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中國稀土出口數據公布，去年全年出口量超過6萬噸，創下新高。幾乎在同一時期，商務部發布了《新技術出口管制措施》，將管理範圍延伸到那些使用中國技術或原料在境外生產的企業。這兩條信息揭示了當前中國稀土戰略的核心思路。

大陸若以稀土禁運作為反制關稅戰的武器，可能會刺激其他國家加速開發替代資源，並在國際上坐實「經濟脅迫」的指責，反而加速全球供應鏈與中國脫鉤。事實上，儘管近年來中國實施了更嚴格的出口許可管理，但並未真正切斷供應，而西方國家在壓力下對稀土產業的投資明顯加快步伐。因此，問題不在於賣或不賣，而在於如何賣。

中國不僅擁有稀土全球最大比例的儲量，更掌握了從礦石到高性能磁體漫長產業鏈中最核心的環節—稀土的分離提純與高端材料製造能力。全球市場上約九成的稀土精煉產品和永磁材料來自中國。將這種技術和產能上的優勢，轉化為一套穩定、可預期、且能被國際產業界接受的規則體系，是打破當前博弈僵局的出路。

為實現這種轉型，中國已在法律層面打下重要基礎。《稀土管理條例》確立了從開採到回收的全鏈條管理框架。而2025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措施，提出「境外特定出口經營者」概念，意味著即使稀土礦石在澳洲開採、在馬來西亞分離，只要生產過程中使用了中國的技術或設備，就須遵守中國規則。這種「長臂管轄」思路將技術優勢固化為制度。但僅靠管制是不夠的，還要主動為國際市場提供一套有建設性的合作方案。這可從兩方面著手。

其一，構建一套稀土穩定供應契約機制。這可借鑒碳排放權交易等國際機制的思路，向那些承諾長期合作的國際核心企業，提供中長期的供應配額和價格穩定性，而這些企業需分擔一部分供應鏈穩定與環境治理基金，用於中國稀土主產區的歷史遺留的環境治理和綠色採選冶技術的研發推廣，這樣能將商業交易提升為共同承擔供應鏈環境成本的合作。

其二，是設計技術授權與夥伴計畫。對於那些依賴中國尖端分離技術的海外企業，可以通過設立合資公司或技術授權方式進行合作，條件是對方必須與中國建立數字化管理體系，確保稀土材料的流向是可追蹤核查的，且不用於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領域。這樣就能從消極的圍堵變成積極的共管，將下游的國際企業轉變為維護供應鏈的利益共同體。

這套組合策略若得以實施將帶來多重戰略收益，最直接的是它會極大增加其他國家推動脫鉤斷鏈的經濟和政治成本。同時，這種區別對待合規夥伴與其他市場主體的作法，也能有效分化對華圍堵聯盟。更重要的是它將博弈的戰場從國家之間的政治對抗，部分轉移到商業規則對話層面。

單靠資源和成本優勢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取決於能否將手中的技術和產能優勢，轉化為一種可持續的制度優勢。這條從實力對抗走向規則共生的道路，考驗著中國在產業政策和戰略謀劃上的智慧。

（作者係中華兩岸人民文經交流促進會副秘書長）

俄烏戰爭期間，交戰雙方各自埋設了大量地雷，包括反戰車地雷和人員殺傷雷，造成慘重傷亡。其實，反制地雷有很多種手段，但成效略有差異。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除（掃）雷車除雷。本文將介紹美國M-1150突擊破障車（ABV）、美國M-1132工兵車（ESV）、德國野豬裝甲掃雷車等，均為現役除（掃）雷車。

地雷的一般特性

一般而言，地雷概略區分為反戰車地雷和人員殺傷雷。其中，反戰車地雷埋設於地面下，待裝甲車輛行經壓過便觸發引爆。不過，反戰車地雷引信有壓力閥設計，人員壓過並無法觸發引爆。俄羅斯研發的智慧型反戰車雷，由步兵放置於地面，其具備感應功能，可自動偵測目標並彈出詭雷，在目標上空引爆並攻頂摧毀。人員殺傷雷則多以埋設、近距離引線拔掉安全插銷方式觸發引爆，利用爆震和大量破片殺傷目標。

現役除（掃）雷車，配備前置排雷犁、滾輪、掃雷鏈條等，可將埋設在地下的地雷鏟出或撈出，藉以達到除（掃）雷的目的。此外，也有排雷線形裝藥（LDCS）發射車，可拋射裝有C-4塑膠炸藥的導爆索並引爆，以清除道路上埋設的地雷。若無除（掃）雷車，工兵也可改用小山貓推土機的鏟斗排雷，但駕駛艙需加裝防爆套件。

美國M-1150突擊破障車

M-1150突擊破障車是美軍掃雷和爆裂物的清除車。M-1150專案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提供資助，並主導其研發和測試；英國皮爾森工程公司，則提供前置排雷犁和其他掃雷配件。

M-1150是由M1主戰車底盤改裝而成，全重72 噸、全長40英尺（12公尺）。由於沿用M1主戰車底盤，動力系統仍為燃氣渦輪引擎，峰值可輸出1500匹馬力。M-1150配備一挺.50英吋（12.7公厘）口徑機槍和前置15英尺寬的排雷犁，並承載近7000磅（3200公斤）C-4塑膠炸藥。M-1150配備排雷線形裝藥，除雷作業時，將裝有C-4塑膠炸藥的導爆索向前拋射100~150 碼，在安全距離外，引爆以清除道路上埋設的地雷，讓部隊和車輛安全通過。

2009年12月3日美軍首次使用M-1150，當時其海軍陸戰隊在「眼鏡蛇之怒」的行動中，攻入在赫爾曼德省的塔利班據點。2010年，在國際安全援助部隊針對塔利班的莫赫塔拉克行動中，美國海軍陸戰隊首次大量使用M-1150。

2012年，美國海軍陸戰隊總共部署了52輛M-1150，其中34輛已量產。據傳，美國陸軍也訂購了187輛M-1150。2013年8月，美國部署6輛M-1150到南韓，提供第二步兵師使用，使其可快速突破雷區和複雜障礙地形（北朝韓非軍事區）。2021年4月，美國國務院批准澳洲購買29輛M-1150，由澳洲陸軍操作。

美國M-1132工兵車（ESV）

M-1132 ESV是M-1126 ICV的衍生型號，是美國史崔克輪型裝甲車系列的工程車版本，隸屬美國陸軍史崔克戰鬥旅的戰鬥工兵隊。M-1132可將工兵運送至戰場，並於工兵施工時提供支援。

M-1132配備一挺.50英吋（12.7公厘）口徑機槍和前置滾輪，並配備標線系統和地雷偵測裝置。該套滾輪可觸發反戰車地雷引信的壓力閥，用於道路上清除地雷，對崎嶇路面上的除雷效果不佳，但仍比人力清除快速。其他戰地工程作業，皆可由車內的戰鬥工兵班和車上的工具設備來施作。簡言之，M-1132並不具備完整的掃雷性能，應該算是附加除（掃）雷功能的工兵車輛。

目前，史崔克輪型裝甲車系列為八輪驅動（8×8）設計，概分為裝甲運兵車（APC）、防空/反裝甲武器系統車、120公厘口徑迫擊砲車、105公厘口徑突擊砲車、工兵車等，全重約17-20噸，最高時速100公里。其中以105公厘口徑突擊砲車最廣為人知，並成為他國模仿的對象。

德國野豬裝甲掃雷車

從2022年春季開戰至今，俄烏雙方都在交戰區埋設了大量地雷。尤其，2023年春季，烏軍開始展開大反攻時，俄軍於占領區內埋設大量地雷，包括反戰車地雷和人員殺傷雷，造成烏國軍民傷亡慘重。烏國政府曾多次向國際求援，希望獲得更多除（掃）雷支援。

稍早德國國防部已向烏克蘭提供4輛野豬裝甲掃雷車，協助烏國清除各種地雷，以降低平民傷亡。野豬裝甲掃雷車為1990年代，德國利用美國M-48 A2主戰車底盤改裝而成。該車配備前置排雷犁、滾輪、掃雷鏈條、地雷和即造爆裂物偵測裝置，使其具備完整的掃雷性能。野豬裝甲掃雷車由2名乘員操作，除雷作業時，可開闢出一條寬約4.7公尺的通道，讓部隊和車輛安全通過。掃雷速度則依地形、土壤成分、埋設地雷深度而定。

不過，近期俄軍公布烏軍春季大反攻受阻的照片顯示，有數十輛西方軍援的裝甲車輛遭擊毀。其中，包括美國M-113裝甲運兵車、M2布萊德雷步兵戰鬥車、德國豹二型主戰車、英國裝甲卡車/防地雷伏擊車、除（掃）雷車等，損失慘重。這些裝甲車輛多半是因觸雷而失去行動能力，再遭俄軍摧毀。此亦顯示，除雷作業時，地面裝甲車輛仍得依賴空優保護，才不會淪為敵軍攻擊直升機或單兵操作反裝甲飛彈的活靶。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在多數人的想像中，國際權力競逐往往體現在軍事部署、科技制裁或高層外交談判，但真正支撐現代國家運作與全球化秩序的，卻是一套隱而不顯的基礎設施體系，海底電纜正是其中最關鍵、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環。這些鋪設於深海下的光纖線路，承載著金融交易、政府通訊、軍事指揮與日常網路活動，是數位時代名副其實的「權力動脈」。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李光耀講座」教授郭琳（Lynn Kuok）於 2026 年 1 月 2 日在《Foreign Affairs》發表的分析，海底電纜正逐步從中性的工程設施，轉化為大國競逐影響力與安全優勢的戰略資產。不同於傳統的軍事力量，海底電纜的關鍵影響力不在於威嚇，而在於其一旦受阻，便足以在不開火的情況下，動搖國家運作的基礎。

這場無聲的競逐，對位處第一島鏈核心、海纜密度全球罕見的台灣而言，更非抽象的地緣政治議題，而是每日運作與長期安全的現實挑戰。當深海成為新型戰略前線，台灣的地理位置與高度曝險，正使其成為這場權力博弈中最脆弱、也最關鍵的節點之一。

全球海底電纜網絡擴張中

自2010年以來全球海底電纜建設進入明顯加速期，截至2025年底，全球已有約597條海底電纜系統投入運作或正在建設，總長度超過80萬公里，連接全球1,700多個登陸站。與2016年僅約320條系統相比，不到十年間幾乎翻倍，反映出數位經濟對高速、穩定資料傳輸的高度依賴。

這些電纜承載了全球超過95％的跨境網路流量與國際金融資料。每日透過海底電纜完成的跨境金融交易金額，估計高達約10兆美元。對高度依賴即時結算、雲端運算與跨境協作的現代經濟而言，海底電纜並非輔助設施，而是「正常狀態」得以存在的前提。然而，效率導向的建設邏輯，導致電纜路徑與登陸點高度集中。跨洲主幹電纜往往匯聚於少數海域與節點，使得特定地區成為結構性的單點失效風險，一旦受損，衝擊便可能迅速擴散。

脆弱性與事故頻率

從工程層面來看，海底電纜很脆弱。國際統計顯示，全球平均每年約發生150至200起海底電纜故障事件，其中約八成與漁船拖網、船錨誤下等人為活動有關，其餘則來自自然災害與設備老化。但正因電纜中斷並不罕見，使其成為地緣政治「灰色地帶」行動的理想標的。當斷線發生時，外界往往難以迅速判斷究竟是單純事故，還是帶有政治或戰略目的的行動。

2025年以來，波羅的海與西太平洋多起電纜受損事件，即便未必能證實存在敵意，卻已足以引發市場動盪與政治猜疑。這種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種戰略價值。即便短暫中斷，也可能暴露國家在通訊、金融與指揮體系上的結構性弱點。

台灣居關鍵位置與曝險

在全球海底電纜網路中，台灣占據一個規模不大、卻高度密集且無可替代的位置。根據官方與公開的資料整理，截至目前，台灣周邊共鋪設約24條海底電纜，其中14條為國際海底電纜，負責連接日本、韓國、東南亞與北美等主要網路節點，另有10條為國內海底電纜，串聯本島與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這些電纜構成台灣對外通訊、金融結算與雲端服務的實體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國際通訊幾乎完全仰賴海底電纜完成。不同於歐洲或北美可透過陸纜跨境備援，台灣在地理條件上缺乏替代路徑，使任何多點同時受損的情境，都可能迅速放大衝擊層面。即便只是短時間中斷，也足以影響金融交易、跨國企業營運與政府對外聯繫。

從風險結構來看，台灣周邊海域同時也是國際航運與漁業活動密集區。在全球每年約150至200起海底電纜故障事件中，多數與人為活動有關，這意味著台灣所面對的，不僅是單一事故風險，而且是一種長期存在、難以完全排除的結構性曝險。近年來發生於台灣周邊的多起海纜中斷事件，即便最終被認定為非蓄意行為，也已顯示這套系統的脆弱程度。更敏感的是，針對台灣海底電纜的干擾行為，極可能被納入灰色地帶操作的選項中。這類行動不必長時間癱瘓系統，只需在關鍵時點製造不確定性，便足以測試台灣的應變能力與社會承受度。

與全球趨勢相同，台灣的海底電纜高度依賴私部門建設與營運。這種模式在平時提高效率，卻在危機時刻暴露治理難題。當電纜受損時，其性質究竟是商業事故、刑事案件，還是涉及國家安全的行為，往往缺乏清楚的界線。

結語

對台灣而言，海底電纜不僅是科技或經濟議題，更是攸關安全與生存的結構性問題。當權力競逐逐漸轉向隱蔽而低門檻的場域，深海已成為新型戰略前線，而台灣正處於這場競逐的交會點上。真正的風險或許不在於哪一條電纜會被切斷，而在於是否已建立足夠的制度韌性與戰略認知，來面對一場從無聲斷線開始，但極可能撼動整體秩序的連鎖衝擊。

這場風險不會以驚天動地的方式現身，而更可能以「技術故障」之名悄然發生，測試的不只是基礎設施的修復能力，更是國家整體風險治理的反應速度與社會的心理韌性。唯有正視這場深海之戰的結構性本質，強化跨部門協作、提升備援能力，並積極參與國際規範的建構，台灣方能守住自身的連結權與安全底線。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1907年人類第一架直升機誕生後，直升機快速進入軍用市場，韓戰爆發後直升機先後擔任戰場搜救的工作，越戰時期直升機正式從原先單純的運輸轉型為具有攻擊功能的直升機。為持續增加直升機的運載、飛行距離、作戰效能，美軍正加速改變直升機的構型發展，目前朝向以旋翼機的模式前進（性能更為多元）發展。

美軍新一代的旋翼機MV-75於去年亮相，將於2027開始量產，中國大陸新一代的旋翼機也於去年試飛成功。

MV-75的構想與設計理念

美軍現役的運輸直升機仍以UH-60黑鷹直升機、CH-47契努克直升機、CH-53海種馬直升機為主，以數量、服役時間來說，UH-60的歷史在其中是最悠久的，從原始機種到最新改良，總數量達到5000架。隨著服役年限延長，美軍認為其機種的性能提升已達極限，為尋求新一代的直升機，美軍2009年提出新構想-未來直升機計畫（Future Vertical Lift），2019年再度增加新計畫，命名為「未來長程突擊機」（Future Long-Range Assault Aircraft），目標是期待未來的旋翼機能取代目前的舊款機種。

2024年通過考核後，2025年正式命名為MV-75，M代表多功能與特戰用途，V代表具備垂直起降的能力，75則是向美國陸軍成立的1775年致敬，該機為貝爾直升機公司的產品。

性能諸元、預計數量

起初在開發階段時，代號為V-280（2017年首飛成功），2025年美國陸軍正式命名MV-75，預計於今年展開一系列試飛工作。從美方公布的視頻中可發現，MV-75和傳統的直升機構型有很大差異，具體來說應稱之為「傾轉旋翼機」，和目前大量服役的MV-22魚鷹機有異曲同工之妙。動力系統方面，MV-75採用兩具通用動力公司的T64-GE-419窩輪軸引擎，每具能產生約4750匹馬力，駕駛艙由兩名飛官操作，後艙能搭乘12-14名全副武裝的士兵。

修長的機身長達15.4公尺，寬度為24.93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為14000公斤，巡航速度約每小時520公里，作戰半徑930-1480公里，最遠航程為3900公里，升限約1800公尺，機體能搭載約4000公斤貨物，外掛運輸則能運送重達5400公斤的物資。無論在長程運輸、速度、結構上，都優於上一代傳統直升機。最初美軍計畫於2030年前服役，但受到美國政策的影響，仍有可能在2028年以前優先服役於101空降師，特戰版本也會撥交給陸軍第160特種作戰團，預計在2040年前生產335架。

外型特色

傳統上，直升機分成主旋翼與尾旋翼，兩個旋翼以前、後分布作為呈現，然而美軍為提升新一代旋翼機的使用效率，包括提升其裝載量、航程，特別參考已服役於美軍的MV-22魚鷹機；魚鷹機同樣配備兩個旋翼系統於左右、兩側，旋翼能以直升機的模式垂直呈現，也能和運輸機的模式水平呈現，在進行各種飛行任務中，旋翼的變化反應不同的任務屬性，在實際任務中，若是執行小目標/範圍的任務，旋翼以垂直呈現，但若進行遠距離飛行或脫離危險的空域，會調整成水平旋翼。

新一代的MV-75在發動機的設計上維持固定不動，但其「旋翼與減速箱」仍能進行動態調整，該設計不僅大幅降低該機的使用成本，飛行模式也能和傳統直升機具有垂直起降、懸停的功能，也能轉向水平方向，並和固定翼飛機一樣快速飛行。

中國鑭影R6000的設計

在先進的軍武裝備中，大陸始終維持著自身的研發能量，即使解放軍目前的戰略仍然偏向守勢，但在科技的研製上也呈現高速發展。根據《環球時報》的相關新聞，大陸首款自製傾轉懸翼飛行器「鑭影R6000」，2024先於珠海航展「靜態」亮相，2025年底正式試飛成功，是「聯合飛機」公司的產品。根據大陸相關數據顯示，該旋翼機長度為11.83公尺，高度5.32公尺，寬度17.5公尺，最大航程約2000公里，最大起飛重量約6噸，實用升限約7620公尺，任務半徑2000公里，機內配備先進的航電、飛行操控系統，能以直升機模式垂直飛行，也能以定翼機的模式操作。目前陸方將其定調成商業用途，可應用在醫療救護、消防救援、海上人道救援、航空觀測等，若應用在軍事作戰，更增添想像空間。

隨著大陸在懸翼技術的進展，客觀上也能和目前正在推動的「低空經濟」（Low-Altitude Economy）進行整合，同時該裝備目前為無人駕駛系統，未來將朝向有人駕駛。無論是無人駕駛或有人操控，對大陸來說，新一代的傾轉懸翼設計也能應用在軍事領域，針對潛在的軍事衝突熱點進行部隊投送任務，可能的戰術方式是將其部署在兩棲登陸艦，從艦上起飛前往衝突點進行垂直立體登陸行動，這其實也凸顯出大陸裝備在發展上其實已考慮到「軍民兩用」的需求。陸方目前尚未確認其需求數量，但筆者認為鑭影R6000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無論是美軍的MV-75，或陸方的鑭影R6000，皆能看出旋翼機在技術上不斷獲得突破，中、美勢必是帶領該技術發展的領先者。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每天都在喝水，但多數人沒有想過自己喝下的那一口水究竟代表什麼？有些人相信「鹼性水比較健康」，有人只選熟悉的大品牌，也有人追求瓶身標榜的各式製造過程。然而，從科學到實際調查逐一檢視後才發現，許多看似「慎重挑選」的方式，其實並不能提升健康，反而讓人忽略了最基本、卻最重要的飲水原則，那就是安全、價格與環境友善。

鹼性水真的比較健康嗎？

在許多宣傳語中，鹼性、高pH值似乎成了健康的代名詞。但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體血液的pH值被緊緊鎖定在一個極窄的範圍內，只要偏離一點點，就會進入危及生命的酸鹼中毒狀態，需要立即送醫急救。這個自主平衡系統強大到日常適量飲水根本無法撼動，就算刻意飲用酸性或鹼性水，體內血液的酸鹼值仍然維持在原本的範圍內，不會改變。也因此，食品藥物管理署在官方報導中直接指出：至今沒有足夠科學證據證明，鹼性水能調整體質或帶來額外的健康好處。換言之，依賴飲用「鹼性水」來保養身體其實是個迷思。這樣的結論直接否定了廣告噱頭。

一份從2024-2025的民調顯示，民眾在選擇瓶裝水時，除了酸鹼值外，最在乎的項目尚包括口感、品牌、製程是否標示「煮沸」、方便性等等。但經以下分析後可以知道，許多考量其實不具實質意義，甚至根本不應該選擇瓶裝水。

製程是否煮沸及品牌迷思

瓶裝水要合法販售，必須通過「生物性污染零檢出」的規範。也就是說，無論製程是否寫著煮沸，法規上都不允許病菌或寄生蟲卵存在。這些年政府稽查力度加大，廠商的守法精神提高，在所有貨架上抽查的瓶裝水中，驗出生物汙染物的已近乎零。

品牌帶來的信任感可以理解，尤其超商販售的瓶裝水多屬大型公司，有完整檢驗與管控。大小地方活動時發送的免費瓶裝水不一定來自大廠，來源複雜度也較高，對於這類非主流品牌，民眾難免感到不安，也因此「看品牌」成了民調中重要的指標。

國外品牌與玻璃瓶水

美國參眾兩院曾共同調查市售瓶裝水的來源，結果絕大部分瓶裝水的來源其實就是自來水。另外，如果讓民眾盲飲不同品牌的水，結果口感與品牌並不成正比。

瓶裝水另一個被忽略的問題是環境代價與價格荒謬。雖然最直覺想到的是乾不乾淨、會不會有害健康，卻很少想到這一瓶水背後，究竟還附了多少看不見的成本。從製造塑膠瓶、運送、上架，到喝完後丟棄，每一個環節都在消耗資源、製造垃圾，如果把視角從個人拉到整個社會，瓶裝水真正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安不安全」，更需考量它對環境與荷包所產生的長期負擔。

一、環境無法承受的負荷。塑膠瓶一旦落入環境，極難被自然分解，即便被回收再製成花瓶、玩偶或巧手創作，那些塑膠仍舊不會消失，若消費者持續依賴瓶裝水，最終累積出的環境污染會愈來愈多。

二、價格堪比汽油。多位教授與校長都曾指出，若以毫升計算，瓶裝水的價格堪比汽油，而自來水煮沸後飲用安全又便宜，價格差距懸殊，從經濟面上來看，瓶裝水是一項高成本、低必要性的選擇。

口感真能喝出水質嗎？

許多人在挑瓶裝水時，總覺得「順不順口」很重要，甚至會把不同品牌的水視為階級的象徵。但若把品牌遮住，結果竟然大出所料。早期有實驗請民眾飲用各種水，大家一致把昂貴的玻璃瓶國外品牌選為「最好喝的水」，但答案揭曉後才知道，所有的水其實都一樣是自來水。這不只讓人瞠目結舌，更反映了一個現象，我們以為的「口感差異」很多時候不是舌頭給的答案，而是大腦被品牌形象左右的結果。

口感之所以被誤以為重要，是因為瓶身材質、包裝設計、標語與行銷手法，都會在不知不覺間影響感知，例如玻璃瓶常給人「更純淨、更高級」的心理暗示，價格較高的品牌也容易讓人產生期待感，而期待本身就足以改變味覺判斷。再加上，口感本身也不具健康意義，與其追求「喝起來比較順口的水」，更值得關注的是環保，以及是否真的有喝瓶裝水的必要性。

方便性設計與瓶蓋問題

除了品牌與口感，有些人也關注瓶蓋設計，例如：不脫落式瓶蓋（避免掉地上或弄髒）可再封回的瓶口；老年族群能否輕鬆開啟。

筆者非常同意方便性與使用者需求，這本來就是產品設計的重要面向。但重點應不止於只是瓶裝水，廠商更應重視其他日常用品，像是罐頭、調味料瓶和飲料瓶「不易開啟」的問題，因為高齡者與手部力量較弱者，常因此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利。

真正安心的水其實在家裡

綜觀所有民調結果與抽驗資料，不難發現一件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如果想追求安心，根本不需要依賴瓶裝水。人們往往忘記了身邊最容易取得、卻最不被重視的選擇－自來水。

台灣的自來水受到政府嚴格監管，水質標準明確、檢測項目齊全，每一階段都有層層把關。比起瓶裝水必須依賴廠商標示與良心，自來水的監督機制反而更透明也更可控，再經過自己在家煮沸後，安全更是滿分。飲用自來水，也能避免塑膠瓶大量堆積在環境中所造成的負擔，不需要再擔心如何處理垃圾或回收，也不會因為一次外出喝水而產生一個無法分解的塑膠容器。

總之，當許多人斤斤計較瓶裝水的酸鹼值、品牌口碑、是否煮沸、瓶蓋設計、口感差異時，反而忽略了家中自來水是最容易取得、最便宜、最能掌握來源與品質、也最符合環保原則的飲用水。健康從來不是依賴某個看似高級的瓶子，而是建立在科學、常識與日常習慣的累積上。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台灣高房價早就引發年輕人不滿，如今在美國對全球發起貿易戰的情況下，各產業受到嚴重衝擊，而政府只會得意洋洋地吹噓華麗的經濟成長數字，以及台美談判關稅的結果，年輕人卻看不到前景。尤其，賴政府的兩岸政策使兩岸兵凶戰危的氛圍更加濃厚，在「綠色恐怖」下，年輕人不敢說，但心中充滿恐懼，只好自我催眠，活在賴清德口中的「台灣人有錢有閒」。

台灣政壇近期為國防特別預算吵翻天，卻鮮少有人關注生育率低到「勇奪」全球第一的慘況。不少過去作為「生產火車頭」的青年公務員，因工作量大、薪資失衡，以及政府砍年金有違信賴保護原則決定不生，而一般年輕上班族及勞工根本不敢生，甚至不敢結婚。

在台灣區域發展失衡的情況下，年輕人不得不往城市集中，隨之而來的是高房價問題，本來期待政府興建社會住宅，賴政府卻嚴重跳票。年輕人永遠排不到社宅、永遠買不起住房，即便抱怨、抗議，政府也只是拿租屋補貼打發了事，卻不知道租屋黑市問題已讓租補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政府又宣稱台灣有護國神山群，經濟成長數字表現亮眼，卻不提高薪高度集中於科技業，甚至只有少數幾家，大多數年輕人實在感受不到政府宣稱的「高平均薪資」。當執政者嗨喊「台灣演唱會多，代表台灣人有錢有閒」時，卻不知道年輕人忙著加班或兼差賺錢，這就是為什麼連《經濟學人》都會指台灣生了「台灣病」。

其實無論是住房或薪資太低，都是結構性問題，政府必須砸大筆錢好好規劃改善，但賴政府只捨得編列1.25兆元國防預算，還要推動5000億美元投資美國，這是標準的掏空、榨乾台灣。政府若能將這些錢分配及運用得宜，可以讓台灣新生兒從出生到成年都不用煩惱，新手爸媽的壓力也會大幅降低。賴政府明知道卻選擇不做，一有人批評，就扣他人「不愛台灣」的帽子。

不過，話說回來，一切的源頭還是來自於兩岸兵凶戰危，以及台灣攪進大國的權力競逐，賴政府寧願選擇當棋子，也不以蒼生為念。在此情況下，年輕人當然不敢成家，不敢放手展現自我，除了低薪及產業失衡外，還要擔心台海發生戰爭，會莫名奇妙地被徵召上戰場，且還不是為台灣而戰，是為美國而戰。

筆者身邊有能力的年輕人，都在想辦法出國就業或移民，能力及條件不及者只好一天混一天，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何在。此外，最近不少年輕人因看小紅書、玩大陸研發的電遊，被青鳥網軍「抹紅」，心中實在不是滋味！

這些都是眾多年輕人的心聲，但執政掌權者為了選票或獨立建國的幻想，將一切質疑者或異議者都歸咎為受到「中共認知作戰」的影響，並且立即遭到「綠色黨衛軍」的圍剿。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台灣社會遲早會「劣幣驅逐良幣」，年輕人又怎麼可能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期待？

（作者係青年媒體工作者）

中國把國與家的概念合併在一起，稱為國家，不像西方稱國為國（nation）、稱家為家（family）。在中國，皇帝就是家長，以家的理念治國，必須愛民如子，所以孕育出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也成為後世歷代皇帝治國的標竿，雖然其中也出現一些荒淫脫序的皇帝，但那只是小股逆流，阻擋不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

中國大陸當前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它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人民」與「共和」並重，這正是以中國人本特色文化為基礎，吸取西方經濟理論，開闢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而走向創造世界命運共同體、世界大同的境界。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40多年後，追上了美、英、法、德、日、俄等國花了一百多年的成就，甚至有些方面還後來居上，創造出人類經濟產業史上的奇蹟，使得曾名噪一時的「中國崩潰論」淪為笑話。

知名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於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預言代議民主及市場經濟將是人類最終的選擇，並斷言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但現在看來，這種西式的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在美國已越來越衰落。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爭越來越尖銳，最近川普突襲委內瑞拉就引起其國內民意的兩極化。美國今天的政治衰敗和社會頹廢是多年積累的惡果，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與民主自由制度無節制發展的必然結果。美國國內的債務已達38兆美元，加息會引起經濟更加通縮，降息則使大量美元湧向海外，也會惡化國內的通膨。因此美國的經濟已陷入左右為難、前後矛盾的困境。

美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已走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金融資本階段。國內空心化、貧富懸殊加大等矛盾都是美國金融資本高度發達的結果。美國大多數人都熱衷於金融資本而鄙視低利潤的行業，這使得製造業、建築業、農業空心化，特別是大多數製造業搬到海外，希望以低工資、低支出，獲得更高的利潤。美國國內只有少數金融專家、華爾街老闆，大企業家在賺取巨額的利潤，而一般普羅大眾還是苦哈哈。這是金融資本發展到最後階段會發生的狀況：製造業外移，金融業昌盛，企業倒閉增多，貧富懸殊加大，社會矛盾激化，社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不僅美國，歐洲、日本等一度經濟國勢強大的國家，也在過度自由民主的政制下，形成內耗無效率的政治體制，大大打臉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美國雖然還是軍力最強的國家，但今日的美國像極了羅馬暮年的景象，跨越1600年的歷史提醒著我們：帝國的和平既需要實力支撐，也需要制度穩固。美國真正的挑戰不是外敵列陣，而是制度能否長久凝聚國民與財政，維持軍心與信念。以古觀今，由中美兩國的博弈或許可預測未來的結局。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演員行業的未來或許已經來到，而她的名字叫Tilly Norwood。Tilly是一位虛擬的AI演員，消息曝光後娛樂圈議論四起，她背後的AI人才工作室亦明確表態，目標是讓Tilly成為下一個Scarlett Johansson。

爭論的核心回到根本命題：AI能否真正取代人類的創意與勞動？美國影視演員工會執行長鄧肯提出警告，人工智慧正在重塑娛樂產業，若沒有適當的規範，演員可能得與自己的數位分身競爭工作機會。大學校園裡也正在上演一場詭異的爭論，學生們大量使用AI，但很多老師還在AI的道路上徬徨和茫然。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指向同一個核心困境，人們正站在智慧演化的十字路口，卻還沒想清楚該往哪裡走。

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有多強大，而在於人們如何定義自己的價值。當演算法能在幾分鐘內產出一本學術專著，當聊天機器人比任何教授都更有耐心地回答問題，當數位分身能完美複製你的聲音和形象，我們突然發現，過去用來證明人類獨特性的許多能力原來都可以被模擬。這種發現令人不安，因為它動搖了人們對自身價值的認知基礎。

AI的產出只是排列組合

但真正的威脅並非來自機器的能力，而來自人們對這些能力的誤解。許多人看到AI能寫論文、作曲、繪畫，就以為它具有創造力。事實上，這些系統只是在海量資料中找出最可能的排列組合，它們並不理解自己在做什麼，更不會體驗創作過程中的掙扎與狂喜。把預測性運算誤認為真正的理解，就像把錄音機當成歌手或把計算機當成數學家。

這種混淆的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問題，過去70年來，人文學科為了爭取學術地位，努力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把重點放在知識生產上。人們計算文本出現的頻率，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建立理論框架來解釋文化現象。這些工作當然有價值，但當機器能以更快的速度完成這些分析時，我們才驚覺到自己可能走錯了方向。人文學科的核心從來不是生產知識，而是探索存在的本身。

這正是AII帶來的真正機會，當機器接管了資訊處理的工作，人類才能真正專注於那些無法被演算的問題，例如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在不確定中做出選擇，如何在傷痛中找到意義。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也不能靠累積資料來解決；它們需要的是活生生的經驗，是在具體情境中的掙扎與領悟。機器可以告訴我們關於愛情的理論，但它永遠無法體驗心碎的滋味。

AI無法取代人文素養

更重要的是，AI的崛起讓人們看清人文學科在這個時代的真正使命。演算法會犯錯，不是因為程式碼有問題，而是因為訓練資料本身就帶著人類社會的偏見。要修正這些錯誤光靠工程師是不夠的，人們需要了解社會現象如何影響資料集，需要認識種族偏見如何潛藏在看似中性的數字背後。

這也是為什麼AI雖然重要，卻不能取代人文素養。學會AI只是理解機器如何運作，但理解機器為什麼這樣運作，為什麼會產生特定結果，需要的是對人類文化的深刻認識。當人們把整個人類文明的檔案庫餵給演算法，它學到的不只是語言模式，還有人們的價值觀、偏見、權力結構。如果沒有人文學科的批判視角，這些偏見就會被包裝成客觀真理，在數位世界中無限放大。

然而，現在的校園陷入荒謬的僵局，學生們想用AI工具學習，卻害怕被舉報違反學術誠信；教授們想探討這項技術對教育的影響，卻發現同事們寧願假裝它不存在。這種鴕鳥心態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讓學生在面對未來時更加茫然。當一個學生發現聊天機器人給予的專注與耐心是他從未體驗過的，這些反應都在提醒我們教育的本質必須改變。

無法被演算的人類特質

改變的方向是讓學生想做作業，而不是強迫他們做。當你無法確定作業是誰寫的，當機器能在幾秒鐘內完成需要花費數周的報告，傳統的考核方式已經失效。唯一可行的路徑是回到教育的原點，啟發學生對知識的渴望，培養他們提出問題的能力，而非背誦答案。

這種轉變也為人文學科帶來新的可能性，長期以來人文研究被批評為脫離實際，無助於就業。但當AI開始取代例行性的認知勞動，那些看似無用的能力反而變得珍貴。想像力、批判思考、同理心、判斷力，這些無法被演算的人類特質，正是未來職場最需要的核心競爭力。機器可以分析數據，但不能決定哪些問題值得解決。機器可以生成內容，但不能判斷這些內容是否該被創造。

 更關鍵的是，人工智慧讓人們重新發現人性的獨特之處。當沒有社交壓力，不需要取悅任何人時，學生終於能純粹地思考。這個發現顯示，人類社會中真正的專注與理解是多麼稀少；機器給予的可能是虛假的關注，但它的完美恰恰映照出人們的不足。

堅持人性和人的價值

AI確實會改變一切，包括學校的運作方式、學術研究的型態、甚至人文學科的定義。但這種改變不必然是災難，它可以是一次重生的機會。當機器接管了資訊處理的工作，人類才能真正專注於存在本身的問題。當知識生產被自動化，人們才能回到教育的本質，也就是幫助人們成為更完整的人。這個過程不會容易，因為它要求人們放棄許多習慣，質疑根深蒂固的假設。AI雖然厲害和無所不知，但它無法觸及人類無法被演算、無法被模擬、只能被活生生體驗的部分，也正是人性所在。

當機器學會思考，人文學科反而找到存在的理由。因為在這個被演算法包圍的世界裡，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理解，什麼讓我們成為人，什麼值得我們珍視，以及如何在技術的洪流中保持清醒與自由。這不是抵抗進步，而是確保進步的方向符合人性的需要。畢竟技術應該服務於人，而不是相反。在AI洪流中，唯有堅持人性和人的價值，才不會有「魔鬼終結者」式的未來。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營所稅預算數與實徵比較

台灣2022年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預算數僅編列7300億，但該年營所稅實徵1.027兆，以致達成率高達140.72%，超徵2972億。為此，政府在2023年將營所稅預算數調高至1.047兆，而該年實徵1.049兆，和2023年編列預算數接近。2024年政府營所稅預算數僅編列9715億，但實徵數卻高達1.121兆，達成率115.49%，超徵1504億。

2025年度營所稅預算數為1.180兆，較2024年度營所稅預算數增加2085億，應是政府考量2024年度營所稅實徵數來到1.121兆，故調高2025年預算數，不同於前四年的連續超徵。2025年1-11月的營所稅實徵數僅1.129兆，實際達成率僅95.73%。假設12月營所稅實徵數和2024年12月實徵數159.792億相近，2025年全年實徵數為1.137兆，實際達成率僅95.73%。換言之，2025年營所稅實徵數出現短徵420.64億，不再出現超徵，主要是政府刻意調高2025年營所稅預算數所導致。

綜所稅預算數與實徵比較

台灣2022年的綜合所得稅（下稱綜所稅）預算數僅編列5290億，但該年的綜所稅實徵數高達6551億，達成率123.82%。按道理政府應在2023年調高預算數，但政府編列預算數僅5862億，比2022年實徵數6551億還低，而2023年實徵數再度來到7551億，可知預算數編列過低是造成2023年超徵1689億的主因。同樣的，按道理2024年預算數應調高至7551億左右，但政府只編列6594億，凸顯預算編列過低。而2024年的綜所稅實徵數再度創歷史新高，來到8291億，導致2024年的綜所稅達成率為125.71%，超徵1696億。根據2022-2024年超徵數據可知，最近四年的綜所稅超徵是，因政府刻意壓低前一年度預算數所造成的財政幻覺。

2025年綜所稅預算數為8672億，比2024年綜所稅預算數增加了2077億元，估計是考量2024年綜所稅實徵數來到8291億元。不過，2025年1-11月的綜所稅實徵數為8297億，全年實際達成率只有95.67%。假設2025年12月的綜所稅實徵數與2024年12月實徵411億元相近，則2025年全年綜所稅實徵數約8708億，實際達成率100.41%，僅超徵36.271億。

根據以上數據可發現，2025年的綜合所得稅收不再出現超徵，主要是因政府刻意調高綜所稅預算數所造成的。

營所稅、綜所稅與經濟成長

除了2023年經濟成長率與所得稅收同步下降，2025年的經濟成長大幅上升至7.37%，但並未帶動營所稅與綜所稅等比例的上漲，尤其營所稅成長率僅1.4%。營所稅是企業有淨利才需繳稅，而營業稅，企業不論賺賠都要繳稅，由此顯示2025年台灣許多企業可能營業額很高但並沒有賺錢，或是許多企業匿報所得、低報銷貨收入或高報銷貨成本，造成營所稅的稅基被侵蝕。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台美關稅協議延宕多時，日前結果終於揭曉：美國要求台積電至少在美國增設五廠。如此一來，台積電在美投資金額，將從原本承諾的165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而且此金額還不包括隨後將赴美的半導體產業鏈在內。

此外，台灣將以直接投資2500億美元，間接投資2500億美元，總計5000億美元，換取關稅降至15%。消息傳出後，賴政府及綠媒鋪天蓋地說，這是「台美雙贏」的談判成果，但民眾不禁要問：「如果這是好消息，那為何要現在才投資？」台積電的美國子公司2025年第三季的獲利僅約140萬美元，相較於第二季的1.3億美元，單季淨利就暴跌 99%，凸顯成本壓力大。

近兩年台灣的製造業投資總額約在1.3-1.5兆台幣。換言之，台積電要在美投資3千億美元（10兆台幣），即等於全台八、九年的工業投資額總和；這還不包括台積電下游產業鏈可能出走的金額。

2019年7月，蔡英文政府提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吸引約1.6兆投資時，可以創造超過12.8萬工作機會」；若以此數據類比，台積電投資在美國的10兆台幣，將使得台灣失去80萬個工作機會。證交所2025年6月底公布「2024年上市公司非主管員工薪資中位數」排行榜，所得最高的產業集中在科技業，上市薪資排行前20名，半導體占14家，更包辦了前9名。這些高所得的工作一旦從台灣出走，勢必連帶影響眾多民生行業。

總融資規模達5千億美元的投資，除了會因資金出走帶動台幣貶值，投資美國的信用擔保機制是否會讓企業藉機脫產，也令人擔心。陳水扁任內就曾以金融改革為名，推動「二五八金改方案」，一次性注資1.4兆元來處理金融機構的壞帳。弊端最常見的方式是企業勾結銀行高管將資產高估，或在公司股價高檔時向銀行質押套現。不敢想像，當投資美國的5千億美元有去無回時，台灣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稱：「他們（台灣）必須讓我們的總統開心」。從軍購收錢不給貨、誣陷台灣偷走美國晶片產業及半導體技術到強迫台灣投資，川普對台灣種種行徑令人不齒，但台灣更像請美國白嫖的蠢蛋。台灣是美國半導體最主要的供應地之一，2023年台灣供應美國約195億美元的晶片，占美國同期半導體進口總額的35%。2024年5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眾議院聽證會上承認，「如果中國大陸掌控台積電，將對美國經濟造成絕對毀滅性，美國目前有92%的尖端晶片是向台灣的台積電購買。」可見台灣對美國在經濟及戰略上何等重要，台灣明明可以用台積電對抗，為何反而雙手奉上？還連帶將5000億美元轉移到美國。

賴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不折不扣的賣台行為。或許短時間內一部分人會被網軍、綠媒、名嘴鋪天蓋地洗腦，但當關稅條件所導致的各項負面效應接踵而來時，賴清德終將背負賣台的臭名，只是到那時台灣人恐怕已經後悔莫及了。

（作者係「誠實昇報」節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