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生於清同治三年農曆11月28日，西元1864年12月26日，比孫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早兩年，出生在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祖籍廣東省嘉應府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

丘逢甲才情早發，幼年即留有詩作，虛歲14歲（足12歲）就入了學，中秀才。青少年時作的竹枝詞80首，現今留下的只剩40首，仍可看出他對台灣歷史、地理、人文、習俗的深入瞭解。

第一首就是敘說唐山過台灣的淵源：「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繁；二百年來蕃衍後，寄生小草已生根。」

十多歲的少年已在竹枝詞中點出台灣人多由潮、惠、漳、泉等州來，由明鄭而清，愈來愈多人在台灣紮根落戶、開枝散葉了。

此外竹枝詞其他首，對台灣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全涵蓋，未弱冠的人即有全面的觀察；博厚的器宇；深豐的學養是歷來少有的。

丘逢甲1887年23歲中舉，次年取進士，被光緒帝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卻不屑為京官，很快地回到台灣主持三座書院，以教育台灣後來者為職志。他甚至責成小他九歲的三弟丘樹甲作全台採訪，寫了《台灣通志》。丘樹甲未滿13歲即中了秀才，備受重視，尤其長於經濟貿易。

1892年光緒壬辰年(18年)整年，丘逢甲寫了不少詩，彙集一起，計249首，再補上前五年他進北京趕考見聞，整整282首詩，無論報導、敘事、記情、感懷、思考，無酬酢虛空之作，充滿對這塊土地、桑梓的愛和關注。尤其是〈老番行〉滿滿是對原住民的同理心，〈大甲溪〉、〈濁水溪〉更是空前絕後的報導文學史詩，而其中顯露對萬物的種種情愫，更是卓越而特殊。

但因為他20多歲就主持重要書院，引來許多嫉妒。而更不幸的是1894年他30歲那一年，甲午戰爭爆發，次年1895年乙未馬關割台，丘逢甲與兄長號召族人、鄉親、學生成立義軍抗日，並於1896年寫下〈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義軍從北、桃、竹、苗、中，全都是客家人，三角湧、龍潭、南崁、北埔一路死戰。許多人犧牲了，日軍對激烈抵抗者，一致以「土匪」稱之，台灣警察沿革誌（日本台灣總督府廳記錄）就將丘逢甲稱為土匪頭子。對「土匪」一律以屠殺、焚莊、清鄉方式處理之。

反而是那些與之妥協者可以安居下來，對配合日軍的地痞、宵小反而予以各種恩澤，如予以名位、專利權，將從抗拒者沒收來的田園山產分與之。

丘先甲、丘逢甲於葫蘆墩、東勢最後地點抵抗日軍，無兵器、無糧餉之下，36名義軍決心返大陸祖居地鎮平，妻子兒女，諸弟妹們留在柏莊，但是，先是地痞來搶劫，接著日軍來焚莊。丘樹甲帶嫂子、妻子、侄兒離開，家裡仍存些文物寄好友。但邱先甲立即化名邱德來返台，仍被日人所執，出獄後，千餘甲山園田產盡被沒收。

日據下邱先甲仍設漢文學堂，讓日據後才出生的兒女讀漢文。而回廣東的丘樹甲，20幾歲就早逝，丘逢甲則先後在潮汕主持書院，設嶺東同文學堂及開創報紙，在閩西上杭設傳習所，一切作為皆為培育下一代，為國儲備人才。

最可貴的是，無論多窘迫，遇到最悲慘的：兄弟分離，胞弟、親子死亡，或生活困頓，他仍然筆耕不輟，留下數千首詩。而他的詩一本初衷，就是關懷土地、歷史、時事、人文風情以及國家的未來。

丘逢甲培植了許多革命黨員、黃花岡烈士、開國元老，1913年到台灣抗日犧牲的羅福星先烈就是他的門生。

孫中山革命成功，丘逢甲到南京為之籌經費，使他能當選臨時大總統。可惜家國之大悲，早已使丘逢甲的健康惡化，民國一成立，他竟病逝。1912年2月，實際上他不滿48歲。

他的三兒子丘念台（前二子皆早逝）秉承父親遺志，常寄書給在台灣的小堂弟妹，不只民國新教科書，國文、地理、歷史，甚至版刻唐詩，四書，京劇譜、尺牘，以及民國初年的注音符號等這些書。他從沒有想到連他的堂弟媳婦，姪女、姪兒們都受惠。

我個人仍然保留一些念台伯於民初寄給父親的書籍，一部分捐給了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作珍藏，我仍留存了一些，尤其是母親署名讀過的舊書。

這些約有百年歷史的書，封面上有些加上一行字「鎮平丘琮寄」。丘琮就是丘念台，也就是逢甲叔公的兒子。那些書代表了一個傳承，文化的、血源的，一切一切。

在逢甲公150周歲，我們把失佚多年，30年多重現的〈柏莊詩草〉從歷史博物館借出來，原跡重現，附加打字版。一併把先甲公手寫的藥帖印製出來，加上一些念台伯的相關史料遺墨皆重現。我們已盡最大的能力，希望以後能更周全。

（作者係作家、丘逢甲姪孫女）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強調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的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寄希望於台灣1700萬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台海兩岸和平統一方案」的九條方針(俗稱葉九條)，其中包括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

1982年12月，第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讓實行「一國兩制」成了一項基本國策。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東西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針對和平統一提出六條內容    (俗稱鄧六條)：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終審權、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去台，台灣的黨政軍均由台灣自己管。

1989年6月，中共第13屆四中全會公報宣布：「和平統一祖國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這是我們的基本政策。」

1993年8月31日，國台辦和新聞辦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說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它的基本內容是一個中國、兩制並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

2000年2月21日，國台辦和新聞辦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強調「一國兩制」允許兩岸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互不強加於對方，這本身就是民主的；兩岸不同的社會制度不應構成和平統一的障礙。同時，台灣與香港、澳門有不同特點，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可以比香港、澳門更為寬鬆。

2001年9月10日，錢其琛副總理在「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壇開幕式上表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解決台灣問題，可以實行比港澳更寬的政策，他並列舉了七條具體內容（俗稱錢七條）：繼續使用台幣；繼續保有軍隊；單獨關稅區；繼續保持政府架構；大陸不拿台灣一分錢，不會調動台灣資金；台灣人民、企業家保有原有財產；人事自主，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

2002年11月8日，中共16大政治報告概括了實現「一國兩制」對台灣同胞的四大好處：一是台灣可以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不變，高度自治；二是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將得到充分的保障，永享太平；三是台灣經濟可以大陸為腹地，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四是台灣同胞可同大陸同胞一道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

2005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

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內涵有以下三點：一是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二是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三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治理改革在大陸政治體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是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建立，這是大陸經濟持續繁榮的制度基礎。進入新世紀，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繼續推進，但向一些新的方向發展：

法治型政府

中共15大就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新世紀以來，大陸繼續推進法治型政府建設，並在2004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法治型政府建設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

一是執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政府治理的新立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立法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前提，其中與政府治理相關的法律包括《政府採購法》、《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審計法》、《行政監察法》等；

二是政府依照執政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制定系統的行政法規體系。自2003年以來，從第374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開始，截至2014年8月23日通過第654號《企業資訊公示暫行條例》，單國務院令的發布數量就達到280多條。倘若加上各類通知、規定，以及國務院各部會和地方各級政府制定的規章，行政法規的數量將更多。中共18屆4中全會系統提出「依法治國」後，大陸法治型政府建設的步伐將更快。

服務型政府

服務型政府是政府公共性的集中體現，新世紀以來，民生社會建設成為大陸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主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投入總量不斷增加。以2013年中央財政公共服務支出為例，教育支出人民幣21,877億元，增長3%；醫療衛生支出8,209億元，增長13.3%；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4,417億元，增長14.6%；交通運輸支出9272億元，增長13.1%。

其次，更加注重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服務要更多地覆蓋西部、農村、民族等落後地區，這在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和各類文件中越來越多地被提到。再次，重視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制度保障。以教育為例，國務院在2006年提請全國人大制定《義務教育法》，將公共教育法制化。最後，注重政府服務人性化。比如2006年1月1日正式開通的中國政府網以及政府的相關電子化建設，方便了公民辦理相關事宜。

責任型政府

新世紀以來，大陸政府更加重視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及時負責地回應公民的訴求。在責任型和回應型政府建設中，發布會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尤其是針對公民關心程度比較高或影響比較大的個別事件，政府及時通過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公民的質疑進行回應。

例如2011年7月23日，溫州發生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事故發生以後，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承諾依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嚴肅追究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事故調查處理的全部過程要公開透明，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隨後在2011年12月25日，國務院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調查組發布調查報告，就公民的疑問逐一進行了回應。隨著責任型政府建設的推進，系統的領導問責機制基本在大陸建立起來。

廉潔型政府

廉潔政府建設在新世紀以來歷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基本都有論述，足以證明廉潔型政府建設是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從政府廉政建設的基本方式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作風建設。《國務院工作規則》第11章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紀律和作風建設提出了詳細的要求，在作風建設中，模範、表率、先鋒等帶有道德示範意義的廉政建設方式依然非常重要，比如先進人物和事蹟的報告會制度。

其二，法治建設。作風建設僅僅是廉政建設的一個方面，法治建設才是反腐倡廉建設的核心環節，例如《公務員法》的制定。此外，《國務院工作規則》第7章和第8章就監督制度和廉政建設做出了詳細規定，國務院在政府監督方面主要從監督主體的多元化和監督機制的制度化兩方面來進行，集中對一些大案要案進行查處。18大以來，在中共紀檢監察制度下，大陸開啟的強勢反腐是廉潔型政府建設的又一有力之舉。

其三，廉潔型政府建設還需要政府資訊和工作的公開化，提倡「陽光型」政府建設，例如《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的頒布和實施。

公開型政府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公開型和透明型政府又有了新的特徵。新媒體一方面為政府資訊公開提供了便捷的管道，比如2006年1月1日中國政府網正式開通，繼而在2007年8月5日國務院又頒布《資訊公開條例》，將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建設制度化。另一方面，互聯網又為公民參與和對政府製造輿論壓力提供了管道，比如新近流行的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技術，迫使政府公開信息。此外，中紀委、監察部等也利用網路新技術開展監督舉報，配合廉潔政府建設。

在大陸政治中，由於立法、司法、政府內部等主體監督作用發揮還不完善，媒體監督是廉潔型政府建設的重要管道。政府發布會制度也是國務院治理公開化、透明化的重要特徵，可以肯定，互聯網在未來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的過程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參與型政府

大陸政府治理改革更加注重公民參與，中共18屆3中全會也明確提出完善協商民主機制。首先，注重群眾和專家參與政府決策。《國務院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國務院及其各部門要健全重大事項決策的規則和程式，完善群眾參與、專家諮詢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第18條規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必要時應舉行聽證會」。其次，完善政府聽證制度，建立了包括行政處罰中的聽證和公共決策中的聽證兩大模式。

以公共決策中的聽證制度為例，發改委在2008年12月1日開始執行《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要求「定價機關依法制定（調整）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過程中，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採取聽證會形式，徵求經營者、消費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對制定價格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論證的活動」。政府治理過程中注重公民的參與，可以從源頭上消除公民的不信任，以更好地實施政府的公共政策。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期，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在台灣各大書店熱銷。其實，治國理政的新思路和新經驗不僅需要政治精英系統總結，更需要借助特殊機制予以貫徹落實。為使新的執政理念迅速傳遞，大陸的專項會議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

會議安排有特色

專項會議機制主要是指為能在全國範圍內對一些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形成共識，以中央名義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的高規格工作會議或座談會，如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等（參見表1）。從涵蓋領域看，主要涉及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民生、區域安全、民族團結等具有全局性和關鍵性議題。從會議任務看，主要是對專項議題的具體進展進行頂層設計，並以舉國之力攻克所存在的各類難題。從參會級別看，在中共總書記親自參會的同時，主要由那些與會議主題相關的各領域負責人（通常至少具有省部級領導級別）參加。因此，專項會議機制具有典型的大陸特色，已成為中共從全局視野和整體利益高度，謀劃國家發展的基礎平台之一。

首先，在會期時間選擇上，開會時間選擇具有一定規律。對於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通常都在每年年底或第2年年初召開，這樣便於總結經驗或設定新的發展任務，同時也能在時間上與國家年度稅收調整和政府預算安排保持一致。對於協調區域平衡發展的專項會議，相關措施的績效回饋需要一定時間週期，因而往往每隔幾年才召開一次，比如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迄今只召開了6次。

其次，在會議的具體安排上，通常都只有一天或兩天左右的正式會議時間，但這並不會降低相關會議的品質。正如大陸的其他高層會議一樣，此類會議的重心放在前期的充分調研和內部協商，只有在達成基本共識之後才會正式召開會議。因此，公布中央決策、學習和宣傳會議精神，成為相關人士參會的任務。通常情況下，各級各地政府機關會從實際出發，將中央會議精神轉化為政府具體的工作安排，從而使中央號召落到實處。

形成機制有原因

為何大陸能夠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上述各類專項會議機制呢？這與中共從戰略高度統籌各類利益關係的執政理念密不可分，在成因上主要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自1978年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努力提高全體居民的生活水準和實現現代化成為新的時代任務。為吸引國外資本和西方先進技術，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轉型成為當時大陸與世界市場接軌的必然選擇。如何促進不同地區有序發展，防止出現一窩蜂式的盲目發展，就需要中央政府在一些基礎領域有目標、有計畫地予以引導，這成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產生的重要原因。

同時，由於大陸經濟發展起步較晚，長期以來農業人口比重過大，因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有序的轉移。為讓農村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來，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規劃設計和政策引導，為此中共專門召開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但主動減少農業人口並不意味著農業地位的下降，確保糧食安全和滿足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在大陸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這也不難理解中共堅持每年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初衷。

二是促進民族團結的需要。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大陸的少數民族群體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或偏遠地帶，由於這些地區經濟欠發達，條件相對艱苦，造成部分少數民族成員生活水準相對偏低。如果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於廣大內陸地區，容易引發民族矛盾，比如經濟因素就成為近年來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凸顯的重要原因。因此，為實現各民族地區的共同繁榮，大陸以召開中央座談會的形式，以集體智慧集中謀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大計，不僅根據需要及時安排重大民生專案，而且還要求其他省市以「一對一」的方式實施對口援助。

三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需要。近年來，大陸經濟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突出，比如各地出現了因拆遷問題造成的暴力事件等。同時，由於大陸司法審判制度尚不完善，以及周永康等人在主持中央政法委工作時存在一些亂象，造成近年來大陸各地出現不少冤假錯案，引發輿論強烈反彈。在此背景下，大陸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力圖系統整頓政法領域的失序狀態。此外，大陸社會中存在著炫富和過度攀比等浮躁心態，尤其是一些年輕群體熱衷參加選秀、比美等活動，期望借助此類捷徑來快速成名致富，這些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容易扭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引發了社會熱議。

具體實效有差異

從專項會議的具體實效看，應針對不同類型而有所區別。一方面，涉及經濟社會領域的專項會議召開次數頻繁，每年都有相應的目標任務安排。但目前大陸經濟體已經高度國際化，受世界經濟形勢波動影響明顯，因而這些專項會議的具體措施並不一定能夠完全兌現。另一方面，涉及社會內部穩定方面的專項會議，通常是針對特定議題才會專門召開，能夠有所針對地制定相關措施；同時，涉及外交領域的專項會議，主要是結合時代背景和國際局勢變化而系統調整外事工作。因此，這類專項工作會議往往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往往效果比較顯著。

總之，作為一種落實執政理念的專項會議機制，已成為大陸的一項制度化工作安排，反映了中共能夠及時從宏觀層面制定、發布和調整內外政策及其具體措施，這其中所蘊涵的相關經驗是值得借鑒和總結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幾年來，亞太形勢出現一些重要的新情況，形成以「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為特點的亞太安全新形勢。這一新形勢的形成，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種處於動態平衡中的相對穩定的形勢，將可以在未來較長時期中存在，並且有利於保持亞太地區的發展繁榮。

亞太安全形勢發生變化

1990年代中以後的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保持相對和平穩定。但是，2010年以來，亞太安全形勢出現一些新情況，不僅受到廣泛關注，對於變化影響的評估也出現明顯分歧。分歧涉及多個方面，最關鍵的是：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及其影響是全局性的，還僅是局部性的？即這些變化是否導致亞太安全形勢的根本性改變，亞太地區是否由總體和平穩定變為總體對抗緊張？

一、  局部爭端明顯加劇，造成亞太安全形勢動盪。

2010年以來，亞太地區一些局部爭端明顯加劇，導致相關國家的雙邊關係嚴重下滑。包括：日俄島嶼主權歸屬爭端加劇；韓日慰安婦問題爭端激化；朝鮮半島北南雙方關係持續處於不穩定之中；中日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以及與日本戰爭罪責相關的一系列爭端激化；中菲、中越關於南海若干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等。這些局部動盪，導致中日、韓日、中菲、中越雙邊關係嚴重下滑。

儘管具體起因和內涵各不相同，亞太地區動盪緊張有兩個重要的共同特點。其一，局部爭端的激化十分明顯，有的甚至已達到嚴重程度。例如，中日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的爭端、中越在西沙海域的爭端、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摩擦等等。其二，這些爭端雖已達到嚴重程度，但都在可控範圍內。中日關於釣魚台主權爭端，儘管兩國的船機在相關海空域頻繁巡邏，但並沒有「擦槍走火」而引發軍事衝突；中國981號鑽井平台在中國西沙群島海域作業，遭到越南大規模騷擾，甚至越南國內發生嚴重反華暴亂，但事態最終被控制，中越沒有發生軍事衝突。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這些局部動盪確實導致亞太安全形勢發生變化，但變化又是有限的。但必須看到，這些局部動盪緊張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消除，因為這些局部的爭端都直接關係到當事國的核心利益，而難於退讓。

二、  某些國家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形勢重要的隱患。

近幾年，美日、美菲軍事同盟大為強化。其中，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並不是冷戰時期亞太地區軍事同盟的簡單加強，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新特點。

2012年以來美菲軍事同盟強化的力度很大，雖然還沒有達到冷戰時期美菲軍事同盟的水平，沒有重新簽訂全面的軍事同盟條約，但實際的軍事合作已經廣泛推進，包括：美軍人員以演習輪換為名，實際進駐菲；菲對美重新開放蘇比克灣軍事基地；美菲頻繁舉行聯合軍演，而且規模明顯擴大；美對菲軍援不斷增加等等。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完全針對中國，針對中菲的南海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但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並沒有引起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明顯關注，因而也沒有對亞太安全形勢產生較大衝擊。對菲而言，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實際只具有有限目標，即針對中國而決定的。

美日軍事同盟從未淡化，但2012年底安倍再次在日本執政後，卻明顯地進一步強化。一方面，美日具體的軍事合作，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持續推進。包括：美軍的F-35飛機、魚鷹飛機，以及新型雷達等先進的武器裝備持續調入日本部署；美日各種類型的聯合軍事演習頻繁舉行，而且規模不斷擴大等等。另一方面，美日軍事同盟中的戰略合作出現突破性發展。主要是，在美國首肯和支持下，日本以改變憲法解釋的方式，實現了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由此；日本自衛隊將可不受限制地在全球範圍與美軍協同進行軍事行動。

雖然美日都聲稱，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是為了應對中日釣魚台主權歸屬爭端，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但實際上，美國迫切需要得到日本實際的軍事支持，以擺脫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力不從心的困境；日本則迫切需要得到美國的首肯和支持，以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實現成為「正常國家」的大國戰略。所以，強化美日軍事同盟不僅受到中國及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重視，也從而成為亞太安全形勢變化的突出熱點，是亞太安全最大的隱患。 

三、  亞太地區繼續保持總體上的和平穩定。

儘管局部動盪緊張明顯加劇，但亞太地區總體上繼續保持和平穩定，延續了199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與東歐、中東、南亞、非洲，以及拉美等地區一直處於戰亂比較，顯得尤為突出。

亞太地區能夠持續保持和平穩定，首先取決於，亞太地區存在保持地區和平穩定的強大潮流；其次則取決於，地區內發生的各種局部動盪緊張，儘管長期存在，但始終可控，始終不會在地區內成為主導方向。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曾經發生多場局部戰爭，規模大、延續時間長，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但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經濟合作廣泛推進，成為亞太地區最強有力的主流趨勢。這是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地區的主要保證，地區內各國也深獲其利，故而這一主流趨勢難以動搖。

如上分析，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亞太地區的總體和平穩定是鞏固的；但已經出現的局部動盪緊張，一時難以消除而將持續存在。所以，亞太地區正在形成「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的安全新形勢。這不同於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總體上呈現對抗與戰爭的安全形勢；也不同於過去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不僅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也不突出的安全形勢。

亞太形勢變化的因素

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是多個重要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這些因素中，有的是一直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在近幾年明顯激化；有的則是在近幾年才出現，但迅速發揮重要影響，這主要有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和中國的明顯強大。

一、  歷史遺留問題激化亞太地區局部動盪緊張。

近幾年亞太地區受到廣泛關注的一系列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實際上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其中，俄日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韓日獨島（竹島）主權歸屬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以及中菲、中越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都是1970年代以來出現的爭端遺留問題。此外，日本與中、韓關於戰爭罪責問題的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

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長期存在，近幾年受到內、外部原因影響更加激化，達到從未有過的嚴重程度，從而直接導致亞太地區出現局部動盪緊張。

島礁主權歸屬爭端，直接涉及當事國領土主權完整，涉及各國的核心利益，此為這些爭端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近年來，一些國家出於不同目的，不斷強化對於相關島礁的控制或爭奪，激化了爭端。例如，日本主要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目標，強化對於南千島群島（北方四島）與俄國的爭端，對於獨島（竹島）與韓國的爭端，以及對釣魚台與中國的爭端；越南主要出於維護其所竊占的南海島礁及附近海域，年產量高達2,000餘萬噸石油的巨大利益，大力強化對其控制，從而嚴重激化了與中國的爭奪；菲律賓則主要出於轉移國內政治、經濟困難的需求，強化對所占南海島礁的控制，激化了與中國的爭端。

日本完全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需要，在近幾年，否定二戰罪責的言行，如否定「慰安婦」事實，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解禁「集體自衛權」等，大大激化了與中、韓的相關爭端。這些都屬於爭端激化的內部原因，是爭端和當事國自身發展變化的結果。至於外部原因，則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鼓動和中國明顯強大的刺激。

二、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亞太地區局部動盪的外部原因。

美國是亞太地區國家，但不是東亞西太平洋國家。近幾年來亞太地區的動盪全部發生在東亞西太平洋區域，而美國針對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亞太戰略調整，正是導致這一區域內相關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爭端激化的最重要外部原因。歐巴馬政府於2010年提出亞太戰略調整，而發生於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局部動盪緊張，也正是在2010年以後迅速明朗化。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因果關係。

2010年第一季，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戰略，2011年第四季又相繼提出「轉向亞太」、「亞太再平衡」等戰略，而亞太地區明顯加劇的局部爭端，為美國提供了發揮平衡者、主導者作用的機會。美國把握了這些機會，迅速以平衡者的姿態插手亞太地區各個局部動盪。從各個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到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美國無一不積極插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以平衡為名的插手，實際上很不平衡，美國在宣稱鼓勵和支持和平處理爭端的同時，採取了支持爭端中一方的行動。例如，在與中國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中，美國無例外地支持與中國對立的一方，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在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中，則明顯支持日本。顯然，美國這種「平衡」作用，只會進一步激化這些局部爭端，而且在較長時期中難以消除。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在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企圖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以攻為守」的戰略舉措。但是，美國的「力不從心」，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時時、處處都有清楚的表現。美國試圖通過支持局部爭端中的一方而進行平衡，並稱之為運用「巧實力」，但卻使美國陷於明顯的困局。最突出的就是，由於美國插手與中國相關的局部爭端，並且無例外地支持了中國的對立國，所以，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一著手進行，即被普遍認為是「圍堵」、「遏制」中國。儘管歐巴馬政府一再公開否認這種說法，反覆強調「中美關係是21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曲折，顯示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對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帶來重大損害。

三、  中國明顯強大，既導致局部動盪緊張加劇，又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2010年以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的科技、軍事實力也迅速增強。對於中國明顯強大及其影響，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有著兩種不同的判斷和反應，並從而導致中國明顯強大，既是發生局部動盪緊張不可忽視的原因，又是促進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明顯強大的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一再冒出。亞太地區少數國家，主要是那些與中國之間存在歷史遺留問題的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更迅速增強。他們認為，中國必會憑藉明顯強大的實力，以強硬手段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以武力處理相關島礁的主權歸屬爭端等問題。所以，這幾個國家，一方面各自大力強化他們所占島礁的控制；另一方面，出現聯合對抗中國，並企圖借助美國力量遏制中國的動向。這是近年來，亞太地區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的重要原因。

其實，中國並未因自己的強大而產生稱霸的念頭。「不稱霸」是中國在1970年代就提出的理念，至今40多年沒有改變，而且不斷豐富、強化。近年來，中國以更加清晰的理念、更堅定的行動，向世界，首先向亞太地區國家展現了決不會陷於「國強必霸」傳統邏輯的決心和信心。不論是周邊外交、亞太地區外交或全球外交，中國都展現出「親、誠、惠、容」的理念；爭取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以及落實「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行動等，也因此得到越來越多亞太地區國家的肯定。中國提出的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路線、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更受到亞太地區國家廣泛歡迎。在消除亞太地區國家疑慮的同時，中國積極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合作，從而使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

結論與展望

一、近幾年來，亞太地區出現局部動盪緊張，但他們都具有明顯的局部性與有限性，其影響不會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但這些局部動盪緊張，往往涉及國家核心利益，難以消除。所以，這些局部動盪將在亞太地區長久而局部、有限地存在。

二、保持和平穩定仍然是亞太安全形勢的主導方向。主要原因是各當事國都重視對爭端的控制，防止爭端的擴大和升級。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合作，有效保障了各國的發展、繁榮。所以，未來時期中，總體和平穩定將始終是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主導方向。

三、「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已成為亞太安全新形勢的基本特點。亞太安全新形勢可以相對穩定存在的基礎在於，總體和平穩定有利於亞太地區各國的發展、繁榮，符合地區內各國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

四、中國的明顯強大，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有重要影響。中國摒棄「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始終堅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就一定可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為保持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做出重大貢獻。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美國與古巴經過18個月的秘密協商，並在教宗方濟各的斡旋下，於加拿大進行了8次會談，詳盡地討論了細節和重大的歷史問題。2014年10月，在談判進入關鍵時刻，梵蒂岡作為東道主提供場地讓雙方高層小組密會，敲定協議的最後規定，11月6日，中期選舉之後兩天，歐巴馬總統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宣布新政策 。12月初，美國國務卿凱瑞在梵蒂岡會見教廷國務卿樞機主教彼德羅‧帕羅昂，12月16日歐巴馬與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通了45分鐘電話，12月17日兩人先後宣布兩國關係解凍。由於雙方參與談判的人數有限，加上保密到家，因此讓人感覺事出突然。

拉丁美洲集體左轉

從種種跡象看來，這次是美國採取主動，也是國內外大勢所趨促使美國與古巴修好。而其中最重要的國際因素，非拉丁美洲集體左轉莫屬。

美、古關係是美國同拉丁美洲關係的核心問題。自1998年以來，左翼領導人已經在拉丁美洲四分之三的國家上台；南美洲的3.65億人口中，近3億人口生活在左翼政府的統治下，拉丁美洲正在集體向左轉。左翼浪潮正在席捲美國的「後院」。對美國而言，發生在自家後院的這一重大變局，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美國政府發現，在拉丁美洲它幾乎找不到幾個可靠的盟友；與此同時，跟美國作對或保持距離卻成為一種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相信美國的經濟處方，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政策經常碰壁。布希政府對古巴採取強硬措施，不僅損害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也阻礙了美國同這一地區其他國家開展建設性合作。這個問題隨著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愈顯突出。

菲德爾‧卡斯楚是拉美左派的元老，12屆美國政府對古巴政權的敵視不僅沒有摧毀，反而使卡斯楚政權更鞏固，CIA屢次企圖刺殺卡斯楚未遂更增加了他的聲望。拉丁美洲左翼政權同情古巴是美國50餘年封鎖政策的受害者。正如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所言：「在古巴問題上，美國幾乎遭到所有國家的反對。」美國對古巴長期實施孤立和制裁政策，反而使自己陷入被拉丁美洲國家孤立的境地。

2009年在巴西召開的拉美33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領導高層參加的峰會，沒有邀請美國，反而邀請古巴與會，並且通過一項特別聲明，要求美國嚴格遵守國際法並履行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全面解除對古巴施行近50年的封鎖。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芙表示，加強與古巴在各方面的合作是反對美國封鎖古巴的最好方式。自1992年開始，聯合國大會每年都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制裁的決議。

梵蒂岡起到重要作用

1996年菲德爾‧卡斯楚訪問梵蒂岡，會見了教宗約翰‧保羅二世。1998年約翰‧保羅二世訪問古巴，他批判禁運造成一般百姓生活困難，並要求解禁。他的繼承人本篤16世於2012年訪問古巴。2013年，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總主教豪爾赫馬里奧‧貝戈利奧成為教宗方濟各，這是梵蒂岡第一次選出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方濟各力求在南半球振興天主教的影響力，期望在外交上更獨立，不要受歐洲或美國世界觀的影響。他熟悉古巴事務，在擔任總主教時曾經訪問古巴，與哈瓦那大主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2014年4月，梵蒂岡和古巴慶祝建交79年，並在羅馬一個教堂舉行圖片展。方濟各任命的國務卿彼埃特羅‧巴羅林紅衣主教曾任駐委內瑞拉（古巴最親近的盟友）宗座代表，他充分瞭解拉丁美洲動態及古巴所遭遇的困難。梵蒂岡高層對拉丁美洲局勢有最直接的瞭解，它一貫反對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梵蒂岡在全球有超過10億的信徒，在拉丁美洲具有巨大影響力，它的介入起到了無可取代的作用。

佛州選民組成及立場有變

美國大約有200萬古巴裔居民，其中約有150萬聚居在佛羅里達州，他們流亡美國憎恨卡斯楚，集體投票立場堅定，誓死反對放鬆制裁古巴，他們的勢力曾經足以左右佛州選情，而佛州是美國大選兩黨必爭的大州，很難想像沒有拿下佛州，共和黨可贏得總統大選。高爾競選總統時，就是因為佛州的計票問題，以些微的差距失去佛州而飲恨，而歐巴馬兩次大選都在佛州獲勝。如今流亡的古巴第一代難民逐漸凋零，新一代的古巴裔選民有親屬在古巴，他們更為務實、更為開放，並且隨著波多黎各新移民的大量湧入，他們的影響力超過古巴裔選民。

根據對邁阿密郡的民意調查，68%的人對與古巴恢復邦交持積極態度，30歲以下的年輕人更有88%贊成。佛州的拉丁裔人口越來越多元化，對波多黎各和其他拉丁美洲移民而言，古巴問題並不是首要問題，歐巴馬兩次大選勝利都得益於這種情勢。

根據路透社2014年7月至10月的調查顯示，在3.1萬的受訪者中，大約20%反對美、古建交，43%贊同，37%表示不確定。《紐約時報》10月的調查，美國人中10個有6個支持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2014年年初，佛蒙特州民主黨參議員派翠克‧萊希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傑夫‧弗萊克，在《邁阿密先驅論壇報》合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促請歐巴馬改變對古巴的政策，並聽取全國大多數民眾的意見，放棄冷戰的殘餘。民意讓歐巴馬敢於翻修早已過時的古巴政策。

共和黨議員出面反對

歐巴馬表示，「美國將要結束 過時的作法，開啟美、古關係新篇章」；「我不相信，我們要持續再做已經做了50多年的事情，我期待有一個不同的結果。50多年的禁運並未產生顯著的效果，我們可以同古巴進行更多接觸。」一般咸認為，歐巴馬此舉表明，他並不心甘情願作為跛腳鴨，在未來的兩年裡，他仍然想要有所作為，外交是屬於總統的權力範圍，美、古關係解凍顯示歐巴馬敢於踏進過去10個總統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區，這或將成為歐巴馬僅剩兩年的執政生涯中，最主要的一項政治遺產。

歐巴馬政府需要以改善美、古關係為突破口，全面發展同拉美各國的關係，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但歐巴馬的行動不會一帆風順，首先是來自國會的反對聲浪。目前共和黨在眾議院掌握246席的多數，在參議院掌握54席的多數。眾議院議長博納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已經表示反對歐巴馬的行動。批評最激烈的來自古巴裔國會議員，來自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馬‧魯比奧和德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梅南德斯，他們宣稱將在任命大使和提供建立大使館的經費方面百般杯葛。

恢復外交關係固然屬於總統的職權，但解除禁運卻需要國會通過，以目前參、眾兩院的組成看來，這將是一個冗長艱難的過程。因此，歐巴馬雖然堅持放手一搏，但前路多艱，非一蹴可及。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東亞大國日本，二戰前是軍國主義侵略國家，戰後則是美國保護下的經濟強權，以「和平國家」自居，卻與鄰國纏結著複雜的歷史恩怨和經濟合作、競爭關係，因此，日本領導人及執政當局的史觀、性格和立場，都牽繫著東亞大環境的安定與否，動見國際觀瞻。

政權公約老調竟被期待

由於施政爭議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看好時機，11月21日斷然解散眾議院，才隔了兩年，12月14日又舉行了一次大選。執政的自民黨11月25日公布「政權公約」，標題很霸氣「恢復景氣只有此道」，還是推「安倍經濟學」；列出的「經濟重生、加速復興」、「重建財政」、「地方創生、推動女性就業活躍」、「安全‧安心、教育重生」、「進行俯瞰地球儀積極的和平主義」、「改革政治」、「修改憲法」等目標全是老調；講強化企業競爭力，提高日本「賺錢的能力」固然不錯，唯實際政策皆缺乏新意。

可是，在野黨更差勁，有的準備不及，有的零星薄弱，批判、對抗「安倍經濟學」欠缺說服力，對日本面臨的困境提不出解決之道，遂形成自民黨、公明黨聯盟對其他黨呈現「一強多弱」的狀態。選民沒什麼選擇，而且，自民黨的政策才實施到中途，未到論成敗的階段，而「安倍經濟學」裡「大膽的金融政策」，發動日圓貶值，有利於大型企業出口（中小企業則成本推高，很慘），股市上漲，海外遊客到日本旅行、購物變多了，至於GDP連兩季負成長，為防範景氣更糟，安倍宣布原先預定2015年10月的調高消費稅（至10％）措施，延後一年半實施，使得恢復景氣轉為樂觀，乍看之下，「安倍經濟學」是有成效的，選民仍有期待。

因而，不久前安倍政府兩位女性閣員出狀況去職，還有連續29個月貿易入超等，似乎都不是問題了。在這種氛圍下，選民再給當政者機會，讓執政聯盟一舉獲得超過眾議院三分之二議席的絕對優勢，有了修憲的本錢。

這次選舉本來應該是對安倍政府兩年執政的審判，可惜在野黨沒有與執政黨一較高下、謀求政黨輪替的實力，投票率僅有52.66％，選舉就像為安倍的政策再次背書，為安倍長期執政鋪路。

中日與韓日關係是關鍵

美國也很注意日本的情形，但關注的是其景氣，歐巴馬總統說「歐洲、日本減速，美國的景氣也可能後退」；日本延後消費增稅，美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公司雖表示是「適當的判斷」，但一般市場對擱置重建財政評論欠佳。2014年12月上旬，穆迪(Moody's )信評調降了日本國債的信用評等。《華盛頓郵報》說得中肯「選民沒有熱情」、「很多選民儘管質疑安倍經濟學可否復興經濟，但幾乎都沒有想要換政黨」。

選舉前夕，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日本《讀賣新聞》非但沒有對戰前日軍的暴行有所反思，居然還大嗆「不能容忍片面的反日宣傳」，認為中方說有30萬人被殺「缺乏客觀的根據」，強調 2010年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裡日方所提的「20萬人是上限，尚有4萬人、2萬人的推估」。日本輿論抱持這種態度，其與東亞鄰國的關係，怎麼會不顛簸呢？

中日領導人，相隔3年，2014年11月亞太經合會上，習近平與安倍會晤了，雙方國防單位協議設置「海上連絡機制」，有了改善的徵兆。不過，大陸仍用「歷史意識」檢視日本，海警局的船隻也繼續在釣魚台海域巡弋。

韓國總統朴槿惠雖然在歷史問題與中國合作，但日本似乎嗅到可能變化的線索。2014年12月1日，朴槿惠與來訪的日本經團連榊原定征會長等人會談時，表示就歷史問題會推動「韓方整飭環境」，日本覺得這是韓國在公開場合首次「對日讓步」的發言。只是，朴槿惠就慰安婦問題相當堅持，安倍亦頗強硬，兩人何時會談，現在還沒譜呢。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二戰結束70周年，中、俄、韓已同意共同舉辦紀念活動，安倍新政府如果依舊僵硬地視為「反日共鬪」，不道歉、沒反省，那對東亞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完全沒有幫助。

這次日本選民寄望「安倍經濟學」能改善日本的經濟環境，然而，對安倍的捧場，極可能無意間也「漂白」了集體自衛權立法、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刪改憲法第九條等具有軍事野心的修憲政策。日本2013年4月已布建好間諜衛星的「4星體制」，斥巨資購買火力兇猛的F-35戰機，又積極和美國演習練兵，偏離「和平國家」越來越遠，以安倍的個性及對政軍的興趣，豈會將之拉回？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美國參議院12月4日通過《軍艦移轉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出售四艘派里級導彈巡防艦給台灣，1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簽署該法案，批准售台武器。

據瞭解，美國計畫於2015年淘汰所有派里級導彈巡防艦，取而代之的則是瀕海戰鬥艦。而此次售台的4艘佩里級是泰勒號(Taylor)、卡爾號(Carr)、蓋瑞號(Gary)與艾羅德號(Elrod)，艦齡均已20多年。

此消息一出，立即招致中國大陸外交部門及軍方的強烈反應，並稱將做出進一步反應。台灣則除表達感謝外，還聲稱這彰顯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對《台灣關係法》的具體行動，充分展現台美關係堅實穩固、互信友好。

台灣高價購買美國軍備

台灣國防部2014年10月公佈的年度國防報告書中提到，兩岸形勢雖然緩解，但台灣仍受解放軍武力威脅，且兩岸軍力優勢已明顯向中國大陸方面傾斜。

馬英九於2008年上任後，被指稱未能實現國防預算占總預算3%的承諾，美國則多次發表報告稱，台海軍力嚴重失衡、優勢大幅傾向中國。

小布希總統卸任前夕，通過了總值逾60億美元對台軍售，台灣當時提出的七個軍購項目中包括柴電潛艦。台灣希望取得的8艘潛艇，一直在歐巴馬的軍售批准範圍之外，由於美方並不製造柴油潛艇，美國的軍火公司必須證明有能力設計製造，或找到外國公司合作生產。美國海軍司令部和台灣海軍曾多次反覆討論製造潛艦事務，但一艘都造不出來。馬英九日前向到訪的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台灣已決定自行製造潛艦，希望美方能給予技術方面的協助。

全新派里級巡防艦每艘造價約320億餘台幣，美國占盡台灣的便宜，通過對台出售的這批二手舊軍艦，售價比起出售新軍艦的價格稍低。台北國防部稱，對此採購，已完成建案程序，於2015年編列相關預算，後續將依軍售規定辦理，並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以便獲得符合作戰需求的船艦載台和戰鬥系統。

這批二手軍艦都是美國在1980年代下水服役的，艦齡已近30年，將取代此前台灣從美國取得、艦齡已約50年的諾克斯級軍艦。四艘軍艦中，除2013年已除役的「卡爾號」外，其餘都是仍在服役的美軍「熱艦」，其中包括「蓋瑞號」，該艦是2014年夏天參與美軍環太平洋軍演的軍艦之一，比起從前售台的除役後、已封存的冷艦，「熱艦」可節省保養、重啟的費用，交接程序也更快。

大陸強烈反對美對台軍售

北京政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19日，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台灣問題事關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保留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中方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回應說，對台軍售問題攸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批評美方上述行徑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及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的精神，與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趨勢及中美兩軍關係良好發展都背道而馳。中方將密切關注形勢發展，視情況作出進一步回應。

依筆者所見，中國大陸如何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現實。如果中美關係不佳，華府處理兩岸關係就會變得更困難。

軍售政治意義大於實質

美國對台軍售是一項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並非僅是一般性武器裝備交易，而是涉及中、美、台三邊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因三方各自有其利益考量、各持己見，以致產生利益衝突。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符合中美共同戰略利益。北京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特別是依《八一七公報》，停止售台武器。

華府不論是根據《台灣關係法》或《八一七公報》，都須考量國內外的政治情勢。美方認為，過去兩岸軍力相對平衡，但隨著中國大陸軍事預算的增加，變得越來越不平衡；台灣面臨對岸一系列軍事挑戰，需要在武器方面更新，這不是為了台灣與大陸的軍力平衡，或是提供攻擊性武器，而是保持台灣基本的防禦能力；如果兩岸軍力差得太遠，台灣會缺乏意志。故美國對台軍售的政治意義大於實質，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美國利用軍售或技術移轉、軍力平衡、確認對台灣安全的承諾、支持美國業者參與台灣安全事務，不惜干涉中國的內政。

中美軍事關係有三大障礙

1980年代以來，中美軍事關係基本狀態是走走停停，時斷時續。中斷交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對台軍售。中國大陸曾指出，中美軍事關係發展有三大障礙：對台軍售首當其衝，其次是美國軍用艦、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進行大範圍抵近偵察，以及美國在2000年通過《國防授權法》，禁止中美在12個領域進行交流。

而今，中美兩軍的「三大障礙」依然存在，同時還產生了網路、地區安全等東海、南海、中日、美日聯盟體系都糾纏在一起的新問題。

此前美國曾經批准一批對台軍售後，中國大陸也一度中斷與美國的軍事交流，表達不滿。

美台關係會繼續維持友好，在美台安全關係上，軍方頻繁互動合作，2014年約有2,500名美國國防部人員訪問台灣，比2013年提高25%，台灣軍方訪美也超過1,500人次，花的全是台灣納稅人的錢。回顧歷史，美國總統從沒有超過4年任期不對台軍售的。歐巴馬在任期內對台軍售已逾百億美元。不過，他對前小布希也一度列入軍售清單的F16 C/D型戰鬥機，則始終未予提及。

台灣空軍希望取得F16 C/D型戰鬥機，此型戰機是大陸軍方事先特別點名美國不得售台的武器，中方曾威脅美方若出售將導致「嚴重後果」。

在歐巴馬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被派到台灣進行說明，向台灣稱美方並未拒絕售台F16，但仍在進行評估中。雖然美方沒有明確拒絕出售F16或更多套的愛國者三型導彈裝備，但台灣仍表達對美方以評估為由推遲軍售的擔憂。

美國政府也力圖處理好對台軍售問題及與中國大陸發展關係，因此，面臨困難的選擇：一方面，國內法要求協助台灣自衛，另一方面，避免捲入西太平洋不必要的摩擦和衝突。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2014年12月中旬，就恐怖主義問題方面，連續發生了幾件令人矚目的事件。首先，12月16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塔利班分子武裝攻擊了一所軍方公立學校，至少135人被打死，其中多數是學童。為何巴基斯坦成為打擊目標呢？

巴基斯坦成為打擊目標

早於1980年代，巴基斯坦就與美，英，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一道，以打擊蘇聯占領軍名義，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培訓民兵；同時又由賓拉登出面，從全世界伊斯蘭教文化圈招募激進分子組成基地組織，並令其成員接受游擊與爆破訓練。

從此，這些恐怖分子便在全世界展開顛覆活動，其中以俄羅斯、巴爾幹、印度、中國大陸、阿拉伯世俗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最為激烈。他們也就是後來顛覆利比亞、敘利亞和最近侵略伊拉克的主要成員。

911事件後，美國以「基地組織襲擊雙子大廈」 為藉口，展開「反恐戰爭」，對一系列國家進行武裝侵略，同時又逼迫巴基斯坦政府配合打擊阿富汗、巴基斯坦兩國的塔利班與基地勢力。這就是造成2001年之後，塔利班游擊分子對巴基斯坦採取報復手段的直接原因。

2008年歐巴馬擔任總統後，順應美國民眾的期盼，一度終止了反恐戰爭，由是巴基斯坦與恐怖分子之間的關係也開始有所好轉。然而，繼伊斯蘭國勢力於2014年10月擴張至伊拉克，並再度成為美國打擊對象之後，巴基斯坦便又得面對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攻擊，以至於發生上述的白沙瓦市屠殺兒童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美國眾議院對中央情報局的設立黑獄，以及從事酷刑行為的調查顯示，中情局(CIA)迄今提出的所有證明（即911事件為基地組織或塔利班所為），均是子虛烏有。此外，從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的活動看來，與美國的官方政策根本是息息相關。這點，還需要從其他事件詳細加以介紹。

土耳其翻臉

另一件極為反常的事件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於2014年11月下旬在一個伊斯蘭教國際會議上，突然對西方盟友破口大罵，說是「（西方人）來到伊斯蘭教世界的目的不外是覬覦石油、黃金、鑽石和廉價勞工。他們帶來的只是爭執與糾紛，其動機之不良不容懷疑。他們貌似忠厚，其實卻巴不得看到我們及孩子的死亡。我對遠在12,000公里外的人士對我們提出沒完沒了的無理、自私要求感到厭煩…。」毫無疑問，埃爾多安總統罵的是4天前才造訪土耳其的美國副總統拜登。為什麼土耳其政府突然反目呢？

話說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土耳其便扮演著西方勢力的尖兵角色。無論是支援前南斯拉夫反政府勢力方面，或給予俄羅斯境內伊斯蘭教分離主義支援方面，都表現得不遺餘力。此外，中國大陸的東突分裂主義組織甚至長期在伊斯坦堡建立其海外活動的大本營，因此，對大陸也造成極大的傷害。囂張的時候，其領導人甚至誇口要「建立從中國長城至愛琴海的突厥大帝國」。

2010年發生的一系列阿拉伯之春運動，包括埃及動亂、利比亞的崩潰，尤其是敘利亞的顛覆戰爭，土耳其當局更是明目張膽地把本國當作國際恐怖分子的培訓與集散基地。如今，即伊斯蘭國問題出現後，美國卻突然要求土耳其出面對伊斯蘭國進行打擊，這對土耳其伊斯蘭教政府而言，不只是火中取栗、引火燒身，又不能給本國的伊斯蘭教群體一個妥善的交代。於是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除破口大罵外，還即刻與俄羅斯簽訂了一個石油、油氣協定，允許俄羅斯將資源取道土耳其、最終輸送至歐洲國家。

約旦也參與其中

除土耳其外，眾所周知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爾，是長期以來積極支持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宗極端分子的兩個重要國家。然而，12月24日消息傳來，竟然有一架約旦的戰鬥機在伊拉克為恐怖分子擊落。這事，的確有些突兀，原因是約旦與瓦哈比宗極端組織的關係一向比較疏遠。迄今觀察界所知悉的是，前往敘利亞進行顛覆的恐怖主義分子，不僅獲得土耳其的支持，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約旦經過整編，而後偷運至敘利亞境內。如今，約旦的戰鬥機在伊拉克遭擊落，說明約旦的參與之深，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但是，約旦又圖謀什麼呢？

早在1991年老布希時代攻打伊拉克時，便已私下制定「三分伊拉克」的計畫。該計畫最終由小布希2003年正式通過打垮薩達姆政府而得以推行。但是，美國在伊拉克建立的新局面還不是原來所計畫的什葉派、遜尼派與庫爾德派共同組成的三個「國中國」，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庫爾德自治區與什葉派所領導的弱勢中央政府。換言之，直到伊斯蘭國進入伊拉克之前，伊拉克的遜尼派始終是靠邊站，並形成最大的敵對勢力。

為填補政治真空，2014年10月敘利亞境內的部分恐怖主義勢力成立了「伊斯蘭國」，並且井然有序、毫無阻力地入侵了伊拉克西北部地區。之所以如此順利，當然是伊拉克政府以及庫爾德自治政府不做任何抵抗。除此之外，這股人數不過2,000人的隊伍，還受到伊拉克遜尼派極端分子的支援與加強。如此這般，原來設計的三個「國中國」便就此形式上獲得實現了。

其實，「伊斯蘭國」並非一般性國家，其「國體」的正確譯名應當是「酋長國」，也就是遲早要按中世紀的作法，推出一個望族出身的領導人。這方面，約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與敘利亞共同建立過一個以哈希姆望族為首的聯合酋長國。如今再由約旦王室選派適當人選，填補伊斯蘭國（占領了敘利亞東部與伊拉克西北地區）的領導位置，當是自然不過了。更何況，與其讓極端分子掌控伊斯蘭國，不如讓一向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的約旦王室成員主持其政局。當然，該部署還不一定能夠取得伊斯蘭國各個勢力的共識，這就成為目前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伊斯蘭國發動攻擊的最大原因。

應正確認清恐怖主義組織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認清以下幾點：

一、恐怖主義組織就是美、英集團的戰略資財，只會充分加以利用，頂多剷除部分搗蛋分子，但絕不會悉數消滅；

二、直接打擊部分恐怖主義分子，並藉此擴大為「反恐戰爭」，主要是美國共和黨的策略。利用恐怖分子來「以夷制夷」，則是民主黨的一貫主張。這說明為何最近美國國會共和黨的勢力突然加強，致使民主黨政府勉為其難地做些「打擊伊斯蘭國」的姿態。然而，民主黨政府的最終目的，還在於建立一個易於控制的「伊斯蘭遜尼派自治政府」；

三、美國民主黨的「以夷制夷」策略，嚴格說來，對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其實更加不利。原因在於，2008年歐巴馬上台後為貫徹「以夷制夷」策略，便正式結束了反恐戰爭，轉而加強恐怖主義組織的武裝，以使其顛覆利比亞及敘利亞。同期間，原已大體平息的恐怖主義事件，卻在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又從此激烈增加。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九合一選舉結果出爐，執政黨兵敗如山倒，各界紛紛將原因歸咎於失守青年選票，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更於選後順勢推出I-Voting網路投票，號稱「自己的局長自己選」，並於當選不久後立即開跑，不過實行後卻也引發許多爭議，造成新市長上任前，人事安排就搞得烏煙瘴氣。

網路投票率偏低

柯文哲在贏得台北市長選舉後，外界皆認為是網路宣傳起到關鍵性作用，媒體也如此認為。柯文哲在嚐到甜頭之後，立即推出I-Voting，並宣示「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柯文哲宣稱I-Voting是場全民參與的運動，並指出網路投票在全球早已行之有年，台灣若是仿效這做法，屆時無論是市府的預算，抑或是對政府官員等的評價，都可以透過網路實際參與，「全民都可以是市長」，不過他似乎沒想到會掀起接下來一連串風暴。

因為他所謂基於公平正義的I-Voting，已遭到實際數據打臉。以勞動局長來說，他宣稱的18歲以上的台北市民，或是工作於台北市的民眾作為條件的話，符合條件的人數就至少有300萬人，然而登記投票者卻僅有20,412人，連千分之四都不到，淪為一個選舉笑話，這種由少數人選出來的官員，有何民意基礎？倒還不如由柯文哲自己選擇的官員來出任，自己的責任自己扛，這才是一個有擔當政治人物應有的風範。

再來則是這制度的普及問題，柯文哲宣稱「全民參與」，卻沒有想到科技面及年齡族群等現實的狀況，雖然台北市擁有龐大的網路資源，但從較為年長的投票者來看，光是智慧型手機等設備的操作就有問題了，更別談事前的登記等前置作業。

而剩下較高的可能比例則為青年網路世代，但細分看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此制度，除了媒體的報導外，該制度主要還是透過網路宣傳，網路世代中也有一定的分流，並非所有人都會瀏覽相關的網站，從這裡開始，投票人數就已經遭到限縮，至於登記及實際參與投票的人，也因此就不是那麼顯著。

遴選遭質疑黑箱作業

當初柯文哲在政見中表示，會有5個與民生相關的局處首長交由I-Voting決定，卻在選前兩周宣布文化、教育及社會等局長，改由遴選委員會及市長共同決定，最終只有勞動局長完全實行I-Voting。

只是沒想到，遴選制度也波折不斷，選後不到三周，柯文哲所找的18名市政顧問及遴選委員會委員就接二連三辭去職務。許多遴選委員除抱怨自己未受尊重、如同「衛生紙一般用完就丟」，也指出遴選過程不夠透明、程序早已被柯系「醫療霸權」壟斷，形同球員兼裁判的情形。文化局長遴選委員會召集人陳其南更重砲轟擊，說文化局長的遴選根本是「充滿欺騙與作弊」，如此情況除被外界認為是「在野大聯盟」整合的失敗之外，遭質疑的黑箱作業，也為新市府的人事蒙上一層陰影。

其實，早在當初柯文哲喊出在野大聯盟時，外界就認為他在面對多方派系時，恐怕很難在人事方面取得平衡點，這麼說並不是說柯文哲不能選擇自己信任的人，身為市長本來就有權決定人事，不過如今號稱「全民參與」，卻又遭人質疑不夠透明，無疑令人感到誠意不足，這就是矯情！看來這些制度都需要重新檢討。

青年牌、網路不是萬靈丹

這次九合一大選一面倒，從民眾到媒體，以及實際參與選戰的政治人物，紛紛認為這是一場由網路主導的選戰，青年世代更在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不過回過頭來看，其他族群也很重要，其他族群是否能參與其中也是一個問題，而這也成為這次I-Voting票選局長結果出籠後，備受關注的焦點。

掌握宣傳及互動管道很重要，倘若好好利用網路的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但青年牌與網路世代也不是萬靈丹。用網路選勞動局長就出了問題，而這恐怕不是柯文哲以一句「制度沒有一次就完美」帶過就好，未來這制度的檢討將會是柯團隊的一項大考驗。

展望未來台北市政，柯文哲市長上任前後，各種新政策已經被叮得滿頭包，除人事遴選問題後續發展備受關注外，青年網路世代的動向又將如何影響市政也會持續為外界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