其他171國，共同簽署了「巴黎氣候協議」。

凱瑞認為，透過談判，促進國際合作，會使美國的未來更好，這是他擔任公職所追求的目標。他也對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及「伊朗核協議」，並恢復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經濟制裁，極為不滿。凱瑞批評川普做了極危險的決定，不僅有損美國自身的安全與信用，也疏離了歐洲盟邦，是一種缺乏常識與戰略思維的決策。

川普難獲國際支持

上述三位作者皆為美國外交菁英，他們都擔憂川普採取「伐兵」重於「伐交」的手法，將使美國長期所擁有的國際影響力日漸消耗，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川普這種急功近利的性格，能得人心嗎？能獲得國際支持嗎？

(作者係退休大使)

當美國需要台灣的時候，會主動派遣配備核彈頭的戰術飛彈，駐防台灣，當台灣不再是美國的重要利益時，美國不僅禁止台灣研發核武，不肯賣先進武器，也不讓台灣納入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下，一腳把台灣踢到一邊。

美國對於兩岸問題一直腳踏兩條船，完全以其自身利益優先，並不考慮兩岸政權的優劣。1949年美國放任國共內戰情勢惡化，等著塵埃落定，再選擇與勝利的一方建立關係，未料1950年韓戰爆發，打亂了美國的如意算盤。這場戰爭拖了三年，韓戰停火後，美國基於冷戰考慮又開始拉攏台灣。

美國主動將台海核武化

中共在韓戰結束後，開始調集韓戰參戰部隊到台灣海峽對岸，造成了第一次台海危機，在這個危機背景下，台美在1954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該約一直到1979年美國與北京政府關係正常化後才被廢止。1957年美軍將配備戰術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部隊進駐台南空軍基地，至今基地外仍展示著當年美軍遺留下來的屠牛士(Matador)飛彈。

不久後，美軍也將戰術核彈儲放在台南基地，到1970年代美軍在台都有核子武器駐防，但當美國打算與北京建交後，不僅撤出台灣的核子武器，甚至不願意把台灣放在美國核子保護傘下，更不允許台灣發展核子武器自保。

華府從尼克森開始，歷經福特、卡特三任政府，急切完成與大陸關係正常化，中華民國的存在變成了台灣問題。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政治承諾，一夕之間全部毀棄，從最初美方主動表達在台駐防有核彈頭的戰術地對地飛彈，到後來台灣苦求美國以書面向台灣保證，一旦中共犯台，美方要動用核子武器，都遭到美方以沒有必要為由回絕。

韓戰在1953年經過冗長的談判後停火，中共將韓戰參戰部隊轉換到台海，台海情勢升高，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9月3日，共軍炮擊金門。次年1月18日，共軍攻占一江山，大陳島失去屏衛，台灣海空兵力不及掩護，百般無奈下，國府與美國合作在2月8日至2月11日之間，將大陳島居民與守軍部隊撤回台灣。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主動以當時相當先進的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駐防台灣，可用來攻擊大陸東南沿海的機場，協助國府反擊共軍。屠牛士飛彈可配備核彈頭，是有核子攻擊能力的地對地戰術飛彈。

日本排斥核武  台灣歡迎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檔案，1956年5月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他相信中華民國必然歡迎這項措施；當共軍攻擊台灣時，屠牛士飛彈將有效反擊大陸的機場。

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原本是要將1957年2月派駐日本的屠牛士飛彈，輪調台灣，因為美國空軍在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協商有關屠牛士駐防日本的問題前，就先對外宣稱屠牛士飛彈駐防日本與台灣，美軍決定在與國務院協商前，先暫停這項計畫。

屠牛士飛彈的核子彈頭，對於曾遭原子彈轟炸的日本來說，太過敏感，尤其美軍才在1952年結束了7年的占領，不到幾年，又要在日本駐防有核子攻擊能力的部隊，引發日本內部爭論。

美國國防部在1956年7月通知國務院，將以配備屠牛士飛彈的第17戰術飛彈中隊駐防日本，17中隊的一個分隊以臨時任務的方式，駐防台灣，希望國務院提供政治觀點的分析。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卿羅伯森致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瑞表示，日方對於導入任何擁有核子攻擊能力的新武器都十分敏感，建議最好在計畫部署屠牛士飛彈之前，先向日本官員徵詢意見。

羅伯森表示，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除可增強台灣防衛能力，提高台灣士氣，還可讓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為之振奮。

美國務院1956年8月30日電告駐華大使館，希望國府同意讓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我外交部9月2日向美國大使館表示，歡迎美國在台部署屠牛士飛彈。

儘管台北與華府很快就有共識，但久久沒有下聞。1957年2月27日，國防部長俞大維與美國務院官員會面時表示，趕快部署很重要；美國國防部告訴他已經批准，現在正在等國務院的決定。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官員馬康衛說，國防部與國務院都同意會積極推動這項計畫，但仍有一些技術問題要克服。

同年3月6日，中美雙方對屠牛士飛彈進駐台灣展開協商，當年下半年屠牛士飛彈部隊開始進駐。第17中隊原本是要派駐日本，因為過早曝光，引起日本國內反對，便改駐防台灣。

美訓練軍機核彈轟炸上海

在美國1970年代將琉球歸還給日本之前，美軍曾將核子武器儲放在琉球。日本NHK製作過一部講述美軍在琉球儲存核子武器的紀錄片，其中美國空軍F-100的退休飛行員巴塔葛立雅(Norman C. Battaglia)說，他在琉球接受了低高度轟炸訓練(LAB)，那是以低空接近，躲避雷達偵測，然後在到達目標區之前迅速爬高投擲核子彈的飛行訓練，當時美軍以硫磺島作為轟炸訓練的場地。他告訴訪問者說，他接受的訓練是用原子彈轟炸上海。

美軍第17戰術飛彈中隊，是美軍第4個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在佛州奧蘭多成立，不久改番號為第11中隊，1956年7月1日派往德國駐防。1956年6月8日美軍成立第19戰術飛彈中隊，是第5個屠牛士飛彈部隊，但17天後19中隊番號取消，所有人員併入先前的第17中隊。

17中隊在派駐台灣之前，從1957年4月10日開始，在佛州卡納維爾角進行密集訓練，同年5月中旬試射完成四枚屠牛士飛彈後調往台灣，11月在台灣完成部署，1958年6月又改番號為868戰術飛彈中隊。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這些部隊後來在1962年6月離開台灣。

1958年八二三砲戰期間，屠牛士飛彈沒有派上用場，共軍砲擊金門，其戰機與國府空軍激戰，但沒有進犯台灣。美國參謀聯席會計畫在共軍犯台時，出動駐防關島的B-47轟炸機，對大陸實施核子攻擊，但是否動用核武仍需白宮同意。

美撤出核武蔣經國無奈

1962年屠牛士飛彈撤出台灣，美國同時在台灣配置戰術核彈，之後尼克森政府為打開對北京的外交關係，決定撤出台海的核武器，美方儲放在台灣的核彈也從1974年7月開始撤出。

美國雖在台部署核武，但始終對台灣存有戒心。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1974年4月3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在履新前拜會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斯勒辛格告訴安克志，必須在撤出戰術部隊之前，先撤出在台南的核子武器，不讓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某些無法預見的行動。

1974年5月1日，安克志尚未到任，代理館長來天惠拜會行政院長蔣經國，蔣經國說他知道美國在台儲放核子武器，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協議，美國自然可以撤走這些武器，但希望不要公開。當時台灣軍方正秘密展開研發核武與飛彈。

美不讓台納入核子保護傘

1978年12月28日，美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前來台北，針對斷交後諸多外交、軍事合作問題進行溝通。根據克里斯多福在12月30日發給國務院與白宮的電報指出，參謀總長宋長志向他表達台灣迫切需要先進戰機，諸如F-16與F-18，宋長志還要求美國將台灣放在核子保護傘下，並給台灣書面保證，在中共威脅台灣時，美國會動用核子武器。克里斯多福說美國不同意出售F-16或F-18，但會提供防禦武器給台灣；美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提供台灣書面安全保證。

中共早在1960年代已擁有核武與地對地導彈，而台灣研發核子武器在1970與80年代兩度遭到美國制止。從1979年華府與北京建交以來，兩岸雖曾在1990年代有導彈危機，但北京從不曾威脅對台動用核武。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繼去年，今年己亥年，對南北韓而言，又是一個新的挑戰，也是一個嶄新的機會。韓民族的共同目標很簡單：和平、繁榮及統一，繼續透過「文金會」來協商、落實。相比較，蔡英文當局拒絕兩岸協商，實在不自量力、自挖墳墓。

邁入2019年，南韓總統文在寅、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以及美國總統川普彼此間交換了的賀年信，都一致傳出「喜訊」。首先，第4次「文金會」將於4月在首爾登場。而更讓文在寅和金正恩受到鼓舞的是，川普也宣布加入談判行列，第二次「川金會」可望於2月底在越南舉行。

新年川普收到金正恩的親筆信後，不僅表示非常滿意，並且對舉行第二次「川金會」充滿信心，顯示美朝都願意各讓一步，美國會把談判的重點放在長程洲際飛彈(ICBM)上，而北韓則著重在經濟利益。

兩韓2018創造多項奇蹟

其實，文在寅和金正恩兩人在去年一年內就創造了三次「文金會」，一口氣達成的《板門店宣言》、《平壤宣言》，活生生記錄了南北韓走向和解合作之路。該等宣言大部分以兩韓未來的經濟合作與交流為主，透露出兩韓有意共同追求經濟繁榮，逐步走向統一。若與1月2日「習5條」內容對比，有頗多雷同之處，值得蔡英文好好學習。

文在寅和金正恩二人，在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盧武鉉，以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兩次高峰會談的基礎下，承先啟後，往前再推進一步，順利達成這兩份宣言協議，將南北韓牢固綁在一起，逐步走向「命運共同體」。

「文金會」具體成果

第一、共同主張「一個韓國」原則。兩韓目前雖各有國號、國旗及憲法，甚至在聯合國各擁有席次，但均堅持國家未來統一，希望早日解除軍事敵對，走向和平與共榮，不再是國際擔心的朝鮮半島火藥庫。

兩韓不斷努力在國際場合以「一個韓國」呈現。例如，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兩面不同的國旗，在國際奧運會上換成一面朝鮮半島地圖，並用民謠阿里郎替代國歌，這樣就讓雙方不再為國號、國旗和國歌爭吵，強調「韓民族是一家人」和「一國兩制」。

第二、文在寅主張「兩韓經濟一體化」。文在寅主張，今後南韓經濟發展應拓展至北韓，北韓的天然資源及人力，正好能融合南韓的科技與資金，互補性高，各有所取，可以共同攜手進入世界市場。

文在寅再三強調「先經濟、後統一」。兩韓於1950年經過一次慘痛的「韓戰」教訓後，韓民族流過不少淚水及財產損失，南韓人民好不容易從廢墟中締造了「漢江奇蹟」，擁有今日的富庶生活。現在，他們認為這個成果應該與北韓同胞分享。

第三、兩韓「應通盡通」。目前，北韓因遭受美國和聯合國的制裁，使得兩韓經濟關係被制約，但雙方克服萬難，盡量打開「38休戰線」鐵門，舉辦鐵公路開工典禮，甚至要把鐵路直接延伸至中國大陸、俄羅斯及歐洲，這種雄心壯志令人印象深刻。

甚至，兩韓國防部長互換協議書，並在聯合國部隊的見證下拆除軍事設施。兩韓彼此不再互相心戰廣播喊話。在這種和諧的情勢下，每年舉行的美韓聯合軍演也不得不喊停。兩韓正朝著撤離駐韓美軍、簽署終戰協定及和平協定的方向努力。

第四、美朝或兩韓談判不提政治體制不同。北韓目前實施的政治體制，不同於南韓及美國，但不論是「文川會」或「川金會」，都未涉及政治體制。這顯示互相尊重各自的選擇，也因此創造了會議的良好氣氛。

兩岸關係現不如兩韓關係

近日，南韓大進大學教授、前統一部次長金炯錫應邀來台，在一場「九合一選舉後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與前景」會議中率直地指出，過去他在統一部任職時，關注兩岸關係的演進，當時非常羨慕台海兩岸和平發展，但現在，台海兩岸在與兩韓統一的競賽中，台灣恐怕要學習兩韓了。不知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聽了這句話，有何感想？

1月2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卻被蔡英文斷然拒絕。如果小英繼續緊抱台獨，繼續說一些與國際現實不合的「夢話」，後果令人堪虞。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為重振鯨魚產業，逕自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連數十年刻意營造的國際「模範生」形象也不顧了。日本正在蛻變，它是否會重新走上類似戰前的獨行路線，東亞鄰國可要看清楚了。

去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IWC)，並從今年7月起重啟中斷了30多年的商業捕鯨。該退會聲明6月30日生效。這消息令筆者憶起小時候在黑白電視裡看到的一則日本魚油廠商廣告：一艘船頂著大浪前進，人員熟練地操作著架設在船頭的捕鯨砲，「砰」的一聲，粗大的魚叉精準射入前面奔游的鯨魚身。

二次大戰後，日本為洗刷戰前侵略的形象，戰戰兢兢在各個領域爭做「模範生」。1988年聯合國的常規分攤額日本占比10.84％、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國，直到今年才被中國大陸趕上；1990年代日本一度是先進國家政府開發援助(ODA)第一大國；在國際輿論中，它還是防災模範生、環保模範生。其對外關係，向來秉持與國際協調合作的理念，力求表現，不曾退出國際組織，但這次日本甩掉IWC的約束、要大力捕鯨，模範形象全破功，惹來國際社會譁然、抨擊。

日本科研捕鯨數量大

IWC1946年成立，目的在保護鯨魚資源及捕鯨產業有秩序的發展，日本1951年入會，目前有89個會員國。日本宣稱，獵鯨、食鯨已有數千年歷史，鯨肉生產量1930年約3萬噸、1939年4萬5000噸，特別是1940-60年間日本因戰爭、戰敗，肉食品不足，鯨肉一度是日本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1960年代之前，許多國家濫捕鯨魚，日本1964一年就捕殺了超過2萬4千頭，造成部分鯨魚種類瀕臨滅絕。

1986年IWC的《全球禁止捕鯨公約》生效，禁止商業捕鯨，但允許科學研究捕鯨，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陸續宣布放棄商業捕鯨。然而，1987年起，日本每年皆以「調查研究」之名持續捕鯨，有時甚至跑到南太平洋、南極去。迄今日本水產廳網頁上，還針對國際間的質疑辯說，調研「每頭鯨魚要收集逾100項數據」；「只捕殺特定種類的鯨魚，在不影響現有資源的情況下，以科學方式算出可捕獲的鯨魚數」；「調查捕獲後必須盡可能加工，銷售鯨肉不是目的」。

不過，事實證明，就是有鯨魚肉流到了魚市場、餐廳、超市。再說，如僅為做科學研究，日本一年就捕殺850頭鯨魚，數量比明白反對禁止捕鯨的挪威（591頭小鬚鯨，2016）、退出IWC的冰島（46頭小鬚鯨）數量還多，那麼一旦重啟商業捕鯨，會不會更大開殺戒？

日本深諳鯨魚經濟價值

鯨肉可食，雖不見得比雞豬牛羊肉美味，但高蛋白質、低脂肪，營養價值高；內臟等約70個部位都可充分利用，當藥品、工業用品等；鯨油可作為燈油、防蟲材料；鯨脂是脂肪十分豐富的動物油，含大量甘油，可用作合成炸藥中的硝化甘油和紙煙加工，而且還能用來製造肥皂和提煉高級機械潤滑油。

2007年IWC大會反對重啟商業捕鯨以來，日本幾乎每年都以其研究數據，主張應解禁而迭有抱怨，經常揚言退會。去年底，終於憋不住了。有日媒指出，安倍晉三出身的山口縣，其下關市是「近代捕鯨城鎮」、有鯨食文化，赴南極科研的捕鯨船皆由這裡出港；自民黨幹事長（秘書長）二階俊博為和歌山縣選出的國會議員，當地的太地町是「古代捕鯨發祥地」；日本宣布退會前一刻，執政黨自民黨總部在一場支持捕鯨國會議員會議上，與會者皆大啖了一頓鯨肉餐；這顯示退會與選票、相關人員和捕鯨團體的飯碗有關。無論是否言過其實，應該都跟日本欲擴張海洋資源、漁業資源，重振鯨魚產業的企圖脫不了干係。

美媒批判日本「川普化」

澳洲、英國、紐西蘭和美國皆很不滿日本退會。日前《紐約時報》曾以社論批評，日本退出IWC既危險又愚蠢，這類似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的行徑，日本不應有樣學樣。日本外務省立刻反駁說，捕鯨是「固有文化」，日本會遵守國際法，保全鯨魚。

然而，日本近代不遵守國際法是有前科的，戰前發動一連串侵略就是明證。況且，日本近代最被推崇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早早就「啟蒙」國民說，在國際關係中，「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砲，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當年負責維持國際和平的國際聯盟委派李頓調查團赴東北調查，所提報告認定日本非法侵略，1933年3月日本即悍然退出國際聯盟。日本也是利益遠重於國際法，殷鑑不遠。

在安倍長期領導下，日本正在蛻變，這回首次退出國際組織、拋棄國際協調的慣例，究竟是單純為了重振鯨魚產業？抑或是改採類似戰前獨行路線的前兆？東亞鄰國可要看清楚了。

去年12月19日，川普突然宣布要從敘利亞全面撤軍，也有意撤走派駐阿富汗的美軍，受到國內外抨擊；但今年1月6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波頓訪問以色列時說，美國從敘利亞撤軍並無時間表，表明要延緩撤軍。

美軍在敘利亞的角色

敘利亞地區的混戰各方計有敘利亞政府、反政府派、土耳其支持的敘利亞反對派、庫德人領導的「人民保護部隊」(YPG)、聖戰組織及「伊斯蘭國組織」(ISIS)等。

美軍在敘利亞駐有大約2,000名士兵，主要分布在敘利亞北部和東部的庫德武裝控制地區。美軍與被稱為「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的庫德和阿拉伯武裝建立了夥伴關係，他們被認為在消滅ISIS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美國最近一份報告稱，敘利亞境內仍有多達1.4萬名ISIS武裝分子，鄰國伊拉克境內的ISIS武裝分子更多。人們擔心他們將轉向游擊戰，並重建其網絡。

庫德武裝一直是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摩擦點。土方把「人民保護部隊」視為恐怖組織，美方則支持該部隊並提供武器，反對土方對他們動武。

庫德族問題難以解決

庫德人是西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一個生活在中東地區的遊牧民族，總人口超過3千萬，大部分人生活在高加索山脈。歷史上，庫德人曾先後被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征服。12世紀土耳其人興起，庫德人一直處於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庫德人現分布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敘利亞、歐洲、俄羅斯及其他地方如美國。他們無論身在哪個國家，都是二等公民，生活上處處受制。也因此，上世紀初以來，庫德人一直試圖在原來的聚居區建立自己的國家，即庫德斯坦。但他們的建國目標與所在國政府發生激烈矛盾，雙方不斷發生衝突，由此形成了庫德族問題。

各國對美撤軍反應不一

川普撤軍的決定並未事先通報盟國。英國政府雖未在公開場合譴責川普想從敘利亞撤軍的決定，但外交部說，盟軍不能對ISIS的威脅視而不見，英國將繼續和敘利亞的其他盟友合作，打擊當地的極端組織勢力。

法國總統馬克宏則對川普的決定表示遺憾，他12月23日說，盟友就是要並肩戰鬥，「對一國元首和軍方首腦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以色列稱，美國告訴以色列還有其他方式在該地區發揮影響力，但他們將研究撤軍的時間表、如何實施，以及對以色列的影響。

敘利亞總統阿塞德最強大的盟友─俄羅斯和伊朗，對這一決定感到高興。12月20日，普丁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稱，總體同意川普有關在敘利亞戰勝ISIS的說法，但恐怖分子還有流向鄰近地區的風險；他希望敘利亞憲法委員會在2019年初組建，開始下一階段的調解工作，即政治調解的階段。在伊斯坦堡舉行的俄羅斯、土耳其、法國、德國的會議上，四方商定將盡最大努力組建敘利亞憲法委員會。

土耳其將是贏家

土耳其是少數盛讚川普撤軍決定的盟國。土耳其與美國2018年6月達成協議，讓控制曼比季的庫德武裝分子撤離，由土美聯合管理。土國軍隊12月12日開始在東南部基利斯省和哈塔伊省增派人員和重型武器，加強在土敘邊境地區的部署。土軍並將發起進攻，打擊敘利亞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庫德武裝勢力。

土國總統埃爾多安與川普12月14日通電話，就敘利亞問題達成共識，這最終促使川普下定決心要從敘利亞撤軍。12月19日後，埃爾多安表示，土耳其可能很快會對敘利亞的「人民保護部隊」發動新的軍事行動，他又稱他與川普通過電話，川普對他的計畫「積極回應」。21日，埃爾多安改口說，土方將推遲在敘利亞境內幼發拉底河以東地區對庫德武裝勢力的軍事行動，會「觀望一陣子」，直到「看到美方撤出敘利亞的決定產生實際結果」，但他也警告，土方不會「無限期等待」。

庫德族會是輸家

庫德族問題錯綜複雜，既糾纏著民族獨立與國家分裂的矛盾，也和暴力恐怖行為交織在一起，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大難題，一直是中東地區僅次於「以巴衝突問題」的第二大焦點｡

在敘利亞，對ISIS作戰的庫德民兵感到被拋棄。多年來，獲得美軍協助打擊ISIS的敘利亞民主力量武裝組織也警告，美國決定從敘利亞撤軍，可能讓IS勢力捲土重來，對中東局勢、國際關係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反恐困境源於多國之間的利益糾纏，美國霸權無意將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拱手讓給俄羅斯和伊朗，所以幾年來，華盛頓一直在敘利亞打擊ISIS，而俄國則支持阿塞德政府，打擊敘利亞反對派。二者皆重視自己的戰略利益超過中東地區的和平。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英國脫歐的過程迄今起起伏伏，轉轍難定，甚至造成全國人民怨懟日深，分裂更加明顯，也許二次公投是解決英國「脫歐迷途」的較佳方案。

梅伊崩潰式挫敗

英國首相梅伊就像洗三溫暖一樣，先是黨版的「脫歐草案協議」一如預期的在英國國會中遭受挫敗；更跌破專家眼鏡的是，這項挫敗是同志倒戈，讓保守黨兵敗如山倒。

梅伊以輸230票的結果面臨羞辱式的慘敗，除了創下英國政治史上國會表決的「最慘潰敗紀錄」，在野的工黨也乘勝追擊地提出了對梅伊內閣的「不信任投票」提案，要求保守黨為首的政府立刻下台，最後梅伊以慘勝的得票數維持了搖搖欲墜的政權。

英國必須決定脫歐方向如何前進，是要有條件的脫歐，還是不顧一切的「硬脫歐」？英國政府又該何去何從，是重新大選傾聽民意？還是就脫歐進行「二次公投」，了解民心走向？更重要的是，英國要如何面對與歐洲大陸的關係？如何設定與歐盟各國的關係？問題千絲萬縷，理還亂，不理更亂。

脫歐公投迄今已經兩年，英國朝野完全陷入意見相左，卻沒有決定性方案的紛亂局面，任何意見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必須完全負責的梅伊，卻始終搞不定多數支持的版本。面對動盪不安的局面，在野黨也始終不願意與梅伊坐下來坦誠溝通，這種重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景象，把英國推入徘徊迴旋的無底深淵，就算再來個幾年，脫歐大事顯然也不易底定。

尤其，伴隨著脫歐議題而來的民心浮動，兩方人馬的暴力相向，已然讓19世紀的日不落國政治停滯不前，人民分裂危機已露，經濟更加停滯，更不要說，還有想要獨立的蘇格蘭尚未具體表態，這種種問題都讓英國陷入嚴重的國家危機。

脫歐是天上掉下來的炸彈

在2019年動盪不安的年頭，梅伊似乎難以施展拳腳，政府部門絞盡腦汁，對歐盟低身下氣，才正式提出由內閣通過的脫歐方案，展開和歐盟談判的「前進令」，但這份脫歐方案在得到歐盟同意後，英國國內各界卻爭議不斷，仍待做最後的決定。

英國決定脫歐是政客不負責任的政治豪賭，並非規劃妥當之事，也並非多數國民皆額手稱慶，由於公投結果超乎執政黨原先的預期，且支持與反對脫歐的意見又在伯仲之間，不僅選民意見紛歧，政黨菁英也對脫歐莫衷一是。再說，自歐盟成立以來，從未有任何國家脫歐，英國要怎麼做才能順利脫歐，讓歐盟與英國都不受害，沒有前例可循。

所以，公投過了，才發現脫歐工作說的比做的容易，需要耗費巨大資源與時間，進行雙方定位調整的動作，這也是梅伊接任以來，屢屢在歐盟及國內遭到批評與質疑的原因。

正由於脫歐方案內容龐大且複雜，談判曠日又費時，加上英國國內對於脫歐的民意意見分歧，甚至方案「硬」提出後，除了合作政黨「北愛民主統一黨」的強力批評外，黨內脫歐溝通會後，也有數位內閣重臣宣布辭職，不願接受既有方案；甚至黨內反對的同志們對梅伊祭出不信任投票，連保守黨黨鞭也在國會投票前夕發表公開信，對自家閣揆倒打一槍，表達反對執政黨脫歐方案的立場。這樣棒打落水狗的心態並沒有打倒梅伊，反倒讓國家發展完全停滯。

英國將是漂泊的航母

沒有歐盟的英國將駛往何處，這可是英國脫歐以來一直未能真正觸及的大哉問。英國應往何處去，這樣的分歧與爭議未來會繼續困擾英國多年。

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以來，歐盟會員國十年來一直面臨兩大難題，財務分配與移民問題。在歐盟中，英國屬於經濟財務狀況與社會較穩定的國家，為了挽救歐盟的完整性與部分狀況較差的國家，英國必須出資代替部分國家償還債務，又須按比例接納中東來的移民與難民，這種幫別人擦屁股的事情致使英國人民對歐盟不滿，要求退出歐盟。

英國認為脫歐以後，國家財政可以自主，資源可以自行使用，這有利於英國的自主發展，然而，英國因為脫歐，原來與歐洲大陸和美洲各國的關稅與相關交易條件都需重談，所有的成本計算與談判皆須重新來過，這真的比較好嗎？

再說，重新談判曠日廢時，等到脫歐工程完成，英國自己孤立於各大自由貿易市場外，會比較好嗎？連俄羅斯總統普丁都說，英國脫歐後，將成為孤懸歐洲大陸外海的邊緣小島。

英國因脫歐議題面臨了內憂（國家分裂）與外患（歐盟關稅壁壘），看來國會改選與脫歐二次公投將不可避免，但無論如何，英國的政局都將長期地動盪。

(作者係政治評論人)

東廠行為就是司法受政治影響，甚至受到政治控制。這種事不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美國。只是美國做的較文明，較不易被發現。

美國司法柿子挑軟的吃

在紐約860萬人口中，華人居民有812,410人之多。自然就會有中國人開的銀行，為華人做金融服務。曼哈頓中國城有個國寶銀行(Abacus Federal Savings Bank)，資產只有三億美元，名列全美2,651名。2009年金融風暴後，該銀行自行向檢察官申報一個前員工房貸作假，立刻遭到曼哈頓檢察官Cyrus Vance起訴。

大家可能都記得「越大越不能垮」(too big to fail)的故事。檢察官不敢起訴大銀行，反去起訴國寶銀行，以為小銀行一定會認罪，為金融風暴背黑鍋，沒想到，這個屬於Thomas Sung的家族銀行拼死也要打這場官司，結果檢察官花了一千萬，打了五年官司，最後敗訴。

近年來，中國的大銀行像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招商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都先後到紐約開分行。他們來紐約不是因為紐約華人增加，而是因為紐約是世界第一大金融交易的大都會，紐約的貿易額大，自然外貿結匯就大，因此，全球有點份量的銀行都會在紐約設立分行。

欺負中國人的事再度上演

最近在紐約發生一件商業侵權的訴訟案，牽連到上述幾家中國銀行。這些銀行被調查其來往帳戶及作業，引起媒體和大眾關注。

據新聞報導，這案子起因是美國一家鞋公司Nike and Cromwell在紐約法院告了幾百家中國鞋店零售商侵權，被告零售商未出庭抗辯，故法院判Nike and Cromwell勝訴，並判原告應得到18億美元賠款。Nike and Cromwell因考量收取罰款不易，把此案權利轉讓給Next Investments, LLC.。此公司隨後要求法官准其調查與此案有關的銀行帳戶往來信息。

上述銀行向法官提出要求停止調查令，因為他們與該案關聯性「太微小」(de minimis contact)，並提出中國司法部司法協助交流中心表示願意配合的文件。但紐約南區法院拒絕銀行的申訴，並認為司法協助交流中心的文件不足以代表願意配合。

當中美貿易變成政治外交問題時，美國法院的手伸得這麼長，不免使人想起用東廠行為來形容它，只是美國人做的，比台灣檢察官稍微文明一點。

不久前，中興公司被美國罰9億美元罰金。這是美商務部告中興違背美國對北韓商品禁運法令的案子，歷時5年，最後中興認過，答應罰款，並同意放棄出口權利7年，直到2022年，也接受監視團隊進駐中興。這個案子表現出美國司法的力道。

華為案引發國際關注

再說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在去年12月3日過境溫哥華赴阿根廷參加G20財經會議時，被加拿大應美國的要求，依美加引渡協定加以逮捕，並將她關入監獄等待引渡。

美國針對華為涉嫌違背對伊朗禁運一案，也是由紐約南區法院經手的。只是加拿大的逮捕，一來沒有公布明確的罪行，二來時間選在G20會期中川普與習近平會面，共同尋求解決兩國貿易戰的關鍵時刻，國際譁然。再加上加拿大以重罪犯對待孟女士，行跡惡劣，引起國際注意，更令中國憤怒的是，川普的幕僚竟稱其主子事前不知此事。

就在孟女士被加拿大關押之後，中國也陸續逮捕了多名在大陸的加籍人士。中國雖然否認逮捕與孟案有任何關連，但明眼人，包括美國國務卿龐培歐，都認為中國是在報復。反過來說，中國如對美加的不當行為不做任何反應，那又怎麼能保障中國百姓的人權呢？

美國新聞雖對華為、中興被美打壓事件不做詳細報導，但紙包不住火，中興、華為事件已經被認為不只是違背禁運那麼單純，也不是貿易戰的枝節。華為一直被美國排擠，不讓其產品打入美國市場，並以國家安全為由，規定政軍機構不得購買華為產品。然而，近幾年來華為的電訊、電話產品銷量躍居全球第二，直逼蘋果。尤其華為在五代（5G）智能電話通訊上，已成為世界領頭羊，對美國產生極大壓力。

和則兩利、鬥則兩敗

兩個大國競爭在所難免，但一極化的世界早在20世紀末如曇花一現，逐漸消失。蘇聯雖瓦解，美國難獨強。美國以金融掛帥的經濟走向投機，以債養債，終究導致經濟危機（除了矽谷投資科技之外）。

自2008至2009世界經濟危機以來，破產的破產，背債蕭條的蕭條，走修正路線的試著修正，大家都在掙扎。中國的計畫經濟則每5年修正一次，使得經濟持續速長，技術由低推上，中國又推出「中國制造2025方案」、「一帶一路」，讓美國害怕到發動貿易戰。

事實上，貿易戰或許不是壞事，可以讓兩國早點看清，鬥則雙敗（失業破產、經濟蕭條），而且殃及全球，和則有雙贏的機會（振興經濟、促進繁榮），全球得利。

實際上，中美兩國在資源回收、再生能源、向外太空發展等領域合作。而在市場的分配上，美國應當允許開發國家提升市場層次，而不是限制他們的發展。市場的力量是人口乘以人均購買力，提升人均購買力，就等於擴大市場。美國要確保自己的經濟地位，就必須促進技術開發，外銷技術產品，不停擴展市場，而不是禁運高端技術產品。

(作者係《中美論壇》評論員及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