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1日，美國參議院未通過包含美墨邊境築牆費用57億美元的臨時支出法案，川普拒絕簽署，導致9個聯邦部門及數十個機構業務停擺，造成40年來政府首次在一年內關閉三次，且打破了歷來關閉最長的記錄。

兩黨都想討好基本盤選民

對川普而言，在美墨邊境築牆，一直是他多次向選民強調的核心承諾，他的死忠選民都支持他的移民政策和建築邊境圍牆，如果川普想在2020年成功連任，就必須兌現這項承諾。對民主黨而言，「築牆」不利美國開放與包容的形象，成為民主黨反對川普的有力抓手。雙方達成妥協的最大障礙，是他們都想討好基本盤選民。

1月8日晚間，川普在白宮發表的演說中數度指出，美國處於「人道與安全危機」，因此，國會必須通過美墨邊境築牆提案。但資料顯示，2017年被捕的非法移民人數是45年以來最低的，而且沒有一個恐怖分子是從南部邊界偷溜進來的；大多數非法移民是在機場合法入境，簽證逾期後不歸造成的。至於人道危機，主要是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強行將兒童與父母分離造成的。

有人估算，建牆需花費57億美元，這筆金額相當於10萬名兒童進優質學前班一年的費用，可以提供10萬名大學生4年教育補助金，剩餘的資金還可以提供11萬5千名有毒癮者一年的治療費用。

美國邊境居民反對築牆

為了凸顯美墨邊境沒有築牆的危險，1月10日川普前往德州邊境城鎮麥卡倫視察。他啟程前重申，如果國會不通過美墨邊境的築牆預算，他可能會頒布國家緊急狀態令。麥卡倫位於里奧格蘭德河谷，是非法越境最頻繁的邊境地區之一，但最近才公布犯罪率處於34年來最低，被U.S. News & World Report列為全美國最宜退休的城鎮之一。

根據川普提出的築牆計畫，工程將穿過里奧格蘭德河谷裡的私人領地，這裡有世代生活於此的居民、環保團體和一座建於19世紀的天主教堂。他們已聘請了律師，一旦政府以土地徵用權徵收其土地，他們將訴諸法院。天主教教區更表示，邊境牆違反教義和教會保護移民的責任，也違反宗教自由的權利。9名美墨邊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全都反對川普的築牆主張。

川普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就可以動用國防部經費築牆，並且直接動用軍隊施工，並終止政府關門。但川普的盟友表示，這樣就會讓民主黨「贏了這一回。」共和黨大佬、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葛拉斯里直言，這樣做會創下很壞的先例，因為一旦變成司法戰，將迫使最高法院介入。2016年曾和川普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佛州參議員魯比歐也說，如果川普真這麼做，那就沒完沒了了，因為有太多兩黨意見分歧的議題，例如氣候變遷等問題。

「三權分立」正日益異化

美墨邊境還沒築牆，川普與民主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之間已築起一堵牆，阻斷了實質對話。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民調顯示，57%的美國人希望川普妥協，以保持政府正常開張，71%的民主黨人認同這一觀點，但共和黨中只有29%的人持相同的態度，這顯示黨派仍在激烈鬥爭。

從美國國會預算程序於1976年正式執行以來，美國政府一共停擺過18次。除了小布希任職期間之外，所有總統都曾發生過聯邦政府關門，其中以雷根任職期間出現8次居首，但持續時間都僅有1至3天，柯林頓當政時期曾有兩次，分別持續了5天和21天。由此可見，停擺問題並非共和黨、民主黨或哪一位總統一手釀成，而是美國引以為豪的「三權分立」正日益異化所致。

美國憲政民主制度強調三權分立與制衡，決定了「否決型」民主體制的安排。為使每一個部門的權力不至於成為絕對權力，各部門都擁有對其他部門的否決權或制約權。例如，總統可以提出立法建議或否決立法，來制約立法部門；可以通過提名，並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聯邦法院法官，來制約司法部門。國會可以否決總統對行政官員和法官的任命，以及對總統進行彈劾和審判（分別由眾議院和參議院行使），來制約行政部門；可以通過修憲來對付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最高法院可以通過宣布國會的立法和總統的行政命令違憲，來分別制約立法和行政部門。

分權制衡制度的主要內在缺點是，由於權力分散且互相制約，決策效率偏低，尤其當總統、參議院和眾議院由不同政黨掌控時，容易導致政府內部關係失調，政府的立法效能會受到抑制，從而影響到國家治理。

「否決政治」引發政爭

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指出，美國政治體制中的否決點太多。福山更直接表明，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正在墮落成一個「否決政治」(vetocracy)的國家，而且，這種相互否決的體制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否決點，使美國無法解決許多現實問題，也導致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出現政治衰敗。

民主黨和共和黨曾有相當多重疊之處，但1990年代開始，兩黨的重疊逐漸消失，如今更蕩然無存，這就將「否決政治」推到了極端，使得否決為上、治理為下，政爭不斷而效率不彰。

聯邦政府關門看似禍起高牆，實質上卻是兩黨惡鬥的結果。通過國會撥款築牆，象徵共和黨和川普個人的勝利，也會為川普2020年連任提供極大的助力，因此，他拒絕接受短期解決方案。而民主黨佩洛西則不留情面地直指，築牆對抑制中南美洲非法移民毫無效果。

（作者係美國政治評論員）

楊昌洙生於1958年，1980年2月獲得韓國國民大學行政學學士學位。1984年5月通過外務高考，7月進入外務部工作。1987年2月修得首爾國立大學行政學碩士學位，6月調為韓國駐挪威大使館二等秘書。

1990年韓國與羅馬尼亞建交，楊昌洙旋即參與了韓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籌建工作，並在駐羅期間就讀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1995年6月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96年8月，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和北京語言大學深造，次年在韓國駐中國大使館任一等秘書，1998年負責中國大陸第一所韓國學校—北京韓國國際學校的創校業務。2001年4月前往廣州參與總領館籌建工作，於設館後擔任領事一職。2003年7月，調返外交通商部，出任歐洲局的歐洲二課課長，2004年7月後改調至總理秘書室任禮賓課長。2006年2月，派任韓國駐日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2008年7月起重回外交通商部，任歐洲局審議官，2009年12月升任該局局長。2012年2月後接任第5代韓國駐廣州總領事，並於該年12月主持總領事館新址的開幕。2015年5月擔任京畿道的國際關係大使。2016年11月抵達台灣履新。

問：韓國總統文在寅在2018一年間促成了三次「文金會」，一次「習金會」，讓原本動盪不安的韓半島局勢轉向和平穩定，請問您怎麼看剛過去的2018年？

答：我認為可以用一個詞形容2018年，那就是「翻轉」，change。不論是韓半島的局勢，或台灣的九合一選舉，都說明2018年各地發生了大翻轉。

我認為，作為外交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對世界局勢的變遷保持高度敏感。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就是告訴我們必須隨時掌握世界潮流，更要順應潮流。

2018年4月、5月及9月連續有三次「文金會」，南北韓先後簽署了《板門店宣言》和《9月平壤共同宣言協議書》，雙方皆有強烈意願要逐步落實「韓半島和平進程」。兩韓促成的和平氛圍已經形成一種國際潮流。

今年元旦，金正恩發表新年談話指出，他追求全面非核化的決心沒有改變，美國若採取相對應的行動，非核化的進展會更快速。他也表示，會支持重啟開城工業區、北韓的金剛山旅遊區等，同時向南北韓人民喊話，呼籲雙方「徹底落實歷史性的南北韓宣言，讓韓半島迎來和平、繁榮、統一的盛世。」我想這些正面訊息有利於韓半島的和平穩定。

不可否認，文在寅總統當前面臨不少挑戰，一方面要解決國內經濟低迷不振、高失業率等諸多問題。但這是經濟循環的正常表現，我相信文在寅政府可以很快地克服種種困難。

問：您在廣州擔任過領事、總領事，而廣州剛好是大陸改革開放的重鎮，請問您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什麼樣的評價？

答：中國大陸有6千萬華僑，其中有3千萬是從廣東出去的，所以廣東一直是中國最開放的省份，1957年4月的廣交會就是當時大陸對外的唯一視窗。

1978年，習仲勛先生出任文革後廣東第一任省委書記。在他的努力下，中國於1979年7月批准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廈門創辦經濟特區，1988年又把海南劃分為經濟特區。40年後，深圳從一個26,000人的小漁村，變成今日近1,300萬人口的大城市，與香港不相上下，2017年的GDP居全中國大中城市的第三名。深圳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計畫城市」(planned city)。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韓國和廣東的經貿合作持續擴大，廣東一直是在中國省級行政區域中排在首位的。我在擔任廣州總領事任內，訂了「一長、三短」的目標。長期目標是鞏固韓國和廣東的合作關係，探索雙方互惠互利的方案，建立韓國、廣東發展論壇，制定系統的合作機制。三個短期目標：一是新建領事館館舍開館；二是開辦韓國學校解決僑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三是營造韓國特色街。這三個短期目標都在我任內提前達成，讓我感到非常欣慰。

2018年11月，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我相信，這不僅會強化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及經濟發展，更將帶動香港、澳門與珠海等珠江三角洲的產業進一步發展與轉型。而我在廣州時，也看到許多台商在當地踴躍投資，因此我希望有機會再去走走看看。

問：這兩年是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成立以來，台韓交流最盛的時期，請問您怎麼看台韓關係？

答：韓台之間有深厚友誼。1919年大韓民國在上海成立臨時政府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吳鐵城受到蔣介石的指示，對臨時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這份情誼韓國人不會忘記，也說明了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雖然韓國與中華民國在1992年結束了外交關係，但因文化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相近、民眾往來頻繁，以及雙方交流的擴大，韓台一直維持著緊密的關係。

許多人可能認為，韓台之間是競爭關係，但比較雙方的主要貿易品項，即可得知雙方的互補性相當高。韓台雙方在投資方面也持續成長，201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330億美元，韓國是台灣第五大貿易夥伴，台灣則是韓國的第七大貿易夥伴。

另外，過去幾年，台灣掀起了「韓流」，韓國也吹起了「台風」。韓國的年輕人更有「台灣熱」，喜歡到台灣旅行，品嚐台灣美食、感受台灣美景，這使得雙邊互訪的人數快速攀升。韓台雙向交流自2012年「松山-金浦」開航以來持續增溫，2015年9月仁川航線的機型放寬，更增加了韓台之間的運能，2016年互訪人數約有170萬人次，2017年韓國來台人數突破105萬人，台灣訪韓旅客亦接近89萬。2018年12月15日，雙方互訪人數更首次突破兩百萬人次，台灣躍升為韓國觀光客的第三名（在大陸、日本之後），而韓國到台灣旅遊的人數也成為台灣的第三大國。

問：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喜歡看韓劇、喜歡韓國影歌星，請問您怎麼看韓劇文化？

答：有人稱韓國是「韓劇共和國」，這句話並不誇張，韓劇不僅為韓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也讓全世界人透過韓劇認得我們。據我知道，韓劇最早在台灣流行，後來才到香港、大陸、日本、東南亞、歐美，今天連中東的電視台都在播映韓劇，可見韓劇跨越了文化差異，受到廣泛的歡迎。不僅如此，我聽說，韓國電影《與神同行》去年在台灣也創下超高票房。

我想，韓劇之所以受歡迎，主要是韓劇的故事講的是如何孝順父母、友愛兄妹、對國家忠誠、對朋友講義氣等傳統美德，而這些價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問：您曾表示韓國是最有儒家思想的國家，請問韓國在哪些方面表現出遵奉儒家思想？

答：韓國文明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薰陶。一直到現在，儒教仍然是韓國最主流的文化，孔子主張的「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等思想，徹徹底底地融入了韓國人的日常生活。在韓國，從小學開始，各階段都設有「倫理課」，而這樣的禮節教育，小至個人的生活禮節，大至國家的生活禮節，對韓國人的一生都有正面影響。韓國人認為儒教不僅締造了他們家庭的和諧穩定、社會的善良風氣，政治上也較為穩定，例如，朝鮮王朝長達500多年，高麗王朝也有將近500年歷史，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目前韓國5千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信奉基督教，三分之一信奉佛教，但不論信仰什麼宗教，儒家思想始終是韓國文化的一部分。

問：您到任後不斷地與台灣各界人士接觸，請問您想藉此表達什麼樣的訊息？

答：我相信，有接觸才能增進了解及合作。過去兩年中，我也拜訪了各政府單位及多個縣市政府，尋求韓台進一步交流合作。2017年6月，我拜會了台北市長柯文哲，表達期待雙方在尖端和創新產業領域能有更多交流合作。柯市長不僅表示很樂意加強雙方的關係，還詢問我有關韓國以大企業為發展主力所帶來的經濟奇蹟。我當時回應，20年前的國際情勢非常適合韓國發展以大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但近年來世界經濟低迷不振，韓國的大企業陷入困境，中小企業的表現也不甚理想，因此，文在寅總統上任後，將中小企業視為發展新動力，對中小企業提供較以往更多的支援與協助，韓台可相互學習並共同尋求突破點。

2018年6月，我與桃園市長鄭文燦攜手合辦「韓台文化交流饗宴」，同時促進了雙方在經貿、文化、體育、人員等領域的交流。

我希望在不久的未來去拜訪高雄市長韓國瑜。因為他讓「韓流」更加熱門、流行，而且高雄、釜山有著50多年的姊妹市緣分。我也希望韓國旅客能多多去高雄觀光，也希望未來能增闢金浦─高雄航線，進一步擴大載客運能及便利性。

另外，我相信，經濟是外在的聯繫，文化是內在的聯繫。因此，不論我派駐何處，我都會主動邀請或拜訪當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我到台北任職後，已先後邀請了台大、政大、文大、師大、東吳、佛光等大學的校長到府吃飯，感謝他們在韓台斷交前後仍持續培養韓國的中文專家、台灣的韓語人才。

問：南北韓在1948年被迫成為兩個國家，但雙邊領導人先後表示「兩韓統一自己來」，台灣與大陸從來都是一個國家，當前的台灣領導人對兩岸統一卻興趣缺缺，請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南北韓人民都覺得自己是韓民族，沒有理由不統一，但現實上，由於兩地隔絕了70多年，加上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兩韓交往合作仍有諸多限制。就這個角度來說，我很羨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密切，人民來往頻繁。好在金正恩在新年談話表示，會支持重啟開城工業區、北韓的金剛山旅遊區等，我認為，只要國際社會予以協助，又得到各自人民的支持，兩韓在未來必將有突破性的發展。

綜觀兩岸關係、南北韓關係，雙方互有共通點和差異性，如何對彼此的優缺點截長補短，需要集結眾人的創意集思廣益。

國民黨內的醬缸文化始終沒有改過，好的時候爭表功，壞的時候全龜縮，並任由自己人中槍？

民進黨九合一選舉敗得一塌糊塗，才兩個月立刻把敗戰聯盟重組成軍，個個摩拳擦掌捲土重來，反觀國民黨呢？拭目能待嗎？

第一個跳出來要選總統的是朱立倫，他想要洗刷那個在換柱風波中，過度算計、瞻前顧後的負面形象，更重要的是，他選擇賴清德宣布辭職的當天宣布，表示他和賴清德具有相同份量。

第二個是王金平，從韓國瑜才只有一碗滷肉飯沿門托缽時，他即以熟練的江湖經驗，押寶投資，然後隱身幕後，出了一本新書《橋─走近王金平》，以闖蕩江湖50年、政壇不倒翁、公道伯的身分，道出「政治無他、耐心而已」。

馬英九習慣性地不缺席。他在為新書接受專訪時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馬習會」的歷史成就。但他任內把國軍用民進黨的手砸爛，讓教科書獨化養出太陽花，放手油電雙漲物價飆升，最後讓國民黨徹底崩盤。

如今韓流再造國民黨新氣象，馬英九兩度傷口灑鹽，阻攻不成，立刻轉向，輕鬆募款億元，成立馬英九基金會，搶在公道伯新書發表的同一天，宣傳他的《八年執政回憶錄》。

吳敦義20歲出道，寫出「台大人的十字架」，在經國先生的加持下，政壇一路扶搖直上，李登輝千方百計要他沾黑靠金，他不為所動，就被隔離核心，放在高雄。當陳水扁勢如中天時，只有他力守南投，到馬英九奪回政權，出任行政院長，又作了馬第二任的副手，創下台灣政壇多項難得一見的記錄。

九合一大選前，吳敦義一面頂著民進黨抄家滅門，一面還要每個月籌3,000萬供黨使用。如果不是他一再拜託，怎麼會有「韓流」？怎麼會有15個縣市長大勝，擊敗民進黨的場面？

當國民黨的勝利者，包括侯友宜，一一登為擂台主，各擧旗幟，開始當諸侯時，只有吳敦義還在化緣找錢，低調辦「感恩之旅」，出門第一站新北市，就被挑釁的記者半途攔問「是來踩朱立倫的地盤嗎」？他也不管「中計」與否？大怒回嗆。

吳敦義反應快，官場上練就辯才無礙。

我問過許多國民黨不同階層的人：吳敦義哪裡不好？沒有人能夠具體說出來。我也問過民進黨人，十之八九回答：他太厲害。

我想問朱立倫、馬英九、王金平：國民黨現在缺錢，你們這些口口聲聲叫團結的大咖，有責任認捐、募款，幫助國民黨不倒，否則憑什麼對提名條件說三道四？

最後：我要以20全黨代表的身分向黨內先進建言：團結不是口號，承擔要有實際作為，戰鬥要勇敢；國民黨沒有再模糊的空間，我建議全黨一致支持吳敦義競選總統，朱立倫擔任副總統候選人，將來兼任行政院長，王金平總綰2020競選兵符，至於馬英九，就擔任終身志工吧！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2018年1月5日管中閔被遴選為台大第12任校長，原本應在2月1日宣誓就職，卻硬被民進黨的三位教育部長惡意卡了將近一年，台大校長出缺之長創下世界金氏紀錄，誠如前校長陳維昭所說，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管中閔不是綠營預先盤算的內定人選，他既非民進黨黨員，也非台獨的忠實信徒，還當過馬政府閣員，在深綠眼裡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必須除之而後快。於是動用黨、政、特之力，進行近乎抄家滅族式的圍剿醜化、毀之滅之。管中閔若非膽識過人和意志堅強，豈能通過少林十八銅人般的萬箭穿心考驗？當然，吾人對陳維昭面對壓力仍在蔡英文面前力斥讕言，堅持大是大非，以及前教育部長葉俊榮最後表現出威武不屈的精神，表達無盡敬佩。

不料，管中閔甫就職台大校長的第七天，深綠台獨又再度出手，監察院的英系監委運用卑劣的手段，強行以7比4通過彈劾案。監委提出的理由十分荒誕可笑─管中閔在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固定、持續、長期「用匿名長期為壹週刊寫社論獲取酬勞」，構成兼職，違背公務人員服務法。看來民進黨去年輸的還不夠徹底，在管中閔出任校長後，還處心積慮要把他拉下馬。

不過，這次綠色監委顯然是拿錯武器、開錯槍。若課餘投稿報章雜誌領取稿費都算違法，那些天天上電視談話性節目領通告費的名嘴學者是否違法？

很多報紙的社論都是由各大專院校專職教授執筆，例如東華大學的施正峰長期幫《台灣時報》寫社論，台北教育大學李筱峰長期幫《自由時報》寫專欄；政大台文系陳芳明長期幫《蘋果日報》專欄；師範大學林玉体長期幫《台灣時報》寫社論；政務委員唐鳳也幫《商業週刊》寫專欄，族繁不及備載。

董智森也在真心話中說，陳師孟任教台大經濟系時，還兼職民進黨秘書長，這可是專任職，請監察院一併彈劾！

管中閔的校長之路看來將坎坷難行，步步維艱，不但內有深綠台獨師生的肆意騷擾，外有台獨政客的四面埋伏、殺氣騰騰，以及來自各方似是而非的污名醜化，危機四伏。筆者希望他能表現出大丈夫威武不屈的大無畏精神，站穩腳步，為台大及台灣教育開創新局！

（作者係台大校友、中學教師退休）

從2014到2018的選舉結果可發現，執政黨的施政成效是影響選舉的最重要因素，因此2020大選必然涉及經濟與社會問題。此外，「北柯南韓」的動向、習近平提出的五點主張，都將是影響大選的重要因素。

2020年選舉可能受到以下內、外在因素影響。

影響2020的內部因素

（一）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在民進黨完全執政失利的情況下，「討厭民進黨」躍升為最大黨，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後，中央執政的民進黨與國民黨占多數的地方執政成效，將是決定大選走向的重要因素。此外，政治人物與選民的溝通工具從過去的平面到臉書，2018年則是影像動態傳播，這也造就了柯文哲與韓國瑜等｢政治網紅｣，這種傳播方式的好處是政治人物能與民眾直接溝通，迅速反映民意，但也會讓決策時間縮短，政策延續性降低，從而影響決策品質，這也將會影響明年大選。

（二）藍綠白三角關係。從2018年民進黨決定「柯綠分手」，柯文哲險勝，白色力量註定成為2020年選舉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政大選研中心甫完成的民調顯示，38.7%的民眾支持柯文哲選總統，朱立倫21.5%，蔡英文敬陪末座僅有15.3%的支持度；而ETtoday新聞雲民調結果，朱立倫以25.3%領先柯文哲的20.7%與蔡英文的17.3%，而賴清德僅有7.7％支持。柯文哲1月16日表示，參選總統「意願很低」，至於是否考慮組黨，柯則說「正在想」。柯文哲未來參選、組黨與否，均會衝擊藍綠板塊。

（三）北柯南韓效應。2018年選戰中最大的驚奇就是韓國瑜，在不到一年時間打敗了在高雄長期當政的民進黨。韓國瑜在北農期間受柯文哲「知遇之恩」，韓國瑜的態度會牽動柯文哲勢力的發展。而韓國瑜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影響力就更大了，吳敦義對他有提拔之情；王金平在高雄市長選戰中盡心盡力，最近又公開表示只做一任四年；而朱立倫與韓互動不多，聲勢卻是最高，韓國瑜會做怎樣的選擇呢？

筆者認為，韓國瑜是傳統堅定的國民黨員，因此不可能支持柯文哲，同時依韓的個性，國民黨提名前，他不可能會明顯表態，提名後，他則會全力支持黨提名的候選人。以目前局勢來看，國民黨不論採全民調，或三成黨員投票、七成全民調，朱立倫成為國民黨候選人的機率最高。

（四）兩岸關係的新論述。民黨過去堅持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曾是兩岸的通關密語｣，但「習五點」的提出，加上蔡英文刻意使「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做連結，國人對於「九二共識」雖有不同意見但還能接受，但對「一國兩制」卻因不了解而明顯排拒，1月17日台灣競爭力論壇發表民調顯示，高達62%的人支持「九二共識」，但對「一國兩制」接受度卻偏低。

因此國民黨堅持的「九二共識」勢必要有新論述；而柯文哲常提到的「兩岸一家親」也必然要接受更嚴苛的考驗；至於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後，如何建立兩岸論述，也將左右未來發展。

影響2020的外部因素

（一）世界經濟發展。過去兩年世界經濟尚稱平穩，台灣經濟狀況堪稱穩定，股票市場曾站上1萬多點，但全球主要央行對2019景氣相繼看淡，歐洲央行雖宣布結束量化寬鬆，但卻同時表示歐洲風險正在惡化、前景堪憂；過去兩年美國經濟表現最佳，但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近期暗示明年升息將趨緩，美國GDP成長率將由今年的3%左右，降為2.2%-2.5%。全球經濟前景黯淡主因，還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升高、新興市場動盪、義大利預算爭議、英國脫歐懸而未決等，台灣在此情況下，未來能否解決勞動成本上揚、經濟成長趨緩，將是最大挑戰，也是執政黨能否勝選的重要因素。

（二）美國因素。台灣現任總統過去均能連任，雖然賴清德聲望一度高過蔡英文，但如由賴取代蔡，等於承認民進黨執政失敗，因此可以預期2020民進黨仍將會由蔡英文出線。蘇起就預言，由於中美貿易戰將持續一段時間，台灣將是美國對抗中國大陸最好用的一張牌，2020美國不可能袖手旁觀，因此台灣選戰主軸將會從過去的統獨之爭，轉為「親中」或「親美」鬥爭。未來美國對於台灣親美力量的支持力道，也會牽動台灣內部「親中」或「親美」勢力的消長。

（三）中國大陸因素。美國副總統彭斯兩度放言，美國對中國戰略架構，已從希望中國和平轉變，走向壓制中國壯大發展。看來美國對大陸的打壓不會中止。不過，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大陸的和平統一方針，絕不可能因美國打壓有所更動。

「習五條」表明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同時希望兩岸各政黨、各界別代表人士民主協商，可以預估，未來一年將是大陸促統反獨的關鍵年。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1月10日，大陸教育部與中台辦等單位聯合發布通知，正式開放港澳台居民申請大陸中小學教師資格。這項回應1月2日習近平講話的措施，可能在台灣掀起另一波移民潮。

習講話啟動統一進程

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鄭重倡議「兩制」的「台灣方案」，繞過台灣內部拒絕「九二共識」與「一國」認同的政治勢力，直接訴諸於「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人士」，無疑啟動了實質的統一進程，也昭示，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後一步就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

這份聯合通知規定，「凡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並持有居住證、回鄉證或台胞證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申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且條件、程序和提交材料都與大陸申請人相同。

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化落實

從這份通知來看，大陸31項惠台措施所體現的「融合發展」與「同等待遇」精神，透過開放台灣居民申請大陸中小學教師資格，進一步得到深化與落實。

可想而知，面對中國大陸啟動實質統一進程、加快兩岸融合腳步，台灣方面的反應必然是先扣上一頂「統戰」大帽，進而批評這項政策具有要求台灣人政治效忠與表態的「陰謀」。例如《中央社》相關報導，先是質疑「政治正確」的問題，接著指出「台灣腔」有別於普通話，暗示台灣人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可能因此「卡關」。《BBC中文網》也刊文評論，大陸此項政策是「教育掛鉤政治」，要求港澳台居民「擁護中共」，並嘲諷「對港台教師吸引力不大」。

其實，這些負面評價跟蔡英文政府回應「習五點」的反應一樣，一方面充滿對兩岸實力翻轉的焦慮與恐懼，另一方面則是走不出既有的反共思維窠臼，大喊一聲「我不要」，為自己的困獸猶鬥處境吹哨壯膽，卻看不到九合一選舉時台灣社會爆發出來希望安居樂業、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民意。

「統戰」這個詞長期在台灣被曲解、妖魔化，被視為中共試圖「吞併」台灣的政治陷阱。但事實上，在中共的語境中，統戰是結交朋友、擴大團結的工作方法，更何況台灣居民對大陸而言，不只是朋友，更是同胞。中國人講究「親親」，亦即待人接物有親疏遠近之分，台灣人並非外人，當然更需要以對待家人的方式涵納進來。

拉進兩岸思想與心靈距離

必須注意的是，此次開放台灣人申請教師資格，鎖定在幼兒園到中學這個階段，這是學童建立品格教養、意識形態與國家認同相當關鍵的時期。中國大陸願意向台灣教師招手，一方面說明大陸已經有很強的自信，不怕被「和平演變」，另一方面也凸顯，台灣人未來在中國大陸整體的發展中，越來越有立足與發揮的空間。

有別於過去大陸鎖定招收的台灣民眾，多半是專業人士與科研人才，集中在社會層次當中的專業領域或是學術機構，僅僅是點與線的安排。接下來，若有台灣人在大陸擔任中小學教師，等於是走進義務教育體系中，從點與線進一步擴展為面的影響。

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重視教學能力與基礎學科知識，除此之外，也需要引領學生建立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乃至初步看待世界的方法，教師本身就必須有相當充實與豐富的思想準備。就算台灣教師只是為了生計溫飽而登陸，但在義務教育教與學的雙向過程中，必然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改變原有的認同立場。

未來若有更多台灣教師走進大陸義務教育體系的課堂中，可以想像在每日教室生活的耳濡目染下，教師與學生之間透過互動，尤其是每個學生及其家長所體現出的大陸社會網絡，台灣教師將會經歷一場轉變為「自己人」的思想洗禮，而大陸學生也會更為直接地感受到來自台灣的想法。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有衝突，但激盪之後往往帶來的是拉近距離、理解彼此。換句話說，就是習近平屢次強調的「心靈契合」。

至於會有多少台灣居民申請大陸中小學教師資格，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預知的是，中國大陸對台灣再度開啟一扇新大門，願意走進這扇門的台灣人，至少在第一步就能擺脫長期在台灣內部所受的意識形態羈絆，透過教師的職能，更為深入地走進神州大地。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影響，讓台灣中小學教師不再只是一個養家活口的職業類別而已，而是潤物無聲加速兩岸融合的中介橋梁。

（作者係時評作家）

蔡英文將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解讀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此說法顯然是想要刻意誤導民眾，其心可議。

「九二共識」≠「一國兩制」

北京對「九二共識」的立場從沒有改變。而過去國民黨政府主張的「一個中國」，即為憲法上的中華民國。

而中華民國雖然在1949年因國共內戰失利，實效管轄的領土變小，但憲法的領土及主權未曾改變。

依此，「一國兩制」應該是一個具有彈性的概念，以兩岸的治權現狀，賦予「一國兩制」可操作的意涵，真正促進兩岸和平交流，而且透過交流合作，讓兩岸關係走向未來兩岸融合的願景，而不是讓台灣人民感到又是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治打壓或限縮。

當然，一味反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不僅無權在台灣禁言「九二共識」，更須在接下來的2020大選中，將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關係講清楚。其實，兩岸關係能否建立「互信」關鍵在於兩岸是否是一家人。

不論誰代表民進黨參選2020大選，皆應將此問題想清楚，而且要讓老百姓聽得懂，否則不足以承擔未來的挑戰。

再思「馬習會」歷史意義

2015年11月7日，馬英九與習近平開啟兩岸領導人以對等方式會談的模式，為兩岸關係搭起一座橋，台灣不分藍、綠，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皆能透過這座橋，持續深化兩岸交流，為未來的政治協商奠基，此應為「馬習會」的歷史意義。

然而，蔡英文上台後，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使兩岸經貿及文化交流倒退，更無法利用這座橋實現「蔡習會」。因此，在「馬習會」三周年研討會上，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對「蔡習會」表達樂觀，實乃緣木求魚。

許信良認為，遭川普霸凌的習近平應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調整對台方針，只要習近平願意，沒有什麼不可以，未必需要「九二共識」。

誠然，兩岸關係的和解必須互具善意，更需要有創意，以弭平雙方的政治歧見，但蔡政府若不承認兩岸是「一家人」，即難以期待對岸的善意，如此再多的創意亦於事無補。「蔡習會」的通關密語不難，即蔡英文難以啟齒的「兩岸一家」。

其實，台灣對大陸兩岸一家的表態，並非政治上對北京的投降，而是承認兩岸間血脈及文化上的相連，更是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一中」的規範。這部憲法在1947年由包括台灣省在內的中國全境制憲國大代表通過，台灣黨外耆老余登發亦參與表決。因此，依憲法處理兩岸關係即為「一中」的表態，自然無法排斥兩岸走向統一。

馬英九藉「馬習會」三周年提出「新三不」，將「不統」修正為「不排斥統一」，但統一沒有時間表，時機與方式需要兩岸有共識。蔡英文批評馬英九「不排斥統一」背離「一中各表」，言下之意，蔡似乎在捍衛「一中各表」，但弔詭的是，蔡政府始終拒絕繼承「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在蔡英文批評「新三不」的發言中，通篇採「中國」、「台灣」的「兩國論」語境，更語焉不詳地稱「這個國家」，此正是中國大陸質疑蔡英文「一中」立場之所在。

北京對台政策的基調應為「反對台獨」，而非意在「霸凌台灣」，此可證諸馬英九主政時具「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雙方領導人是能平等對話，外交上亦可休兵，打破兩岸在國際社會的零和賽局。反觀蔡的「近美、親日、遠陸」政策無助於台灣國際參與的擴大，還反招致新一波的「斷交潮」。

重回經濟主義繁榮台灣

2018年11月的巴布亞新幾內亞APEC峰會上，張忠謀老臣謀國，希望爭取日本等《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成員國，支持台灣成為加入第二輪談判的對象。加入CPTPP推升台灣經濟，是全民所企盼的，但無友好、互信的兩岸關係支撐，日本在區域國際政治中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很難在台灣加入區域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上扮演引水人的角色。

近三年來，蔡政府將治國的重點放在政治，而非百姓生計所在的經濟，致使經濟停滯、民主蒙塵，如此的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的競爭恐逐漸失去制度優勢，更難贏得美、日的真正友誼。「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此即選民期待能與大陸交往，壯大台灣經濟的民意反撲，蔡英文應虛心受教，調整國政方向，與國人一起捲起袖子拼經濟。

台灣的民心正在翻轉台灣，從台獨的務虛主義重回繁榮台灣的經濟主義。如此，台灣應更具信心地與大陸積極交往，且無懼未來的政治協商。

(作者係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發表對台談話，開宗明義說出「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這個創傷就是「兩岸迄今尚未完全統一」。

習認為應該採取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並重視兩岸同胞心靈契合。至於其過程，則希望由兩岸各個「政黨」及「界別」，來開展民主協商，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和平統一進程對話溝通。衡諸台灣的客觀環境與主流民意，「習五條」主張應可進一步尋求兩岸的「最大公約數」。

猶記得2000年5月20日，台灣政局首度政黨輪替，陳水扁提出「四不一沒有」，中共中央台辦立即發表聲明指出：「一個中國原則，見之於台灣當局多年來的有關規定和政策文件，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給台灣的。」2001年初，由李遠哲擔任召集人的「總統府跨黨派兩岸小組」，向陳水扁提出「三個認知、四個結論」的建議，鄭重指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為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站在台灣百姓利益的立場，大陸當局所強調的「一個中國原則」，應是不相抵觸的，這也是兩岸人民追求共存共榮的認知框架。

2002年1月，北京紀念「江八點」發表七週年，副總理錢其琛發表談話指出：「長期以來，台灣同胞為擺脫殖民統治、反抗專制壓迫、實現當家作主願望，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我們充分理解他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複雜心態，充分尊重他們的願望和要求。廣大台灣同胞要求當家作主，與極少數人搞『台獨』是有本質區別的。」這樣情真意切的說法，正顯示北京曾在民進黨首度執政期間遞出橄欖枝。而今民進黨二次執政，是否也可回顧過去，有所正面回應？

2005年3月，胡錦濤總書記發表四點意見，指出：「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既然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就不存在所謂大陸和台灣誰吞併誰的問題」。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1993年11月所做第328號解釋指出，「憲法這規定有其政治上及歷史上之理由」。增修條文前言則宣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而為憲法之增修。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政府制定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在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大陸地區」，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其施行細則第三條明定：此乃指「中共控制之地區」。

綜上所述，「一個中國原則」、「和平統一」其實也是台灣方面現行憲政法制所認同的概念。「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期盼兩岸人民攜手合作，互利雙贏，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前進。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習近平1月2日的發言頗有善意，台灣當局不能忽視，但也對各方迄今的兩岸論述造成了重大衝擊，恐怕藍綠白紅各方不得不深刻反省，謀求提出新兩岸論述以應對新局面。

蔡英文連任之路面臨巨大壓力與障礙，兩岸關係是重中之重。或許她已預知習近平將於1月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年的談話，一改過去兩年不發表元旦談話的往例，特別於1月1日發表談話，重點放在「四個必須」與「三個防護網」，急切想要與習對話之心昭然若揭。習次日講話後，蔡又迫不及待地回應，在形式上勉強湊合了一場蔡習的空中相會。

習講話釋放一定善意

雖然大陸一直想以自己既定的「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統一台灣，這有很濃厚的單邊主義色彩，而且，1月2日習近平所發表的講話在實質上充滿了戰略攻勢，但不可否認的，在形式上較之前充滿善意。

自十八大以來，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與新國安法出爐後，大陸明顯地有將兩岸關係法律化的企圖。十九大報告已看不到類似十八大「促進平等協商」與「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等文字。不過，這次習的講話出現重大轉折，「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的論述，與「推進政治談判」及「民主協商」的號召，將十八大以來對兩岸關係法律化的傾向，扭轉回以政治戰略為主的道路，接受台灣方面在政治談判中的發言權，是一項很大的改變與善意。

雖然不承諾放棄武力統一的選擇性，但提到「台灣同胞」28次，說出「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以及武力「絕非針對台灣同胞」等發言，幾乎已排除動武的選項，將和平意願展現到了最大程度。

這兩大善意是台灣當局與人民必須正視與珍惜的一項事實，也是台灣面對兩岸新情勢擬定戰略時，不得不考量的事實基礎。何以出現重大轉折的根本原因，也該多加注意追索。

蔡英文顯現恐懼與矛盾

當2014年執政的國民黨大敗後，民進黨利用地方包圍中央，對馬英九予取予求。如今，輸得比當年國民黨還慘，蔡心裡有數，國民黨有充分的籌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心中湧上擔憂恐懼為理之當然。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號召：「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推進政治談判。…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一劍戳到蔡的最痛處，逼得蔡一再重申「任何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監督的政治協商，都不能稱作是『民主協商』。」

其實，習近平並未定義「民主協商」，蔡卻急著幫他下定義，內心的焦慮可見一斑。此外，不顧捏造假新聞的無恥，硬掰習將「九二共識等同一國兩制」，醜態盡露。

接著，1月3日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也跟著表示，「九二從未有共識，國際社會也認定『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承認『一中』，等同自我閹割。」蔡政府的兩岸大將，如此輕率地將「中國」稱號送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意識到這種造次行為，恰恰砍了自己的腳，令自身失去了立足的能力。

根據歷史事實，台灣與大陸自1945年以來就未跳脫出「一個中國」的框架，如今台獨份子把「中國」送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等於把台灣送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份大禮，再配合上國際「一中原則」的現實，形成蔡英文集團實質接受了「一國兩制」的邏輯結果，只距離大陸版的「一國兩制」差一小步了，這恐怕才是名副其實的「等同自我閹割」吧？這個結果肯定不是蔡英文與獨派想要的，但自己卻在論述時犯下致命的錯誤。這只能說是天意吧！

面對習近平新一波的政治戰略攻勢，蔡英文及其國安團隊顯然是慌了方寸，亂了腦子。

國民黨面臨重大挑戰

民進黨遭此重創，原本應是對國民黨有利的局面，然而，習近平的「『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等於重新界定了「九二共識」，顯然是衝著「一中各表」而來，揭穿了國民黨「九二共識」的假貨，對國民黨的衝擊不可謂不小。

1月2日之後的幾天，國民黨上下還眾口一聲地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吳敦義還搬出了李登輝核定的35個字作為「九二共識」依據，說話離譜甚遠，何以服人？

1月9日吳敦義召集新當選的國民黨縣市首長開便當會，討論兩岸城市交流事務，部分縣市長會後受訪呼籲，以後只談「九二共識」，不再談「各表」。足見，國民黨中央級諸大老在此議題上發言底氣非常心虛。

國民黨原本可以藉此次機會，放掉偏執的謊言，重新回歸歷史事實基本面，論述出真正的「九二共識」，這其實是習近平對朱立倫所說的「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應可對此「一個中國」發展符合事實，且為大陸不可否定的論述，抓回一部分話語權，分庭抗禮，不再被過去的錯誤制約。可惜，國民黨中央及重要政治人物皆表現得極為阿Q，還是堅持沒有事實根據的「一中各表」。

1月13日吳敦義還持續公開表示，「希望蔡英文不要忘掉任陸委會主委時，有承認是『1992年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不要否定或硬拗。」吳說「不要否定或硬拗」這番話是有風險的，表面上是批判蔡，實際上也是衝著習，會不會激起大陸後續的教訓，令其不再「硬拗」，值得觀察。本來可以解除包袱得分的，卻搞成大失分，而且泥足越陷越深，伊於胡底。

在今天面對2020大選即將開跑，兩岸議題必為最重要焦點的客觀形勢上，誰會料到蔡習的空中相會，竟會是徹底砸碎「一中各表」，對國民黨造成的衝擊遠大於對蔡英文與民進黨、或有可能參選的柯文哲。目前看來，2020這一仗還很玄。

一中事實似比九二共識好

根據當年的歷史事實，「九二共識」確實存在，只是並非近來國共雙方正式表述的那般。「九二共識」在大陸當局的心中肯定只有一個答案，但他們對外的表述確實有多個版本。

國台辦2016年公布的是：「『九二共識』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達成共識的方式是各自口頭表述，構成共識的內容就是上述兩段經過協商、相互認可的具體文字，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2015年習近平接見朱立倫時還說道：「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2017年10月27日十九大說的是「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2019年1月2日說的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這次明顯加上的「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雖然出現在雙方當年的換文中，並不屬於經過討論而有意達成的共識。

由於表述方式不同，確實可能會給反對者，如民進黨和柯文哲之輩很好的口實，否定或空洞化「九二共識」。因此，筆者建議，大陸當局可考慮直接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或較能發揮政治戰略的功效。

無論如何，這次蔡英文與習近平的空中相會，令藍綠白各方都必須嚴肅面對戰略調整。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1月2日習近平說台灣問題的產生是「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的確，美國干擾兩岸關係已成為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但無論美台關係如何變化，美國必然要面對歷史的質問。

2018年的最後一天，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RIA)。該法指出，總統應定期辦理對台出售防禦性武器，並鼓勵美國高層官員訪台。隨後，川普發表聲明，表示認同國會維護美國安全與實力的目標，且特別指出，關於台灣的部分涉及美國對外軍事與外交事務，是他作為三軍統帥專屬的憲政職權。這是一個典型府院配合的台海平衡政策，在美國親台勢力的操作下，台灣問題再為中美關係添堵。

眾所周知，在過去40年間，「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是普遍認知的事實。美國的台海政策以平衡、模糊著稱，戰略層次上表現為「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台灣關係法」，策略層次上表現為「一個中國政策+美台軍事安全合作」。這一政策得到歷屆美國政府的長期堅持，多年來，除了間或出現傾向於中國大陸或台灣的搖擺，徹底失衡或一邊倒的局面並沒有出現過。

中美關係派生而出的美台關係，則由美國全面主導，不時干擾著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破壞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然而，如此翻雲覆雨、充滿爭議的40年歷程，給美台關係留下了三大歷史之問。

「台灣有事」美國會來救？

一直以來，台灣將其安全繫於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意謂台灣有美國的加持，美國會為台灣的安全負責。然而，假設因「台獨」挑釁而真的引發大陸武力統一台灣的戰爭，美國真的會出兵救台嗎？40年來，這種極端的考驗與抉擇在現實中從來沒有出現過，1996年的台海危機或許是最接近的一次，但戰爭的陰影並未真的呈現。

而有關「美國保護傘」的作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見解令人深思：「如果美國真能保護台灣，那很好，但如果美國無法真正保護台灣，卻讓台灣人以為可以，那就很殘忍了。」

台灣若有不測，美國必出手相救，這種想像最初出自《與台灣關係法》有關中美建交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的期望」這一內容。根據該法，美國反對中國政府單方面對台灣使用武力，承諾對台灣提供軍事保護，第2條乙款強調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

此後，這一安全承諾成為美國親台派和島內台獨勢力不顧後果，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的定心丸。然而，這個「軍事保護」的承諾從一開始就是含糊的，混雜了對中國大陸軍事實力的忌憚和對台灣「自保」的寄望。所謂提供防禦性武器，初衷只是提升台灣防禦自救能力；美台關係側重軍事與安全合作，旨在遏制中國大陸動武的「衝動」，使美國免於捲入戰爭；小布希之後的歷屆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反對台獨，其動機同樣是不願被拖入戰爭漩渦。

關於美國出兵援台的猜想，不能迴避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政治性的戰略決策，二是軍事性的專業判斷。

政治決策是核心，但要由軍事部門來執行。「出兵救台」本質上是取台灣而捨大陸的政治決策，且不論其如何匪夷所思，至少需要進行三項戰略評估：一是中美在台海地區的具體軍力對比情況；二是美國國內民眾和國會的態度；三是具體軍事行動的政治、經濟和道義代價。顯然，無論哪一條都很難有肯定性的結論。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2018年10月公布的最新報告，大多數美國民眾並不樂見發生可能導致美國不得不捲入、與中國開戰的台海戰爭（61%反對、35%贊同）和釣魚台戰爭（56%反對、41%贊同）。而在美國智庫學者泰德卡本特(Ted Carpenter)看來，「雖然美國介入戰事仍能成功拯救台灣，但情況已比以往更危險」、「美國領導人應該重新考慮，協防台灣的承諾是否符合美國最佳利益」。

事實上，「台海有事」，美國是否真的會來救台灣，取決於中美軍事實力的對比，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上升，美國打贏台海戰爭的能力和決心都在下降。

「美台價值同盟」有價值？

美台之間存在著一種由自由民主價值連接的同盟關係，這種觀念對台灣執政當局和美國親台勢力尤具意義，其依據也來自《與台灣關係法》，即「如果大陸方面試圖通過武力統一台灣，就是對自由民主世界的嚴重威脅」等表述。

表面上看，這是強調台灣與西方世界的價值聯繫，但實際上卻是一種虛妄的推斷，在該法通過的1979年，台灣民主轉型遠未開啟，談何共通的民主價值？

在2018年的雙十演講中，蔡英文用很大篇幅展示台灣如何堅守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如何成為亞洲民主典範，聲稱台灣在中國大陸的壓力下，堅持民主價值理念，使越來越多理念相近的國家表達了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支持。在接見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中心」訪問團時，蔡英文也宣稱「民主、自由、人權是我們與美國共用的價值」。

蔡當局的動機很明確，爭取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援，尤其是爭取「國際社會為實踐和重視民主人權的台灣發聲，使台灣免遭大陸威脅」。因此，蔡當局在國際上四處炫耀台灣的所謂民主成就，卻對台灣的民主亂象和公共治理的低效低能大加掩飾，對於大搞「公民政治」、轉型正義而在「九合一」選舉中被民眾拋棄的挫敗避而不談。長久以來，民進黨活在自己的想像空間裡，以為民主價值的共識可以解決一切實際的問題。

顯然，這種美台價值連接並無政治與經濟上的實際效用。價值因素對於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美國總統或許有一定影響，但對力倡「美國優先」、回歸本土主義的川普並無影響。

川普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重利輕義」的「商人總統」，他把美國當作公司來經營，不會為價值問題做出任何承諾，更不會付出任何實際的代價。因此，民主理念接近與否，不是川普在做外交決策時考慮和在乎的因素，否則他也不會與加拿大、歐洲等國家發生尖銳的貿易衝突。

川普之所以不惜破壞全球既有秩序，是因為他的政策優先點在於美國的經濟利益、貿易逆差等現實問題，台灣在川普心裡算不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經濟體，美國在2018年把關稅豁免了給韓國卻沒有給台灣，就完全沒有考慮到美台之間的所謂「價值同盟」。

美國本質上是一個崇尚實用主義的「右派國家」，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就不是要把中國改造成西方的民主國家，其政策只是為了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在此意義上說，美台之間即使有某種民主的價值連接，卻並無現實的政治或經濟意義，蔡當局要通過「民主價值同盟」抵制中國大陸的策略，在美國很難有迴響。

售台武器出於軍事防禦？

軍售關係是美國在台海一種特殊的「軍事存在」，它通過不定期、不定量和有限制地出售武器方式，保持美國對台海局勢持續關注的軍事姿態，同時履行為台灣提供安全保護的承諾。因此，早期的美國對台軍售有比較明確的軍事與安全動機，在操作上，強調台軍在海空軍方面對大陸的技術優勢，尤其是要保持戰機方面的優勢。

然而，兩個重要因素決定了對台軍售的意義正在下降。一方面，中國的綜合實力，尤其是軍事能力迅速提升。1996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軍事現代化建設得到長足的進步，先進戰機的研製、航母戰鬥群的組建等重大進展，使大陸在台海地區的海空軍優勢開始凸顯，對台海局勢的掌控能力不斷提高，初步具備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硬實力。從軍事上講，只要美國不給台灣提供攻擊性武器，由於兩岸軍事實力對比懸殊，美台軍售的軍事意圖和價值已形同虛設。

另一方面，美國對台軍售無法逾越防禦性武器的底線，這是維繫中美關係不至崩潰的底線。實際上，美國重視的是所謂「雙重威懾」作用，即無論對北京或台北，都強調既要警示，也要有所保證。如台北不輕言獨立，美國會繼續提供軍事保護；如北京不輕啟兵釁，美國會在對台軍售上不觸紅線。因此，售台武器與其說是軍事決策，毋寧說是象徵意味十足的政治風向標，代表著美國對台海局勢的關注和掌控局勢的努力。

川普上台後一共通過兩項軍售案，一項是前任歐巴馬留下的價值14億美元的軍售案，2017年6月對外公布；另一項是2018年9月公布的價值3.3億美元的軍售案。和歐巴馬一樣，川普也並不考慮通過軍售過程提升台灣新的軍事能力，特別是攻擊性能力，他同樣強調「正當的自我防衛需求」。川普在台海問題上打著兩個算盤，一個是以軍售案和軍事合作為籌碼與台灣交易，要求台灣增加安全防務方面的預算；另一個是以具有結構性影響的台灣問題來向中國施壓，提升美國在戰略競爭中的優勢。

在中美大棋局中，軍售也好、防禦台灣也罷，都是美國實現對華「離岸制衡」的一步棋。中美博弈的現實，決定了美台軍售問題不可能是一項單純的軍事與安全議題，它早已成為一種戰略工具、一項政治決策。未來如果利用台灣的戰略價值仍然高於要付出的種種成本，美國會繼續維持現有的、包括對台軍售在內的政策。

未來可能出現的情形還包括，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提升，美國在台海地區的投入成本會大大超過其戰略收益，彼時，對台軍售或會以一種隱晦的方式擱置下來。

結語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年。孔子言：「40而不惑」，於人而言，這是一個明理通達、無所困惑的年紀。對中美兩國而言，40周年也恰似「不惑之年」，應懂得如何打交道、如何相處，更應深知40年風雨坎坷所留下的教訓和啟示，即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由於台灣問題的特殊性，美國親台派一直無法找到一種「親台不反中」（pro-Taiwan but not anti-China）的方法來提升美台關係，這就決定了美國的任何一種親台舉措都有著某種局限和顧忌。在利益政治的框架下，向台灣傾斜的政策力度，以美國能從中國那裡取得多少利益為限，因此，最終主導美台關係走向的，仍是中美關係的大局。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