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日前在日本媒體公然聲稱，台灣在二戰時與日本「同屬一國」，又妄言「慰安婦問題已經解決」，並誣指「九二共識是偽造的產物」。這些嚴重歪曲史實的荒謬言論，引起軒然大波。

馬英九痛罵李登輝「出賣台灣、羞辱人民」，國民黨揚言要刪除李的卸任禮遇，並與新黨共同呼籲選民「不要再選出日本人」。學界不分藍綠皆表示「台灣人不能縱容李登輝的親日史觀」、「歷史可以詮釋，不可扭曲」。只是，蔡英文仍表示「要包容不同立場」，柯文哲也要「馬英九不要擴大解讀」。

有論者提到，李登輝選在此刻發表媚日言論，除想替日本二戰侵略行為脫罪，也想教訓馬英九不要藉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對日本騷擾與刁難」，與大陸唱和，再度坐實了他甘為日本對抗中國大陸的棋子。

也有論者提到，李登輝此時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是想避免「九二共識」再次成為蔡英文2016的「最後一里路」。只是，「國統綱領」、「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及「辜汪會談」，都是李登輝在任內主導、拍板定案的，不但絕大多數參與者健在，文獻檔案也歷歷在目，李登輝豈能抵賴？

除以上目的，本刊以為李登輝大動作可能另有陰謀，那就是想在餘生推動「二階段憲改」，完成他及陳水扁「未完成的使命」。

今年2月及5月，李登輝兩度到立法院稱「憲改是台灣唯一的路」，他提及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選舉制度改良、總統及行政院長的權限、廢除考、監兩院等議題，但強調第一階段的重點在於降低修憲門檻。他呼籲立法院在6月底前通過降低門檻修憲案，以便2016大選時可一併舉行公民複決。

從李登輝8月22日在他個人基金會所舉辦的募款餐會上，發表「憲改藍圖，全民參與」演說可看出，他對立法院6月修憲草案協商破局深感遺憾，但誓言將繼續推動「二階段憲改」，而且要全民參與。

從一個曾經發動六次修憲，通過「凍省」及雙首長制，導致憲政次序大亂的人口中，聽到「要透過修憲建立權責相符政治制度」，縱然荒謬可笑，但我們絕不可小看李登輝的謀略及毅力。

誠如台獨憲改團體所言：降低修憲的高門檻，讓憲法變得「可以修」，才能與時俱進。蔡英文是台灣最有能力及意願執行「兩國論」的人，如她明年當選總統，綠營立委又過半，立院極可能在一年之內就通過降低門檻的修憲案，經公民複決，可製造「台灣住民自決」的假象；而修憲門檻一旦降低，第二階段修憲即可予取予求，甚至直接修改憲法本文，達到「制憲」、「正名」目的，使台灣進一步邁向「法理台獨」。

當務之急除盡一切努力阻止蔡英文當選、綠營立院過半，藍營中長期迎合李登輝及所謂民意的政治人物與學者，也必須徹底覺悟，與李登輝劃清界線，不再隨之起舞。當然，台灣人民才是決定台灣前途的關鍵，凡不想自斷生路，讓兩岸和平發展的果實得而復失的人，都應該做出明智抉擇。

前考試院長孔德成(1920－2008)，孔子第77代嫡長孫，襲封32代衍聖公。生父孔令貽是第31代衍聖公，因大房孫氏、二房豐氏和三房陶氏未有子嗣，於是就將三房陶氏婢女王寶翠納為四房，結果生下兩女德齊、德懋和長男德成。王在產後17天身亡，三房陶氏將德成納為己出，而孔德成竟誤認其為生母。

孔令貽的原配孫氏未生育，很早就已病故，其妾二房豐氏，也無出。續絃三房陶氏有一子，卻不幸早夭。孔令貽中年無子，憂心衍聖公絕後，遂將陶夫人的貼身丫環王寶翠收為側室。王氏先後生下兩個女兒。1919年王氏第三度懷孕。當時身在北京的孔令貽忽而病危，他口述致書給當時北洋政府徐世昌大總統和遜帝溥儀：「令貽年近五旬，尚無子嗣，幸今年側室王氏懷孕，現已五月有餘，倘可生男，自當嗣為衍聖公，以符定例。…但令貽病危至此，恐不能待。」同年11月8日，孔令貽卒於北京太僕寺街衍聖公府。

經曲阜孔氏家族內部商議，如王寶翠生下男孩，自當承襲衍聖公；如生下女孩，則由近支西五府的孔德岡過繼大宗承祧。1920年2月23日，王氏臨產，為防有人偷換嬰兒或出現意外，當時的北洋政府派軍隊包圍了產房，還到處設崗，並由一位將軍坐鎮曲阜孔府，山東省省長屈映光與孟、顏、曾三氏的奉祀官同時在場監督。孔府則把血緣關係最親近之十二府的長輩老太太全部請來，在前堂西廂靜坐監產。孔府上下門戶齊開，就連只有喜慶大典、迎接聖旨和舉行重大祭祀活動才開的重光門也不例外，門上還掛著弓箭，表示速到之意。

偏巧王氏難產，於是有人建議再開只有皇帝出巡，或祭孔時才能打開的曲阜正南門；也有人說孔府內宅的後花園地勢較高，壓著前面，必須將前邊的地勢抬高，「小聖人」才會進來。陶氏依言派人打開正南門，還把「魯班高八丈」的木牌掛在後堂樓的角門上，以抬高地勢。之後不久，孔德成終於順利誕生。孔府令人四處敲鑼13下，通報小公爺誕生，曲阜全城燃放鞭炮相賀，北洋政府亦於曲阜鳴禮炮13響，以誌聖裔不輟之慶。

孔德成出生17天時，生母王氏因產褥熱去世，年僅26歲。隨後孔德成由其嫡母陶氏撫養。1920年6月6日滿百日時，孔府收到北洋政府徐世昌大總統令，孔德成襲封32代衍聖公。

然而，迄今曲阜上上下下都盛傳，孔德成生母王氏是遭三房陶氏毒死的，而孔德成卻始終被蒙在鼓裡，誤認陶氏為生母，曲阜人因而忿忿不平，因此相關傳言甚囂塵上。對此歷史公案的真相，兩岸有必要詳加調查並公布真相，否則孔家長期受此黑幕罩頂，畢竟不是一件太光彩的事！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就在台北新光三越百貨信義新天地A8戶外空間，擺放一隻3.5噸重，幾乎與真象一般大小，名為《想『象』力》的大象。若不仔細看，可能會忽略眼前這隻栩栩如生的巨象，竟是由一片片冰涼的金屬鋼材焊接而成，再由「新台灣壁畫隊」6名跨領域藝術家－林福清、焦聖偉、拉馬．默提司，以及陳泰樺、賴嘉平、不舞．阿古亞那等人，共同聯手繪上色彩繽紛的圖案而成。

《想『象』力》由頑石設計創辦人程湘如擔任總策展人，即日起至11月1日於全台新光三越同步展出。展品共有104件，由去年才成立的文創新品牌「谷同金」以其擅長的金屬鋼材，經過造型設計的巧思與獨特工法，打造出一系列與自然為伍、同時還能展現出動態活力的動物作品型體，金屬鋼材作品上的彩繪設計，則由「新台灣壁畫隊」6名藝術家聯手創作。

展品除了兩隻重達3.5噸的大象，一隻《想『象』力》放在台北信義店展示，另一隻《幸福就在你身邊》擺在台南新天地小西門展出，另有高度超過280公分的《凌鷹展翅》、《萬象昇華》、《錢進雙瓶》等，期望民眾逛街之餘，透過藝術家們的想像力及創作力，體驗別緻有趣的空間藝術。

鋼鐵融入藝術 別緻有趣

谷同金母企業為創立35年的傳統產業「谷橋工業」，擁有專業的焊接及鈑金技術，以供應電子精密工業治具及周邊設備著稱。去年在程湘如協助下開始轉型打造「谷同金」，將鋼鐵融入藝術。谷同金擅長鈑金技術，再加上研發出科雕、冶塑及復古潑彩三大核心工法，為冷冽的鋼鐵注入美感與溫度。去年推出「鐵漢柔情」展得到市場肯定，這次又應邀參與新光三越秋季空間特展。

「這是谷同金第一次嘗試大件裝置藝術，光是模型就做了至少兩天才完成。」品牌總監洪文章表示，拼接時要注意左右對稱，一個不小心很容易裝錯。焊接更辛苦，要把大象翻轉成四腳朝天，人要鑽進大象身體內，又因焊接不能吹風，只能在封閉空間進行，此次工作基地選在台灣唯一有長毛象遺址的台南左鎮，天天豔陽高照，可以想像工作時汗如雨下的程度。

不舞．阿古亞那這次與母親慕乙聯手創作的展品《女神的祝福》，靈感取自原住民文化。慕乙說，山豬與孤挺花是鄒族的護身符，只要山豬走過的地方，代表該處必有水、有平原，資源豐富，雖然原民狩獵，但一次只獵一隻，絕不貪心。

曾經演過電影《父後七日》的陳泰樺，創作風格有著電光石火般的線條與艷色，作品《宇宙大象》靈感來自《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鯨魚肚內的神奇世界。他在大象身上塗上藍白兩色油漆，喬裝成北極地景的裝扮，完成生長在熱帶森林中的大象，想到冰原去旅行的心願，期許帶領大家進入冰原的感官世界，安定燥熱不安的心靈。

稻穗裝置櫥窗 豐收幸福

有別於老鷹每次俯衝都滿載而歸，生長在熱帶森林裡的小象，換上桃紅粉藍新裝，就在新光三越裡玩起捉迷藏；頭角崢嶸的梅花鹿，鬼靈精怪地慫恿身上烙著世界地圖的老實長頸鹿一起逐鹿天下。

有鑒於台灣有「稻米王國」的美譽，程湘如在此次秋季特展中也將一粒粒飽滿豐腴的金黃稻穗裝置於櫥窗中，搭配由藝術家們打造的動物作品，為秋季空間增添了秋日豐收的幸福感，讓置身在時尚都會的消費者也能感受到稻花香。

清咸豐8年(1858)，英法聯軍之役，大清被迫訂定天津條約，再開放5個條約港，「台灣」即其一。羅馬教廷一接到消息，要求200餘年前曾在台灣與荷蘭人競爭的天主教道明會(Domingc, O. P.)，重回台灣傳教。

次年(1859)5月，洪保律(Rev. Angel Bofurull.O.P)和郭德剛(Fernando Sainz)兩位神父抵達打狗(今高雄)，他倆的洋臉孔和白皙膚色走動在漢人間，突兀而醒目。根據郭德剛神父回報給總會的信件提到，當地民眾口耳訛傳，有人向官吏打小報告，說他倆來是為了榨取財務或侵占土地，官府遂將兩人逮捕、盤問刁難。此事幸虧一名鴉片商出面擔保，官吏道歉且釋放二人。然洪保律不堪這般折磨，身體羸弱不適，早早於6月7日返回廈門。

留在打狗的郭神父，四處租屋，卻一再遭拒。他滿心沮喪，睡倒在海灘上，附近漁夫同情他，帶到棄置海岸邊的廢船中休息，至少稍可暫避風雨。後終有人願把房子租給他，沒想到是個賊首，趁機向他敲詐，索價月租金6元。不久後，他在港邊買了塊地，用竹子和茅草搭了間小屋，道明會在台灣的傳教才算起步。

起初，道明會傳教地有二，一是打狗港前金，另一為萬金。前金到萬金之間，橫亙數個客家莊，一再箝制、攔阻傳教士前往萬金。這些客家莊民，正是歷來協助大清官府平定朱一貴、林爽文、林萬掌等地方民變的六堆，即今之萬巒（先鋒堆）、竹田（中堆）、麟洛和長治（前堆）、內埔（後堆），組織嚴謹、奮勇善戰，屢獲官府褒揚「義民」。

萬金、赤山是平埔族聚落，位在大武山腳林邊溪沖積扇上，夾擠在六堆客家莊和泰武排灣族部落之間。郭神父認為，道明會之所以選擇在萬金宣教，是因萬金莊民不是漢人，對天主教不具敵意，較能接受傳教。於是，清咸豐11年(1861)郭神父帶著傳道員卓享昭、教友阿土前往萬金，雖只停留10天，卻吸引許多人聽道。

清同治2年(1863)5月25日，前金玫瑰堂落成。次日，郭神父將堂務交給楊真崇(Rev. Andres Chinchon O.P)掌理，他到萬金莊以60圓買了一塊草叢地，用土埆疊成牆、覆以茅草成一小教堂，這是草創之初的萬金天主堂，8月即有40人受洗。

乍看，傳教工作似乎順利，實則不然。同年(1863)11月4日，郭神父起身從前金返回萬金時，先是遭轎伕敲了竹槓，後又被11名埋伏路旁的土匪，拿著矛、刀和槍，搶走了身上錢財、行李等。相傳搶劫地點，就在今萬巒鄉泗溝水、硫磺村之間。郭神父總算見識了，形容這是「懷有敵意的村莊」。

清同治3年(1864)，英國水手必麒麟 (W.A.Pickering)到打狗擔任海關官員時，也懷著冒險精神來到萬金，想一探平埔族。必麒麟在《老台灣》一書說，「我們在那裡受到慇勤好客的神父們熱烈歡迎。他們拿出最好的食物（主要是豬肉和米飯）款待我們，還有上等的烈酒、雪茄，供我們享用。」從這段描述可知，萬金突然來了個洋人，頗讓郭神父一解他挫折又孤寂的心情，一同抽煙聊天，當晚還讓出床鋪給必麒麟，欣喜之情顯露無遺。

對於萬金傳教招致客家人仇視，必麒麟也間接證實此事。從打狗往萬金途中，必麒麟到達阿猴（今屏東市）某一市集，那是閩粵聚落的交界。市集裡的人聽說他要前往萬金，都質疑他能否活著看到「長著尾巴又吃人」的野蠻人，一再警告他「經過好勇鬥狠的客家人地區時，可能遭逢危險」。但這些告誡卻絲毫未改變必麒麟的意志。在市集，必麒麟還與幾位客家婦女攀談、同行。他寫下這段珍貴的歷程：

在群眾中有幾位客家婦女，他們經過相當遠的距離來到這市場。她們的肩上放著一根棍子，挑了一些草和各種家庭製造品。她們買完了所想要的物品，正預備回去。…我試著用北京話，夾雜一些從福州茶商那裡學來的廣東話，同她們攀談，結果很使那些女人產生興趣。因為她們都能說閩南話，所以，我們毫無困難地了解對方的意思。…她們笑著建議我們，應該和她們一起走，大家走的是同條路。我欣然同意了這項建議，只因我充分曉得，她們和我們結伴的保護作用。

…那些女人們…對於我們這些紅毛「蠻子」的習慣與行為，也充滿好奇心。所以，她們的問題是無盡無休的。在天快黑之前，我們分別了。雖然她們愛好新奇，願意盡量同我們在一起，但是，她們不肯領我們到那些神父所居住的平埔番村莊，因為她們同那些人有著宿仇。

或許是這樣，必麒麟因受到客家婦女同行的保護效果，一路平安無事。

2年後(1866)11月29日，萬金天主堂遭縱火燒燬，元凶指向「懷有敵意的村莊」的客家人。李嘉祿神父描述火災時的情景：

那天晚上，有一夥人潛入天主堂，悄悄在聖堂竹編的牆上挖了一個洞，然後引火點燃。由於聖堂是用草搭的，頓時一片火海。幸好，有個男孩睡在教堂隔壁的小屋，他被熱度和爆裂聲弄醒，ㄧ看到火，馬上大喊：「叔公，著火了!著火了!」(莊民稱神父「叔公」)。…我馬上叫他敲鐘警告，召集教友。…有些異教徒也趕到現場，忙碌奔走，但他們不是來幫忙，而是趁火打劫，拿走了不少東西。…我們失去了一切，聖堂、住室和衣服都化為灰燼，只剩在匆忙中蒙著頭的披肩和手中的毯子。

為何會發生縱火事件？似乎萬金、赤山、加匏朗的傳教有成，讓傳統禮教與宗族觀念極深的客家人深覺不安。若參閱清同治5年(1866)台灣巡撫所頒的禁教令，以及根據通事潘水泉、土目潘政山、隘首潘德安供詞所寫下的《台陽見聞錄》〈洋人引誘社番入教〉一文，大抵可明白。文中提到：

自同治元年間，即有洋人到彼（萬巾莊），用銀勾騙社番，認為同宗，築蓋茅屋居住。…內有漢人，假充洋人，設堂傳教。所有萬巾、赤山、加匏朗三莊社番，約男婦二百餘人聽其所惑。每日在堂念經，名為禮拜。

對上述說詞，傳教士反駁說是客家人四處蠱惑謠言，從中慫恿官府，誣賴傳教士「搶奪礦產和霸佔領土」。傳教士更臆測，前不久客家人舉辦迎神賽會，群至天主堂要求捐款，遭傳教士以「崇拜偶像」拒絕，客家人惱羞懷恨，憤而縱火燒天主堂。

好一段時日，雙方就這麼互相謾罵、敵視。一下子流傳「傳教士在井裡下毒」，讓客家人緊張地圈圍籬笆、保護水井。一下又說，傳教士半夜潛入客家人墓地，偷走死屍，挖出心臟寄回家鄉作藥材牟利。甚至有村民說，親眼目睹傳教員「解剖屍體、挖出心臟，以屍體流出的血水澆灌蔬菜和罌粟花」，這一切都讓客家人惶慌、忍無可忍，而客家人激烈的抵制洋教，嘲訕、辱罵「野蠻人」，也讓傳教士驚懼不安。

地方上紛擾叫罵、詆毀訛傳，直到同治8年(1869)，在官府出面調解下，才趨緩和睦，甚至傳有客家人入教。次年12月8日嶄新天主堂落成，據說建材係由信徒以黑糖、蜂蜜、碎石、石灰等混合而成，至今未再改建。5年之後，史蒂瑞(Joseph B.Steere)曾至萬金莊、大武山調查，夜宿萬金天主堂，他親見許多婦人頸上掛有十字架。

如今，萬金天主堂山牆仍鑲著「奉旨」、「天主堂」石碑，材質是花崗岩，非台灣本地所產。據說其為同治12年(1873)7月，清廷頒詔諭令沈葆楨所鑴刻。此後，大清官兵行經此地必須下馬行禮，但此事難以查考。

民國36年(1947)到台灣調查旅行的日人藤島亥治郎，在《台灣的建築》書裡形容，「天主堂外牆用石灰漿塗抹成白色，雖然剝落得很厲害，卻散放著一股莫名的古雅味。」至今百餘年，天主堂大抵沒變其斑駁、古樸風，一襲歐洲修道院的建築風格。

（作者系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博士生）

1984年12月、1987年4月，中國大陸分別與英國、葡萄牙政府談判，先後簽署解決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陸續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相繼設立。

「一國兩制」方針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政策基礎。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係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規定設立的。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由行政長官、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組成。

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而享有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權利。特別行政區擁有的自治權如下。

1.行政管理權：特別行政區有權自行處理有關經濟、財政、金融、貿易、工商業、土地、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行政事務，也負責維持區內的社會治安。在中央政府授權下，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

2.立法權：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立法機關制訂的法律需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備案，但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其所屬的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不符合有關條款，可將法律發回，但不做修改。

3.不實行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特別行政區原有法律和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中者外，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

4.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別行政區除繼續保持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做的限制外，對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此證明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政府的證明書。

5.其他權力：特別行政區居民裡的中國公民可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居民選出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

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別行政區的事務。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關及其人員均須遵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特別行政區需辦批准手續，其中，進入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徵求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

回想1970年代，智障、唐氏症、腦性麻痺、自閉症等名詞對一般人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當時心智障礙者家庭面對的是社會的不瞭解和就學、托育、醫療、就業資源的缺乏。為了孩子生存的尊嚴與權利，一群智障者的家長開始組織交流，先創辦了《心路雙月刊》，希望能達成三大目標：溝通進步觀念、傳遞家長心聲、努力爭取權益。果然，該刊物如大地春雷般驚醒了眾人，1987年12月，台灣第一家由身心障礙者家長所發起的社福組織－心路文教基金會成立了，1999年更名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心路）。

心路提供6歲前幼兒的早期療育；也對15歲以上成人提供青年就業、居住、休閒、終身學習。

轉眼28年過去了，心路現在有32個服務單位，超過500位員工，分別在台北、新北、宜蘭、桃園、新竹、高雄，為智能及發展障礙者提供各項全人服務。

早期療育能將障礙減低

出生到6歲是兒童身心發展的黃金期，對於發展遲緩的幼兒，最重要的就是早期發現、早期療育。身心障礙絕大部分難有痊癒的一天，但良好的療育卻能將障礙盡量減低。

彤彤患有重度腦性麻痺，6歲的她每天認真地練習運筆。下課了，彤彤總是留下來幫忙把大家的椅子歸位，還將掉在地上的彩色筆撿好放在桌上，才去玩遊戲，而彤彤都是用僅能活動的左腳努力完成所有事。

罹患腦性麻痺導致彤彤的雙手十分緊繃，不管是伸直手臂，或要彎起手肘都很費力。經過仔細的觀察與評估，治療師發現彤彤比較能夠控制左腳，所以特別設計了適當的輔助器材，來訓練她運用雙腳。現在彤彤可以用腳推動特製椅在教室裡移動，能用左腳玩玩具、捏黏土、下載遊戲玩平板、運筆練習。乖巧又貼心的彤彤從不認為自己要受到特別照顧，在教室裡是老師的小幫手，備受老師與治療師疼愛。

專業整合、正常化模式是心路兒童服務的兩大理念。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將每一個發展困難的孩子所需要的個別療育目標，融入在與孩子實際生活經驗相符的課程和活動中，讓孩子能自然而然地在日常中學習與成長。

成年智障者可實現自我

智能障礙者長大後仍經常被稱為「孩子」，但我們稱他們為「青年」，因為他們渴望過著和一般人一樣的生活，擁有實現自我的機會。

智能及發展障礙的孩子在完成學校教育後，不知何去何從，成為家長們的一大憂慮。如他們不能進入職場，極可能會讓在校階段學習到的能力退化，並與社會脫節，也會造成家長沉重的精神與經濟壓力。因此，心路盡力提供他們各方面的教育與訓練，讓他們能和一般成人一樣，擁有尊嚴、自立的生活。

5年前，中度智能障礙的阿苓第一次接觸心路時，由於她長年待在家裡，沒有與他人互動的機會，很怕生。她在一年的訓練後有了很大的進步，老師因此把她轉往以職業活動和學習兼具的社區作業設施「心路工坊」。

之後，阿苓更上一層樓，到心路「一家工場」上班。在這裡，阿苓更加熟悉職場的規則，也提升了體力與耐力。阿苓本身有強烈的就業意願，在家人的支持及心路就業中心的媒合下，阿苓現在摩斯漢堡工作。更加自信快樂的阿苓經常回來心路探望老師，並和同事們分享在職場工作的大小事；她驕傲地告訴老師們，她現在領的薪水可以幫忙家裡！

服務擴及中高齡障礙者

2000年起，心路的服務延伸到中高齡智能障礙者及家庭，讓他們從不認識、甚至排斥外界的資源，到開始接觸福利、健康等資訊，進而能積極運用。服務累計至今，心路已讓529位服務對象與家庭有了更好的生活，並能融入社區。這項服務未來將持續拓展至偏遠地區，希望能透過到家訪視，瞭解居住在偏鄉的智障者家庭的需求，連結社區服務，改善原本相對弱勢的處境，讓他們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裡安老。

近30年來的努力，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心智障礙者的家庭願意和孩子走出來，也看到越來越多接納和關懷的眼光。放眼未來，心路仍將一秉創立初衷，以「智能及發展障礙者擁有美好的希望、尊嚴的生活與豐富的生命」，作為向前邁進的目標，也希望社會大眾給予更多的支持。

（作者係心路基金會公共事務部專員）

選舉可以說是台灣最熱門的活動，全民參與的熱潮更是世界數一數二，不但民眾強烈支持或反對某一位候選人，近年來不少藝人也為自己看重的政策或候選人站台，不過，支持的對象不同，往往造成不同的結果。最近就發生一件因支持洪秀柱而慘遭網友言語霸凌的事件，讓人不禁懷疑：台灣什麼時候開始只容許一種聲音了？

挺柱就該被霸凌？

隨著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許多競選人的文宣廣告陸續出爐，國民黨參選人洪秀柱找來許多青年正妹入鏡，其中人氣女團「伊梓帆」也在其內。

「伊梓帆」過去在網路上擁有眾多粉絲，不過，前不久拍攝完洪秀柱的月曆後，遭到許多不理性的網友言語霸凌，不堪的言語讓三位小女生相當難過，而後更被原屬球團 Lamigo宣布停賽，不讓她們工作。

事實上，「伊梓帆」這次是以個人名義出席活動，整個拍攝工作分文未取，也沒有幫其他對手球團站台，何來違反競業條款一說？在隨後與柱柱姊的見面會中，她們更直接打臉球團「雙方無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合約」，真要說外接活動，過去接下許多大型展覽Show Girl時，怎麼沒有被停權處分？

「政治正確」即為真理？

這種「顏色對了，就成真理」的情況，在台灣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去年太陽花學運時，許多反服貿的學生只因號稱有政治理念就違法亂紀、攻占立法院，卻不容許支持服貿的學生表達不同言論，甚至還扣上「傾中賣台」、「與人民為敵」的大帽子，顯然只要與「我們的意見」不一，「我們」就可以霸凌你、刪你臉書好友。

學運領袖陳為廷就是一個「反民主」的最佳代表。這並不是說他不能碰政治，而是任何人都不能透過非法及民粹的方式來「反民主」，甚至還霸著公立大學研究生的資源來大搞。值得慶幸的是，近來清華大學社會所因他學習狀況不佳而將他退學，看來清大還算是一個有學術良心的學校。

雙重標準愈形嚴重

去年九合一選舉前，人氣作詞人方文山推出作品「同一種世界」時，網友一致叫好，都說很「陽光」、有「正面的能量」，甚至還有人希望那可成為柯文哲的競選影片。沒想到當連勝文競選影片裡放入該首歌時，撻伐聲就排山倒海而來，甚至出現「腦殘」、「敗類」、「無恥」等不堪入目的字眼。

事實上，同一競選期間，方文山也幫民進黨參選者作詞，那些歌就沒遭到太多負面批評，這也成為「顏色對、站對邊就沒事」的最佳鐵證。

其他藝人及政治人物，如時代力量立委參選人林昶佐（藝名Freddy，是閃靈合唱團的主唱），先前於台北西門舉辦造勢音樂會，許多藝人，如金曲歌王施文彬、荒山亮都出席唱歌，卻沒有遭到任何批評。

另外，台北市長柯文哲最近也陸續幫立場偏獨的時代力量參選人林昶佐、洪慈庸等人站台，這與先前他宣稱自己要中立的原則背道而馳。

其實，市長參與政治輔選活動雖然沒有違法，不過社會觀感確實不佳，特別是先前他才下定決心要以負面表列方式明定首長「不可以做的事」，並想藉此規範自己要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如今替特定參選人站台，無疑是大大打了自己一個巴掌，為市府員工應該遵守的行政中立做了不良的示範。

這次「伊梓帆」遭網路霸凌事件，也並非完全是壞事，因為社會大眾經由此事件對於網路霸凌有了新的認識，並群起撻伐，也有越來越多選民發現社會因有不同的政治立場，而有嚴重的雙重標準。

在台灣，所有人民本來就有表達言論自由的權利，尤其在選舉期間出現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事。社會可以多元，但若沒有了善良及包容，那台灣社會將慢慢步入政黨耗國、民粹擾國、媒體治國、全民皆輸的局面，期望所有政治人物、民眾及媒體，都應該對這次的霸凌事件有進一步的省思。

中共18大以來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發展方向，這絕對不會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筆者看來，「國家治理」是基於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以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實際而提出的，具有戰略性的話語意義。

西方民主模式面臨困境

二戰結束後，為了與蘇聯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積極地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推銷西式自由民主，以便將其拉入西方陣營一邊。當時流行的是現代化理論，其基本命題是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民主。與此同時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模仿西方國家，確立以競爭性選舉和政黨輪替為核心的西式自由民主，就能實現同西方一樣的發展。

實際上，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把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意識形態對抗掩蓋了，造成政治發展被「二次簡化」：政治發展被簡化為民主化，民主化被簡化為競爭性選舉。可以說，西方政治發展已然出現一種「民主化」的話語。

大部分新興民主國家實行了選舉，然而，與競爭性選舉並存的是經濟不發展、貧困和貧富差距較大、社會分裂和對抗、腐敗等，這造成民主空有制度形式，並不能有效鞏固和運轉起來，而無效民主導致民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杭廷頓就指出，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化忽視了政治秩序的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政治秩序比民主化更為重要。

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使西式民主化的話語重新復甦，並更加注重民主化的複雜性問題，以及如何使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實現鞏固，但並未改變選舉民主的本質。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雖然沒有出現大規模回潮，但與民主並存的仍然是政治無序、經濟無效和社會分裂。即便在部分民主得以鞏固的發展中國家，民主也往往因為極端的社會分裂和對抗，淪為「沒有妥協的民主」。競爭和分權引起衝突和對抗，衍生出「為反對而反對」的議會民主和民粹民主，政府的權威受到極大的損害。

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可知，西式民主要能有效運轉有其特定的時空條件，一旦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會出問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其特殊的政治生態，例如，基於某一議題的重大社會分裂、經濟發展水準不高、公民未充分信任民主、外部勢力干涉等，這些政治生態都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走樣，也難以鞏固。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政治發展的特定階段恰恰需要的是民主妥協性、一致性的一面。不是民主不重要，而是對他們而言，政治秩序更為重要，這是基於比較政治發展而得出的序列化經驗。

近年來，隨著大陸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愈來愈多學者從比較政治發展經驗，而非價值層面，來研究西式自由民主。他們通過研究與反思，探索區別於西方，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

民主化可以有其他選擇

西方學界則大多不敢正視選舉民主與治理績效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說，西方學界不可能認同選舉是導致新興民主國家治理無效的根源，原因在於，這可能造成西方民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徹底崩盤。然而，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已證明兩者之間的確存在張力，這就需要檢視競爭性選舉民主的問題。

其一，「民主化」話語將民主等同於競爭性選舉，以此為尺規衡量發展中國家，有競選就有民主，沒有競選就沒有民主，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被嚴重簡化。這並不是說競爭性選舉一文不值，而是強調它在特定時空下的適用性。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化可以有更多適合本土特徵的制度選擇，例如政治協商、公民投票等。尤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缺乏同質性，競爭性選舉往往被放大為政治衝突性，致使政治妥協難以達成，對政治秩序和政府權威都造成極大的破壞，而這兩者又正好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要前提。

以此觀之，大陸「國家治理」是對「民主化」忽視的政治秩序和政府權威進行修正，更加關注到了政治民主的前提和條件。

其二，政治發展不單單是民主化，它還包括政治秩序、政府權威、政治穩定、法治化、政治自由、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等。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推進廣義的政治發展，而非僅僅關注民主化，才是正確的選擇；即便為了民主化本身能夠更加成功，也需要關注民主化的條件問題，這包括政治的其他範疇，還包括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考量。

大陸「國家治理」具有戰略性政治發展的視野，是正確的政治發展序列選擇。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當前，兩岸青年交流日益密切、持續發展，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推動力量。特別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台灣學子看好大陸及兩岸關係發展，選擇大陸作為其學習及施展才華的平台，赴陸讀書已成為台灣青年世代的新選擇。不過，他們在大陸的學習生活在呈現出明顯特點的同時，也面臨了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台生大陸求學熱的原因

隨著兩岸文教交流不斷深入發展，台灣學子赴大陸高校求學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自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以來，兩岸互動漸趨頻繁，交流速度加快，造就了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試圖透過各種方式瞭解大陸。在此情形下，「留陸」正漸漸取代「留美」，成為島內學子認識大陸的新選項。

二是兩岸綜合實力差距快速拉大。自1990年代起，大陸經濟保持持續快速發展，其創造的無限機會吸引了全球的資金和人才，也為台灣學子提供了充滿誘惑力的選擇和機會。反觀台灣，在國際大環境不佳及自身經濟結構問題日益突出的情形下，經濟持續低迷，薪資水準不斷倒退，最終造成資金人才的嚴重外流及產業空洞化。同時，台灣自1990年代以來的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大學的錄取率逼近100%，教育資源的供過於求衍生出教育品質退步、文憑貶值和就業困難等後遺症，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離開台灣尋找機會。

根據台灣TVBS於2015年3月公布的「台灣青年西進大陸就業民調」結果，台灣20-29歲的年輕人中，高達56%認為「大陸的薪水比台灣來的高」，約三分之一想到大陸發展。在海基會舉辦的台生座談會上，也有不少台生表示，「台灣的池塘不夠大，享受小確幸的終點就是在家終老」，而大陸最吸引他們的地方便是，「同一行業，大陸的薪資待遇及發展空間都要遠高於台灣」。

三是大陸不斷推出惠台舉措。大陸早在1985年就已開放高等院校招收台灣學生，自2005年起，大陸進一步推出多項照顧台生的政策：規定在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按照同等標準收費；對招收台灣學生的大陸高校和科研院所給予專項補助；專門設立「台灣學生獎學金」，對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覆蓋率超過30%；2010年宣布學測成績達到頂標級的台灣學生可免試申請大陸205所高校（含82所二本大學），2011年進一步放寬標準至前標級，大大簡化了台生申請程序；2013年10月又宣布台生可自願納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並與大陸學生按同等標準繳費，由當地財政為台生醫保提供支持，解決了台生在陸就醫問題。

台生在陸求學現狀及特點

總體看，近年來台生在陸求學現狀較為平穩，呈現出幾大明顯特點。

一是人數不斷增加，素質提高。自1987年大陸高等院校首度招收台灣學生以來，到2000年為止，赴陸就讀的台灣學生約3,000人。2000年以後，赴陸台生數量逐漸增長，特別是2008年以後，每年大陸高校都會招收約2,000名台生，在陸就讀的台生數量保持在7,000人左右。根據大陸教育部統計，截至2014年6月，已有3萬多名台生取得大陸學歷。

隨著台生赴大陸念書的趨勢成型，大陸優質高校對台生的學測標準要求也越來越高，使學生素質明顯提升。2015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錄取台生分數線為71級分，這個分數在台灣幾乎可以念醫學系以外的所有專業；此外，以往許多大陸高校對台商子女學校學生有降一級錄取的優惠，但由於越來越多的台生爭取申請大陸名校，不少學校已將這一優惠取消，例如自今年起，浙江大學一律以頂標、廈門大學一律以前標錄取台生。

二是院校及專業較為集中。儘管大陸開放台灣學生報考的高校及專業覆蓋面較廣，但絕大多數台生熱衷北京、上海、廣州及廈門等沿海城市高校，到內陸和西部就讀的台生數量明顯偏少，主要因為發達城市及沿海地區具有經濟發展水準高、知名高校雲集及台商台企集中等優勢。在擇校上，最受台灣學生青睞的有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等「985工程」院校，各地的中醫藥大學更是連年吸引台灣學子前來報考。近年來報考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台生數量增多，上海外國語大學等「211工程」院校也逐漸吸引台灣學子目光。

在專業選擇方面，台灣學生的志願基本上集中在應用型及傳統文史哲專業，如中醫學、市場行銷、工商管理、法學、語言、藝術等。其中，中醫學始終是台生到大陸高校就讀的最熱門專業，很多台灣學生看中大陸師資力量雄厚，大陸的中醫學歷在歐美國家及地區的認可度也較高，因此，即使台灣不承認大陸醫學專業文憑，每年仍有大量台灣學子前去就讀，這些學生主要集中在北京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和廣州中醫藥大學。

三是社團及校園活動積極性高，但多數認為學業壓力較大。台灣學生思維活潑，較具創意，時常以各種學生社團的名義，舉辦豐富多彩的課餘活動，對學校組織的參觀旅遊、考察交流及聯歡晚會等活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創新能力和團隊合作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雖然台生在文化、習俗、語言等方面能很快融入大陸生活，但對大陸高校的高強度、高密度課程適應較慢，特別是數學科目較為吃力。同時，在和大陸學生既競爭又互相學習的過程中，大陸學生的刻苦和勤奮也給台生帶來不小的震撼和壓力，不少台生直言，在大陸上學面臨激烈的競爭，「比在台灣辛苦得多」，來到大陸「第一個感受就是我們輸了」，大陸學生早已擺脫填鴨式教學，學生思想變得快、學得快，「幾年後就可以遠遠把台灣甩在背後」。

四是對選擇在陸就業意願增強。許多台生在陸就學後，逐漸顛覆了過去對於大陸的刻板印象，意識到大陸的繁榮發展將為自己提供更廣闊的機會。據2010年《遠見》調查，超過四成的在陸台生畢業後選擇繼續留在大陸，高於返台的比例；在可複選情況下，台生選擇登陸就讀第一是為了累積大陸的生活與學習經驗(51.8％)，第二是為了建立在陸人脈(50.4％)，第三是認為有助於未來事業發展(45.6％)，第四是為了提早熟悉大陸市場(44.2％)，幾項因素都與職場競爭意識有關，顯見台生登陸不僅是為取得學歷，而是大都把規劃放眼到畢業後，希望學生期間能夠熟悉環境，累積將來在大陸發展的經驗與人脈資本。另據2013年台灣相關調查顯示，20-29歲台灣年輕人願意赴大陸就業的比率逐年成長，已由2011年的32%增為2013年的48%。

台生在陸求學面臨的問題

雖然台生整體都能適應在陸生活，大陸也不斷推出舉措為台生提供方便，但是目前台生在陸求學仍面臨一系列問題。

一是相關資訊獲取管道有限。許多欲赴陸求學的台生表示，僅對大陸頂尖名校有一定瞭解，但不瞭解大陸各大高校的優勢專業。事實上，由大陸教育部主導的「2012學科評估結果」已出台三年，涵蓋95個「國家一級重點學科」，既有排名，也有分數，可謂是詳盡的報考指南，但台灣學生對此多不知情，只能依靠親戚朋友、學長學姐的經驗和建議擇校擇系。同時，以往學測成績公布之後，大陸高校都會在統一平台上公布對台招生簡章，但今年有許多高校直接公布在學校官網，原先的平台上只有4、5所學校更新，許多台生因為對這一變化事先不知情而焦急等待。

二是在陸就業困難重重。雖然大陸不斷完善台生在陸就業政策，一些省市也正在開放事業單位接收台生，但台生在陸就業過程中仍會四處碰壁。例如：大陸一些就業指導中心的服務只限於本地學生；在應聘過程中，幾乎所有網申過程都需要填寫身分證號碼（即便是知名外企也不例外），台生因為沒有身分證只能放棄；又如大陸一些公司對相關涉台政策不瞭解，面對台生身分不知如何報備，索性看到台灣人就跳過以圖省事。

此外，雖然台生熱衷赴陸念醫學專業，但台灣目前不承認大陸醫學學歷，因此台生畢業後無法返台行醫，而儘管大陸去年已放寬台灣人進大陸醫院工作的資格，但多數台生認為，大陸醫生的待遇及社會地位太低，因此，不是選擇回台灣當密醫，就是轉行在養生館、中藥行工作，辛苦完成學業後卻無法實現做醫生的願望，至為可惜。

三是兩岸青年交友容易，但價值觀仍存在差異。雖然大陸和台灣文化系出同源，但在經歷了長達60多年的分隔之後，各自留存了不同的歷史記憶，加之，台灣大學生自中小學階段就接受了李登輝、陳水扁的「去中國化」教育，更加深了對大陸的疏離感。在身分認同上，民調資料顯示，越年輕的族群，認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越高。不少台生表示自己很喜歡中國文化，來大陸念書從未把大陸當成假想敵，「和大陸學生交朋友其實很開心」，但認為大陸學生在價值觀方面與台灣學生有很大差異，「大到根本不覺得我們來自同一個國家」，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外國人」。

台生赴陸求學，不僅取得知識、獲得學位，也成為兩岸教育交流的體驗者、觀察者，為兩岸青年一代的接觸溝通打開了一扇視窗，可望從而成為兩岸教育交流的使者和兩岸關係的推動者。因此，兩岸應努力為在大陸求學的台生進一步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支持，為兩岸關係創造出合作共贏的美好未來。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實習員）

冷戰結束後，有學者認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將會下降，地緣經濟的重要性則會逐漸上升，甚至認為地緣經濟結構能夠重視地緣政治結構。但是，隨著21世紀的發展與地緣經濟的緊密發展中，卻發現地緣經濟的緊密結合不一定能夠強化地緣政治的穩定性，尤其是在今年的東亞與南亞地區。基於此，有更多的學者提出，地緣政治的結構依然有賴於軍力的威嚇，這導致東南亞地區新一輪的高科技軍備競賽成為醒目的新聞標題。但是，這種現象表示地緣經濟的緊密結合，不能強化地緣政治的穩定性嗎？如果做出這樣的解釋，恐怕是陷入以西方傳統地緣學說去解釋西方傳統地緣學說失效的邏輯。

2010年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戰略以來，就一直防備中國大陸的崛起會影響到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但美國又必須承認與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美國有必要降低與中國爭奪亞洲權力時所可能引發的軍事衝突。因此，美國在重返亞太的戰略中，擅於利用離岸平衡者的角度，也就是美國學者所說的，操作一隻手去對抗另一隻手，使美國得以在其中保持戰略平衡的高度，靜觀雙方的消耗與摩擦。從2015年東亞地區來看，更可以看出這種思維所帶動的國際局勢，以及美國和日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地緣政治對日本的影響

為了配合戰略上的需求，美國與日本戰術上的運用可明顯看到西方傳統地緣政治思想的影子，在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封鎖尤其明顯。影響美、日的地緣政治思想主要來自於西方傳統的地緣學說，包含馬漢的「海權論」與斯皮克曼「邊緣地帶」學說，形成為了封鎖陸上強權，海上國家需要聯合進行海上封鎖的傳統思維。

2015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美國宣布新的「美日合作防衛指針」後，日本外交上就更加積極拉攏與中國相鄰的菲律賓和越南，政治上則是強力推動相關安保法案在日本國會的通過。日本在外交上成效斐然，海上自衛隊不但藉著與菲律賓的聯合訓練進入南海，也與越南達成加強防衛與安保合作的共識。在政治上，日本則是利用執政黨在國會的優勢，強力通過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在內的安全保障法制的修正案。日本在這一波行動中，不只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最堅實的盟友，也成為美國在亞洲再平衡戰略中重要的一隻手。

西方地緣政治學說在定義軍事安全時，擅於利用民眾對於安全環境的憂慮，強調保護國家的利益。而日本資源貧乏，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及有經濟力的日本，日本民眾對於維持穩定的經濟需求有着強烈的危機意識。這讓日本政治人物喜歡利用西方的地緣學說，加大民眾對於安全環境的憂慮，進行政治操作。但是，從日本近代歷史來看，這種發展都是走向不利的道路，最後從預防戰爭到預防性戰爭，從積極的和平到主動的先發制人。

日本媒體上不斷出現戰爭威脅，再加上美國重返亞太的因素，日本自然成為美國最好的合作夥伴，因此今年安倍內閣強力解開戰爭的封印。在這過程中，安倍內閣付出的代價不只是經濟上的損失，還包含日本民眾的信任，更為甚者則是民眾對政治制度的質疑。不管是在沖繩不斷出現反對基地搬遷的遊行民眾，還是在日本國會前聚集的抗議民眾，都顯示日本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在蔓延發酵中，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的地緣學說適不適合一個希望和平的日本。

大陸提出「海陸和合論」

相對於美國與日本的地緣學說，中國大陸則是相繼強調海上國家與陸上國家能夠和諧發展的「一帶一路」理念。或者說，在2015年這一年，東亞地區的中國大陸與美、日之間的戰略理念，就是新的地緣政治思想「海陸和合」與傳統西方「海陸對抗」的地緣政治思想的差異，即使2015年即將結束，這種後續效應勢必仍然將延續下去。

大陸所提的「一帶一路」，其中包含的地緣政治概念正是「海陸和合論」，認知世界是處於不同社會制度並存，有多種國家模式競爭的時代。世界各種力量之間既有衝突又有共同利益，這與西方傳統的地緣政治思想不同。政治上，「海陸和合論」尋求與周邊國家，不管是社會制度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都尋求雙方的契合點和合作的最大公約數。經濟上，強調注重地緣國家的經濟特殊性，利用合作和開放提供發展的便利性，而不是西方所強調地緣國家的軍事價值，限制住其經濟特殊性。利用「海陸和合論」的概念解釋「一帶一路」戰略思想，也能避免以西方傳統地緣政治學說去解釋為何西方傳統地緣政治學說失效的邏輯。

不斷被日本媒體塑造為恐懼來源的大陸，所提出的「海陸和合論」與西方傳統地緣學說不同。當中，西方的學說常常出現戰爭、控制、對抗、封鎖等詞，而「一帶一路」常出現的則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名詞的強烈對照，更可以看出中、西方對於地緣政治認知上的差異。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不管是「單一多極」還是「二極」，儘管學者對於世界權力的解釋有所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21世紀民眾對於和平的需求有着普遍的共識，這也直接證明西方傳統地緣學說並不符合當代國際社會對於利益與安全的認識。

台灣必須做出抉擇

9月日本安保法案的過關對台灣的影響深遠。即使日本通過以戰爭威嚇達到和平的思想，與馬英九所提的「東海和平倡議」有所違背，台灣朝野對於日本通過安保法案大多認為有利於台灣的安全環境，期待日本能夠盡到國際責任，扮演在亞洲地區制衡中國大陸的軍事角色。這中間凸顯出，台灣朝野對於地緣思維普遍接受西方傳統地緣學說，這固然與台灣朝野人士長久接受美、日的教育有關，但也使得「東海和平倡議」理念遭人懷疑。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2011年後不斷被放大的「台日友好」，在這次事件中也讓人看到台日關係中的脆弱性。在安倍內閣強行通過安保法案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學者普遍質疑違憲，日本年輕世代也走上街頭發出不認同的聲音時，台灣學者與年輕世代卻站在安倍內閣這一邊，這等於站在日本民眾的對立面。簡單地說，就是涉及到戰爭議題時，是一槍驚了同林鳥，誰都不會願意為對方上戰場。

今年日本在最靠近台灣的與那國島設立軍事要塞，同時也傳出菲律賓計畫在靠近台灣的雅米島設立哨站，如果以西方傳統地緣學說來說，台灣自認為是美日同盟中的一員，自然會放大與美、日、菲的關係。但是，這無形等於犧牲了台灣的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近幾年台灣積極提出以藍海策略突破資源貧乏的困境，試問：如果海路都遭到日、菲的夾圍，又如何能夠實現藍海經濟？我們需要將發生在日本的事當作借鏡，重新思考台灣是要選擇低頭尊崇西方的地緣學說，還是抬頭參與中國大陸所提出的和平發展。

（作者係新北市人，現為武漢大學博士後研究員）